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美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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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美学的理解范文第1篇

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人提出并展开了生命美学研究的现路一如宋耀良的论文《美，在于生命》（1988)、封孝伦的硕士学位论文《艺术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达》（1989)，但如果我们认可一门学科、一个学派、一套理论的成立是以其具有理论体系性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普遍认可而争取到合法性的，则公允地说，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理论的创生应以1991年潘知常《生命美学》专著的出版为标志。而其后的一系列生命美学理论专著、论文的相继共同构筑了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的学术生命。

表1是对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专著进行的数字统计。统计显示，198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生命美学主题专著数目共计24本。②同期，收录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的生命美学主题论文共计600篇。两项数据的搜集统计时间均为2014年6月8日。

据表1，1989年以前，国内的生命美学主题专著数量为0。见录于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本生命美学主题论著是潘知常1993年出版的《生命的诗境一禅宗美学的现代诠释》①，它在运思上呈现了用中国现代生命美学观照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的理论自觉。而潘知常1991年出版的《生命美学》专著并未见录于国家图书馆。

统计显示，2000年前后是国内生命美学体系性理论建构的高峰期，除潘知常于2002年发表《生命美学论稿一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外，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1999)、黎启全《美是自由生命的表现》（1999)、杨蔼琪《美是生命力》（2000)、雷体沛《存在与超越——生命美学导论》（2001)、范藻《叩问意义之门一生命美学论纲》（2002)等生命美学体系性理论专著的相继问世充实了作为一个学派的生命美学理论阵营。其后，生命美学理论的体系性写作呈稳定发展态势，有周殿富《生命美学的诉说»(2004)、潘知常《我爱故我在一生命美学的视界》（2008)、潘知常《没有美万万不能一美学导论》(2011)、陈伯海《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2012)。

除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的体系性研究专著外，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专著另有三类: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部门美学研究。其中，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又可划分为两类：一是以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的眼光来关照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如潘知常《生命的诗境一禅宗美学的现代诠释》（1993)、刘伟《生命美学视域下的唐代文学精神》（2012)、刘萱《自由生命的创化: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2013);—是对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的阐释性研究，如陈德礼《人生境界与生命美学：中国古代审美心理论纲》(1998)、袁济喜《兴：艺术生命的激活》（2009)。相较而言，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专著数量较小，且自2005年才出现，主要有王晓华《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2005)、朱鹏飞《直觉生命的延续：柏格森生命哲学美学思想研究》（2007)。而与生命美学主题相关的部门美学研究专著在数量上较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专著为多，如杨光、邓丽娟《生命审美教育：优化个体生命，享受美学神韵》（2004)、雷体沛《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U006)、蒋继华《媚：感性生命的欲望表达》U009)。

据表1、图1，虽然本次统计的实际操作时间（2014年6月）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国内2014年出版生命美学主题专著情况（如生命美学代表理论家封孝伦教授201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生命之思》尚未见收录），但巳有的文献资料显示: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理论体系性建构主要完成于20世纪末，并于21世纪持续修补、发展、深化。

表2、图2是对1980年以来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论文数据进行的统计。

表220世纪80年代至今发表的生命美学研究论文数据表

为进一步用统计数据说明国内生命美学研究的具体趋向，根据国内生命美学主题专著自然呈现的分类主题，我们将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论文划分为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包含对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进行阐发、评论，以及展开批判的论文）、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及其他(主要是生命美学原理的应用性研究以及相关的交叉型研究）四类，分时段进行统计，得到的结果如表3。

根据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显示，1989年以前发表的生命美学主题相关论文共有3篇。分别是宋耀良《美，在于生命》（1988)、陈乐平《生命美学的困惑一与宋耀良同志商榷》（1989)、王一川《原型美学概览一现代西方美学研究之一》（1989)由于期刊《美与时代人》未收录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自然地，潘知常1985年发表的美学札记《美学何处去》亦未见录于知网数据库。

表3可见，1990-1994年期间，中国知网生命美学主题论文非常集中地呈现为两个类型：一是潘知常本人及其他学者以潘知常生命美学理论为中心的研究与述评一潘知常《中国美学的学科形态一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1991)、潘知常《建构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1992)、潘知常《从自然的人到人的自然一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1993)、吴风《生存与审美的合潘知常〈生命美学〉述评》(1992)、张节末《体系与无体系之辩一读潘知常近著〈生命美学〉》（1992)、晋仲《〈生命美学〉》（1993)、劳承万《中国当代美学启航的讯号一潘知常教授〈生命美学〉述评》（1994)等。另一类是对以《周易》、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的研究及评论。虽然其时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巳经展开，但从邹元江对刘纲纪先生在周易美学研究中提出的“生命即美”命题的阐发看，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价值是为实践美学所认可的。

在1995-1999年期间，生命美学主题研究有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1.生命美学理论阵营的壮大。1995年，封孝伦在《贵州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一中国当代美本质核心内容的嬗变'用历史的辩证逻辑为中国现代生命美学声援、辩护，并简述了他的“三重生命”美学观。封孝伦的声援、辩护随即为潘知常引用到了他与实践美学的论辩中。2.学界开始普遍将以潘知常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纳入中国现代美学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评判。1995年，《学术月刊》第9期刊载《中国当代美学的前沿一关于实践论美学争鸣情况的述评》一文，将以潘知常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生命美学明确纳入后实践美学体系中进行评价。1997年，阎国忠在《文艺研究》第1期发表“关于审美活动一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一文，视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完全确立的标志。同年，周来祥先生撰文《我看今日美坛》，从学理角度肯定了生命美学的学术品性。杨恩寰则在《实践论美学断想录》中针对“自由”“理想”概念对生命美学提出批判。3.生命美学应甩[生研究及交叉研究的发展，如韩森《建筑——向着人的生命意义开拓》（1998)等。

如图3所示，2000-2004年期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的高峰期。2000年，《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一组生命美学专题论文一潘知常《超主客关系与美学问题》、封孝伦《审美的根底在人的生命》、刘成纪《生命美学的超越之路》、颜翔林《思维与话语的双重变革》、刘强《生命美学：阐释框架的转换与方法论的创新》。这是迈进21世纪的中国现代生命美学最重要的一组专题文章。这一时段，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大体上呈现了两个方向：1.对实践美学深化批判基础上展开的生命美学理论升华，以潘知常生命美学研究为代表。其中，深化对实践美学的批判文章有潘知常《生命美学与超越必然的自由问题——四论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2001)、《实践美学的一个误区：“还原预设”一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2001)等。呈现生命美学研究自我修补、升华的研究论文主要有潘知常《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2003)、《为美学补“神性”从王国维接着讲一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2003)等。潘知常在这一时期为生命美学的思考提出了“补‘神性’”“补信仰”的维度。2.对生命美学理论体系的述评与研究。其中，既有对生命美学整体理论面貌进行研究、评述的一如陶伯华《生命美学是世纪之交的美学新方向吗？》（2001)、薛富兴《生命美学的意义》（2002)等多篇论文;亦有针对学者个人生命美学理论进行研究、评述的。其中，针对封孝伦生命美学理论进行研究、评述的论文数量最多，如薛富兴《生命美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制高点一〈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读后》（2001)、黎启全《建构生命美学理论体系的力作一评〈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2002)等7篇。封孝伦三重生命美学理论被视为是继潘知常生命美学理论之后最受学界重视的体系性生命美学理论。3.超越生命美学研究，如王建疆《超越“生命美学”和“生命美学史”》（2001)等。其间，刘成纪《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一新时期中国美学的理论进程》（2001)，提示出在与实践美学论战之后，生命美学与生态美学展开对话的理论视域。这一时期另有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西方生命哲学美学论文数量的明显上升，主要成果是王晓华对西方生命美学的研究。

据表3、图3，2005-2009年，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出明显回落趋势，并且这一趋势似乎一直延续至今。自2005年以来，在完成了《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叩问美学新千年的现代思路——潘知常教授访谈》之后，生命美学的首倡者潘知常再没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探讨、回应生命美学的文章，而是转入了其他研究领域。因缘巧合，与潘知常生命美学研究转向的时间轨迹相应，生命美学理论的另一代表理论家封孝伦同期亦没有相关成果发表。这一时期，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主要呈现为对巳有的生命美学理论的重申、评价、反思、批判。但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生命美学主题论文数量上看，国内生命美学仍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生命美学应用性研究及交叉研究的论文数量相较前一时期几乎同时翻了一倍。前者说明了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生命美学资源重视、发掘的逐渐升温；后者贝何支撑对生命美学在当代审美文化发展中阐释价值的论证。

2010年至今（2014年6月），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的生命美学主题情况基本延续着前一时段的状貌。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在数量上没有呈现明显的回升趋势，并且仍以对巳有的生命美学理论进行重申、评述、反思为主。其中比较重要的两篇论文是封孝伦《人类审美活动的逻辑起点是生命》（2010)、《李泽厚对实践美学的创建与修补》（2010)。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生命美学应用性研究及交叉研究则热度不减。而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的趋势自2000年以来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对生命美学的理解范文第2篇

“中国当代美学第五派”的生命美学代表潘知常认为，审美活动不只是在认识论、价值论、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来给审美活动定性，而且在哲学本体论层次上对审美活动加以考察，而“生命本体论的确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哲学精神、一种人文精神、一种超越精神的诞生”。那么，生命审美活动就不再是一种操作意义上的对于美的把握方式，而成为一种本体意义上的生命存在，一种充分自由的生命活动，一种人类最高的生命存在方式。

它是以绝对的价值关怀的生命存在方式对生命的终极追问、终极意义、终极价值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医学的教育中，要培养医学生树立健康的生命意识。这个健康的生命意义不是基于生物学意义上，而是基于生存论的本体论意义上，通过健全的生命意识，把握住生命的终极要素。生命美学认为，美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有三重生命：物质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而医学本身就是为人的健康、为人的价值和意义而存在和发展的，其本质上也是人学，因此医学包括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的自然属性是指在生物学层面，人的肌体是由自然元素组成的生命体，属于物质生命。社会属性是指在社会学层面上，人是社会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人的生存质量与社会有直接关系，属于社会生命。医者的生命意识要超越物质生命，落在社会生命，才是对生命美学的完整理解。现代医学模式亦向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疗卫生工作者，要全面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才能顺应医学本质和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医学教育中，除了医学专门知识、技能的传授外，要同时发扬人文精神，张扬生命、肯定生命、重视生命，才是对生命美学的回应。

二、主体意识与人文医学

主体意识是指“人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在医学教育中，要引导医学生树立主体意识，如此才能彰显医者生命个体的价值与尊严。主体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是自由意识。要实现主体的真正自由，则要超越欲求、功用意识中的外在要求而转向内心。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到功用主义会导致“绝对自由与恐怖”，精神陷入矛盾，于是由外在的欲求转向内心，以求得真正的自由，即“道德的精神”。

这种“道德精神”，意味着自由和自主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在现实中表现为反省意识，苏格拉底认为“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人之所以为人，一个根本理由是拥有反省意识。在现实中，利欲熏心、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医者并不鲜见。他们在物欲横流中被欲求充斥着，反省意识缺位，忘记了自己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人生意义，导致医者“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意义的遮蔽。海德格尔指出：“真理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

要达到“无蔽的真理”之美，有赖于医者反省意识的树立。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如《大学》之“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中庸》之“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孟子》之“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等。所以，医者应有着健全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审美意识，医者在专业知识和技艺的基础上，注重自身的人文素养和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医者的形象、言行、工作态度等思想素养对于患者的心理的起伏和疾病的转归将有很大影响。所以，医学院校应引导医学生树立反省意识，有效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涵养，使其深刻领悟、完成医学所创造的美。

三、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统一与人文医学

美学强调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树立。马克思指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这种美的规律就是指人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统一。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统一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亦有之。中国传统哲学，尤其宋明时期的道学，讲究天地万物息息相通，认为“万物一体”。对不同而相通的“万物一体”的领悟，也可以称为“善”或“道德”，是因为这里已蕴涵了对“民胞物与”的体会。对不同的而相通的“一体”之领悟，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自然而然的、随心所欲的、完全自由的行为。在道德意识中不再考虑“应该”这个程序，这样的领悟已经由“小我”通向“大我”，达到至美的境界。因此，在医学教育中，应培养医者的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统一的道德意识。医生在治疗病人、缓解病人痛苦时，通过同情、关心和安慰，对患者给予情感关照，把医者与患者融为一体，发扬人文精神，使“医学”与“人文”有机结合，实现“真、善、美”的统一、“博爱”与“至圣”的统一。全面地理解人、尊重人和关爱人是医学发展的根本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席勒的“人应该同美一起只是游戏，人应该只同美一起游戏”的美妙宣言。

四、结束语

对生命美学的理解范文第3篇

关键词：庄子生态思想；生态美学；人与天一

生态美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这种生命关联是基于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人的生命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然生命之网的普遍联系中展开的，人对生态美的体验，就是在主体的参与和主体对生态环境的依存中取得的。

《庄子》一书中寓含着丰富的生态审美思想，集中表现对自然生态之生命性、有序性、联系性这三大生态美学基本属性的深刻认知上。

一、生命之美

生态美的基点就是一种生命之美。庄子承继老子“道”的学说，认为万物都有灵性，在他笔下人类主体意识介入自然界、生物界以及原始社会，无不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美感。“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 （《庄子・马蹄》），自然万物依照生态系统的运化规则，安于各自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命形态和生命世界。

《庄子》一书中，描写了许多充满生命活力的形象。无论是《逍遥游》中“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还是《秋水》中“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 春秋不变，水旱不知”的北海，无不张扬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量和磅礴的生命气象。而曳尾泥涂的神龟，壕梁之上的鱼，广漠之野的大树，至德之世鼓腹而歌的人类，也以各自不同的生动形态，呈现出生命的活力之美。

在庄子看来，生命性不仅体现在生物界个体生命特立独行的各种具象和形态上，而且充盈整个宇宙，也就是说，整个宇宙连同其中的非生物如尘埃之类都具有生气勃勃的生命性，如《齐物论》中描写到大风奏响的那一曲“地籁”之歌，这大风在天地之间，发出不同的声响，力量壮美，气势雄伟，形成了一个激荡着生命运化本原力量的生态场所。

庄子对生命性的理解，不仅包括对生命力的认知，还包括对生命再生的理解，认为生命循环反复，生生不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庄子・齐物论》）。所以庄子妻死却鼓盆而歌，正在于他认识到死亡也是生命的一个必然的规则和秩序。正确面对死亡，将其看作生命历程的一部分和自然循环的必然结果，这是生态的死亡观，是超越死亡概念而将其置于宇宙大化之中的一种高深超迈的认知和见解。

二、有序之美

庄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学说，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和谐并生、生机长存的总根源，更认为万物有道，其生存运行各依其道自然而然，和谐而有序。

他指出：“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庄子・知北游》）自然界的有序性，是生态系统自组织的结果，这就使得物种之间保持着天然的平衡与和谐。庄子进而形成“万物一齐”的观念，要求人们“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庄子・德充符》），强调自然界生存运行的法则不可违背。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庄子・天道》）。

世间万物在自然的秩序之下和谐共生。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鸟儿“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鳅鲦，随行列而止，逶迤而处；人则鼓腹而游，熙熙而乐，无所忧虑。”无论山林还是原野，都是人间的天堂。难怪庄子说：“山林与！ 皋壤与！ 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庄子进一步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这正是庄子用超功利的审美眼光和意识对自然生态之真美大美的深刻认知，和对这一无与伦比的自然生态之美的极力崇尚、高度赞美与热情歌颂。

三、浑融之美

生态美，在终极意义上又是指万物互相联系、和谐相处、物我平等、浑然一体的整体浑融之美。生态观念下对美的观照，从来不是就个体或物种的独立存在来看待生命之美和生态之美的，庄子显然认识到了生命之间和生态系统中存在着的这种普遍联系。他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 （《庄子・齐物论》）

人与自然界万物本来就是浑然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本原于自然和大道，统一于生命这一基本属性，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形态。这种整体性是世界本来存在的自然而然的状态，毋庸置疑。所以庄子提出：“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正是把握住了世间万物互相联系的整体性特征。而且在庄子看来，在大千世界里，“万物并存，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庄子・秋水》），认为人只是宇宙万物的一分子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与万物在生命意义上是平等的，只有种类和名号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类在宇宙生态系统这一整体之中，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生态地位也是平等的，没有权力凌驾于他物之上，从而将主体的“此在”独立于世间万物之外，更不应该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从而企图去征服与改造自然，破坏自然秩序和生态平衡。如果人类过分突出主体性，则会“以人灭天”（《庄子・秋水》），或“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其结果都是有害的。因此，庄子提出与自然界的相处之道是“与物为一”（《庄子・秋水》），希望人类与万物和谐相处，并且刻意强调“物无贵贱” （《庄子・秋水》），主张万物平等和物我平等。这样的观点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否定了人类对自然万物的专制权，要求人类秉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 （《庄子・大宗师》）的态度，崇尚“天人合一”（即自然与人和谐统一） 之美。

认为万物有灵，崇尚宇宙万物的生命勃发之美；认为万物有道，崇尚自然生态的平衡有序之美；认为万物互相联系、浑然一体，主张物我平等、和谐共存，崇尚“天人合一”、“与物为一”的整体浑融之美，这是庄子美学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也是我国古代生态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源。当代人要像庄子那样以平等之心待物，不以高高在上、居高临下之心看待自在之物，不以功利之心、是非之心要求宇宙万物，才能发现它的美和肯定它的美。

【参考文献】

[1]王凯.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徐恒醇.生态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对生命美学的理解范文第4篇

一、从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看

从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可以深切体会美与生命的紧密关联。

文百事通心理学对生物反应功能的研究成果表明，生命诞生本身就意味着第一个生物反应形式-感应性的出现。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有其他更高级的反映形式都在感应的基础上产生。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分别接受各种不同的“波”即“节律”。人通过这些感觉获得信息内容的同时，也在节律感应中引起生命节律状态的相应变化。正因此，视觉和听觉才成了动物和人最重要的反应-感应器官，而能接受节律信息的触觉和运动觉则具有辅助的作用。

生命无疑是世间最丰富、最复杂和最敏感的节律性存在，生命之花也就成为最生动多彩的美。正因为如此，“美是生命”。无论是从动物的美感活动还是人类的审美实际看，这个命题的真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

二、从审美活动的生态功能看

审美活动通过节律形式为中介的节律感应作用于主体的生命体验，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补偿生命体验的不足，可以在感性与理性的互补互动中改善生命质量，实现不同层级的生命(文化)整合与提升，直到影响人格生成，调适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审美活动的生态功能归根结底是为了调整和维护、修复和优化人性及其环境的生态平衡，促进人类生命的生态化生存，其具体内涵就是“生”、“和”、“合”、“进”四个方面。审美活动这种积极的生态功能，正暗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 “美是按照我们的理念应当如此的那种生活(生命)”。

“生”即是生命、生存、惜生、护生、创生。审美活动具有鼓舞生命意志、优化生命状态的生态功能。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作为原始艺术主题的生殖崇拜和各种艺术在人类“性选择”活动中的作用就是明证。一切以荒诞、丑、庸常化为取向的审美观念，在带来“美”的内涵多元化的同时所导致的“美”的消解，就是极好的反证。 “和”是和睦、和谐、和而不同。和谐的生态环境才能带来生命的愉悦与发展。审美活动就是要调适人与天地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合”是综合、整合、融合、合作。审美活动具有“启迪综合意识，培养整体精神”的生态功能。生命、生物在综合中进化，社会在合作中存在发展。审美活动的深层作用在于启迪和培育人的生命整体观念并把它推向社会及自然，树立生命整体观念，超越知性思维，从抽象到具体。综合观念、整体意识，应该是今天我们重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崭新思路，也是我们改造文艺学、美学的新路向。“进”是进化、进步、进取和超越。审美活动具有“高扬崇高理想，促进人性生成”的生态功能。人在与自然、社会、文化的生态系统整体关系中不断生成，这个过程暗合了人本生态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生成本体论”的学术理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是生活”，我们更能理解其深刻用意。

对生命美学的理解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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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艺术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文艺思想所提出的一个美学的、文学艺术的、也是文化的命题。所谓“人生艺术化”，也就是要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濡染人格与心灵，使人的整个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般美丽而富有意义的诗性境界。

“人生艺术化”的核心精神源自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为学与做人》等文中率先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并将“生活的艺术化”的精神阐释为“无所为而为”的“趣味主义”精神，是“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喜欢做便做”。这种“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的境界梁启超将其誉为“趣味化艺术化”的境界。它的要旨是“责任”与“兴味”的统一，所谓“责任”是宇宙众生运化的大境界，“兴味”则是个体情感的激扬勃发。它倡导实践主体由情而动，有真性情，有大情怀，能将小我之兴味与众生宇宙之运化相融通，最终超越小我之成败得失而体会“无所为而为”的真生命创化之“春意”，从而使人生从烦闷至清凉，从平淡显灿烂。因此“生活的艺术化”非逃避责任，也非游戏人生，而是要求个体从生命最根本处建立纯粹的情感与人格，实现生命的大境界大价值，并从中体会到生命的美与意味。

“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与精神最早为朱光潜所承续。20世纪30年代初，朱光潜在《谈美》中专列了一节“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他较为集中而具体地发挥丰富了梁启超所提出的命题，并将其表述明确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提法日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逐渐定型为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光潜着重从艺术切入，强调艺术的精神就是“无所为而为”的审美精神，我们的学问、事业、人生都要像创造艺术品一样贯彻美的艺术精神。朱光潜对艺术的审美本质及其美感要素作了具体的阐释。他提出，“人生的艺术化”既是“人生的情趣化”，也是“人生的严肃主义”。

三四十年代，丰子恺、宗白华等也对“人生艺术化”命题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子恺提出了“真率人生”的命题，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白华则从意境出发对生命的自由诗境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阐释构建，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最为绚烂的华章之一。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是有自己孕生的历史语境的。一战结束后，1919年至1920年初，梁启超携学生赴欧主要国家20几个名城考察。梁启超本是中国现代较早主张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之一，他曾主张要对不同文化作无制限的输入。但是，这次欧洲之旅却使他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所潜藏的弊端，虽然他把中西文化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但他却极其敏锐且不无超前地提出了现代社会中精神文化与价值理想对于人类的意义问题，提出了情感与人格建设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问题。20年代，他以“趣味”为核心范畴，建构了“无所为而为”的趣味哲学与“生活的艺术化”理想。20年代至40年代，“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得到当时文化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之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决定了这种美学与文化思想在当时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直接投身到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更为有效而现实的道路。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路径，试图以民族和大众启蒙者的姿态来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答案。与梁启超一样，朱光潜、丰子恺、宗白华等也都是融通古今的饱学之士，同时也都有域外的经历，对西方文化有切身的体会。相对于国人，他们较早敏感到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所伴生的某些问题。他们所提出的“人生艺术化”的道路相对于当时的民族困境来看，不免过于高蹈，但这恰恰又是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真挚发言。而它的价值与意义在今天进一步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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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的文化思想与历史实践看，对于人生的艺术化（性）追求并非只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的专利。就其主导倾向与精神特征来区分，我以为其中大体呈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别。

第一类是对生活形式的艺术化（性）追求。主要是把艺术化理解为装饰性或新奇性。具体表现为对生活用品、生活环境及人体的艺术化装饰与修饰。如19世纪唯美派代表人物王尔德喜欢在自己的身体上装饰以向日葵，佩特则重视对日用器皿和居室环境的修饰。今天，对自己的头发、指甲、面部等身体各部位的修饰早已为人们所接受，而对生活用品、居住环境、购物环境等的艺术化追求也正成为一种能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情趣。“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类情趣的一种表现。这类艺术（审美）化追求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升生活的品位与情趣，但其着眼点主要在生活的外形式上，对于形式的过分重视亦可能流衍为奢靡、颓废与媚俗。第二类是对生活技巧与社会关系的艺术化（性）追求。即把艺术化导衍为生存与生活的技巧，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生存态度、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如中国传统士大夫所推崇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方式与态度，实际上就隐含着处理现实关系的某种圆滑技巧。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本来应该是“学而优则仕”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是不能如愿的，这可能有多重原因。于是，士大夫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可进可退的，在某种情况下是明智的在某种情况下显然是圆滑的生存哲学。林语堂以“中等阶级生活”为基础的“生活的艺术”，以及种种所谓公关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归于这个类别。这种艺术化化衍得当，确实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润泽，但过分重视则可能流为精神的退化。

这两种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倾向及其生活实践，严格说来是对生活中的局部艺术性要素的追求，而非人的整个生命境界与人格心灵的艺术化。

第三类则体现了对人格与心灵境界的艺术化追求，是人生艺术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基本取向。这个艺术化就是人类对自我精神与人格之美的追求。这个艺术化的本质实际上隐含着的是对于美和艺术精神的理解与把握的问题。在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中，美与艺术的精神主要被阐释为以情感为根基、理想为品格的弘扬价值、追寻意义的诗性生命精神。这个精神包含了对真率、生动、热情、圆满、完整、和谐、秩序、创造、自由等品格的向往，要求超越粗鄙、麻木、虚伪的纯物质人生。

前两种艺术化可以说是艺术因素对生活的渗透与泛化，而最后一种则是艺术精神对生命与人格的提升，它要求从根本上改造人格境界与生命境界。它所选择的武器就是美的艺术，它所追求的境界就是生命的审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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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核心是要将人的人格与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即要使人的生命在美的自由升华中获得诗意提升与诗性实现。这种人生理想与精神旨趣在其孕生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容讳言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在严峻的民族战争中，光靠“人生艺术化”是不可能力挽民族于危亡的。但是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人生艺术化”命题所深蕴的诗性光芒，却具有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意义。

与艺术化相对的是科学化。艺术化代表了情感的、个性的、整一的、生动的、诗意的等创造模式。科学化代表了理性的、统一的、逻辑的、规整的、现实的等实践方式。在人类早期，我们并未严格区别艺术活动与科学活动的界限。理性的实用的活动中就蕴涵着艺术的审美的因素。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艺术与科学逐渐区别开来。这种界限尤其在现代性进程中日趋严格。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伴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也自然而然地促生了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穷究宇宙的奥秘，科学与美并非不可通约。穷极人生的究竟，伦理与美也非互不关联。完美的人的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一认识在康德、席勒的人本主义哲学与美学中已明确提出。康德认为以情为本质的审美判断力是沟通纯粹理性的知和实践理性的意的桥梁。席勒提出可以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使人实现从感受的受动状态到思维和意志的能动状态的转变，成为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相协调的自由完整的人。“人生艺术化”理论正是顺着这一理路而来的。当然它所针对的不仅是西方美学所主要批判的人性分裂问题，更基础的还是在民族困境中的人性麻木、自私庸俗的无情俗情问题。而在对后者的探讨中，它也警觉到科技文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与西方社会相似的现代性问题。由此，“人生艺术化”命题也把人格建设、人性完善的历史实践问题和人生意义、价值信仰的形上问题一并提到了现代中国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