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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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工作搜寻；均衡理论；匹配模型；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F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5—0096-06

引言

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关系到政治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三类主要就业群体，即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以及下岗职工。其中大学生拥有较高的学历和知识，下岗职工有一定的经验和技能，而农民工由于在这几方面都相对欠缺，因此其就业情况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一方面，由于低技能使得其从事的职业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度较高，如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餐饮等行业。而随着我国产业升级的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不断减少，加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沿海用工企业可提供的岗位数量大幅减少，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另一方面，规范且系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介没有完全建立使得农民工的就业渠道缺乏专业指导，从而使其搜寻工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据《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报告，21世纪前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达到1亿人左右，且农民工数量每年仍以7%的速率增长。目前，农民工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转移难度进一步加大，制约农民工流动、就业和市民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自2004年闽东南地区在我国农民工就业市场频繁出现“民工潮”与“民工荒”现象并存的现象，使得农民工就业成为我国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

工作搜寻是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深入研究工作搜寻与匹配问题是认知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和提高就业率的关键。在阿罗

德布鲁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劳动力市场是理想而无摩擦的，即企业提供任何一个工资水平都能雇佣到其所需要的工人，同样，工人愿意付出什么努力水平就会得到相应满意的工资。这显然不符合真实的劳动力市场，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和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着异质性。劳动力市场也不会像瓦尔拉斯所假设的情况运行：在集中决策、就业和工资中，工人和企业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交点决定的市场上相见。事实上，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和企业在整个匹配过程中将综合考虑各自不同的偏好、技能和需求，且由于匹配过程并不是即期完成的，因此还有可能导致摩擦性失业。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看，一方面存在用工荒，即企业招不到工人；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大学生、失业者等就业难。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中职位空缺和就业人数没有得到高效率的配置。而20世纪80年代由Peter Diamond、DaleMortensen和Christopher Pissarides创立的以三个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命名的DMP模型为分析在存在摩擦的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的求职策略、工作搜寻强度及影响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并且为空缺职位和就业人员之间如何形成匹配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搜寻理论与工作搜寻理论

搜寻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同时，工作搜寻理论也是在搜寻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逐渐完善和成熟的。Stigler首先提出固定样本搜寻理论，并应用到商品市场的搜寻过程中，他认为，搜寻过程就是某消费者在购买物品之前，先确定拟搜寻卖家的数量，最终在一定的买家中选取最低价格的卖家以完成搜寻过程。Stigler假设信息不对称且价格离散，消费者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而不断搜寻尽可能多的商品，直到搜寻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为止，并从报价最低的卖家那里购买所需物品，这一搜寻过程被称为固定样本搜寻。

工作搜寻理论是在搜寻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其搜寻过程被分为固定样本搜寻和序列搜寻两种。固定样本搜寻模型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现实生活中，工作搜寻者寄希望于通过搜寻行为来改善福利，因此，搜寻者不会提前确定拟搜寻企业数量而会不断寻找工作直到满意，其持续时间取决于搜寻和被搜寻双方各自的偏好和他们所处环境的全部特征。McCall建立了序列搜寻模型，并用以分析更贴近实际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搜寻行为。他认为，工作搜寻者在搜寻前先确定一个保留工资，也就是工作搜寻者所能够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并以此作为搜寻时接受或拒绝工作机会的依据。若提供的工资条件高于或等于保留工资，则接受该份工作；反之，则拒绝。序列搜寻模型中的工作搜寻过程是从信息经济学中的序列统计决策理论演化而来，主要解释了工人在离散的劳动力市场中如何搜寻工作，其核心是实现期望收益最大化，并且考虑“知晓信息”与“采取行动”之间的时滞。这一理论更加贴近真实劳动力市场，因此被广泛运用于经验估计和提供政策建议。

考虑到固定样本搜寻和序列搜寻理论的缺陷，Peter Diamond、Dale Mortensen和ChristopherPissarides从均衡搜寻理论的角度出发，引人劳动力需求方——企业的行为，将其行为内生化，进而考虑企业对搜寻者行为的影响，也为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提供了基础。以Peter Diamond、DaleMortensen和Christopher Pissarides提出的匹配搜寻理论及以他们三人姓氏第一个字母组合而命名的DMP模型即工作搜寻匹配模型，该模型对认知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失业、工资水平和工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工作搜寻匹配模型的发展

（一）基本工作搜寻匹配模型

工作搜寻匹配理论系统地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性以提高工作匹配率、减少失业，并很好地解释了职位空缺和失业人口并存的现象。Peter Diamond等将劳动力需求方即企业的内生化行为引入搜寻，综合考虑劳动者搜寻工作的行为、企业提供职位的行为以及搜寻者与职位之间的匹配，将劳动力供需双方、薪资决定机制纳入模型，清楚地解释了劳动力市场转换、均衡失业率、失业持续期、薪资水平的差异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摩擦性失业的认识，同时为解释自然失业率找到了微观理论基础。

Mortensen和Pissarides将工人和企业的双边搜寻引入模型，并指出匹配均衡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第一个分支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在随机匹配和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况下，工人和职位的流动以及失业产生的原因；第二类分支主要研究了在企业提出工资报价工人搜寻最优工资的前提下，劳动力市场摩擦对工资的影响。

Mortensen拓展了对个体劳动者求职决策的研究，将失业解释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况下劳动者寻求最优工作的行为，强调了劳动者的异质性、可替代性和工作搜寻时间的长短。Burdett和Mortensen对工作搜寻和裁员失业的均衡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了劳动者工作搜寻的强度与失业持续时间的关系并引入雇主行为，把工资形成过程视为内生机制。劳动力市场中的搜寻行为具有双面性，在劳动者寻找满意工作的同时，企业也在寻找能够够胜任该岗位的员工，因此分析雇主与雇员匹配过程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十分重要。Pissarides>

Diamond分析了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为工作搜寻匹配模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认为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异质性导致了商品市场的摩擦性，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搜寻成本的存在，商品市场才会出现同种商品不同价格分布的现象。另外，Diamond还根据搜寻技术和讨价还价理论，分析了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将谈判工资作为内生变量的决定机制及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问题。Blanchard和Diamond建立了一个连续时间模型来解释工作匹配过程。BD模型假设企业拥有私人信息，即掌握了工作搜寻者所能接受的最长的失业期并且按此信息对搜寻者进行排队，BD模型主要强调了雇佣方即企业的雇佣行为，讨论了雇佣率对失业期的影响。随后，Tony E.Smith和Yves Zenou在BD模型的基础上从搜寻者搜寻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假定搜寻者可以自由选择搜寻强度，对搜寻者和工作的匹配进行分析。

（二）拓展的搜寻匹配模型

在基本的工作搜寻匹配模型中，假设工人和企业提供的工作都是同质的且不允许在职搜寻。这与真实的劳动力市场有所偏离，在实际中，需要考虑工人技能和偏好，企业的生产率和职位需求，即需要考虑搜寻双方异质性的存在。Pissarides在其模型中允许在职搜寻并将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按劳动产出以好坏区分，另外，模型还假设只有失业工人才会与不好的工作进行匹配。Krause和Lubik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动态均衡模型理论。Acemoglu建立了一种匹配机制，即企业在填补职位空缺之前先决定工作的类型，然后再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合适的工人进行匹配，若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企业需求或者企业提供的高技能工作和低技能工作的生产率相当，则该企业将会提供一种类型的工作并且雇佣市场中所有的工人。Albrecht和Vroman则考虑了另一类劳动力市场，模型中考虑了不同类型企业的均衡，在该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和企业分别按照能力和所需要的职位技能进行区分，其中，工人的能力是外生的而企业对于职位的能力需求是内生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的生产率也要高于低技能的工作，而高技能工作则需要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因此该类工作的匹配成功率相对较低。

在工作搜寻匹配模型的搜寻、匹配和工资定价三个模块中，工资定价的博弈与确定也极为关键。工作搜寻匹配理论指出工资的确定不仅与劳动者之间的能力差别有关，还与企业有关，即使劳动者的能力无差别，雇主之间也可能提供不同的工资水平，从而导致工资不平等而引起的职位空缺即失业现象的产生。均衡搜寻理论有效的研究了工资定价机制，除了一般的将工资定义为纳什（Nash）均衡解之外，Mortensen、Mortensen和Pissarides还提出了丁作匹配中工资定价的其他方式，包括市场出清时的工资定价，运用集体谈判模型、内部人一局外人模型以及效率工资模型所得到的工资定价。

一般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情况或者工资确定还取决于集体谈判协议。即通过建立工会或者实施集体谈判制度以提高劳动者的薪资水平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在该博弈过程中，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与雇主或雇主集团进行劳资谈判。首先，工会先提出一个工资议价，然后，雇主或雇主集团再对其雇佣行为进行决策。Pissarides研究表明，当工会代表失业劳动群体时，其设定的匹配剩余分享份额是社会最优值，工资议价是有效的。然而，如果工会代表的仅仅是在职劳动者时，由于在职劳动者工会设定的工资水平比失业劳动者高，因此，其设定的匹配剩余分享份额就会高于社会最优值。Mortensen和Pissarides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由于集体谈判工资决定机制，欧洲比美国的失业持续时间更长和且失业发生率更低。

Lindbeck和Snower提出了“内部人一外部人”模型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替换的成本是影响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劳动力替换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不可能也不愿意频繁地替换劳动力，从而导致内部职工的工资要高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工资要求，结果是外部劳动力市场上有一些失业者愿意在较低的工资下工作但却找不到工作，这是一种非自愿的失业。当失业率增加到一定水平之后，高失业率迫使局内人接受低工资而厂商有可能以低工资雇佣局外人从而取代一部分局内人。

Shapiro和Stiglitz提出了效率工资模型理论，该理论假设员工更倾向于选择休闲而不是付出更多的努力，企业提高工资效率将提高员工被解雇的机会成本，从而激励员工更努力工作。然而，Shapiro和Stiglitz讨论了由于高工资所引起的过度的搜寻努力会对其他工作搜寻者获得劳动机会产生负面外部影响，从而引起就业不足的现象。Ramey和Watson综合分析了工作搜寻均衡模型和效率工资模型，认为当高工资和解雇威胁共同作用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时，失业的劳动者由于较高的岗位破坏率而承担岗位破坏的成本。Tony E.Smith和Yves Zenou提出在Stackelberg模型中如何求解一个均衡的工资水平，其主要观点是将公司作为工人选择工作搜寻强度的信号，工资水平的高低与工作搜寻强度呈正相关，那么总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工资水平。Hall侧重于从企业的招聘和岗位设立中寻找工资粘性的依据，并在粘性工资条件下分析失业的波动性，其研究偏离了工作搜寻匹配模型中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假设，而从粘性工资的角度进行解释。在粘性工资的非稳态假设条件下，存在劳动力供求双方由于议价而产生的工资范畴的集合，在这个集合当中的工资都可以实现有效的劳动匹配。工资粘性会影响工作搜寻过程本身，当产出减少或投入成本上升时，雇主支付工资而带来的剩余将会减少，工作搜寻者的激励效用会降低，因而雇主提供的空缺职位随之减少，失业率上升。实证分析后也得出结论，即工资粘性既不会影响工作匹配的有效形成，也不会导致无效率的工作岗位丧失。

三、搜寻匹配理论指导农民工就业的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就业形式多以非正规且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根据农民T的特点，应用搜寻匹配理论模型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农民工就业特殊现象形成机理的认知，并且对如何提高求职率和劳动力市场均衡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工作搜寻匹配理论可以科学诠释并有效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在运用该理论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导致农民工失业产生的原因，从供需情况看，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摩擦性失业，即求职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而用人单位难以找到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素质的人才。民工潮与用工荒就是摩擦性失业的具体表现。其次，农民工的保留工资上升，使得其搜寻时间延长，更有部分搜寻者在一段时间的搜寻之后转而回到农村而减少外出打工的时间，从而导致了用工荒的产生。另外，企业是否能够雇佣到工人也与应聘者的能力和技能有关。Postel—Vinay和Robin将求职者区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水平的人，并以法国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对于低技能岗位，劳动者的技能差异对工资差异没有影响，而市场摩擦对工资差异有着50%的解释力，表明工作搜寻强度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水平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在我国，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属于低技能的求职者，如果再持有较高的工作搜寻期望，将大大增加失业率。搜寻匹配理论认为职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空岗和剩余劳动力之间的有效匹配机制，工作匹配效率低。对于农民工来说，闭塞的工作搜寻渠道带来了双重的效率损失，一方面降低了均衡情况下的就业率，降低了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空岗率，降低了企业的产出效率。因此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可以考虑建立规范的劳动中介机构，加强对农民工就业的专业指导，同时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以减少失业率，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工作匹配效率。

结合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利用工作搜寻模型或工作搜寻匹配模型进行一些定量分析和研究，为劳动力市场的政府宏观决策和农民工理性搜寻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例如：工作搜寻过程是一个双边搜寻过程，可以从搜寻、匹配以及工资确定这三方面对农民工工作搜寻过程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在考虑允许在职搜寻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行为的条件下，从劳动力供给方，即农民工的角度分析其工作搜寻的决策行为，综合考虑保留工资和搜寻强度对农民工搜寻决策的影响，得出在其搜寻过程中的最优停时。另外，可以将劳动力需求方，即企业的行为考虑在内，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均衡分析，以解释除了制度因素外导致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原因。通过分析企业与求职农民工博弈条件下的工资的形成机制，研究企业行为与农民工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双方在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的工资报价分布、雇佣量、失业率等变量的特征。还可以结合针对该特殊群体的相关制度和政策来分析如何提高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降低失业率，并最终更好地实现劳动力市场均衡。因此，应用工作搜寻匹配理论能进一步研究农民工就业殊现象的形成机理，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地政策建议。

四、小结

随着就业矛盾日益凸显，就业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乃至世界的焦点，工作搜寻理论也备受广泛关注。本文系统总结了搜寻理论、工作搜寻理论以及均衡工作搜寻理论的国内外最新进展，同时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殊群体——农民工中出现的农民工就业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劳工标准 经济成本 经济福利

一、引言

劳工标准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国际热点问题。劳工标准是一国关于劳工若干方面的状况。它包括至少3个方面的内容:经济福利、生产环境和劳工权利。其中,经济福利包括劳工工资和其它非工资福利,生产环境包括有关劳工工作安全和健康设施的建设,而劳工权利涉及劳工各项权利。国际劳工组织(ILO)于1998年归纳的四项核心劳工标准是: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工;以及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它们都都属于劳工权利范畴。

关于劳工标准的研究文献很多,它们几乎都不否认执行劳工标准制度将提高经济成本,甚至以此为前提条件在其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在,在利用该前提条件之前,我们有必要具体分析劳工标准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成本的。

二、各项劳工标准制度的直接影响

除了本身的执行成本(包括设立法律、法规,执行费用,执行者的支付,监督费用等)外,劳工标准制度还可能直接提高经济成本。下面分析各项劳工标准对经济成本的影响。

1. 经济福利

劳工的经济福利是劳工标准的重要部分。如果最低福利标准的底线低于市场出清水平,则该标准对经济成本没有影响。但是,最低工资标准或者其它最低福利标准的底线通常被设置在高于市场出清的水平,因此,它们将直接提高经济成本。

2. 生产环境

劳工标准中有关生产环境的内容在SA8000和《北美劳工合作协议》中都有规定。比如要求企业提供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境,投资购买或建造相应的设施、设备,进行质量和安全检查,举行健康和安全培训等。显然,该标准将提高企业的经济成本。

3. 劳工权利

劳工标准中有关劳工权利的规定对经济成本的影响比较复杂。这里主要分析四项核心劳工标准的影响

(1)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结社自由指工人和雇主有权建立和加入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而集体谈判权利指工人和雇主有权利以组织的形式来谈判。这两项权利都以同一种方式来提高经济成本。它们实际上承认了,工人和雇主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在并影响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鼓励劳动力供给方和需求方形成市场势力。由于劳动力的需求者(雇主)人数少,他们比较容易形成势力。相反,劳动力人数多,他们的市场力量很小。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实际上偏向于供给方势力的形成,从而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值得一提的是,该标准对经济成本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供求双方的现状,如果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形成市场势力,那么该标准就将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成本。如果劳动力供给方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势力,那么该标准的影响就不大。

(2)免除强迫或强制劳动

该标准主要针对的是殖民地的强制劳动和监狱劳动,属于少数情况。一般来说,在强迫、强制劳动中,工人的支付比较少甚至没有。显然,该标准将减少所针对的人群的劳动量,提高其劳动补偿,于是提高经济成本。

(3)儿童免除工作

劳工标准中对童工问题的规定比较复杂,故我们只考虑最一般的情况。童工的特点是,其支付比正常人要少。该标准用成人去替代他们,增加了工资成本。

(4)免除就业与职业歧视

从经济意义来说,歧视就是作出了同样经济贡献的人得到的报酬不同,或者创造经济价值更多的人却得不到更多的报酬。故该标准将提高那些受到歧视者的回报,从而提高经济成本。

三、劳工标准制度的间接影响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一般情况下,除了本身的执行成本以外,每项劳工标准制度都将提高经济成本。该经济成本与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密切相关。但是,执行劳工标准制度的影响并未到此结束。由于它引起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而市场机制将倾向于使市场达到新的均衡。这种市场均衡力量将影响经济成本。

一方面,劳工标准制度将一些劳动力从生产中剥离。Brown,Deardorff和Stern(1996)通过分析认为,许多项劳工标准制度是纯劳动使用型标准(purely labor-using standard),将一部分劳动力从生产中去掉了。可是,这些被“去掉”的劳动力并不容易在市场上消失,他们成为了新的失业者,并寻找机会重新进入生产活动。

另一方面,劳工标准制度使生产中的劳动力价格高于市场均衡水平。这引起了非劳动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于是,市场上将出现更多的失业者。

失业者的增加使劳动力价格有下降的趋势,这使经济成本略有降低。当然,经济成本很难降至执行劳工标准制度之前的水平。

四、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劳工标准制度将提高经济成本和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而市场均衡力量将使经济成本略微降低。但是,总体来说,劳工标准制度提高了经济成本。

参考文献: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 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蔡.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程贯平.劳动力市场分割文献述评[J].西华大学学报,2005,(6).

[3]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教育与经济,2004,(3).

[4]巨文辉.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的方向及其特点[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6).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制度性歧视;社会制度

基金项目：贵州财经大学2014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社会转型背景下，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呈现新特征，对公共资源分配、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基础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服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农民工问题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体现出来。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有的相关制度安排并没有将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和农民发展需求考虑进来，进而导致了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制度性歧视往往在社会层面上限制了农民工群体应享有的社会福利，造成资源和机会在群体间分配的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制度性歧视现象的背后，是农村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两股力量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力。

一、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动机分析

家庭是农村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村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来自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主要实现手段则是恰当地协调和组织家庭劳动力劳作。“农民劳动者受其家庭需求的驱使而从事劳作，并随着这种需求压力的增加而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自我开发的程度极大的取决于劳动者承受的来自于家庭消费的压力有多大”，农民劳动自我开发的程度靠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度之间的某种关系来确定。因此，农民家庭产值有一个自然的限度，它由家庭全年劳动强度和家庭需求满足程度之间的均衡关系来确定。

在不存在储蓄和预支下期收入情况下，代表性家庭均衡收支核算必然满足

C=Nc=Ya+Yb（1）

其中，C为家庭年总消费，N为代表性农村家庭规模，c为家庭年人均消费;Ya为家庭年农业生产收入，Yb为家庭年非农收入（包括手工业、商业和务工收入）。

与恰亚洛夫笔下的俄罗斯家庭农场不同，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责任制，农村家庭不存在扩展土地面积的可能。短期内，土地耕种面积和农业生产水平均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因而，可将家庭农业收入Ya看作确定值Ya。当农业生产收入Ya不能满足家庭年总消费C时，家庭便产生进一步开发家庭劳动力的动力，去寻求劳动力新的出路，取得非农收入Yb已达成收入平衡。存在：

Yb=Nc-Ya=n1y1=n1a1t1w1 （2）

为方便问题分析，本文家庭非农收入全部来自务工所得。上式中，n1为家庭外出务工人口数。假定家庭总劳动人口数为n，则有n1

y1=a1t1w1 （3）

以及w1=（4）

（3）式、（4）式说明，家庭规模的扩大以及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务工人口取得更高的务工收入。短期内劳动生产率一定时，务工人员要提高收入有两种途径：一是选择工资水平更高的工作岗位;二是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

若农村家庭核算中尚未达到基本均衡，未被满足的需求依然相当突出，那么农村家庭便有强烈的刺激去扩大其工作量，去寻求劳动力的出路，哪怕是去接受低水平的劳动报酬。“出于无奈”，农民会去干看起来最不利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有机体，劳动者所能维持的体能消耗是有限度的，超出劳动力开发程度的劳作都会成为家庭的额外负担;因为在家庭规模不变情况下，超出家庭劳动力自我开发程度的劳动强度的进一步增强是家庭所不能接受的。假定tmax劳动者外出务工的体能极限时间，则农民工外出务工所能接受的最低单位劳动报酬为wmin。一般来说，这一工资水平是极低的，因为农民家庭内在基本经济均衡条件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接受很低的单位劳动报酬。

图1中，横轴表示务工人口外出务工年工作时长，纵轴表示家庭消费或工资收入。曲线Yb为家庭务工收入曲线（辛劳程度曲线）：曲线斜率反映工资率，斜率越小，曲线越平缓，工资率水平也就越低――即：为了满足一定的家庭消费水平，需要付出更高的辛劳。C曲线为家庭消费曲线（需求满则曲线）。在务工工资率w0下，要满足家庭初始消费水平C，务工人需要劳作t0单位的时间。当家庭因某些原因，比如家庭新增了纯消费人口或者某个成员教育、医疗费用增加，使得家庭整体消费水平升高至C’。那么，为了维持新的消费水平，务工人需要取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可行途径有三种：（1）增加劳动强度：通过延长工作时间至t1以取得更高的工资收入w1，实际生活中较常见的有同时兼职几份工;（2）增加家庭务工人口数量，分担家庭负担：这样，可以在人均劳作时间不变的情况下使家庭务工总收入达到w2，当某家庭突遭变故时孩子辍学外出务工从纯消费者变为收入挣得者，便属此种情况。此图表还可解释，在家庭规模N较大或家庭纯消费人口（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小孩，学生）比重（N-n）/N较大的家庭中，家庭务工人口往往会尽量延长在外务工时间，且会倾向于选择劳动强度较大、更为艰苦的工作以保证足够的挣得维持家庭生活水平。

为了满足家庭消费需求，农民家庭总是迫不及待地通过手工业或者外出务工挣得收入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然而，从国家统计局数据网站的农村消费水平相关数据可知，大部分农村家庭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因为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并不能取得预期收入和合理的福利待遇且大多数农民工普遍反映受歧视感强烈。国内外以农民工为对象的多项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农民工权益在制度性安排下所遭遇到的歧视现象，在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内均有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下一节中，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制度性歧视影响下雇主招聘员工时的决策机制。

二、制度性歧视下雇主雇佣决策机制

1、基本假定

在理论分析展开之前，有必要抽象出具体现象隐含的一般规定性，制度性歧视现象中应遵循以下规定：（1）企业雇主雇用的员工包括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两类。两类员工在相同的岗位上劳动力生产率相同，对雇主而言具有相互可替代性;（2）地方政府对在用工数量、用工形式、用工办法上对企业雇主做出强制规制，且企业雇主无权抵制;（3）企业雇主追求利润最大化。

2、无制度性歧视的劳动力市场均衡

在劳动力市场无政府用工规制时，相同劳动生产率的城乡职工对雇主而言并无差异，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雇主愿意为他们支付同等工资水平，如图2。

图2中，纵轴表示工资率水平，横轴表示雇用劳动时间。曲线D为雇主的劳动力需求曲线，曲线C为两类职工的总供给曲线。在无制度性歧视下和城乡劳动力同质下，企业会在w0工资水平下雇用t0单位的劳动力。

3、制度性歧视下的劳动力市场

为保证当地居民的充分就业率和一定水平的福利待遇，政府在城镇职工雇用数量、最低工资以及用工方式方面对企业雇主用工做出规制，外来农民工则不在务工地政府管辖范围内。因此，劳动力市场中城乡职工分化出了不同的供给曲线，如图3。

最低工资制度下，城镇职工劳动力供给曲线为S1。当政府严格限制农民工进入时，此劳动力市场中只存在城镇工。此时，企业雇主需要在w1工资水平下才能购买到t1单位的城镇职工劳动时间。农民工的进入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总供给曲线S0更加平缓。此时，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降至w0，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让企业有动力扩张规模，劳动力均衡需求增至t0。然而，w0工资水平下城镇职工只愿意提供t1单位的劳动量。可见，此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对城镇工产生了一定替代效应。

于是，为保证当地城镇职工的就业率，政府在数量上对外来农民工进行限制。农民工供给数量减少，供给曲线左移至S2，总供给曲线随之左移至S'0。这样，均衡工资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变为w'0。均衡工资上升至w'0，城镇职工劳动力供给数量由t'1增至t''1，农民工数量则降至t''2;政府政策取得成效。作为制度的遵循者，企业在支付了更高的工资率后劳动力需求数量降至t'0。因此，限制性制度在提高城镇职工就业率的同时，也造成了部分社会福利损失。

实际生活中，城镇职工与农民工并存的劳动场所多为二级劳动力市场中较优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特点是劳动者只需具备初级技能即可，而且所需技能大多只需简单的在职培训和“干中学”即可获得，比如服务业、制造业中的大型企业等。

那么，没能进入此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去了哪里呢？图3中，尚有部分城镇职工愿意接受均衡工资水平w0。由于可以享受一系列社会福利保障，当均衡工资水平低至一定程度时，城镇职工便退出劳动力市场，宁愿选择领取失业补助，如图4。

由于均衡工资水平w2低于城镇职工最低工资线，城镇职工全部退出此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来讲，只要高于wmin便可欣然接受，因此在w2下农民工愿意提供t2单位时间的劳动力。这样，这种低端劳动力市场便成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集聚地，比如一线建筑工地、环卫岗位等“脏苦累险”岗位。表面看来，低端劳动力市场中无制度性歧视的存在，殊不知这正是最大的制度性歧视。

三、制度性歧视原因分析

1、政府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偏颇

当前制度下，衡量各级政府业绩的主要标准还是经济指标，这就造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各级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最基本考虑。地方政府一味地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指标，公共政策制定过多地倾向于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人自身的发展。比如上文中分析到的限制外来人口进城以保证当地城镇居民的就业率相关政策，短期内虽可取得一定效果，然而，由于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下的企业生产要素最优配置标准，长期内却将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2、社会制度变化滞后于社会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后，农村小农经济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农业生产环节逐步被市场化，小农生产下的某些生产内容被分离出来，从种子到收购都受到市场经济的牵制。小农生产者依据厂商的收购标准制定自己的生产组织计划、改进技术等等，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市场经济中来。同时，家庭消费也在此过程中因逐渐市场化而不断提高。这一切都对农民家庭进一步开发劳动力提出了要求，农民迫切需要寻求非农岗位获得额外收入补贴家用。

只是，由于相关基础性社会制度安排、公共服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将社会制度安排问题和矛盾更加凸显出来。同时，劳动力市场仍受计划经济思路的影响，企业引进人才的参照标准是行政级别上的制度性标准，而非市场经济标准，企业并无真正的用工自由权。

3、政府制度管制“缺位”，覆盖面窄

在农村教育和投资方面，政府对农村教育培训投资上的相对缺位最终造成了城乡劳动力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在劳动者申请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雇主通常借助文凭、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情况和工作年限与经验等标准对劳动力商品质量进行识别。也正是这些标准，使原本是后验商品的劳动力变为先验商品。教育培训资源的匮乏将大多数农民工排斥在较优的劳动力市场外。

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政府管制的“缺位”将农民工置于“无人管”的处境，降低了农民工的议价能力。企业雇主伺机通过降低农民工劳动薪酬和社会福利保障降低就业保障和劳动条件保障减少自身劳动力成本，追求更高的利润率。

在退出劳动力市场时，政府的“缺位”使农民工享受不到相关失业救济和补助，只能被迫去往更低端的劳动力市场甚至直接返回乡村。从社会角度来讲，无疑造成劳动力商品的浪费，社会福利损失进一步增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制度歧视下，短期内政府政策取得成效，然而限制性制度在提高城镇职工就业率的同时，企业由于支付了更高的工资率后降低劳动力需求数量，影响企业规模的正常扩大，长期内将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此外，低工资抑制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农民家庭消费水平满足程度降低，农民“自我剥削”到一定限度后，只好尽量压低家庭生活消费和减少必要的教育培训甚至健康投资，造成农村地区低人力资本的恶性循环。因此，提高农民家庭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能力，进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所能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是减少农民工制度性歧视的关键所在。

第一，提高农村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家庭涉农收入，缓解农民“自我剥削”程度。农业不仅是国之根本，也是农村根本，更是农村家庭之本。当前阶段，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低附加值，农民纷纷外出务工，弃耕现象层出不穷。然而，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技能水平偏低，再加上社会保障的缺乏，在城市中取得满意生活水平概率较低。通过开发农业资源，真正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消费者为导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涉农收入种类。农业收入的增加，一来可以减少盲目进城务工人员数量，支援新农村建设;二来可以减少城市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相对增加农民工的“谈判”能力。

第二，承认农民工人力资本价值，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保证农民工自由就业权利。劳动生产率水平有高低，但职业不分贵贱，任何岗位都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缺一不可。要充分认可农民工人力资本价值，尊重农民工劳动成果，增强农民工在城务工的自信力。

同时，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决定农民工务工收入，还影响着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因此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力度，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人力资本差距;注重对农民工生产技能的培训，可以采取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市场培训等方式帮助农民工承担部分培训成本，增加农民工进行自我培训的动力。确保农民工充分参与社会发展过程并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第三，纠正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加快社会制度改革步伐，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当前，符合社会发展节拍的社会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农民工相关问题普遍存在“两不管”的尴尬境地。输入地政府要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对象范围内，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支持性环境。

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借助市场机制作用提高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最大程度的优化人口分布和人口结构，进而提高各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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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第5篇

本文为浙江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课题“贸易开放对浙江省劳动力就业与收入变动影响（2016080）”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全球生产网络得以形成并快速发展，各国（地区）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构成国际贸易链条上的一环。从贸易理论形成之初，学者就关注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分配效应，新的贸易理论在解释或引导新的贸易现象中，贸易带来的福利分配依然是热点。随着贸易自由化不断推进，各国（地区）间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也形成了更完善的分工合作体系，对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影响。本文从理论、实证方面就国内外相关学者对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对技能就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梳理，并对已有的部分研究现状进行简单评述。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就业；文献综述

一、贸易自由化与就业变动

1.理论研究综述

（1）完全就业假定下的研究

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认为在各国相同产品生产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相同产品的价格差取决于产品生产中要素丰裕程度不同带来的价格差而产生的成本差。贸易中双方各自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假设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相对丰裕，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裕，那么贸易的开展导致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非熟练劳动力，而发达国家则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萨缪尔森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认为，假设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拥有相同生产技术和不同要素禀赋的两国生产两种产品，那么劳动力价格和资本价格在两国间实现均等化。

有些学者对该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将假设条件逐步放松进行研究。Jones（1965）依托对偶理论，在2×2（两个部门两种要素）模型框架下，用一般均衡法分析，得到当某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时，将增加对该商品密集使用生产要素的需求的结论。Jones&Scheinkman（1977）将模型扩展成多种要素和多种产品，得到的结论为提高商品价格增加了该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减少了非密集使用的要素。Neary（1978）通过建立2×2×2模型研究贸易自由化条件下要素流动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发现如果资本和劳动都不能充分流动，那么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本与劳动的实际报酬都会上升，资本要素密集部门的资本与劳动的实际报酬下降。当只有劳动作为可流动要素，资本作为特定要素不能流动时，贸易自由化提升了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要素报酬，劳动在流动中实现部门劳动要素报酬均等化。当所有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时，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资本流动到劳动密集型部门，导致对劳动需求增加而提高了使劳动要素的实际报酬，资本要素报酬在部门间实现均等化。Davis（1996）对H-O模型进行扩展，在多个国家、三种产品、两种要素参与国际贸易的假设条件下研究了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开放中得到的分配结果往往取决于和自己生产相同产品组合的外国的相对要素禀赋。

贸易乘数理论作为贸易自由化影响就业的重要理论机制，认为出口可以实现一国就业增长和国民收入倍增；而进口则会减少就业与国民收入增加。因此，只有不断地提高国际贸易顺差，才能增加就业。

新贸易理论放松了假设条件，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理论框架下，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贸易开放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的积累、生产技术的变动，都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Magee（1973）、Schweinberger（1979）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使得部门工资差异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扭曲加剧。Krugan（1983）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优势往往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贸易保护程度的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扩张的过程中吸引了来自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劳动力。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相对不完善，导致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效应无法有效完全吸收。Borjas&Ramey（1993）研究发现，由于进口带来竞争，不完全竞争部门会逐渐向国外转移，导致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下降、失业增加，并且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中程度越高，受到的影响也会越大。

（2）不完全就业假定下的研究

失业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不可避免，因此需要将失业纳入模型中。已有的一些文献主要是从劳动力流动制度、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的市场化制度角度予以考察。①劳动力流动制度研究。David等（1988，1999）构建的2×2（两个部门两种要素）搜寻模型，其中一个被定义为搜寻部门研究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一定代表性。结果表明：如果把失业情况考虑进去，发现市场实现均衡时，商品价格与要素价格间的关系与S-S定理得出的结论不符，资本丰裕大国与劳动丰裕小国相互贸易也会增加整体的失业。②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研究。Krueger（198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构建的最低工资模型是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方面的代表，该模型假定城市最低工资高于农村，如果提高城市最低工资，贸易自由化减少了城市的就业需求，s会提高城市的资本密集度，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在城市与农村出现要素密集度逆转的情况。新贸易理论虽然在解释产业内贸易上提出不完全竞争市场及存在规模经济，但并没有改变传统贸易理论中企业同质的设定。③收入分配的市场化制度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包括了效率工资模型、工会模型。Shapiro&Stiglitz（1984）的研究是效率工资模型的基础性文献，结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厂商所支付的工资水平超过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劳动者将更加努力工作，但在市场均衡中将出现失业。以Shapiro&Stiglitz（1984）研究为基础，Matusz（1994）建立了2×2（两部门两要素）的效率工资模型分析贸易政策对就业量、就业结构带来的影响，发现对高工资部门的出口补贴导致劳动力流动到高工资部门，但降低了一国的就业总水平；对低工资部门实行贸易保护，提高了各部门劳动要素的实际工资和一国的就业总水平。Gaston&Trefler（1995）通过一个双寡头竞争工会模型分析了美国实行贸易保护对国内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发现贸易保护政策会影响到工会的工资和就业水平，相比出口扩张行业，进口竞争行业工会工资更容易受政策影响；贸易保护水平越高，工会的就业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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