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问题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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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问题及措施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老龄化；现状；措施；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095-02
中国经济在近三十年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社会老龄化的进程在加快。
一、中国社会老龄化发展阶段及特征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到2020年的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龄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3.28%。到2020年，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
第二阶段，2021年到2050年的加速老龄化阶段。中国老龄人口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50年，老龄化水平达到30%以上。
第三阶段，2051年到2100年的稳定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老龄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
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老龄人口数量巨大。据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接近1.7亿，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超过4亿，约占总人口的1/5，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4。
第二，老龄化发展迅速。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了14%用了27年，而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第三，地区老龄化程度不平衡。由于我国经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的老龄化差异也比较明显。比如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宁夏在2009年才达到老龄化标准。
第四，男性少于女性。目前，我国老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少460多万，据预测，到2049年，男性老龄人口比女性要少2600多万。
第五，城乡倒置现象明显。据统计目前中国城镇老龄人口比例要比农村低1.24个百分点，而且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长期持续。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六，未富先老。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基本处于经济发达时期，而且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应对能力较强。而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尽管经济发展显著，但在人均GDP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达到峰值时，人均GDP也只能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是一个“未富先老”的过程。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对于经济还不发达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无疑会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红利”的衰退
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口红利”的衰退。最近30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显著。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影响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最近这两年，我国很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都出现了“用工荒”现象，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日显突出。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在不远的将来，劳动力紧缺会慢慢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们亟待采取有效措施，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
老龄化研究中，老龄人口抚养比是一个重要指标。1990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2000年抚养15.60人，据预测到2025年需抚养29.46人，2050年则达到48.49人。抚养比的急剧上升导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保险基金等国家财政支出的急剧上升。
（三）个人消费减少
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导致消费需求的变化。一般而言，在老龄化进行的过程中，由于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消费支出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由于收入降低，老龄人口的消费水平将下降。扩大内需是中央制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而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个人消费减少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内需增长，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不利影响。
三、我国政府已经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不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
（一）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1997年，政府制定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由单一的社会统筹制度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管理方式也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当然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覆盖面过窄、养老保险金收支不平衡、养老保险金投资收益偏低等问题，我国政府也一直在不断吸取其他国家养老保险政策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国情，修改和完善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我国也正在积极研究部署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涉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再加上我国的国情复杂，城乡二元差异显著，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二）研究延长退休年龄
目前我国规定一般男性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退休年龄50周岁（女干部为55周岁）。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退休年龄偏低。一方面较低的退休年龄加重了社会保障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往往还有精力有能力而且愿意继续从事相关工作，为社会经济建设贡献力量。我国目前人才结构不合理，有多年专业经验的人士在各个领域都非常匮乏，过早地让这批人员退休也是对人才资源的一种浪费。我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退休年龄问题。很多国家都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但延长退休年龄也在当地社会引起了一些争议，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
四、我国应对老龄化的一些建议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是关系到老龄人口自身，而且还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还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得到了发展，才能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难题。“人口红利”的日趋消失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应仅依靠人口红利。
（二）加快相关立法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归根到底要靠法律。199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总的来说，有关老龄人口保障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为了维护老龄人口的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家庭赡养等专项涉老法律、法规。
（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是以年龄以及由年龄决定的消费特征为标志而划分的产业。发展老龄产业是应对老龄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化水平还很低，因此要制定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实施国家对老龄产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建立老龄产业发展管理体制。立足城乡社区发展老龄服务业，培育老龄服务中介组织，培养专业化的服务队伍。同时我们也要大力研制开发老龄消费品，培育老龄用品市场。
（四）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制定科学合理的控制生育率的方案，逐步调整人口结构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味地控制人口数量，会进一步加剧目前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我们需要根据现实国情，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扩快和老龄人口比重过高。因此，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相互兼顾的人口发展规划，合理控制生育率，优化人口结构，为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为国家的长期稳定繁荣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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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问题及措施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验对策； 借鉴； 发达国家； 中国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日益受到全球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上公认，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如世界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法国、“老人王国”瑞典、“长寿王国”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国等。David预测到2050年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目前国内外关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国家或地区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测。如Karl分析了近50年来奥地利人口的时空演变规律及特征[2]，Joshua对2050年美国老龄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3]；李日邦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时空间分布特点及区域差异等进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关社会问题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贫困问题[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时空分异[14-16]，老年产业发展和社会养老设施建设[17]等。（3）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Sumiko等对老年人口及年轻人口迁移对日本传统社会养老模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国家相关数据，对各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应、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5]；张桂莲等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消费、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8-20]；魏立华等对老年人口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1-22]。（4）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6-7]；绍国栋等对我国退休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对国内外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和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25]；姚静等就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型进行了探讨[26-27]。已有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为基础，选择瑞典、日本、美国、法国等几个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系统总结它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典型对策及特点；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对于有效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对策
2.1 鼓励生育，应对少子化，促进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持续供应
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存在于老龄化社会，两者紧密相关且影响劳动力的供应。因此应对少子化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从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职工重返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解决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儿津贴和带薪假期，向离职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医疗、营养和薪资等补助和津贴，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儿童教育、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长“爸爸月”，缩短低龄儿童父母的工时，实行父母保险（即企业给父母双方带薪假期以照顾幼儿；保证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岗位或者提供类似的工作等）等，以缓解家庭看护幼儿的压力，使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重责任，保证女性职工能重回劳动力市场（表1）。
2.2 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年劳动力来源，缓解政府养老金支付压力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普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法对退休年龄制度进行了改革。延长退休年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领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龄，将现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向后延迟，相应延长工作年限；另一种是设立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即对不同退休年龄的老人给予不同数额的退休金，退休年龄越大，退休金数额也越大。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主要采用第一种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法国在2011年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德国政府计划在2011和2018年期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28～29]。瑞典和美国等主要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对于提前退休的60-64岁的职工，每提前一年退休减发退休金的5%；65-70岁的推迟退休的人员，每延迟退休1个月增发退休金的0.6%；对于有经验且有能力继续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为其提供做义工的机会并根据他们提供服务的多少增发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 完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
根据养老场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养老方式可分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受老龄人口增加、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年轻劳动力迁移影响，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机构养老又受到老年人经济状况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难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国外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发挥着基础作用，但在个人和家庭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化服务；政府负责采取相关激励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项目建设及服务活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并协调参与建设和服务的各主体的利益关系；社区负责培育在宅服务人员并不断拓展服务业务范围为老年人上门提供帮助，服务内容主要有住房维修、日常照护、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如瑞典的养老服务带有很大的福利性质，服务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老年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属于“国家负担型”；美国老年人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主要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负担型”即“投资人同时也是受益人”，这种“个人负担型”的资金来源方式也使得美国“以房养老”的发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 建立多样化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世界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养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体系的转变[31]。目前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金制度。其中，基本养老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一般由国家按照统一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的人员支付；企业年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大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后两种制度对缓解国家养老金支付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基本养老金的资金都来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国也十分重视企业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美国政府推出“整合企业年金计划”， 把企业年金计划提供的养老金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养老金进行协调。目前，美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金规模[25]。另外，美国不同运营规模的企业间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不同；日本则依据国内劳动力结构，在不同的行业实行不同的养老金支付方式和资金分配比例，从而使得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具有“多支柱”的特点，还具有“多层次性”（表4）。
2.5 开发老年人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应和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外，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是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有效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一般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并采取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引导企业向老年产业领域投资推动老年产业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目前，国外的老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产业，如老年餐饮、老年人用品生产（保健品、化妆品、服装、交通辅助用品、体育健身用品、生活辅助用品等）、老年房地产开发等；第二类是围绕老年养护形成的产业，包括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保险、老年医疗康复用品生产、长期照护产业、医护人员培训等；第三类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旅游、心理咨询、老年图书馆、老年电视广播节目等。另外，由异地养老和跨国养老而带动的养老产业在一些自然环境良好、适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区逐渐兴起（表5）。
2.6 注重法制建设，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与老年人有关的福利保障、产业发展政策等的有效实施和运行，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管理机构。目前日本与老年人有关的法律体系由《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护保险法》组成[32]；美国政府先后颁布《社会保障法案》（自1935年实施后经过多次修改与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与救助制度等），《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等[33]。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对法律的运行和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美国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老龄问题的机构包括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33]；瑞典政府设有三个“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和一个“高级公共保险法院”，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公民对地方法院判决不服时，还可以继续向高级法院申诉。
3 国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策的主要特点
3.1 “开源节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从人口和劳动力的出、入端来应对老龄化及由老龄化带来的少子化、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等问题。如鼓励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宽了劳动力的来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险等为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或施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则延长了老年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减少了老年劳动力的流出。这些措施共同减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证了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在养老金保障体系方面，主要老龄化国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金保障体系拓宽了养老资金的来源、缓解了国家支付巨额养老金的压力，也使得现有的养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图1）。
3.2 “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在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时坚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为原则，注重对老年人的人性关怀，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严、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在养老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时明确规定了包括政府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缴纳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时所必须承担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获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和设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3.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企合力，多方应对
主要老龄化国家意识到单纯依靠政府养老的压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参与” 的策略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不管在发展老龄产业，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推行居家服务的养老模式，还是在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积极发挥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引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构建起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入模式，从而保证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各项制度和社会经济等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借鉴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不单涉及人口生育政策，还与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关，涵盖社会物质、文化和制度生活各个层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尚缺乏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在以老龄化为契机、开发老年市场形成全社会力量“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局面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特点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性有其形成的内外因条件且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一方面要肯定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继续把“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问题，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协调，坚持科学指导，坚持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客观差异性并考虑制度的公平性和弹性，从完善各项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以老龄化为契机促进老年产业发展经济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应对措施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4.1 “分区域、分行业”，建立适合不同区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龄制度
我国自1950年颁布退休人员管理办法以来，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仅有过两次（分别在1983年和1990年）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54]。考虑到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人口结构等各方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确实有再次进行改革的必要。我国是在“未富先老”和“城乡二元结构”二者并存的国情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同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等问题相互重叠[10，13]；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来看，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十分突出[24]。这些特点使得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且不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没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但从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点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行地区间和行业间有差别的退休年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34]。因此，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将改革退休年龄制度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结合，积极探索渐进式的改革退休年龄制度的方式。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以及对技术和经验水平有要求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类等行业，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龄制度并适当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龄，鼓励老龄人口延迟退休或退休后再就业；针对处于底层、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可以采取按工龄计算的弹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龄上给予照顾。
4.2 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并普及企业年金制度，优化养老保障体系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人；二是全国实行的“统一标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对这些地区来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建立“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做法采取改进措施：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重视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各省市、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设立不同的缴费和待遇标准，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参保的积极性和有关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规模小、覆盖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问题[35]。所以，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法律框架给予企业年金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办法，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企业年金同基本养老保障的关系，企业年金的保障范围、水平、权利和义务以及企业年金的组织和监管体系等；同时注重有关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配套立法，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拓宽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减少收益风险、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管理层的参与意愿，逐步提高企业年金制度的参与率和覆盖面。
4.3 “因地制宜”，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多方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弱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变逐渐正在成为解决我国庞大数量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探讨的焦点。目前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阶段，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区养老模式正在兴起[27，30，47，57]。考虑到居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以及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应坚持以“充分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各方面在养老中的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30]为要旨，在弘扬“孝道”思想、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的同时，鼓励并扶持社区老年服务组织的发展，明确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并作为政府支持和发展的重点，使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构建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27]。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家庭类型有重点地采取养老抚助政策：在农村地区，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化养老的宣传力度，发挥社会和集体养老的补充作用[57]；在城市地区，以市场为导向并采取激励政策推动城市养老向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的转变；另外在有条件的城市地区可以借鉴国外“以房养老”的模式，加大“以房养老”的宣传力度和业务试点并对其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55～56]。最近几年来，我国“失独家庭”和“421家庭”的数目越来越多，这两类家庭的养老压力也日益明显。政府可以在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实施一定的优惠和扶助政策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大力兴办公益性老年服务机构，给予上述两类家庭物质和精神照护。
4.4 做到“两个结合”，针对主要领域发展老年产业
目前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36]。因此，未来要加强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做到“理论研究与政府决策、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培育相结合”，重点对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老年产业特征、市场规模、基本规律及老龄化过程对市场体系的影响等进行研究，从而为政府科学决策和企业老年产品开发提供理论咨询和支持。另外，国外有相当数量老年产业是围绕居家式社区养老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与推行社区型居家养老模式相结合，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老有颐养”为主线，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在养老机构和设施建设、养老入户服务、护理、老年用产品等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领域，开发一批满足老年人需求、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产品。具体措施为：政府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推进公办示范性养老机构建设，同时提高对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的补助标准，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尤其是鼓励发展医养结合型护理机构以及养老护理人员培训机构和专业服务队伍的建设，以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颐养”；政府或企业在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建设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体娱乐和精神慰藉等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积极向农村社区推进，形成以点带面的联动的效应，不断拓展养老入户服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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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问题及措施范文第3篇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影响都是深刻的，尽管各个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年型社会的时间有早有晚（法国最早为1865年，日本最晚为1970年），各国的老年人口比重有高有低，但是它们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并没有被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拖垮，因此，其中必有值得借鉴之处。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各国所采取的基本对策和措施大致是相同的，其中主要有：
设立老龄机构
很多国家的政府设立了老龄工作管理机构，在议会成立咨询委员会，在社会上建立老年问题学术团体，把老龄工作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例如：
英国政府由卫生部、劳动保障部和社会服务部分工负责老年人的养老、医疗和服务工作。内阁设有“补充给付委员会”，下设区域分会和地方基层分会，负责申请、调查和发放老年救助金。政府通过老龄问题学术机构定期召开老龄学术研讨会，促进学术专家、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的交流与合作。
日本总理府设有“老龄问题研究室”，厚生省设有“老人对策室”，都、道、府、县、町、乡设有“福利事务所”，主管老年福利事宜。各级政府把老龄工作列入政府工作计划，不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参加“老龄政策和老年工作研究会”。
立法保障权益
保障老有所养是老龄社会的首要任务，先期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普遍通过立法来保障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七大工业国家中政府首次为养老保险立法的时间分别为：德国1889年，英国1908年，法国1910年，意大利1919年，加拿大1927年，美国1935年，日本1941年。此外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老人福利法》、《老人健康法》；美国还制定了《美国老人法》和《禁止就业年龄歧视法》。
鼓励生育
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资源减少，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为了缓解其不利影响，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对多子女家庭给予经济补贴，设想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减缓老龄化发展速度。例如：
法国、德国和芬兰对多子女的家庭发给家属津贴。芬兰的孩子津贴标准是：第1个孩子每月535芬兰马克，第2个孩子每月657芬兰马克，第3个孩子每月779芬兰马克，第4个孩子每月901芬兰马克，第5个及以上的孩子每人每月1023芬兰马克，对于单亲家庭的孩子每人每月加发200芬兰马克。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措施。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了防止老年人陷入贫困，避免退休金制度崩溃，不断改革国家养老金计划。有些国家还最大限度地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并对退休人员无退休收入的配偶发给家属保险津贴。例如：
美国的《老年人和遗属保险》供养亲属津贴的标准规定：退休工人65岁及以上不享受养老金的配偶，依法领取相当于受保人退休金50%的亲属津贴；受保人死亡后，其65岁及以上的配偶，领取受保人100%的年金。
发展高科技
发达国家认为解决老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最大动力是发展高科技。美国全国老龄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项目负责人理查德・苏茨曼认为，经济增长率远比人口老龄问题重要得多。美国发展高科技所带来的经济高增长率在减轻人口老化的压力方面很有作为。
鼓励延缓退休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危机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老龄化进一步的发展，导致发达国家社会养老保险出现了基金困难的局面，部分国家甚至陷入了养老基金入不敷出的困境。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保持养老保险制度持续发展，一些国家相继采取了提高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鼓励延缓退休的措施。
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统计，近几年来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提高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的计划，其中美国每年提高2个月，计划到2007年提高到67岁。日本争取在2025年前后把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提高到70岁。
接收国外移民
欧盟统计办公室2001年1月8日公布的资料表明，移民使欧盟的人口增加，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1999年欧盟接收移民72万人，2000年上升到81.6万人。瑞典每年接收移民1万多人，现在外来的移民已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0%。联合国预测，不少工业国家都将面临沉重的老龄化压力，需要吸收外国移民作为新的劳动人口。
发达国家通过吸收移民来缓解劳动力不足，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做法，已达成国际共识。预测2000年到2025年，发达国家每年平均接收移民128万多人。
“积极老龄化”
老龄化问题及措施范文第4篇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保障；养老金双轨制；待遇差距
一、概念陈述及历史回顾
（一）概念陈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养老金“双轨制”是指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双轨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人因退休时的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也不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比企业多两三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同：一是统筹的办法不一样，即企业人员是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机关事业单位的则由国家财政统一筹资；二是支付的渠道不一样，即企业人员由自筹账户上支付，而机关事业单位则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三是享受的标准不一样，即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目前差距大概是3-5倍。
（二）养老金双轨制历史回顾
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从1992年开始，实行的是“养老金双轨制”的退休制度，不同工作性质的退休人员实行不同的养老金制度：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实行由财政统一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制度；而企业职工则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
自1992年开始，双轨制导致的养老金差距越拉越大。近几年，因为调整幅度有很大差距，虽然国家对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进行了7连调，但7次连调的总和尚不足机关事业单位一次调整的幅度，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到了五六千元。现在，养老金不合理的差距仍然在继续扩大。
2009年1月28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正式下发，人社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如今，方案下发已有4年多，但事实上，5个试点省市几乎无进展。2012年5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明文规定“十二五”期间要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二、乌鲁木齐市老龄化及养老保险现状
（一）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乌鲁木齐市的老龄化趋势及出现的原因跟国外发达城市不一样。国外老龄化出现的背景是“先富后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慢慢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国老龄化出现的原因有特殊性。乌鲁木齐市老龄化社会起点比较晚，是社会经济不够发达而出现了人口的老龄化，即“未富先老”。统计数据显示，乌鲁木齐市从1999年开始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了10%。虽然乌鲁木齐市进入老龄化比较晚，但老龄化速度比较快，到2005年老龄人口比例达到了11.43%。这些年以来，乌鲁木齐市老龄人口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如图-1所示）。2006-2010年老龄人口分别增加到了11.72%、12.64%、12.63%、12.77%和11.03%。
（二）乌鲁木齐市养老保险的现状
自1986年养老保险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建立以来，乌鲁木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相关文件，基本建立了包括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撤村建居失地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等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截至2011年底，乌鲁木齐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94.74万人（其中：在职参保74.96万人，离退休人员19.7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55万人（其中：在职参保较上年末增加10.05万人），增长15.27%。2011年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8.36亿元，比上年增加10.48亿元，增长27.67%；基金支出42.56亿元，比上年增加8.16亿元，增长23.72%；年末基金累计结存24.88亿元。待遇水平按照自治区和市政府的要求，继续调整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2011年底，全市离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1776元，较上年增加96元，增长5.71%。
三、乌鲁木齐市老龄人口养老金双轨制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待遇“双轨制”长期以来备受社会诟病。乌鲁木齐市作为中国西部大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快速增长的人口老龄化及退休后的养老金双轨问题在当今社会已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焦点。
（一）缴费和待遇脱节
乌鲁木齐市事业单位的退休养老待遇计发办法是，员工退休待遇仍然根据参保人员的工作年限及其退休前上一个月的档案工资的一定比率计算。这种待遇计算方法与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制度中的职工个人缴费多少、时间长短不挂钩，多缴少缴与退休待遇没有本质联系。缴费与待遇出现脱节，不仅严重影响了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也不能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没有实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同时，由于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缴费与待遇脱节，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部分参保人员对缴费的多少漠不关心，甚至希望缴费工资越少越好，个人既可以少出钱，又不影响退休待遇，造成企业退休人员心理上的不平衡，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由于企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相差太大，一些事业单位不愿改制为企业，给机构改革造成了一定的阻力。
（二）养老金社会发放的不平衡
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目前仍然实行的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0年前的差额计算，掩盖了缴费单位经济效益不好、离退休人员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的矛盾。虽然参加了养老保险，但并不能做到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也就不能保证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而言，在铁饭碗的表象下，也隐含危机。恰恰由于社会化程度低，单位包办养老金，个人不必自负其责，养老金能够按时足额发放与单位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职工养老保险基本保障缺乏保底。
（三）过大的养老待遇差距增加了社会不公平
由于历史及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原因，公务员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待遇普遍比较优厚，甚至远高于相同条件下的企业人员，这必然会增加社会成员的不公平感，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严重时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四、应对老龄化及缩小养老金双轨政策的措施
对于老龄化对乌鲁木齐市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只有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才能更好地应对，实现人口结构的合理化，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加快老年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要想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应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解决老龄人口的基本养老问题并且养老金实现公平，为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为了应对老龄化，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保障广大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增加即期消费，促进乌鲁木齐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优化人口目标，使乌鲁木齐市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为保证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需要采取科学控制生育率的可行方案，选择最佳时机适当地调整生育水平，逐步调整人口结构。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能够说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本身就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需要我们接受并积极应对。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不要悲观和盲目乐观对待，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谈“老”色变。应该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要以科学的对策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以积极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从政策制定到社会认同到个人努力，尽量避免或减少人口老龄化对乌鲁木齐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可能造成的不良效应和冲击。
（三）企业年金
建议将70%以上的企业年金放在本企业作投资，每年的分红都用于年金分配。每个职工每年根据贡献得到一定年金点，最高不超过平均数的3倍（就如养老金交费3倍封顶）。每年每个退休职工的年金收入，等于本人年金点数乘以当年每一点的金额，当年每一点的金额等于当年企业年金的收入（本金不动）除以全体退休职工的总点数。至于投资的风险，退休职工和本企业共担风险和利益是应该的，这可以增加企业职工的凝聚力，也可以增加企业领导层对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
老龄化问题及措施范文第5篇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