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龄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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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第1篇

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七及以上或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以上时，标志着国家进入老龄化。近年来，中国人口在年龄结构上逐步发生变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年升高，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本世纪中老龄人口所占比例增高趋势迅猛，人口老龄化日益显现，在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为，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数高达一亿七千多万，占总人口数的13.26%，标志着我国如今已进入老龄化的高峰期。并且经专家研究表明，倘若不采取有效的政策进行抑制，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愈演愈烈，变成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巨大影响。在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引起专家学者的巨大关注，其解决政策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争议，并且如今人口老龄化问题被和人口发展策略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人口老龄化即将成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与社会经济体制相矛盾，对社会的发展带来挑战。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

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与众多发达国家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相同的。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在政策实行的短期时间内大幅度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迅速生成，这点和发达国家由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同时较低导致的缓慢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不同的，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来势汹汹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更加严峻。随着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的少儿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并且增长缓慢，从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低生育率。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条件更好了，老年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进行养老，使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并且随着医疗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大量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新型高效的针对性医疗药品也不断地开发，为老年人生病的治疗和康复进行保障，导致死亡率大大下降。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老龄人口的人数不减少反而增加，同时面对的是低生育率，青壮年的人口数由于低新生儿率的影响逐渐减少，结合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呈现的便是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大大升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趋严峻。

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逐步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以及所占比例的较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等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3.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的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与经济基础相考虑，具有充裕的社会经济资源，则对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以轻松面对。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据研究表明，以AECI指数来对老龄化经济压力进行判断的话，中国以2.4的指数远高于按美国的-5.1，并且经专家学者研究，我国在未来40年会达到老龄化经济压力的高峰，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空前的压力。

3.2 人口老龄化对政治的影响

老年人口数量以及所占比例的变化对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国家的政策对于不同年龄层的群体之间的利益会产生巨大冲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导致老年群体在我国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导致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党等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势力争夺战中，老年群体成为了争取的对象。由于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步，老年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其参政意识也随之不断地增强，这导致老年人参加政治事务成为政治团体中的一部分具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导致政治团队中的年龄群体有了重新的格局，因此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利益有了更多的争取力量和机会，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可能以牺牲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潜力作为求得政治上稳定的代价，给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带来威胁。

3.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的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都对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带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地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中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并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4 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目前社会中对于老年人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对于老年人的生存意义有了越来越偏激的看法，认为老年人的需求只是生存，对于老年人情感上的投入十分吝啬，子女对于探望老人这一基本的家庭交往都往往难以做到，甚至需要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加以规范，甚至由于老年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子女对老人产生厌恶感，出现了漠视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的发生，导致“孝道”的严重缺失，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太过猛烈到达一定阶段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社会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并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整。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了一系列上述老龄化问题的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4.1 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

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中，因此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来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者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4.2 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

人口老龄化并非只是老年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需要协调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对老年人的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人生在各个年龄段的状态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从各个阶段着手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行调整才能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影响。人的晚年的生活能力和其早年的状态和继续是息息相关的，必须让青年一代们开始重视起健康方面，并且在社会生活和自身行为上进行相应的改变，注重经济条件的创造，有所积蓄，为老年时期做好储备。

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老龄社会 养老问题 思考

有研究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78亿，近年来，老年人口比重将从13.26%逐渐增长至16.00%，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会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对于老年人群首要解决的问题为呼吁社会对养老机构的帮助和照顾。因此本文中针对老龄社会中养老问题的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并做了相关综述，具体如下文。

一、老龄人群面临的主要问题

老龄化社会的体系：人口老龄化社会属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而我国近年来仍属于发展中阶段，因此对于科学全面的认识老龄化社会问题相当重要。我国老龄化人口的比重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社会综合飞速发展，一方面为生育政策的改变。就现状来看，我国对老龄化相关知识仍较为局限，且部分人群将老龄人群视为社会负担，忽略了老龄化属于社会一种正常状态，因此应加强社会、家庭、个人对老龄化社会的看法。我国在面对老龄人员社会保障水平、养老服务体系、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等现象时，还未做到完善，因此现如今老龄政策体现仍处于碎片化。

老龄化社会进展的不平衡：现有研究统计，我国城市空巢老人家庭已超过50%，大城市达到70%，相比之下，农村空巢老人比例明显高于城市空巢老人比例，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劳动人口大量涌进城镇，导致城乡人口的变动，且也造成农村空巢老人比例上升。研究统计，东中西部地区老龄人群比例差异仍明显，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为东部地区，总而言之，应加强农村老年人群的经济效益管理。

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缺乏：经相关研究统计，我国养老机构共有4.2万个，床位有381万张，同时我国功能患者约为3300万人，养老机构看护人员为1000万人，相比之下，老年人和看护比例为1：3，比例明显失调，使部分老年人无法得到相应完善的护理。同时本次研究，对老年护理人员综合素质进行探查，发现护理人员综合素质均较低，经3万人持有养老护理资格证书，大部分看护仅为专职养老护理人员，因此使老年人无法得到相应的有效护理，相应的老年病医生更是缺乏。

二、老龄化社会的演进

2008年老龄化概念已提出，但随着时代不断的进步，从最初的提出发展至进行，逐渐应用于广大人群。近年来联合国提出，年龄≥60岁老年人占总人群的7%，则可判定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口老龄化标准，其主要用意在于改进人口经济、环境、资源等。与人口老龄化相比，健康老龄化强调的不仅仅是一个自然改变过程，更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贸易水平以及综合素质。

早期联合国针对“健康老龄化”便提出了照料、参与、独立、自我实现等原则，以保障、健康、参与作为三大支柱，不仅强调老年人群不会带给社会负担，其更是社会和家庭的财富，从而激发老年人技术、智力、体能等方面潜能，在实现老年人健康基础上，做到老有所为，尽可能为社会提供自身一份微薄之力。

随着对老龄化社会知识的研究深入，有学者不断提出新概念，更有学者认为老龄化的提出忽略了人口平均寿命时间，过于强调人身心的衰老，因此近年来形成了“人口长寿化”概念，且通过结合我国国情，有专家提出和谐老龄化、保障老龄化的概念。

三、对于社会管理的国际经验

重视养老专科护理人员的培训：在德国，政府将老年人专科护理人员分为老年护理助理和老年护理人员，其中护理人员资格证主要是指通过专业培训，且不断提供职业水平人员。中专职业培训主要针对失业者、家庭妇女、应届高中毕业生等10年基础教育人群，通过1.5年专业知识学习基础，加上重点培训职业能力，从而考取老年护士助理资格证，同时通过临床3年考试和学习，可获得老年护理人员资格证。同时德国大学还设有专门的老年护理专业，且部分人群已完成硕士、学士的进修。

在澳大利亚，其将养老护理人员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养老注册护士、养老登记护士、养老护理助手。其中养老注册护理人员需完成大学三年的进修学习，且获得相关学士学位证书，并能够在澳洲护士局注册，能够独立完成老年人的护理工作；养老登记护理人员主要是指在技校完成的18个月非全职学习，可完成医院患者或养老院的日常护理工作；养老护理助手主要是指在养老院或职业技术学院完成6～8周以护理为主的相关培训，待考核成绩通过后，才可进入养老机构。

四、结语

通过结合个人、家庭、社会，建立养老保障系统：对于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可从不同层面分析，其主要和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相关，属于国家长治久安和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在养老保障体系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应根据我国农村、城市、中西部地区差异，再结合我国儒家传统思想、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变迁、宏观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针对特殊老年人群，比如低生活保障老人、空巢老人、残疾老人给予相应特别的关注。将家庭、社会、国家等因素全部纳入养老保障系统中，从而解决老龄化到老的相关问题，重点强调部门合作，同时加强养老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

参考文献：

[1]姚余栋，王赓宇.养老金融：应对超老龄社会之道[J].银行家，2016，（04）.

[2]杨国才.少数民族老龄社会与养老政策研究[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

[3]陈永昌.中国养老面临的问题及以房养老的可行性[J].北方经贸，2014，（11）.

[4]建立养老机构准入制度 推动社会养老服务发展[J].社会福利，2012，（04）.

[5]岳瑛.试析中国特色老龄社会中老年教育功能的拓展[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2，（03）.

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第3篇

10月31日凌晨，象征性的全球第70亿名成员之一的婴儿在菲律宾降生。此刻，人类的心情似乎颇为复杂，一方面全球每年新增的人口高达7500万，资源分配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欧洲人口每年减少约90万，日本人口也已经连续2年减少，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就此放缓。

人口太多还是太少

总和生育率，通俗说，就是妇女从最初进入生育期开始生育，直到退出生育期，在这个完整的35年内，按照既定的生育模式，平均每个妇女能够生育多少孩子。如果每个育龄妇女在此期间平均只生一个，总和生育率即为1，以此类推。

理论上，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人口数目不变的状态，总和生育率简单说应该是2，且新生儿性别比基本是1:1。因为只有当母亲生育了一男一女，孩子才能抵消父母一代死亡带来的人口减少。

可现实是，考虑到新生儿成活率、性别比，或者有人不愿生孩子，有的人只生一个，并且孩子无法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总和生育率的实际数字需要达到2.2~2.3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如今，世界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2.5，而中国更是已经从上世纪50年代的6，下降到1.4。

以总和生育率1，新生儿性别比1:1来计算，800位男性和800位育龄妇女将生育400个男孩、400个女孩，400个女孩未来又将生育200个男孩、200个女孩，此时，三代人口总和为2800人，而当第一代人死亡后，第四代由200个女孩生育的200个孩子作为补充，总人口数量也锐减为1400人。

因此，如果从现在起中国维持总和生育率1.4不变，千年之后，人口数量有可能不断减少至0。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表示，短期内这种趋势并不会出现。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但是总人口已经继续增长20年了，今后二三十年还会继续增加。”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人口增长有惯性，之前出生人口多，这些人逐渐进入生育年龄， 尽管平均生育人数减少了，一定时期内总量还是在增加。当然，一旦过了人口增长惯性期，人口就会进入逐渐减少的阶段。”

人们究竟应该忧心如何应对接下来50年内新增的二三十亿人口，还是警惕更久远的未来人类可能会消失？段成荣认为，纯粹的数字计算无法代替百年、千年之后人类的真实发展状况，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应对老龄化多是纸上谈兵

与人类也许面临消失的境遇相比，眼下焦点在于不断下降的生育率致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日本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20%，中国也达到了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梁中堂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每年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将近2000万，而达到20岁开始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约有1800万~1900万。此外，即使在劳动人口内部，四五十岁较高年龄层的人口也占到了1/3。

老龄化除了对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提出了挑战，由于高龄劳动力接受新技术速度慢，劳动转换很慢，会造成这部分人口的失业。同时，高龄劳动力不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就业竞争压力。

例如，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加速了老龄化进程，10年之间老龄化从13%上升到17%。而它在1990年的失业率为2.1%，2001年失业率上升到5.6%。同时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2003年日本15岁到24岁年龄组的平均失业率高达13.2%。

不过，在段成荣看来，老龄化是由于寿命的延长，尤其是医疗进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例如饮用水卫生、克服营养不良、克服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以及降低母婴死亡率的结果。他认为，老龄化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能一味将其定义为问题。

梁中堂也表示，尽管许多欧洲国家、俄罗斯、韩国都在鼓励生育，试图缓解老龄化的趋势，但是成效并不明显。

“现代人不愿意承担过多责任和压力，牺牲自由，不需要靠孩子成就未来，生育的意愿很难回升。”他告诉记者，生育率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下降，事实证明是一种历史规律。

因此，防止老龄化几乎已经回天乏术，当前的重点在于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养老保障问题，以及保持经济增长。但梁中堂坦言，世界范围内还未能找到良策，中国更是纸上谈兵多于实际行动。

人口与资源不是矛与盾

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另一部分人的看法则正好相反。事实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并非非黑即白。日本、新加坡、以色列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中国，资源远没有中国充足，但却比中国富裕，环境问题远没有中国突出。同时，人口少于中国，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也大量存在。

所以，发展的问题并不是人口多少的问题，而是国家制度、科技发展、国民素质的问题。资源终究会越来越匮乏，但只要科技进步，总归可以找到代替它们的方法。

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老龄社会；居住区规划；适老化

1.背景

居住区规划建设的适老化已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伴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居住区的开发建设与规划设计必然要向更加适应老年人需求的方向发展。居住区是实现居家和社区养老的重要的物质空间载体，“适老”将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通用设计要素，体现在所有的居住区规划中。

2.人口老龄化和居住区规划关系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涉及面甚广，将影响国家的城市规划工作、社会福利政策、退休制度、劳保制度、医疗保健及保险事业等，其对居住区规划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对规划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解决好老年人的生活、学习、娱乐的要求，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满足老年人健康、长寿的要求，是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使年轻人能更安心地工作的关键。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及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等按人口的一定比例安排出市级的养老设施用地；为区级或全市老年人留足大型老年活动场所和老年教育设施用地。我国老年人虽然大多选择独居但仍希望与子女同住一个居住区。目前我国大部分老年人的居住、生活是靠社区服务来完成的。所以城市规划对老年人的关怀还应体现在居住区规划设计上。本文将从我国老年型城市居住区规划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两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3.老龄社会下居住区的规划思路与对策

3.1老龄化社会下居住区的规划思路应把握以下原则：

要以老年人的真实需求为出发点。对老年人真实需求充分调研和分析，包括要了解老年人的居住模式、老年人日常出行活动的特征，对社区服务的要求等。需从这些需求入手，来重新审视居住区规模、居住产品类型及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的合理性。

要考虑居住区长远发展中的动态变化要素。老龄化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常态”，须从长远视角来考虑居住区规划的适老性需求，充分预估认可结构、家庭结构的变化趋势。特别要认识到老龄化的成都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设施规划和空间环境仍需要根据不同的老龄化发展阶段而不断调整，以保证居住区长期可持续发展。

3.2基于上述规划思路，提出规划设计的适老性对策：

丰富住宅选型：老年家庭的增加是老龄化的又一特征，2000年我国老年家庭已超过3000万户，其中独居老人已占26.6%。子女要求与老人分居，老人多希望分而不离，于是出现了以小户型为主，两代各居一户且距离不远的居住方式。所以在居住区规划设计中应注意住宅选型的多样性，以小户型为主，并保持适当比例的两代居户型。

合理配置老年型居住区内的养老设施，并加强统一管理养老设施在小区内的平面布局，可选择在小区中心。在经济发达国家，社区住宅设计中早就提出所谓“太阳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为老人服务的医疗、娱乐、学习、健身设施。

加强小区内医疗保健设施的管理与建设。就城市而言，基层医疗保健设施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它既能方便广大居民，又能缓解目前大医院就医难、住院难的问题。老人们体质较弱，身体经常出现一些小毛病，但病情并不严重，不一定前往距离较远的大医院就医，他们更希望能在社区内就近得到治疗或由社区医疗机构提供上门服务。

严格控制居住区内小游园和组团绿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人类对绿色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尤其是在混凝土丛生的喧嚣城市，老年人有大部分的闲暇时间，需要一个绿色、宁静的场地去晨练、溜鸟、呼吸新鲜空气或与他人交流。有的小区虽可就近利用公共建筑的前庭进行体育锻炼，但往往受外在因素的干扰。“在宁静、安全、四周种满丁香树的场地上晨练”是老年人们的共同愿望，也是衡量一个居住区设计好坏的条件之一。所以在注重居住区公园的规划管理的同时应确保小游园和组团绿地的规模。

3.结束语

老龄化问题在中国己经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许多大城市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而作为我们规划设计工作者和决策者能够做的就是在规划设计中充分地对老年人给予细致的、人性化的关怀，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方便而舒适的养老环境，协助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理想境界，为实现和谐社会尽一份力量。

本文通过阐述我国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与特征，进而在老年人的居住模式和居住环境方面提出基本的看法或应对措施，旨在唤起城市建设的决策者、规划设者以及开发者在以后的住区规划建设等，对养老居住及户外环境设计方面给予政策上的指导和设计上的关注。只有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才能在规划、单体、房型各方面考虑得细致入微，才能持续推动养老地产的产业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周梵，黄杰.上海市未来乐龄居住需求分析[J].北城市规划学刊，2007，（06）.

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第5篇

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慢慢弱化。劳动力减少对经济的未来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接受这一事实,并积极做好准备,迎接人口红利彻底消失的那一刻,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中国人口红利渐弱之时,印度将迎来可以享受人口红利的最美好时光。这一对人口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否会因此步入新的阶段?本期《财经大势》,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探讨中印两国的未来。

此外,《财经大势》长期关注“国进民退”现象,本期推出刘军宁、何伟、曹远征对这一话题的看法。其中,刘军宁特别阐述了一场不涉及所有制性质变化的整合风暴――央进地退――事实上它来得更猛烈,更持久。

两百多年前,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教区牧师出版了一本小书,他相信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并由此描绘了英伦三岛人口膨胀后,必定会出现战争、瘟疫等等灾难,以消灭人口的可怕前景。牧师名叫马尔萨斯,那本书便是后来声名远扬但饱受争议的《人口原理》。如今的世界,早已逃离了马尔萨斯鼓吹的“高出生、高死亡”宿命,却滑向了与马尔萨斯反向的陷阱――老龄化。

消失的“人口红利”

从人口统计来说,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比中国更早的受到这个问题困扰。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说:“人们为中国焦虑还有着额外的理由:工业化尚未完成,便已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

中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年轻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凭借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即产生了“人口红利”。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是显示人口红利的指标。研究显示: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就增加0.11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1/4强,人均GDP的增长有27%是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这些都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执行,关于“人口红利”消失,转而成为“人口负债”的警告不绝于耳。近日的“民工荒”、“保姆荒”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人口红利”拐点提前到来的担忧。

一般看来,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其三,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故事的另一面

然而,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可能是中国经济走向更健康、更持久增长的契机。事实上,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克服“人口红利”带来的惰性。

首先,如果人口红利消失,充分就业时代就会真正到来。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卖出上亿的衬衫和牛仔裤来进口一架空客飞机,这种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扭转中国粗放式生产有着关键意义。

其次,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合理、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政策模拟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第二次机会

“我一直在强调,中国还有另一半人口红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他认为,由于一些制度因素,我国并没能充分发掘人口红利,而只是打了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体现是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由于没有城市居民身份,不能完全摆脱土地的束缚,他们都还存在一个回去的预期,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残缺的和割裂的,他们也不会进行城市化的消费行为,对内需的贡献也没有充分反映。

另外,中西部和沿海地区差异极大。因此,当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劳动力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时候,中西部地区还有机会。

这些,都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

“我说还有一半人口红利没有充分发掘出来,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主要是由人口年轻带来的,我把它叫作第一次人口红利。”蔡说,“虽然未来,老年人占的比重比较大了,但其实还可以发掘出新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是会审时度势的。老龄化以后,人们自己就会未雨绸缪,为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安全,改变现在“我交的社会保险是马上支付给今天退休的人”的状况,真正成为积累型,而不是立付型的养老保障,未来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储蓄率。

此外,人的寿命延长可以给劳动力供给带来重要补充。现在发达国家的公民多在65岁以上才退休,而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还低于60岁,实际退休年龄很可能小于55岁。如果把实际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劳动力供给会大幅度增加,养老的负担也会明显减轻。但目前的问题还在于,中国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大部分教育水平比较低,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所以现在就必须深化教育,对工作中的劳动者进行培训,为将来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准备。

不能押宝在生育政策调整上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终究还是要调整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80年,人们把这种政策归纳为“一代人政策”,就是相信我国会在恰当的时机调整它。上海也已经悄悄的以“二胎”政策替换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

“的确,解决老龄化是要从人口上来解决,但是我不太愿意去提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蔡表示,“也不能把宝都押在人口政策的调整上。”

人口的转变有一个过程,不管是不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必然会到来。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也都走了这条路。这意味着,即使我国调整人口政策,还是会必然处于“三低”的人口转变阶段,不太可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