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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七月份居民价格消费指数1.8%公布的时候,笔者就指出这是“假摔”,不是真跌。果然,8月份CPI又回到“2”时代。
物价回到“2”不仅正常,而且,从未来的趋势看,笔者认为,物价上涨的压力已经凸显。第一,8月份类消费品价格,除了通讯类的价格微跌之外,其余七大类消费品的价格都上涨,特别是随着房地产的持续回暖,未来居住类价格因房租的上涨会更加显著;其次,8月份猪肉价格虽然同比下降18%以上,但从猪肉价格单月的表现看,猪肉价格从7月份已经开始缓慢止跌。监测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全国猪肉价格呈缓慢上涨态势,猪肉价格的回升,将对未来物价上涨形成明显的压力;第三,随着稳增长一系列举措的继续加码,特别是8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加大项目审批的力度,货币政策将在稳健的基调下,继续偏向宽松。预计未来4个月,随着投资力度的加大,货币投放量至少将和上半年持平,全年将在9.5万亿左右,实质上属于稳中趋松的政策;第四,欧元区推行的“无上限收购债”的措施意味着,欧洲将不惜代价通过印钞来走出债务危机,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随时可能出台,这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以及粮食价格下半年重拾升势的概率很大。国际油价在未来一个月已经超过了8%的涨幅,而受美国干旱的影响,国家粮价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心理层面的影响不可小视;第五,考虑到下半年将深化资源价格等深层的改革,深化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这意味着,就影响价格本身的因素而言,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多余拉动价格下跌的因素。
与价格的上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实体经济未来复苏的态势并不明显:其一,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3.5%,较7月份2.9%的降幅放大0.6个百分点,不仅自2012年3月以来已经连续6个月“负增长”,而且创下34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8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2%,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首度跌破50%,创9个月新低,其三,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9%,也是年内的最低,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78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7%,而8月份的发电量仅仅微增2.7%,这一系列的数字意味着,经济下行筑底的过程没有完成,下行的压力和风险依然很大。
这样,宏观经济将面临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一方面,无论是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还是进出口数据等而言,宏观经济需要一系列的刺激政策遏制下滑的态势,另一方面,在很多行业产能过剩,去库存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加大货币的投放来遏制经济下滑,释放出来的新增货币将无法为实体经济所吸收,只能在地面流动,最终推高物价。实体经济停滞,而物价又面临上涨危险的情况下,宏观经济面临的滞涨风险就会越来越大。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变化,政府宏观调控产生的经济风险已经对各大商业银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文章将会就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为我国金融环境的稳定做出有效的保障。
【关键词】宏观经济风险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影响探讨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环境下,银行是所有金融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无论是从规模、市场还是影响力等方面的主导性,还是形成全球性金融体系系y性风险的可能性来讲,国内的商业银行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会对国民经济或者是个人财产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不仅能够保障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还能为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关键的作用。
一、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分析
(一)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整体影响
在目前的经济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以及信用衍生产品的数量都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提高,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加强。简言之,宏观经济风险降低,意味着宏观经济的波动变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宏观经济向好的趋势发展,就会增加商业银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为了取得更多的资金收益,会使得商业银行自发的增加了持有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数量,因此,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也随之增加。
(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商业银行投资组合方差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加而变小,这也就意味着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增加。简言之,宏观经济风险加大,市场经济形势就会变得不稳定,就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损失增加,商业银行往往都是风险行为的厌恶者,因此,为了降低发生资金损失的可能性,势必就会减少对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持有的数量,依次降低自身的风险承担行为的可能性。随着持有的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数量的减少,商业银行投资组合的方差也就变小了,商业银行稳定性增加。表面上看,似乎宏观经济风险加大,商业银行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才符合人们的直觉。其实,正是外部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加,会促使商业银行自身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应对这种外部风险,因此,就商业银行内部而言,相比宏观经济风险不大时,稳定性会增加。
(三)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预期收益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风险增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发生的几率,就会减少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持有数量。但是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持有数量,不仅会让风险得到控制,还会降低银行的预期收益,这是由于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往往都是来自于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收益,因此可以说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
(四)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预期收益的影响
商业银行总效用水平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该结论的合理性和经济意义在于:当宏观经济风险增大时,作为风险厌恶者的商业银行来说,其决策会变得保守以规避风险。即,宁愿获得的效用少一些,也不愿意冒更大的风险,也就是说,这样的决策主要因防风险的缘故而宁肯牺牲自己一部分的效用水平。
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分析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商业银行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和信用衍生产品数量都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增加,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增加;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加,商业银行投资组合的方差变小,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增大;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商业银行总效用水平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宏观经济风险越小,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就越明显;宏观经济风险越大,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预期总效用水平的影响就越小。
三、宏观经济风险背景下对商业银行提供的建议
商业银行要有适度创新意识。一方面我们要稳步推进金融创新,但另一方面,又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产生金融创新过度的行为。总而言之,商业银行的技术人员需要让金融创新的程度控制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起产生积极作用的范围之内。对于创新,还需要加强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公众所需要的创新是那种合理的创新,有价值的创新,有科学依据的创新,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创新,是一种不仅能为商业银行自身提供收益,还能真正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切实福利的创新。国家反对的自私自利性质的创新,只顾自己利益不管别人生存与否的创新。任何人都不希望再出现2007年金融危机类型的“创新”,政府和人民不需要这样的创新,社会需要的是善良的创新。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有明确的风险意识,谨慎的处理和对待企业的融资行为。不管国内的经济形势的好坏与否,都要按照国家规定的贷款流程来开展经济活动,按制定好的规矩和制度办理业务。商业银行只有先确保资本的安全以及自身经营的合法性,才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企业。只有按照既定的流程和规章制度操作,商业银行的业务人员才能识别出真正需要资本帮助的企业。若是一些不法企业可以使用弄虚作假的卑劣方式获取商业银行的专项贷款,那么接下来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类似的情况不断出现,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理论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证明研究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结论是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可以有效减少商业银行业的经营风险,提升商业银行对抗风险的能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危机的发生都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查鉴珂.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D].重庆大学,2016.
[2]方鹏宇.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D].重庆大学,2014.
【关键词】银行信贷 风险管理 经济因素
一、引言
银行是聚集和经营风险的企业,控制好风险是商业银行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是商业银行重要的职责之一。尽管各国的银行监管部门都相当重视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但是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还是引起了全球各国对商业银行的防范和抵抗金融风险能力的担忧。2010年9月,由27个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高级代表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并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风险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由此可见,防范和抵抗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是全球金融行业关注的核心课题。本文正基于此建立起其微宏观经济因素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实证模型,以确定各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相关关系,以助于我国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以增强商业银行在经营中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影响银行信贷风险的因素
(一)微观变量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因素
1.贷款比例(LOAN)。在微观方面,贷款比例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有着重要的代表意义。一般认为,过快的信贷扩张是比较容易产生信贷风险,但信贷量的增加相当于加大了不良贷款率的分母。因而,对于贷款比例,本文假设H1:贷款比例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2.资产规模(SIZE)。一般而言,资产规模越大的银行拥有更多的分支机构和网点数量,这样在发挥各网点的地理优势时,可以起到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的作用,以实现风险的分散化,有效降低信贷风险。因而,本文假设H2:资产规模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3.管理费用支出比例(OR)。银行管理费用的大小直接体现出银行运行效率水平的高低。如果管理费用的支出水平较高,说明企业未能有效利用企业资源,低下的管理效率水平将会增加银行的风险。因而,本文假设H3:管理费用支出比例与银行信贷风险呈正相关关系。
4.资本充足率(CAR)。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如果资本充足率越高,说明商业银行抵抗风险水平越强,商业银行风险就越低。因此,本文假设H4: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5.净利息收入占总资产的比例(NIC)。银行的存贷差历来是我国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般认为,净利息收入比重越大,风险越高。因此,本文假设H5:净利息收入占总资产的比例与银行信贷风险呈正相关关系。
6.不良贷款率(NPL)。当前较为常见的衡量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安全的有两个指标:一是违约率,二是不良贷款率。本文将采用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资产状况的指标。
(二)宏观变量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因素
1.GDP增长率(GDPG)。一般而言,宏观经济越好,社会的消费水平就越高,企业就更渴望扩大投资,以提高产出水平。同时,银行也会在预期良好的宏观经济条件下,扩大企业的信贷规模,增加信贷供应量。因而,本文假设H6:GDP增长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2.贷款利率(INR)。贷款利率是衡量资本市场信贷资金的供需状况。一般而言,贷款利率越高,资金的供应量就会越多,而资金的需求量就会越少。本文是选取六个月至一年贷款利率水平作为衡量贷款利率的高低水平,并假设H7:贷款利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3.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G)。广义货币供应量是反应货币当局投放到货币市场的货币数量。如果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越大,说明市场资金投放量就越多,相对的信贷基数就越大,不良贷款率就越低。由于货币供应量对市场作用有一个时滞过程,因此本文作了滞后一期的处理,用M2G(-1)表示,并假设H8: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选取
(一)计量模型设定
结合微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NPLit=α+β1LOANit+β2SIZEit+β3ORit+β4CARit+β5NICit+ γ1GDPGt+γ2M2G(-1)t+γ3INRt+εit;(i=1,2,…,N;t=2005,2006, …,2011)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5~2011年7年期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中国农业银行在05~07年的资本充足率数据缺失,因此该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三)实证检验
本文是利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检查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方差扩大因子计算公式:VIF=1/(1-R2),计算出方差扩大因子(VIF)值,如表1所示。由于各个变量的VIF值均低于10,可见,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的影响很小,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政策调整;通货膨胀;全球性金融危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第三季度后,我国实体经济开始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调控由治理因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向“保增长,放衰变”转变。从目前国家经济情况看,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能够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要求。经济运行开始步入正轨,主要表现为:投资持续上升,消费稳定增长,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逐步增强;工业增速稳速上升;金融行业运行正常,社会信心基本恢复。但危机并未结束,虽然经济形势好转较快,但我国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复苏非常吃力,导致我国出口贸易在短期内还难以迅速恢复。受出口下降,产能过剩,就业困难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等压力,世界经济走势依然不是很明朗。
就在国内出现复苏迹象的同时,通货膨胀的声音悄然在民间传开。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再次调整。自2010年4月14日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320元;当前1年期和2年期品种的收益率分别为1.4941%和1.8746%。同样两年的资金运作期限,如果直接投资2年期品种,按照单利计算,投资人获得的利息为本金的3.7492%(1.8746%×2);如果分两次投资1年期品种,第一年的利息率为1.4941%,要达到同样3.7492%的回报,第二年投资1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需要达到2.2551%,这比目前的1年期国债收益率高出了0.0076个百分点,也就是76个基点。这意味着,市场预期,1年期利率在1年后将上行76个基点。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升温。
在国内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持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会增加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国家有必要对宏观政策进行微调,以保证我国经济正常稳定的复苏。
一、通货膨胀简要介绍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经济学上把它定义为一般价格水平普遍的和显著的上涨。一般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供远小于求)[1]。
通货膨胀通常用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公式为:
其中:πt为现期的通货膨胀率。Pt为现期物价水平,Pt-1为基期物价水平。
二、通货膨胀的依据
1、出口下滑和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增长,引发通货膨胀。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内需出现停滞或者不同程度的下滑,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强烈的紧缩效应。在进出口贸易对我国GDP贡献率已达70%的条件下,我国GDP增长率由11.5%(07年第二季度)下降到8.9%(09年第三季度),已连续7个季度持续下降。
在出口严重下滑和内需无法迅速提高的条件限制下,原有的被高投资和高出口掩盖下的产能过剩已加速显现。一些企业生产能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利润下降,国内出口贸易开始受到影响。由于我国是一个年轻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些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够健全,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较低,国内需求跟不上经济发展要求,导致出口受阻的产品无法在国内消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及人民的生活和就业带来极大的困难。但长期来看如果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会加剧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的矛盾,最终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2、流动性过剩易引起通货膨胀
“流动性过剩”的概念在2004年由国有商业银行首先提出,此概念提出后一直被不断地引用。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指实际的货币存量对预计的均衡货币存量的正向偏离,也就是指经济中存在过多的货币投放量,这些多余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于是就有了经济过热现象和通货膨胀危险[2]。在宏观经济上,流动性过剩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
广义货币量与GDP的比率,常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最常用的标准。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的RM2与GDP的比值为160%,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57%和俄罗斯的21%,更远远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19%。由此可见,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共同决定了通货膨胀率。但从我国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三者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以RM2代表广义货币供应增长量,CPI代表物价水平,NGDP代表名义GDP,RGDP代表实际GDP。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经网1997年~2009年相关月度及季度统计数据
1998年到2002年,RM2处于下降阶段,国内出现通货紧缩,RGDP在8%左右;从2003年开始RM2开始大幅上升,连续7个月增幅超过20%,并于2003年8月到达极大值,它的上升带动了CPI的上升,GDP的增长率也在升高;从2006年6月到2008年12月,RM2与CPI保持一致,GDP的增长率在10%左右。由此可见,RM2与CPI、NGDP、RGDP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为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广义货币供给量M2同比增幅不断提高,从09年1月的18.7%上升到9月的29.3%,增幅连续6个月超过25%。
2009年前三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9.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8.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58.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1.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银行为中央政府1.18万亿投资还要提供配套贷款,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加大了流动的压力。长期的流动性过剩和货币供给短期内大量增加使得通货膨胀有了货币基础。
同时,由于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截至09 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21,3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4%,是世界第一储备大国。大量外汇储备一方面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两年多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 18%,并且有升值幅度加大的趋势。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国际上套利的热钱大量流入,更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压力,使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雪上加霜。
过于巨额的流动性在短期内注入市场,如不能迅速被生产领域消化,可能造成短期内货币供给过剩引发通货膨胀;即使新注入的流动性全部进入生产领域,也会引起总需求快速扩张,导致通货膨胀。
三、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但综合多角度分析,笔者认为近期马上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其主要原因是货币的流动性(M2/GDP)在不断上升表明国内经济景气度还不高。因此,货币的流通速度在下降,短期内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推动作用减弱,所以短期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随着经济景气度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是通货膨胀的发生风险大大增加。
尽管CPI和PPI双双回升,但是并不会马上就带来通胀,只是会为明后年出现通胀埋下伏笔。现在价格同比还是下降的,环比在上升说明经济在复苏是好现象。也可以说,双收窄,说明市场价格在逐步回升,通缩压力在明显减小。
很多学者认为,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大幅度上升成为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动力,也是未来中国物价上升的最主要动力。而对于过剩的中国金融资本而言,参与大宗商品的投机不成主流。因为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市场部在中国,中国金融资本还没有能力主宰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而国内期货市场的资金规模大约只有1000亿元左右。所以,不会导致国内出现通货膨胀。
但在低通货膨胀率的可能下,警惕资产泡沫是必须的。过剩的资本无法被实体经济吸收,必然向大宗商品及资本市场流动。尽管是否有资金进入股市还有争论,但股价在2009年近一倍的涨幅和最近创业板市场的火爆登场等表现无不向世人昭示中国股市的“不差钱”。房地产方面,总所周知房地产中有大量的银行资金,如果出现房价的大幅下跌,将直接表现为银行坏账迅速增加,会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四、宏观政策的经济调整
在外需即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唯有依靠增加消费和投资来实现。但在通货膨胀的风险逐渐放大的情况下,应对宏观政策组合进行适度调整。应将宏观经济调整的目标和重点放在能有效抑制产能过剩、充分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切实增加居民收入以及有效带动消费增长、充分化解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内容上。
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紧缩状态时,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对经济复苏所发挥的作用要高于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无法改变现有经济结构,不利于长远的发展。所以,有效的货币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在经济景气程度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应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将货币政策转向中性或者适度紧缩状态,以避免国内货币发行过量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同时防止经济增长出现下滑[3]。
1、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动力不足。这种发展方式缺乏稳定性,国际市场上一旦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会立刻出现波动。应当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使得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
从生产角度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支撑增长。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近年来徘徊在40%左右,而美国的水平是80%。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必然加重资源环境压力,是不可持续的,应当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
从投入方式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靠物资消耗推动经济增长,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国内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应当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
2、积极调整投资方向,抑制产能过剩,扩大内需
在现有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万亿,GDP就能增长3.3%。所以,合理增加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投资对短期目标的实现确实有支撑作用,但是长期却会进一步增加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确保投资规模不减的前提下需要积极调整投资方向将投资集中于能长期有效带动国内消费显著增加的行业。
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带动内需有效增长。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度一直很低。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贫富差距较大,贫困人口过多。加上中国人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使消费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因此,为有效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扩大内需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之外,还应继续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和覆盖范围,以便充分降低居民谨慎性动机,减少货币需求,刺激国内消费。
3、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上
货币政策结合财政政策才会发挥宏观政策的潜力。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产能过剩加剧和通货膨胀的抬头。截止2009年5月,信贷迅速扩张,规模已达5.18万亿元。虽然,信贷规模高速扩张在短期内能刺激国内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是存在着扩大资产泡沫、影响银行体系稳定、引致通货膨胀、推高产能过剩等多方面隐患。目前,信贷高速增长主要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项目建设有关。除对拉动GDP有短期效果外,对切实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社会消费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经济结构与分配体制不合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长期不能改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对信贷规模和方向的控制,对私人投资部门的信贷进行引导,在信贷放卖弄进行必要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五、总结
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增长必然的伴随品会一直存在,过高的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过快和货币供应过于宽松的产物。短期内,我国经济处于短周期的调整恢复期,难以再次出现1992年、2007年的超高增长,因而出现高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小;而长期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但只要政府控制得当,措施及时,通货膨胀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经济仍将重新恢复平稳增长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07-02.
[关键词]滞胀风险;宏观政策;内生型增长
作者简介:孙迎联(1967―),女,东南大学学院(南京,211102),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经济伦理学。
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高通胀、经济增速下降和高失业率的三重压力。从经济的近期走势看,“物价上扬,经济下行,失业率高企”的格局清晰可见。由此已引发关于中国可能会发生经济滞胀的普遍性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是在有效内需相对不足、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现有理论难以对此进行有效解释。因此,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滞胀因素,对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实际情况,及时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滞胀特征
经济学中,滞胀特指高通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率交织并存的状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消费物价指数(CPI)自2009年11月起,由负转正并一路上扬,到2011年7月同比涨幅已达65%,创2008年7月以来的37个月新高。从消费品大类看,2011年7月,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幅度最大,达到148%,其中猪肉同比上涨已高达567%。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自2009年12月由负转正以来,也持续走高,到2011年7月同比上涨高达75%。实际通胀可能比数据反映的还要严重,因为,CPI不论如何定义,本质上都是对各种价格进行某种形式的加总。[1]我国的CPI统计中,房价的权重被严重低估,被严格控制的食品价格占了消费价格权重的1/3。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和商品与服务质量下降的成本,那么实际的CPI指数,会远远超出目前的数字。
伴随物价的持续上涨,却出现了GDP增速放缓和失业率高企的现象。我国经济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是103%,而目前的增速不仅显著低于10%,而且还存在下滑趋势。2010年第四季度增长98%,2011年第一季度增长97%,第二季度增长95%。2011年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9%,环比回落11个百分点,表明当前经济虽然继续增长,但增速回落态势仍在延续。如果考虑被低估的通胀因素,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将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低很多。从失业率看,目前我国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虽为42%,但普遍认为这一数据没有反映我国当前真实的失业率,因为它仅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登记的“在岗职工”统计而来,既没有涵盖15亿农村富裕劳动力,又排除了下岗职工和隐性失业等大量的城市无业人口。如果考虑这些人群,我国目前的失业率将大大超过42%。在2010年3月22日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代表时透露中国的失业人口多达2亿人。
种种证据表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已具有一些明显的“滞胀” 特征,虽然就此得出滞胀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存在滞胀的风险是肯定的。2011年以来,为应对通胀,央行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三次加息。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但物价上涨的趋势仍在持续,经济下行压力却在加大。特别是在当前欧美债务危机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可能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同时,劳动力成本与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商品价格上升等诸多推动通胀的因素并未消除。因此,我国现阶段存在一定的滞胀隐患。如果掉以轻心,未来一个时期,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或将进一步恶化,甚至不排除发生滞胀的可能。
二、我国宏观经济中的滞胀风险因素分析
我国经济为何面临“滞胀”风险?经济学分析滞胀成因主要沿着总量和结构分析两条主线展开。就总量分析而言,主要有“政府福利增加说”、“政府扩张货币供给说”、“供给异常说”等;[2](139-140)从结构分析来看,有“市场不完全说”和“部门不平衡说”等。[3](236)这些理论主要是以失业来说明经济停滞。失业固然是经济停滞的重要特征,但毕竟只是个别特征,不能完全说明经济停滞。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去分析滞胀。更重要的是,现有的成果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为样本,并不能合理解释我国当前的滞胀迹象。比如,近年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增加福利性财政开支,但目前我国福利性财政支出的总量偏低和结构不合理仍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西方国家那种因救济充分而自愿失业的现象即便存在,也不具有普遍性,不能解释当前我国的失业问题。再如,我国的工资增长率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即使目前的“民工荒”迫使一些企业提高了工资,但工资水平并没有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没有象西方国家那种工会化的寡头行业推动工资增长的现象。当然,从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看,货币供给量确已偏多,而且也存在着市场竞争机制不健全和经济部门之间发展失衡的问题。因此,“政府扩张货币供给说”、“市场完全说”和“部门不平衡说” 对我国当前的滞胀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还很不够,货币供给量为何如此之多?为何有垄断高价现象?部门间发展不协调的原因是什么?只有搞清这些问题才算完成了解释工作。
事实上,我国当前的滞胀迹象是多重滞涨因素不断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投资拉动、出口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也有收入分配失衡和社会保障不力的原因,同时还与市场机制不健全、经济政策扭曲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等因素有关。
在众多滞胀因素中,对滞胀的产生起着基础性作用的是“投资拉动、出口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通常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由于近年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并持续走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2005年的39%上升到2010年的548%,2009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创纪录的952%。2005年至200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年均值分别达到2103% 和233%。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和2009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负值,但2010年,我国出口又取得高增长,全年出口增长313%,达到近五年来的最高点,出口的GDP贡献率也由负转正,为08%。
从投资的效应看,投资越多,需求越大,越易引发通胀。这是因为:其一,投资增长会引起资本需求的骤增,导致资本品价格上涨,从而使工业产成品的价格上涨,并引发消费品价格上涨。由于一些消费品又是工业生产的原料,所以通货膨胀螺旋产生。其二,货币购买是投资最终的实现手段,在投资资金来源以信用为主导方式的条件下,投资膨胀必然刺激银行信贷的增长,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为说明近期投资对通胀的拉动作用,我们选取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1月到2011年2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inv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增长率,对不公布的每年1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行缺失值处理,并对采集的样本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通货膨胀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其回归方程为cpit=-3342506+0859966 cpit-1+0280393 cpit-2+0121422invt-2(调整后拟合优度达0962521,F统计量为 1979 ,AIC值为148, SC值为168)。由此可知,固定资产每上升1个百分点,通胀就会在第三个月上涨大约012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投资拉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往往会埋下经济回调或衰退的隐患。因为投资往往集中在某些能够快速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和部门,随着投资总量的不断积累,会造成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将使经济增速减缓。近年来,我国投资一直集中于“铁、公、机”等基础设施项目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对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和吸纳劳动力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较少。倾斜式的投资增长不仅会直接通过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利润率降低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质效,而且还会通过降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同时,过度的投资已触及到资源供给、环境质量、生态容量等经济持续发展约束因素的上限,使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效应进一步凸显。
其实,产能过剩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只是被当时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所形成的强劲外需所掩盖。一旦外需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又会重新显现并威胁经济增长。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的急速下滑就是很好的例证。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与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所导致的外需不足也有很大关系。
不仅如此,过度出口必然扩大经常项目的顺差,造成外汇储备的激增,由此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态势。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8月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就达到64305,较上个交易日骤升146个基点,创出汇改以来的新高。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同时,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却接连下调甚至被取消,再加上美元贬值引发的原材料、燃料、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又进一步压缩了出口的利润空间并迫使企业裁员,从而使失业率攀升、经济下滑。同时,激增的外贸顺差在我国现行外汇政策下最终以人民币的形式进入国内流通范围,演变为流动性过剩,并被房地产、金融债券等具有虚拟资本性质的领域所吸收。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必然造成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涨。国内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又吸引大量海外游资的流入,形成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既能助长通胀,也能支撑经济增长,一旦其破裂或缩小势必影响经济增速。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09年起国家一系列调控政策挤压了资产泡沫。然而,必须注意到,由于我国农产品价格一直低于国际水平,致使农产品又成为继股市和楼市后游资炒作的新目标。在我国CPI 计算中,农产品占了30%,2009年以来由投机炒作引起的农产品全面涨价,自然成为我国当前CPI上涨的又一推手。
如果说“投资拉动、出口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滞胀风险形成的基本原因,那么,导致这种经济模式的根源――收入分配失衡,就是根本性的滞胀因素。
一方面,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导致消费需求的疲软。世界银行相关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的20%人口之间的平均收入之比为107:1。美国的这一比例是84:1,印度是49:1,日本是34:1。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18。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就一直大大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甚至有学者估计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而一般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根据凯恩斯理论, 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穷人的消费倾向一般大于富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收入集中于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手中,结果就是降低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使社会消费水平下降。为说明这一问题,本文选取我国2000年至2010年的基尼系数和居民最终消费率两个指标进行对比。
由上图可知,居民的消费率与基尼系数呈现负相关关系。如2000年至2006年、2009年至2010年基尼系数不断上升,消费率也不断下降。对2000年至2010年居民消费率和基尼系数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Y=1248797-1549106X,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达088,这说明近十年来居民消费率能被居民收入差距解释的可信度为88%,其它随机因素仅占12%。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个数k=1,样本容量n=10,取α=0005,查F分布表,得到F=7279> F0005(1,10),表明该模型的线性关系在99995%的水平下是显著成立的。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率影响十分显著,基尼系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就下降155个百分点。这表明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的确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是造成我国目前消费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GDP虽快速增长,但劳动收入的GDP占比却呈下降趋势,而资本报酬和生产税净额占比总体上却呈上升趋势。1996年至2007年,劳动者报酬的GDP占比由534%下降到397%,而生产税净额占比由128%上升到148%,企业盈余占比由212%上升到313%。尽管2007年后,政府采取的系列措施使劳动者报酬的GDP占比有所提高,2009年这一比例增长到4665%,但还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66%的平均水平。由于我国居民还不是除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要素的主要拥有者,大多数企业的所有权并不由居民直接或间接(通过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的方式) 掌握。因此,在劳动者报酬的GDP占比过低且总体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即使企业的营业盈余的GDP占比不断提高,GDP的增长也不可能使我国居民形成收入永久性稳定增长的预期。再加上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居民还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低迷。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90年代以来政府的消费率总体上呈稳定态势,最终消费率偏低是由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引起的。
要弥补消费不足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失,就只能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来拉动。一方面,政府主导下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银行体系,这就直接表现为银行信贷的增长以及货币供应的增长。过去30年来的数据表明,由银行信贷增长引起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前者的增幅往往是后者的一倍左右。另一方面,扩大出口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又成为基础货币迅速膨胀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平均增幅在20%以上,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幅则更高。[4]高速增长的货币投放量刺激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低通胀的局面是因为从上世纪80 年代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到90年代的证券、教育、医疗再到最近十年来的房地产,总有不断实行商品化的领域来吸纳超发货币,使物价指数保持平稳,并拉动GDP的增长。但是,当几乎所有的领域已经实现商品化,尤其是教育、医疗费用和房价已大大超过社会承受能力,难以再找到可以吸纳货币,拉动经济增长的领域时,滞胀就如期而至。可以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高通胀、低增速的现象就是30年黄金发展期结束的信号。
还应看到,当前我国滞胀风险的形成还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一是关键性经济领域的行政垄断所致的垄断高价拉高社会价格总水平,垄断行业的高工资、福利拉大行业收入差距;二是政府压低劳动力等资源价格而形成“低价工业化”模式,造成国际贸易的持续顺差、劳动报酬的GDP占比持续下降以及“土地财政”造成的畸高地价推高房价,导致房市投机行为;三是缺乏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造成劳动者报酬难以提高和财税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四是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保障不力或保障缺位造成居民预防性储蓄过高,消费不足;五是股改和房改导向的偏差带来的制度红利导致相关投机性需求爆发;六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全球通胀压力等。
正因为有上述问题才使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就发生了传统理论认为的只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才会发生的“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等现象。这既从源头上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引起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失灵,从宏观决策上滋生通胀因素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内需不足、投资拉动、产能过剩、出口依赖和流动性过剩等诱发滞胀的因素就会如影随形,滞胀或将成为经济的常态。
三、滞胀风险下的宏观政策选择
理想的经济增长是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共同拉动的增长。前段时期,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低迷,“稳增长”被当作首要任务并已基本实现。而“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导致了目前我国滞胀风险因素积聚增长。因此,应该紧紧围绕着“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的目标来选配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就货币政策而言,一方面,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应以汇率政策为主,不宜频繁加息。因为持续加息往往会在减轻通胀压力的同时,损害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目标。况且,近期美欧债务危机加剧,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依然充满阴影,这就决定了美联储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利率, 国际流动性环境将依旧维持宽松局面。在此情况下,加息会强化人民币的升值预期,遭致更多的热钱流入。而适当加快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不仅有利于减少为冲抵外汇而被动发行基础货币数量,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也通过减少出口起到了增加国内供给从而平抑物价的作用,同时又能相对低价地进口更多的商品来缓解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信贷结构的调整,在重视中小企业贷款的同时,引导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方面倾斜。
在财政政策上,不仅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税率等方法,改变目前税收“逆向分配”的状况,而且要根据经济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完善税收结构。比如为房地产调控征收财产税;为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征收资源税、能耗税、排放税、碳税等;为稳定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价格而免除或适当降低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单位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并通过实行特定领域的结构性增税来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同时,要规范政府的投资范围,确保财政投入方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在避免出现用大量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加大对“三农”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支持环保产业、循环和绿色经济、服务业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要支持解决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涉及民生的问题。
根据我国产业结构失调的现状,未来产业政策的重点应在于: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创新农业的发展业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降低农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开展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实施品牌战略,扩大中高端市场份额,加强资产重组,打造企业集团,增强工业竞争力;促进消费性、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按照地区的资源和区位优势、经济与产业基础,实行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实现错位发展,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分工合理、层次分明的产业结构。
在以上基础上,还需加快制度供给层面的改革:加快要素市场建设,减少资源垄断和要素价格的行政干预,保证农民能动态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财政模式和短期利益驱动下的政绩行为;建立以净收入分成制为基础的工资增长机制,促进居民收入的优先增长;[5]校正要素价格的扭曲以及开放更多行业准入,控制垄断经营的规模,对垄断企业占用的公共资源按市场价值收费,降低其收入,缩小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等。
总之,从短期看,应对当下滞胀的风险关键在于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财政需求;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景则取决于依靠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深化等措施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实现经济的内生型增长,这就是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最佳路径。
主要参考文献:
[1](英)R J 鲍尔.通货膨胀与货币理论[M].项婷婷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王广谦.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进展与述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李 超等.经济学基础[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4]李继民.中国将面临长期通胀[J].中国报道,2010(7).
[5]李炳炎等.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显现的“滞涨"现象分析及其矫治方略新探[J].经济学家,2009(3).
Stagflation Danger and The Choice of Macro Policy
Sun YinglianAbstract:The potential danger of Chinese economy is not only the problem of
inflation; what's worse, the problem of stagflation along with inflation, stagnation and unemployment. The relevant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anger involved in stagflation comes from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 economic increase in “investment stimulation and export dependence”, currency issue, liquidity surplus ,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xternal input and economical system. So the most important in our future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to inhibit the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mpulse and financial demand, protect people's livelihood, promote social fairness, foster new economic point of growth and realize economic endogenous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