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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艺术的保护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弘扬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其保护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任何文化项目或是艺术作品。各国的非遗保护措施不同,但都以政府主导为主,成本较高,但保护效果较为显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保护形势除了保护项目本身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加大人们“文化自觉”意识来达到真正的长久保护效果。
但与其他国家的保护情况不同,我国在非遗保护上还属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的非遗建立的四级的保护机制,但存在着国家重视地方忽视的困境。非遗保护多依赖政府的扶持,长期处于“输血”,还没有具备独立的“造血”功能,我国非遗想要发展起来需要在保护方式和机制上进行创新。
设计与非遗的关系
设计,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而非遗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展现的正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虽然我们的设计展现的是现代文明,我们试图在我们的作品中摆脱一切传统的影子,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传统文化如影随形,影响着我们今天设计的方方面面。因此,从本质来看今天的设计和非遗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设计想要服务非遗是具备非常好的先天优势,设计和非遗艺术之间可以快熟的转换,通过现在设计去包装非遗艺术,展现非遗之美,甚至使传统的非遗具备现代的魅力,都是对非遗保护方式的一种探索。
设计服务非遗的保护方式
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推动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明确提出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非遗文化通过设计走向一种生产性保护是符合发展潮流的保护方式。
而作为设计来说,非遗的产业化保护道路并不是一两个单一作品能解决的,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从非遗传承问题,到非遗作品缺乏现代市场,到全民的保护意识提升,都需要在保护方式中得到较好的处理。因此,提出设计服务非遗,必须与高校设计艺术教育相结合,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1. 建立非遗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
高校作为国家人才的培养场所,引入非遗文化,可以在年轻人中传播传统文化,为长远的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直接提高一代人文化保护意识,为后期非遗设计作品提供较好的社会平台,特别是对高校设计艺术学生的宣传中,挖掘更多人才投入到非遗保护的行业中来,直接解决目前非遗缺乏传承人的问题,逐渐转变全民对非遗的刻板认识,形成“文化自觉”意识。
2. 建立非遗文化的研究机制
高校的设计教育围绕现代设计为主,而非遗作为我们的宝贵财富完全具备研究和发觉的价值。在高校设计中成立专门的非遗研究机制,对现有非遗艺术进行整理归纳,一方面是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做好记录保存工作,另一方面借助高校设计教育的研究优势,对我们的非遗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也是中国特色设计如何体现的一种研究方向。无论是对非遗保护还是高校设计教育都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3. 建立非遗文化的再设计平台
在研究的基础上,为了做到非遗的“造血”必须要能对现有非遗进行包装推广和再创造。在高校设计类师生和非遗传承人的相互合作中,可以依托高校设计师生的现代思维,加上传承人的技术支持,对传统的非遗作品进行重新的设计,从作品的使用功能,到花色图案的再变形,甚至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引入,都是在保留传统非遗精髓前提下,使非遗作品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为非遗作品创造新的市场。从政府依靠,走上自主自足的道路。
设计服务非遗方式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设计服务非遗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实际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首先,非遗与高校设计教育的合作,从长远来看优势明显,但就目前非遗的分布情况很多在乡村,高校资源比较匮乏,在实际的合作开展上具备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前期准备周期较长,经济效益较慢,会大大影响非遗传承人与高校合作的热情。其次,非遗名目多,依靠高校的研究和开发力度,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从少数做起,并不是一种能完全通用的保护方式。在实际运作中还需高校、非遗传承人及地方三者合作才可有效开展。
总 结
非遗保护工作是我国文化保护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先阶段多种形式的尝试都是对走出中国特色的保护方式的一种探索。而设计作为一种能创造较高社会价值的服务性行业,与非遗的结合先天优势明显,后期发展具备无限可能,因此,设计服务非遗是一条非遗保护的有效途径,值得推广。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社区教育
玉泉区是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发祥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行政区域,承载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故本文以呼和浩特玉泉区为研究对象,从考察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入手,引入社区教育模式,为玉泉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个新思路。
一、玉泉区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玉泉区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按照我国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划分,可分为:(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包括;王昭君传说、月明楼的传说、四眼井的传说、御泉井的传说和皮裤裆街的传说等;(2)传统艺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包括大召壁画和小黑河南台什村民间山曲;(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包括: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艺、“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梦回元古》皮囊酒壶制作工艺、《梦回元古》皮雕艺术花瓶制作工艺、民间木嵌技艺、传统银奖制作工艺、铜匠、手工皮毛制作工艺和王一帖膏药等;(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包括查玛、西水磨九曲灯和走山登高民俗传统;(5)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大盛魁行商文化、青城德兴源烧麦和庆春园肉油旋制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的保护应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建立保护名录、民族之方式、以学术研究带动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保护传承人、多元文化教育方式。”目前,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保护和开发的初级阶段,尚未完全进入具体传承阶段,玉泉区已建立非遗保护名录,截至2013年,玉泉区文化局与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合作,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了对与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汇编工作,并出版了《呼和浩特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汇编]》一书。该书整理了玉泉区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传承人、生存状况、保护措施和申报情况,为下一步非遗的保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据笔者统计,玉泉区现有的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9项非遗还处于收集整理阶段;仅有9项有传承人并采取了产业化的模式经营;4项基本并没有保护措施,甚至4项没有保护措施的非遗中,3项非遗已面临濒危的生存状况。所以,对玉泉区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要刻不容缓。除此之外,笔者了解到,玉泉区现阶段正在准备重新撰写《玉泉区志》,其中对非遗也将进行整理和记载。上述玉泉区对非遗的保护尚不全面深入,缺乏动态性和系统性,甚至由于某些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文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如果对某种文化进行比较优质的保护和开发,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种文化以最能融入人们生活的方式传承下去,为世世代代人所学习和创新,使其与本民族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就扮演着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从根本上来说,非遗的保护和开发是为了文化传承。教育传承不仅能引发对民族活态文化的再认知,促进民族传统文化整合发展,而且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非遗的最佳形式。”
二、玉泉区“非遗”的社区教育保护模式实施的必要性
通常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社区教育)三个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家庭结构和教育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代文化压过传统文化、经济资源代替文化资源,而且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家庭教育面临着由父母教育转变为隔代教育,文化的传承也就面临着断带的危险。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一种文化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显然,家庭教育已不能够满足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同样学校教育也并不如人意,“随着应试教育的价值导向、整齐划一的课程设置和脱离现实生活的教育模式以及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宗教性、内隐性和群众性特征,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出现传承目的敷衍化、传承内容碎片化和传承过程形式化等问题”。
总之,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途径就应定位在社区教育中。首先,社区在一个人的一生的文化习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社区教育在地域上涵盖了家庭和学校教育;在内容上补充了家庭及学校教育的不足;其本质与家庭及学校教育一样都是为了充实人的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健康全面成长。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利用的目的,不在于‘对’非遗进行守护,而应该在‘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守护和创造人类丰富生活之中得以发现”。而社区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给社区内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全体居民,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多样化的教育机会,满足他们的教育学习需求。在满足其教育需求的同时完成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从这点看非遗保护与社区教育发挥着共同的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发展。
总的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离不开社区教育,文化的保护要注重文化土壤的培养和培育,如果离开了其所产生的地域,其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振兴就无从谈起。因此,要从社区的实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要立足于本地,服务于社区,选择和设计适合本社区非遗保护的教育模式,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充分体现地域特色。这样才可以说是找到了文化保护的源头,而不是断章取义。另一方面,社区教育也同样离不开非遗,尤其是在文化资源,特别是非遗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与非遗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扶持。 玉泉区非遗社区教育保护模式的实践途径
社区教育作为非遗保护的一种模式,既包含了传承人的保护又包含了多元文化教育模式。为了实现非遗在玉泉区能够完整的、生态的、持续的、动态的保存下来并传承下去,形成比较适应当地的、本土的又不片面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模式,玉泉区的社区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
1.挖掘社区教育新资源
社区教育资源涉及其教育内容,教育主体及教育形式。之所以选择社区教育来对非遗进行保护和传承,是因为它能够更好的调动并整合社区内和社区外的资源,那么为了更好的保护非遗,社区教育可以通过挖掘本地区社区的非遗教育资源来丰富社区教育内容。在非物质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玉泉区,社区教育应该被赋予新的内容。
首先,充分利用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中心。玉泉区有两所社区学院,分别是小召街道办事处・五塔北街社区科普大学和内蒙古老年大学大南街办事处小西街社区分校;此外,玉泉区拥有其小西街社区于2010年6月14日与呼和浩特市广播电视大学联合成立的社区教育学习中心等社区教育资源。应把两者作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场地。
其次,把非遗传承人作为社区教育人力资源纳入社区教育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一般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承、延续和发展的。”所以,非遗在融入社区教育的过程中,传承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样不仅可以在经济生活中对传承人进行支持,还能在精神上给与鼓励。以此为非遗的传承人提供了更好的传承空间和传承条件,使其的传承更便利,还能够提升其社会声望,并实现其自身价值。
再次,挖掘玉泉区中23项非遗中包含着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及其传承形式。在此基础上,社区教育应把非遗的内容融入到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中心的课程设置中,丰富社区教育内容。社区教育内容可分为:职业谋生型、文化消费型和主体发展型。那么,玉泉区的非遗可按社区教育内容类型一次予以补充和充实。如针对职业谋生型的社区教育内容可融入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艺、“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等技术培训;文化消费型内容可融入传统艺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的学习;主体发展型内容根据社区居民的自身发展需要融入相应的非遗内容。这样社区教育在内容上保护了非遗。
此外,玉泉区的非遗在融入社区教育内容和形式中时,最重要的是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需求层次,不同年龄有不同的需求。因此,社区教育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来引入其非遗内容,如针对青少年,设置讲述民间传说的方式去了解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样会对其更有吸引力;针对老年人设置一些有关民间医药相关的非遗课程,包括“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和王一帖膏药等。这样通过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完成非遗在社区教育模式下进行保护。通过上述种种方式,不仅避免了社区教育形式过于僵化,内容缺乏吸引力的情况出现,而且可以让社区居民体会自身文化的魅力,认同并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
2.多元文化整合
玉泉区是由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汉族等民族构成,所以其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既有民族传统文化的脉络,有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玉泉区之所以选择社区教育来保护非遗,是由于社区教育能够在其本身的系统化之上,建立对民族文化整体化、系统化的保护,而不是断裂的、分散的技能培训。韩红杰也认为教育应该形成一种具有生机的传统文化整体氛围的浸润,不能仅仅把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定表现形式和手段割裂出来进行技能型的培训。由于这种教育太偏重形式,受教育者很难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么作为一种比较系统的非遗保护模式,一方面,社区教育完成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整合,实现非遗文化的纵向发展;另一方面,社区教育可联系玉泉区各个社区内外各种资源,不仅可产生非遗自身力量的保护,还能借鉴其他地区非遗的保护形式,完成非遗横向发展并实现文化创新。不仅如此,社区教育可整合或融合玉泉区各民族文化,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促进玉泉区内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发展,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
3.充分利用社区的文化传承场
非遗的保护离不开传承,而传承又离不开传承方式和传承场,那么社区教育作为一种传承方式,针对不同的非遗形式,要选择符合它的社区中的传承场,如大召壁画作为一种非遗,它的教育传承场当然要在大召寺进行,因为只有在寺庙中这些非物质文化才能够表达出他们的真实面貌。此外,仪式作为一个传承场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祭祀仪式,都可以通过仪式进行非遗的教育,使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涵着的优秀民族宗教信念和价值观,挟着本民族的各种深层心理与精神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深入人心。
总之,对拥有多项非遗的玉泉区而言,把社区教育引入其中,在保护非遗的同时,不仅能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使不同民族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借鉴与融合,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并创新传统的民族文化。又能丰富社区教育内容,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新局面,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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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拟人化;体育非遗;信息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发达,商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同质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拟人化就成为商品宣传的重要手段,也就是通过将非人对象赋予人格的一种营销方式。拟人化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譬如众所周知的“熊本熊”就是日本熊本县的代表,或者是旺仔公司的小男孩的形象,还有对国家的拟人化,比如“母亲”“阿中哥哥”等,许多研究都显示这种拟人化的推广方式大受人们喜爱。对于传统体育非遗项目来说,项目众多,且有些项目处于边缘地区并逐渐消逝,经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并没有对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拟人化的研究,已有对体育非遗传播的研究都是在学校、媒体等领域,因此,本研究对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拟人化分析,为使在体育非遗项目发展研究中提供新的视角,也希望使体育非遗、我国的传统文化得以重新开花。
1何为拟人化
拟人在语言中是作为一种修辞方法而存在,就是将事物赋予人格,让原本不具有人的行为和特征的事物变成具有人的外表、个性或情感的形态。[1]由于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同质化商品繁多,为了凸显自我商品的特征,很多企业就会将拟人手法用于营销策略中,将人类的特性、动机、意向或心理动机赋予非人对象,令其被看作是有生命、有知觉的人的过程[2]即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拟人化的对象非常丰富,可以是真实恶动物、植物、其他物件,也可以是想像出来的包括宗教角色等,唯一的特点是它们是非人类,也就是使非人对象具有人的特征、状态和心理。[2]近年来,拟人化的营销方式大受追捧,拟人化的营销也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产生于“饭圈女孩”的“阿中哥”即是对中国的拟人化,各类官方媒体也频繁以“阿中哥哥”“阿中”等来称说中国;或是在疫情期间在网上迅速刷屏的一副漫画《全国美食为热干面加油》,通过将各个地方的美食拟人化来代表中国的各个地区,用熟悉的味道唤起大家的温暖与爱。这种拟人化的营销方式对于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一个产品被拟人化以后,消费者将会耗费更多的精力去搜寻关于产品与外观属性相关的信息,[3]产品形象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起着关键作用,[4]因为当人们感知到一个非人主体是有思想的时候,他们更可能把这个物体当做一个值得付出感情来关心的道德主体。[5]学界普遍认为拟人化营销会对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的认知、态度、行为等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说,通过这种拟人的外部形象可以拉近消费者与品牌间的距离,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喜爱程度,增加人们的效能感,增强消费者和品牌的情绪联结,提高消费者的积极情绪以及让消费者对品牌产生更多的有利归因,最终转化为更积极的品牌判断。[1][6][7][8]因此,相较于普通的产品形象,被赋予人类特质的拟人化产品会更容易引起人际体验,消费者对拟人化产品的购买意愿会更强。[1]这种拟人化形象的塑造和展示,会使消费者从产品或品牌中感知到人的要素,使产品成为具有一定“意图的生命力”,[6]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就由“人与物”的关系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7]从而用一种人际交往的方式建立商品与消费者之间持续的的亲密关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体育非遗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我国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国非常重视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且在2011年就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但近年来我国体育非遗的发展情况并不理想,部分项目发展濒危。体育非遗项目种类繁多,有传统体育类、游艺类、杂技类等划分,在发展过程中不免会忽略某些小众的项目,从而使其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本文基于此提出采用拟人化的策略进行体育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护,将体育非遗传承的接受者视为“消费者”,将体育非遗项目视为“商品”,进行拟人化分析。
2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的设计策略
将拟人化延伸于体育非遗项目中,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即是一种基于体育非遗历史文化内涵,根据不同的体育非遗项目的特性特点,利用新兴技术对其进行可视化操作,真实还原体育非遗项目本身使其人格化的一种呈现方式。拟人化的表现方式有很多种,有通过归纳拟人化设计情感化理论,从人格层、交互层和基本层总结拟人化设计的5种形式,即行为、角色、沟通、表情和动作拟人。[9]也有赋予非人物体人类的身体特征(例如:脸,手),与赋予非人物体人类的想法(例如:意图、意识、诸如羞愧和愉快等的次级情绪)[5]的方式。也有如形体拟人、沟通拟人或形象拟人,也可以称为拟人化的外在维度、内在维度和社会维度。[6]本文将基于外在、内在与社会维度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也呼应了文化的三层次理论。
2.1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设计的外在维度
拟人化角色设计的外在维度,也即造型设计,需要包含角色的身体结构、表情和服装等方面,因此,一个使人们印象深刻并符合整体项目风格等设定要求的拟人角色,需要在这些方面展现出拟人的元素。[10]对“消费者”来说,人物造型并不是单纯的身体,它需要给人一种印象感,能够从视觉上激起人的认识和探究的兴趣。[11]首先,识别性是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形象的最基本的要素,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形象因其的项目类别、理念的不同,所设计的角色形象及造型也应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因为角色形象作为视觉识别系统的基础要素,是受众识别不同品牌的重要媒介,要具有与其项目相对应的独特风格和视觉特点。[12]其次,对于体育非遗项目角色形象设计应在其项目的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本项目进行设计,从而让“消费者”可以看到的角色形象符合其项目所要传达的理念。在角色的核心形象塑造上,创意要素要来源于与项目相关的文化、地域特点及背景等。比如说可以将中国元素与传统体育非遗项目自身的特点相结合进行创作,在角色的表现上可采用传统水墨画法(白描、工笔等)、穿衣风格上可着中国传统款式(旗袍、丝绸、唐装等)并使用传统纹样(云纹、锦鲤、龙等)、搭配传统配饰(流苏、刺绣等),使体育非遗项目的拟人形象极具东方美学特色。
2.2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设计的内在维度
体育非遗项目的角色形象塑造的内在维度是更深一层次的拟人化表现,这一层面主要是赋予其人物个性和故事。首先,在各个体育非遗项目的角色形象创意思路与其项目相关联之后,在进行拟人化设计过程中,每个项目的人物角色要拥有自己的特点与个性,让受众感受到体育非遗项目的角色形象如真实实体一样与受众生活在一起。[14]可以将中华文化纳入进角色个性中,如仁、勇、乐、智、雅。同时,其个性也应设定符合其项目的特点,[15]比如舞龙类的体育非遗项目角色可设置为活泼、开朗的龙形人的形象。因为项目角色的个性就是项目的内在价值,与项目的精神价其次,每个人物角色设计要有自己的背景故事,体育非遗项目角色形象的由来也需要营造如身世般的故事,而故事内容要与个性设定相呼应,使体育非遗项目的角色形象呈现出生活化的面貌,从视觉静态转变为多变的动态,让人感觉到一种真实感。
2.3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设计的社会维度
当然,对于体育非遗项目的拟人化角色形象塑造不仅仅是在外部特征方面赋予其人的表征,还应通过拟人化沟通赋予角色以灵魂,反映不同项目的个性。[7]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情感,因此,拟人化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其角色加入人的思想情感,不只是角色性格上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角色可以按照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事务及生活。[9]包括项目拟人化角色与“消费者”之间的拟人化沟通,还有与项目相匹配的拟人化社会角色。首先,在拟人化角色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中,目前被学界较为广泛地进行研究的拟人化角色为伙伴角色与仆人角色。比如手机中的“Siri”和机器人“天猫精灵”即是一种仆人化的拟人角色,而对于体育非遗项目的拟人化来说,最理想的状况是“消费者”将体育非遗项目视作亲密的伙伴,即一种伙伴角色。当体育非遗项目被拟人化之后,体育非遗项目将不再是客观的物体,生动性的拟人化赋予了其与“消费者”之间朋友的关系。其次,当体育非遗项目实施拟人化时,“消费者”还会将其认知为人类个体,在此基础上根据“享乐型”与“功能型”将其拟人化形象分为“热情型”和“能力型”两种类型,[16]比如米其林轮胎一开始的“轮胎人”的形象是属于“能力型”,随着发展逐渐演变为“能力型”为主,同时与“热情型”相结合的模式。所以在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角色设计中,也应根据项目类型的不同,应该有所侧重,比如游戏类体育非遗项目的角色拟人化设计可以以“热情型”为主的二者相结合的模式,而武术类则以“功能型”为主的二者相结合的模式。最后,在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的发展方面,首先由于体育非遗项目众多,因此当各个项目拟人化之后,不同的体育非遗项目之间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朋友圈,可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国东方IP,譬如漫威系列IP、迪士尼系列IP等。其次,可以将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用于游戏APP的创作中,譬如日式妖怪卡牌类手游《阴阳师》、水墨风跑酷类手游《忍者必须死》等,从而让体育非遗项目的拟人化创作真正的可以“回流”,吸引更多的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所以,体育非遗项目的拟人化可以以伙伴关系的形象出现,可以展现“热情型”或“能力型”形象,通过不同形式的拟人化后发展方式从而触发“消费者”对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的态度。[17]因此,体育非遗项目通过拟人化的模式,可以拉近项目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但是拟人化的根本目标是向“消费者”传播项目的核心价值,所以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必须与项目的定位相符,基于项目的内涵塑造拟人化的形象。
3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的影响
3.1积极影响
首先,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可以带来很好的宣传效果,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因为,当把体育非遗项目这样的复杂客体进行拟人化创作时,大众与体育非遗项目之间的互动方式就由“人与物”变为了“人与人”,使体育非遗项目更具亲和力,提高人们对体育非遗的理解和认知,更好的满足了人的社交需要,可以促进更多的人了解体育非遗,将文化传承落到实处。其次,体育非遗的拟人化形象不仅会加深受众的印象,提升其对非遗体育项目的好感,还可以提升受众对体育非遗项目的信任;另外,拟人化还有助于建立起受众与体育非遗项目之间的情感纽带,进而提升受众的学习意愿。
3.2消极影响
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比如拟人化时某些不恰当的特征和设计都会影响拟人化的效果,而对于体育非遗项目来说,由于体育非遗项目所具有的历史性和代表性,所以当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拟人化时就更加需要对每个项目的知识、历史背景的准确性等要求都要非常的严格,每一处的细节都要通过查阅文献进行考证,体育非遗项目拟人化角色形象的性格、服饰、配饰、颜色使用等都需要完美地贴合体育非遗项目本身。因为在受众心中,拟人化后的“人”就等于项目本身。因此,必须在增强体育非遗项目趣味性的同时,还要保证体育非遗项目的历史知识和独特个性的严肃性,防止过分商业化从而让体育非遗项目的传统文化过度娱乐性。这就需要打造精品且专业的创作团队,讲好中国故事,形成独具特色的IP。
4结论
关键词:非遗;文化传承;创新研究;校企合作
广东是我国四大制鞋基地之一,位居沿海发达城市,地理位置的优越,省外、海外品牌纷纷入粤,使广东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鞋都和鞋业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有“中国十双鞋,广东有其五”“全球十双鞋,广东有其三”之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广东鞋的踪迹。但无须讳言的是,广东自主品牌及产品的研究及创新工作做得相对有限。近些年来,广东制鞋行业正奋起直追,着力加快品牌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创新,要创新就要有新的技术和艺术灌入其中。非遗创新,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聚焦非遗与时尚融合之美,推动非遗活化传承、价值转化的过程。作为时尚之都的广州,助力文化产业新发展是当下发展的重中之重。今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省级非遗工作站申报工作,其中服装服饰工作站落户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非遗工作站(服装服饰工作站)应运而生,将深度整合时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通过非遗文化赋能,优化提升全产业链,促进跨界合作,形成多业态、跨区域影响力,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融合发展。制鞋行业作为服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品牌建设及产品创新等方面有重大突破。
1价值所在,引领国潮
1.1应用价值
要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融合,以文化产业为载体,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改造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式,提升广东制鞋在中国乃至世界制鞋行业中的主导地位。使我国制鞋行业一改往日低端、廉价的加工状况,能够健康、飞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以传统文化催生经济转型发展,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具有很好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近几年,随着我国在传统文化的大力推广下,国潮品牌应运而生。其设计理念将本国文化、元素添加在设计中从而形成。广东制鞋紧抓社会发展命脉,经过多年发展和培育,现已形成非常完善的皮革、制鞋产业链。据中国市场调研在线的中国女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显示,虽然我国制鞋行业受欧美市场受金融海啸影响进口数量下降,而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日益旺盛,所以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制鞋市场仍将呈现迅猛上升的趋势。而广东,作为我国制鞋行业引导国内潮流的重要基地,接受最新国际流行讯息以及时尚元素的重要城市,企业对设计水平的发展非常重视,品牌建设更是行业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展趋势。产品升级、品牌转型、发扬传统文化,无疑未当今鞋类设计师提供了很好的设计灵感,产品遵循在不同品类或风格的鞋产品当中,融入中国元素,既展示出新时代鞋靴个性的一面,又发扬我国传统文化。
1.2学术价值
目前在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已经融入各行各业。广东制鞋产业链以达到全国领先的生产制造水平,年产品出口总值远超越其他生产制造国家,如印度、越南、巴西等国。而在设计与文化引领方面,国外一线大牌仍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制鞋业没有形成属于本国独特的文化创意,加之当前本土鞋类优秀设计人才紧缺,中国鞋类设计环节较国际一线品牌有明显欠缺。如何打破设计环节,打造属于中国的鞋类世界品牌,广东制鞋行业的转型与升级是发展必然趋势。提高整体制鞋产业链,向全球制鞋产业链上游迈进,是广东制鞋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品牌建设、产品研发设计是目前广东制鞋企业迫切需要加强培育的方面。随着新时代文化创意全球发展的步伐,呈现以传统文化为主导,以产品创新创意为主要导向的发展现状。本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创新精神”的宗旨,以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传统制鞋行业转型升级,对广东制鞋行业的资源整合、技术创新、文化素质提升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非遗文化传承下广东地区制鞋行业设计目的、开发方向与工艺技术等问题,行业、企业以及高等教育制鞋专业进行研究探讨,有利于转变当今制鞋行业“模仿”设计现状,努力推动和发展广东制鞋行业产业升级,企业转型。同时,依据企业、社会需求,对高等教育鞋类专业提供行业需求,从而提高专业教师综合素质、教学质量,有利于高职、本科等鞋类设计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好的培养适合新时代企业需求的高级专业人才。
2行业快速发展,引导新型人才
制鞋行业属于工业密集型产业,而中国在全球制鞋行业中一直处于生产大国、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其鞋类产量、出口产量和消费产量分别接近全球的60%、70%和20%。中国鞋业的发展,可以说为全球鞋业消费市场提供了来源稳定的产品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鞋业发展的外溢效应,为周边国家依托中国鞋业强大的供应链从而实现鞋业快速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但中国鞋业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其自主品牌及产品的研究及创新工作做得相对有限。基于此种原因,借助文化创意的全球化兴起,越来越多的原创品牌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兴起,而要独特,就要创新,要发展中国制鞋行业,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将两者紧密结合,提升广东制鞋业的同时,提升全民文化素质水平,创造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就要了解鞋靴,了解鞋的各个构造以及从鞋类演变的历史开始。要发展就要创新,无论是从工艺技术创新,还是造型设计创新,只有根植我国传统文化,汲取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精华,才能彰显中国鞋靴设计师的人文情怀,并由此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鞋靴品牌文化产物。目前,国内对于鞋靴文化的整体发展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学者,以及研究纺织服装学的学者对此都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鞋履艺术在现代鞋靴设计教学的应用研究》温州大学,刘阳,硕士论文,2018年;《论鞋靴设计中传统文化的运用》温州大学,顾任飞,中国皮革,2013年06期;《继承传统文化与鞋类时尚创新》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彭艳艳,西部皮革,2011年21期。但专门研究非遗文化并应用到鞋靴产品当中的机构、学者或企业还相对较少。在企业方面,设计师具有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使命,是一切文化作品的创造者。只有顺应时展,不断通过新品理念、产品质量、产品特色、产品服务等方面提升品牌产品价值,这就要求鞋类设计师既要有丰富的鞋产品技术设计能力,又要掌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审美,同时,鞋类产品必须符合当下时代的审美产物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技术与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与现代科技等之间的关系,设计出代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潮品牌产品,向社会展示创意转型成果。在院校人才培养方面,随着市场整合、消费者需求的提升,使得制鞋行业从早期的培训机构上升到中专层次的《皮革制品设计专业》、高职层次的《鞋靴与工艺设计方向》等,以及本科层次的《皮革专业》、《鞋靴与皮具设计方向》,至现今《鞋屡设计》研究生方向等。教学层次不断提高,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逐步细化,涉及鞋靴工艺制作、鞋靴款式设计、鞋靴样板设计等分门别类的进行高等教育教学。依据不同层次鞋类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从技能型专门人才到设计类创新型高级人才,通过院校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该层次教育教学过程中基本理论知识,基本素养,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以及在鞋靴设计当中给予创新,为根除中国鞋靴设计的一味模仿、抄袭现象提供有力依据,为高校鞋类专业及制鞋企业培养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保护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新一代鞋类设计人才,给予有益意见。
3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共赴新时代
企业发展是高校教育的风向标。近年来,职业性院校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提高院校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增强高校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学校为主,企业参与教育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多方位合作办学等模式。如:企业管培生合作、学生就业合作、订单式培养、冠名班合作、名师工作坊等。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劳动者。对于广东制鞋而言,早期的样板师已退出时尚设计舞台,成为幕后支撑的主力军,而鞋靴设计师更多为年轻、潮流的90后、00后,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汲取时尚新理念,将制鞋行业引领国潮达到创新设计新高地。
4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一个国家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在研究和传承前人文化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然而即便如此,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遗资源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多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因此,在加强保护非遗工作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将非遗文化资源、文化传承引入行业建设当中,力争通过自己行业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现我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从广东制鞋行业着手,挖掘并深入中国非遗文化特色,结合院校人陪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为努力推动或发展广东省乃至中国制鞋行业的发展里程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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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中央、地方两重天 文化课“卡住”传承人
2012年的艺术类高校招生考试中,非遗专业的招生情况各学校不尽相同。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不同非遗项目当前的不同境遇,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院校所享政策和教学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与此同时,也有着共同的问题和烦恼。
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今年首次招收黄梅戏、梨园戏、粤剧、闽剧4个本科专业,这4个专业连同豫剧专业共计划招生38人,考试内容主要有唱、念、做、打综合测试,戏曲人物分析、戏曲常识(笔试),简谱视唱,剧目片断表演、命题生活小品等。目前,该校的专业已涵盖京剧、昆曲、粤剧三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种,同时包括越剧、黄梅戏、歌仔戏、梨园戏、豫剧、晋剧、闽剧7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种。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中国戏曲学院就免收京昆表演、多剧种表演及京剧器乐专业学生学费。今年,为鼓励考生报考非遗剧种专业,多剧种表演(黄梅戏、梨园戏、粤剧、闽剧、豫剧)专业方向也实行免学费政策,免学费专业方向的招生人数达118人,占2012年招生总人数(515人)的22.9。另外,根据该校招生简章,2012年专业免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辽宁、福建、山西、浙江、山东五省中国戏曲学院生源基地推荐的戏曲表演、戏曲器乐优秀中专毕业生,按比例给予专业免试;对国家二级(含二级)以上演员、演奏员报考中国戏曲学院相关专业的,给予专业免试。这些政策,同样照顾到了非遗专业。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业2012年计划招生20人,其中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专业主要针对黑龙江地区非遗传承人进行培养,考生必须是黑龙江省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本民族考生,需提供项目证明原件、传承人认定书、户籍证明、学校或单位的推荐信等,用以证明传承人身份。两个专业方向同属音乐学专业,考试内容主要包括传承技艺表演(民族器乐、民族舞蹈、民族说唱等民族艺术)、模唱、节奏模仿等,要求少数民族考生必须具有一定的非遗传承技能,要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声乐演唱或回答问题。在优惠政策方面,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对家庭困难的学生,给予学费减半的照顾。
北京城市学院2012年起也将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学校将把老北京传统手工艺老艺人请进学校,采取艺术家和学校联合培养的模式,努力培养出高学历的非遗传承人、手工艺者。入读该专业的学生可同时享受课堂教学和老艺人“师傅带徒弟”的工坊式教学。
就招生情况来看,中国戏曲学院和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成立于1950年的中国戏曲学院是我国戏剧表演、理论人才培养的重要单位,形成了教学、实践、科研、创作“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虽然一些非遗专业是近些年开设或是刚开始招生,但随着更多人关注民族传统艺术,加之中央院校的品牌吸引力,京剧、昆曲、粤剧等专业报名人数不断增加,今年招生人数与去年持平,并没有增加录取名额,因此生源较充裕,竞争更加激烈。
虽然是教育部批准的重点专业,并设有硕士、博士点,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业招生情况并不理想,曾经有过报名人数少于招生人数的情况。2012年计划招生20人,报名的只有23人,其中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非遗传承人更少,只有7人。面对如此情况,谈到招生问题,该学院副院长郁正民情绪也难以高涨。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居住较为分散,人数较少,一些非遗传承人居住地基础教育条件差,很多人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也都把孩子送到城市里读书,孩子从小学、初中开始就离家求学,对民族传统文化、技艺缺乏正确的认识,并且有些地区文化氛围不够好,文化站、艺术团较少。虽然政府对少数民族有经济、生活等方面的补贴、照顾,但这些无法吸引年轻人去学习和传承民族艺术,加之一些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况也并不是很好,更使得年轻人觉得学传统技艺不是一条好的求生之路,对传统文化重视不够。这些都影响了学生进入高校学习非遗技能的积极性。更令人无奈和痛惜的是,每年考生中都有“身怀绝技”的非遗传承人,但这些传承人文化课基础较差,根本达不到分数线。如有一位考生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弟子,专业基础优秀,但文化课只考了170多分。学院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展示完“绝技”,然后又回到曾经的生活中。大学依旧是遥远的梦。
考生专业优秀,文化课基础差,已经成为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非遗专业招生的一个主要矛盾。郁正民希望能够出台相关的政策,解决这一矛盾,让更多优秀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傅谨也指出,传统技艺的传承和普通文化教育不能一并去理解。必须文化课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学习传统艺术技能的理念是错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有丰厚的文化传统,通俗地说,唱戏、做手工艺和读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思考:专业开设需谨慎 政策、师资最关键
据统计,我国传统民族艺术中,光是损失的剧种已达130多种,占戏剧品种总量的35%左右,一大批传统文化艺术面临后继无人、流失消亡的危险。非遗保护传承人才缺口大,根据相关部门的研究,在“十二五”期间,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人才的缺口就有10万人之多。艺术类高校开始关注传统艺术教学,开设非遗专业,对非遗传承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专家提示,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丰富性、传承技法的复杂性,相关专业的开设一定要谨慎,否则就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高校培养非遗传承人,解决核心课程的师资问题很重要。核心专业课必须请高技能传承人教授,才能保证教学质量。”
“没有好的师资、没有科学合理的课程安排,就搞非遗专业教育,只能是‘赶热闹’。师资中一定要有了解非遗相关政策、保护方式方法的专家,也一定要结合学校所在地区非遗项目,请非遗传承人进学校教授专业课。”
傅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都强调了非遗专业开设,师资是重中之重。同时,这也是高校面对的一个难题。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就面临这样的困难。非遗专业的公共课利用院校已有师资进行教学,专业课每周4学时,学习传承技能,专业课的师资都是学校请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来校教学,学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传统技艺。但一些非遗传承人居住
在偏远的村寨,很难定期来校教学,目前的政策,也不允许学院将这些“教师”长期留校教学。不稳定的专业课师资队伍对教学影响很大,没有教师的专业课,学生只能相互学习或自学。另外,一些偏远地区的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思想较为保守,还保留着技艺只传本姓不传外人的传统习俗,不愿开展教学。为动员老艺人打破家族壁垒,更好地传播民族艺术,学院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过程非常艰难,但也逐渐有了一些成效。年轻人不再重视传统技艺,家族式的传承面临严重的危机,学校一方面可以找到愿意学习传统技艺的生源,一方面也为传承人提供了经济来源,解决生计问题,逐渐得到了传承人的认可。郁正民认为,没有政策上的倾斜,这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困难。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也在想办法自己培养教师,争取让相关专业硕士毕业生留校,继续深造后,让他们再去培养新的传承人。高学历的民族艺术研究者、非遗传承人是稀缺的,民族文化馆等一些对口单位也紧盯着学院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一些学生毕业后就被“抢”了回去。但无论是在学校继续培养学生,还是回到原少数民族地区做非遗传承,或是进入对口单位进行少数民族艺术研究,也都符合了学校的培养目标――培养能回到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培养从事民族文化研究、教育的工作者。
招生需要政策,师资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政策。从种种情况来看,非遗专业的开展的确需要政策的关注。
“一些传统戏剧很幸运,一直备受关注,教学体系发展较完善,传承情况较好,比如京剧。但是有很多剧种、很多其他门类的传统艺术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国戏曲学院对非遗专业免学费,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学生的学费是由北京市财政来支付的,单靠学校,很难做到。这样的政策对地方政府、学校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做出了榜样,更多的学校行动起来,就营造出一种高等教育培养传统艺术传承、研究
人才很重要的社会氛围。但是,这些政府的投入和学校的招生政策,都是自发的,这一块还缺乏政策依据,只是靠大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和重视。”傅谨希望国家能够立法定规,支持公共财政投入非遗专业教育,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招生政策,使非遗教育制度化,让更多传承人进入高校学习。
郁正民建议有关部门出台文件规定小学、初中开设传承项目课程,要求学校展开相关教学,解决基础教育问题,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对落后偏远地区非遗传承人给予高考优惠政策,如降低文化课分数线、减免学费等。他认为,目前的政策,还不足以让有能力、有责任、有想法抢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传承人的单位把工作做好。以高等院校来说,政策往往照顾到一些中央院校,但是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来说,非遗绝大多数分散在各地,地方的院校反而更需要政策的支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招生、师资引进、财政投入等方面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