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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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第1篇
按照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来算老年人口大约有1.8亿，按照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的标准来算也有1.2亿左右。与世界上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速度相当迅速。“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未来的40年间将持续快速增长，并预计在2050―2055年达到峰值。即使以后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有所放慢，但总的趋势是2100年时中国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将维持在34%的水平”。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伦理问题的表现
（一）代际公正危机
老年人的政治参与权弱化、分配不公平，偏离代际平等。一方面，虽然目前中国老年人依然享有相应的政治参与权，但这种参与权在实际操作中已经丧失掉效力，老年人在社会事务和自身事务上缺少相应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中国现有分配制度的支配下，身体和生理上的缺陷导致老年人在分配当中处于劣势地位，老年人的利益容易遭到忽视，造成“老无所养”。
（二）老年人价值被忽视
随着价值评价标准过多的往经济层面转移，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认定大多考虑的是其经济价值而忽视其精神价值的重要作用。老年人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代际价值观分裂，老年人思想和行为的创造能力得不到年轻一代的尊重和认可，年轻一代甚至对老年人思想和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否定。
（三）老年人精神养老的伦理缺失
人作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体，既有生理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目前，中国的老年人生活保障基本可以实现，但在精神赡养上尚有不足，甚至是缺失的。主要表现为：歧视老年人现象屡见不鲜、物质供养代替精神赡养、“空巢老人”的伦理困惑、家庭养老中违背老年人的意愿、孝顺心态逐渐丧失等等。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伦理问题的原则及对策
（一）促进社会公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第一，完善“代际补偿”，促进再次分配的公正。罗尔斯认为：“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若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收入的再次分配中对老年人予以补偿是必需之举。
第二，完善代际合作。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代与代之间实现合作互惠是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缺少的。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国家和社会就应当本着社会公正、合作的原则，针对老年人的贡献和现状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予以老年人公正的回报。
（二）弘扬并重塑传统“孝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一，加强家庭道德教育，尤其是“孝”文化教育。“道德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如果没有情感和体现的参与，责任就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而缺乏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家庭道德教育要求父母在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的同时，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借助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伦理规范和要求对子女进行“孝”道要求和传递。
第二，促进代际间责任伦理的重建。重塑孝文化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就要重建代际间的责任伦理，“这其实也是代际之间的‘责任伦理’得以存在的一个基础，它当然也是一个和谐家庭以至也是一个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不可获取的因素。”子女既要在自身责任上下足功夫，更要用“负责”、“责任”的理念去塑造下一代的家庭“孝道观”。
（三）坚强相关立法，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
第一，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和养老法律制度。在中国现有的《宪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对子女的赡养义务均有所提及，但并没有规定相应的精神赡养义务，完善尊老爱老方面的法律，对弘扬社会敬老之风和社会正气不可或缺。
第二，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一个群众性、政策性、制度性很强的工作。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自身特点及其所致问题的层次性，这就要求我们要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对城乡、东中西地区的养老模式和保障范围、标准进行统一的协调，建立“政府―社会―家庭”三者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因地制宜，逐步过渡。
（四）促进老年人价值的实现
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资产价格、债务、信贷、系统性风险
一、人口老龄化
自2000年起，我国已经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老龄社会。人口作为经济的内生性因素，在劳动力供给进入下行通道、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关于人口与金融市场的关系问题，学术争论才初见端倪，但是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人口老龄化及其程度和速度的变化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动最明显的特征，如果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不及预期形成叠加效应，将致使我国劳动抚养比进一步上升，对消费、储蓄都将发生重大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一种常态。
二、人口老龄化与金融资产
许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与资产价格变动展现出一定的关联性。例如，美国的“婴儿潮”一代于20世纪80-90年代进入劳动年龄，同时美国股市也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恰好经过30年左右，2007年，“婴儿潮”一代也以人到中年，多为45岁左右，此时次贷危机爆发，从此整个世界都进入退缩的新常态中，大量资产大幅下跌，甚至崩溃的危险。
近年来，各国学者一直在探讨人口结构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Bakshi and Chen是最早研究金融资产与人口结构的美国学者，他们认为投资者在早期会将大部分财富投资于房地产，而后增加其他金融资产并提出了生命周期投资理论。此后，很多学者运用生命周期理论，或者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来分析人口结构的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在中年时收入上升，财富增加；人们在老年时，逐渐消耗之前的储蓄，财富不断下降。因此，当中年人口比例上升时，社会对资产的需求将会增加，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当老年人口比例上升时，资产的需求将会下降，进而资产价格下跌。约科（Yoo）最早推导了人口结构对资产市场的影响机制：发现45岁人口比例与资产（股票、长期债券、国库券等）收益负相关，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总储蓄，进而影响资产价格，资产价格的反应时间和反应程度受到理性预期，资本供应弹性的影响，但后两者并不改变人口结构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基本模式。
随着房地产的衰退，金融资产能否在我国居民的财富分配中占一定比例呢？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市场投机性强，证券投资不是人们的主要投资选择。老龄人群由于消费支出的增加和支出时间的不确定性，对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非常高，其投资理念更加谨慎和保守，势必不断远离高风险的证券市场。所以，整个社会的老龄化，将使对有价证券的投资比例大幅度降低，最终会导致资本市场的资金外流甚至短缺。
三、人口老龄化与系统性风险
1.人口老龄化与债务危机
人口老龄化是各个年龄层次人口结构不均衡变动的结果，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人口结构变迁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当老年人口占比较低时，大量适龄从业人员会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注入资金；当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从业人口数量的下降以及需要提取养老金人口数量的上升，打破了原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均衡，使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如果经济增长不足以支撑社会保障支出，政府财政赤字会大幅度增加，提高债务违约风险。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保障和政府财政支付问题是这次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
2.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及经济的影响
根据Edwards等人的研究，老年人不仅不能继续提供储蓄，反而要取出以往的存款供退休后的消费。因此，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将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从而影响国民整体储蓄水平。今后，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居民储蓄将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
储蓄率的下滑，将带动中国投资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将耗费大量的储蓄用于养老，因此直接的后果必然是投资率的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必然拖累经济增长，危及金融的稳定。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增长以及各自生产率的提高。而一旦经济衰退出现，就会导致劳动者收入的下降和资产价格的下跌，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会进一步上升，储蓄存款下降和提款增多。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和“空账户”大量存在的背景下，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
3.人口老龄化、金融杠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轮金融危机过后，人口老龄化、金融杠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理论界和政策部门的重视。特别是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对金融体系发展和稳定性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经验事实也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影响金融资产的结构和收益，进而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影响资产价格，而伴随着资产价格上涨的通常是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扩张，二者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强化会进一步催生资产价格泡沫，从而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在人口老龄化、金融杠杆和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确切的内生性关联。
从宏观管理和政策选择的视角来看，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自然进程。因此，工作重心应该尽快转向更加积极主动的金融治理，确保金融体系始终保持足够的弹性。
参考文献：
[1]杜萌，马宇. 国家政治风险、人口老龄化与债务违约――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证据[J]. 国际金融研究，2015，01：37-47.
[2]余静文，梁润，王勋. 金融抑制背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J]. 金融研究，2014，02：1-15.
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第3篇
继去年首次以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周刊》再次联合《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4）》。报告三大指数显示：2013年，“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从上年的62.7分升至63.5分，是唯一及格的;“养老金发展指数”得分略有提高，但仍未达及格线;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不及格，且得分比上年进一步降低。
“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准备仍然不足。”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理想的老龄社会应当是老龄人口占比较大，经济相对发达，养老服务的消费、供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银发经济社会，而中国“未富先老”既成事实，“未备先老”的局面应当及时纠正。
杨燕绥表示，根据目前总和生育率和实际赡养能力的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可能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希望国家“十三五”规划能制定银发经济发展战略，为老龄社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
部分人或将面临“银发贫困”状态
与上年相比，三个指数中唯一得分下降的是“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从去年的52.6分，进一步降低至52.2分，离及格线更差了一步。
该指数从人口老龄化、老年赡养比、养老保障、老龄产业、老龄人口红利等5方面来评价中国的老龄社会状况和发展战略。
201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上一年的9.4%升到9.7%;老年人口赡养比（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13.1%。而如果按实际赡养比测算，中国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
杨燕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如果从劳动年龄人口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数，老龄化情况则更加严重，中国在2010年之前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5：1），即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可能在2020年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2.5：1），即2.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
事实上，“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分值下降，拖后腿的正是“老年赡养比”这个项目。按照国家统计数据测算，该项目从去年的39.1分，进一步降低至32.3分。
杨燕绥强调，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如果出现公共政策失灵，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同时，社会对此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准备，一个国家会提前老化。反之，在有备而老的情况下，如：老年人有钱（消费拉动经济）、没病（有生活质量）、会讲故事（与青年一代沟通），老龄社会仍然充满生机。
目前，中国存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难题：老龄人口的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因此，部分早退休领取最低养老金的老年人群进入高龄失能阶段后，很多人将因无力购买护理服务而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杨燕绥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未来需提高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和赡养能力，促进大龄人口（50岁～64岁）就业和积累养老资产，提高老龄人口消费和购买力。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难养老
投资市场化进程缓慢，养老基金在贬值
“养老金发展指数”得分为58.5分，比上年的58.4分略有提升，但仍处于差等区间。该指数从政策公平性、制度效率性和基金持续性三个方面评价中国养老金状况和发展趋势。
在养老金政策公平性方面，2013年，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2.24%和2.03%，但与此同时，由于退保、断保、漏保以及异地迁徙携带难、身份转换续保难等原因，养老金支付率（领取养老金人数÷养老制度应保人数）有所下降。“前面参保，后面断保，退休老人领不到养老金，说明用工管理欠规范、社会保险服务有漏洞。”杨燕绥说。
另外，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与企业养老金的“待遇差”方面，因为差距较大，得分与上年相同，均为0分。杨燕绥表示，国务院近期下发文件自2014年10月1日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养老保险并轨，“养老金政策公平性将有所改观。”
在养老金制度有效性方面，养老金难以养老的问题仍然存在。2013年，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金替代率（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为57.6%，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为42.52%，均未达到2005年国务院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设计的59.2%养老金替代率目标。 北京东五环外的松堂关怀医院的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 I 摄
按照国际经验，综合养老金替代率如果大于70%，即可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如果达到60%～70%，即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则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有大幅下降。此外，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最低替代率为55%。总的来说，中国养老金替代水平不高，这将导致养老金购买力不足和老龄人口消费不足等问题。
杨燕绥介绍，提高养老金制度效率，一要调整结构，建立国民基本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含职业养老金）两个计划，提高综合养老金替代率;二要提高制度效用，以较低的费率提供较高的养老金水平，这需要增加缴费年限和延迟领取养老金，做好养老基金投资保值增值绩效。2013年的数据显示，养老金投资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主要投资渠道仍为银行协议存款和购买国债，养老保险基金仍在贬值。
在养老基金持续性方面，2013年数据显示，不足3个缴费人就要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人。1963年出生高峰的女职工年满50岁大量退休后，领取人增速为8%，远远超过参保人5.2%的增速。
2013年，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2680亿元，支出18470亿元，结余4210亿元，比2012年结余4439亿元减少了229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3019亿元，比2012年增加了371亿元。当期结余减去财政补贴和非正常缴费，结余很少，2014年将出现当年资金缺口。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人均医疗费用增速偏快，个人支出比重高
医疗保障的理想状态是，人人享有“可及的、买得起、合理的”基本医疗服务，居民走出家门在合理的半径内（社区内）就能找到值得信任的医生。
“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从医疗保障财务合理性、医疗保险政策科学性和医疗服务治理有效性三个方面来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数是唯一及格且不断改善的，分值从2012年的62.7分升至2013年的63.5分。
2013年，医疗保障的财政支出和社会支出有所增加，个人支出比重略有下降。其中，财政支出占30.14%（达到世界卫生组织30%的标准），社会支出占35.98%（低于世界卫生组织50%的标准），个人现金直接支付占比33.88%（高于世界卫生组织20%以下的标准）。可见，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医疗总费中的支出占比，降低个人支出占比，是我国医疗保障健康发展的治理目标之一。
2013年，医疗保障政策科学性有所改善。医疗保险城镇居民覆盖率为84.97%，比上年有所提高;城镇职工覆盖率为71.77%，亦高于上年;农村居民覆盖率基本达到100%。但是，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低于支出增长率，转移携带医保关系、异地就医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第4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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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治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社区居家养老；养老模式；探索与实践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2006年2月23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首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中国平均每年将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速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 亿，老龄化水平为17.17%。
2013年2月28日，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中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1.94亿，比上年增加891万，占总人口的14.3%；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报告同时还指出，空巢老年人口数量继续上升,2012 年为0.99 亿人,2013年也将突破1亿大关。
在中国，由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等没能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齐头并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养老现状令人堪忧。“谁来养老,在哪儿养老”是今后牵动每个社会成员的大问题，今年召开的“两会”，关于民生、养老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热词，除了养老金，大家更关注的是养老模式—明天我们如何养老？
二、妥善解决养老问题意义重大
关心老年人的今天，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明天。“老有所养”已成为十七大报告中“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内容之一；十报告指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妥善解决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更关乎国家和谐稳定和发展—“老有所养”不仅应成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是社会进步及文明的标志，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目前我国养老存在的问题
1.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早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就认识到了“亲亲”和“敬长”的重要性，认为要治理天下，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向百姓提倡“孝行”，实现“家”的和谐。历代统治者都强调“百善孝为先”“养儿防老”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居家养老模式。
但随着社会的变迁、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照顾意识淡化、家庭照顾功能弱化、空巢老人增多，老年人照顾上的需求巨大,家庭照顾资源严重不足，使家庭养老面临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大多数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更加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社会机构养老受到许多制约
我们对常州市戚墅堰区花苑社区居民进行随机调查，大部分人认为：送老人去养老机构无疑可以解决后顾之忧，但又怕背上不孝顺的骂名。只有少数人表示，养老机构的条件、待遇好的话，会考虑将老人送到养老机构。相对子女们的态度，很多老人表示：在生活不能自理时，为了不拖累儿女会考虑养老机构。不过老人们表示，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
按照中国人的养老习惯，大部分老年人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养老机构生活，因为农村的敬老院、城市的福利院、老年公寓等，不仅牺牲了老人们原有的生活习俗而且费用较多—机构养老还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3.社区居家养老是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有效途径
社区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按照我国民族生活习惯，选择居住在家庭中安度晚年生活的养老方式。它以社区为平台，整合社区内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种服务模式既解决了在养老院养老亲情淡漠的问题，又解决了传统居家养老服务不足的难题，是一种介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发展社区养老既能满足老龄人口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多方诉求,又能弥补政府财政和服务能力的相对不足,是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对常州市养老现状的调研
1.常州市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情况
常州市早在1985年就进入老龄化城市行列，比全国提前15年。全市老年人口以年均4.52%的比例增长，据预测，到2015年，常州老年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2.46%。比如，戚墅堰区花苑社区居民总人数8983人，60岁以上老年人2725 名，占比30%，且以空巢、独居老人居多。
戚墅堰区老龄办负责人表示：常州的老年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但进入敬老院、福利院和老年公寓的很少，大部分仍然选择“居家养老“这种传统模式。
2.花苑社区托老所服务得到社会的认可
2012年10月，花苑社区托老所建成并投入使用，它能为社区老人及时提供日间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情感慰藉等多样化服务。老人们白天到托老所可看书读报聊天，也可打牌奕棋，或开展其他有益的文体活动，既能健身又能益智，延缓衰老，晚上回家仍可享受天伦之乐。托老所的优点还在于收费不高，绝大多数老人都可承受。
3.社区居家养老得到政府、地方、企业的支持
（1）政府资助支持社区养老。从2001年开始，我国发行福利彩票筹措资金资助城市社区老年福利服务、农村敬老院，为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社区照顾”提供制度化的支持手段和平台。
（2）地方互助社区养老。比如花苑社区建立的社区、助老志愿者、居家养老服务站、活动中心、民间组织五方连动的服务网络体系。
（3）单位社区福利养老。戚墅堰区花苑社区与南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戚墅堰机车车辆厂结对共建，企业为离退休老干部提供1400平方米的专门活动场所，配备专人管理。
4.社区服务日臻成熟
社区根据老年人需求和自身条件，开展短期供养、日间照料以及助餐、助医等生活服务，还兼顾老年人文化娱乐、教育、社会参与、权益维护等多种需求；服务人员既有专业、专职人员还有志愿者队伍。
我们在戚墅堰区花苑社区进行关于“到哪去养老”“老人需要哪些社区服务”“社区如何提供服务”“养老金能养老吗”“居民对社区养老的需求”等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许多居民认为“社区照顾居家养老，不仅解决了家庭养老的不足和子女难以尽孝的矛盾，还解决了社区部分40后、50后人群的就业问题”。调研中，社区居家养老老人、子女、亲朋，对现在党和政府采取的这一“便民、利民、惠民”的好政策深表赞赏和感激，认为不仅解决了温饱生活还很安心，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5.社区居家养老面临的困境
调研中我们还得到了“专业护理不够、照顾不太正规”“养老金太少、老年人福利保障、医疗保障有缺口”和“读老年大学社区应出学费”“社区要经常组织一些文艺活动、培训、讲座，让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等问题和诉求。因为目前社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一般都是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群，这些人的学历大部分比较低，有的外地务工人员比较多，素质参差不齐。同时，服务还仅限于提供家政服务、护理保健等，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不能满足，比如社区老年文化娱乐设施配套、老年人心理咨询服务等还跟不上等。
五、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几点建议
1.完善和营造良好的敬老、养老氛围
（1）加强宣传，弘扬中华民族孝道和尊老的优良传统。通过社区教育、道德讲堂、模范引领等宣传，使每个公民真正认识到传承孝道和尊老、安老、养老是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的责任，营造社区居家养老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2）建立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络，在每个城市社区、农村乡镇驻地和有条件的农村社区设立家居养老、护理中心以及文体娱乐中心等；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规范标准，并将老年人心理关怀等方面内容纳入其中。
2.积极探索、创新社会养老模式
（1）社区照顾与社区服务相互渗透，创新服务内容和模式。比如提供家政生活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问题；提供安全保障服务解决老年人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担忧；提供精神慰藉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需求，提供各种问候式的服务，把老人的困难情况和救助要求及时反映给街道养老服务站。
（2）正规照顾资源与非正规照顾资源的融合。使专业养老机构、社区专业人员、物业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资源融合，做到资源互通、共享。
（3）社区照顾队伍建设（专业人员、志愿者、一般人员）和保障（资金等）措施。营造政府、社区、家庭、老年人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确保能为老年人社区照顾模式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员、资金保障。
（4）社区养治模式。社区照顾引入优质专业养老机构、引入NGO（非政府）组织，推进社区养老有效管理。
3.在完善社区居家养老问题上政府应积极作为
(1)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人，而且涉及房地产、医疗卫生、保险、储蓄、消费、劳动力市场、退休金、税收等多个领域。针对“社区老年文化娱乐设施配套跟不上”“社区要经常组织文艺活动、培训、讲座，让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等问题和诉求，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作为，要重点考虑养老因素，在土地、项目等规划设计中，尤其是在房地产开发中，要在审批规划中加入托老所规划。
(2)解决“专业护理不够、照顾不太正规”“老年人心理咨询服务等还跟不上”等问题，建议国家采取公办民营、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元资金投入和经营运作方式，兴办托老所等养老服务业，成立一个家政组织、社团组织，成立以后要对其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技能和素质，从而达到家政护理、居家养老的条件。
(3)政府应积极为托老所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尽快将托老所纳入相关法律体系，以解决“养老金太少、老年人福利保障、医疗保障有缺口”“读老年大学社区应出学费”等民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