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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缘起;发展;缺陷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es and the social trend of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about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analyzes the existing defects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缘起
二战后,以美、苏为首的超级大国的经济领先水平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寻求经济发展之路。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一定范围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西方国家开始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研究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生产交换分工、要素自由流动并具有协调机制的有机整体,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初形式。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一体化达到了第一次,学术界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同,学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至今尚无公认的、明确的定义。1954年,丁伯根(Tinbergen)[1]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2]发展了丁伯根的定义,将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要素的移动不受到政府的任何歧视和限制。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自由化的基本形式,由于国家之间贸易壁垒大大降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3]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即完全取消各参与国间的关税,对来自非成员国或地区的进口设置统一的关税。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学术界开始将关税同盟理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维纳认为关税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动态效应以及规模经济、竞争、投资等动态效应,并主要从生产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说明贸易创造会引起一体化成员国福利的增加,而贸易转移会引起福利的减少。由于不能满足福利的最大化,一些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采用关税同盟的形式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都被视为次优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基本理论是自由贸易区理论,英国学者罗布森(Robson)[4]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认为通过消除区内贸易壁垒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而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是贸易自由区的基本形式。1956年,斯巴克[5]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规模经济理论提出了共同市场理论,它是比关税同盟更高一个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假设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不自由流动,而共同市场不仅通过关税同盟而形成的自由贸易化实现了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还克服了集团内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了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和德纽(JFDeniau) [6]提出的大市场理论从动态的角度发展了共同市场理论,其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建立大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从而实现经济利益;二是市场扩大会使竞争激化,进而促成规模经济利益的实现。古典经济学派比较优势学说可以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分工原理,但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产业向某国积聚以及长期成本递增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减,由此提出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7]。该理论认为通过协议性分工,两国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但前提是两国工业化水平相当,要素比率差别不大。
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些学者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及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给予完善和发展。如引入制度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分析,奥尔森和佐克豪斯(Olson and Zexhhauser)[8]1966年提出了国际贸易和货币同盟的制度可以被看成一个俱乐部,通过这种体制,俱乐部的成员可以发现并分享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的利益。1982年,富莱希尼和帕特森(Fratianni.M andJ.pattison)[9]提出了一个俱乐部的模型,他认为每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这些净收益不同于单个收益和单个成本,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20世纪70年代初,肖分和瓦尔利(Shoven & Whalley)开始运用福利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分析,用 CGE 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税收对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影响, CGE 模型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完全竞争结构的贸易模型中对贸易自由化进行事后评估[10]。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以及成员国相互之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Torstensson ( 1999),Brada 和 Mendez ( 1988),Landau ( 1995) ,Vanhoudt (1999) ,Brodzicki (2003) ,Waltz (1997a, 1997b, 1998) ,Matias ( 2003)通过对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Puga 和 Venables( 1998)、刘力(1999)、刘静(2005)、赵楠(2003)等人还研究了参与不同模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1]。
二、主权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发展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化问题,对国家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有重要的意义,而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缺乏可指导性。随着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探索,我国学者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从更为普遍的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进行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
孙大斌[12]认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具有地缘关系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取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市场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在区域内实行地区合理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张佑林[13]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可概括为: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统一基本方略、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发展政策、进行资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耗损,如城市建设、恶性竞争、行政壁垒,保证本区域内部各个方面运转有序、分工科学、扬长避短和合作共赢,并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外更具竞争力。孟庆民[14]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向经济政策的统一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潘永江认为,一体化中重要的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建立和形成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流动的统一的经济体系。建立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赖、城乡差别很小的城-镇-乡有机联系的社会网络体系,在一定社会范围和行政区划的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样化,不意味着变乡为城或变城为乡,而是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不会自然而然形成,也不在朝夕之间完成,它是一个很长的发展建设过程,关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30]。
(二)形成机制
1、市场机制。覃成林[15]认为,在宏观层而上,一体化通过更加畅通的市场调节和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协调,能够促进区域之间更有效地开展区域专业化分工,减少相互之间的无效竞争。因此,经济一体化区域之间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是协调机制的基本内容,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首要条件。协调机制主要分为市场协调机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王瑛[16]以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提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市场机制:一是商流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二是产业转移的“多赢”合作;三是区域分工协作的专业化生产;四是自由市场的贸易一体化。
2、政策机制。李建勇[17]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建立政府协调机制,首先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其次,政府职能应规范化和法律化;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最后,建立跨区域的协作组织。周国华[14]等人认为政策机制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政策;户籍政策及行政区划调整。3、投资、规划机制。周国华[18]等人采用关联分析法对区域经济的投资机制进行研究,得出国有经济仍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民间投资正日益成为区内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孙大斌[12]从产业规划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动力机制,认为产业组群化必然导致区域间存在区域分工;产业梯度转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多赢”的合作动力;产业融合化发展趋势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业生态化发展可以解决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夏丽萍[19]对长三角经济圈进行分析,认为新经济产业是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包括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咨询等高等级服务业以及基础产业。
4、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在现行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下,各地政府都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制度化的合作机制难以形成[20]。李建勇[17]认为利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益冲突的主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来制定科学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评制度,并总结了政府绩效的评价方式和程序。
5、利益补偿机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一体化过程中必然影响部分地区的经济利益。李瑞林、骆华松[21]认为对于政府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带来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如果合作后,双方的福利大于合作前的福利水平,但一方福利水平的提高小于另一方,那么另一方往往会采取政治抵制,只有在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共同提高的情况下,双方才可能积极合作。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对所有地区搞平均,对于经济利益受损或暂时由于一体化的实施而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地区应该以多种形式给予利益补偿。
6、立法机制。李建勇[17]探讨了如何利用立法机制来平衡利益冲突,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利用司法制度来解决区际利益冲突的可能和方法。首先建立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律体系,其次利用法律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包括宪法、财政管理体制的立法以及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竞争的立法。
(三)形成路径
随着城市功能的重构,政府职能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产业结构及空间形态的调整,城市的功能空间已由原先的一个“点”,发展成为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面”,出现了城市区域化的态势,其空间范围或影响范围在客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的都市圈,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空间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在我国发展区域经济的实践过程中,都市圈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载体和基本模式。都市圈是由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和与其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临接城镇组成,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协调发展区域,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联系通道为依托,吸引辐射周边城市与区域,并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作,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以实施有效管理的区域[22]。都市圈是一个以经济联系、社会联系以及生态联系为核心形成的一体化的区域,往往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地域单元。因此,推进都市圈发展和都市圈一体化进程还有赖于跨地区、跨地方政府的协调与合作。对于都市圈的形成,张伟[18]、高汝熹[23、24]、李璐、季建华[25]等人从都市圈的空间范围、界定标准、评价指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袁家冬、孙振杰等人[26]从空间结构上将都市圈分成核心圈、外围圈、机会圈三个圈层。董晓峰[27]提出都市圈发展四阶段划分观:雏形期、成长期、发育期、提升期。彭际作[28]根据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总结了空间结构具有的四个阶段性表现:中心指向型(极核型);中心-周边双向指向型(点轴型);水平网络化(多核多中心型);社会经济联系(一体化的社会经济实体)。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缺陷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源于关税同盟理论,将西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等理论引入该模型,形成并发展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大多是借鉴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从概念内涵、理论基础、形成机制、基本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发展。但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受国际关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等影响较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国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并不完全适用。
第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本身有待完善和发展。从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到如今欧盟、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和必经的过程,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大量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进行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远未达到定量化和规模化的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更多的是实现了局部均衡,而没有达到一般均衡;一国参与经济一体化组织后得到的利益或成效评估还不够具体等问题。当前竞争激烈的国际形势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理论研究除了对基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还涉及到产业经济、战略经营、社会福利等更多的领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还需要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贸易协议的制定和贸易条件的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以及区域一体化程度测量指标的构建等方面。
第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存在局限性。目前已相对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更多地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角度进行假设,即实行的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其参与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动机和模式都与发达国家不同。如欧盟是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实践,其一体化程度和规模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一体化模式,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更复杂,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国际上一些学者对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在实践层面上还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如库马塞尔的“大国”模式理论;约翰逊等人的公共物品与公共偏好变量理论;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小岛清的“雁形模型”理论;以及李斯特的发展中国家(较落后国家)“小国”模式的经济一体化理论等[29]。
第三,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还不成熟。主权国家内部各地区虽然没有关税壁垒,但是各种非关税壁垒或障碍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再加上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国内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差异。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还相当薄弱,没有形成体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概念、内涵和特征进行论述,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共同的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机制还不够全面和具体,市场机制的建立、宏观政策的调控、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还处在探索阶段;区域经济的形成路径应该根据各区域区位因素、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环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模式,对都市圈理论还应进一步完善;在研究方法方面,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较少,缺乏具体全面的指标评价体系。
四、结论
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由于都存在阻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因素和经济障碍,要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必须打破现有的模式,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源于国际贸易的关税同盟理论,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该理论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地区以及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国际间的“一体化”理论与主权国内“一体化”理论存在重大差别,故而借鉴价值十分有限。在主权国内的不同地区之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具有多样性,国内相关研究没有形成体系,缺乏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加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是发展我国区域经济的必经之路,我国应借鉴国际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创新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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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都市地区 经济与空间发展 基础理论 流派
1.集聚:大都市地区成长的源泉。
集聚可能是大都市地区成长最主要的源泉,正是因为集聚经济,才推动了经济活动在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发展。关于集聚经济,早在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就开始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还不断产生一些新的理论。
1.1马歇尔的集聚经济。
集聚效应是城市形成的基础,最早进行集聚经济分析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他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产业集聚是由空间外部性引起的,并认为空间集聚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可以促进专业化的投入和服务的发展;第二,为具有专业知识的工人提供了集中的劳动力市场;第三,公司可以从技术溢出中获益。集聚经济主要发生在高度城市化地区,因此有时集聚经济被称为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
1.2.新集聚理论。
但是,随着上世纪70年代石油暴涨和80年代第一次全球经济萧条,许多学者开始思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未来之路,出现了“后福特主义”(Leborgne & Lipietz,1988),“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Scott & Storper,1986;Harvey,1987)等新理论思潮。其中涉及经济与空间发展关系最有影响力的是“新集聚理论(new agglomeration theory)”。
在新集聚理论中,MIT大学的Piore和Sabel(1984)提出“第二次产业分离(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的观点,借鉴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理论,认为成熟阶段的标准化产品正在被市场需求中的异质和不确定性所破坏,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石油价格的波动,消费者的分化使得产品需要更加专门化和异质化,这是原来的大批量生产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一些公司开始走“灵活的专门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发展方向。
灵活的专门化是一种持久创新的战略,公司要适应无止境的变化而不是要控制这种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在第一次产业分离中被边缘化的手工形式的产品的复兴。同时在空间方面,产业垂直分工的瓦解促进了空间的集聚,让专门化的厂商通过集聚产生规模效益,同时地理相近减少非标准化和变化所带来的成本(Scott,1988)。因此意大利中部和西北部,西班牙的Basque地区和巴黎的高级时装地区(Storper,1993)都是一种基于灵活专门化集聚所带来的繁荣。
新集聚理论和灵活的专门化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过分依赖垂直分工瓦解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可以依靠本地的产业网络,从集聚经济中获利,并且引用的只是个别案例,不能说明整体的问题。
2.扩散(Dispersal):地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到一个地区的发展战略,都希望产业和经济活动能够从发达地区往不发达地区扩散,从而解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借用扩散的理论,许多地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采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促进条件好的地区的优先发展,待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其扩散效应,带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总结扩散效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
2.1谬尔达尔—赫希曼理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
1957年谬尔达尔(G·Myrdal)出版了《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差别,会由于“累积性因果循环”而逐渐扩大,最终形成地区性的二元结构。而劳动力,资金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谬尔达尔称之为“回波效应”,而这种效应会促进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当然发达地区除了有回波效应外,还有扩散效应,也就是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由于生产成本逐渐上升,外部经济减小,这时扩散效应就会使落后地区得到较快速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回波效应居于主导地位,扩散效应相对不足。
1958年,赫希曼(A·Hirschman)出版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其理论与谬尔达尔的理论并无太大的差别,因此往往被后来的学者称为谬尔达尔—赫希曼理论。
2.2弗里德曼和普雷维什:中心-理论。
1950年,普雷维什(R·Prebisch)在其著名论文《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中,首先提出了中心—理论。他认为,世界经济是由中心和所组成的,中心是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心的持续扩张,是为了限制地区的发展。
1960年代,弗里德曼(J·Friedmann)将中心—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学中。他指出,任何国家的区域系统都是由中心与两个系统组成的,资源、市场、技术与环境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某些区域会获得比较强大的竞争优势,会形成国家的体系的中心,而落后地区的发展会受到抑制,而不依赖中心,这类地区形成了地区,并认为政府的作用和人口的迁移为影响要素的流动,从而逐渐消除中心与的边界,并推动空间经济朝一体化方向发展。
2.3产品生命周期与梯度推移理论。
胡佛(Hoover)和弗农(Vernon)通过对纽约大都市地区研究(New York Metropolitan Region Study)工作,总结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ion life-cycle theory),认为各个工业部门、工业产品、技术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中,都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老等四个阶段。而根据所处的不同阶段,可以划分为三个部门:兴旺部门、停滞部门、衰退部门。
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部门对空间的要求是不同的,兴旺部门正是发达地区,特别是大都市地区的优势所在,停滞部门正是中等发达地区的优势所在,衰退部门正是落后地区的潜在优势。于是演化经济学家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空间推移概念运用到区域研究上,产生了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理论”,主要观点是无论在世界或者一国范围内,客观上都存在经济技术梯度,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从高梯度发达地区向低梯度落后地区转移,从而逐步缩小地区的差异。
3.创新(Innovation):大都市地区发展的动力源泉。
3.1演化经济学与创新。
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已经成为当今国外经济学界最热门、最前沿的领域。1982年,Nelson和Winter合著的《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出版发行,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他们使用变化(Varie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惯例(Routines)、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选择(Selection)等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演化经济学致力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关注经济发展的过程,演化理论认为,经济均衡只能是暂时的,而不能是长期的。
3.2创新环境概念。
演化经济学强调创新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为什么创新会在一些地方集聚,有很好的创新环境。别卡提尼是20世纪80年代研究“第三意大利”代表性人物,他发现在意大利快速发展的产业如纺织业、鞋业和陶瓷业的繁荣主要是依靠灵活专门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品的某一个阶段都表现为高度的专门化趋势(Bianchi,1986; Bellini,1987),同时产业集聚也会造成创新在这些新产业区的集聚与发展。一些学者也认为美国加州的高新技术产业联合体也是类似于这种产业区,产业与创新的双重集聚带来的地区的繁荣(Saxenian,1991;Scott,1993)。
此后,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Groupement Europeen des Milieux Innovateurs)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产业区的想法,提出了创新环境(innovative milieu)和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的理论,并认为创新环境主要表现在创新阶段的孵化期。
但创新环境概念(innovative milieu concept)的局限性只是解释了为什么创新会在一些空间形成集聚,没有能解释创新第一次是如何出现的,如何塑造创新环境仍然是个没有回答的问题。
4.集群:大都市地区产业空间的主要形式。
集群是大都市地区产业空间的主要组织形式,对于集群理论的研究角度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产业集群的基础理论来源于马歇尔的集聚理论。
4.1克鲁格曼(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产业集群是一种特殊的产业组织形式,克鲁格曼借鉴了马歇尔的思想,认为促进外部规模经济的要素主要有三种:劳动力的储备、专业的供应商、专业技术知识的流通。但与马歇尔不同的是,克鲁格曼的研究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的快速变化,导致内部不规模经济和经济衰退。在此情形下,集聚经济可以透过各种形式的水平和垂直连接来生产,以求降低成本。因此,克鲁格曼认为集聚性经济更具有规模和范畴经济的优势(Martin & Sunley,1996)。
4.2波特(Porter)的钻石理论模型。
波特主要研究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的条件,他提出的钻石体系中每个关键性要素都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任何一项的效果都是建立在其他条件的配合上的。钻石体系是一个互动的体系,它内部的每个因素都会强化和改变其他因素的表现。钻石体系也是一个双向强化的系统,其中任何一项因素的效果必然要影响到另一项的状态。这些关键性要素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Porter,2001)。
(1)生产要素(factor conditions):主要指产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素质、技术水平,以及原材料的品质。(2)需求条件(Demand conditions):国内需求市场是产业竞争的第二个关键性要素,内需市场由于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力而提高了效率。(3)相关及资源供应产业(Related and the Supply of Resource Industries):价值链是由各项产业活动所构成,这些价值活动一方面提供附加价值给顾客,同时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4)企业策略、结构与同业竞争(Firm Strategy,Structure and Rivalry):是指企业在创造、组织与管理方面的策略、文化与绩效。(5)政府(Government):政府在钻石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是两面的,一方面,它可制造政策来影响其他的四个要素,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会受到其他决定因素的影响。(6)机会(Chance):如重大发明、重大科技的突破进展、生产成本的突然提高、世界金融市场和汇率的重大变动、世界或区域需求的剧增、外国政府的政治决策、战争等。
4.3产业集易成本理论。
Storper(1989)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层级制产业组织形式与市场形式之间的形态,主要通过产业地理集中和企业网络而形成的,在市场和技术快速变化的情况下,产业集聚所形成的本地化生产网络可以降低成本和保障合作关系,有利于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的适应能力。本地产业间频繁的交流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比那些分散的产业的交易成本低,同时地理接近而进行的互相频繁的合作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达到目标。
5.集聚与扩散、创新与集群推动大都市地区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集聚理论、扩散理论、创新理论和集群理论都在关注经济发展与空间地理之间的关系,理论也是相互渗透的,并且每一理论都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框架。但这些理论确实都在指导我们的规划实践,并可能对我们传统的规划理论会进行修正。如在我们传统规划思想中,认为目前的许多大城市密度过高,并带来许多城市问题,但经济的集聚、扩散、创新与集群理论会告诉我们,要想保持某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进一步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并保持继续创新的动力。总体来说,集聚与扩散在大都市地区同时并存,并通过培育创新环境,构建产业集群来增强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推动产业集聚,创造创新环境,促进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已经成为国内外大都市地区规划主要内容。大伦敦规划(The London Plan: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reater London)强调进一步增加城市中心区的密度,坚持紧凑城市(compact city)目标,同时进一步推动金融产业在CBD的集聚,推动新兴产业与知识的增长与创新,促进伦敦地区创新集群的培育,包括绿色与创意产业、信息产业等。
在纽约规划中,历届市长,包括朱尼安尼(1993—2001)、布隆伯克(现任市长)都在通过税收优惠、区划奖励和公益性公司来支持曼哈顿地区的开发。纽约在申办2012年的奥运举办权时把主要的奥运场馆都放在曼哈顿,也显示了纽约想继续开发曼哈顿的决心,总体来说,纽约希望推动金融业与新媒体经济产业的进一步集聚并形成世界级的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空间与产业的扩散呈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不仅扩散到郊区,而且开始扩散到城市的边缘地区,出现了一些边缘城市(edge city)。城市廊道(urban corridors)也成为空间与产业扩散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在知识经济下,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人居住和工作在新出现的城市廊道上,如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英国伦敦和布里斯托(Bristol)之间的M4廊道,等等。
与西方国家的廊道相比,亚太地区则呈现出一种城市连绵带(conurbations)形式,并且规模巨大,如印度尼西亚的Jaotabek城市连绵带人口超过了2000万,中国包含香港、澳门的大珠三角地区的人口超过4000万,韩国首尔—釜山(Seoul-Pusan)城市连绵带人口超过2600万。
总之,积聚与扩散并存,培育创新环境、构建产业集群成为当今世界大都市地区规划与实际发展的主旋律,但集聚、扩散、创新、集群的理论还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规划师应该关注这些理论的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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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贵安新区 区域经济发展 转变
一、背景及意义
2014年1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贵安新区,成为全国第八个国家级区。贵安新区规划面积1795平方公里,涉及贵阳、安顺两市所辖4县20个乡镇,所辖区域是黔中经济区核心地带,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设立至今,其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自开工建设以来,城市骨干路网基本完成,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三大通信运营商数据中心观等一批引领性项目建成投产,一批绿色环境建设重大工程启动实施,城市统筹初见成效。“三年有形象、五年大发展、十年建新城”,贵安新区蓝图绘就。“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一定要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不能降格以求。”6月17日,视察贵安新区时做重要指示。作为全国第八、西部第五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紧紧围绕“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三大战略使命,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开发建设中坚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民营经济作为开发建设的重要力量和新兴动力,坚持创新与创业环境并重,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最大限度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力打造中国西部民营经济发展新高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可以定义为区域经济集团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和经济活动的跨界功能一体化,是一个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和国际联系不断加深的过程。”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表现是贸易扩张、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动、新技术的浪潮和区域一体化。在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问题日益凸现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落后病”、“膨胀病”,区域问题如同区域“病症”一样影响着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由于区域问题的出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区域”或者“问题地区”。一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稳定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问题区域”的解决。因此,在将来的区域经济学发展中,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中数学模型形成了几种模型,分别为:投入产出模型、?线形规划模型、区域空间均衡模型、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动态城市模型、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
三、经济新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一)点轴开发理论
点轴模式是从增长极模式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开发模式。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把产业部门集中而优先增长的先发地区称为增长极。在一个广大的地域内,增长极只能是区域内各种条件优越,具有区位优势的少数地点。一个增长极一经形成,它本身日益壮大,并使周围的区域成为极化区域。点轴开发理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空间线性推进方式,它是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线性推进的完美结合。一旦地区的主导产业形成,源于产业之间的自然联系,必然会形成在主导产业周围的前向联系产业,从而形成乘数效应。
(二)积累因果理论
累积因果理论,又可以称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其的形成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后来经卡尔多和瑟卡尔沃尔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一种模型。根据研究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这累积效应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指比较落后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落后地区要素不足,相比发展更慢;后者所指的发达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这一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理论
中心理论是拉美国家的“依附”理论的重要体现。中心是决定经济体系发展路径的局部空间,这也就是决定了被称为“”的依附的局部空间的发展。中心和共同构成了体系,是以权威性和依附性关系为主要标志的。中心和存在了不同层面:一个区域的局部范围之间,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以及在全球层面上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第三国家的大城市是该地区的中心,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是所属于地位。由这些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周边地区依附于“中心”而获得发展。因此,发展本身就包含极化过程,在这一点上同极化理论一致。
四、贵安新区现状
全省“民营企业服务年”贵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出台《贵安新区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从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创业环境、提升服务水平、加大财税支持、拓宽融资渠道、降低用工成本、支持市场开拓,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贵安新区统筹协调推进“民营企业服务年”活动,以着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以实施专项服务、精准服务、贴身服务为重要抓手,,建立民营企业问题台账,逐项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和主要工作任务,深入开展规范化、常态化并且长效化的“民营企业服务年”活动。
基本理论试论区域经济开发的系统性
区域开发,就是把带有区域特色的资源优势,通过集约经营,转化成商品优势,从而形成带有区域特色的经济优势。
任何一个区域,皆可视为一个系统。一方面,大环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小系统);另一方面,一个由社会、经济、生态、技术小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系统与环境间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资金、信息等交换。区域系统开发,就是通过优化系统内各组成要素间的网络结构,实现总体功能最佳,从而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区域生产力的形成是区域系统内社会、经济、生态、技术小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基本机制是生态系统的生态循环与经济系统的经济循环及其二者的交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