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欣赏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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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艺术欣赏的主要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谢晋；《最后的贵族》；白先勇；《谪仙记》；改编
由著名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谪仙记》改编的电影《最后的贵族》（1989），是谢晋走出过往模式的一部转型之作，也是一部探讨电影改编的经典范例。因此，本篇文章在回顾了谢晋整个创作历程的基础上，对《最后的贵族》和《谪仙记》进行了比较性的分析研究，来探讨在影视改编过程中，电影对原著的遵循与变异，也即忠实性与创造性两方面。
忠实，是对原著作者劳动智慧的敬仰和对作品精神品质的尊重；创造，是以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赋予原著以新的生命力，是对原著内涵的倾力阐释甚至升华。一部改编作品能够做到如此境界，那可以称得上一种成功了。
一
谢晋电影堪称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经典，他不仅在作品中渗透了对祖国和民族的深沉的爱，更对电影艺术本身倾注了最诚挚的热情。他曾说过“每导演一部作品，就是一次生命的燃烧”①。从早期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到后期的《清凉寺钟声》《》等，都在历史的考验中被认证了其存在的价值。
《最后的贵族》是谢晋在经过了从1986年开始的“谢晋模式”大论战三年的沉寂之后，作为电影转型的标志而推出的。这部迥异于过往风格的影片，使谢晋走出了所谓“赚取眼泪”的模式漩涡，开始关注自在状态下的个体生命，也标志着谢晋电影视角从“道德伦理层面”向“生命个体层面”的转化。由此看来，《最后的贵族》在谢晋电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是我们研究中国的电影改编艺术不可跳过的一页。
将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这种视听艺术形式，需要的不仅仅是使原著情节、人物的可视化，更重要的是运用独特的电影艺术手段，在充分理解原著的故事情节、挖掘其深层内涵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诚挚的阐释和再创作。由此可见，改编的最主要特征也是改编应遵循的两大原则，即忠实性和创造性。
二
影片原著《谪仙记》描写的是世家小姐李彤留学美国，因其高贵美丽的气质，在异国他乡备受尊宠。然而一夜之间“国破家亡”，李彤的命运由此转折，几经沉浮与挣扎，最终投身于威尼斯河。作品虽被收入《纽约客》这一系列“留学生”小说之中，但白先勇关注的已不仅仅是关于文化的思考，他更是把自己在人生岁月积淀中关于“命运”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深刻地嵌入其中。无疑，白先勇赋予《谪仙记》深层次的内涵，作品的思想性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以“留学生”身份为载体，以文化冲突为表象，由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失落而引发的悲怆感和对家国的浓郁“乡愁”；二是以李彤为表现主体的个体的命运抗争意识。
前面提出，改编作品的忠实性主要体现在改编者对原作者劳动智慧的敬仰以及对作品精神品质的尊重。那么，谢晋导演是如何遵循这一原则的呢？
首先，对白先勇和《谪仙记》进行充分地理解与阐释。谢晋曾说：“白先勇对人生、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和我们以往不一样”，他的作品“常常通过很有限的艺术空间，把一个人物当作一口深井，深深地开掘下去，用诗的境界，表现了完整的人生。”他认为《谪仙记》就有这种“史的作用，诗的境界”，并且蕴含着白先勇作品整个的哲学思想那就是“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②。
对于电影《最后的贵族》，谢晋认为也应当如此，他对影片做了这样的阐释：“它是对今昔盛衰的感叹，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的寄望，对芸芸众生的嘲弄和同情。”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中华大地上改朝换代的最森严的历史时刻”，应该通过人物的命运，“折射出历史的沧桑”。李彤的变化与失落只是影片内涵的浅层次体现，谢晋认为应该“更深一层地开掘，提取更深一层的岩芯”，“不单是李彤的失落，影片中的黄慧芬、张嘉行、雷子玲和陈寅实际上比李彤更早地经历了失落和扭曲”。在此基础上，谢晋最终认为《最后的贵族》是“一部反映流亡异国的炎黄子孙灵魂失落的悲剧”，其根源“则不单单是社会原因，而是人类自身的矛盾、人类避免的性格悲剧”③。
其次，谢晋导演在电影的拍摄实践上，遵循着内心对原著和对影片精神层次的界定。影片采用了原著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剧中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特征及主要人物关系、故事的基本结局都与原著保持了基本的一致。尤其是表现主要人物李彤的重要剧情，比如疯狂跳舞、喝烈酒及重游欧洲、魂归威尼斯等都熟练运用电影技巧给予展示，从高贵美丽、桀骜不驯的李彤到癫狂沉沦再到落魄失魂，影片运用与原著一致的色调，从灼人的火红到残阳般的暗红再到肃杀的灰白，将李彤的命运演绎在观众面前，从而使观众在情节转折和人物命运的过程中，体会与家国之根断裂后的落魄、“中国”已不在的感伤、与命运抗争的顽强和失败的悲苦。
三
文学作品的改编仅仅强调忠实性是不够的，会走向单一照搬和简单拼贴的极端，不仅不会对原著产生新的欣赏效果，还会破坏观众对原著的审美感受。因为改编是一种再创造，要求改编后的影片不仅保留原著的“品”，还要注入改编者的“味”。这样才能使作品获得升华和新的生命力。
那么以下就从叙述视角的转变、电影的造型特征和电影结尾的变更三方面来谈谢晋改编的创造性。
原著中的叙述视角是第一人称“我”――陈寅，李彤的好友的丈夫，这样李彤的家庭背景以及许多过去的故事就都是“我”听说的了。婚礼上首次遇到李彤之后，李彤的故事及变化也就成为“我”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一部分。因为是“我”听和“我”看，然后转述给观众，所以文字的叙述就必然带有很强的概括性，比如：“李彤家里最有钱”“李彤的衣裳多而别致”，等等。而电影直接运用第三人称视角，即让观众成为李彤命运的直接旁观者和见证人，因此对李彤的家境之好、气质之高贵就有了充分展示的必要和机会，影片安排了生日宴会这一场戏进行集中表现。这场生日聚会也是整部影片的开始，众多的社会名流，豪华的家居装饰，西餐、乐队、舞会等都为李彤的出场做足了铺垫。而那个最重要的女主角――圣洁的、光彩照人的李彤终于出现了，是那么轻盈、活泼、欢乐。与父亲的一段交谈，更是交代出了李彤年轻但倔强刚强的性格，她有着伟大的愿望，立志将来当一名外交官，她的未来充满希望和生命力……就是这一场戏，几乎描绘了李彤“贵族”生活的全貌。对观众来说，能亲眼目睹李彤的“昔”，才更能体会“国破家亡”后的“今”的失落与悲苦。
影片叙述视角的转化，既是电影造型特征的必要，也为电影的造型提供了机会，这二者是紧密相关的。电影造型“并非指如何把剧本中的人物和故事转化成银幕的形象，而是指如何调动和运用电影艺术表现的方法、手段和技巧，使形象的特征得以强化”④。因此，叙述视角一经变化，导演就需要增加或减少必要的情节以满足观众的欣赏需要，而这一过程也正是导演熟练运用电影的造型技艺加以改编的过程。比如以上提到的生日聚会一场，对于家庭环境主要运用全景镜头来展现，更能凸显一种“歌舞升平”般的繁华境地；又比如对人物，影片不仅通过人物的着装打扮来体现不同的性格，更对李彤的出场做了经典的拍摄：运用摇镜头掠过李彤的全身，同时用近景表现她身上那闪烁的光环和脸上幸福的微笑……把李彤的纯洁、动人一点一点地铺展开来；另外在色彩的运用上，影片整体上体现了一种由华丽到暗淡的转变。可以说，造型为观众带来一个可听可看、可触可感的李彤，即使仅从感性的欣赏中，也能体味那种今非昔比的落寞感。
小说与电影是同样的悲剧结局，但采取了不同的结尾方式。小说通过好友之间的传达让我们获悉李彤的死讯，而用以深化主题的情节是几位好友疯狂地打麻将，此后黄慧芬在回家的路上终于忍不住痛哭了出来。其实这几个人的疯狂，只是对失去民族之根的空虚心灵的一种逃避和发泄。因为李彤的死，代标着“中国”的失去，这让她的好友们突然间清醒地感知到了民族之“根”的丧失。正如陈寅所体会到的那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而那是无法用话语慰藉的，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无奈、煎熬与苦楚，只能以“孤独和尊重”慰藉之。而电影的结尾去掉了后面这两个情节，换以李彤重游欧洲投身威尼斯海为全剧收尾。
古老而宁静的威尼斯城，李彤坦然的脚步与淡定的目光，旁白在这里起了很好的阐释作用，俄国老乐师的出现更是成功的一笔。这在小说中是没有的，谢晋却对此寄寓了深刻的思考，他说:“不论是内心的意蕴，或者是美学形式上，都是超越了原著的。”⑤李彤问老乐师“世界上的水都是相同的吗”，谢晋认为正是在这种平常司空见惯的事物中间“突然揭示出带哲理性的东西”。在这段最后的演绎中，“乡愁”获得了最终诠释，也为李彤的命运抗争奏响了挽歌。“世界上的水都是相同的”，因为水中飘荡着李彤父母的灵魂；水中倒映着她的故乡的影子；水，更是对人世间这一翻风尘坎坷与痛苦挣扎的最终洗礼！所以，当镜头从李彤的背影摇到天空，又移回已经不见李彤身影的岸边时，一切也就顺其自然地结束了。或者说，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多的表达。
以上我们分析了谢晋导演《最后的贵族》对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的改编，从忠实性与创造性两方面探讨了电影改编的种种努力与尝试。虽然影片放映后的结果不幸被导演言中，“观众有的不太理解”，加之社会时代的客观原因，影片上映之初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响，但这绝不代表谢晋改编的失败。因为改编本身包含了改编者对原著的忠实与热诚，对原著精神品质的充分理解与阐释，也体现了谢晋在影片中注入的创造性努力。这种“揭示命运”的最终旨归，必将使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在艺术的之海中占据着应有的地位。
注释：
①②③⑤ 谢晋：《谢晋电影选集――女性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第125-129页，第125-129页，第128页。
④ 李标晶：《电影艺术欣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参考文献］
［1］ 谢晋.形象大于思想――《最后的贵族》的艺术追求［A］.谢晋电影选集――女性卷［C］.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2］ 李标晶.电影艺术欣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3］ 谢晋.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
［4］ 刘俊.白先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电影艺术欣赏的主要方法范文第2篇
艺术心理定势是艺术心理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它对任何一种艺术心理活动如艺术感知、艺术记忆、艺术思维、艺术想象等方面都起着各种神奇和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影视创作过程中，艺术心理定势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艺术心理定势是艺术创作主体在过去长期的社会生活、学习和艺术实践中形成的较为确定和稳固的艺术心理态势。
在影视艺术领域，成功的影视艺术创作者在以往的创作实践中往往会形成比较特定的、独特的艺术心理定势，这些定势常常会引导着他们对影片内容、影片风格、影片表现形式的选择和运用，以致直接影响其创作风格的形成。例如，受到其艺术心理定势的影响和作用，张艺谋形成了其特有的“理想与现实整合的审美走向”,陈凯歌形成了其特有的“激昂而沉重的电影风格”.
艺术心理定势在影视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艺术心理定势是艺术创作期待中的主要元素，与艺术审美息息相关，然而艺术心理定势带来的保守和僵化，忽视了作品艺术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研究艺术心理定势在影视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不单单从它的表面来研究，还要研究它的构成元素、特性、功能等。
一、艺术心理定势的构成元素在影视创作过程中的应用
(一)创作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创作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艺术心理定势中首要的一个基本元素。古今中外有着辉煌作品的伟大艺术家都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人生观去深入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捕捉住时代的重大主题，从而真挚而又热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从而获得作品的成功。例如中国文学作品中杜甫的沉郁顿挫、苏轼的旷达豪迈;影视创作中冯小宁对“战争与和平”主题的情有独钟、刘恒对京城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形象再现，等等。
(二)创作主体的生活经验和人生经验
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于他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而这种社会生活经验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创作主体看问题的角度和创作定势。在影视创作中，影视创作就是创作主体的审美表现。影视创作表面上往往表现的是外在的人、事、景、物，但实质上表现的其实是创作主体自身生命迸发出来的火花以及他的心灵世界。例如出身农村的张艺谋在其影视作品中总是试图探索和表现中国的乡土气息和中国乡土情感，张艺谋导演早期的影片《红高粱》中每一个画面都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中国的乡土气息和中国特有的情感世界，如血红色的高粱地、血红色的花轿、血红色的染坊、血红色的战场、血红色的天空等。影片中所有的影视艺术元素取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却又区别于我们的现实，电影中的音乐元素、色彩元素都散发着浓浓的中国乡土气息，表达着深深的中国情感。
(三)创作主体的艺术观和艺术修养
主体的艺术观和艺术修养是艺术心理定势的核心元素。艺术心理定势中各个基本元素都会影响着艺术观和艺术修养的形成与发展，然而它们也都以艺术观和艺术修养作为核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巩固而稳定的艺术心理体系。在影视创作中，正因为创作者建立了自己独到的艺术观和艺术修养，所以他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容易给观赏者带来独特的艺术美的芬芳，永远鼓舞着人们向着理想的境界升华。例如，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尤其张艺谋导演的早期影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其特有的现实主义审美精神、色彩浓烈粗犷的画面效果、声光艺术的唯美形式感等艺术观和艺术修养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创作主体的创作需求和创作诉求
创作主体的创作需求和诉求是艺术心理定势形成的特殊条件，它集合了各个基本元素所提供的特殊养料、特殊内容和特殊条件，形成有机的综合体。创作主体只有在头脑中有了明确的创作旨趣、创作需求和动机，才会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例如，张艺谋导演在其作品中一直探寻着中国乡土气息和中国情感世界，这一情结使其作品形成了独特的张艺谋电影风格，而这种情结来源于张艺谋早年的农村生活，于是他把这种情结放到了自己的作品中，并对其不断地创新和探索。张艺谋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在拍摄之前，张艺谋先有了要表现乡间普通人的生活面貌和纯洁爱情的创作需求和创作诉求，而后在艺术心理定势的作用下才会有这部优秀的作品的问世，而不是信手拈来。
二、艺术心理定势的特性在影视创作过程中的应用
(一)习惯意识与习惯无意识的统一
在影视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的作品，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选择某一种创作风格、某一个场景、某一个镜头、某一个细节为创作的作品服务，这就是艺术心理定势的习惯意识与习惯无意识特性在影视创作过程的应用和表现。创作主体在创作和总结自己的作品时能明确地指出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这属于艺术心理定势的习惯意识部分;然而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的习惯性无意识部分，他们却较少能体会并总结出来并且认为这一部分是无意中选择的，例如在一个影片中，导演很巧妙地拍摄河水的涟漪泛动，可是当记者问到时，他却说没意识到。
(二)持续稳定性与变异性的统一艺术心理定势具有持续稳定性的特征，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创作主体经历等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它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变异性。例如张艺谋电影创作之路便是其艺术心理定势的持续稳定性与变异性统一的体现，从电影《红高粱》中红色嫁衣、红色高粱穗、红色染坊、红色高粱酒、红色的天地，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灯笼，无不被大红色充斥着，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力。于是火一样的大红色成为张艺谋电影的象征性色调。但是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沿袭了《红高粱》电影中的红色，红色的意义却悄然发生了变化，红色不再表示顽强的生命力，而代表着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残害。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菊豆》《秋菊打官司》到《一个都不能少》，十几年的创作之路经历了艺术叛逆、理想世界，最终将艺术、理想与现实完美整合作为自己影视创作的审美取向，从而彰显了张艺谋电影艺术风格的逐步成熟。
(三)群体相似性与个体差异性的统一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生活阅历不同，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艺术创作心理定势，同时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生活阅历又有相似的部分，这样就会表现出相似的艺术创作心理定势。中国各代电影导演既保持了其年代的电影艺术风格，又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和手法。例如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电影创作人，在电影创作方面，他们体现了共同的特点：对其所处年代的特色定位、对电影新的创作艺术手法、角度的创新，在主题、选材、人物、叙事、镜头、画面等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试图通过影片展现年代特色、人文气息。但同时他们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个体差异性，作为第五代导演之一的张艺谋追求理想与现实完美整合的审美取向，而第六代导演之一的贾樟柯却把创作放在了给予中国现实以强烈的人文关注。
三、艺术心理定势的功能在影视创作过程中的应用
(一)在艺术创作的创作动机产生上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在介绍他的作品《雷雨》的经验时说：“我没有明确地想过主题是甚么，我只感觉有个东西非写不快似的。”这就是过去已经形成的艺术心理定势中的习惯意识和习惯无意识起着积极作用的表现。在影视创作中，张艺谋独特的心理定势为《红高粱》的创作目的和创作动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用《红高粱》中红色的高粱地、红色的高粱酒、红色的战场、红色的天空，高唱着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二)提高影视创作题材的选择速度
艺术心理定势对影视创作题材的选择速度特别敏锐和迅速，它几乎在艺术感知的同时就已经给艺术赋了形，并善于由此产生某些艺术联想，也更加容易动情。例如对于一部片，一个导演可以选择以表达抗日期间的艰难历程为主题，而另一个导演则可以选择以颂扬抗战人民的奋勇和顽强。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创作主体的不同心理定势对影视创作题材的选择速度是不一样的。创作主体的感知往往就是心理定势对题材的选择和即兴的艺术赋形。
(三)在影视创作的构思阶段对创作思维的导向作用
一个专业诗人只会按照他原有的诗的心理定势去构思诗篇;一个油画家只会按照他原有的油画的心理定势去发挥他的专长;一个影视导演只会按照他原有的影视的心理定势去编导影片。由此看出，他们的艺术心理定势中都早已形成各自不同专业的习惯意识和习惯无意识，而形成的这种不同专业的习惯意识和习惯无意识在影视创作的构思阶段对创作思维起到导向作用。
(四)增强影视创作者对艺术美的选择
所谓物化意象，就是创作者在创作心理定势特别是创作心理定势中意象物化技能心理指导力的导向和作用下，按照已经构思好的艺术意象和艺术美的规律，选择最优美最神奇的艺术语言、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恰到好处地、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例如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影片中每一个画面都被压抑的灰色和大红色占满，灰色的墙面、灰色的地面、灰色的天空构成了监狱似的牢笼，代表着封建礼教的压迫，而其中一排排大红色的灯笼在灰色监狱中微弱的闪烁，象征着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这一切艺术元素都是创作主体的心理定势对艺术美的选择。
(五)提高影视创作者艺术欣赏和艺术审美的能力
艺术心理定势有多高，艺术欣赏和艺术审美的水平就有多高。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和艺术欣赏能力的人，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艺术心理定势。在影视创作中需要较高的艺术欣赏和艺术审美的能力，因此他的创作心理定势也就必须提高。例如张艺谋作为中国的一线导演，如果没有较高的创作心理定势，那又如何谈他今天的成就呢?
艺术心理定势是艺术心理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影视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当今社会中外有很多研究艺术心理定势的学者，但仍未对其研究透彻。因此我们要从更多方面来研究艺术心理定势这个课题，只有这样艺术心理定势在影视创作过程中才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红芸。 审美心理定势的双重性及审美超越[J].文学界(理论版)，2013(1).
电影艺术欣赏的主要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艺术批评；媒介；媒介批评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wWw.133229.cOm
一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 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二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三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 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在工业革命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技术化的艺术意味着美学上的失败，因为那个时代的媒介技术不像当代这样发达和强大并取得了在审美活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说艺术具有一种特殊的调解功能，那么，在现代主义艺术发展阶段，艺术尚不能调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科技之间的对立。现代主义科技发展只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科学尚未发展到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阶段。
电影艺术欣赏的主要方法范文第4篇
我常常考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电影艺术在人们眼睛里就会比其它的艺术姊妹要低俗？是电影工作者的水平低于从事其它艺术的人们？恐怕还不能作出这样简单的结论。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与电影艺术的特性有关，正是这样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使电影艺术成为说的“俗文化”的。
众所周知，小说是一种文字艺术。它作用于人们的第二信号系统，借助于读者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力完成其艺术欣赏过程。尽管小说无法展现作用于第一信号系统的视觉场面，（即便是《老人与海》这样的小说，我们也很难真正体验到大海的视觉奇观。）可是，观众的参与和想象活动是艺术审美的生命，小说拥有了这样的特性便成为了一种高雅的文化产品。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中，不仅人物命运能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且人物丰富复杂得难以言状的内心世界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奥勃洛莫夫》中的奥勃洛莫夫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作者就能把他的丰富的内心活动展示给我们。也许，只有小说有这样的魅力：一部小说的情节或细节描写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读者淡忘了，然而那小说中众多的成功塑造的人物却在读者心中长存甚至伴随他们一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字有利于塑造复杂的人物个性和千变万化的内心世界。在小说之林里，即便是象西德尼．谢尔顿或琼瑶这样的通俗小说作家，也依然必须在人物个性的塑造上下一定的功夫。
再看戏剧。由于戏剧的空间表现的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导致它不可能依靠视觉手段。因此戏剧的真正武器是对话。戏剧家们运用对话来展开情节和冲突，揭示人物关系和性格。如果对话过于肤浅，流于生活的表面，如果我们通过对话看不到人物心灵和性格中那些隐秘的层次，戏剧就会变成毫无戏剧性可言的浅薄的东西。所以，戏剧没有选择，既然它不能用视觉的奇观来哗众取宠，就只能靠对人性深刻的揭示来将观众吸引到剧场里来。正因如此，戏剧便获得了高雅的属性。无论是莎士比亚或是易卜生，无论是斯特林堡还是奥尼尔，戏剧大师们所追求的永远是性格的丰富性和对心灵的隐秘的揭示。正是戏剧的短处成就了戏剧的高雅。戏剧也羡慕过电影的通俗性所带来的金钱，也有人希望能创作出类似于警匪片、惊险片或恐怖片这样一些戏剧样式。但如您之所见，到现在我们也没看见有什么“警匪戏剧”、“恐怖戏剧”或“惊险戏剧”形成气候。娘胎里生就的高雅何须作东施效颦呢？
可是电影呢？电影拥有无与伦比的时空表现力，它可以表现高山大海和千军万马的古战场，可以展现星际大战和史前生物的肉搏。它拥有任何其它姊妹艺术所没有的视听武器。得天独厚的能力对人是不是有绝对的好处呢？比如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儿，也许就因为她比别人漂亮便无需作更多的努力即能取悦于人。电影艺术的“天生丽质”正是这样地使它无需在人物塑造方面苦下功夫就能取悦于观众。它可以将冰海沉船、彗星撞击地球、龙卷风和大白鯊……所有人类能够想象到的惊心动魄场面都展现给观众，并且只靠了这些视觉的奇观本身便可以将观众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牢牢地吸引在影院的座位上。人物性格的塑造便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更遑论性格的深度。稍有文化修养的人就能分辨出一部莎士比亚剧本与《泰坦尼克号》影片中人物塑造的高下，恐怕只有才会把两者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好莱坞那些高成本的大片中的人物性格的落套和浅俗几乎成为那种影片的标致。不知是不是会有谁将一部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与该影片的文化品味看作是一回事儿？如果有，那一定是利用电影赚到了钱的人或渴望赚到钱的人，千万不能相信他的话。电影也有佳作，在佳作里也有脍炙人口的人物性格，但你会发现那常常就是借助了对小说或戏剧作品的改编，电影编剧的原创人物寥寥无几。而且您还会发现，改变自小说和戏剧作品的电影作品，尽管有着比原作更广泛的观众面，但看过原著的人往往会抱怨这些改编实在是糟改原著，至少失去了原著的深刻性和人生品味，充其量不过是原著的赝品在这里，也许应该为电影艺术说上两句公道话。我们无权要求任何门类的艺术都必须达到同样的人文深度。要求一部恐怖片也要深刻如契柯夫的《海鸥》显然是滑稽可笑的。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把深刻作为自己的审美目标的。恐怖片就象我们坐翻滚过山车，一时的刺激便带来了值得花钱的愉悦。以往我们总是要求电影艺术的任何样式都要追求人物性格的丰富立体性其实是根本错误的。在商业样式的影片中，我们根本无法做到也根本不必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即如美国影片《生死时速》，在创作这样的影片的时候，编剧最需要下功夫的是讲好一个具有惊心动魄场面和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故事，而导演的任务就是把文字提供的视觉奇观设计图逼真地展现在银幕上。人物的类型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电影样式商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就象麦当劳的策略一样，如果它的汉堡包和辣鸡翅不作定型化的生产，就不会有那样多的赢利。因为它必须用一种模式化的生产来培养人们固定的口味。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的西部片，其中的人物都是固定不变的类型，那些无法无天的牛仔、那些孤单闯入敌阵的英雄、那些野辣辣但善良的……所有这些就象定型生产的汉堡包，早已经培养起了一大批观众的口味，所以至今仍然保持着西部片的常盛不衰的观众群。香港的功夫片得到了西部片经营之妙吷，于是也成为中国唯一能够杀向好莱坞的电影样式。人物性格的复杂和立体，人物内心生活的深层结构，这些都必然会带来作品在主题思想上的艰深和多意，这也许从来就不是把票房看作生命的那些电影投资者的意愿。我认为好莱坞为代表的商业电影是很值得今天的中国电影人研究的文化现象。一天，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问我：“您认为张艺谋和冯小刚谁更棒？”我反问他道：“你认为跳高的朱建华和打乒乓球的邓亚萍谁更棒？”我认为他们都不错。不能在商业喜剧如《不见不散》这样的作品上苛责冯小刚塑造的人物肤浅，这就好象我们不能听了相声抱怨它太不庄重一样。我们应该看到他的机智和幽默和叙事节奏的流畅。今天中国大部分的商业片不是太不深刻的问题，而是太不懂商业规律太缺乏商业想象力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如何创作好类型人物的问题。
什么是类型人物？戏剧理论家和教育家贝克在他的著作《戏剧技巧》中有所描述。他认为剧作中的人物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概念化人物，他说：“概念化人物是作者立场的传声筒，作者毫不把性格描写放在心上。”第二种便是类型化人物，他说：“类型人物的特征如此鲜明，以至于不善于观察的人也能从他周围的人们中看出这些特征。”这种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某些突出的特征或一組密切相关的特征来概括”。第三种为圆整人物（RoundCharacter），也有人翻译作“个性化人物”的。他说：“圆整人物在类型中把自己区别开来，大的区别或者细微的区别。”这种人物具有性格的多侧面和复杂性。他们的性格复杂到无法用简单的话语来概括和分析。贝克认为，类型人物在今天还大大地存在的原因如下：①人物性格特征有限并且鲜明，这样就易于观众领会和把握。②这样的人物容易创造，更容易编写。③闹剧和情节剧看重的是情节的戏剧性，这样的剧本哪怕它缺乏人物的个性化，观众仍然对同样的故事百看不厌（如罗马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事实上，中国人的叙事传统中更突出的是对类型人物的描写。而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也相当地固定在类型人物上。《红楼梦》除外，我国古典章回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舞台上的人物大多数便是类型化的人物（尚有一些概念化人物）。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中的人物：曹操性格突出的是一个“奸雄”，关羽则可以概括为“忠勇”，诸葛亮不过突出了一个“神”字。张飞性格全部集中在“直鲁”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艺术最大的特点便是夸张，表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便是人物性格的夸张。这种夸张的方法可以总结为强化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特征。这样的方法能取得良好的剧场性，易于为更多的普通观众所接受。其实直到今天，中国观众的审美特点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记得《乡音》这部被专家看好的影片到湘西农村放映的时候，这部为农民创作的、表现农民的影片在农民中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们抱怨说影片“分不出好赖人”来。中国农民喜欢人物立场和性格一目了然。就象中国戏曲舞台上人物，脸谱本身就有了综合地表述立场和性格的功能。这种审美习惯在电视剧中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专家们对《还珠格格》获得那样大的轰动效果瞠目结舌，觉得不可思议。“小燕子”就人物塑造而言性格何其夸张简单，简单得几乎有点二百五！可为了看“小燕子”竟然能够万人空巷！其实，琼瑶是个聪明人，她明白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所以对所有剧中人物都采取了类型化的处理原则。您回过头去看看，《西厢记》里的那个红娘，整个性格无非就是个“伶俐可爱”，然而却被人们口碑至今。现在又一只“伶俐可爱”的“小燕子”飞来了，能不家喻户晓吗？如果你细细分析就会发现，每一个大红大紫的电视连续剧中的人物其实都走的是类型人物的路数，例如《渴望》和《嫂娘》中的女主角之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便是突出的一例。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如果一个影视编剧不会将人物作类型化处理，就很难满足大众胃口，写出百姓喜爱的作品来。将剧中人物作类型化处理也不一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生活中的现实性格通常都是模糊的和多成份的，因此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现在，剧作家要从那个人物之性格的综合成份里选出一个或两个特征作夸张处理，就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你必须决定选择什么。如果你选择的那个人物性格的特征是大家已经看烦了的，观众就会觉得太旧。比如，我们一些表现部队生活的作品总是爱重复这样一些类型：傻大黑粗的农村兵、调皮捣蛋的城市兵、好妈妈式的教导员、性情直鲁的连长……其实这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挺好的。但现在这种类型几乎便成了定型，就让人觉得有些东施效颦了。描写青年的类型人物也有很多的重复，例如以往写所谓的好青年，总不外是说话木讷、见了异姓就脸红；如果写女记者一定是风风火火、疯疯癫癫、敢爱敢恨……这样的人物看多了，就让人觉得中国的影视编剧没有想象力，光会跟在别人的后面克隆。可见，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反对人物类型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反对人物定型化的问题。其实，在中外很多的优秀作品中，优秀的类型人物不但不会被观众厌弃，反而会得到大家的喜爱。例如卓别林创造的那个象鸭子一样走路的绅士流浪汉便是个极好的例子。这个小人物除了永恒的善良本性以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永恒的尊严。无论情况多么艰难窘迫，也无论对手多么强大可怕，他总是拼命地保持着自己的绅士风度和尊严。俗话说“人穷志短”，可卓别林却把它反了过来，去表现了一个可怜滑稽的小人物超越常理的尊严，就十分具有创造性和独特的想象力了。因为卓别林是流浪汉出身，他一定知道在每一个受欺侮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深藏的渴望：保持住作人的尊严。他正是聪明地抓住了这一点。再如，在日本山田洋次的《男人辛苦》系列影片里也有个家喻户晓的类型人物寅次郎。在日本，几乎没有不知道阿寅的。这个将眼睛眯作一条缝的胖子性格格外的单纯鲜明：他善良仗义多情却又懒散而不拘小节。每天大大咧咧、无所事事，却常常大言不惭。山田洋次真是个聪明人，他在这个人物性格上的类型化处理可是十分有学问的。在日本这个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日本人被西方人形容作每天只知道工作的“蓝蚂蚁”。给人的感觉是，大多数日本人中规中矩、一丝不苟、性格压抑、不苟言笑、感情轻易不外露，例如一个日本人向你点头说着“哈依”并不一定就表示他同意你的意见，你很难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然而，在高度紧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中，其实很多的日本人心里都有与现实相反的渴望。他们渴望着能冲出刻板的生活轨迹潇洒随意地生活，能够忘记金钱而把情感看得比什么都重，能够不注意上司或任何人的脸色而敞开地表达自己的任何情感……而这一切便恰恰是山田洋次赋予阿寅的。人们从阿寅身上看到了自己虽然期待已久、想做却又不能做或不敢做的。这就难怪阿寅这人有这样好的观众缘了！其实，就连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人熟知的阿Q也是个类型化人物哩！这个性格极度夸张的角色之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便是“精神胜利法”。我们实在是不能因为这个人物出自伟大的作家鲁迅笔下就生生地将他归结到圆整人物的圈子里去。说他是类型化的人物并不意味着否定他的深刻性。相反，正如大家所共识的那样，在阿Q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典型特征。由此可见，一个真正为观众所喜爱的类型人物既不能是不费气力就能得来的，也不能是克隆的结果。那必定是一次具有个性的创造，是对生活深切感悟的结果。类型人物应该是一种真正的典型，更具有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和性格的鲜明性。
我认为，学会写类型人物应该是编剧的影视基本功。其实人物塑造也象绘画一样，在学习绘画的时候常常有两种练习：一种是速写，一种是素描。速写要求用极其简练的笔法和线条甚至有些夸张地将人物勾勒下来，而素描则要求对人物作空间层次的细致描画。类型人物就好比是速写，如果你没有抓住一个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特征的能力，也很难对人物多重成份的性格作全面的描述。更何况，即便是在那些以圆整人物为主角的电影作品中，类型化人物依然是不可少的。剧作家用了这样的技巧来描写次要人物。要知道，在电影剧作中，毕竟叙事的时间有限，在两个小时的甚至更短的篇幅里，你要想将所有的剧中人物的性格都作圆整化的处理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那样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主次就意味着喧宾夺主。这时，你又不能将次要角色处理得个性全无，那样的做法观众也不会接受。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这些次要角色的某一个突出的性格特征作夸张处理。例如，在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中，作者对主要角色耕作和民子都作为圆整人物来塑造，写出了他们复杂的性格成份。这两个人物细腻复杂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使我们感到了人物性格的现实性。可是，影片中的虻田以及民子的弟弟和弟媳，就作了类型化的性格处理。这样的方法不仅增强了戏剧性，也反衬了耕作和民子这对中年人的深沉情感和性格的圆整性。在国产影片《牧马人》中，编剧对许灵均和李秀芝这两个男女主角作了圆整性格的刻划，但对郭PIA子却作了类型化的性格处理，而这个人物却使作品增色不少。获得了东京电影节大奖的日本影片《谈谈情，跳跳舞》中那个舞蹈动作怪异的青木也是个很成功的类型人物。这个人物使影片在总体基调的严肃性上增添了几分活泼和轻松。影片的编导者一定非常清楚，任何艺术所产生的效果都离不看对比，在一部影片中庄谐共在才能相映成趣。电影艺术家并不回避类型人物，以写不写类型人物这一点上是不能区分艺术家和匠人的。但艺术家毕竟与匠人不同，艺术家是创造新的类型人物的人，而匠人则是重复前者创造过的类型人物的人。
要想创作出充满新意的、性格鲜活的类型人物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这就好象齐白石之画白菜，虽然仅仅是了了数笔，便能跃然纸上，这却是多年实践的结果。初学影视编剧的朋友往往心太急，却忽视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其实，如果你平日不多作些观察和训练，要想几笔就写出一个鲜活的人物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的意见是，大的剧本固然要写，但忙里偷闲地多搞写小品文或影视剧作小品也是很有效的学习方法。例如下面就是我平日里完成的人物性格速写练习：
第一则：《陈先生的小纸片》
我的大学是在上海戏剧学院上的。刚刚入学，去厕所小解，却见面前的墙上正对着脸贴了张笔记本上裁下来的纸，上面写着：“菩萨蛮——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而作”。那词填得很功，但却读不太明白。从引用的掌故里看出作者定是位老先生。那字也是老先生的，用繁体，规规矩矩的蝇头宋楷。末尾的留名亦是老气横秋——“陈汝衡”，颇象老中医的名字。他是个什么人？怎么会在厕所的小便池上庆祝儿童节哩？我当时乐得把尿也晃到了池外！（后来才知道，原来每到节日——不拘是妇女节还是元宵节，他都会用那样小小的纸头，在校园里到处贴上他填写的词。）
不久见真人，果然可乐！他已经八十一岁高龄了，踱入课堂的时候却声若洪锺地自我介绍说“芳龄二九。”是两个九相乘的意思。这时有同学提问时叫了他一声：“陈老师……”他立刻打断了提问正色地说：“以后谁也别叫我老师，要叫先生！”
陈先生是教中国文学的，但他更多的是教古典诗词。说句良心话，“年方二九”的他讲课实在枯燥。然而我敢说没有哪个老师似他这般酷爱讲课。当他摇头晃脳地背诵起诗词来的时候，就如关公抡起了大刀，如入无人之境。人老了，前牙漏风，朗诵的时候前排的同学就感觉局部地区有雨。上他的课很苦恼，终于就有人忍不住跑到系里抱怨听不下去，问能不能换老师。然而系主任苦笑着说：“还是告诉同学们坚持一下。如果我们把陈先生的课停了，他那年纪，他那热情……是不是？”想想也是，大家就再不提。只是共同谋划好了对策。等他上课，我们就从左数第一个人开始提问，然后第二人、第三人……这样一直问到下课。他就只好不断回答问题。其他同学就有了开小差看闲书的时间。陈先生当然不知道我们的阴谋，学生的提问，使他觉得很得意。记得那次轮到我提问，我严重异常地站了起来：“陈先生，不知道菩萨蛮是不是可以吟唱？我曾经在厕所的墙壁上看到过先生的……”同学闻说，都从课桌上抬起了暗含笑意的眼睛。老先生全然不觉，当下里为我们朗声吟唱起来，那音调要多怪有多怪，相信定是原装宋味的。先生见我们都笑，更来了情绪，突然问我：“唐诗宋词皆有传世之作。敢问现代诗里也有吗？”
“没有！”我几分讨好地说。
万万没想到他却说：“不对，有的！”说得全班同学大愣。接着他笑嘻嘻地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都不怕！”没想到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挤兑现代诗，大家哈哈笑个不停。
那天，学院里来了个法国学者，是个年青的女子，要为我们讲莫里哀。男生都挤向前排，凑向金发碧眼的身边。那女子很有些欧洲人的傲慢，全然不把在场的学生放在眼里。就在这时，突有人用英语提问，大家惊诧地回头看时却是陈先生。陪同翻译说：“对不起，我不太能说英语。”陈先生就立刻换了法语。至今不知道陈先生提的是什么问题，但见那女子红了脸，半天回答不出来。翻译道：“她说，这位先生的提问她从来还没想到过。”
回到宿舍，大家都议论着陈先生今日的表现，纷纷觉得分明是为国争光，人人反复说：“没想到陈先生还有这两下子。”因为我们无论课上课下，从来没听先生说过任何一个外国词儿！转再一晨，我围着学校跑步，恰遇到陈先生提着篮子买小菜。当下拉着我到他家里坐。步入那狭窄的亭子间，我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书架的山谷里，那四壁的高及屋顶的书令人仰视，给人压力。拿出一册翻看时，竟是先生在30年就的《中国曲艺史纲》，再抽一本，还是先生写的，叫《中国说唱艺术考源》。索性向书橱里看去，原来那一排都是先生的著作。这一发现使我目瞪口呆，连师母递上的茶也没喝出是什么味道。那些书中的文字，铿锵有力，字字珠玑，长短节奏，更是有腔有韵。其功力真令我辈汗颜。从那一刻起，我始知年轻人笑声的浅薄。临出门，认认真真地颔首叫了声：“陈先生。”
现在，陈先生已经作古多年。他故去的时候我已经当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七年。七年里，我常常会想起他，因为每到过节我的眼前就会出现那贴在墙上的小纸头，尤其是儿童节。
第二则：《白玛》
歌舞团里有很多著名的演员，例如在那个时代全中国无人不知的歌唱家才旦卓玛和后当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常留柱，后者创作并演出的歌曲《心中的歌献给金珠玛》曾经红遍全国，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应该都还记得的。然而说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白玛。
我到团里的时候他是负责舞台灯光的。每到演出的时候，只要没轮到我上场，我就会跑到舞台一侧的灯光操作间找他聊天。那里架着很多巨大的灯，从灯的空隙里能够俯视台上的演出情况。那些灯别提多烤人了。白玛教给我了一招儿，将馒头放在照明灯的后面，过一会儿就能吃到喷香焦脆的烤馍了。大概是长期受灯烤的缘故，白玛脾气挺急。他喜欢一面蹦来蹦去地控制那些开关，一面骂台上的演员。
“啊啧啦！旺堆这小子跳的是什么舞？我看从大街上随便拉一个来也比他强！你再看卓玛吧，才20岁呀，还没结婚，可那屁股多大！”
他那肆无忌惮的评价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挤兑他说：“你尽说人家，有本事你跳一个！”
没想到这话却把他激怒了，劈胸抓住我说：“小子！你听着！我在莫斯科获奖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撒尿和泥玩哩！”
后来问过团里的老同志，方才知道他没有吹牛。他原来是舞蹈演员，最最拿手的是跳“拉腿蹦子”。别人在作那个动作的时候，身体倾斜，与地面顶多成六十度角。而他却能达到二三十度角，并在身体侧旋的过程中从地上捡起一圈哈达！正是凭了这一手，他才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了奖。可惜的是，他也仅仅会这一手，再加上他太爱喝酒，常常误事，后来在领导的劝说下索性退出了演出，干起了照明。
大概白玛自己也没有想到过还会重登舞台！
事情的起因是从内地某省来了个实力很强的歌舞团。尽管他们很谦虚地说：“是来向歌舞团学习的。”但实际上却有着炫耀实力的意思。自治区领导发话了，要“咱们自己的歌舞团拿出点自己的绝活来”。我们团里领导得令后思谋再三，突然记起白玛的“拉腿踫子”。当下将白玛叫到排练场，让他蹦一个看，没料到他那童子功竟然盖过当初。团领导自是大喜过望，让他在最后的压轴节目中上场亮相，将节目推向。
白玛成了全团人众望所归的人物，他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在正式演出的前两天，他每天早晨都第一个出现在排练场里，他知道，演出那天自治区的首长会尽数地坐在台下，无论如何不能出一点纰漏。
然而正式演出的那一天他却出了大事！
原来，由于他太渴望重返舞台了，结果是邻近登台他却害了怕，怕得两腿直哆嗦。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偷偷地喝了很多酒。到他上台的时候，果然气壮如牛！在音乐声中，他象急速旋转着的车轮，以不到三十度的侧倾冲出了侧幕。立时，台下掀起了海潮般的掌声！按照规定，他只要围着舞台转上一圈就可以下场了，但不知道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还是观众掌声的刺激，一圈之后他竟然没有停下来。乐队的指挥愣了一下马上喊了声：“反复！”又把音乐重奏了一遍。可是，二圈之后白玛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观众的情绪到达了极点，震耳欲聋的掌声一下下地砸在白玛落地的节奏上！团长的脸都急得发白，对着台上的白玛喊：“行了，快下场！”然而白玛已经失去了控制，只管一路地在台上蹦着圈，那光景就好象要把生命全部在这里蹦完似的。
突然，他偏离了轨迹，在观众的惊叫声中翻下台去，狠狠地砸在月池里的小号手身上！当人们将他从地上搀扶起来的时候，白玛的眼睛虚眯着，好象刚刚从梦中醒来。团里女同志哭了，连团长的眼圈也红了……
后来，当然白玛又回到了侧目边的灯光操纵室。他还和过去一样熟练地按动那些开关，搬动那些闪着火花的电闸。不过，直到我离开那个单位，我却再也没有听他骂过哪个演员……
电影艺术欣赏的主要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电影叙事；文学叙事；叙事学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材料建构的相异符号系统。文学直接以文字为媒介，以读者想象与联想为推动力量，是一种间接性的艺术欣赏活动；而电影则是通过光波和声波形成的影像系统较为直观地呈现出来，是直接通过声音和富有色彩感的影像冲击观众的感官，使得观众接受的是一种更为直接的艺术感觉体验。
在电影里完成一次有始有终的感动，这与传统的文学审美又实无二致，从美学形态上分析，文学和电影的叙事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电影和文学的相互影响是一个互动、互利的过程：一方面文学加速了电影的艺术化过程，另一方面电影也使文学的审美机制发生现代转型。在电影叙事模式与文学话语表达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互文性，比如电影和文学的主要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手段这三个关键元素。电影和文学都是借助于叙事的感性特质虚构或者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存在是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如果说文学创作已经由元叙事的思维进入复调型艺术思维的话，那么电影创作也已走进多元叙事的复式结构模式，电影叙事与文学叙事一样，也同样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早期形式主义文论在研究文学的同时，也包含着对电影的研究，文学叙事和电影叙事二者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我们要弄清并说明复调结构的对话性以及“融合性”叙事理论对电影叙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有必要先理清复调结构及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理念。
一
小说创作的“复调理论”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时候提出来的，他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不仅在小说艺术创作领域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复调小说，而且在人类艺术思维发展的长河中，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艺术思维。巴赫金提出的复调结构概念，即是由“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对话”关系。复调概念强调三个特质：一是人的意识的独立性；二是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组成的多声部；三是各具完整价值的声音组成的全面对话性，也正是这三点要素，构成了复调小说有别于传统独白型小说的艺术独特性。巴赫金认为，到处存在的对话关系是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类艺术思维重大进展的最突出的表现，因此，复调小说叙述的“多声部”结构，决定了各种不同声音在小说中展开各自的声部，小说结构的基础是他们之间的对位关系，而在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方面，除了平等之外，还有一种二元对立、相生相克的组合关系。
巴赫金认为“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话要实现，必须以他者的存在为基础。他者是对话性的主体范畴，在巴赫金看来一切离开主体而存在的，不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是他者。至此，我们可以在文本形式的范畴内对对话性作一个界定：“对话性是对话向独白、向非对话形式渗透的现象，它使非对白的形式，具有了对话的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正如巴赫金强调的“复调”只是个比喻，它具有比喻的一切模糊性、相对性、近似性和多义性，不像一种纯粹建立在演绎基础上的理论界说那样逻辑严密概念周全。也正因为它是一种比喻，却保持了它的全部丰富性、弹性和艺术潜力，只有在一种自由开放的意义上理解和运用复调理论，才能突破局限从而更大地发挥其艺术潜能。
复调小说的的叙事理念发展到米兰・昆德拉时代后，全面摒弃了原小说的全知视角，作者在现实世界和文本世界中自由穿行，与主人公、读者、作者自已进行对话。多种形式的对话在复调结构中以一定的变奏曲的形式组合在一起，文本呈现出未完性与不确定性，作者不再直接面对读者，而是将作品建立在文学艺术虚构性、假定性的基础之上。
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优秀影片，比如《暴雨将至》、《野草莓》、《公民凯恩》、《罗拉快跑》等影片让影迷为之狂热，国产片中的《花眼》、《天使不寂寞》，港片《如果・爱》等等也让人耳目一新，可以说都能在影片中发现复调结构的叙事方式。这些影片在内容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它们在结构上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二个或三个以上的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影片在叙事过程中大量使用预叙、中断、补叙、重叠等叙述技巧，使影片呈现出强烈的拼贴感，从而给人一种断裂驳杂的印象，这与传统的叙事理论中所要求的结构要具有整一性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在这里电影叙事采用了一个多元叙事的复调结构，他传达给观众一个立体的读本，导演给你的是不确定的形式，引诱你去找确定的答案。
二
叙事学是20世纪结构主义文论的直接成果，尽管叙事学形成独立学科的时间才30多年，但是其研究范畴却发生重大转移，其过程肇始于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对故事和情节的区分。将故事定义为在时间链条上依序铺开的人物及行动范型间的典型关系，强调故事中的时间为发生于时空和空间上的因果链，把情节解释为对因果、顺序性的事件做一番艺术上的组合或解体。这种把故事和情节区分开来的二分法导致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从20世纪60－70年代关注故事/话语的研究转向了70年代之后的“融合性”叙事学研究。
叙事学理论的发展影响着电影叙事学理论的发展和学科的建构，电影叙事与文学叙事一样，同样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由于文学的叙事性具有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凝聚力和选择概括性，能发掘客观世界中存在的深层的因果联系和事件发生发展的时序关系，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情节优势便对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故事”结构的探索，形式主义者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开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他认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行为功能。法国人类学家兼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受语言学中音素、词素等概念的启发，把神话中最小的单位叫“神话素”，而“神话素”就象词素中的一些二元对立现象一样也是按照二元对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神话的意义就存在于这些“神话素”的组合之中。普洛普主要关注的是“故事”自身的要素及其上下组合关系，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关注“神话素”的逻辑结构方式，各种要素间的联想关系（语言学上叫纵组合）。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普洛普对民俗学的研究，直接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叙事分析。从电影叙事分析实践上来说，一方面，电影叙事分析者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启发，开始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解读某些电影类型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普洛普在用来说明俄罗斯神话故事结构的范型中，所概括出来的31种功能概念，被电影叙事分析者拿来延伸应用到不同的电影上。从电影理论建构上来说,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神话结构属于“非线形系列”的思想与爱森斯坦的电影“垂直蒙太奇”结构理论殊途同归,都强调多条序列的齐头并进,都是在着力于建构故事语法、探讨事件的功能、结构规律和发展逻辑等等。
三
电影在形成过程中一方面从传统文学的小说情节结构中吸收艺术营养，另一方面又从自身的特性出发，开创新的结构形式。电影艺术工作者通过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隐喻蒙太奇、对比蒙太奇和镜头内部蒙太奇等技艺的运用，创立了电影艺术独有的结构范式。影片《广岛之恋》凸现了时空交叉的意识流手法，戈达尔的影片整体上呈现出非理性的拼贴画风格，伯格曼的影片《野草莓》采用了多主题、多线索及多层面的复调结构，美国电影《公民凯恩》新颖之处，在于其独具新意的多视角叙事结构，这些作品打破了以情节的因果链和时间轴为主的结构模式，造成了作品的破碎感与断裂性。
在电影叙事的分析研究中，电影学者常引用话语层面理论来说明对电影形式的研究，并将之系统化。所谓叙述话语，就是叙述故事的方式。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存在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时间是一条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叙述体态涉及到故事中人物和叙述者的关系，叙述语式涉及叙述者向人们传达故事的方式，它由描写和叙述两大语式组成。
热奈特借鉴了托多罗夫的一些理论观点，但是他更注重研究叙述体的整体结构，并不把语言的模式与叙事学的模式作为机械的对应。在他看来，前人说的模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叙述，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描写，纯粹的不动情叙述是不存在的，每对概念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叙事分成三个层次：故事、叙事话语、叙事行为，这也被用做电影叙事分析。在文学中，叙事话语就是指叙事文本，在电影里则是指电影论述。比如说，一部影片的实际镜头范式等等，而叙事时间在电影里，等距的时间关系意味着摄影机忠实地记录发生经过，不做任何时间性的操作。最常见的例子是长镜头拍摄，透过它在时间持续性上的强调，事件的戏剧张力凸然而显。通过对热奈特叙事理论的分析，电影叙事理论者认为只有叙事话语可直接拿来作分析，故事则必须靠读者或观众来推断。因为故事并无一实质形式，而是叙述行为的想像性内容，同样叙述行为也惟有经由叙事话语的铺陈进展才能彰显。同时，对于电影叙事观点、叙事焦点和叙述者等问题的研究，也使电影叙事理论走向更独特、更具严格定义的学术领域。
虽然叙事学家对“故事”和“话语”这两个层面各有侧重研究，自罗兰・巴特起，叙事学家开始对这两个层面进行“融合性”研究。在罗兰・巴特的权威之作《S/Z》一书中，“故事”和“话语”两种研究方法得到完美结合，并且被建构起一种分析模型。罗兰・巴特通过这个模型，充分证明文化意义之普遍语意体系及主导功能情节的因果逻辑――即叙事形式生成刺激的两种讯息――如何互动及互相支持对方。罗兰・巴特的分析方程式并没有被直接引用到电影研究领域，但其提示的精确文本做法仍是弥足珍贵的。
让・米特里和大卫・波德威尔为代表的具有综合色彩的电影叙事理论可以看作是故事和话语融合的一种叙事派别，“融合”后的叙事学研究范畴和方式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首生，是从“静态”走向“动态”，开始关注故事中各因素的动态配置规律；其次，是从“规则”走向“话语”，叙事学界更倾向于将叙事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更注重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是从“作者”走向“读者”，“融合”之研究模式将研究叙事的形式放在读者的阅读语境中，叙事形式的意义只有在读者的阐释框架中才能体现意义。
电影叙事学是“叙事学+电影”的产物，文学叙事理论的发展建构势必要影响电影叙事理论的发展，而叙事学的发展为电影叙事提供了全新的多层面的多元视角研究，对电影叙事的建构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阿・奈・特.美国电影简史[M].世界电影，1982.
[2]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4]热奈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