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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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血液稀释;低血压;控制性;老年患者;肿瘤根治术;血流动力学;肾功能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cute hypervolaemic hemodilution (AHH) combined with controlled hypotension(CH) on haemodynamics and renal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the radical operation of carcinoma. Methods: Forty patients undergoing the scheduled radical operation of carcinoma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two groups : groupⅠreceived AHH combined with CH; groupⅡreceived CH alone.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heart rate(HR) and 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 were continuously monitored and recorded before AHH(T0)，AHH finished(T1)，stop CH (T2)， the end of operation (T3) and Hb concentration and Hct were determined at T0 and T1.Serum α1MG was determined at every point and concentrations of BUN and CR were determined at T0 and T3. During CH，urine volume was measured and Fromme score of surgery field was assessed.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transfusion were measured . Results: In two groups:MAP，HR at T1 was lower than that at T0，T2，T3， and CVP at T2， T3was higher than that at T0(P

[Key words] acute hypervolaemic hemodilution;controlled hypotension;elderly patients; radical operation of carcinoma;haemodynamics;renal function.

肿瘤根治性手术因手术范围广、创伤大，出血量和体液丢失量均较大。由于心血管系统衰老退变，循环储备功能下降，对术前禁食禁水及术中出血的耐受力较差，老年患者在行肿瘤根治术时易并发肾功能衰竭。本研究将急性高容血液稀释(acute hypervolaemic hemodilution，AHH)联合控制性降压(controlled hypotension，CH)技术应用于老年肿瘤根治术患者，通过观察血流动力学和肾功能指标的变化来探讨此联合技术对老年患者肾功能的影响。

1 资料和方法

1.1 病 例

本研究经丹阳市中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获得患者知情同意。择期行肿瘤根治术老年患者40例，ASA分级Ⅰ～Ⅱ，心功能Ⅰ～Ⅱ级，年龄65～80岁，体质量45～78㎏，估计手术时间2～5小时，术前无禁忌证，血常规中Hb≥110 g·L-1，红细胞比容(Hct)为35%～50%，常规检查凝血功能在正常范围。将40例患者随机分两组，即AHH&CH组(Ⅰ组)和CH组(Ⅱ组)，两组病例一般情况对比见表1。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

1.2 麻醉方法

术前30 min肌注阿托品0.5 mg，苯巴比妥钠0.1 g。入室开放外周静脉通路，“按4-2-1输液法则”(即体质量的第1个10 kg液体维持量为10×4 ml/h，第2个10 kg液体维持量为10×2 ml/h，体质量大于20 kg部分，液体维持量为大于20 kg部分数值×1 ml/h)输入晶体液以补充禁食禁饮损失量。根据手术部位选择硬膜外穿刺点(子宫内膜癌、直肠癌T12～L1或L1～2，贲门癌、食管癌T7～8)穿刺成功后留置硬膜外导管，用8.94 mg·ml-1罗哌卡因行硬膜外麻醉，达到预期麻醉平面并固定后进行全身麻醉诱导，依次静脉注射咪达唑仑0.1 mg·kg-1 ，芬太尼0.5μg·kg-1，阿曲库铵0.5 mg·kg-1，丙泊酚1.5～2.5 mg·kg-1，气管插管后行间歇正压通气(intermittent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IPPV)，潮气量8～10 ml·kg-1，呼吸频率10～12次·min-l，控制PetCO2在30～35 mmHg，FiO2≥80%。术中用丙泊酚4～8 mg·kg-1·h-1，阿曲库铵0.3～0.6 mg·kg-1泵注，咪达唑仑、芬太尼间断推注维持麻醉。麻醉平稳后进行桡动脉穿刺用于监测MAP，右颈内静脉穿刺用于AHH，测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留置导尿管记录尿量。

1.3 血液稀释

穿刺成功后手术前，在血流动力学平稳时即可从颈内静脉快速输入6%HES(15 ml·kg-1，50 ml·min-l)(每公斤体质量含血70 ml，血容量增加约20%，按体质量约60㎏算，需6%HES 840 ml，15～20 min输完)。两组患者术中生理需要量、尿量、术野损失量及第三间隙转移量用晶体液补充，出血以等量的6%HES补充。

1.4 控制性降压

硝酸甘油于切皮前10分钟微量泵泵入(0.5～1.0 mg·kg-1·min-1)，以MAP控制在基础值的65%～75%为目标，CVP≤12 cm H2O，引起出血的手术操作完成后停止降压彻底止血。术中监测血常规，当达到输血指征(Hct25%。患者停止降压后酌情应用呋塞米以排出体内过多液体。

1.5 术中监测

监测HR、ECG、MAP、SpO2、CVP、PetCO2。两组分别于麻醉平稳动静脉导管置管完成后(基础值，T0)、手术开始即刻(T1)、停止降压30 min (T2)、术毕即刻(T3)观察记录MAP、HR和CVP，检测T0和T1、T3三个时点Hb浓度和Hct，测定各时点血清α1微球蛋白(α1MG)浓度并检测两组T0、T3时点的血浆尿素氮(BUN)和肌酐(Cr)值，记录降压期间尿量、Fromme术野质量评分、手术出血总量和输血量。

依据术野出血情况进行Fromme术野质量评分，1分：轻微出血不需要吸引;2分：轻微出血偶尔吸引，不妨碍术野;3分：轻微出血需经常吸引，停吸后几秒钟出血即妨碍视野;4分：中度出血需经常吸引，停吸引后出血立即妨碍术野;5分：严重出血需持续吸引，出血仍妨碍术野。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用χ2检验。均以P

2 结 果

2.1 术中血流动力学的变化

两组T1、T2时点MAP、HR值均低于T0时点(P

2.2 血红蛋白浓度和红细胞比容的变化

两组T1、T3时点Hb和Hct低于T0(P

2.3 肾功能指标的变化

T0、T3两时点BUN、 Cr值每组组内比较无明显差异，各组T3时点血清α1MG值高于T0时点(P

2.4 出血量和输血量

两组降压期间Fromme术野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总出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输血病例数Ⅰ组少于Ⅱ组(P

3 讨 论

由于本组均为老年患者，因此，降压时需要特别谨慎。我们将MAP维持在基础血压的65%～75%，两组组内比较，术前(T0)各血流动力学指标均在正常范围，用硝酸甘油行控制性降压后(T1)，MAP有了很大程度的降低。CVP在停止降压30 min(T2)和术毕(T3)时均有升高(P

AHH不同于简单的预扩容，而是术中亦能保持血容量呈超容状态，由于血液得到稀释，故手术出血时红细胞的丢失减少。Ⅰ组患者用6%HES行轻度AHH快速扩充血容量，增加了机体的循环储备，减少了术中红细胞的丢失，大大提高了机体对失血的耐受性，避免了不必要的异体血输注，且对生理功能基本无影响。同时于术中行CH，扩张外周血管，降低组织灌注压，可进一步减少术中出血和异体输血。本研究中，术野出血情况按照Fromme术野质量评分表[3]测定，结果两组术野质量和总出血量均无明显差异。但由于Ⅰ组术中丢失的血液中所含Hb和Hct较低，即相对于Ⅱ组而言，Ⅰ组丢失红细胞量减少，因此Ⅰ组的患者术中没有输注红细胞悬液，而Ⅱ组有6例患者术中输注了红细胞悬液(P

以BUN、Cr判断急性肾功能异常的敏感性较低。本研究中，两组患者BUN、Cr值均在正常范围，在术前(T0)和术毕(T3)组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组术中行CH比较适度，围术期肾脏灌注充分，肾小球滤过率(GFR)正常，所以术毕BUN、Cr值没有特殊改变。

α1微球蛋白(α1MG)浓度的变化对提示肾小球和肾小管的早期损伤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5]。本研究中，两组血清α1MG值均在正常范围。因为实验中血流动力学稳定，所以两组术前(T0)、CH后手术开始时(T1)和恢复正常血压30 min(T2)3个时点之间血α1MG值差异不明显，即降压和复压幅度对肾脏灌注影响不明显。两组血α1MG值在术毕(T3)时上升可能与手术刺激引起机体应激反应导致的肾功能改变有关，与张国庆等[6]研究结果相似。两组间比较，α1MG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AHH联合CH技术与单纯CH均可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不影响肾功能，安全可靠。联合应用更能减少术中出血，减少异体血输注，在当今血源紧缺的情况下，推广应用本技术具有临床实用意义和重要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Riley ET， Cohen SE，Rubenstein AJ， et al. Prevention of hypotension after spina anesthesia for cesarean section： six percent hetastarch versus 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J]. Anesth Analg， 1995，81(4):838-842.

[2] 邓 芳，郑洁萍.高容量血液稀释联合腰硬膜外阻滞在围术期的应用[J].浙江临床医学，2004，6(7):625.

[3] Fromme GA，MacKenzie RA，Gould AB Jr，et al.Controlled hypotension for orthognatic surgery[J].Anesth Analg，1986，65(6):683-686.

[4] Winter V，Gille J， Richter A， et al. Preoperative hypervolemic hemodilution with 6%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HES130/0.4) solution as a way of reducing needs for donor blood transfusion[J]. Anesteziol Reanimatol，2006(2)：43-47.

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第2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不仅速度在加快，而且其流向也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大量的劳动力流动在各省区市之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城乡与工矿区之间，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也在逐步增加。是什么原因引起劳动力的流动呢?本文从劳动力的流向、劳动力流动的群体性、劳动力流动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变迁；农村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3）-06-0027-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文化变迁研究——以广西百色市为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04LX422。

文化具有静态和动态的特征，文化的动态变化过程就是“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永恒的定律。中国的特殊国情给文化变迁注入了新元素，农村劳动力流动为文化变迁提供了新动力。

1 研究回顾

劳动力流动原因错综复杂，文化变迁是个综合的系统的课题，应采取整体的观点，多维的模式来认识和解释。

1.1 国内研究

早期的文化变迁散落于文化研究的主题当中，民族学从文化历史方面研究着手。爆发后，大批民族学者深入西北、西南民族地区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一时期的民族地区文化研究空前活跃。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研究热潮因“”而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在“补课论”的推动下，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研究重新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且出现了城市化进程、制度的变革、劳动力流动等新元素。

1.1.1 农村劳动力流动回顾 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认为，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时，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却更为复杂。一是和经济政策息息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转制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又可细分为四个阶段：恢复性转移的起始阶段（1978～1984年），农村主题是土地承包、发展农业，农村劳动力流动尚属个别零散状态；流动缓慢的发展阶段（1985～1992年），沿海等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地区差异逐步拉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稳步上升；转移规模的迅猛扩张阶段（1993～1996年），各种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逐渐开放，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猛扩张；稳定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城乡就业态势趋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持续进行。[1]二是与人口制度紧密相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突出了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严格的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偏重城市发展的政策导致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出现。在《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4）、《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1985）、《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1997）、《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2001）等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户籍制度解冻，人口开始自由流动。随着各界对人口流动的态度转变，从害怕到观望到引导，人口流动相应地从原来的“盲流”到无秩序流动到有规律可循。

1.1.2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文化变迁 从动态方面看，劳动力流动过程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话”过程，文化变迁是“对话”的结果。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入地和流出地两方面，对流入地的影响具体有三：①劳动力结构多样化；②城市文化元素多元化；③用工制度文化环境优化。对于流出地，学者较为关注以下研究：首先，就流动结果而言，文化变迁增加了新内容。另一方面，农业部课题组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农村的推力更多的是农村经济的衰败把众多的农业人口排挤到城市中去。其次，就流动主体而言，文化传播有了新力量。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年轻、未婚、男性（特别是35岁以下），受过更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更易于和偏好流动，换言之，流动群体一般为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群体，他们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起着信息交换的作用，扮演着文化传播的角色。再次，就流动的方式而言，文化变迁有了新形式。蔡昉[2]指出，随着流动的频繁，农村劳动力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高。

1.2 国外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说明了工业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各部门发展的关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彰显了文化的力量——“宗教”和“信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教徒们通过努力赚钱，克俭节约，奉献各自职业来赎还“原罪”。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理论进一步论证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是人类行动建构的结果，同时是再行动的条件和中介。原始的资本积累为新教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而新教的“信仰”和“信念”从思维深处和精神世界底层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模式，成为再行动的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转型，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机会，而文化观念的变化作为动力，通过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起作用，推动了该行动的现实性转变。

2 研究评价及展望

总体看来，既有研究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研究视野宏大，对农村文化的变迁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地方：①鲜见针对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且缺乏系统理论成果。应在吸取中西方、传统和现代以及各个学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不断创新，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变迁理论。②国内的研究学科视角和方法相对单一，具体文化形态变迁实证研究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③对民族文化变迁的动态性研究关注很少。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民族文化断层、乡村文化没落，其保护与发展问题不得不提上日程。因此，完全有必要将这一课题继续深化。

参考文献

[1] 崔传义.中国农民流动观察[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4.

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力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自发流动；自主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9-061-06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返乡潮”等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蔡昉（2010）、于学军（2003）、田雪原（2006）、穆光宗（2008）、姚引妹（2010）等认为是我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能解释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变化，难以对劳动力流动的结构变化作出有力解释。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异质性作用的表现，在此带动下，劳动力流动正在逐步由自发流动转为自主流动。

一、劳动力异质性及其发展

异质性原本是一个生物化学的概念，遗传异质性是指表现型一致的个体或同种疾病临床表现相同，但可能具有不同的基因型。后来，异质性被推广到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空间异质性是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企业异质性资源为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的资源，它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来源。劳动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马克思将劳动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然而，这种体力和智力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超过另外一个人，所以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也注意到由于人的差异而导致的劳动力差异的存在：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抗衡；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工作。我们将这种不同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异称为劳动力的异质性。

劳动力的异质性不仅仅来自于天赋，更多的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培训、经历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认为可以通过基础教育来发展人的先天能力。斯密将劳动力的异质性看作是投资的结果，并将所有社会成员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作为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赚取利润。”能则直接赋予劳动力以资本的属性，他首次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强调劳动力的差异源于劳动者拥有的教育程度的不同，不仅认为教育可以使劳动与物质资本结合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且主张将这种价值增值归因于“教育”差异导致的劳动力的不同。马歇尔虽然不主张将资本属性赋予人，但他首次将劳动力从实质上划分为普通劳动力和资本型劳动力，在使劳动力异质性的内涵更加清晰的同时，关注人作为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特殊性，将“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看作是资本型劳动力的所有者，从而明确了劳动力异质性作为投资产物取得价值增殖的归属。正是由于将劳动力视为投资的结果，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同质性和资本同质性假设，提出了与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概念。舒尔茨认为，将“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看作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看作是投资的产物”时，即成为人力资本。至此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主要内容。原来笼而统之的劳动力一方面分化为一般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从而使抽象的劳动力异质性通过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区分得以表征。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不是同质的，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有人力资本层次和多寡的区分，劳动力的异质性通过不同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层次、多寡来体现，从而有了一般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区分。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然而，劳动能力是发展变化的。在农业经济时期，劳动力主要是体力，劳动力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体力的大小；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智力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内容，智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后，劳动力的异质性就体现为人力资本的层次和多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或服务经济时代）后，在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主要内容的同时，劳动力的外延发生了拓展：在劳动者体外存在又依附于活着劳动者个体而存在的以文化、制度为支撑的信任、规范、关系网络结构等社会资本开始逐步成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利于劳动者知识共享与传播，有利于声誉和信任机制的建立，从而减少机会主义带来的成本和损失，有利于信息市场传递中的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有利于集体理性的实现。拥有同等体力、智力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劳动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又一来源。

二、劳动力异质性演变与劳动力流动阶段变迁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使得其表现方式和程度均有不同，劳动力异质性的不同表现推动了劳动力流动阶段的变迁。

1.劳动力同质化与劳动力自发流动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严重短缺，劳动力大量过剩，生产过程表现为大量剩余劳动在激烈竞争中寻求与资本结合的过程，初级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要求较低，导致高层次劳动者被迫从事低级的简单劳动，劳动力的异质性在竞争中被抹煞，异质的劳动力被“削平”为同质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同质化现象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体现得最为显著。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工业部门急剧扩张，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就业人口进入工业部门。然而，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步释放，且劳动力需求还受工业结构等因素影响。因此，一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状况，就业难成为普遍现象，就业竞争加剧，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出现了大学生、研究生与高中生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高层次劳动力不得不从事一般性工作，劳动力的异质性难以体现。另一方面，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技术型劳动力，现代化生产和精细的分工使得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大大降低，大量接受了中等教育的劳动力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劳动力异质性被同质化为技术工人，从事低层次工作，获得相应的薪酬。劳动力同质化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分体现：一是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易于就业，据有关调查显示，2007年至2011年，中国中职生的就业率超过95%，远远高于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水平；二是高级技工的工资远远高于大学生，甚至博士生，据报道，济南市2013年人才招聘会上，高级技工岗位给到8000元的月工资，仍是一才难求。

劳动力的同质化反映到劳动力流动中，使得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的特征：一是劳动力的流动是自发的。在劳动力同质化时期，劳动力仅仅作为简单劳动要素寻求与资本结合，劳动力流动仅仅是劳动者为追求更高劳动收入而自发地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流动。二是劳动者追求的目标是收入最大化。由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低，如何提高家庭收入是劳动者追求的唯一目标，亲情、家庭生活、儿女教育等均让位于收入提高，大量劳动者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现象。三是工资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或者唯一因素。由于劳动力被同质化，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是同质的，工资成为劳动者决定务工地和从事行业的唯一因素，哪里的工资水平高就向哪个地区流动，哪个岗位工资水平高就进入哪个行业，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频繁，跳槽现象频发。四是劳动力流动具有集聚效应。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集聚效应，在我国表现为典型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描述的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的流动就体现出这种自发流动的特点。

2.劳动力异质性与劳动力自主流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升级分化，劳动力需求的层次性越来越明显，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竞争的变化，中高层次的劳动力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出来。一方面，有良好教育背景、受过系统教育、有较长工作经历、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即劳动力异质性中的人力资本优势开始显现，这些劳动者不仅工资水平大幅提高，而且薪酬结构发生变化，部分高层次人力资本拥有者开始获得年薪、股权等。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开始发挥作用，劳动者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整合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物质资源，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市场地位，得到了市场资源配置能力。

劳动力异质性的显现直接引发了劳动力流动的变化。在劳动力异质性时期，由于劳动力已经分层，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主流动特征。与自发流动相比，劳动力自主流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劳动力流动呈现主动流动。劳动者运用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主动地寻求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实现区域、实现领域，从而使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方式、模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卢卡斯通过对非洲博茨瓦纳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受到更高教育的人更倾向于迁移到城市；赵力涛研究表明，教育促进了农民从农业部门向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每增加一年教育，进入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相对于仍然从事农业的机会就增加18.8%；卜长莉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社会关系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外出流动主要依靠亲缘、地缘等关系纽带。第二，非经济因素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者对出生地的眷恋、对家庭因素的考虑、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选择、对社会认同和满意度的反应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等非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会由于以上某一因素而做出其流动决策，经济因素的影响日趋减弱。杨荣海研究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力流动有着正相关关系。第三，劳动者效用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异质性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收入不再是决定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因素，幸福感的最大化成为劳动者的追求目标。2013年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67.9分，其中社会参与幸福感52.9分，较2011年下降近5分，社会地位幸福感51.5分，较2011年下降4分左右，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因缺少社会交往和社会地位较低而感到失望。第四，劳动力自主流动不再具有集聚效应。劳动者不再被动寻求资本，而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意志，主动与各类资本相结合，选择适合的区域、部门、行业作为流动方向。由于劳动力的主体性作用，不同的劳动力会有不同的决策依据，因此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分散性，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走向均衡。斯卡利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异质性使得尽管南北地区工资差距持续扩大，但从低工资地区迁出的劳动力几乎可与迁入的劳动力相抵消。

3.劳动力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换的条件

无论在自发流动阶段还是在自主流动阶段，劳动力的异质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由自发流动转变为自主流动，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具备了劳动力异质性显现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劳动力有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大量剩余劳动的存在，使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特征。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后，剩余劳动力规模降低，劳动由被动转为主动，工资开始上升，允许劳动者表达个人意愿的环境逐渐形成，劳动者才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自主流动的基础条件。第二，劳动力需求升级。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基本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断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创新过程”。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复杂劳动的需求随着产业升级会不断上升，而简单劳动会逐渐退出核心区域和核心产业，原来对劳动力的同质化需求被打破，由简单体力劳动者为主逐渐过渡为技术型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型脑力劳动者为主，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从而具备了劳动力自主流动的社会条件。第三，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劳动力的异质性才能够体现出来，劳动者在流动中才能够拥有主导和控制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主观能动性和意愿。第四，劳动者效用多元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决定因素，劳动者效用最大化等价于收入最大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态极大改善，劳动者追求的是幸福感的提升而不再仅是收入的增加，效用的影响因素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且非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效用的重要因素。此时，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劳动者的个体意志而非集体意愿，劳动者的异质性不断得到彰显，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自主性不断增强。

三、自主流动：我国劳动力流动新阶段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在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时期，由于劳动力需求的有限，劳动力的异质性被抹煞，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发流动特征，民工潮时常引发经济社会波动。当前，劳动力流动呈现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力自主流动阶段。

第一，从2003年季节性“民工荒”现象到当前常态化的用工荒，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无限已成不争的事实，我国劳动力自主性流动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从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04～2011年间呈下降趋势，据蔡昉等人研究测算，期间每年以13.6%的速度减少。根据联合国2009年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我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30年达到最大，预计为14.62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就达到最大值。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这种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形势，即表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已经对这些变化的到来作出回应，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是极具特征的反映。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最近每年增长15%到20%，自2000年以来的12年中，我国制造业实际工资已经增长至原来的4倍。

第二，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升级，根据国际经验和相关研究，从事R&D的人员总量与GDP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国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3500美元的目标，教育规模增长速度亦应与GDP增长相适应；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力分层：东部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技术型、知识型劳动的吸引力和需求会逐渐增强，简单体力劳动者流向东部地区的趋势会逐渐减弱；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将吸收大量中低层劳动力。产业布局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化使得不同层次劳动者主动选择的权利和范围扩大，劳动力的异质性作用凸显，农民工大量“东南飞”的传统流动模式正在消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技术知识型劳动力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且聚集于经济发达区域和高端产业，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

第三，劳动者素质大幅提高，劳动力自主流动的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和发展，劳动者的资本积累水平已经显著提升。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同时，在农村拥有土地、住宅等生产要素作为其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劳动者对土地等物质资本的权利在不断完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流动过程社会网络日趋成熟和完善，劳动力也在就业地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并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劳动者的社会资本日益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积累程度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加大的教育投资使得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职业与技能培训使劳动力积累的人力资本越来越丰富。据最新公布的全口径人才资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比2008年增加780万人，已达1.2亿人。我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明显，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33.6人年，高技能劳动力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5.6%，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2.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6%。劳动者已经从简单劳动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转变为携带更多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提供者，劳动者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力和推动力。

第四，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已由经济（物质）因素转变为非经济（精神）因素。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达到6977元，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生活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的支出在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由2011年的3。13：1缩减为3.1：1。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且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使得劳动力在空间流动过程中满足生存性需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适应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不断产生，包括劳动力对流入地工作生活的满意度、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对自我经济社会地位的判断以及自我的社会认同程度等。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体，其受社会记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生存观，更加浓厚的自我意识，使得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济因素作用日渐弱化。劳动者对多元效用的追求，使得影响最终决策的因素多元化，仅用工资差距难以解释的现实表现为失业与民工荒并存、返乡潮、就近就业、用工短期化、“农民荒”等现象。

四、推动我国劳动力由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变

劳动力异质性的凸显推动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标志着传统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改变。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更好地迎接劳动力自主流动，是未来我国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合理布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劳动力异质性，提升流动能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步伐，大力推行订单培养等方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质量。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等向人的全面发展投资。

第二，加快体制改革，为劳动力自主流动提供要素支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出台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为劳动力流动提供物质资本。加快改革户籍、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构建劳动力自主流动的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快推动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定居。

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第5篇

一、问题的提出

流动（migration）是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核心，当劳动力流动到更高价值的社会岗位时，也就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人力资本理论将流动视为一种重要的投资方式，当个人或家庭能够通过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来改善其生活状况时，就会倾向于发生流动行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Sjaastad是第一位将人力资本理论正式应用于劳动力流动研究的学者，他在1962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文章指出：“流动是一种具有成本和收益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为解释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也为今后研究流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有效的工具。此后的很多学者都致力于在此框架下分析流动的决策因素以及因流动而引发的收益。

国外很多研究证实了地区间的流动或迁移会增加流动者的终生收入（Wertheimer，1970；Borjas，1994），且一些研究估计流动的报酬率在10%-15%之间，大致等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Keith & McWiliams，1999）。然而，较高的平均收益率并不代表所有的流动者都会得到正的收益率，这种流动决策是建立在预期净收益基础上的决策，而且多是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因此预期净收益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此外，流动能带来更多的终生收入，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流动后的前几年就可以获得这种收益（Grant & Vanderkamp，1980）。

大学生的区域流动，也是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的一种，不管是以就学还是以就业为目的流动，都可以看作是成本——收益框架下个体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决策行为，因此也就有可能产生人力资本的初期回报。研究表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通常能更全面地了解各地的就业机遇和工作机会，更好地估计自身的能力、与某项职业的匹配以及流动所需发生的费用等，因此他们的流动行为会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动者具有更多的收益（Schultz，1961）。

目前我国针对流动收益的研究很多，但大多局限于针对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比如农民工的城乡流动（赵耀辉，1997）、劳动者的工作流动（吴克明，2008）等，而针对高校毕业生迁移就业收益的实证研究非常少，且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岳昌君和周俊波（2005）利用2003 年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分析了本专科毕业生的流动收益，发现跨省就业的毕业生起薪显着高于本省就业的毕业生。其后岳昌君（2011）对2009届高校毕业生的研究再次证实了多种流动类型的毕业生均能获得比不流动群体更高的收益。而李锋亮等（2011）针对2007届硕士毕业生的实证研究则发现：除了跨籍就业能够给硕士毕业生在起薪上带来显着的正向收益外，跨学就业、既跨籍又跨学就业的收入效应都不显着。

总的来看，国内对流动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均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流动的内生性。流动的群体代表了一个积极选择的群体，与那些留在当地的人相比，通常他们更有野心、具有更强的工作意愿、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会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好的表现（Chriswick，1978）。因此，流动的内生性可能掩盖了流动与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当把收入作为因变量而把流动作为自变量纳入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时，就会破坏模型的假设条件，从而产生非一致的估计。

为此，本研究将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利用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种计量经济模型解决这一难题，从而深入探究我国高校毕业生的流动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

二、调查数据及研究方法

1.调查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2009年6月进行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调查包括东、中、西部地区14个省份的28所高校，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贵州和新疆。其中211重点高校9所，一般本科院校14所，专科及高职院校5所。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1,753份，其中已经确定工作单位且填写工作起薪的样本共计7,105人，那些调查时未确定工作去向的毕业生（包括待就业、升学、出国、不就业拟升学）以及未报告工作起薪的毕业生则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

为了剔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研究还对收入变量进行了剔除极端值的处理①，数据清洗后的样本总量缩小至6,904。剔除极端值后被调查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为2,185元，其中，男生平均工资2,311元，高于女生的2,008元；研究生平均工资最高，约为3,572元，本科生次之约为2,195元，而专科生最低，仅有1,413元；进入国企和三资企业的平均工资最高，约为2,499元，其次是事业单位和机关，平均工资最低的是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及其他类型的企业，仅为1,706元。因此，这些类别都可能是影响毕业生工资水平的重要变量，在研究流动的收入效应时都需要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

2.研究方法

关于大学生区域流动行为的概念，不同文献均做出了不同的定义（马莉萍，2009）。在本研究中，就学流动是指大学生离开生源地所在省份到其他省份就读大学；如果在生源地省内就读大学，则认为未发生就学流动。就业流动是指大学毕业生离开院校地所在省份到其他省份就业；如果在省内就业则认为未发生就业流动。

为了验证高校毕业生区域流动的收入效应，最经典也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单一的对数线性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估计流动的收益，即在明瑟收入方程扩展形式的基础上加入流动变量，模型如下：

其中，因变量W为毕业生的工资起薪；自变量Xi为一系列代表个人、家庭及工作特征的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性别、家庭经济背景、工作单位的性质、工作所在地的特征等；自变量Medu为代表毕业生是否发生就学流动的变量（Medu=0，表示未发生就学流动；Medu =1，表示发生了就学流动）；自变量Mjob为代表毕业生是否发生就业流动的变量（Mjob=0，表示未发生就业流动；Mjob=1，表示发生了就业流动）；交互变量Medu * Mjob的加入是为了说明就学流动与就业流动对收入的交叉影响。当Medu =0即未发生就学流动时，就业流动对收入的影响就是β3；当Medu=1即发生就学流动时，就业流动对收入的影响就是β3 + β4；当Mjob=0即未发生就业流动时，就学流动对收入的影响就是β2；当Mjob=1即发生就业流动时，就学流动对收入的影响就是β2+β4。

为了解决流动的内生性，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尽管很难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工具变量，但是有益的尝试仍然值得探索。本研究分别选取了“生源所在地的就学流出率”和“院校所在地的就业流出率”作为工具变量。从理论上来说，个体是否选择流出生源地就学与该地的就学流出率是相关的，因为就学流出率反映了当地的各种特征，如高等教育特征、经济特征等。与之相似，个体是否选择流出院校地就业也应该与该地的就业流出率相关，因为就业流出率也反映了当地的各种特征，如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等。于是，这两个变量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第一个条件。关于第二个条件，地区的就学流出率和就业流出率并不与个体的能力等这些未被观察到的变量相关，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也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第二个条件。

接下来，本文建立了如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模型（2SLS）。

Step1：              （1）

（2）

Step2：   （3）

第一阶段回归中包含两个回归方程，因变量分别为就学流动Medu 和就业流动Mjob，自变量Xi为该模型中的所有外生变量，包括性别、家庭年收入、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单位性质、单位所在地的人均GDP、个体生源所在地的就学流出率和个体院校所在地的就业流出率。这里之所以把除工具变量之外的其他外生变量也加入第一阶段的回归，是因为外生变量这样的组合可以获得最好的工具变量（Wooldridge，2005）。第二阶段回归方程中的因变量lnW为学生工作起薪的对数形式，PMedu 和PMjob 分别为第一步估计出的就学流动和就业流动，自变量Zi为影响个体收入的一系列外生变量，包括性别、家庭年收入、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单位性质、单位所在地的人均GDP。此方程中的系数β1和β2即为就学流动和就业流动对毕业生收入的影响。

三、流动与收入关系的描述统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