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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开展,我国经济已进入总体小康门槛,开始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国家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优化,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全面扩大,必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极大机遇。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该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按照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的要求,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从开发农村劳动力需求,改善劳动力供给着手,既着眼农业一农村内部潜力挖掘,又积极培育新的转移载体,努力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渠道,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子。
对策之一:加快城市化进程
一是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的道路。发展现有城市,扩大现有城市规模,融资便利,资金聚集容易,扩张速度快,具有规模经济特征,能为农村劳动力进城经商务工提供极大机会,也为城市就业增加岗位。二是要特别重视小城镇的发展。面临如此巨大剩余劳动力数量,全部靠发展现有大中城市转移劳动力,也是不现实的。发展小城镇,农民融入容易,进入成本低,承担风险能力强,是原城市体系外新增加的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的载体。而且白纸好画蓝图。只要突出特色,加强引导,小城镇发展本身有很强体制创新、规划创新意义。同时也便于实现城市文明梯度辐射,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提高农村现代文明水平,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小城镇是个大战略,是篇大文章。发展小城镇要长远规划,不要急于求成、求大、求全,要集中重点发展县城的少数中心镇与发展乡镇企业、乡镇工业园区,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和农村社会文化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三是要对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着重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而且三产业门类,内容丰富,投资少,能广泛承接各层次劳动就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第三产业越来越成为容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产业。
对策之二:要继续大力推动乡镇企业改革和发展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全部依靠城市工业、城市三产业来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是不现实的。发展乡镇企业是长期稳定的、有序实现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选择之一。发展乡镇企业要在新的形势下,改善原有的发展模式。一是要向乡镇工业园区集中,与发展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以节约土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发展环境。乡镇工业园要在原来基础上进行长远规划,科学调整,有重点开发,从根本上解决原乡镇企业“乡乡开花,村村冒烟”、分布过散、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问题。二是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这样既有利于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变化了的需求,又特别有利于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的效益,实现乡镇企业以与城市大工业竞争资源、不具备竞争优势、与农业农村发展关联不大的项目向有比较优势、与农业农村发展关联较大项目转移。发达国家实践证明,农产品加工产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是一个有相当潜力的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三是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积极引进与现代企业发展相关的新的要素,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科技素质,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改变乡镇企业产权不清、家族式经营、管理落后、技术陈旧、人才缺乏的状况。四是要继续坚持国家政策扶持指导。要明确相关政策鼓励有关项目、产业、资金、技术向乡镇工业园转移,重新培育乡镇企业发展优势,为高效益、低成本转移农村劳动力,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策之三:大力发展城乡劳务经济
劳务经济就是有组织向外输出农村劳动力,以务工为手段,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劳务经济一是要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要抓住发达国家劳务需求量大、国际经济合作一体化发展和我国已经入世的机遇,开展境外劳务输出,拓展输出行业。开拓国内市场,要建立地区间劳务协作交流机制,开展多种劳务交流活动,特别是要定期交流地区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信息。二是要取消不必要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按市场经济要求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三是要改进劳务输出工作的组织,推进劳务输出的产业化建设。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经营的一体化劳务输出组织。通过以建立培训机构为输入系统,职业介绍机构为输出系统的联合运作方式,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四是要充实农业劳动等部门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管理职能,在国家劳动政策指导下,加强劳动力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市场开拓、劳务中介组织管理、技能培训、维护农民权益等工作,推动农村劳务经济健康发展。
对策之四:深挖农业内部潜力
稳定农业发展,最大限度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内部转移,或者是最大限度调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规模,对于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要采取最严厉措施,加强耕地保护,坚决制止当前乱建开发区,滥占、耕地现象,并高度重视现有水资源合理利用,维持和保护国民经济发展和农业劳动力就业所需要的基本农业生产资料。二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大力发展蔬菜、水果、花卉和畜牧、水产等其它产业,向农业的广度进军。同时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组织农民积极保持和扩大国外农产品市场,达到通过大量出口农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劳动力农业就业目的。三是要积极适应市场变化,提升传统农业。我国传统农业讲究精耕细作、物质循环、自然繁育,经过有效提升能够满足人民追求农产品安全、风味、特色的需要,也符合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而且传统农业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大量吸纳农业劳动力,农民有一种技术、资源、经济上的天然适应性。四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这也是一种利用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积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有效途径。
对策之五: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加快农村教育发展是开发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最根本手段。健全教育体系,一是稳定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扩大高中招生规模和高等教育规模。高中、高校扩招,可以有效推迟劳动力就业年龄,增加国家人力资源积累,更重要的是通过高考上大学可以一劳永逸解决了农村部分劳动力转移问题,并使农村青年和城市子弟获得一种制度上的就业平等;二是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满足各种产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需要。要建立劳动预备制度,使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造的学生,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要加大改革力度,一方面引导原有中专、大专和社会有关资源积极面对社会,发展职业教育,建立完备初、中、高合理搭配职业教育体系,一方面转变办学观念和办学模式,建立学校办学与市场需要更紧密结合机制,使学生毕业后,能够尽快获得就业岗位。三是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各类短期、专业性质的劳动力就业学校,积极开发农村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劳动力输出提供有效教育培训服务。
对策之六:积极推进相关改革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其著名著作《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且建立了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这个模型在发展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著作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作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假定,或者说都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刘易斯认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作为一个有用的假设,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一些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在这些国家中,整个经济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的部门,后者主要是传统的农业部门。维持生计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很低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来源于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积累。刘易斯假定资本主义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资本是稀缺的,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无限劳动力供给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是稀缺的,劳动无限供给,资本家的剩余不断的转化为投资,使资本存量持续扩大,从维持生计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当剩余劳动力消失时,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着收入也会相应地增加,必然会提高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水平,这时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2003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比例约为14.4%,全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4586.6万。分地区看,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比例为15.1%,总数为1794万;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比例为18.8%,总数为1947万。东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比例为8.9%,比西部地区低出约10个百分点,剩余劳动力总数仅为846万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进行的一次全国性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调查(韩俊、崔传义、范凯凯,2007)显示农业只吸纳了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仍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根据以上数据,以刘易斯的劳动力供给学说可得知,当前中国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目前我国剩余劳动力并未消失。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我国的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其负面影响从沿海地区扩散到内地,从出口外向型企业向其他企业蔓延,恶化了宏观经济形势,导致沿海及大中城市的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一些企业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被迫处于停产、关闭状态,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就业容纳能力的扩张,导致大批涌入大城市或者沿海地区的外出劳动力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不得不返回家乡,中国境内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农民工返乡潮。另一方面2004年春,珠三角、闵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集中地区的企业遭遇招工难问题,“民工荒”一词开始频频见诸媒体。其后几年来招工难问题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并不仅仅局限于东南沿海,也并非人们原先估计的那样只是一种短期现象,很可能在今后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8年12月初完成《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底,全国10省份农民工返乡人数总计有485万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10省份是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其中河南省11月底前提前返乡人数达107.5万。以上“民工荒”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回流现象,对于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而言,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与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判断形成鲜明的现实悖论。
二、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分析
1.金融危机背景下预期收益比较的理性选择。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生产部门,使城乡生产具有明确的分工,促进了工业化也促进了城市化。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基本思想归结为:(1)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的经济考虑,这种考虑还包含心理因素;(2)使人们做出流入城市决的,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差异。所谓预期的收入差异包括两个因素:一是收入水平;二是就业概率。如果城市收入为农民收入的一倍,只要城市失业率不超过50%,农村劳动力会不断流向城市;(3)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 (4)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城乡预期收益差距很大的条件下,情况必然如此。按照托达罗的模型,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在城乡预期收益差距很大的前提下基本呈现正向流动状态。在预期收益差距缩小的情况下,这种流向则可能出现逆转。珠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从反面验证了托达罗模型的合理性。全球金融危机是导致目前农民工失业增加,大量回流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在这场巨大的金融海啸之中,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外贸出口型企业,由于其自身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加之人币民升值,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大面积地出现了停产、半停产、破产等情况。在从事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不断提高(尽管提高的程度有限),外出打工的收益常年得不到改善,打工还要承担很多潜在风险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必将选择风险小、收益提高、还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回乡务农。
2.农业政策调整、农产品价格回升推动农民工回流。自2004年初,中央政府还决定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全部农业税。同时,中央政府还推行基层组织的机构改革,调整乡镇财政制度,实行村务公开制度等,试图以此重新激发农村的活力。特别是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农业税取消后,农民可自行支配用于交纳农业税的那部分资金,农民的生活无疑会得到一定改善。在某种程度上讲,取消农业税可以再次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农民可以更自由、自主地选择和从事他们的增收行为。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我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开始走出1995年10月以来的低谷,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持续上升,我国粮食价格出现了六年来的首次全面上涨,其中大米上涨9.4%、小麦10.6%、大豆23.6%、玉米10.10%,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回归土地的局面。
3.成本收益比较下的劳动力回流。物质收益方面,据调查,珠三角地区10年内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上涨了68元,农民工参与企业分红的比例就更小。精神收益方面,调查显示,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的确有所提高。预期的子女能在城市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的收益减小。原因在于,大量农民工子女无法正常入学,缺少高质量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农民工子女因此无法接受稳定并且高质量的教育。物质成本方面,城市的生活成本最近几年大大提高,子女上学因为要交纳借读费等成本升高,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费用也大大增加,精神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据调查,城市务工人员受到各种不同的歧视,对于变化巨大的城市生活表现出的不适应性也在不断增加。务工风险虽然在政府努力下有所减小,但仍然存在。在成本几乎大于收益的情况下,农民工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回流。
4.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约束下的劳动力回流。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对原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城乡封闭的“二元”管理体制有所松动,并未根本改变,在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差异,进城农民与城市市民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国家在农民工的医疗、养老、工伤保险以及工资、福利等方面存在政策上的漏洞。一些城市甚至出台了限制使用外地民工的管理办法,本已向农村劳动力敞开的城市就业大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关闭,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迫使己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逆向流动。
5.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引致劳动力回流。乡镇企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低,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农、矿产品的深加工,其就业生成能力比城市国有企业要高得多。随着政府对于乡镇企业发展所需外部条件的改善:加强基础建设、增加资金投入、引导外资投入、减轻乡镇企业的负担、规范乡镇企业的布局、我国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效率都取得了长足地发展。在带动一批特色的小城镇的兴起的同时,也促进整个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他们的兴起,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其中就有相当部分是从发达地区回流的劳动力。
三、农民工回流的对策分析
1.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对于当前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要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开展小额担保信贷业务,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其次还需要对中小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同,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提高出口退税率,各级政府采购政策也可以向中小企业倾斜。再次劳动保障部门要对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小企业进行岗位补贴、社保补贴、降低社保费率、缓缴社保费等方面的扶持。
2.支持回流农民工创业。对于掌握一技之长,有一定资金积累,有创业愿望的回流农民工,政府应积极支持他们利用家乡资源,创办企业。其一、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在行政审批、核准、备案事项等方面给予支持;其二、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在项目信息、小额贷款、政策咨询,市场信息方面给予必要的服务。
3.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政府要加大对关系到民生工程的投入,依托基础设施及文教卫事业的建设。这样既增加了农民工在本地的就业机会,又引导了农民工为家乡建设作出了自已的贡献。比如采取以工代捐的形式,组织回流农民工积极参与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中小学校舍、乡镇卫生院、文化设施等建设。这样不仅可以消化部分劳动力,增加就业,同时也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有效地扩大了内需。
4.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再就业。积极与外省用工量较大且经营业绩好的大型企业联系,争取就业岗位,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提供服务。充分发挥再就业培训的作用,由政府牵头依托高级职业中学、技校等作为基地,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劳动技能的培养工作,并保证在学习的同时,能对其给予一定地经济补助,以提高他们的参与积极性。确定培训内容时,重点围绕目标企业和人力资源市场的需要,开展定单、定向式培训,以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为再加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5.引导扶持返乡农民工开展农产品的深加工。目前,我国农产品的深加工行业发展的并不理想,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升级的地方。加大对农产品深加工的扶持力度,不仅能够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对扩大就业需要,解决返乡农民工的问题也具有积极地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返乡农民工虽然从事的是与农业相关的行业,仍然是农业户口,但从产业分类的角度讲,这部分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已不再属于第一产业。
总之,只要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正确引导、有效扶持;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会;正视此次民工回流潮的挑战,把握住有利的机会;我国的社会经济就能继续向着整体平稳、高效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检贵,丁守海.《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关键词:速度层次 剩余劳动力 劳动力转移
一、速度层次交流理论提出及影响因素
该理论认为交流与需求一样是有层次的,在同一速度层次上的交流是比较容易的,也比较协调,恰如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汽车,如果他们速度都是一样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会撞车。同样道理,同学之间、同事之间、同一级别同一层次的人们之间由于处于同一速度层次,共同话题多,因而就容易交流,这也是 “非正式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个道理。相反,不同速度层次的交流就非常困难,甚至是危险的,如上下级成为好朋友的例子就很少,再如“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再如我们常说的“伴君如伴虎”就是这个道理,恰如行人穿越高速公路是非常危险的。不同速度层次的人们要顺利的交流,前提是高速度层次的一方要降低其速度层次或者低速度层次的一方要适时提高其速度层次,前者如“平易近人”,后者如“趋炎附势”,这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影响某一地区居民速度层次的主要因素在于:一是该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达程度。一般来说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达程度的提高,人们速度层次总体是提高的。一般认为,城市居民的速度层次总体高于农村居民的速度层次,而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速度层次总体高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的速度层次。所以我们可以得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要大于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二是该地区与外界交流的程度。一般认为某地区与外界交流的程度越高,其居民速度层次就越高,用俗话说就是“见过市面”、“大气”,反之,某地区封闭程度越高,其居民速度层次就越低。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就快,居民速度层次就高,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就不严重。三是该地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一般来说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速度层次就越高,反之,其速度层次就越低。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居民几乎不需要政府帮助其转移,而需要政府帮助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和转移难的原因分析
传统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微薄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的工业部门。即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两个速度层次差异明显的居民:农业居民速度层次低,而工业居民速度层次高。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土地资源的稀缺和土地质量的下降,造成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低下、劳动力过剩,进而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工业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工业规模的扩张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也需要不断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因此,随着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转移,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将不断得到提高,二元经济逐步向现代经济转化。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促使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是一种必然趋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为什么会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的现象呢?原因在于农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层次总体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的速度层次,导致农村往外转移的劳动力无法与转移目的地居民顺利融合。由于速度层次不一样,就会发生“撞车”现象。一方面,导致被转移居民有着背井离乡的感觉,短期无法感觉到生活的美好,另一方面,转移目的地居民也感觉到生活不便利,对被转移居民的采取排挤态度。
三、速度层次交流理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应用
上面已经论述到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的原因在于被转移居民和转移目的地居民的速度层次不同,导致相互抵触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于提高被转移居民的速度层次使其与转移目的地居民的速度层次相一致,如对被转移居民进行一定的职业培训、给予被转移居民国民待遇等等。具体对策如下:
1、改革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全面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1958年我国开始实施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明确将居民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并严格规定非经城市有关户籍管理部门同意,农村人口不得进入城市,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挖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筑起了一道难以冲破的制度性壁垒。从理论上说,它不利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窒息了竞争,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的长期存在,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因而农民进城的经济利益驱动将长期存在,如果用政策限制来阻挡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不但难以起到良好的效果,同时也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而实际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城乡双方是互惠互利的。就农村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减轻农村就业压力,提高农民收入;就城市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入并不会对城市劳动力就业构成多大威胁,因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相对较低,缺乏竞争优势,他们大部分在城市中提供城镇居民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家政、护理、环卫、餐饮、建筑、保安等服务,弥补了城市劳动力结构上的短缺,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方便城镇居民生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当前来看,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仍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有关调查表明,大部分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在现行户籍制度约束下,无法取得同城镇市民同等的竞争能力和平等的待遇,他们在就业、加薪、吃、住、孩子上学等方面存在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虽然已有相当部分劳动力已基本脱离农业,属于转出的剩余劳动力,为全国城镇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因没有城镇户籍而被认为是城市“二等公民”。因此,我们要考虑逐步取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改革现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实行按实际居住地落户的原则。同时对就业、企业注册登记、子女入学等等阻碍城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其他歧视性政策也必须改革和废除,以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改革除户籍制度外的其他人为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因素,促使城乡两个不同的速度层次趋于融合
除了户籍制度方面的限制外,还有就业制度、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在就业制度方面,国家禁止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招收进城农民工,即使是非国有企业在招工时也有限制,对招募、使用外来民工的工厂进行罚款等行政处罚,或者在就业安排上也都要求用人单位“先市内,后市外”的原则,优先招用本市居民,未达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不得新招劳工,并且对许多工种禁止或限制使用民工。其次是子女入学限制,进城农民子女的入学问题往往难以得到解决,即使学校同意了,也要缴纳一笔数目可观的费用。再次是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往往难以享受。有的城市还要求民工进城后要缴纳暂住费、管理费、岗前培训费等等,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转换成本,特别是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来说,进城寻求就业须先支付将近千元的转换成本是无法承担的,他们只有望“城”兴叹了。因而,社会各界要积极鼓励和保护农民合理就业,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保护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相关政策体系,完善企业用工制度,逐步放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加快建立城乡统一协调的劳动力市场,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就业,为城乡两个不同的速度层次趋于融合做贡献
目前全国劳动力统一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还受到许多非价格因素的制约,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差异很大。在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方面,需加快劳动力就业制度改革,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用人单位与劳动力双向选择,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提供信息服务,特别要建设为农民外出就业服务的职业介绍网络,定期劳务信息,增强市场透明度,降低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营造出一个自由选择就业、自由选择居住地和自由流动的大环境,并降低和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迁移成本。城乡统一协调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内容如下:(1)市场主体地位要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2)社会服务、保险为市场主体提供保障条件。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以社会保障为前提,这就是要加快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3)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调节劳动力流向和组合。劳动供给者主要依 据劳动力价格信号决定就业或转业,劳动需求者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及生产经营状况调节用人数量。(4)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维护市场秩序。政府要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组织及管理协调机构,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所等,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外部条件。
4、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增强转移劳动力的市场竞争能力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总人口中文盲率已下降到7%左右。但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4%,小学程度的为 31.1%,初中程度的为49.3%,高中程度的为9.7%,中专程度的为2%,大专及大专以上的为0.5%,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总数的13.6%。进入城市的民工中存在着部分文盲、半文盲,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0%。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崛起,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而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往外转移。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低下,决定了他们即使进入城市,也很难进入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工种进行工作,而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工种。大量的低层次劳动力也易造成我国劳动力结构的失衡。在这主要拼技能而不是拼体力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处于劣势,转移的领域越来越窄,就业空间越来越小。
为此,我们首先应进一步抓好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我们要把基础教育放到重要位置,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提高财政中的教育经费的比例。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支持的力度。其次,努力普及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对低层次劳动力的需求将会缩小,对技术工人、技术人才的需求将大大增加。因此在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要针对城市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充分利用劳动、就业、教育部门的师资、技术和设施,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做到先培训、后上岗,切实提高外出民工的职业技能素质和竞争就业岗位的能力,为城市企业培育优秀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才,进而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后,加大向农村教育投入比重,不仅有益于提高农民的素质,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做好合格的劳动力储备,而且也推迟了新增适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待业大军的速度和减少就业压力。
5、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后顾之忧
政府应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的就业务工、居住生活、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覆盖全体劳动者的市场化的医疗卫生和劳动保障体系,达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后能与城市居民受到同等的制度保障和平等待遇。要鼓励雇佣关系长期化、稳定化,从而使企业和农民工利益都得到保障。积极倡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家门,迁移到城镇,切实解决户口、孩子上学等问题。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求出发,帮助和动员农民解决医疗保险和其他保险,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的健康和人身安全。
6、通过法律机制的调节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法律调节是指政府通过劳动立法、社会保障和福利立法来引导和约束劳动力行为,从而创造一个有效和公平的就业环境。通过法律机制的调节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体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健全劳动争议方面的法律,将现
有的各自为政的仲裁机构合并,成立仲裁局,明确它是经济行政执法机关,赋予它应有的法律地位,内部设立若干专业性的仲裁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和地方劳动仲裁工作。随着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多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专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其次,要制订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则方面的法律,包括劳动标准法、最低工资法和社会保障法等。劳动标准法是以最低限度的劳动条件为依据,制订最低劳动标准,以及为保证和维护这一标准在行政上采取的措施。劳动标准法的基本内容是对劳动时间的规定,如规定法定劳动时间、法定休假日以及法定劳动时间以外的补偿等。最低工资法是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具有最低工资额的法律,其目的是通过最低工资保障劳动者的生活安定。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是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条件。目标是建立城乡一体的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最后,对政府的各项就业政策加以法律化。制订这些法规时都应特别考虑农业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
Theory of Dynamic utility exchange priority
and its implication on the surplus farmers’ migration
[关键词] 依托咪酯;丙泊酚;MECT;血流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 R74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7)09-137-03
Effects of etomidate and propofol on the hemodynamics in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for the elderly patients
WANG Zhijie1 ZHANG Chunping2 HUANG Xiong2
1.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Hui'ai Hospital,Guangzhou 510370,China;2.Electric Convulsive Therapeutic Room,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Hui'ai Hospital ,Guangzhou 51037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s of etomidate and propofol on the hemodynamics in 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MECT) for the elderly patients. Methods One hundred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MECT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evided into etomidate group (group E,n=50)and propofol group (group P,n=50).Group E were given etomidate 0.3mg/kg for venae,and group P were given propofol 2mg/kg.MAP and HR were measured of two groups before anesthesia induction(T0),and 1(T1)、3(T2)、8(T3) and 15min(T4) after MECT.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the MECT,MAP of two groups increased,and HR increased at T1(P0.05).MAP and HR of group P at T2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ose at T0(P0.05). Conclution Etomidate induced anesthesia in the MECT for elderly patients shows less influence on haemodynamics,and the propofol has great influence on haemodynamics.
[Key words] Etomidate;Propofol;Mect;Hemodynamics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是将电休克治疗与麻醉相结合,产生镇静和肌肉松弛作用,避免电刺激引起的肌肉抽搐、牙关紧闭等并发症,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同时也对麻醉提出了新的要求[1-2]。老年人对麻醉和MECT的耐受力差,风险较高,常引起血流动力学的明显变化,可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率。依托咪酯和丙泊酚是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的静脉。本研究观察比较老年患者行MECT治疗使用依托咪酯和丙泊酚麻醉时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探讨两种静脉全麻药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为临床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12年1~7月期间接受MECT治疗的老年住院患者100例,随机分为依托咪酯组(E组)和丙泊酚组(P组)。所有患者中男53例,女47例,年龄65~75岁,ASAⅠ~Ⅱ级,患者所患疾病为:抑郁症46例,躁狂症23例,双向情感障碍17例,精神分裂症14例。其中E组50例,男29例,女21例;年龄65~75岁;抑郁症21例,躁狂症
注:与T0时比较,*t=2.814,#t=2.548,t=2.692,P
13例,双相情感障碍9例,精神分裂症7例。P组50例,男24,女26例;年龄65~75岁;抑郁症25例,躁狂症10例,双相情感障碍8例,精神分裂症7例。排除标准:患者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力衰竭病史,术前肝肾功能异常,既往有重大麻醉手术使。按MECT常规每例患者行MECT治疗6次,共600例次。两组患者的性别比、年龄构成比及疾病分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MECT前禁食水8h,术前无用药,进入治疗室后,开放静脉通道。麻醉诱导:根据组别分别给予依托咪酯(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H32022999)0.3mg/kg或丙泊酚(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H20030427)2mg/kg,至麻醉诱导成功后,琥珀胆碱经脉滴注。麻醉成功后,采用面罩给氧,手控呼吸。全身肌肉松弛,腱反射消失后,给予电休克治疗,美国思倍通5000Q电休克治疗仪,辅助呼吸,直至手术结束,患者意识恢复,自主呼吸恢复,送入观察室。麻醉及观察由同一组医师完成。
1.3 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麻醉诱导前(T0)、通电后1分钟(T1)、通电后3 分钟(T2)通电后8分钟(T3)通电后15分钟(T4)的心电图、平均动脉压(MAP)、心率(HR)和血氧饱和度(SPO2)。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通电后即刻E组2名患者出现室性早搏,4名患者出现房性早搏,P组3名患者出现室性早搏,3名患者出现房性早搏,所有出现心电图异常的患者早搏的频率均小于5次/min,12名出现早搏的患者最迟3min后心电图恢复正常。SPO2均在正常范围。
2.2 血流动力学的变化
两组患者在T1时均出现平均动脉压升高,心率加快(P0.05),P组患者T2时间点相比T0时MAP与H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期间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动过速(见表1,表2)。
3 讨论
电休克治疗是临床上治疗药物耐受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疾病的常用方法,其机制是采用电流刺激大脑,促使脑细胞放电,诱发癫痫发作,发生一系列变化,进而达到治疗效果[3]。丙泊酚是临床常用的物,其可缩短癫痫发作的时间,增加发作域值,并且有剂量依赖性[4-5]。而依托咪酯则降低发作阈值,对发作时间无明显的影响。研究显示,电休克治疗时间超过25s的治疗效果更为理想[6]。丙泊酚与依托咪酯均为经脉注射,优点为迅速起效,患者在30s内入睡,作用时间维持在3~5min。依托咪酯经肝脏代谢,对循环系统的影响小,较少导致心率血压发生波动,对心搏出量、心输出量影响也不明显,不抑制呼吸系统[7]。丙泊酚属于烷基酚类,具有较强的镇静作用,其通过导致心输出量的改变而影响血压波动[8]。丙泊酚广泛用于MECT,但其抗癫痫作用影响了电休克的临床疗效[9]。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均能安静、顺利的完成麻醉诱导及MECT治疗,治疗后患者均无明显不良反应。本研究观察了使用丙泊酚或依托咪酯诱导行MECT治疗后1(T1)、3(T2)、8(T3)和15min(T4)两组患者的平均动脉压及心率变化。行MECT治疗后1min,虽然已经使用物,且麻醉效果满意,但两组患者平均动脉压、心率比诱导前显著升高(P0.05),说明依托咪酯用于老年患者麻醉行MECT治疗对患者血压及心率基本无影响。既往有研究[10-12]比较了依托咪酯与异丙酚的应用效果,结果显示依托咪酯血流动力学稳定性优于异丙酚。P组患者在MECT治疗后3min时(T2)平均动脉压及心率的变化与T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依托咪酯及丙泊酚运用于MECT治疗时各有优缺点,丙泊酚半衰期略短于依托咪酯;依托咪酯诱导老年人行MECT治疗后血流动力学影响比较平稳,而丙泊酚对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大。我们建议在临床工作中,对老年患者行MECT治疗时选择依托咪酯诱导,以免血压及心率波动太大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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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马尔可夫链;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099-02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GDP总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均GDP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山西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然而山西省农业生产条件差,科技对农业的支撑能力弱,全省粮食生产年际间波动较大,目前全省有35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和317万贫困人口,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不仅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而且进一步影响了山西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山西农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提供了动力,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提高了农民收入和文化素质。而当前山西现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地区差异、农民较低的文化素质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顺利转移,并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这些目标对于当前山西的实际情况而言,有很长的路要走。长期以来,山西省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如何立足现实,寻找适合山西省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对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文章通过调查山西省晋南地区部分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利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对山西省剩余劳动力2009年外出务工从事产业和外出务工从事地域做出了预测。对寻找适合山西省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解决山西省三农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参考价值。
一、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山西省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以农业为主。2005―2007年,山西省农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约为650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5 %。虽然山西农村劳动力就业以农业为主,但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并呈持续减少状态。
山西省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主,大约占所有外出务工人员的75%。山西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是农村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人群,他们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农村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明显能够较好地实现转移。2005―2007年,农村低文化素质人员逐年下降,高素质人才逐年增长。山西省外出就业的劳动力以中青年为主,男性居多。到2008年底,山西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50岁以下的中青年劳动力所占比重达90%,其中77.1%在40岁以下。在转移的劳动力中75.3%是男性劳动力。
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县内和市内,只有接近1/3的外出务工人员会选择离家较远的省外,从全国劳动力转移平均情况看,山西省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地域局限性比较大。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与全国相比,山西省剩余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的人数比例要高于国家平均数,这与山西省是工业省份密切相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采矿业、制造业为主。其次为批零贸易业、社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再次是建筑业。
三、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趋势预测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
文章数据来自2009年春节期间对山西省晋南地区抽样调查问卷,样本采集长治、临汾、运城、晋城四个地级市的农村地区,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82份。其中涉及农村流动劳动力的问卷163份,问卷有效率为81.5%。问卷对剩余劳动力的基本状况进行了调查,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支出等,根据本文需要,详细调查了外出务工人员2007年和2008年外出打工从事的主要行业,2009年和2010年计划外出打工从事的行业,2007年和2008年打工的地域,2009年和2010年计划打工的地域。为下文的模型建立提供了数据基础。
(二)马尔科夫链模型介绍
马尔科夫方法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个运行系统的状态和状态的转移。应用马尔科夫方法计算分析的目的,就是根据某些变量的现在状态及其变化趋向,来预测它在未来某一特定期间可能出现的状态,从而提供某种决策的依据。它的基本方法是用转移概率矩阵进行预测和决策[1]。
(三)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趋势预测实证分析
1.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流动趋势预测分析。按农民工产业流动的方向, 可以将其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个类别。第一产业包括蔬菜种植、瓜果种植、粮食物种植以及其他农业类,第二产业包括建筑业、加工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工业技术等,第三产业包括美容美发、家政服务、酒店服务业、烹饪技术、伤病护理、商业经营销售等[2]。通过对晋南地区农民工流动情况的调查,我获得了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产业流动的一般倾向(见表1)。
我们可由表1 中数据得到农村劳动力产业流动的转移矩阵:
()(式1)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0.04×0.07+0.66×0.06+0.30×0=0.0424
0.04×0.82+0.66×0.91+0.30×0.03=0.7054
0.04×0.11+0.66×0.03+0.30×0.76=0.2522
解得:(0.04240.70540.2522)
这个分布表明,经过一段时期后, 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流动的概率将会趋于稳定,各产业所占比例将分别为4.24%、70.54%、25.22%。
2.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地域流动趋势预测分析。按农民工地域流动的方向,可以大致分为流向村外县内、县外市内、市外省内、省外四种类型。通过调研,我们获得了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地域流动的一般倾向(见表2)。
我们可由表2 中数据得到,农村劳动力地域流动的转移矩阵:
()(式2)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0.20×0.49+0.24×0.06+0.30×0.05+0.26×0.03=0.1352
0.20×0.27+0.24×0.61+0.30×0.03+0.26×0.10=0.2354
0.20×0.20+0.24×0.10+0.30×0.85+0.26×0.03=0.3268
0.20×0.04+0.24×0.23+0.30×0.07+0.26×0.84=0.3026
解得:(0.13520.23540.32680.3026)
这个分布表明,经过一段时间后,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向村外县内、县外市内、市外省内、省外流动的概率将会趋于稳定,概率分别为13.52%、23.54%、32.68%、30.26%。根据我们预测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动方向仍以省内工业发达城市和省外为主。
小结
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流动所占比例将分别为4.24%、70.54%、25.22%。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向村外县内、县外市内、市外省内、省外流动的概率将会趋于稳定,概率分别为13.52%、23.54%、32.68%、30.26%。通过建立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符合山西省剩余劳动力转移情况,因为调查的片面性和数据的准确性,预测结果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但预测结果对政府制定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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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 on a Tendency of Surphus Rural Labor Force Shift in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Markov-chain
TIAN Xin-cui, BAI Xian-sheng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yuan 03002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