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音乐教育现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国外音乐教育现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国外音乐教育现状范文第1篇
一、音乐应用于孤独症儿童治疗的国外研究现状
音乐作为一种疗法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医疗、音乐和特殊教育等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国外针对音乐疗法在孤独症中的应用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音乐疗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中，例如英国医生JulietteAlvin首次将音乐疗法引入到自闭症患者的治疗中，认为该方法能够治疗身体和情绪障碍，尤其是对自闭症儿童效果更加显著。例如AlvinWarwick（1991）研究表明孤独症患者在接受音樂治疗后，其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都有显著的提高。Thaut（1984）在音乐疗法实践中，让孤独症儿童跟随击打动作和产生的音乐，对孤独症儿童的粗大动作进行训练，对于纠正孤独症儿童异常动作姿势产生良好的效果。第三是在音乐疗法形式上的研究，NordoffpRobbinsC.提出了创造性音乐治疗，即是鼓励孤独症儿童运用音乐自由的、创造性的表达情感，有改善潜意识中的消极因素，促进患儿神经功能的恢复。Banks（1982）奥尔夫音乐疗法能够增强孤独症儿童与人交流的经验，并提升儿童注意力的持续时间。
二、音乐应用于孤独症儿童治疗的国内研究现状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国内有关音乐教育与儿童孤独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音乐教育对儿童孤独症改善语言、行为、情感等方面功能障碍的意义研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音乐教育对于改善孤独症儿童的障碍具有重要意义。龚文嘉（2010）认为孤独症儿童对音乐具有强烈的偏好，在进行音乐教育活动中，能够让孤独症儿童享受和分享成功的经验，树立起良好的自信心，为语言和社交的开展提供基础。刘进（2011）从家庭音乐氛围的角度，对音乐教育在孤独症儿童治疗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从梦滢（2014）研究认为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中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即兴的方法，孤独症儿童可以在这种音乐训练中释放自己、获得精神和情感上的满足感，对于改善患儿的情绪、培养兴趣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是将音乐教育作为一种辅助或主要方式。程虹毓（2014）对奥尔夫音乐在孤独症儿童音乐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张焱（2006）针对孤独症儿童的主要表现，提出了结构化教育和音乐治疗的融合。目的在于根据孤独症儿童内心的需要，建立起沟通交流的基础。第三种研究是希望通过音乐教育来提升孤独症儿童某一项身体机能。陈庆艳（2013）研究了音乐疗法对孤独症儿童语言发展的促进作用。潇（2014）研究了音乐治疗对孤独症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国外音乐教育现状范文第2篇
一、检索情况
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以“社区音乐教育”进行全文检索，相关的科研研究性的文献共有1589篇，其中期刊类714 篇 、学位论文有575篇、会议14篇、报纸62篇。以“社区音乐教育”主题搜索到157篇论文；以“社区音乐教育”篇名搜索到116篇论文；以“社区音乐教育”关键词搜索到45篇论文；以“社区音乐教育”主题搜索到84篇文章。
二、检索分析
以“社区音乐教育”进行全文搜索，搜索结果数量不是很多，尤其是硕博论文非常少。所以笔者接下来所分析的文章是以“社区音乐教育”进行主题搜索的硕博士论文结果。
与本文研究方向相似的文章有18篇，研究社区音乐教育的文章并不多，与西安地区相关的社区音乐教育的文献是没有的。总体来说，社区音乐教育这一研究领域还是很薄弱。
通过与文献论文的比较，与笔者论文主要有以下区别：
（一）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不同。社区音乐教育活动主要以自发性为主，作为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笔者认为本学科的研究中还相对比较薄弱，对社区音乐教育活动缺乏科学可行的理论指导。笔者论题立足社区音乐教育实际，以相关理论为研究依托，以开发实践方案为主要目的，旨在推动相关研究和社区音乐教育的发展。笔者是以曲江新区社区音乐教育为例，通过采用实地调研，访谈等形式，了解社区所设立的针对小区居民的音乐教育的形式、内容以及设施、场地等。提出了笔者对这一现状的几点建议和解决方案，以使社区居民的音乐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和优质化。
（二）研究方法不同。笔者通过走访，问卷，座谈等形式全面了解和调研。积极收集与本文相关的资料文献，认真进行研究分析，使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相互对应，相互结合。运用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统计研究法，对社区音乐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探索和实践研究。并且积极参加社区音乐教育活动，主动与社区居民进行沟通。
（三）达到的目的不同。笔者研究的新区文化娱乐设施比较完备，居民素质相对较高，音乐教育活动可开发性强。再加上笔者多次调查和参加过社区的音乐教育活动。且因社区音乐教育开展不均衡，条件不达标，业主与开发商、物业沟通不足所造成的业主的学习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现状。故需结合实际调研活动应用音乐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并结合社会音乐教育的基本特征，提出社区音乐教育推广的基本思路。开发社区音乐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结合高等音乐院校音乐人才培养的方案，设计校、区共建音乐教育活动的新常态。
参考文献：
[1]胡中立.城市社区音乐教育研究――基于上海部分社区音乐教育活动调查.[D].上海音乐学院 硕士.2012年
[2]宋艳玲.社区音乐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2009年
[3]徐璐.北京市海淀区社区音乐多元化发展现状调查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2014年
[4]李小缨.城市社区音乐课程资源开发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2012年
[5]龚娜.音乐在构建社区文化中的多维度研究.[D].中国音乐学院硕士.2011年
[6]王Z .西安社会音乐教育管理问题研究.[D].长安大学硕士.2014年
[7]马达.许冰.国外社区音乐教育的实践及其启示.[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8/02
[8]金世余.马达.社区音乐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意义.[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9
[9]宋艳玲.马达.社区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艺术研究.2008/03
[10]白娟.浅析我国社区音乐教育的发展现状.[J].黄河之声.2011/04
国外音乐教育现状范文第3篇
一、立论依据
(论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附主要参考文献)
1、研究意义
新一轮的素质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茶的进行，改革的深度和范围都在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为我国的音乐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作为我国音乐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理念的倡导下，推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同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究其根源就在于，社会音乐教育与素质教育在理念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倡导面向全民、全面发展、过程重于结果的教育理念。
XX 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从而明确了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这对于作为实施美育重要途径的基础音乐教育，无疑是个肯定。XX年7月29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目前我国的教育还存在着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陈旧，教育机制不完善，教育内容方法比较陈旧、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等等问题。我国的社会音乐教育虽然在近些年高速发展，但受到经济因素以及我国教育大环境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诸如地域发展不平衡、教育市场混乱、教育评价系统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的问题。
儿童社会音乐教育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补充, 对于儿童音乐修养及音乐学习都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但不可否认, 因为目前音乐培训市场鱼目混珠现象存在, 也使深圳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选取了部分小学及社会教育机构进行问卷调查, 希望能更加准确深入地了解目前社会音乐培训市场的现状。本文希望通过对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状况进行调研，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理论上的解决办法，并对如何解决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问题提出建议，希望为深圳市的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趋势
社会音乐教育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传统欧洲文化中，个体人的音乐素养被认为其社会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欧洲存在大量的非专业的社会音乐教育，师从于私人音乐教师学习音乐是西方音乐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绝大多数人的音乐素养的形成并非是学院式音乐教育的结果，而是来自社会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既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又是一个普遍的音乐教育现象。
苏振兴、成露霞(河北师范大学)在《论古希腊音乐教育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一文中对古希腊社会中的音乐和音乐教育有所描述:古希腊有关音乐教学的一记载最早见于《荷马史诗》。荷马史诗是当时是希腊人学习音乐最主要的教材，因此荷马成了希腊人最早的音乐教师。吴跃跃在《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概况》中写到:加拿大的社会音乐教育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增进市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作者分别对加拿大的社区音乐教育、街头音乐艺术、社会音乐考级、华人音乐活动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体现出加拿大对社区音乐教育的重视及投资，几乎每一个社区都有艺术中心，教堂在社区市民音乐生活中也具有很大的影响，街头音乐艺术更是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作者认为加拿大的社会音乐教育可以用三句
话来说:“人人需要音乐，音乐满足每个人”;“音乐教育多元化”;“社会音乐教育以提高人的音乐素质和文化修养为目的”。从中借鉴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整体水平。维尔弗里德·格鲁恩在《80年代音乐教育大讨论中的六大热点》中写到:音乐不必去美化学校生活，而应以各种音乐会和音乐活动去影响校外的文化活动和社区生活，并把校外音乐文化的各种活动(报道、展览和演出等)纳入学校工作中。
2.2国内研究趋势
目前，有关于深圳的社会音乐教育研究资料几乎没有。有关其他地区的社会音乐教育的书籍和论文有:曾遂今在《音乐社会学》中写道:音乐社会学与音乐、社会两方面均密切相关，音乐社会学一词强调了音乐，也指向了社会则明确标志出音乐与社会相联系的内涵。曹理在《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与创造意识培养》一文中通过对梁雷的音乐成长历程的描述，让家长和教师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并指出良好的环境氛围对于音乐创造意识—创造精神、创造思维、创造能力的发展有促进效应。舒泽池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中写到: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当然不是从天而降，主要基于两个条件:首先是改革开放、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其次是人心思“文”，越来越重视精神文明，重视文化品质。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蓬勃中有混乱，追求中有迷茫，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音乐教育基本上是作为专业音乐教育的附属和学校音乐教育的补充，缺乏理论的思索和独立的形式。冯效刚在《试论专业音乐教育与其他类音乐教育协同发展》文中指出:社会音乐教育是在音乐院校和普通学校以外进行的音乐教育，如文化馆(站)、群艺馆、青少年宫、音乐厅等进行的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包括群众音乐辅导、教学和组织，以及音乐表演的教育模式。王萍在《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的音乐教育》中对两种音乐教育的差别和两种音乐教
育在普通大学里可能的混淆及其后果进行了论述，提出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的音乐教育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必须妥善加以区分。长春大学的陈明大《对社会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一文从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宏观视角出发，对社会音乐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社会音乐教育者的素质要求进行了讨论;从发达国家音乐教育的启示、早期音乐教育的优越性、社会音乐教育的素质要求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陈雅先在《社会音乐教育实践的着眼点》中提出:音乐教育具有十分丰富的人文内涵，但音乐学习带有很强技术性的特点又常常导致音乐教育中人文教育内容的弱化。
因此，正确处理音乐学习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现音乐学习的技术性与音乐文化的人文教育的交融，是社会音乐教育研究的着眼点，亦是社会音乐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孙继南在《社会音乐教育—中国音乐教育40年之三》中指出:社会音乐教育，是国家整个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办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性和教育对象的普遍、广泛性，它在活跃社会音乐生活，提高了人民群众音乐文化素养，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张力元在《人民音乐》(XX，l)中发表文章《社会音乐教育与改革开放同行》文章中主要阐述了社会音乐教育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和改革开放的大步发展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罗
静(XX)在《重庆市少年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陶馨(XX)在《武汉城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调查研》;高畅《管窥深圳社会音乐教育》;甄妍妍《枣庄市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斯雯《乌鲁木齐社会音乐教育调查与研究》;胡园飞《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及对策》综合阐述了我国及各省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并提出了相应措施。
3、参考文献
[1]李凤英《学校音乐教育应该教什么?》中国音乐教育XX，8
[2]舒泽池《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人民音乐XX，12
[3]张力元《教育与改革开放同行》人名音乐XX，1
[4]斯雯《乌鲁木齐社会音乐教育调查与研究》硕士论文XX，6
[5]薛艳萍《关于吕梁市社会音乐教育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国音教网XX，2
[6]李景忠《发展社会音乐教育之我见》深圳市观澜中学网站XX，3
[7]白雪《浅谈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现状》民营科技XX，12
[8]甄妍妍《枣庄市杜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硕士论文XX，4
[9]张英豪《社会业余音乐考级研究与思考》硕士论文XX，4
[10]魏豪扬《音乐学院参与社会音乐培训的市场机会》福建论坛XX，
[11]桂平 我国社会音乐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大众文艺 XX
[12]陈燕 长春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XX,2
二、研究方案
1.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1研究目标
希望通过研究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问题对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整体产生借鉴，为丰富我国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些许参考;同时，通过我的研究引起更多音乐教育同行对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关注，从而为最终解决目前存在问题、建设良好的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大环境创造条件。
1.2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采用现场调查、文献查阅、访谈、问卷调查、个案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方法。通过对深圳市 120名学生、家长进行调查问卷，对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工商局、琴行、深圳市社会音乐教育界及小提琴教育界部分老师、个别典型家长及学生进行访谈，以及网络数据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和总结提出建议和对策。
在本次调查中，共采用了两份格式的问卷，一份针对学生和家长，另一份针对教师。调查问卷发放后，由调查对象以书面形式答卷，问卷收回后，通过整理、统计和分析，得出最终调查结果。在统计问卷调查的过程中，采用描述性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借助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软件 office 中的 microsoft excel 和microsoft word 进行电子数据处理，再结合人工分析，找准问题所在。除了无记名形式的问卷调查法，还对有关人士采用田野访谈法，通过与被访谈者的口头叙述和交流来收集所需资料，以保障本文调查内容的真实有效。
1.3拟解决关键问题
本选题以学校音乐教育为立足点来审视社会音乐教育、以学校音乐教育的教学理念来指导社会音乐教育，以便促进社会音乐教育更好的发展，对深圳社会音乐教育的培训机构和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2.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2.1研究方法
本文从音乐教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现状调查、数据调查、分析问卷为核心，运用音乐学科教学论理论，结合音乐学、音乐传播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和哲学、音乐文化学等知识，通过资料梳理、文献考查、问卷与谈话调查、技术分析、比较分析、逻辑思辨、归纳总结等研究过程，在分析大量调查数据以及非量化信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本研究论题的认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逐一分析、比较、集中不同层次所涉及的问题，最终形成本论题的认识结论。
2.2技术路线
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
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
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探析
改善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对策
2.3实验方案及可行性
本文主要采用现场调查、文献查阅、访谈、问卷调查、个案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方法。通过对深圳市 120名学生、家长进行调查问卷，对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工商局、琴行、深圳市社会音乐教育界及小提琴教育界部分老师、个别典型家长及学生进行访谈，以及网络数据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和总结提出建议和对策。
3.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目前，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音乐学习班开办的如火如茶，学生和家长们也整天奔波于各个学习班之间，忙的不亦悦乎。本篇论文主要是针对深圳市琴行培训机构展开调查研究与分析，当下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大多数社会音乐教育只重视音乐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技术应为情操服务的原理，琴行培训作为社会音乐教育的一个分支，也是如此;学校音乐教育则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培养学生，忽略了人刁’的培养。本选题从学校音乐及社会音乐教育的不同角度审视怎样更好地使社会音乐教育有力地辅佐学校音乐教育，使学生能够全面发展。
4.预期的论文进展和成果
预期发表学术论文1-2篇。
三、论文大纲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2、目的意义
3、研究内容
4、研究方法
二、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
1、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概念分析
2、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形式
3、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特点
4、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内容
5、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取向
三、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
1、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社会文化背景
2、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调研概况
2.1 调研地区
2.2调研对象
2.3调研方法
2.4调研目的
3、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简述
四、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探析
1、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主要问题
2、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问题原因探析
五、改善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对策
1、明确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功能定位
2、对社会培训机构和考级组织机构规范制度，加强管理
3、贯彻素质教育，取消导向性的政策
4、构建合理课程体系，发展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5、完善社会音乐教育学生评价体系，保障正确的发展方向
四、研究基础
1.已参加过的有关研究工作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查阅了一定数量与选题相关的文献，基本掌握了开展调查研究的主导方向，在导师的指导下，掌握了基本科研思路、方法和模式。
国外音乐教育现状范文第4篇
一、音乐人类学的定义及发展
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的音乐人类学是一门起源于欧美的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中文译名为“民族音乐学”。20世纪中期由美国人类学家、音乐家梅里亚姆（Alan.P Merriam）最早提出，早期名称为“比较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运用一般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来研究人类音乐文化，把音乐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音乐。作为新兴的音乐理论学科，音乐人类学打破了传统音乐学所关注的音与音之间的关系，而是以音乐为研究主体，在对音乐艺术进行客观描述的同时，提出了音乐”是什么”的概念，对音乐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阐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旨在更好地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和音乐行为。1980年，在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音乐人类学随之引入中国并得到了迅猛发展，几乎涉及到音乐研究的各个领域。进入21世纪，以发展各国民族音乐为己任的“多元音乐文化”观念已逐步取代了20世纪初以”欧洲中心主义论”的单一观念，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在多元共存的背景之下，音乐人类学把音乐艺术置于历史、社会等生活环境中，打破了西方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界限，从音乐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角度关注音乐文化的人类性。在立足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对音乐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认识音符背后所蕴藏着的更本质的东西，把音乐的理论意义扩展到全球人类生活的视野中。
随着文化人类学思想的渗入，音乐人类学家更加注重音乐的文化价值研究。在研究音乐与文化关系的同时，更强调对音乐自身的研究，重视对地方性知识、边缘文化知识的研究和发展，为音乐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奠定了基础。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蓬勃发展，让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两学科相互取长补短的呼声越来越高。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音乐人类学家开始探讨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尝试着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相结合，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多文化、跨文化的音乐教育，这一做法对于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普及，众多国外学者逐渐意识到音乐教育是受音乐人类学影响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他们将音乐教育的现象和问题投入历史的文化背景研究中，在多样化的背景中感受音乐教育，重视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音乐教育研究。上世纪50年代，英国涌入了大量的海外移民，同时也带来了具有特色的移民文化，使学生在学校中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音乐，使其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独创性，加强多元文化的教育体系。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在《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所提到的：“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存在的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刘沛译，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8，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专辑）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要求音乐学家、教育学家要立足于21世纪，面向世界，用全球多元音乐文化并存的思维模式，来发展音乐学科。很多国家面对这一国际潮流，都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对多元音乐文化教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试图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模式。然而纵观今天的高师音乐教育，不难发现：中国至今没有系统的音乐教育体系，教材一直在沿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音乐加西方音乐的传统模式，欧洲中心主义论一直占据主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建立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必须在符合中国国情、中国音乐发展特点、中国音乐教育实际的基础上，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关注音乐教育，把音乐教育放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这个大的背景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让音乐人类学的观点及研究方法渗透到音乐教育的方方面面，趋向于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用文化中的音乐来界定。
二、高师中国音乐史课程现状
《中国音乐史》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一门重要的理论必修课，是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近现代音乐发展脉络的重要途径。它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将每个时期颇有代表性的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流派及重大的音乐事件等史实贯穿起来，使学生在纵向理解和掌握音乐知识的基础上，横向挖掘蕴含在音乐史内部的文化价值。正如德国当代音乐史学家布洛克豪斯所说的：“音乐史研究的对象是音乐的历史，这一约定俗成的规定迄今为止还未被音乐史学家严格地遵循过。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在讨论历史的联系、各种关系和条件时，必须考虑到音乐所依据的社会、文化发展规律。”（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0）但是目前，中国音乐史在各高师院校中教学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教学现状不容乐观，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中国音乐史在音乐学专业中的基础地位。
1、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普遍存在着“重技能轻理论”“重单项专项、轻综合素质”的现象。长期以来，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过于强调技能方面的训练，而忽视了中国音乐史等理论知识的学习。很多学生认为音乐专业就是唱歌、跳舞、弹琴，对于能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素养的理论学科则轻描淡写，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使得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在课程设置、培养模式方面始终摆脱不了专业音乐院校的影响，出现了学生知识面狭窄、技能单一的尴尬局面。殊不知，要想在技能上有所突破，除了勤学苦练掌握技巧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掌握相当多的专业知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作品、分析作品。
2、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掌握音乐基本知识，形成音乐技能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较为持久的音乐行为变化过程。而学习方法是有效地将这些知识与音乐技能转化为自身知识与技能的桥梁。大多数学生学习方法过于陈旧，认为学习中音史死记硬背即可。学生上课不认真，考试前突击复习。这种心态导致学生普遍存在着厌学的情绪，缺乏主动性。在教学方法上，教师也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本文从音乐人类学的多维角度出发，透过我国高师中国音乐史教学的现状，将多元音乐文化的观点渗透到中国音乐史的教授与学习中，旨在用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多元音乐文化思维框架来构建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内容，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以增强学生理论学习的动力，推动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
一、音乐人类学的定义及发展
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的音乐人类学是一门起源于欧美的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中文译名为“民族音乐学”。20世纪中期由美国人类学家、音乐家梅里亚姆（Alan.P Merriam）最早提出，早期名称为“比较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运用一般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来研究人类音乐文化，把音乐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音乐。作为新兴的音乐理论学科，音乐人类学打破了传统音乐学所关注的音与音之间的关系，而是以音乐为研究主体，在对音乐艺术进行客观描述的同时，提出了音乐”是什么”的概念，对音乐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阐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旨在更好地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和音乐行为。1980年，在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音乐人类学随之引入中国并得到了迅猛发展，几乎涉及到音乐研究的各个领域。进入21世纪，以发展各国民族音乐为己任的“多元音乐文化”观念已逐步取代了20世纪初以”欧洲中心主义论”的单一观念，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在多元共存的背景之下，音乐人类学把音乐艺术置于历史、社会等生活环境中，打破了西方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界限，从音乐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角度关注音乐文化的人类性。在立足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对音乐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认识音符背后所蕴藏着的更本质的东西，把音乐的理论意义扩展到全球人类生活的视野中。
随着文化人类学思想的渗入，音乐人类学家更加注重音乐的文化价值研究。在研究音乐与文化关系的同时，更强调对音乐自身的研究，重视对地方性知识、边缘文化知识的研究和发展，为音乐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奠定了基础。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蓬勃发展，让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两学科相互取长补短的呼声越来越高。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音乐人类学家开始探讨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尝试着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相结合，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多文化、跨文化的音乐教育，这一做法对于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普及，众多国外学者逐渐意识到音乐教育是受音乐人类学影响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他们将音乐教育的现象和问题投入历史的文化背景研究中，在多样化的背景中感受音乐教育，重视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音乐教育研究。上世纪50年代，英国涌入了大量的海外移民，同时也带来了具有特色的移民文化，使学生在学校中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音乐，使其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独创性，加强多元文化的教育体系。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在《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所提到的：“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存在的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刘沛译，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8，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专辑）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要求音乐学家、教育学家要立足于21世纪，面向世界，用全球多元音乐文化并存的思维模式，来发展音乐学科。很多国家面对这一国际潮流，都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对多元音乐文化教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试图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模式。然而纵观今天的高师音乐教育，不难发现：中国至今没有系统的音乐教育体系，教材一直在沿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音乐加西方音乐的传统模式，欧洲中心主义论一直占据主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建立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必须在符合中国国情、中国音乐发展特点、中国音乐教育实际的基础上，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关注音乐教育，把音乐教育放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这个大的背景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让音乐人类学的观点及研究方法渗透到音乐教育的方方面面，趋向于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用文化中的音乐来界定。
二、高师中国音乐史课程现状
《中国音乐史》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一门重要的理论必修课，是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近现代音乐发展脉络的重要途径。它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将每个时期颇有代表性的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流派及重大的音乐事件等史实贯穿起来，使学生在纵向理解和掌握音乐知识的基础上，横向挖掘蕴含在音乐史内部的文化价值。正如德国当代音乐史学家布洛克豪斯所说的：“音乐史研究的对象是音乐的历史，这一约定俗成的规定迄今为止还未被音乐史学家严格地遵循过。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在讨论历史的联系、各种关系和条件时，必须考虑到音乐所依据的社会、文化发展规律。”（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0）但是目前，中国音乐史在各高师院校中教学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教学现状不容乐观，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中国音乐史在音乐学专业中的基础地位。
国外音乐教育现状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统音乐 校本教材 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兴起“新课程运动”。以此为开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逐步开始了课程改革运动。90年代初，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台湾与香港。进入90年代中期，校本课程及教材开发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国大陆少数课程研究学者的关注。
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万方数据库的模糊检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号，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检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硕博论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模糊检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硕博论文。以“音乐校本教材”为关键词能搜索到的的相关文献仅70余篇期刊文章，硕博论文3篇。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音乐校本教材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校本课程以及校本教材开发与建设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下就“新课程运动”以来国内外传统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研究文献做详细梳理及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校本教材开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课程运动”[1]。校本课程开发一词最早由菲吕马克和麦克莱伦在1973年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国际课程研讨会上提出[2]。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国家有所发展，很多国家鼓励各地区、各学校设计具有特色的课程[3]。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而针对校本教材，没有完整独立的研究，故相关少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数国家并没有像我国一样实行统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个学校甚至是教师自行选择、选编适合学校、学生发展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经历了“新课程运动”挫折后的美国教育采取分权制，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教科书的选购以及教学策略的决定，政府不能干预各州的教育事务。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有着诸多选择、改编教材的机会[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过立法、调研、协调等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出版商有权自己编写教材，学校有权选择教材，教师有权增删教材内容。美国的音乐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点[6]。而英国一直都有尊重教师专业自的传统，自“新课程运动”后采用学校普遍享有课程决策权和教材选择权，教师可主动参与课程开发，选择或改变教材，也可以决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英国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发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和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编教材，教育部也没有指定教材开发编写的固定或审定的法规。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来，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标准，就成为了全国统一课程教科书的编写依据[7]。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国外传统音乐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1.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政策
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仅仅将视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关注的内容由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态到课程实践不等，在理解层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与教学现状的矛盾与问题。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亚当代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8]一文中探讨了澳大利亚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的生存状态。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学校音乐教育对本土音乐（或艺术）的学习是匮乏的。文章通过对各州音乐教育政策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亚本土音乐教学的愿景。
较早意识到利用政策的实施来深化传统文化环境的是香港教育学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论文《保护本土传统音乐：一个在音乐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两难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化的城市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传统音乐环境逐渐被恶化，传统音乐有消亡的危险。论文通过香港传统音乐生存现状的分析，提出音乐教育实践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议。如：允许教学实践的创新，支持学生在传统音乐相关领域工作的研究等。这些建议对香港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对不同地区传统音乐在音乐课程中地位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平台和模式的改良是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一种有效途径等等[10]。总体来说，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不仅没有关注到音乐政策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也鲜有文章关注政策对于传统音乐教材的影响与作用。仅有的研究难以概括整个文化多样性影响音乐教育政策的全部内容。
2.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
芬兰西贝柳斯学院的Heidi（2000）教授论文《不断发展的实践：本土音乐教材的新视野》关注的是芬兰的本土音乐教材的生存状态[11]，以及教材在互联网教育上（尤其是音乐教育上）的应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顾了本土音乐教材的发展，并探讨其在音乐教育中的潜力与局限性。然而，该研究并无特别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资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对本土音乐教材对于芬兰音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对未来的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乐课程的重新审视》[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简单的将传统和民间视为某种音乐流派，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要用“传统”或“民间”这样的词汇对音乐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的设计中如何更好体现语言包容性的问题；更有研究者集中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编写中认知偏好的适应性策略，以及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态度的实证性研究[13]。但是该方向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教材编写的具体设计和实践问题，对于教材运用到实际音乐课堂和教学中的反馈情况也鲜有提及。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无疑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少数民族音乐实践研究
国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研究主要关注教学风格、模式、实践三个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有较强的针对性，一些建议和理念视角独特新颖、引领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认为：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应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乐。这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培养音乐教师的需要和责任所共同决定的，其本质是要将它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建构[14]。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历史上就有以柯达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他们各自所创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始终与其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密切相关，他们的音乐教材不仅在本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使用，还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音乐教育学者、教师们作为参考教材。
柯达伊曾说“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够很好的继承传统的话，我们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将会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动永存的，我们正是为此而工作[15]”。柯达伊认为“儿童的心灵纯净如水，只有真正的艺术、经得起推敲的音乐才能够拿来教给孩子们[16]”。“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调培养他们学会音乐的读写[17]”。柯达伊把音乐的感受变成身体的律动，音乐的音律变成节奏、变成了力量。他在教学手段和内容上突出民族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音乐教学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视学校音乐教材内容的选择，强调学校的教育作用。
奥尔夫曾在“奥尔夫音乐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演讲中说过：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原本性教育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18]。而只是一个把古老的精华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奥尔夫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原始的”、“基础的”、“初级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贯穿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通过肢体的活动让人们感受音乐元素，并常常把音乐训练与民族音乐教学联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乐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树立音乐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达到学生能通过学校俄罗斯传统乐曲而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目的。大纲规定：一至三年级主要以民族音乐内容为主，以“熟悉民间风俗、家乡民歌传统旋律；了解俄罗斯传统乐器、民间歌曲及传统音乐表现形式”[19]为教学目标实施民族音乐教学。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政策与教材研究及传统音乐教育传承的实践研究。研究整体上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但从整个宏观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视野仍需要进一步扩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环节。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校本课程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校本教材的开发，从教科书的“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发展到目前的“多纲多本”来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适应着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课程改革。综合目前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国内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校本教材资源开发、校本教材编制、策略等方面。如蔡伟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与统编教材应该相互借鉴补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扬长避短、尽显其能，校本教材的编写目标应该是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编写内容应看重科学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刘学（2012）在《从“以何为本”到“何以为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对少数民族校本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解决方法：1.适应社会发展状况；2.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3.充分体现学校特色；4.要促进学生的终极发展。就校本教材的资源问题。孙娇（2011）在硕士论文《校本教材应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应用现状，指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通过调查校本课程在实施中的问题，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则。凌美凤（2010）等学者认为，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没有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21]。
从已有研究视角来看，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地方音乐校本教材资源建设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视。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进校本教材》和刘小兰（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开发的价值及教学范式》两篇文章中都是将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设与实践中，寻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内涵，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爱国爱乡情感的目的。吕志明（2011）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进校园的必要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校本教材资源研究中，鱼彬的硕士论文《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西宁市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对青海西宁市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进行问题分析，根据现状为青海省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开发应用本土音乐教材给出了相应的途径措施与建议。博雅杰、杨丽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课程开发探究》，博雅杰、张波、尹爱青（2012）《影响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因素分析》与夏敏（2012）《地方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实施》《新疆中小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对策之我见》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讨论分析等方面。缺乏对具体的开发策略、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个案研究的描述。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学者们认识到学校教育在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传统音乐教育研究领域。1994年《音乐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两篇文章，拉开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理论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乐研究》第四期刊登的《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中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的观点。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赵宋光教授提出“扎根办学”的呼声得到倡导。2001年11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21世纪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深入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问题。随着各种学术会议对民族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教学实践层面的学校教育传承[22]。如由谢嘉幸、杨立梅负责的国家“九五”课题“学校教育艺术实践研究”的子课题――“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先后调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学南音比赛”、“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开办蒙古长调大专班”、“贵州省榕江县的多声部侗族大歌进课堂”等各地乡土教材的开发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活动；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学音乐组开发的《湘西民族音乐》校本教材，教材内容由当地主体民族土家族的歌、舞、乐三个单元组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戏剧音乐校本课程》，教材内容由河南豫剧的演唱与演奏组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开发的《微型音乐剧实践与音乐剧鉴赏》音乐校本教材，内容由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组成；厦门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刘瑛老师主持开发的《闽南民间音乐校本音乐课程》，结合闽南民间音乐特点设计编写了《闽南民间音乐》校本教材等。
我国多民族的独特自然环境、社会风俗、语言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民族音乐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传承危机。近年来，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得到了国内音乐教育专家们的关注。如王耀华（1997）在《福建南音继承发展的历史及其启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发展历史，并对继承这一传统音乐文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孙丽伟（2000）《福建南音进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从教学实践层面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与策略；杨殿斛（2003）《论侗族大歌音乐传承》中就我们如何把握好基础教育改革的良好机遇、如何把当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基础教育课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泽梅（2008）在《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中对客家传统乐种、剧种-汉乐、汉剧的历史发展及生存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客家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方案；伍国栋在《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指出：“中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民族音乐的青少年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23]；岳圣东等（2014）在《自贡市部分中小学开展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对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状况进行调研、探讨，分析了当下省内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中音乐课堂开设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意见与建议。国内更有不少硕博论文也在关注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如张亚利（2008）在《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总结了豫剧教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提出可行的建议；乐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乐在初中音乐课程中实践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这两种音乐形式设计了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课案进行课堂实地教学，通过多种方法手段让学生参与、实践、创编音乐活动，并邀请老艺人进课堂表演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目的是使学生从小受到本土音乐的熏陶，培养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跟踪、调查、测量以探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学习态度与音乐成就的变化，从而提出可行性建议；石莹（2015）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调查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学开展现状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学校传统音乐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数福建南音进校园活动。从1990年开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联合发文，正式将福建南音列为学生课堂的教学内容[24]。市政府还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每年举办中小学南音演唱比赛，获奖者可作为音乐特长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编撰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南音演唱的难易程度，编撰和修订中小学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泉州文化的标志[26]。
综上可见，目前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将校本课程开发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融合在一起，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较早的一些国家，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更加深入。但整体而言，国内外关于校本教材研究仍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仍缺乏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
管建华先生曾说：“乡土音乐体现了民族灵魂的本质，每个民族、国家都将立足于自身的音乐文化的历史与世界交流，并面向未来[27]”。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音乐校本课程及音乐校本教材的开发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好地方民族音乐课程资源，使其能够与学校音乐课程结合使用，更好地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服务，将是新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2]庞健：《初中弹性教学管理实践探索》，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
[3]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4]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5]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6]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7]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8] Neryl，J， & David， D. （2008）. Commission for Policy： Culture， Education， Mass Media. Bologna： [1]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8.
[9]Yip，L.C，&Scott，G.J. （2010）. Mus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Culture and Technology[C].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0] Han，R.C，& Leung，B.W.（2015）. 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1]Heidi，P.（2000）.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folk and popular music programs in Finnish mus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J]，196.
[12]Ritsuko，K.（2009）. New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songs：“Warabe-uta” in the Japanes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Artist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2， 166-174.
[13]Han，R.C.，& Leung，B.W.（2015）.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4]Wang，J.C.（2006）.Multicultural and popular music content in an America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 out of 224.
[15]甄琦：《齐齐哈尔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
[16]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7]石莹：《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
[18]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9]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20]彭岚：《湖南省初中英语校本教材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21]凌美凤：《思想政治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新课程学习》（基础教育），2010年第12期。
[22]张亚利：《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8年。
[23]伍国栋：《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国音乐教育》，2012年第11期。
[24]刘婷婷：《论福建南音的传承》，《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25]博雅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以新疆伊犁州直县市十五所中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