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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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第1篇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544(2001)04-0030-05
劳动力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利润率理论的组成部分。国外某些学者为了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了种种非难。本文现以罗宾逊、大卫·P·莱文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进行评析，旨在说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致的，不存在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相互矛盾。
一、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个虚构
罗宾逊在《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一书的第七章《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着三个不一致的劳动力价值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由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来决定，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1](P146)。第二个定义是劳动力的价值由传统的生活水平来决定。罗宾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包含着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劳动力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三个定义是：“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方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入空虚的情况。”[1](P146)罗宾逊认为：“这段话提出，劳动力的价值是诱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寻找工作或留下来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资。这样一个工资，必须保障生活标准起码等于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不仅内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实，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
1.所谓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存在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种虚构。
罗宾逊等人所说的马克思的三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分析劳动力价值构成要素的论述的割裂。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定义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存在三个相互矛盾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一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1](P16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罗宾逊等人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一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第二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第三个定义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罗宾逊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只是在举例说明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在给劳动力价值下定义。
2.所谓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存在不一致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共同决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必须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因此，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即资本主义的工资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否则，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就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差别。生理要素是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基础，历史或社会要素则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和时代的内容。与此相联系，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也取决于这两种要素的变化。从生理要素来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由于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差别不大，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从历史或社会要素来看，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在生活资料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价值中包含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具有弹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1](P165)
3.所谓三个劳动力价值定义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决定劳动力价值量上，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物质内容，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就没有赖以体现的物质基础。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着生活资料的范围，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就会成为超越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物质产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罗宾逊所说的第一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量上小于第二个劳动力价值定义的问题。
二、劳动力价值是决定工资的基础的观点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并不矛盾
大卫·P·莱文把马克思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因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的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分析，无条件地一般化，并从中得出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与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相矛盾的结论。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指出“资本积累通过对工资产生向上压力而让劳动力获得益处，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围’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工资就起着调节机制的作用。‘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价格重新降到适合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马克思还指出：“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3](P680)但马克思又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据此，大卫·P·莱文断言：“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实际上放弃了生存工资和劳动力价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决定看成了产出、价格和投资理论的一部分。”[4](P53)这是以“两种形式出现，首先一种是通过确定独立于产品、价格和投资的劳动力价值，来解决分配问题；第二种则与此相反，它根据不断发展中的资本积累需求来确定工资”[4](P53)。
所谓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矛盾并不存在。
1.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适用历史阶段不同。
马克思关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的论述，是就资本积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积累对工资的影响而言的，不是指决定工资运动的全部原因。马克思指出：“以上我们只是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并且这个阶段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时期的阶段，马克思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但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3](P682)资本积累决定工资是就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条件下而言的，而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量是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不能把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关于工资运动的论述，无条件地升为一般意义上的结论。
2.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积累量决定工资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劳动力价值是工资运动的基础，工资是围绕劳动力价值来波动的。后者是指资本积累通过影响劳动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资运动，是工资运动的直接原因。所以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是就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而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是就工资变动的原因而言的。
3.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范围不同。
前者决定工资是指工资变化的界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的生活资料量的价值是工资变化的最低限度，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进行，同时，劳动力价值也决定了工资运动的最高限度，即工资的上升不能长期超出劳动力价值，造成剩余劳动减少到损害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程度。马克思指出：“劳动价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的规模扩大再生产。”[3](P381)所以，资本积累是在劳动力价值确定的范围内，通过资本积累量的变化，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导致工资的变化。在劳动力供给一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最初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工资的上升。但这种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资的上升就会远远超出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积累减少，反过来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使工资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3](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条件下，马克思在论述“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时，不存在放弃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的问题。
三、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是一致的
罗宾逊与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理论是矛盾的。罗宾逊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发生，如果实际工资真的不变，则利润率就不可能下降。[2](P228)大卫·P·莱文则认为：“为了更好地分析利润率，马克思倾向于假定在不断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和不断上升的资本强度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这就可能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实际工资增加，同时也是由于资本强度的上升。”[4](P70)罗宾逊和大卫·P·莱文虚构的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下降理论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马克思没有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
马克思多次论述过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他指出：“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高。”[5](P226)但是，如果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马克思认为：“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变化，而按相同方向变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5](P982)显然，所谓马克思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与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版权所有
2.所谓“实际工资不变，利润率就不会下降”的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积累导致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下降，从而造成由可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总量在增加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实际工资的变化，不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也照样可能下降。马克思在分析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指出：“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工资价值的下降，那末，剩余价值量，绝对利润量，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减少了。”[5](P245)在劳动力价值下降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也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认为：“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值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5](P131-132)，那么，这就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提高利润率。
3.在劳动力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
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不变。虽然工人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没有变。资本积累的增加，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样会使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价值不变时，实际工资的增加，改变的只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量，不会降低利润率。
四、劳动力价值构成的社会要素与工资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是一致的
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争议的分析过程，“使得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再深究工资争议发生的更详细内容，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利润就将取决于外部既定的环境”。[4](P61)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是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的论述，可能意味着工资会随着偶然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4](P69)在这里，大卫·P·莱文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分配理论提出了非难。一是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能力与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相矛盾。二是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取决于工业周期的变动。其实，上述责难难是不能成立的。
1.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说明劳动力价值的确定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斗争扩大原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价值的范围。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1](P165)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的要素是可以改变的，而决定这种改变的因素，取决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1](P161-166)这种改变是通过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来实现的，但这不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仅仅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的能力，它还要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2.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总是由一定时代和一定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所决定。
它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是一定的。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变化，是就劳动力价值的长期变化而言的。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历史斗争，能扩大劳动力价值的范围。但这不等于工资完全脱离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能引起工资的变动，而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在特定时期内劳动力价值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个常数，而不是一个变数。从特定的时期来看，由于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是既定的，劳动力价值和利润的变化就取决于劳动力价值生理要素所决定的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化。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也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价值和利润取决于外在的既定环境。
3.工资的一般变动由工业周期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不等于工资由偶然因素来决定。
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工资的变动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但劳动力价值并不决定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是由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来决定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就成了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引起工资的变动。但这种变动仍然只是劳动力价格层面上的变动，工资的涨落仍然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收稿日期：2000-09-1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朱钟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第2篇
由于专业背景的不同，各学科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城市做了相应的定义和研究，城市的定义尚在争议之中：地理学家将城市定义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为主集聚形成的较大的居民点，侧重于其空间和景观属性；人口学家把城市看做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把人口规模和密度作为判断城市的标准；经济学家认为城市是生产要素集约化和业态多样化的社会有机体，更侧重于其商品、服务的生产与交换等经济属性；社会家则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认为城市本质特征是其特有的生活方式（urbanism）。虽然各学科对城市的定义不同，但城市之所以为城市，而不同于乡村等其他概念，是由其空间特征、人口密度、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等本质特征综合决定的。各学科对城市的不同定义衍生出了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重点。地理学除关注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与经济的转换与集中外，还特别强调城市化是一个地域空间过程；人口学所说的城市化是指人口城市化，即城市人口的聚集和增长所形成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增长过程；经济学则更重视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方式的转变，研究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而社会学则把城市化作为新的生活方式产生、集聚、扩散的过程，强调文化、价值观、等社会演化过程。城市化并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复杂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城市是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等要素的集中，农村则分散而孤立，强调的是两者生产要素集聚程度的区别；周一星先生认为城市不同于乡村的本质特征体现在人口规模、经济结构、设施水平和文化观念四个方面[1]。前人对城市、城市化的定义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了城市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其要素构成和特征与乡村是截然不同的。
二、城市化的构成要素及其协调性
（一）城市化的构成要素从城市和乡村截然不同的构成要素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城市化的本质便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过程，城市化水平虽由各个要素的城市化速度决定，但城市化的质量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性。无论是三十余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城市扩张、户籍壁垒、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是潜心于城市化问题研究的众多学者多样化的研究领域——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我们都能从中抽象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几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空间上的城市化是其他要素城市化的载体，是随着经济、人口等要素城市化所伴生的反映在载体上的现象，即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和城市地域的升级。从建筑学或景观学角度说是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从土地利用角度来说就是以农村居民点和农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乡村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向以城市、建制镇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城市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过程；从土地产权角度说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其外在表现包括城市数量增加、城市地域扩大、原有城市用地的再组织和再开发等，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口城市化是早期城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即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地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口城市化现在只是城市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身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许多人口学家将其定义为具有城市居民特征的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还包括所有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过程。经济城市化主要指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转移与聚集。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之间关系的学者很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乔根森模型都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这一结果，结构经济学中的经济结构演进理论也认为经济结构的演进体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断适应，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密切。无论是从劳动力供需的角度，还是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都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居住、就业、游憩带动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生活方式的变化也通过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着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化。社会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来源于城市的社会属性，城市社会学中便将城市化作为其学科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城市化就是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本文在这里把社会城市化中的“社会”定义为广义的社会概念，包括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内涵，认为社会的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全方位的城市化。
（二）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为解释和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许多学者开展了城市化质量研究，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城乡发展与人口的协调性，这是相对以前将人口作为唯一指标研究城市化的进步，但这些研究或仅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或是仅研究其他因素与人口因素的协调，缺少各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的深入分析。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协调性分为内部协调性和外部协调性。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城市化由空间、人口、经济、社会若干子系统构成，他们之间城市化速度的耦合问题就是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若将城市化看成一个整体，而研究其与外部要素（如工业化、耕地保护、生态环境等）的关系就是其外部协调性。目前学者们对城市化的外在协调问题关注较多，如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同步，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等，因此本文不再赘述，而将研究重点放在城市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上。健康的城市化应当是经济、人口、空间、社会各要素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经济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它为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商品和各种服务，通过相对乡村较高的预期收入和较好的生活品质吸引人口向城市迁徙；它还为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提供了资金、材料和人力资源，是城市扩张的重要推动力；此外，它还为城市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游憩等社会要素城市化提供资金，促使城市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更舒适的生活品质。人口的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的消费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对城市生产、生活等空间的需求，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人口还是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游憩等服务的主要消费者。社会的城市化代表着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教育、休闲游憩服务水平的提高，通过这些不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素质、劳动或管理技能，还会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更放心的将财富用于消费，促进经济的增长。空间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则为上述经济、人口、社会要素提供了空间载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等地租收入，而这些财政收入又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提高城市的社会服务水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社会要素的城市化得到了来自空间要素城市化过程的资金支持。
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四要素都是城市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要素都在其中担负着一定的机能，城市化的顺利推动有赖于各要素城市化的健康运行以及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在城市化各要素的组织结构上，本文借鉴了“四维时空坐标”的概念，在四维时空中，横、纵、高度和时间坐标共同确定物体在时空中的位置，缺少任意一维都会使物体的位置不准确。在城市化研究中，过去仅研究人口要素的城市化，是一维的城市化，不能代表城市化的方方面面，后来许多学者又综合考虑了空间、经济等，开展了二维、三维的城市化研究，而且这些研究的重点往往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定，而不是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这些研究得到了城市化的水平，却忽视了各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所导致的问题。通过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四维分析，不仅能更准确、全面的确定城市化水平，还能根据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差异，发现其中存在的协调性问题。
三、要素协调视角的城市化问题分析
很多城市化实践中的问题根源都是城市化中空间、人口、经济、社会各要素的缺位或速度不协调。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人口城市化速度与其他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原因，拉美国家的农地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庄园主手里，大量农民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极端贫困，加之对城市更多就业机会的预期，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然而城市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应对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人口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经济、空间和社会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城市化速度，导致城市无法为进城农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造成城市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如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的失业率自1998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虽然非正规部门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但非正规就业由于其本身极不稳定的劳动关系、较差的工作环境和偏低的薪资水平等特点，使得这些就业人口长期处于低水平就业状态；此外，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城市空间城市化的速度，大量农民进城后无力购置正规住宅，于是大量移民非法侵入无主或闲置土地，建成简易住房，这些住房危险系数较高，加上没有纳入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差，脏乱成为其代名词，一些成规模的新进城农民的聚居区逐渐演变为贫民窟；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恶劣的空间和经济环境阻碍了拉美进城农民的社会城市化，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品质，加之由于预算有限，政府无力负担起广大贫民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拉美国家60%的城市人口缺少适当的卫生服务和干净饮用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为广大学者所热议的“半城市化”现象，农民工以及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鬼城”现象等。本文从上文提出的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加以抽象，尝试分析上述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农民工的“半城市化（peri-urbanization）”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现象，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具体表现在农民进入城市后，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受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收入期望的吸引向城市迁移，通过雇佣关系实现从乡村向城市的空间转换，在城市工作、消费，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城市化。但他们却没有实现空间和社会的城市化，具体表现是：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租住城市的社区住宅，而大量蜗居在租金较低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往往是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中没有改造的农村居民点，村内基础设施较差，没有城市的空间特征；此外，农民工进城后，尤其是进入大城市后难以获得城市户口，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待遇，以上这些又直接或间接导致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无法城市化。“鬼城”原本指因资源枯竭而被废弃的城市，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各地出现了很多高标准建设的城市新区因为空置率过高，鲜有人居住，也被形象的称为“鬼城”。被《时代》周刊称为“鬼城”的康巴什就是空间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城市化的代表。始建于2004年的康巴什新区迄今为止建成区面积已达32平方公里，按照高标准规划建设，实现了空间的城市化。然而，到2009年仅有2.86万人入住康巴什新区，人口密度仅893.75人/平方公里，仅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建成区人口密度的12%，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空间城市化速度。
四、结论与讨论
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竞争优势；来源；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F270；F407.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1-0127-03
以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为导火索，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蔓延开来，作为耐用消费品的汽车产业及企业首当其冲。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在2008年底决定提供174亿美元的短期约束性贷款，对通用和克莱斯勒公司进行援助。德国、法国和瑞典等国政府相继出台了汽车产业振兴方案，包括免缴车辆税、信贷担保和紧急贷款等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然而，其实际成效并不明显，美国通用公司最终走到破产保护、瘦身重组的地步。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汽车企业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对其竞争优势的来源进行重新思考。
一、汽车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分析
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中计划学派的代表人物安绍夫认为，竞争优势是指那些可以使企业处于强有力竞争地位的产品和市场的特性(Ansoff，1965)。波特(2005)认为，竞争优势归根结底来源于企业为客户创造的超过其成本的价值。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是指该公司目前与潜在的竞争对手，无法同步执行该公司现在所执行的价值创造战略(Barney，1991)。综合上述观点，竞争优势是指一种优于一般竞争对手的竞争地位，拥有这一竞争地位的企业的赢利能力高于产业平均水平，其产品或服务可以为客户带来超额价值。显然，从这一基本定义来考察汽车企业，传统意义上的“6+3”都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或企业集团。这里所说的“6+3”，是指全球乘用车市场被6个汽车大集团或联盟和3个大型的独立企业所绝对主导，即通用一菲亚特―铃木一富士重工一五十铃集团，福特一马自达一沃尔沃轿车集团，戴姆勒一克莱斯勒一三菱集团，丰田一大发一日野集团，大众一斯堪尼亚集团，雷诺一日产一三星集团，加上本田、标致一雪铁龙和宝马汽车。
关于竞争优势的来源，波特的竞争理论是从产品市场的角度来考虑竞争范围，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外部，即企业所选择的市场空间。竞争优势的两种基本形式是成本领先和差异化。资源基础理论和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那些在要素市场不能买到的、内生于企业连续行动所累积的资源与企业能力。徐二明(2002)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资源配置的模式与经营范围的决策，即竞争优势既可以来自企业在产品和市场上的地位，也可以来自企业对特殊资源的正确运用。而格林沃德等(2007)则认为，只存在供应、需求和规模经济三种真正的竞争优势。希尔等(2007)将竞争优势的来源表述为竞争优势的构成要素，并认为竞争优势包括效率、品质、客户响应和创新等四个构成要素。很显然，这四个构成要素都是创造条件来进一步实现成本领先或差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是竞争优势的基本构成要素。
考察各大汽车企业的竞争优势，美系汽车和德系汽车主要凭借差异化、日系汽车和韩系汽车主要凭借成本领先奠定竞争优势。通过提升规模经济的水平来造就竞争优势在汽车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美系、德系还是日系汽车企业，其规模性都非常突出。比如大众汽车2007年全球产量高达621.3万辆，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8.3％，接近我国汽车总产量的70％。并购重组丰富和提高了企业的资源与能力，而全球范围内的持续需求则在很长时期内促进了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此次金融危机，从显观原因看，需求萎缩导致各汽车企业产销出现困难。但实质上是企业在资源与能力方面存在短板，充分显示了一些汽车企业竞争优势的脆弱性。
二、案例分析
通用汽车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对美国经济曾作出了巨大贡献，整整影响了美国四代人的生活。作为曾经的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品牌名传天下。今天，美国的道路上仍行驶着至少3000万辆通用品牌汽车。近几年，国际油价起伏不定，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特别是金融危机导致企业流动性枯竭，通用汽车经营日益困难，美国的市场份额已从1980年的45％下滑到2008年的22％。尽管通用汽车采取了削减产能、大幅裁员、调整品牌等举措，但其市值仍加速蒸发，商誉每况愈下，最终寻求破产保护，成为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受损最典型的实例。为便于分析，我们将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的经营作为比较对象，并从竞争优势所包括的效率、品质、客户响应和创新等四个构成要素(希尔等，2007)切人。
首先是效率。得益于其出色的全球制造体系，通用汽车的生产制造工艺不断稳步提高。在过去几年中，通用汽车的生产效率提升了22％，是提升幅度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汽车平均每15.85小时就能装配一辆汽车，在北美各整车生产企业中，生产效率名列榜首。但从人力成本上看，通用汽车生产的每辆汽车上所承担的员工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成本高达1500美元，而丰田汽车仅为200美元。2006年通用汽车员工每小时薪水为73美元，而丰田汽车在美国的员工每小时薪水为48美元。过去两年里，通用公司累计亏损额超过120亿美元。很显然，由于过高的员工工资和福利，通用汽车的高生产效率并没有带来成本优势。
其次是品质。通用汽车以豪华、宽大、内部舒适、速度快、马力大为特征，在很长时间里满足了美国消费者追求身份象征、乘用舒适的需求。但美国人的汽车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逐渐把它视为一种纯交通工具。石油危机使得通用汽车的大马力并不能提高其本身的实用价值，再加上交通阻塞、停车困难，从而引发出对小型、节能车型的需求。这就给丰田汽车提供了机会。尽管丰田汽车自身在品质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但引入性价比这个指标，丰田汽车的优势就凸现出来了。比如，丰田汽车的高档品牌凌志车以稳重、豪华、精细、高档为特征，比同级的奔驰车还要便宜30％。美国人喜欢凌志车，尤其欣赏其无与伦比的性价比和令人晾讶的低噪音。相比较而言，无论是花冠还是佳美，丰田汽车在与同类型的通用汽车比较中，其优越的性价比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造就了品质上的竞争优势。
第三是客户响应。通用汽车旗下各种品牌的汽车虽然车型常出常新以提升客户响应水平，却多数是油耗高、动力强的传统美式车。从2000年开始通用汽车在美国国内销售量连续九年下降。尽管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其他地区都创下新的销售记录，但国外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国内的损失。丰田汽车在美国正式销售以来，一直致力于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客户响应水平。他们的销售策略从来不是针对某个竞争对手，而是面对消费者，不断研究市场需求。他们在美国销售的29种车型，款款都有专门的消费对象。2008年，通用汽车全年销售了835万辆汽车，丰田汽车全年销售了897万辆汽车，通用汽车在77年之后
将全球最大汽车制造企业的宝座让给了丰田汽车。
最后是创新。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节能车型已成为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方向。但通用汽车长期以来在降低油耗方面没有多少实际行动，特别是其悍马品牌的越野车更是高油耗的代表。丰田汽车一直以节油著称，其在燃油经济性等方面的出色表现是其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尾气零排量”的要求下，丰田汽车推出了采取电气马达与汽油发动机组合的动力系统的普锐斯车进入美国市场，并发展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品牌。时至今日，普锐斯已发展到第五代。以普锐斯为代表的混合动力车已占到丰田汽车在美国总销量的10％。由此可见，不断创新从根本上奠定了丰田汽车的竞争优势。
三、结论与启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同种类型的企业在相同的环境中可能表现各异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的是世界汽车产业，受损最严重的是发达国家的汽车企业。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同为汽车巨人的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表现不尽相同。通用汽车走到破产保护、瘦身重组，而丰田汽车尽管也损失较大，却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制造企业。这充分说明，竞争优势的构成要素在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表现，从而使得不同的企业竞争优势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2 竞争优势构成要素之间存在关联性
学术界对一个企业是否可以同时实现成本领先和差异化存在争论。有些管理专家认为企业不可能提供价格便宜的差异化产品，理由是差异化必然带来更高的成本(孙树杰，2005)。但效率、品质、客户响应和创新四个构成要素之间却具有很高的关联性。不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还是有所不同。从汽车企业的实践来看，卓越的品质可能有助于实现卓越的效率，但并不尽然；而创新则有助于提高效率、品质和客户响应。
3 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实现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最根本的保证
戴伊(2003)认为，所有的竞争优势能否得以延续的一个基础，可能在于企业能否具有不断适应竞争环境变化和追逐新的竞争优势的能力。为此，戴伊提出了开发新的资产、不断改善或创新现有的业务流程、采用一些可能损害现有地位的替代资源以及为资源向新的竞争领域延伸而进行投资。当前开发新能源汽车、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已被各国汽车企业视为提高竞争力的突破口，其目的就是努力在未来新的竞争领域造就新的竞争优势。
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功能体系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7-0015-04
[基金项目]2011年河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与运作机理研究”（批准号：114572142）
[作者简介]盖宏伟，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高等教育。（河北秦皇岛066004）
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是以与集群品牌价值关联的要素及相互关系为基础，以集群品牌价值发展创新为运作内容，具有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较强的推动能力和促进作用，在以品牌竞争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竞争中能够为区域竞争优势及其绩效取得带来实质性意义。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营造不仅可以增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的竞争力，也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在区域经济竞争激烈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营造适合区域经济社会、产业集群发展的品牌生态系统，应该得到广泛重视。由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涉及诸多环境因素，要素丰度效度、相关产业及辅和支持性产业、区域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产业结构及竞争态势等都对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产生多层面影响。细致梳理和规整这些环境要素既是保证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结构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发挥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功能体系的首要前提。在不断适应内外环境过程中，集群品牌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功能体系，主要包括品牌价值扩展功能、集群优势强化功能、环境资源整合功能、区域经济带动功能、产业链延伸功能、品牌效应提升和动态演化功能。
一、品牌价值扩展功能
集群品牌相关要素之所以愿意集聚起来，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关系和功能表现，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有机体能够给集群品牌带来任何一个相关要素都无法比拟的功能效应，使得集群品牌价值从不同程度得到扩展和提升。集群品牌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本价值等。经济价值是集群品牌价值的首要基础。也是集群品牌拥有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体现集群品牌竞争和创新优势，反映集群品牌获取利润、加快资金周转、减少产品库存、节约品牌价值成本、提高品牌产品生产效率等，因而是促进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价值是集群品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集群品牌拥有企业能够为市场和顾客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消费者生活需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区域社会环境，促进区域社会进步；提供劳动力就业岗位，吸纳区域剩余劳动力就业，维持区域社会秩序的合理稳定。生态价值是生态文明和生态经济背景下集群品牌价值目标的发展方向，它要求集群品牌产品生产和技术开发过程必须倡导生态、低碳和节约的理念，最大程度地避免对区域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努力实现集群品牌经营管理的高效化与节约化。人本价值是集群品牌价值的精神内核，既表现为集群品牌产品要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目标，也表现为集群品牌企业要注重员工综合素质和技能的培养，尤其突出员工心理素质的养成教育，使得企业不仅成为员工发挥聪明才智的场所，还要成为员工健康和谐成长的环境。在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内，通过创设有利于集群品牌产品研发、生产和创新的氛围，构建有利于集群品牌发展的物能循环网和信息传递链，能够实现系统内部要素的高效互动与持续交流，增强品牌价值不同层面之间的有机关联性，促进集群品牌价值的提升发展。可见，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能够有效推动品牌价值各层面之间的融合，获得集群品牌价值整体效应。
二、集群优势强化功能
集群品牌价值创造发展的有机性和统一性，要求其过程必须基于稳定的平台环境或背景下，而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营造正好能够适应和满足这种要求。在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过程中，集群品牌的各种关联要素在相关目标、制度的引导和约束下，通过彼此之间功能、角色的互补以及相互交流学习，一方面形成了集群品牌发展所依附的要素关系结构，保证了集群品牌发展过程的合理有序进行；另一方面形成了反映集群品牌发展的知识信息、规章制度和规则要求，并深深影响集群品牌企业或系统主体的思想活动和行为取向。集群品牌与集群竞争优势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集群品牌发展可以提高集群竞争优势，集群竞争优势可以促进集群品牌成长。可见，集群优势强化功能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集群层面的优势强化，具有整体辐射性，能够有效提升集群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使得集群更好地适应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推动集群持续健康发展和演化，为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二是集群内部构成要素层面的优势强化，对于各构成要素而言集群能够带来自身不具有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会随着集群发展而不断发展，给集群内企业及其他构成要素提供持续性支持。不论是集群层面还是群内构成要素层面，优势强化功能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这种时效性又往往取决于集群品牌生命周期的演变。也就是说，当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处于发展期和成熟期，这种优势强化功能比较明显且突出，而当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处于形成期和衰退期，优势强化功能就表现得不明显，甚至会影响到集群内部企业的发展。此时，一些企业就会选择战略转型，进而转向其他领域，原有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优势强化基本上也就消失了。
三、环境资源整合功能
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形成较强的品牌价值和竞争优势效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有效整合与利用集群品牌内外环境要素，实现集群品牌环境条件、因素的系统化、统一化和协调化，这些构成了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绩效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丰富的环境条件和因素可以使得系统在环境体系中选择最有利的条件因素来获得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也可以减少环境条件和因素选择成本，使得系统主体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品牌价值发展专项研究，进而降低系统运作成本。任何集群品牌生态系统都不可能充分享有环境体系中的所有条件和要素并取得持续竞争优势，尤其是当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已有的资源格局和要素体系很可能不适应系统快速发展时期的资源要求时，如果不进行资源格局优化和要素体系创新，就必然影响到系统正常发展所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有效供给。因此，要合理构建系统内外环境关系，满足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资源需求，为集群品牌价值创造提供基础条件。通过梳理系统内外环境关系形成资源结构体系，既可以实现系统运作资源需求的有效满足，又可以增强系统对环境资源的整合能力，提高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竞争优势。对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其发展运作所需的环境资源大致可以分为知识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知识资源是指可以反复利用能够给产业集群及群内企业带来利润、价值增长的资源总称。知识资源一般是随着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逐渐积累的，它不仅表现在文件资料、档案材料和活动程序中，更存在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发展实践之中。技术资源也是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一种特殊资源，主要包括解决实际问题相关的软件方面的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使用的设备、工具等硬件方面的知识。人才资源是人力资源中素质层次较高的人才群体，通常表现为杰出的、优秀的人力资源，能够给企业发展带来明显作用的人力资源，突出强调人力资源的质量，主要包括员工解决问题能力、创新创造能力、管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等。信息资源是指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文件、资料和数据等信息的总称，信息资源贯穿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知识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主要存在于与其紧密相关的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通过技术研发、科技咨询、政策措施、市场运作和资本流动等，实现环境资源层面的沟通互动。也正是基于此，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实现了运作发展。
四、区域经济带动功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递进深入，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明显，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和载体。国家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强力实施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进一步推进了各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从产业集群覆盖的行业来看，也逐渐从纺织、服装、皮革、五金制品、工艺美术等传统行业，发展到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高新技术领域，龙头骨干企业和区域品牌不断涌现。产业集群带动区域品牌实际上就是产业集群品牌的形成发展和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完善强化。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够带动系统内部集群品牌价值、企业效益、商品质量、技术优势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稳步提升，而且能够吸引系统外部更多品牌企业、科研机构、公共组织、社会团体的加入。这些被吸引进来的企业、科研机构并不是简单、随意地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内部构成要素结合起来，而是通过彼此之间已有的竞争优势及其存在的互补关系进行合理配置，由此便形成了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新的优势规模和价值范围，这种规模和范围无疑是系统开展品牌增值活动的基础。
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具有的吸引整合作用一旦形成以后，便会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态势，原有品牌、技术与新吸引品牌、技术之间融合渗透的关系越紧密，其形成的优势规模和价值范围就越大，对于提高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竞争优势的作用也就越显著，反过来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品牌、技术，既能够不断扩大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优势规模和价值范围，也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进而使得系统内外品牌、技术之间的互动融合转化为系统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融合。实际上，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也是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社会价值的充分体现。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有助于“强化专业化分工、发挥协作配套效应、降低创新成本、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等”，进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增强产业竞争优势，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和协调发展，这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产业链延伸功能
对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如果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其社会价值的宏观体现，那么延伸产业链则是其社会价值的微观反映。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不断提高了集群品牌的竞争优势，使得系统主体能够按照集群品牌产品的功能特性，细化品牌市场结构，并结合品牌市场不同顾客群的需求确定品牌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作为集群品牌产业发展的重要体现，产业链延伸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主要由集群品牌产品生产分工的细化所决定。具体而言就是，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提高了系统内部要素的生态活度，优化了系统内部结构关系和功能机制，增强了系统的竞争优势和动态适应能力，促进了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互动和深度融合，同时，也进一步细化了集群品牌产品生产过程各主体、环节和部门之间的分工，提升了集群品牌产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集群品牌产业链也得到了延伸。集群品牌产业链延伸具有一定的条件性，首先是建立在集群品牌产品生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有效协作。各主体、环节和部门之间仅有分工没有协作是不能够促进产业链延伸的，分工只是产业链延伸的必要条件之一，它还需要基础分工的互动协作。其次是集群品牌产品结构、功能和形态的可解构性。集群品牌产品的可解构性越强，其具有产业链延伸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并不是具有可解构性强的集群品牌产品就一定能够实现产业链延伸，集群品牌产品解构过程还必须依附于科学合理的方式手段，解构方式手段选择得不合理及其使用得不科学，都会影响到集群品牌产品解构的结果。最后是集群品牌产品的价值宽度。价值宽度是集群品牌产品所具有的价值维度总和，其大小范围决定集群品牌产品的价值空间。价值宽度大的集群品牌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价值空间拓展可能性，也越容易进行产业链的延伸。
六、自我强化功能
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优势就在于系统内外要素及环境关系的协同性和适应性，而这又主要取决于要素之间、内外环境之间关系的合理稳定和有效互动。系统内部要素关系和外部环境关系，一方面保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和系统运作的持续进行；另一方面保证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动态适应。当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系统可以借助已有的关系结构体系与外部环境进行正常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即便存在结构关系调整的情况，也只是局部甚至是微小的。而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者突发性动荡时，系统主体就必须通过要素层面和结构层面的调整优化以应对环境变化及其影响。此时，系统主体应急素质能力的不高、应急意识的滞后或者应急机制的不健全、不合理，就会影响到系统适应行为的选择和适应过程的有效开展。因此，大多数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会提高系统主体的应急意识和能力，科学设置应急机制以适应环境变化，增强系统的动态适应能力，这种过程有序进行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系统的自组织功能。根据组织行为学的理论观点，自我强化可以理解为组织依据强化原理通过相关的行为活动来完成阶段性目标，最终实现结果性目标。对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自我强化更多表现为自组织协同、自组织演化的实施。然而，这并不等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不会出现衰退的现象，相反当自我强化功能达到一定程度和水平时，就会形成一种固化，使得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此时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极易出现不适应环境变化的症状，由此诱发衰退也就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自我强化功能具有条件性和双向性。条件性表现为自我强化功能需要基于一定的环境条件，没有环境条件的支持必然影响到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自我强化功能的形成和发挥；双向性表现为自我强化功能既会产生积极、正向且有利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的作用力，也会产生制约和弱化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的影响力，要求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有效把握和利用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自我强化功能。
六、动态演化功能
产业集群品牌是指体现产业集群产品、服务、文化和特色的标示，它形成于产业集群生存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作为产业集群的特殊标志，产业集群品牌可以给产业集群发展带来实效，但产业集群品牌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条件性，这种条件主要体现为产业集群品牌必须基于一定的环境资源和条件，不同区域的环境资源和条件具有差异性，进而决定了产业集群品牌形成发展状态的差异性。正是不同产业集群品牌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当某个产业集群品牌与外部环境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时，它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功能形态，可以理解为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关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国内学者首推王兴元教授。王兴元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概貌，对于推动品牌生态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学术界已有的理论成果，结合生态系统的概念本质，可以将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理解为产业集群品牌在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关系结构和稳定功能形态的有机系统。从概念中可以看出，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包括构成要素、结构和功能三方面内容。构成要素就是产业集群品牌及其发展所依附的环境条件、因素；结构就是产业集群品牌及其所依附的环境条件、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的关系结构；功能就是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表现出的功能特性。从形态上看，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可以是某个产业集群品牌形成的生态系统，也可以是几个彼此关联紧密的产业集群品牌形成的生态系统。前者可以视为单独型的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后者可以视为共同体型的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是“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和服务、供应商、目标顾客、终端市场、金融机构、政府、网络媒体、竞争者以及集群所在区域环境要素之间互动过程”，这些环境条件和要素形成合力，共同作用和影响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兴元，等.名牌生态系统分析理论及管理策略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2]康胜.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J].未来与发展，2004，（2）.
[3]贺祖斌.高等教育生态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李存金.产业集群品牌形成的四个基本机制[J].科技和产业，2011，（8）.
[5]李明武.产业集群的品牌生态系统演化与集群成长[J].企业经济，2010，（1）.
[6]王兴元.品牌生态系统网络风险成因及应对策略[J].企业经济，2008，（5）.
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劳动者；经济价值；作用机理
文化软实力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通过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发展，以及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
一、文化软实力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化渗透于经济生产的整个过程，从经济活动中的人到对经济活动的处理，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到产品的交换、销售以及使用，无不渗透着文化因素。文化创造经济活动特定的人文环境，能够为经济活动有序运行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文化通过推动生产力中人的素质的提高进而有效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包括两大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物的因素包括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人的因素包括人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人的智力因素表现为人的经验、技能尤其是科技文化素质。人的非智力因素主要指人的非智力的精神因素，如思想觉悟、价值观念、劳动态度、意志毅力等等。在生产力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相比，人的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人的因素中，思想道德因素与智力因素相比，思想道德因素又起主导作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精神状态和劳动态度，决定着人们掌握、发展和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提高科技文化素质的程度，决定着人们自觉地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过程、提高现代劳动能力、创造高技术、高效能的生产工具和人工智能化的劳动对象，实现劳动力、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有机结合，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力。文化教育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及产品的文化含量的主要因素。文化软实力能够发挥其整合功能，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通过贯彻以人为本，对人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关怀，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提升每位劳动者的综合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发挥文化软实力凝聚人、团结人、鼓舞人、引导人、教育人、愉悦人的独特功能，调动劳动者参与经济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创新活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文化软实力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能避免社会动乱所造成的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和良好的经济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立正常规范的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既要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又要靠思想道德教育。法律规范是强制性的外在约束，道德规范主要是自觉的内在约束。外在约束要以内在约束为目的，内在约束要以外在约束为条件。外在约束最终是为了促进和达到内在约束。因此，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是必须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在加强法律制度的同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文化软实力在对与错、善于恶、真与假、是与非等一系列问题上，提供了正确的判断标准，指导人们形成与主流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使人们明确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社会角色意识，使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和国家的利益相结合，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发展相协调，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文化软实力本身就创造价值
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趋势日益加快，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最突出的表现。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符号已成为社会生产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在产品的价值构成中，文化所创造的价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而使文化作为一种产业，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其经济意义和对社会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比重越高。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顶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将大量的不动产出售给日本的企业，将所获得的资金投入文化产业，坚持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好莱坞大片、《豪门恩怨》肥皂剧、迪斯尼乐园、流行音乐、全球传媒业、《时代》杂志和《读者文摘》、NBA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席卷这个世界，走进了世界每一个家庭。《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0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企业，《泰坦尼克号》一部影片自1997年公映以来就创造了18亿美元的利润，2000年美国的体育与娱乐总营业额达到4000亿美元超过房地产业与国防开支，2002年仅体育产业创造了2130亿美元的总收入是汽车制造业总收入的两倍，体育产业已是美国经济领域的龙头产业。当年的沃尔特・迪斯尼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卡通画家，在家徒四壁、困苦无依之际，一只在墙角爬来爬去的小老鼠在他的第一部配音卡通片中亮相，从此风靡世界，造就了一个如此庞大的集娱乐、影视与零售于一体的跨国集团。到2011年9月30日，迪斯尼总资产达559. 36亿美元，销售收入370. 61亿美元。据资料显示：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的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25%，每年创造近9000亿美元的价值，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美国占有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42.6%。
在欧洲，英国的文化产业也由20世纪60年代占 GDP的3%上升到10%；意大利则由当时起步飞跃到25%。文化产业己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存在方式，它正以其独有的形态和创造力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文化面貌、生态结构和生存方式。
近1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获得了迅速发展，2004年中国的出版业、报刊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音像业、印刷复制业、广告业、游戏业、旅游业、演艺业、网络传播业等文化产业的总产值已经达到了1.2万亿元人民币，加上文化带来的相关服务，总产值已经在2万亿元以上。以网络为例：2004年上网人数达9400万，2005年上半年这一数字突破1亿。到2008年5月，全国网民数量达2.25亿，居全球第一，同期美国网民数量约为2.16亿。
三、文化软实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
文化软实力在企业的表现就是企业文化，对经济的融入和效益的影响更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文化关系到企业的前途和命运，进而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企业发展和竞争取决于企业文化素质。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文化要素越多，企业整体素质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企业家和员工的文化素质，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有什么样素质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素质的企业。企业家的文化素质，决定其创新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从而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存亡。文化素质不高的企业家，在激烈的竞争中终将被淘汰出局。员工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企业把文化资源和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程度，决定了企业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水平。员工素质越高，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就越低，效率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企业的管理系统、工艺流程、技术设备、人员和产品等有形因素，都可以引进、更替和改变，唯有深植于企业内部的文化精神，才能保持企业的个性，维系企业持续发展。纵观世界，实力强大的国际企业，都很重视通过文化来塑造形象，提升无形资产的价值，获得扩张的资本，有的无形资产甚至远远超过其有形资产。像NIKE连自己的生产企业都没有，纯粹依靠品牌形象，依靠企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