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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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第1篇
通俗地讲，性别歧视是指个体仅仅因为性别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使得个体利益受损。如果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男性和女性工人，仅仅因为他们的性别不同而在就业过程中受到系统性差别对待，我们就可以说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性别歧视。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据《我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总人口中男性和女性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51．47%和 48．53%，但是在就业比率上女性低于男性。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比重仅占总就业人数的37．8%，明显低于男性就业率，且低于女性的自然人口比。在失业率方面，全国实际失业人口中女性的失业率普遍高于男性失业率。2003年男性失业者下岗的占37．7%，女性失业者中下岗的占42．1％。另外，我国政府一贯主张男女要同工同酬，反对歧视女性。但是现实生活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却仍然普遍存在。根据第二期我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资料，在一些服务业的一线中，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的53%左右，而在管理和技术行业中，该比例为74%左右（见表1）。以上现象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
二、性别歧视原因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性别歧视的因素有很多，作者认为目前我国性别歧视的原因主要存在于劳动力供需、企业利润、传统文化三方面。
1． 劳动力市场严重供大于求是我国性别歧视产生的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我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这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财富。但在市场上劳动力资源要发挥作用还要受到社会资源的约束，即劳动力资源必须与社会资源相结合才具有生产性。当社会没有条件提供足够的岗位而形成大量失业时，反而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时劳动力资源会成为一种社会负担。近几年来，卖方市场加剧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过剩状况。据我国37个城市2003年1月至7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人才市场供求的总体形式是供大于求，求职人员总数是招聘职位总数的3．41倍，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79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2%。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无疑是性别歧视产生的根本前提，劳动力供求的严重失衡更加剧了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各种歧视的产生。
2．企业在市场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性别歧视产生的经济原因
在社会生活中女性承担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社会责任。一般来讲，在女性就业生涯中，存在着一个就业生涯低谷期（生育期）。由于国家劳动法明确规定“女职工按规定享受的产假期间，工资照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预期女性的贡献就是：（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产假）×劳动生产率。如果男女劳动者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会比较雇佣男性和女性的收益，倾向于选择雇用男性劳动力。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力是一种资源，企业要获取这种资源是需要成本的，为了使使用资源的成本降到最低，企业必定会对男女预期成本进行比较：
男性：预期工作时间×工资率
女性：预期工作时间×工资率＋（产假×待岗工资）＋孕期检查费＋接生费
比较之下，每一个用人单位都倾向于“择男舍女”，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理性”雇主的决策。虽然国家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在雇佣方面存在性别歧视，但这是对所有的用人企业而言的，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即使其不这么做，通常也不会受到惩处或遭受损失。所以每个用人企业在招聘和录用人才时，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想承担因为女性生育问题或体力差别给本单位所带来额外成本，就拒绝使用女性人才，即使是一些女性能够胜任的职位。
3．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存在的根本原因。
传统文化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前市场歧视和市场中歧视两方面；所谓前市场歧视指在劳动力未进入市场前就存在的歧视；市场中歧视（后市场歧视或当前市场歧视）指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受的歧视。
前市场歧视主要表现在教育投资上。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赡养父母的责任基本由儿子承担，父母(家庭)更愿意在儿子身上进行教育投资。他们将受教育的机会给男性而不是女性，甚至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也是这样。其结果是降低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男女所受教育的差别（受教育很少的女性远多于男性，而受过初高等教育的女性少于男性）。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含量低的传统产业在逐渐萎缩，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后者对就业者的基本要求是受过高等教育。由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低于男性，使得女性获得技能的机会少于男性，因而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就业比较困难。
市场中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偏见”上，“雇主偏见” 又是其集中的体现。雇主偏见是指雇主对女性存在偏见，好像女性给他们带来了主观或心理的成本。假定雇主对女性没有偏见，对于具有相同劳动生产率的男女劳动者，雇主把他们看作是完全可替代的。如果他们的工资率相同，就会随机雇佣他们，那么，劳动力市场上也就不存在歧视。假定雇主对女性劳动者存在个人偏见，认为女性是不如男性的，在相同条件下不愿意雇佣女性劳动者，只有在女性劳动者的工资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才会雇佣她们。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同一行业的同一职位中女性的工资低于其男性同事。雇主偏见的另一表现就是女性劳动者即使被雇佣，在同样条件下，男性培训进修以及升职的机会更大一些。在我国，劳动力的供给远大于需求，性别歧视偏好型的雇主可以轻易地雇佣到他所想要的男性劳动者，因而女性要想获得工作，只有在低于男性的工资率的情况下工作。雇主歧视的存在使得女性的就业率低于男性，并且在工资报酬上也少于男性。
除了以上三方面主要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从政策设计上说，当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机制还不是很健全，没有建立女职工生育基金补偿制度，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工资和福利必须由用人单位承担，这加重了单位的经济负担。也正是如此，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拒绝女性。但需要强调的是，以牺牲男女平等为前提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并不是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三、性别歧视对策研究
根据上述分析，要彻底解决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社会各界采取经济手段，积极缓解就业压力。并且要在坚决贯彻执行《劳动法》的同时采取增加就业机会的措施来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
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 中亚五国 劳动力市场 比较分析
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资源，只有在拥有充足劳动力的前提下才可以更好的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资源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对本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帮助本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制定相关的政策，运用劳动力资源，从而，使得劳动力资源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所以，将它们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比较分析，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清楚、明白的了解实际情况。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意义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也就意味着我国将会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联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以下国家：中亚五国、俄罗斯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这会加强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了更好的促进两国之间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对两个国家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可以为今后两个国家的合作提供基础和前提，方便两国之间增进彼此的了解，能够更加充分合理的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和进行合理的贸易往来，加强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劳动力流通，从而，提高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现状
第一，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现状。中国劳动力市场指的是中国的劳工供求市场，其也可以被叫做劳动市场、职业市场、人力市场、就业市场。首先，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所以，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本现状之一。我国人口总量在世界人口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我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来源于这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每年有大批大学应届毕业生加入到人才市场当中；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我国农村每年有大批劳动力涌入城镇寻找工作岗位，因此，这又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注入了巨大的资源。其次，我国劳动力价格非常廉价。由于，我国拥有富足的劳动力资源，所以，我国的劳动力在市场中使用的价值非常廉价。再次，由于我国国民受文化教育的程度非常低，而且，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我国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我国教育发展的缺陷，导致我国很多年轻人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所以，很多劳动力的文化水平非常低，严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这样就导致我国的劳动力的素质普遍较低，这样就严重制约着我国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最后，我国劳动力受不到专业的技能培训，所以，技能水平非常的低，这样极不利于他们的就业。
第二，中亚五国劳动力发展现状。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并且，劳动力素质也很低下，很多青年劳动力资源享受不到应有的教育，因此，他们的劳动力科技创新能力较低。但是受到了中亚五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不是很乐观。中亚五国工业的发展程度不高，还是处于以农业为主发展的阶段，所以，劳动力的需求不是很高，就业情况还是有待改善。
三、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发展现状
第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劳动力参与情况的比较。中国在社会、经济、文明发展的程度要比中亚五国更高，所以，在中国男女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劳动当中去，然而，中亚五国的观念没有中国开放，很多女人没有资格进行就业，所以，在中国劳动力的参与度要比中亚五国高。
第二，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就业情况的比较。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要比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总量要多。中国工业发展比较快，在国家三大产业中工业具有很大的份额，而且，农业和第三产业也具有较大的发展，因此，中国需要较多的劳动力，但是，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比较不均衡，除此之外，总量过于大，所以，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中国的就业情况非常不乐观。就中亚五国而言，他们农业发展较快还有以资源、能源为基础的相关产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也需要较大的劳动力，其总量也相对来说没有中国大，因此，其就业情况要比中国好。
第三，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失业情况的比较。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所以，在我国对劳动力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所以，在每个岗位的竞争压力也有所提高，优胜略汰较为明显，一些能力较差的员工就会面临淘汰的风险。然而，中亚五国的产业结构没有明显的调整，以及其工业发展的程度没有中国高，所以其失业率比中国要低。
第四，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比较。中国教育改革开展的比中亚五国早，中国的教育实力比中亚五国强，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文化程度要比中亚五国的劳动力文化程度高。
第五，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工资和人工成本的比较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和层次不同，中国要比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程度高，所以，对劳动力的要求也较高，中国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各方面的能力都要比中亚五国的强，导致中国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和工资要比中亚五国的高。
四、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优势与劣势。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劳动力价格较低。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劣势是：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低，科技创新能力差，素质相对来说较低。
其次，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机遇。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的劳动力需求都非常大，以及世界各国之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加快，为世界各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最后，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需要应对的挑战。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劳动力要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
五、加快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对策措施
第一，抓住良机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国家要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促进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的流通，加强对劳动力就业能力的培训，建立平等就业的机制，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平等的、开放的就业平台。
第二，以高科技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基本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程度，从而，增强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
六、结语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劳动力市场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各个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制定相关就业政策，合理安排人员就业，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相洁.我国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J].智富时代.2015（05）.
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第3篇
1.提出中心论题;
2,说明写作意图。
二、本论
(一)培育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建筑劳动力市场的产生创造了宏观环境;
2.建筑产品市场的形成,对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培育提出了现实的要求;
3.城乡体制改革的深化,为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4.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是建筑行业用工特殊性的内在要求。
(二)目前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现状
1.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
2,有市无场的隐形市场;
3.易进难出的畸形市场;
4,交易无序的自发市场。
(三)培育和完善建筑劳动力市场的对策
1.统一思想认识,变自发交易为自觉调控;
2.加快建章立制,变无序交易为规范交易;
3.健全市场网络,变隐形交易为有形交易;
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流动；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1]刘丽，任保平.中国四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2）：49
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第5篇
（一）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定义
所谓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就是指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运用市场调节手段,通过与劳动力供求双方的沟通,为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中介服务,或者给组织、个人提供与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相关的咨询和外包服务的组织和机构。
（二）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作用
人力资源中介组织通过提供上述各种服务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可以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较大范围内,人力资源中介组织通过对信息的比较、优选,向单位和个人提供配置良好的创新环境,提高组织和个人的创新和产出能力。其次,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推动劳动力市场主体的发展。人力资源中介提供的专业服务可以减少组织的经营风险,降低运营成本,实现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从而提高组织和个人的竞争力。有关数据表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人才需求和流动的高峰。据统计，2004年全国各类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共接待流动人员4877万人次，帮助572万人实现就业或转换了工作岗位，为209.9万家单位提供了各类人才服务。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设立毕业生就业服务机构2766个，接待各类毕业生1252万人次。截止2004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人才中介服务机构5449家，从业人员36233人，设立固定人才交流场所2490个。越来越多的人才需要市场化的配置以实现流动和就业。另外,我国加入WTO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了社会机制的转型和企业转制,从而导致人力资源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流动范围不断扩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和高素质人才的流动都在加剧,人力资源在不同行业、职业、职位之间的转变十分剧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失业大军将冲击市场城市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将成为劳动力市场求职的重要群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将是劳动力市场的难点问题。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巨大机遇,纷纷“抢滩中国”。首批通过资格认证的200多家中介组织已经以合资的形式在中国各大城市开办办事处和分支机构。这些组织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中介服务,刺激了我国各类组织对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的需求。这种形势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急剧变革为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二、我国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发展问题分析
（一）我国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面临加入WTO后劳动力市场的急剧变革、国外人力资源中介的大规模“入侵”和激烈的市场争夺,人力资源中介市场的许多问题已经凸显,并带有普遍性质:
1.组织规模小、功能单一、信誉度低。
2.专业人才匮乏、服务意识差、职业胜任能力低。
3.中介市场早熟，管理无序，缺乏自律机制。
（二）变革和发展我国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必要性
现阶段，无论从政府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双方还是劳动力市场本身，都希望和要求有一个规范化、开放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中介组织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也折射出社会各界对人力资源中介业的不满和变革现状的呼声。因此，加快发展我国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已经是一种必然，是满足劳动力市场各方需要、适应劳动力市场变革的现实要求。
1.加快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建设是适应劳动力市场急剧变革的现实需要
2.加快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应对外部挑战的必然选择
3.人力资源中介业和中介组织的内部治理困境是改革和发展的内生要求
4.劳动力市场主体的渐趋成熟是人力资源中介组织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
5.长期以来市场环境的“压抑”使人力资源中介组织面临大发展的机遇。
三、完善和发展我国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建议及对策
（一）发挥法律、政府作用，加强人才市场的立法与改制工作
中介服务将是我国未来现代服务业中新的增长热点，其中与人才获取、开发、管理、维护相关的管理活动已经超越了企业边界，成为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经济领域。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外部环境，对人力资源中介市场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在知识经济时代，多元化、国际化和规范化应该是人力资源中介市场的标志性特征。
（二）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培育新型人力资源中介组织
在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围绕国家“十一五”人才发规划纲要的总体目标,积极构建人才服务行业诚信体系,切实履行行业协会“服务、自律、代表、协调”的职能，通过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促进全国人才服务行业的发展。
（三）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必须“内强素质,外塑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