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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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需求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劳动力需求 对数线性回归 影响因素 变量显著性检验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研究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劳动力的供求保持动态的平衡，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进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劳动力市场需求规模的研究为解决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降低失业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劳动力需求量变动的影响因素
社会劳动力需求总量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因为劳动力需求产生的直接基础是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社会各企、事业单位之所以需要雇佣劳动力，是因为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能够为市场提品或服务。因此，劳动力需求的直接基础是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通过概括以往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影响劳动力需求总量变动的因素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政策和季节性三个方面。
1.经济增长
从宏观上说，劳动力需求总量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能够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而这个数量又取决于经济增长规模、结构,以及发展的质量等。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结果是资本增加，新增资本追加投入到生产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经济增长还会带来技术进步，新技术新机器的应用取代了本来由人完成的大量工作，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劳动力需求增长的速度总是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也验证了这一点。
2.政策
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通常认为劳动力市场不同于其他商品市场。政府很少干涉普通商品市场，而往往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由于工资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信号，因此成为政府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实行最低工资政策的劳动力市场中，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很大程度上受最低工资率影响甚至由其决定，如果雇主面临成本压力，可能裁员或减少招募新员工。有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增加10%，会减少年轻人就业率1%～3%。通过调节产业结构改变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用人结构也是政策调整的手段之一，比如鼓励用人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此外，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等也会对劳动力需求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3.季节性
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季节变动指以一年为周期的周期变动，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四季变化、节日或寒暑假等。第一产业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农业生产的主要环节都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完成，而且劳动强度大，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对雇佣劳动的季节性需求。建筑、房地产、原材料开采、旅游、娱乐等第二、三产行业也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季节影响。
二、劳动力需求总量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某国10年间长期固定工作的劳动力需求数据为基础，建立了用于分析和判别劳动力需求总量影响因素的模型，并据此进行对该国劳动力市场需求趋势的判别与预测。长期固定工作具有如下特点：劳动期限不固定，雇主无法定的合理原因不能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向劳动者支付以最低工资为下限的薪金并缴纳各类保险。长期固定合同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在该国劳动力市场也最为普遍，因此最具有代表性。
某国劳动力市场1995年～2005年间长期固定工作的劳动力需求数据见表1。
数据来源为该国官方劳动统计机构
1.模型的初建
首先，我们选取影响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因素，即经济增长、政策和季节性，作为变量来建立初步的劳动力需求模型。
对于计量模型的选择，考虑到各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非独立的，再加之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因变量对于各解释变量的弹性，因此，选择对数线型模型来建立劳动力需求函数。
经过分析，建立初步计量模型如下：
LnY=at+b+∑ai*Ri*t+∑bi*Ri+∑cj*Sj
Y-劳动力需求总量
t-时间（单位：年）
Ri-政策虚拟变量
Sj-季节虚拟变量
a,ai,b,bi,cj-未知参数
i=1,2,3,4
j=1,2,3…12
其中a值大小反应劳动力需求随时间增长的总趋势，其根本原因为经济随时间的累积而增长；1995年～2005年间该国有关劳动力市场的重大政策变动有四次，分别在1996年、1998年、2000年、2003年。分别用虚拟变量R1、R2、R3、R4表示, 即1996年以后R1取值为1，之前取值为0，以此类推；季节虚拟变量S1，S2…S12分别表示一年中的12个月份。
2.初步回归模型检验。用SAS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除S1、S2、S4、S5、R1*t外其余变量都能够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表明一月、二月、四月、五月对该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总量基本没有影响，第一项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趋势影响较小，因此将它们从模型中剔除。
3.修正回归模型的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从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测定系数R-squared值为0.8744，拟合度良好。
(2)残差序列自相关性检验。在上述方程的回归结果中，DW值为2.060，可见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因此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
(3)变量显著性检验。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的拒绝概率都小于0.05，全部通过检验。经过整理后，最终建立的多元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Y=(0.009+0.121R2-0.205R3+0.095R4)*t+0.294R1-
0.471R2+0.635R3-0.063R4+0.107S3+0.068S6-0.044S7-
0.146S8+0.184S9+0.069S10-0.132S11-0.262S12+11.525
三、实证分析的经济学解释
根据上述结果，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劳动力需求随着时间的增长有微弱上升的趋势，年增长率大约为0.9%（ea-1）,假设这十年内该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则可推论该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劳动力需求增长0.18%。
2.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1998年和2003年该国出台的政策对劳动力需求起到促进作用，加速了劳动力需求随着时间的增长，分别使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提高了13%和10%, 而2000年出台的政策则减少了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减少了19%。
3.季节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三月、六月、九月、十月是该国劳动力需求最旺盛的时节，尤其三月份和九月份比平时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了10个百分点以上，而七月、八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是劳动力市场最为惨淡的季节，特别是十二月份的劳动力需求比平时减少了23%.
四、所建计量模型的意义
综上所述，该计量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变动趋势。在给出未来某时期全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相关政策等因素的基础上，依据该模型计算出劳动力需求的预测值，可大体观测劳动力需求的波动情况，为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劳动力市场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就业服务中介机构提供分析依据。有利于各方主体进行理性决策、采取有效措施，以规避风险、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推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规范化进程，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Arnaud RYS, Nicolas VANEECLOO. Econométrie: théorie et Application[M].Nathan, Paris.1998
[2]童玉芬:北京劳动力需求量变动及影响因素的分析[J].求是学刊, 2007(9)
劳动力的需求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业态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联动模式；金融业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4-0005-04
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范围内经历了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其中以上世纪80年代为标志，产业转移的特点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行业。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刚好成为这种动态调整的承接者。我国第二、三产业的规模近年来不断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为我国各行业的发展带了契机，同时也为行业业态的不断变迁提供了条件，进而促进新兴行业不断涌现。行业类别的不断增多和二、三产业行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金融保险业、贸易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日益成为国际行业转移和高校毕业生新增就业机会的重点领域。然而大学生就业不仅取决于各行业的职位供给，还取决于供需的匹配。劳动力市场结构关联着整个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的结构质量以及对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以适应社会发展为目标导向。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赋予了上述研究目标极强的代表性，金融业折射出各行业发展变迁的基本态势。目前，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以高校的本科金融学教育为主，在金融人才的培养方式上尚存在诸多的问题，如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不足、对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重视度不够、“商学院”与“经济学院”模式相脱节等等。本文基于业态发展、劳动力需求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联动的分析框架，以金融业态发展中不断呈现出的多样化、市场化、网络化、国际化、复杂化特点为切入点，剖析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并提出了高等教育金融人才培养的相应建议，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一、金融业发展新趋势及金融人才需求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日臻成熟，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种类日益增多、金融业务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增强、金融交易渠道愈加活跃。金融业态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同时对金融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1.多样化。（1）金融机构种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化，与此相伴的是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的日益多样化。非银行的金融部门的出现和不断壮大冲击了传统的大一统银行体制，并逐步成为和银行业作用相当甚至更为重要的金融业的组成部分[1]。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如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法人机构数量近年来变化不大，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则呈现出一个显著上升的趋势。五大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也不断上升。（2）金融产品的种类日趋多样化。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产品多样化的外部条件已经较为成熟，并呈现出以下特点：竞争白热化、金融脱媒化、利率市场化、需求多样化、城乡一体化、资金流动全球化[2]。金融机构的增加以及金融产品的日益多样化意味着金融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据智联招聘统计，2013年新增职位中来自银行、保险以及证券机构的金融业职位需求增长最快，比2012年增加了91%。前程无忧2013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访的500家雇主所在的16个行业中，金融/证券/投资成为亮点，金融投资人才在2013年炙手可热。在四季度金融/证券/投资行业增加社会招聘的雇主高达88.8%，而2012年四季度的调查结果为51.6%。
2.市场化。2014年我国金融改革路线图已逐步清晰，即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层次多元的金融体系。伴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与深化，我国金融发展的总趋势逐步呈现出市场化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进程，这在为金融系统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必然带来金融风险和金融风险管理难度的增大。除了因利率、汇率市场化等引起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外，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易便捷度的提高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间的风险相互传导，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具备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能力以及具备一定的财务金融知识和拥有较强数理基础的金融产品开发和投资组合能力的人才将成为金融市场最为缺乏的人才类型。
3.网络化。至2013年，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余额宝、淘宝基金店、微信支付、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以“短、平、快”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被称为“互联网金融模式”[3]。从技术、政策、需求角度而言，互联网金融的长期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在未来的金融企业中，“电子虚拟网点”将大幅替代现有的“物理网点”，“信息流”将最大限度地替代“物流”和“现金流”。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业务交易规模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融业发展的网络化趋势。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加大了对金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截至2013年10月，互联网金融人才需求同比增幅超过55%。在这一新背景下，市场对既拥有金融投资专业知识，又掌握一定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高水平复合型金融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
4.国际化。伴随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正逐渐融入到世界金融市场中。截至2013年12月，已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家银行在中国设立了40家子行、190多家的分行。保险业方面，目前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55家外商独资、合资保险公司，占我国保险公司总数的31%。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之后，中国金融人才的国际化将进一步提高，包括国际化的眼光、全球化的资本运作意识、全球化金融管理工具的运用能力、在完全市场化环境下的运作能力等[4]。
5.复杂化。伴随金融创新的需要，金融产品由于衍生品的产生而变得越加复杂化。自1992年我国金融衍生品首次在沪深股市交易以来，以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为基本形态而衍生出的各类杠杆性的信用交易产品应运而生，至今我国已涌现了大量以商品期货、外汇掉期与人民币利率互换为主的金融衍生品交易。[5]随之，金融市场对具备较高专业技能的高学历的专业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2002年至2011年，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金融从业人员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金融行业中高学历人才占比位于所有行业的第三位，前两位分别为科学研究和教育业。
二、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需求的悖逆和矛盾
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这一核心任务，围绕这一核心，高校的目标即是为各行业输送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基于以上对行业变迁和人才需求新趋势的分析，目前我国高校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金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不足。目前，金融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与企业需求不相匹配，出现劳动力供给结构性过剩。由于金融业逐渐向多样化、混业经营方向发展，越来越需要通晓金融游戏规则和能够运作全球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用人单位对金融学专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既要求从业人员提高分析市场行情、从事金融产品定价的数理能力，又要求他们拥有防范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还要求他们增强对金融法律法规的运用能力。然而，从目前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现状看，高校对学生数理基础与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重视度不足，直接导致毕业生素质难以达到金融市场和企业的要求。另外，学生的主干课程中缺少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相关课程，使金融学科未能很好地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也使得学生的能力难以驾驭未来金融市场中面临的实际金融问题。
2.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度不够。一方面，金融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更是智力密集型产业。随着我国金融企业规模、资金实力的不断壮大，当务之急是挖掘具备创新能力的金融人才，从而促进这些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竞争优势地位的形成。然而，目前高校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金融学教学方式以授课为主，一味灌输，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创新精神不足。另一方面，虽然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金融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并加大了实践教学的工作力度，对原有金融实践教学方法和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改革效果不够显著，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高校的实践教学理念还没能突破传统金融教学模式的框架。金融实践教学理念、内容、形式、条件等方面都存在较多的问题。金融实践教学内容较为单一陈旧，师资条件有限，学生素质不能满足企业要求。
3.“经济学院模式”与“商学院模式”往往偏重一方，未能发挥整合优势。在当下的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下，主要有两种金融人才的培养模式：“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部分综合类院校及财经院校更侧重于从宏观经济学视角，进行银行体系、货币政策以及信用等方面的研究，更多地遵循“经济学院模式”。而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院校则偏重于“商学院模式”，这些院校直接借鉴国外商学院的发展模式，从微观角度出发，以管理学为主，侧重以资本市场和公司财务为研究对象。现代金融的微观化趋势使得传统的以宏观金融为主的教学内容显得很不全面，说服力也就此减弱。目前的现状是高校往往只偏重一方，导致理论和实践相脱节，“产、学、研”优势互补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多元化的培养模式才能更加有利于提高人才的理论素养和应用能力，在就业方面赋予人才更多的选择权，从而更好地实现校企合作、校企共赢。
4.金融教学视野不够开阔，没有清晰的国际化教学理念与目标。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在各个层面都日益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中，这对我国金融学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虽然部分高校已逐步认识到金融教学与国际并轨的重要性，但其实施过程和条件还有待完善。目前，我国金融学专业所使用的教材国际化程度不高，许多理论和内容较为落后。另外，师资力量与国际化教学目标的要求不相匹配。金融教学模式的改革力度不够，没能突破传统培养模式的局限，对西方国家很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实践不够重视，引用率不高。对国际化教学的整体路线规划不清，在兼采众长的道路上还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方法。
三、金融业人才培养联动模式的创新机制
由于业态发展、劳动力需求及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着相互联动的关系，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方面应该始终适应这一联动模式的要求。以上探讨了我国行业变迁的基本态势以及我国高校金融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基于此，本文给出如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途径的建议：
1.搭建多学科渗透教学平台，立足培养文理兼修的复合型人才。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可借鉴的国内外经验较多。例如美国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斯坦福大学的实用教育、英国剑桥大学的综合教育以及日本大学中盛行的交叉学科教育等都为我国金融学教学改革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参考思路[6]。国内高水平大学也开始进行金融教学的改革与实践：武汉大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教学模式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创新。大连理工大学推出的“数学+金融学”教学模式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南开大学从2001年开始进行跨专业经济、管理和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试验[7]。在这些先行者的引领下，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可以在金融专业的基础上设置“2+2”课程，即学科交叉实验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兴趣选择“金融学+X”课程，例如“金融学+数学”，“金融学+金融工程”，“金融学+计算机”等。目前，这类“2+2”课程在我国的部分高校内已有开设，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这种模式的推广度和普及度并未达到预期高度，因此促进金融学科与其他学科融合将成为今后金融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其次，增加通识教育、平台大课的设置。通识教育课程中应包括社会学、中西文化概论等课程。平台大课是指学生可以在平台中选择管理类、文学类、法学类、理学类等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从而建立涉及经济学、理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多学科渗透交叉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既有金融专业特色，又拥有全面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2.注重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具备良好沟通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国外高等教育提倡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辛辛那提大学“工学交替”模式、百森商学院“创业实践”模式、加州大学“个人专业”模式、哈佛大学“校企合作”模式、斯坦福大学“产学研培养”模式[8]。与国外具有创造力的培养模式相比，国内高校目前也有了一定的实践，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已建成的金融实验室可实时接收纽约交易所、伦敦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和上海证交所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供学生实盘演练。然而总体来看，国内高校对金融人才的培养还限于比较僵化的模式。鉴于此，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型人才和富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金融人才是高校金融教育的重要目标和发展方向。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与纯粹的理工科不同，既需要拥有很强的数理功底，又需要具备创新实践能力和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本文建议在培养金融人才实践创新能力的过程中采取以实践需求为导向的IPI（Innovation-Practice-Interaction）模式[9]，即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互动模式，形成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以及创新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以校企合作和实践模拟为主要方式，强化基础课、专业课、国际交流和实践基地等方面的建设，为培养具备一定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奠定基础。目前，大连理工大学正努力推进IPI模式的实践，不断实现多元交互式教学方法，搭建学生实践平台，为学生日后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3.促进“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培养模式的融合。孤立地发展任意一种模式在如今金融业大发展、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都是行不通的，两种模式均不能有效解决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问题，因此必须走两者融合的道路，实现学术型培养模式与职业型培养模式的有机结合。“商学院”模式起源于美国，并逐步成为世界公认的优秀培养模式。“经济学院”模式以培养博士研究生为目标，更为注重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训练。目前来看，我国在金融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经验，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符合社会经济需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将宏观金融学和微观金融学相关课程全部囊括在学生的培养计划内，既要注重宏观金融理论的教学，又要强调以实践为导向的微观金融教学。
4.拓展国际视野，培养学生良好的英文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高校教育国际化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金融学教育的发展必然要符合这一主流趋势，特别是那些准备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重点大学，更需要尽快地采取积极的措施。首先，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金融学英语强化班。目前已有高校在此方面进行了尝试，例如，大连理工大学在2009年成立了金融学（英语强化）班，该班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在金融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开设英语特色课程。如：跨文化交际、批判性阅读与写作、欧美社会与文化、演讲与辩论等。另外，金融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应该摒弃一些呆板教条化的内容，开设金融专业的双语课程，鼓励学生阅读外国原版教材和读物。其次，建立国内外高校联合培养模式，鼓励学生参加海外高校交流学习项目，以帮助学生了解国际商务环境，用全球视角看待、理解和解决跨文化的问题。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之处，摒弃循规蹈矩的固有模式，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吸取外国经验的基础上，金融人才的培养仍然要立足本土，因为金融人才最终要服务于本土市场。
四、结论
以上在联动模式的框架下，本文分别从我国金融业发展新趋势及人才需求变化、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和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途径三个方面阐释了金融业业态变化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互动关系，并展开了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讨。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金融业也在近20年时间获得了超前的发展，成为虚拟经济的代表。金融业折射出各行业发展变迁的基本态势，因此以金融业为例对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完善进行探究具有明显的示范性和典型意义。高等教育改革必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配合业态发展的特点和新趋势，做到与时俱进，从而使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动态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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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成虎，胡啸兵，孙林娜.复合型金融人才及其培养模式探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1，（05）：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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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需求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贸易开放；人力资本；劳动力工资差距；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75-09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贸易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外溢并推动了我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使得我国制造业不断地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许斌经研究指出，我国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相对工资比从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0年的1.64，在这期间我国的劳动力工资差距以年均11%的速度上升。根据本文的测算，我国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相对工资差距从1998年的1.32上升到2010年的1.98，劳动力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因此，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关注的热点和理论研究的重点。
纵观国内外对该方面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经济学家对贸易开放与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关系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从传统的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s-s）可以推出，作为高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达国家，贸易开放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而作为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会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伍德（Wood）、利莫（Learner）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美国，导致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压低，从而使得美国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下降，劳动力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傅李曼和奥斯坦德博（Freeman and 00stendorp）通过对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研究表明，在英国和美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与H-0-S理论的推测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只占到OECD国家GDP总和的2%，这种情况下H-O-S效应是几乎不能产生作用的。因此，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才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的真正原因。芬斯澈和汉森（Feenstra&Hanson）分析了南北贸易带来的产业转移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模型分析了当发达国家逐渐将本国低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即进行外包时，将会减少对本国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工资差距。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承包的这些生产环节仍然是高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扩大了工资差距。阿西莫格鲁（Acemoglu）建立内生模型，研究表明贸易开放通过市场规模扩大引起的技术进步，进而通过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最终扩大了劳动力工资差距。赫尔普曼（Helpman）等在异质性国际贸易框架下，发现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要支付更高的劳动报酬，并且出口企业和高技能劳动相匹配，因而贸易开放会扩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与S-S理论结论相反，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贸易开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许斌认为在发达国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却属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贸易开放可能会增加这些发展中国家工资的差距。哈耶贝尔（Haral Beyer）在研究智利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原因时发现，贸易开放程度的扩大确实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若瑟夫（Reshef）在H-O-S理论基础上，通过提出要素密度逆转假设，从而构造了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贸易开放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的强大力量，从而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高登伯格和帕威斯克（Goldberg&Pavcnik）利用贸易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微观数据，建立了适应发展中国家跨国研究的共同模式，实证分析了墨西哥、中国、智利等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情况，并提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显著扩大。罗伯森（Robertson）分析了墨西哥的劳动力工资差距拉大主要是由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导致的，贸易开放引起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增加了工资差距。他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高技术与低技术的定义是不同的，这会导致分析的结果也会有不同，因为在美国认为是低技术而在墨西哥可能认为是高技术，结果两国都可能增加对技术的需求。格林和迪克森（Green&Dickerson）以巴西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贸易开放给巴西带来了技术的流入，并且导致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但是，由于高技能劳动所占比重较小，所以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
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贸易开放与我国工资差距的问题。但是已有的文献大部分是针对贸易开放对地区工资差距、行业工资差距的研究，比如杨全发、万广华、宋、王怀民、李凯杰、王娜、张衔、赵诗琴、谢申祥、王孝松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扩大了我国地区间工资差距；陈怡、黄央信、杨容等的研究表明贸易扩大了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由于我国没有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具体统计，因此，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研究还不多。喻美辞分别运用2000-2005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对外贸易和进口以及技术进步对行业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行业的对外贸易开放会导致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王中华、王云飞、朱钟棣、邓军、赵明亮、臧旭恒等人主要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角度人手，发现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产品内分工的加深会扩大我国工业行业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都是从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劳动力的供给考虑得较少，然而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对二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以高技能劳动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改变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作用，而这种改变是非线性的，其函数形式依赖于人力资本变量，这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中可能存在“门槛效应”。这一点的研究在中国尤其具有意义，因为，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开始“扩招”，使得我国本科毕业人数从2002年的65.58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45.54万人，年均增长率达20.76%，这导致了近些年来我国本科毕业生为主的人力资本供给在迅速增加。因此，人力资本供给在贸易开放对我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中是否有门槛效应，门槛值有多大，哪些地区跨过门槛值而哪些地区在门槛值里呢？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在综合考察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基础上建立门槛模型来分析贸易开放和人力资本对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门槛模型及数据说明
1.门槛模型的设定
在以往考察通过影响某一变量从而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差异影响的因素时，通常会采用交互项检验或分组检验的方法。但是交互项检验的方法只能局限于所测定指标的影响是单调递增或递减的，而这并不符合实际的经济情况。对于传统的分组检验方法来说只能简单地依照某个影响指标对样本进行分组，这很难准确地反映各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针对上述两种方法的局限性，近年来对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改进并产生了“门槛回归”方法，并且在很多领域研究中得到应用。门槛模型中单一门槛回归的基本思想为：在模型内的某一影响变量qi存在一个门槛水平r的情况下，对于qi≤r与qi>r两种情况而言，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将采用汉森（Hansen）发展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进而考察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即人力资本是否存在一个门槛值，当人力资本大于或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对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的差异，模型具体表述如下：为了分别同时考察出口开放和进口开放的影响，还分别建立：
1（.）为示性函数，如果括号中的表达式为真，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同理，双重及多重门槛模型可在单一门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本文不再赘述。
2.门槛变量的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衡量的样本为制造业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使用的是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计量软件为Stata11。
（1）被解释变量：劳动力工资差距（WAGE）。由于我国并没有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统计，因此，我们借鉴艾沃思（Avalos et）的方法，用制造业中工资最高的前50%行业与工资最低的后50%行业的平均工资之比进行衡量。该指标的计算主要包括以下3个步骤：第一，计算1998—2010年制造业24个细分行业的工资总额，除以各行业总的从业人数，得到各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把24个行业按工资由高到低排序；第三，把24个制造业行业分成两组，一组是排在前50%的12个行业，另一组是排在后50%的12个行业，然后计算前12个行业的加权平均工资与后12个行业的加权平均工资之比，从而得到劳动力工资差距。这个指标的计算实际表示，在行业工资分配格局中，被更高工资制造业行业雇佣的工人比更低工资行业雇佣的工人具有更高的技能。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门槛变量和门槛依赖变量。门槛依赖变量为进出口贸易开放度（OPEN）和出口贸易开放度（EXP）、进口贸易开放度（IMP）。本文中进出口贸易开放度、出口贸易开放度、进口贸易开放度分别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和进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进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为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各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门槛变量为人力资本（HUM）。度量人力资本的方法有多种，考虑本文主要衡量的是人力资本的供给情况，因此，采用各地区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其总人口的比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3）控制变量。①失业率水平（UNE）：以各地区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来表示。杰逖（Jantti）认为穷人更易于失去工作，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②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具体用各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然后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外商直接投资除以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③研发费用的投入（R&D）：采用各地区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R&D投入的提高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直接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扩大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门槛效应的回归分析
1.门槛检验
首先要进行门槛效果检验。我们需要确定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及门槛的个数，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我们依次在不存在门槛、一个门槛、两个门槛和三个门槛的设定下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F统计量和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出的P值见表1。
由门槛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考察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单一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双重和三重门槛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说明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并可确定为单一门槛模型。在考察进口开放的情况下，人力资本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下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显著性检验，但三重门槛检验并不显著，说明在所研究的样本内包含两个门槛值，确定为双重门槛模型②。如图1、图2、图3所示，从图中也可以清楚判断出门槛模型的确定。
2.门槛值检验与门槛值区域划分
在确定门槛效应模型后，具体门槛值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到对于贸易开放，人力资本的门槛值在95%的置信区间内为0.011，因此，根据该门槛值将人力资本分为高人力资本区（HUM>0.011）和低人力资本区（HUM≤0.011）两个阶段，下面列明了1998年、2005年、2010年（见表3所示）的情况。从表3可以看到，我国高人力资本的地区在不断增加，但是低人力资本的地区比重还是比较大，2010年17个省市就处于低人力资本区，即人力资本低于门槛值，其中以中西部地区的省市为主。处于高人力资本区的省市有11个，即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这其中以东部地区的省市为主。
3.门槛回归结果
在确定门槛效应模型和门槛值后，我们分别考察贸易开放、出口开放、进口开放三种情况下的门槛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考察贸易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I（HUM≤r）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显；I（HUM>r）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其原因在于，贸易开放会带来技术的外溢和国内技术的进步，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从而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即表示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较少，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则会表现为贸易开放带来的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大于本国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但是此时需求和供给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很大，所以会导致贸易开放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但同时不够显著。相反，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则会表现为本国人力资本的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明显大于贸易开放带来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此时会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地缩小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差距。
分别考察出口开放和进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当出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其回归结果与整体的贸易开放回归结果基本都是一致的，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出口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出口开放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以进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I（HUM≤r1）和I（rir2）系数仍为正，但是不显著，表示人力资本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虽然进口开放仍然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已经不显著了。由此可见，相比出口开放来说，进口开放会带来更为显著的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明显地扩大了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但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会缩小这种扩大的趋势。
从FDI、技术进步和城镇失业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FDI变量在三个模型中1%的显著水平下都为负，即FDI在贸易开放、出口开放、进口开放的情况下都会显著地缩小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途径主要包括两种：第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为了绕过贸易壁垒时，主要投资集中在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因此，会产生技术溢出的效应，推动技术的进步，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第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为了利用东道国劳动力的资源优势进行加工贸易时，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因此，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带来先进的技术，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反而会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二种类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偏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缩小了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城镇失业率增加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失业率的提高会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R&D投入表示的技术进步在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的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技术进步会带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产品生产的增加，从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因此，技术进步将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在进口开放的模型中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考察进口开放时，技术进步不会带来显著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也不会显著地拉大劳动力工资差距。
四、结论及启示
1.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加深，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贸易开放与劳动力工资差距的问题日益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模型，考察了贸易开放、人力资本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首先确定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为单一门槛模型，进口开放为双门槛模型，以此为基础的人力资本门槛值分别为0.011、0.012和双门槛值0.011、0.003。按门槛值进行区域划分可以看到，越过门槛值的高人力资本区域包括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北、陕西，没有越过门槛值的低人力资本区域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安徽、福建、山东、湖南、河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新疆。其次，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则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对于进口开放来说，当人力资本小于前两个门槛值时，进口开放会显著地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而当人力资本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虽然进口开放仍然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已经不显著了。其他变量中，FDI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和城镇失业率都会显著地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
劳动力的需求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
010年以来，富士康“N连跳”事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对于富士康事件，有的学者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从工厂管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富士康事件归根到底是中国这种依靠劳动力密集优势的发展模式，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后，与面临着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人劳动强度，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所产生矛盾的结果。表明了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
一、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现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是物质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即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角度论述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社会观、经济观、技术观。①然而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力既包括物质的因素也包括人的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具主动性、创造性的因素，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物质的可持续利用，即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人口的数量、人口结构的合理，要求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实现人类社会的循环再生产。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求经济效率的提高，通过经济发展不断满足劳动力对物质、文化和生态的需要，即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公平问题。发展应是长期的、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一时的发展，即处理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既包括代内的公平也包括代际的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条件，也就是说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的基础上。当代人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后代资源的占有的基础上的，这样透支了未来的发展潜力，后代人的发展会受到阻碍。这对于后代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发展也不是可持续的。
发展的过程就是通过生产过程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的过程是人类劳动的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是人运用劳动资料加工于劳动对象，生产出符合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劳动的过程包含三个因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②从人和物的角度可以把生产过程的三种因素划分为两类，即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为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①物的因素是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人的因素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把可持续发展分为人和物的可持续发展。
物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物的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然而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即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物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现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人是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主动性的因素，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劳动力的质和量能够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的需求。从质上看，是指劳动力要不断地再生产以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即劳动的价值得到不断的补偿。从量上看，劳动力可持续发展是指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合格的劳动力。
从劳动力的质的可持续来看，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③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不仅包括本人的再生产，还包括繁育后代，以及劳动素养和技能的提高。
“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④“为改变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⑤劳动力的价值的总和由三个因素构成：劳动者本人必要的生活费用；养活家庭的必要费用；必要的教育和训练的费用。因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至少维持工人一定的工资，工人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生活、休闲、教育、繁育后代的支出，这样才能使劳动力获得充分的发展。经济发展应该是建立在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对劳动力资源的掠夺式的利用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依靠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可以暂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不利于消费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生产过程的循环进行，更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量上来看，要求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包括满足物质资料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人类社会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个社会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要合理，同时要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能投入生产过程，才能够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这就要求，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和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使社会有充足的劳动力，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当今中国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成长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和生活成本的提高，这种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正逐步面临新的挑战。
1.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然而，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中国渡过了人口生育高峰，开始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危机。目前的农村小学合并、高考报名人数逐年减少，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便是这种问题的集中反映。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如果不实现产业的升级，摆脱目前依靠劳动力密集产业的现状，将最终使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危险，最终使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面临危险和挑战。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将最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人口的老龄化。
建国后，由于摆脱了战乱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出现了几次集中人口的生育高峰，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批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又面临着集中的老龄化问题。建国初，为了实现工业化，在农村长期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产品价格低廉，大部分农民没有为养老积累起足够的物质准备。而在城市则为了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长期实行了高积累、低工资制，甚至有的人由于国有企业改制而成为了下岗工人。而且这一批人尚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因此，这一批集中步入老龄化群体的人的养老便成了未富先老的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3.劳动力的过度利用。
由于路径依赖，很多企业长期实行低工资制，甚至不足以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工人想获得更高的工资，就要不停地加班。据报道，富士康员工的起薪只有900多元，工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休息时间以恢复体力。对于劳动力的过度利用，如同资源的过度开采会造成资源的不可再生一样，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困难，给劳动力带来心理和生理的疾患。富士康事件的根源就在于过低的工资，使工人被迫延长劳动时间，超过生理承受能力。精力高度集中的劳动，使工人依附于机器，从而产生了心理障碍，最终导致了不理性事件的连续发生。
4.工资低，难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发展。
劳动力的工资应该体现满足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要求，即马克思所说的最基本的本人生活的需要、子女生活的需要以及教育和培训的需要。然而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的工资低，难以在工作地居住、在工作地让下一代受教育、在工作地享受医疗，难以支付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即无法实现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1997－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①由于无法用工资满足在工作所在地的基本生活需求，农民每年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和农村。农民工工资低，阻碍了拉动内需，阻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三、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集中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国内需求不旺、过度依赖出口等方面。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导致的国内出口下滑，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为迫切。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性。
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二产业比重太大，第三产业比重太小，而且第二产业内部产业层次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处于世界分工金字塔的最底部。另外，由于劳动者收入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36％，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近15％。多年来，美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②因此，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一是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为主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劳动力数量和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主要的是提升产业结构，改变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底层地位，更多地依靠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包括劳动者的文化素养、学习能力、技术水平、熟练程度、身心健康等方面，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准备更多、更合格的、适应新的技术需要和新的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
3.转变发展方式有利于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中的作用，即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改变过度依赖政府公共投资的局面，把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向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上，要求劳动力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这必然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
转变发展方式对劳动力消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过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劳动力消费增加以后，有利于劳动力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水平的提高、文化素养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费，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四、促进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前提，一是要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二是要合理地利用劳动力；三是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
1.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人是生产中最具主动创造性的因素。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就在于充裕的劳动力资源。由于建国后出现的两次生育高峰，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的剧增，进而造成了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改革开放以后，外资企业之所以选择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从而依靠这个人口红利，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批生育高峰的人口年龄逐渐增大，从而使中国快速进入老龄社会；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的实行，目前青壮年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出现了整个社会“老龄化”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为了防止民工荒的加剧，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改变现有的人口政策，否则，中国经济就会在尚没有成功实现产业转型的时候，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缺口。
2.提高劳动者工资。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人工资过低，工人被迫长时间加班，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高强度劳动使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损害，从而使部分工人出现了心理问题，进而走向了自杀。由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逐渐减少，也影响了内需的拉动。因此，必须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进而以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方式，使劳动力获得足够的收入，以解决消费、培训、教育、医疗、住房、甚至精神消费的需求。这样才能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更多、更合格的劳动力。
3.不断提高工人的人力资本素质。人力资本包括4个方面：一是教育资本，是指用于教育以及培养和提高在职和未来劳动者的能力的费用，是最基本的要素。二是技术和知识资本，是指用于专业技术教育的费用，包括大学的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三是健康资本，指用于医疗卫生的费用，包括医疗、保健营养以及体育锻炼等。四是迁移和流动资本，是指国内外人才流动，人才的流动有利于资源的配置和优化。因此，应该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加大医疗保障投入、完善劳动力市场等，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数量更多、素质更高的劳动力，以迎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劳动力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
劳动力的需求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就业；转移途径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23. 025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23- 0041- 02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量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农村，形成剩余劳动力。而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已经严重影响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也影响到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民增收，甚至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各级党政领导非常关心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合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尽快找到合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途径，对加速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后危机时代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分析
（1）农村地区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劳动技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较以往有了长足发展，但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整体仍旧偏低。据统计，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0%。从劳动技能的角度来看，受过专门职业教育或技术培训的劳动力以及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劳动力不到20%。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以及劳动技能的缺失，导致我国农村劳动力不能满足后危机时代高新产业对从业人员的需求，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不仅如此，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低下，还会导致农民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在他们的头脑中仍旧根深蒂固地把耕作土地视为维持生活的唯一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不完善，就业信息传递不畅。目前，我国各地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建设普遍较为滞后，广大农村劳动力在外出打工时往往会因缺乏信息或信息不准确而盲目流动。很多劳动力在外出打工时都是通过亲戚、朋友、邻里来获取外界就业信息，这种信息获取的方式与成熟劳动力市场所传递的信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无法保证。近些年来，各地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建立健全农村劳务市场的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是组织建设不得力，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不强；另一方面是组织管理不规范，对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权益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导致外出农村劳动力宁可自己碰运气，也不愿意依靠中介组织寻找工作。
（3）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缺失，阻碍其有效转移。当前，我国各地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培训时，往往实行多头管理，效率低下。例如：很多地区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等多个部门，都根据自身特点组织了一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培训项目。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和沟通协调，这些培训项目大多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外，在培训内容的设置上，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各类培训项目在培训内容设置上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和当前经济社会的具体需求，导致培训的实用性不强。
（4）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村劳动力在外出打工时具有一定的间歇性和分散性，这些特点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组织化程度较低，有时几个农民临时凑到一起就出外寻找工作，广大农村劳动力重视的是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对依靠就业组织来维护劳动权利的事情则考虑得很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组织化程度低，导致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不明确，各种权利也无从保障，这是制约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组织性因素。
2 后危机时代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对策
（1）明确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全面的、多层次的规划。要解决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各地政府务必要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足够的重视，不能只将其简单视为农民自身和农村内部的事务，而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要不断更新思路，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明确城乡一体化的长远规划，不能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排斥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不能因各种原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予以漠视；也不能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中，依旧固守城乡分割的传统思维模式。必须积极拓展劳务输出，将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结合起来，明确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根据农村劳动力的群体性、过渡性等特征，合理、稳妥地推进农村劳动力融入城市的步伐。
（2）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增强其转移就业的能力。加强农村教育，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利应首先得到保障。各级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地区落后的办学条件，不断提高农村地区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农村地区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应继续接受职业技能教育，为其进城务工进行必要的技能储备，使新一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能够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在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组织领导、人才配备和相关优惠政策等方面不断健全完善。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市场观念和竞争能力。农民工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观念和竞争能力，才能更好地参与城市的就业竞争。所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除了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外，还要通过各种教育方式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思想转变和观念转变，促使其成为具有现代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的新一代劳动者。
（3）建全完善农村劳动力的服务体系和培训体系，为劳动力转移做好保障。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就必须统筹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取消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歧视性规定，把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城市劳动力就业摆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各级政府应该成立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服务的指导小组，可以为农村劳动力多方面收集就业信息，并提供相关的就业培训、政策咨询、职业介绍、劳动维权等服务。各级政府中主管农村就业的部门和人员，应想方设法与辖区内外的单位、企业保持联系畅通，努力拓宽就业渠道，做好劳动力外出打工岗位的开发工作。完善培训体系还应该建立统一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制，全面实施政府补助的政策，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力度，加强各种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技能。要加大对现有技工学校、职业学校等教育资源的整合力度，为农村劳动力建立多种形式的培训基地。除此以外，还需要进一步规范职业培训市场，发动、鼓励社会力量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针对新兴产业所需的应用性和使用性技能大力开展教育培训，从而形成比较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
（4）建立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能力。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等情况下各自为政的局面，努力推进各类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建立起公平统一、竞争有序、合理高效的劳动力市场。要打破各地信息封闭的局面，努力实现劳动力市场网络化、共享化。各用工地区应该通过网络及时工作岗位的供给信息，而在劳动力的输出地，也应将劳动力的年龄、文化、技能特长、就业经历等信息统一录入网络平台，以便向外地、外省及时传递，从而降低农村劳动力的求职成本和风险。另外，不能忽略通过亲友、邻里介绍外出打工这一重要途径，这是当前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一种重要方式，要进一步发挥这种乡土性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况且当乡土性劳动力市场达到一定规模以后，随之也会产生较强的组织性。各地在增强劳务输出基地建设和管理的同时，可以先重点树立一批劳务输出重点区县，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可以将不同结构的培训、输出、管理、服务等功能统一合并，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率和组织化程度，从而实现有组织、有规模、有订单、有目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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