劳动力的动态管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劳动力的动态管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劳动力的动态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行政管理人员　劳动价值形态　功能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施政主体的劳动要素不健全和结构搭配不合理而产生的低效、负效情况屡见不鲜。同时，由于对劳动效果评价不准和判断失误而导致施政活动进人无谓重复、恶性循环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有必要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和效果形态加以深人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

    人类劳动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态，即潜在形态的劳动、流动形态的劳动和凝结(物化)形态的劳动。行政弓彗谁里人员的劳动也不外乎这三种形态，只不过共性之外更具有鲜明的个性罢了。

    1.潜在形态的劳动。所谓潜在形态的劳动，是指行政管理人员自身所特有的施政劳动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观察预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联络能力、疏导渗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参谋咨询能力、开拓进取能力、理论研究能力。

    2.流动形态的劳动。行政管理人员在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进行工作时.潜在形态的劳动便转化为流动形态的劳动，具体表现为“读、谈、讲、写、做”五种形式:“读”是一种知识性劳动，既是劳动能力的输出，又是劳动能力的积累，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先学一步，不断更新、拓展、充实自己的知识，在读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谈”是一种艺术性工作，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协商对话、家庭访问等形式，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化解各种矛盾，这是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讲”是一种职业性劳动，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学习、宣讲、报告等形式不断地向群众宣传先进意识、科学知识和各项方针、政策、法规、措施，取得理想的施政效果;“写”是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不可或缺的一种文秘性劳动;“做”是一种事务性劳动，往往展示行政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榜样感召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员所进行的流动形态的劳动，虽说纷繁杂乱，但这是他们直接创造价值的重要一面。

    3.凝结形态的劳动。流动劳动消耗的结果，便转化为凝结形态的劳动，或叫物化了的劳动。大体表现为人们认识能力的增强，思想觉悟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生产劳动积极性的焕发，政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以及由此派生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等等，这是施政工作的最终产品。衡量施政工作效果的大小，主要以行政管理人员的凝结形态的劳动为标志。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一种具有特质的社会性劳动，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即政策性、抽象性、创造性、忘我性。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是一种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忘我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甘为人民的“儒子牛”精神，是行政管理人员最起码的职业要求。

    二、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价值形态

    1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从行政管理人员工作所影响的范围划分，执政效果可分为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全社会受益的施政效果，叫宏观效果。某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行业受益的执政效果叫微观效果。宏观施政效果包含微观效果，微观施政效果量的积累构成宏观效果。行政管理人员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各单位、各部门、各行业微观施政效果的大量积累，形成社会性的宏观效果。在某种情势下，要获得较大的宏观施政效果，往往要牺牲某些单位和部门的既得利益，暂时影响该单位的和部门的微观施政效果。这就要求该单位、该部门的同志顾全大局，努力工作，决不能把谋取本单位的微观施政效果建立在损害全社会的宏观效果之上。

    2.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按某一层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付出的一定劳动量，首先可以获得两个方面的施政效果:一是主体效果，即行政管理人员通过施政实践积累了知识，丰富了经验，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二是客体效果，即通过有效施政激发了工作对象的生产积极性，给本单位带来了效益，我们把某一层次行政系统所获得主体效果与客体效果之和称为直接施政效果。

    随着该系统工作人员更加卓有成效地工作，他们创造的施政经验，还会影响和带动其它系统与部门获得理想的施政效果，这种“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五枝十枝花”的效应，我们把它称作间接施政效果。由于间接施政效果是在波及和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又称为波及效果。这种波及效果连锁反应，再波及到其它行业和层次所产生的效果，可称为扩波及政工效果。

    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自身的艰苦劳动，创造直接施政效果，加速间接施政效果的波及与扩波及，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3.隐效果与显效果。按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价值形态划分，可分为隐效果与显效果。行政管理人员虽然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但他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去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从初层次来说，解决了一个或几个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从深层次来说，引起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这些存在于人头脑中新确立的主观精神，直接支配工作对象的行为，这是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价值的内在表现形态。由于这种施政效果并未游离出人体之外，故称为隐效果。

  人们思想境界的升华和付诸于实践，必然用语言、情绪、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最终表现为群众积极性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这种由精神价值形态转化为物质价值形态，称为显效果。

    一般说来，行政管理工作的隐效果决定显效果，思想支配行动，行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但显效果对隐效果有巨大的反作用，社会实践又可以促进思想理论的升华，使思想认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使施政目标、内容、措施有机融合其中。

    4.独创性效果与共存性效果。按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来划分，可分为独创性效果与共存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员依照自己的工作范围进行工作所产生的施政效果为独创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员配合其它社会工作交叉产生的共同效果为共有性效果。行政替理工作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绝对意义上的独立性施政效果是不存在的，它们两者之间是既相互交又、又相对独立的关系。

劳动力的动态管理范文第2篇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就业富民，已成为我市当前各级党委、政府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而要将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巨大的发展优势，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尤为关键。近年来，我市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作为就业富民、保障利民的重要工作来抓，大力实施“阳光工程”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绿证培训等农民培训工程，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通过培训提高就业层次，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我市“富民强市”目标的实现。下面我就把我市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实践情况做以简单剖析：

一、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方兴未艾

九台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据统计资料反映，2002年我市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指数不足8年，仅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瓶颈”。针对这一现状，我市大力开展各类培训，有效整合培训资源，每年培训农村劳动力都在22000人以上，并实现了培训与就业的紧密连接。尤其是今年以来，根据上级提出的“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培训率超过50％，新增转移人员组织化程度达到50％”的要求，我市坚持劳动力转移培训先行的做法，截至10月底，已举办各类农村劳动力培训班141期，培训农村劳动力19950人次，占今年全市农村劳动力培训任务指标的90％以上。主要以技能培训为主，培训专业有计算机、服装缝纫、铝材加工、汽车驾驶与维修、电子电器、工程机械、建筑、保安员、宾馆服务员、餐饮服务员、家政服务员、食品加工等十几个工种。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1.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

为了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年初农村经济工作目标确定前，市委领导就劳务输出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把劳务输出工作做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县域经济突破的一个重要环节，列入到今年农村经济工作中来，成立了考核组，就劳动力转移进行全年跟踪考核。鼓励各乡镇成立劳务输出公司，保证每个乡镇成立劳动保障事务所，在组织上建设上逐步完善输出体系。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在市农村劳务输出工作协调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形成由市劳务输出工作协调小组牵头，劳动、农业、教育、交通、畜牧、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各镇政府协调配合抓培训的工作格局，建立了市、镇、村三级网络，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培训；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月报制度，及时掌握各镇、各部门培训动态和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提高了转移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整合培训资源，发挥最大效应

围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这一中心，在全市有效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充分发挥最大效应。一是利用职教中心、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资源优势，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如我市把电大、职业高中、技校、农专、中专五校统一合并成立了九台市职教中心，每年都要为我市培训出旅游、餐饮、美容美发、电子电器、计算机等各类人才6000人以上；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也通过“阳光工程”培训、绿证培训、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经纪人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等示范工程，每年为我市培训各类人才7500人以上。这些人才全部输往全国各大城市，十分抢手，供不应求。二是通过劳动部门成立的各种职业学校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如梦神美发学校、博硕电脑学校、文波职校、千银缘美容美发学校等每年都能为我市培训专业技术人才5500人以上。三是充分借助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力量，帮助培训农村劳动力。我市每年都要聘请吉林省农科院、通化农科院、吉林农大等科研院校的专家、教授亲临授课，或采取将农村劳动力送到科研院校培训等形式进行全面培训，每年都可培训农、林、畜牧等方面技术人才1000人。四是发挥各类行业协会的培训基地及社会办学力量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方面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市已成立了农业、农机、畜牧、林业等多个行业性协会，这些组织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开展专业性技能培训。今年截至10月底，农业行业协会培训农业技术人员近1000人，农机行业培训农机驾驶及操作人员近500人，其他培训达500人。

3.拓宽培训方式，适应市场需求

根据我市多年来转移农村劳动力积累的经验，以及所掌握的市场用工信息和地方实情，我们坚持以市场需求为主导，多形式、多渠道地开展各类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一是加大中等职业技术培训力度。据统计，我市每年培训中等职业技术人才、技术工人约7000人，约占新增劳动力的30％。如我市职教中心发挥培训基地作用，开设了旅游、餐饮、美容美发、电子电器、计算机、汽车驾驶与维修等专业，今年截止10月底就培训6000人以上。同时，我们还主动加强对外联系，与市外技工学校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利用他们优越的办学条件、雄厚的师资力量帮助培训技术工人。目前，我市与吉林农大、省农校等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每年送培1000多人，并全部实现了就业。二是依托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积极开展“订单式”、“定向式”用工培训。针对周边大中城市、省外经济发达地区及本地用工单位提供的大量用工信息，采取短期培训的方式，对务工人员开展礼节、礼仪、进城务工常识、劳动保障政策法规、专项技能等方面的岗前培训，让他们能尽快适应企业环境，近两年先后为我市培训10000多人。三是结合农村多种经营结构调整，广泛开展各类农村多种经营实用技术培训。针对目前许多农民迫切需要掌握1—2门多种经营技能的愿望，市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协助各镇以“绿色证书”和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为主线，广泛开展各类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帮助一大批农村劳动力实现了产业内的转移，广泛活跃于各农场、林圃、花卉、果园、特种养殖等技术岗位，成为“拿工资”的新型农业工人。今年共培训这类人才7500人以上。四是积极开展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岗位竞争能力。

二、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任重道远

虽然我们在农村劳动力培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照新形势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要求，培训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我们予以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领导重视程度不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力度不大。当前，各镇、各部门都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经济的第一要务来抓，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研究不多。一些地方领导在发展经济中的急功近利思想，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讲得多，做得少，影响了工作的成效。

二是农民思想观念守旧，接受培训的意识不强。相当一部分农民习惯于散漫的农村生活节奏，对接受培训掌握就业技能存在畏难情绪；还有一些农民由于缺乏就业指导，没有明确的职业取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培训，对培训是否有助于就业有所顾虑。因此，即使转移培训是道免费的“午餐”，农民光顾的欲望也不强烈。

三是培训经费短缺，制约了工作的开展。不论是农业实用技术培训，还是职业技能培训；不论是“订单式”用工培训，还是短期培训，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就我市而言，预计一年的培训经费约需100－500万元，而目前仅仅依靠市、镇财政投入，难以弥补较大的缺额。

四是培训基地建设缓慢，难以产生核心效应。尽管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各类龙头企业、专业技能人才和行业培训机构遍地皆是，但由于未能抓好培训基地建设，没有产生典型示范作用，社会反响一般，也影响了培训工作的成效。

据估算，近三年九台市进入16岁年龄段的人口每年约30000人左右。在农村除了一部分接受高等教育和立志务农的外，大部分需要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因此，对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实行培训，帮助其掌握一定的技能技术，实现其创业致富的愿望，是摆在市镇两级政府和劳动保障部门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所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任重道远。

针对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大领导组织力度，切实地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在市、镇两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中，建立培训工作的专项考核指标。市、镇两级明确制订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严格督查和考核，真正让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有位置、有计划、有核查、有台账、有延续，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二是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造势，积极倡导“外出务工光荣，就业培训为先”的思想，切实转变一些农民“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提高农村劳动力大胆走向城市，大胆走进二、三产业择业的热情，鼓励农民参加各类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让转移就业的农民“精一门、懂二门、学三门”，适应市场发展需求。

三是进一步优化培训资源，抓好培训基地建设。我们将在市、镇、村三级就业培训组织联动、各类培训机构协调配合的基础上，根据我市实情，积极创办3～5个培训基地。

四是加大培训经费投入，确保资金落实到位。积极争取各级财政给予政策倾斜，确保农村劳动力培训专项基金按时足额划拨到位，专款专用，并按规定及时补助到位，提高培训用人单位的积极性。

劳动力的动态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制度因素；实证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确立了农村，解决了劳动者自和积极性的问题，迅速发展了农业生产。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农民成为乡镇企业工人、城市民工等非农产业农民，促进了城乡经济交流，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但近几年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城乡发展政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用工荒和剩余劳动力并存的问题，引起关注。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制度因素的理论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给出的制度定义可以概括为制度是一种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中的制度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经济中的当事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以政府和农民作为经济主体。研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进行制度设计，农民如何进行转移的动态博弈。当政府设计的制度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农民选择转移的成本过大，收益小于预期，农民选择不转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转移的；当政府设计的制度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则情况相反。农民选择转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不转移的。农民视政府制度的不同而动态地变化自己的策略，进行是否转移到非农产业的选择。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其转型的实质就是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在中央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要求畅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发挥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

二、哈尔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制度因素的计量分析

(一)制度因索量化指标的选择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作用下的城市发展进程、市场化程度、要素流动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从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劳动力流动程度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测定制度因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

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部门就业率指标测量(EMP)。即非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市场导向的非国有部门发展程度反映了市场发展的程度，非国有部门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主渠道，因此非国有部门就业率的高低可以反映经济成分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城市化水平用三产投资比重，即三产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的比重测量(SERI)。用三产的建设投入大致反映城市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程度用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劳动力占城镇新增劳动力的比重来测量(COUL)。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具有流动性，制度因素可以加强其流动性，引导其流动方向。用这一指标反映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制度因素的计量分析

选取1994年到2009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的计算用进城“农民工”人数加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的方法。即城镇从业人数减去城镇职工人数得到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减去农业就业人数得到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二者之和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

运用SPSS 11.0对非国有部门就业率、三产投资比重、劳动力流动程度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1为抽取因素标准，抽取一个因素，解释变异量为64.92％，KMO大于0.5，可以用因素分析法综合为一个制度影响因素指标(I)。

I=0.282xCOUL+0.970xEMP+0.963xSERI

(三)制度因素影响程度的检验

用SPSS 11.0X对制度影响因素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考虑到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时滞性，采用滞后两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与制度因素进行相关性检验。在99％的置信度下SIG=0.000，相关性为0.919，相关性显著。

通过分析可见，反映较高市场化、城市化程度的制度因素指标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力流动程度指标，可见。在劳动力流动中还存在阻碍因素，还需要设计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具体制度来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三、促进哈尔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建议

(一)加快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依靠制度，只有进行根本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解决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难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以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进行更有效率的制度设计有效率的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促使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提供合理的推力；设计有效率的二、三产业发展的制度，促进城市经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从而为剩余劳动力的平稳、有序转移创造必要的拉力；设计有效率的经济要素流动制度，主要是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推动和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加速器。

(二)作为制度制定者的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保证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

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管理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以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和确保劳动力平稳、有序的转移为原则，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档案，提供劳动力供求的预测预报信息，增加劳动力流动的有序性，减少盲目性；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三)完善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建立和完善职业中介组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给予优惠措施，减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规范市场规则，完善用工制度，在加强正式制度对劳动力的影响的同时，发挥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发挥信息网络的服务作用，加强农村基层网络设施建设，让农村劳动力享受同样方便快捷的就业信息，最大程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就业岗位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王文博，等，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2，(3)

[2]陈传永，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青年思想家，2004，(2)

劳动力的动态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税式支出；影响；雇用；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2-0069-06

一、引 言

目前，我国正处在国际经济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外夹击之中，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沉重的就业压力已成为事关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肿瘤”。如何能积极有效地增加劳动力需求，促进社会就业——防止“肿瘤”癌变，也就成了中国政府的一项战略任务。而税收作为国家收入分配的重要经济手段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自然也被赋予了促进社会就业，增加劳动力需求的使命。由于劳动力需求的主体——企业即纳税人的追逐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因此，纳税人非常关心由于雇用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其总成本的影响。如果纳税人增加劳动力需求，能够使其获得更多的利润或额外的收益，纳税人就会增加劳动力的雇用。反之，如果增加劳动力雇用使纳税人的利润减少或无法产生额外的收益，纳税人就会维持现有劳动力需求水平，甚至减少劳动力需求，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一般而言，政府的减税政策能够通过刺激总供给与总需求，发挥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反之，政府的增税政策则会产生削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但是，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纳税人的结构因素，就会发现即使在政府实行减税的税式支出政策时，由于税式支出的对象不同，而会相应地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

二、文献综述

关于税收政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国内外的学者都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与分析。

（一）国外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较高的税负水平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并削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意愿；二是探讨对劳动征税的税收负担如果是由雇主承担，则税收“楔子”的大小是否会对雇主（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行为产生影响；三是探讨如何通过税制改革和完善税式支出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与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目标。

Daveri and Tabellini（2000）[1]认为，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失业增加，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导火索”就是税收“楔子”过大，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产生了消极影响。Koskela（2002）[2]研究认为，提高资本税率并降低劳动税率，会促使雇主选择以劳动替代资本。他们指出，这种税式支出将降低生产的边际成本，增加生产的产出，增大雇用劳动力的需求量。Alex Easson（2003）[3]认为，政府可以向高失业地区的投资提供税式支出刺激纳税人雇用劳动力，也可以将税式支出直接与纳税人吸纳劳动力就业挂钩，把提供一定数额的新就业岗位作为享受税式支出的条件。Howell H.Zee（2005）[4]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概念、问题及各国比较》中认为所得税不可避免地影响个人的行为，而且具有双重效应，即税收会减少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愿望，使劳动力更多地消费休闲；税收也会使劳动力感觉到贫穷而更多地工作。这两种效应可能相互抵消，因此导致了劳动力的就业工资弹性很小，但这并不意味着计量税收效率成本的替代效应本身很小，税收替代效应还可能很大。Kosi Tanja（2006）[5]实证考察了欧盟国家劳动税收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并着重研究新欧盟成员国就业的变化情况。他们运用OLS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楔子对就业和失业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在欧盟国家税收对失业产生的影响较弱，但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楔子对整个欧盟国家的就业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而且欧盟转型国家的劳动税对就业增长的负面影响大于其他欧盟国家。

（二）国内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研究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就业问题，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政府在促进企业增加劳动力需求中的作用；二是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取向；三是税式支出政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贾康（2003）[6]在《采取得力措施，缓解就业压力》中认为，实施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应倾向于那些有经济和技术方面适用性的劳动密集型的纳税人。孙胜利（2003）[7]在《我国就业问题对财政的影响与压力》中指出，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就业资金投入，加大保护就业弱势群体的力度，通过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开辟新的就业岗位。罗宏斌、周红梅（2005）[8]的观点是税收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对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对有利于经济发展，并能吸纳较多劳动力的纳税人，给予税式支出，有利于确保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就业问题”。卢亮（2005）[9]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税式支出的就业效应，并针对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提出了扩大税式支出规模，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财政政策建议。王根贤（2005）[10]认为，我国自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GDP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就业却未能保持同步增长，GDP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一致性。其研究结论是：积极财政政策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排挤就业的。因此认为，要保持GDP与就业的均衡增长，关键是要启动经济（自主）内生增长机制。为此，要按照公共财政理论规范政府行为，财政政策优惠要同技术溢出的外部性建立关联，构建和完善具有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机制的税式支出政策。李伟宁（2005）[11]认为，从技术层面看，现行的税式支出主要体现为优惠期限短、临时措施多、配套办法少、适用范围窄、过渡色彩浓等；从效率层面看，税式支出对促进整个社会就业增长的效果较差。因此，应从扩大税式支出收益纳税人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入手，完善现行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王娜（2006）[12]则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税收政策可以促进就业的结论。王春雷（2007）[13]采用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其结论是“在目前的工业化战略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2万元的增加值就能够创造1个就业岗位，资本密集型产业则需要6万元，而技术密集型产业达到了将近9万元才能创造1个就业岗位”，并且“边际宏观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经济增长率降低0.027个百分点”，文中对此还提出相应税收政策。付伯颖（2007）[14]通过探讨政府的税式支出手段，在缓解劳动力供求矛盾，统一劳动力市场中的功能作用，试图提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长效机制的税收政策思路。方重、梅玉华（2008）[15]则提出了另外的观点“①税收优惠对促进就业具有局限性。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税收优惠，不应仅局限于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而应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导向，在各个产业间均衡推进。②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税收优惠应将重心置于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③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不仅要倾斜于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学校，还应倾斜于为信息咨询、中介机构，努力改善劳动力供给市场状况”。王春成（2009）[16]在《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研究》中通过对行为效应的分析提出，应加大对纳税人的税式支出力度，进一步贯彻落实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收政策。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主要根据发达国家高税负的税制特征，运用多种理论分析模型，探求税收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原因并寻找优化途径；我国学者主要立足于中国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时期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寻找缓解就业压力，刺激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的税收政策手段。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从宏观或政策层面展开，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得出的结论多表现为理论依据不足，且过于笼统，多以定性分析为主，而从微观层面去进行定量分析的并不多见，这使得学者们所提出的观点和建议缺乏有效的说服力。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动态角度进行模型分析，剖析税式支出影响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效应，并针对我国的现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为未来政府的税式支出行为能更好地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三、模型和运行机制分析

本文重点研究分析稳态均衡路径下，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及激励效应，并进而对税式支出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由于税式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税率的影响，而税率的变动则会引起纳税人收益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纳税人各类支出的分配比例和分配数额。这些变动会由于资本的收益弹性、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以及其他支出的效用弹性等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差异。因此，即便是同样的税率变动，相对于不同的纳税人而言，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和激励效应，也会产生差异。在研究方法上，相比较静态模型分析方法而言，动态模型分析方法则克服了研究结论单一的缺憾，能较为全面的阐释同样的税式支出对不同纳税人可能产生不同激励效应的成因和机理，能更为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经济活动中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和激励效应。

假设纳税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标函数为：

J=maxξ′ID，Z。其中，I为收益函数；D为纳税人第c期的雇用劳动力支出；Z为纳税人第c期的其他消费支出；D和 Z的收益函数是凹函数；ξ0

－t［∏ W，D－D］。其中，∏ W，D为W和D的凹函数，表示为收益函数，将其具体化即为：

∏=λWD其中，W为资本；W为产出；λ为收益占产出的比例；δ0

为了便于研究和分析，我们不妨将纳税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标函数进行对数化处理，即可得到：

ID，Z=1－υlnD+υlnZ （1）

其中，υ为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目标函数及其预算约束函数求解动态最优，进而得到：

I′= ξI′′1-t+1 （2）

I′= I′1-t1-′ （3）

其中，（2）式表示纳税人第c期减少一个单位的消费支出Z造成的收益损失与第c+1期资本W增加带来的收益增长相等，即本期消费支出Z减少产生的收益损失可以通过下一期资本W增加带来的收益增长来进行相应的补偿；（3）式则表示纳税人在同期雇用劳动力支出与其他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平衡关系，即减少一个单位的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益损失可以通过增加其他消费支出来进行相应的补偿。所以，在满足（2）和（3）跨期最优化一阶条件的基础上，求解出最优稳态均衡路径，纳税人即可实现其收益最大化。这一结论足以说明，本模型满足了动态模型最优解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分析研究税式支出的变化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机制及其激励效应。

为了获得税式支出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变动关系式，现将（1）式代入（2）式和（3）式，可以整理得到：

=δ1－tλWD+1 （4）

υD1－t1－λWD

=1－υ1－tλWD－D－B（5）

假定纳税人的收益占产出的比例和最小资本回报率固定不变，我们可以通过对（4）式和（5）式求W、D、t、B、λ的全微分来分析税式支出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影响，即：

=

= （6）

（一）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不能获得额外收益时，税式支出对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当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没有获得额外收益时， =0，假设λW>D，我们就可以由（6）式得到：

1－t=D－λW

可见，如果>1，那么

0。

因此，当=0时，如果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发生持续性变动，纳税人的收益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进而对收益的分配产生影响。从长期来看，当>1，有

（二）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时，税式支出对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影响

当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时，≠0，假设λWD>D，我们就可以根据（6）式进一步分析税式支出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关系。

1.当>1时，按照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能够获得额外收益的多少，我们需要分为两种情况进行研究：

（1）当值较大时，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影响

因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为值较大，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D1－δ，于是，E

因此，=>0

这就意味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同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2）当值较小时，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的影响

因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为值较小，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0

因此，=

这就意味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反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2.当

这也就是说，现有的研究方法无法判断和确定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会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四、分析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主要分析结论

首先，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而没有获取额外收益的纳税人而言，如果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较小，而资本的收益弹性较大，那么，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就产生了主导作用，税率的持续性下调，即税式支出的持续性上涨将会导致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持续性增加。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其次，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而没有获取额外收益的纳税人而言，如果纳税人其他消费支出的收益弹性较大，而资本的收益弹性较小，那么，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变动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支出就产生了主导作用，税率的持续性提高，即税式支出的持续性下降将会导致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持续性增加。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再次，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就能够获取额外收益，且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较大的纳税人而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同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弱化，有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最后，对于增加雇用劳动力支出就能够获取额外收益，且雇用劳动力的收益弹性较小的纳税人而言，影响税式支出的税率与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呈反向变动，税率变动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占主导作用，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激励效应强化，不太可能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二）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有两种，即激励效应和替换效应。税式支出的激励效应是指税式支出通过降低纳税人的成本或增加纳税人的利润，激励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的需求。税式支出的替换效应则是指税式支出的实施可能会导致收益纳税人和非收益纳税人之间产生替换。因为税式支出是以减少税收收入为代价的，而税收的中性原则和财政原则则决定了对特定纳税人实行税式支出而减少的税收，只能通过增加其他形式的税收来弥补，这反过来，又会扩大其他纳税人的税收楔子。税式支出的替换效应就可能会对其他纳税人的生产经营产生扭曲，导致非收益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被收益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所替代，从而减少了其他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需求。由此可见，税式支出激励效应所增加的劳动力需求与替换效应所失去的劳动力需求可能相互抵消，从而使得税式支出的政策效力大幅缩水，当然，其最终效果还要取决于激励效应与替换效应的对比。因此，政府在制定税式支出政策时，应尽可能使其激励效应大于替换效应，从而切实地增加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需求。

其次，政府应清楚地认识到税式支出对纳税人雇用劳动力影响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认为税式支出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就能增加劳动力需求，即不能把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增加划等号。政府必须要考虑就业弹性因素。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量变化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程度，也就是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弹性一定，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可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量；经济增长率一定，提高就业弹性，也可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量。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稳定甚至趋缓的背景下，以提高就业弹性为宗旨的税式支出政策则更为现实、可行。因此，政府要切实地发挥税式支出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积极效应，就必须从优化经济结构着手，运用有效的结构性税收政策加大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力度，适时推出能够有效提高就业弹性的税式支出政策。

最后，政府在制定税式支出政策时，应明确税式支出激励效应的逻辑传导机理，即降低纳税人税负能够减少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增加纳税人的利润或提高纳税人的市场占有率，进而可以降低纳税人产品或服务的最终消费价格，从而增大其产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导致纳税人增加雇用劳动力需求，最终提高纳税人所在的整个行业的就业率。所以，税式支出的效应应当符合三项要求：即税式支出应当使纳税人所在行业的最终消费价格降低；纳税人所在行业的消费需求必须对消费价格具有较高的敏感度；纳税人增加产品或服务总量应当是通过新增雇用劳动力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增加现有劳动力的工作量来实现。因此，税式支出的收益对象——纳税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即纳税人所在行业应当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且该行业具有较高的价格弹性，消费需求与消费价格呈显性负相关性；纳税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当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纳税人获取税式支出的收益不对其市场竞争产生过度扭曲。

五、总结语

税式支出只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失灵时的一种干预，其最终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而不能扭曲市场的有效配置功能。因此，税式支出的取向应与市场化的方向保持一致，避免由于政策不当阻碍市场化的进程。同时，政府在制定旨在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税式支出政策时，还应当理性地测算由此带来的成本和产生的收益。成本主要包括税收收入的减少和由此可能产生的市场扭曲；收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者是指纳税人雇用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加对社会稳定和谐所产生的益处，后者主要包括纳税人因为税式支出获益而扩大生产对增加税收收入的贡献。因此，税式支出的着力点应聚焦于雇用劳动力潜力大的纳税人激励上，而不应仅仅针对失业结果采取泛泛的“撒胡椒面”式的鼓励政策，从而使得税式支出不仅能够发挥激励纳税人雇用劳动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能保持其长期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Daveri，F.and Tabellini，G. Unemployment，Growth and Taxation in Industrial Countries[J].Economic Policy， 2000，15（47）：104.

[2] Koskela，Erkki，Schob，Ronnie. Why Governments Should Tax Mobile Capital in the Presence of Unemployment[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2002，1.

[3] Alex Easson. Tax Incentives[EB/OL]. http：//.2009-10-02.

[4] Howell H.Zee.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Concepts， Issues， and Comparative Country Developments[EB/OL]. IMF Working Paper WP/05/87. 2009-10-02.

[5] Kosi，Tanja，Bojnec，Stefan. The Impact of Labor Taxation on Job Creation and Unemployment[J].Journal of Economics，2006，54（7）：562-567.

[6] 贾康.采取得力措施，缓解就业压力[J].中国财政，2003（2）.

[7] 孙胜利.我国就业问题对财政的影响与压力[J].经济学动态，2003（1）.

[8] 罗宏斌，周红梅.税收的就业效应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2005（10）.

[9] 卢亮.1998-2002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05（1）.

[10] 王根贤.GDP与就业均衡增长的财政政策选择[J].地方财政研究，2005（4）.

[11] 李伟宁.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与宏观就业政策的协调[J].税务研究，2005（2）.

[12] 王娜.税收对城镇居民劳动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6（9）.

[13] 王春雷.促进扩大就业税收政策的路径选择：基于就业弹性方面的考察[J].财经问题研究，2007（1）.

[14] 付伯颖.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7：199-211.

[15] 方重，梅玉华.论以税收优惠促进社会就业的政策误区[J].江淮论坛，2008（4）.

[16] 王春成.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09（5）.

Effect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Tax Expenditure

on Taxpayers' Hiring Labor

Fang Zhong1， Mei Yuhua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2.Hefei Local Taxation Bureau， Hefei 230061， China）

劳动力的动态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变迁；农村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3）-06-0027-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文化变迁研究——以广西百色市为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04LX422。

文化具有静态和动态的特征，文化的动态变化过程就是“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永恒的定律。中国的特殊国情给文化变迁注入了新元素，农村劳动力流动为文化变迁提供了新动力。

1 研究回顾

劳动力流动原因错综复杂，文化变迁是个综合的系统的课题，应采取整体的观点，多维的模式来认识和解释。

1.1 国内研究

早期的文化变迁散落于文化研究的主题当中，民族学从文化历史方面研究着手。爆发后，大批民族学者深入西北、西南民族地区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一时期的民族地区文化研究空前活跃。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研究热潮因“”而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在“补课论”的推动下，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研究重新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且出现了城市化进程、制度的变革、劳动力流动等新元素。

1.1.1 农村劳动力流动回顾 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认为，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时，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却更为复杂。一是和经济政策息息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转制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又可细分为四个阶段：恢复性转移的起始阶段（1978～1984年），农村主题是土地承包、发展农业，农村劳动力流动尚属个别零散状态；流动缓慢的发展阶段（1985～1992年），沿海等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地区差异逐步拉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稳步上升；转移规模的迅猛扩张阶段（1993～1996年），各种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逐渐开放，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猛扩张；稳定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城乡就业态势趋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持续进行。[1]二是与人口制度紧密相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突出了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严格的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偏重城市发展的政策导致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出现。在《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4）、《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1985）、《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1997）、《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2001）等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户籍制度解冻，人口开始自由流动。随着各界对人口流动的态度转变，从害怕到观望到引导，人口流动相应地从原来的“盲流”到无秩序流动到有规律可循。

1.1.2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文化变迁 从动态方面看，劳动力流动过程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话”过程，文化变迁是“对话”的结果。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入地和流出地两方面，对流入地的影响具体有三：①劳动力结构多样化；②城市文化元素多元化；③用工制度文化环境优化。对于流出地，学者较为关注以下研究：首先，就流动结果而言，文化变迁增加了新内容。另一方面，农业部课题组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农村的推力更多的是农村经济的衰败把众多的农业人口排挤到城市中去。其次，就流动主体而言，文化传播有了新力量。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年轻、未婚、男性（特别是35岁以下），受过更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更易于和偏好流动，换言之，流动群体一般为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群体，他们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起着信息交换的作用，扮演着文化传播的角色。再次，就流动的方式而言，文化变迁有了新形式。蔡昉[2]指出，随着流动的频繁，农村劳动力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高。

1.2 国外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说明了工业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各部门发展的关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彰显了文化的力量——“宗教”和“信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教徒们通过努力赚钱，克俭节约，奉献各自职业来赎还“原罪”。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理论进一步论证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是人类行动建构的结果，同时是再行动的条件和中介。原始的资本积累为新教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而新教的“信仰”和“信念”从思维深处和精神世界底层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模式，成为再行动的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转型，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机会，而文化观念的变化作为动力，通过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起作用，推动了该行动的现实性转变。

2 研究评价及展望

总体看来，既有研究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研究视野宏大，对农村文化的变迁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地方：①鲜见针对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且缺乏系统理论成果。应在吸取中西方、传统和现代以及各个学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不断创新，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变迁理论。②国内的研究学科视角和方法相对单一，具体文化形态变迁实证研究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③对民族文化变迁的动态性研究关注很少。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民族文化断层、乡村文化没落，其保护与发展问题不得不提上日程。因此，完全有必要将这一课题继续深化。

参考文献

[1] 崔传义.中国农民流动观察[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