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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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意识形态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 法律意识形态 价值属性 法律意识 探究与分析

简单来讲，法律意识形态的概念有些综合、模糊，它是介于意识形态以及法律意识两者之间的概念，而且它同时具有意识形态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和属性，却又不等同于简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法律意识。它的最重要的一条属性就是其具有价值性。

一、法律意识形态基于一定标准将人们本身所具有的法律价值观体现映出来

在人们的基础法律意识当中，其意识形态是最具倾向性以及影响力和感知性的法律思想。而相比之下，法律意识只能算作是一种简单的法律现象，同时也是人们就某种法律事件所表达出来的实际心理感受以及主观思想，而且也会因人们所提现出来的不同感受以及反映，而展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及不心理活动。此外在人们的基础法律意识当中，其表现形式具体可以概括成为人们就某种已经发生的法律事件或者是已经出现的某种法律现象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实际感觉以及相应的知觉，它是人们在法律思想以及法律意见这两面的真实体现。依照一定的标准和规定，可以将这些所谓的心理形式进行相对具体的划分，主要划分成为两种，一种人们常说的感性法律意识，另一种是与之相对应的理性法律意识。一般来讲，法律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人们法律意识当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可以成称作法律意识形态。所以，在法律思想中，只有最具代表性的那一小部分才能被称作真正的法律意识形态。由于法律思想在社会上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在这个社会当中，差不多有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独特且又真实的法律思想，当然在这阶段中他也可以就某种事件而接纳和吸收来自外界范围内原本属于别热的某些特定法律思想。比如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常见的一些法律工作人员、律师以及相关的法律研究学者等，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就某些已经发生的法律事件，依据一定流程和标准形成一种较为直观的法律思想。当然普通的劳动群周也可以就某些已经发生的法律问题或是法律事件形成自己特有的、直观的法律思想，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殊原因，这些已经发生国的法律思想不管是真实性以及理论性和系统性，还是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之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而且它的具体意义与实际作用不相同。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人们法律意识形态的，只能是那些能够将价值属性提出来的法律思想。

法律意识形态的具体反映是人民对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事件的基本看法、态度以及价值观和政治倾向性。当人们面对某些法律问题或者是某些已经发生的法律事件时，不论这个法律事件或者是法律问题究竟是怎样的，人们势必会对这些已经发生和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事件，来发表和声明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意见。

人们在某些法律问题或是法律事件面前，所做出的选择、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有可能是否点的，也有可能是肯定的。但不管人们做出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或想法，都能够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及对这个问题或者事件的看法和意见。人们在对某些特定的法律问题或是法律事件时，其基本立场以及发表和声明的相关看法和意见等具备一定简单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当然也可以说成是某些特定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不论是现代自由主义还是以往的，乃至社会上所有的社会学说或是政治思想等都是可以构成意识形态的。单从这一点上来说，意识形态甚至和科学理论几乎相同，都是对社会进行正确解释的系统方法，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科学思想来为人们更好的了解社会运转提供服务。即使如此，它们之间也不能划上等同号，而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可以分为两点：科学理论之中是不包含相对简单的价值判断的，而与此相反的是意识形态之中却包含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价值观体系；另外一点则主要是因科学理论基本都是人们已经检验或者是验证过的事实，相比之下意识形态不但会在其基本原则之上将这些已经被验证过的事实归入其中，还囊括了其他一部分内容，它范围也已经远远的超过这些既定的事实，从某种层次上来说，它比较依赖于人们的主观印象，以至于从表面来看，它一般都会存有比较明显的个人倾向。所以相对与科学理论来说，法律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但却大不不相同。所以不管怎样的法律意识形态，不管其内容是对相关法律内容的具体认识，还是对其相关功能特性的具体认识，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已经发生的法律问题的某些立场。而人们对于这种法律问题以及相关的法律事件的实际看法以及所表达出来的立场和意见，其实都是对相应法律价值观的实际体现。所以它常常具备一定的政治倾向性。这种政治倾向性以及价值观，就是意识形态中非常重要的基本属性。

二、法律意识形态对法律行为以及活动的实际发展方向有着重要影响

一般情况下，法律意识形态中有多种基本属性，比如价值属性。由于其价值属性并只不是以相对简单的抽象形式而存在的，而是依据一定事件，将其真实的体现在已经发生的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事件的实际影响之上的，而且会其一定作用及功能上反映出来。对于人们法律意识当中实际功能及具体作用，已经有学者开始着手做相应的研究工作。所以有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法律意识形态主要用于主体构建作用。也就是当前的法律意识形态，其主要作用是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构建中国特色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些专业人才。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当下人们所常说的法律意识形态由于其具备一定凝聚功能，也就是能够实现将人们的法律观念凝聚在一起；具备一定的促进功能，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发展；还有一定的整合功能。即依据一定标准将其整体综合起来。法律意识形态的作用可以分为很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作用就是人们对法律活动的实际发展方向起着一定的决定作用。由于法律意识形态在当前全部法律意识当中，数量并不多，但并不代表它们没有什么作用，相反它们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法律活动的实际方向性的选择作用之上。另外法律意识形态常常对某些法律问题和法律时间的实际发展方向有着直接影响，因此不论是我国政府在进行相应的立法活动时，还是政府内部相应的组织部门开展和实施司法部门，有时甚至国家内部的行政机关在进行支付作业时，都存在着一定方向性的问题，也都需要在方向对其进行正确的指导、引领，以确保有关部门开始和实施法律活活动或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之上满足当前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并为实现和促进我国的持续发展提供所需的必要服务。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法律意识形态当中，它的实际方向有着一定的指引作用，经过实践证明，这种作用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而在当前法律意识所构建的全部内容当中，也只能有法律意识形态具，并对法律活动的具体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法律意识形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价值判断。在当下正确的法律意识形态中，除了具备一定的导向和指引作用，还具备其他有效作用，比如教化作用以及人们所熟知的价值判断作用等。其实，从实际意义上来讲，人们是可以将法律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价值观，而且价值判断还发挥着其重要的作用，是必须存在的。从一个层次上讲人们会基于一定的法律意识形态，来对某些已经发生的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事件进行相应的评价和肯定。并依据相应的法律标准以及法律观念，来指导和引领人们进行相关的法律实践。而从一个层次上讲，人们只是简单的利用某些特定的法律意识形态，对于已经发生的，且不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标准的法律问题、法律事件进行相应的评价和否定，并在这个环节中，通过自身否决某些错误的法律思想以及相关法律观念，来实现法律观念的正确确定以及明确。

法治意识形态范文第2篇

一、税收法治意识的内涵及其分析的必要性

（一）税收法治意识的内涵。在新制度经济学中，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性，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正式约束的“先验”模式。我们可以将税收法治意识理解为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条件下，税收主体基于对自身的主体地位、存在的价值和权利义务的正确认识而产生的一种对税收、税法及税法现象的包括认识、态度、评价和信仰在内的主观意识。

税收法治意识的主体主要有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权力、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上述各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同理，税收法治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治意识”和“纳税法治意识”两个方面。从税收法治意识角度看，国家的税收涉及范围除了征与纳之外，还有一个对国家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方面，即用于公共支出方面的税收，因此税收法治意识还应包括国家的“用税法治意识”。

（二）税收法治意识是我国税收法治目标实现的观念根基。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中的一部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在正式约束设立之前，人们主要靠非正式约束来维持相互的关系。即使在现代社会，正式约束也只是占整个约束机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仍由非正式规则来约束。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从法律运行的角度上看，任何法律的制定及执行、适用和遵守，都离不开一定法律意识的指导和支配。因此，分析税收法治意识在强调税收法治的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税收法治意识的制度性作用和经济功能

（一）税收法治意识的制度性作用。税收法治意识是减少其他制度安排费用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税收法治意识的制度性作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1、它是税收法治意识主体和税收环境达成的能够节约费用的一种“协议”，“好”的税收法治意识能够降低税收法治建设的成本，更有利于税收法治的实现。

2、它内在所含的与公平、公正相关的道德和伦理评价会使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利益损失有所缩减。

3、当人们的意识形态与实际经验不一致时，他们就会用新的意识形态来节约认识世界的成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当个人因理性有限而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判断，还想使成本尽量低时，人们便会借助于相关的意识形态来走捷径。

（二）税收法治意识的经济功能。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拥有的意识形态的量越大，个人“搭便车”或违反规则的可能性就越小；当个人越是认为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合乎情理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就会越少。税收法治意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功能：

1、税收法治意识可节约交易费用。通过培养人们的税收法治意识，使他们能正确的认识税收法治环境，它以世界观的形式来引导人们，从而使税收法治主体能够按照税收法律、法规来进行选择，准确把握自己的预期行为及效果。

2、成功的税收法治意识能有效地克服税收法治中“搭便车”问题。如果税收法治主体都能够认识到他们所处的税收环境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经济环境，即他们的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要与税收发生关系，使他们被一种自觉纳税意识所支配，那么他们就会自觉的遵守税法，从而避免“搭便车”行为的发生。

3、税收法治意识能够减少税收法治的实施费用。税收法治意识能有效的解决“以权代法”、“软政权（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带来的税收法治实施费用过高问题，有利于营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良好实施环境和条件。

三、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

（一）税收法治意识建立的制度变迁模型分析。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过程实质上对应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制度变迁，其中有两个著名的制度变迁模型，即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进的，其主要制约因素有：统治阶级的偏好及有效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国家的生存危机和意识形态刚性等，国家通过努力虽可能降低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不能完全克服。

非正式制度变迁由个人来完成规则的变动和修改，而不用群体行动。开始，个别创新者也许会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而面临一定的风险和压力。只有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比如价值观、道德、习惯等等。显然，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亦难以在一朝一日可完成，只有当税收法制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深入人心，制度变迁才会发生，税收法治意识才能真正建立。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规则的接受主要取决于其效益和成本分析。个人之所以接受新规则是因为新规则对自己有利。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超越潜在成本时，个人便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意识。可见，当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自觉建立税收法治意识时，个人便会努力接受税收法治意识。税收法治意识比税收法规有更难以变迁的趋势，而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更为明显，即使有政府行为也不容易发生。

（二）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难以借鉴国际经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正式约束的建立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来降低建立的成本。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正式约束尤其是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是可以在国家间移植的。但是，一种非正式约束特别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和其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

从历史层面上看，我国是一个长期缺乏法治环境的国度。在政治上，我国的封建社会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崇尚“君权至上”的人治思想。在经济上，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中华民族对自然的依赖及对权利和自由在文化上的疏远，社会治理呈现重人治、轻法治的倾向；从传统层面上看，建国以后长期奉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弱化了税收法制化倾向，而现时还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又制约着税收法治意识的发育。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在税收上看，就是依法治税。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和执法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仍存在税收征管体制不健全及税务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等影响税法权威的因素。因此，在我国，非正式约束的可移植性较差，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难以借鉴国际经验。

（三）税收法治意识建立的对策建议。税收法治意识对于我国的税收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由于其特定原因而难以借鉴国际经验，又不适宜于实行强制性建立，所以我们选择税收法治意识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将国民所认为的被迫税收行为转变为他们的自主行为，即将依法治税的观念根植于国民意识中，从而降低税收法治的成本，促进税收法治的实现。

1、深化税收法治宣传，加强国民的纳税法治意识。深化宣传内容，既要宣传办税的具体程序和实体法规定，又要加强对违反税法的法律责任尤其是构成犯罪的法律后果的宣传，并结合具体案例，增强打击税收违法犯罪的威慑力；丰富宣传形式，增强宣传效果，努力创造被广大民众接受的宣传形式；注意宣传的持续性，正确处理税收阶段性宣传和日常宣传的关系，加大日常宣传的力度；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税收宣传教育，使他们从小树立起依法治税的意识。

法治意识形态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法治;法治成本;法治浪漫主义;消除途径

一、法治的含义

(一)西方法治的含义

对于法治的界定,西方学者众说纷纭,无论从亚里士多德的“二分论”还是洛克的注重分权的分权理论、孟德斯鸠的重视制衡的分权理论、潘恩的对人权高度重视、杰斐逊的制度设计的重要性等,都说明了不同时代对法治的理解必然不同。法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自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随着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法治是一个多元的概念,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范围,即时同一时代也因地区的不同呈现不同的概念,不能用统一的概念来界定。

(二)中国法治的概念

首先,要关注法治的普适性成分,即法治的共性,法治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供给,其核心就是为了人们利益的增进,法治作为一套制度设计,为了实现其核心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来实现,从西方法治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要实现法治就要从控权和维权两方面着手。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准,就是要在这个国家在控权和维权两方面的制度设计与成果。

其次,要探讨当代中国法治的具体情境,即法治在当代中国社会得以生长的现实基础。当代中国社会从人治到法治的制度变革,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所引发的,对当今中国的法治应理解为:

(1)法治术语治国方略的范畴。在这个层面上,法治与认知是对立的,其界限是:当法律与当权者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

(2)法治是民主的治国方略,这是法治质的规定性。民主理论关注的是私人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控制,作为民主的治国方略,法治的功能在于控制公权、维护私权。法治的主体是人民或是公民,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其掌握的公权力,法治的重点是依法治吏,而不是依法治民,法治绝不是统治者治理被统治者的工具。

(3)把法治理解为民主的治国方略,凸显了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法治作为治国方略非政治口号,重要的是把法治制度化。法治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宏大的原则具体化、现实化,把法治定位与民主的治国方略,有利于摆脱对法治实质价值的过多纠缠,把关注点转移到制度设计上来,这样才能避免制度虚位的出现,才能避免法治问题上“大而无当”的空谈。

二、法治成本的界定

(一)法治成本的概念

成本本身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是指“为获得一定利益而付出的代价”,通过对不同控制模式的治理成本间的比较来选择最佳的控制模式及其组合,以达到控制成本的最小化和控制绩效的最大化。

(二)法治成本的种类

1.法治的政治成本。法治的政治内涵较为丰富,既包括法律制度的设计成本、法治的运作成本、法律制度的维护成本,也包括法律在调整不同利益群体矛盾和冲突的成本。政治成本往往具有一个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一次法治的不公平不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但是这其中也是有成本的,如果失误屡屡发生或者是通过法治不能纠正,那么法治的为新和形象就会在此过程中悄然发生变化,最后累计起来就会变成危机,这种危机具有破坏性,甚至导致整个法治大厦的崩塌。

2.法治的意识形态成本。所谓意识形态成本是指社会执政者为了使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信仰信念等成为统治地位意识形态而付出的代价,以及为意识形态与时具进、开拓创新、丰富发展而不断付出物质和精神代价。法治作为一种最优的治国方略,就必须是一种社会的首要的意识形态,也只有其是首要的意识形态才能成为一种最优的治国方略。

3.法治的信息成本。法治的信息成本包括法治的信息传递成本和信心控制成本,前者指的是法治的意图在各级执法组织传递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信息在组织结构中的传递经过不同的节点与不同的层次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衰变、弱化,复杂的组织机构会导致信息弱化程度加速、成本增加。如果信息传递成本过高,则意味着效率低下,信息的控制成本是进行信息反馈而产生的成本,信息反馈是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反馈途径与组织管理层之间的障碍条件越少,所产生的费用就越少。

4.法治的时间成本。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其产生、发展都必然会付出一定的时间。时间具有一维性,法治的推行必然是一维性的,任何一种法律从颁布到实施都是时间的结果,这也充分说明了法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时间就是效率,把握好时间成本,才能提高法治效率。

5.法治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又称择一成本,指的是在事物发展过程,选取一个利益而放弃另一个利益所付出的代价或丧失的潜在利益。

三、法治浪漫主义

(一)法治浪漫主义的概述

法治浪漫主义是激情的产物,法治浪漫主义就是对法治的不且实际的非理性的奢望。主要表现为:

1.法律万能论。把法律看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旦社会有什么弊端,就想到用法律把它规范起来。

2.法律无代价。只看到法治的优势和能带来的预期利益,看不到法治的弊端和实行法治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其他事物一样,法治也是一并双刃剑,是利弊共存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实行法治也需要一定的代价,甚至是昂贵的代价。

3.法律激进论。认为既然确立了法治的目标,就应该大刀阔斧地干起来,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实现法治,认为法治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活动而一蹴而就的。

(二)法治浪漫主义产生的根源

1.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心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农村劳动力严重剩余,农民负担过重,农村社会发展迟缓、下岗工人形成城市贫民阶层、生态环境恶化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了尽快解决这些文的的迫切心情使得人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法治上,希望法治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2.对法治的理论认识不足。认为法治产生是由于政府的权威,法治的目的也是维护政府的权威。认为政府是法治的主要推行者,长期主体意识的缺失,使得人们对法治的认识比较肤浅,所以在法治初期阶段,人们大谈法治所带来的好处,很少谈论法治的弊端,这就很容易产生的法治的崇拜,这也就必然产生了法治浪漫主义。

3.是人们思维习惯所造成。法治浪漫主义为人类提出了奋斗的目标,为实践提供指引,使得人们陷空想完美的境地,也是由于中国的悠久的历史的影响。

四、法治浪漫主义的消除

1.对法治功能的正确认识。首先,法律只能涉及人的外部行为,只能调整人的某些行为,不是全部行为,法律在调整人的行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企图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最终只能碰壁,法律是因行为的存在而存在。其次,要认识到法律不可能对人们的千差万别的行为作出详尽的规定,任何社会的法律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把一切行为纳入其中,立法者认识能力和立法水平相对有限,导致立法会出现真空和漏洞,再次,法律不可能平等地保护每一种利益,人们之间的一切法律冲突实质上都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在两种利益冲突之间,法律不可能两全齐美,只能保护一种利益,只能就利益按照立法的价值进行选择。

2.树立法治成本主义观念。法治作为一直治国方略,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无论是制定、实施、遵守都是有成本,不是无价的。

(1)减少法治的政治成本――立法成本的减少

首先,在立法过程中,应该适当的引入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的功能有:

第一,公民的政治参与为公民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和利益提供了有效地途径。第二,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政治过程的健康运作,在政治过程方面,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策的合法性,纠正决策的失误,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公民对政策的支持或意见反馈有助于政策的顺利执行以及对存在问题的修正,在人事过程方面可以保证政治精英和政府公职人员的产生以及随后的行为沿着民意的方向运作,保证政治体系具有吐故纳新的代谢功能,为政治权力的运作补充能量。第三,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发展的稳步推进。这样就可以避免制定的法律没有实施的社会基础。

其次,注重立法者的素质。人大代表不只是荣誉,要能够胜任立法工作要求。避免制定出来的法律质量不高,造成立法效率低下。

再次,保护立法与实施协调与经济发展协调。法律之间需要协调下一层次的法 ,不得与上一层次的法相抵触,保持法制的统一。

(2)减少法治的意识成本――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

公民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的社会思想基础,在法治成本中要考虑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的付出。严格的依法办事或依法治理为法治的实现所必需,并不等于或并不必然地导致法治,只有依法办事或依法治理根植于法治价值目标的理性土壤之中,统摄于法治理念之下,法治才能得以完整的实现。作为法治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的公民法律意识,不仅内含着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崇尚和信仰,更充满着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目标的尊重和渴望。

(3)减少法治的时间成本――增加法治实施的协作性

虽然时间是一维性,时间的容量是可以改变,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应降低工作的反复性,提高单位时间的利用率,提高完成任务的协作性,协作性是合理利用时间的一种重要方式,应把各种关系紧密的法治目标按照程序链接起来,形成顺畅的任务实施流程,提高效率,增进各个执法环节的合作。把法治成本纳入执法考核中。

3.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体制和机制缺乏科学性,会妨碍成本投入决策科学性和准确性,在制定制度时就要充分考虑其成本,在执行制度的同时就要严格按照制度予以执行,防止制度的软性。要建立好关于法治的评估和考核制度,使得成本与效率成为考察法治水平的标准,使得法治的效率得到提高,这样也能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对法治成本高效率低程度给予改正。

参考文献

[1][英]约瑟夫・拉兹.《法治及其德性》.郑强译.载夏勇编:《公法》(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

[2]丁以升.《法治问题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3]《现代经济辞典》.江苏出版社,2005

法治意识形态范文第4篇

关键字：超高频；射频识别；防碰撞算法；电子标签；读写器

中图分类号：TP39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302（2012）10—0035—03

0 引言

近年来，射频识别（RFID）技术作为自动识别的新技术，凭借其诸多优点在国际上得到迅速发展。它利用射频方式进行非接触双向通信交换数据，以达到识别的目的。为此，EPCglobal组织于2004年12月了第二代超高频空中接口标准Class1 Generation2（简称EPC—C1G2）。该标准的工作频率范围是860～960 MHz，主要应用领域是供应链、零售和资产管理等。在EPC—C1G2协议中，多标签识别是其最重要的性能之一。

超高频RFID的优点是可识别高速运动物体，可多标签识别，识别距离远可达8 m，而且无源标签成本低和寿命长，但这些优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难度和技术要求较高。如何快速、有效地识别出射频场中多个标签，是UHF RFID的主要问题[1—3]。EPC—C1G2协议在多标签识别方面非常灵活，并提供了多种参数和命令来解决多标签碰撞问题。本文根据这些参数和命令，给出了一种解决碰撞的流程，并进行了仿真分析。

1 EPC—C1G2协议的多标签碰撞解决方法[4]

EPC—C1G2协议的多标签防碰撞机制采用时槽ALOHA[5—6]算法。该协议使用的多标签碰撞解决命令集包括Query、QueryAdjust、QueryRep、ACK和NAK。主要参数为决定时隙计数的Q值。

Query用于初始化一个盘点过程，并决定哪些标签参与本盘点过程（这里“盘点过程”定义为连续两个Query命令之间的时间）。Query包含一个时隙计数参数Q。当接收到一条Query命令时，被盘点的标签应在含（0， 2Q–1）范围内选出一个随机数，并将这个数置入它们的时隙计数器。选到零值的标签应转移到应答状态，并立即应答一个随机数RN16。选到非零数的标签应转移到仲裁状态，并等待下一条QueryAdjust或QueryRep命令。

处于仲裁和应答状态的标签，在接收一条QueryAdjust命令时，首先调整Q值（增加、减少或不变），然后在含（0， 2Q–1）范围内选出一个随机数，置入它们的时隙计数器。选到零值的标签应转移到应答状态，并立即回答。选到非零值的标签应转移到仲裁状态，并等待下一条QueryAdjust或QueryRep命令。

处于仲裁状态的标签每接收到一条QueryRep命令后，即将它们的时隙计数器减1。当它们的时隙计数器减到0000h时，标签转移到应答状态，并应答一个随机数RN16。那些时隙计数器减到0000h，并已应答，但没有得到确认（包括对先前Query命令的响应，而没有得到确认）的标签应返回仲裁状态，仍有时隙值0000h，在接收到下一条QueryRep命令时，这些标签的时隙计数器应从0000h减到7FFFh，从而有效地防止随后的应答，直到标签置新的随机数进入它的时隙计数器。在2Q–1条QueryRep命令中，标签至少应答一次。

假设只有一个标签应答，则其查询—响应算法的执行过程如下：

（1） 当标签进入应答状态时，回答一个随机数RN16；

（2） 读写器用包含同样RN16的ACK命令确认这个标签；

（3） 被确认的标签转移到确认状态，并回答它的PC、EPC和CRC—16给读写器；

（4） 读写器发送一条QueryAdjust 或 QueryRep命令，使被识别的标签转移到准备状态，潜在地也初始化另一个标签与读写器的查询—响应对话过程，并从以上步骤（1）重新开始。

图1所示是单标签的查询—应答过程。图中，白色部分表示读写器到标签的信号，带阴影部分表示标签到读写器的信号，而且P为命令帧头，FS为命令帧同步，RN16为16 b随机数，PC为协议控制字，EPC为电子产品码，CRC—16为16 b循环冗余校验码。

如果多个标签或无标签在步骤（1）回答，而读写器未能分解出一个标签RN16，则读写器就从以上步骤（4）开始。图2所示为多标签查询—应答过程。

2 仿真分析

在多标签识别过程中，不仅要识别出所有标签，还要时间尽可能短。由上述识别过程可以看出，标签都在规定的时槽内应答，因此，决定时槽多少的Q值是关键参数[7—9]，但上述内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Q值。本节将给出一种识别流程，并确定Q值对识别时间的影响。依据协议规定，可计算出读写器发送每条命令的时间和标签应答的时间，这里不再赘述。

2.1 固定Q值算法

时隙计数Q值在整个识别过程不改变。Q值根据可能需要识别标签的最大数目而定，如最多识别Nmax=30个标签，Q=Log2（Nmax）+1=5。在一次识别过程中，不对发生碰撞的标签再次识别，因此，需要多次执行该识别流程，才能识别所有标签。

法治意识形态范文第5篇

(一)促进子系统内部的联系，维护子系统内部的稳定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