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村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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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村委会副主任范文第1篇

尊敬的领导：

你好！

本人XXX，男，现年XX岁，XXX村的村委会主任。

本人自20XX年担任河下村的村主任以来，工作方面辛勤努力，对待村民贴心实意，一直尽心尽责为村民办实事、谋幸福。

连续5年的村委会工作，压力很大。我经常为处理一些公务日夜加班，偶尔遇到村民起纠纷更是要各处奔走缓解村民矛盾、解决问题。然而，不幸的是长期的工作让我的身体有些撑不住了。我换上了比较严重的骨节炎，双腿不能在走多少路了，经常走上不到20米就剧烈疼痛。

时至今日，我已经萌生了辞退村主任职务的想法。考虑到因为我辞去村主任职务会给村民到来的影响，我已经委托村委会副主任接管我的工作，并将于今年年底召开全村村委选举。

特此，向市镇领导提出辞去村主任职务的申请。希望市镇领导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批准我的申请！

此致！

敬礼

姓名

日期

村干部辞职报告范文一：

尊敬的领导：

你好：

本人于X年X月X日禀承各级领导和群众信任，担任XX村干部，任职期间，严格执行村委会有关规定，按政策办事，面对工作中的千头万绪，努力克服困难，力所能及地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工作上得到了村委会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工作也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认可，对此，我表示由衷地感谢！

通过实践，我深刻认识到村干部官职虽小，责任却很重大，从村干部的身上更能体现开展农村基层工作的重要性，也体会到作为一个村干部所要面临的种种挑战。农村工作虽然看似简单，但点点滴滴都是群众关心的问题，都会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因而工作中要能吃苦，对待群众也要有耐心。这些说起来很简单，真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为此，村里的工作赢得群众的信任，说明村委会成员付出了努力，我从心底里对积极为群众办事的村委成员感到敬佩。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本人从心理上来说也更愿意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为村委会分忧为群众服务，但由于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工作，不能很好地完成村委交给的任务，对这一点我个人感到非常遗憾，为不影响村委会的工作，经过认真思考，我决定辞去目前所担任的村干部职务，由此给村委会工作带来的不便，我深感歉意，并愿意尽自己所能降低这种影响。

本人准备在X月X日之前离职，在这段时间里，本人仍会将负责的工作继续做好，如果村委在此期间安排接替工作的人员，我将悉心带领新同志熟悉工作，帮助其快速走上正常工作轨道。如暂时无人接替，我愿将以前的工作经验以文字的方式整理留下来，以便接任的同志尽快掌握工作流程，最大程度减少因我的离职给村委会带来的不便。

此致！

敬礼

农村村委会副主任范文第2篇

网上“大选”现场的照片上，写有“坚决拥护陈关利同志当选村委会主任”、“郑重承诺――自掏腰包26万元为全村村民报销新农合费用”等的标语格外“雷”人，本次“大选”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的村主任选举”。

一场“最牛村主任选举”的盛况

标语上的人名陈关利，今年43岁，邰村村民，做了20多年的生意，开过铝矿、焦宝石矿，还做过煤炭货运生意，年收入20万元以上。最近两年沁阳要求关闭矿山，他只做煤炭货运一项，每月有近万元收入。

10月30日上午，在锣鼓队的欢送下，陈关利穿过一道道彩虹门走向“竞选”现场。陈关利的承诺“含金量”最高：一旦当选，他自掏腰包26万元给村民们办福利。不仅如此，陈关利还提出在他任期内，将村里的收入用于犁地、耙地、秸秆还田、修街、铺路等村里的公益事业上，群众不掏一分钱。

他的竞争对手――上届村主任殷生海则公布了村里的收支情况，历数了在任期间的成绩，表示今后将把村里收入全用于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一封署名为“邰村民”的公开信也在为殷生海说话，说他“实实在在，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封信号召村民坚定立场，拥护其连任村委会主任。

尽管如此，陈关利的“竞选”标语以绝对多数压倒了殷生海。而在宣传语言上，两人“各卖所长”――43岁的陈关利，强调他“身体健康、年富力强”，而63岁的殷生海也针尖对麦芒，宣称“姜还是老的辣”。

同时竞争的还有村委会副主任一职。34岁的杨军“挑战”上任村委会副主任陈猴。杨军老家在沁阳，也是个生意人，做过建材、钢铁、汽配等行业，在当地人眼里是个“有钱人”。为了本次“竞选”，杨军的宣传材料也贴遍村头街道，陈猴则在陈关利的宣传材料上“插播广告”。

10月30日，通往主会场的马路上，陈关利和殷生海各摆了两个彩虹门做宣传，杨军也弄了两个红灯笼柱，上书“杨军有为年富力强，愿为民造福献力量”。但相比之下，陈关利自始至终都势头强劲。村民刘女士说，一个锣鼓队吹吹打打地送陈关利到现场参选，光这一点，他的风头就盖过了殷生海等人。

最终两位“老板出身”的“竞选者”胜出。西万镇党委副书记李立强、副镇长赵军文见证了选举过程。

“自掏腰包26万元”的

强大吸引力

殷生海在竞争中得了2100多票，比陈关利少了572票。对于自己落选的原因，他表示“群众都知道”，主要是“没有作出他那样的承诺”。他的大女儿说，父亲和陈关利没有矛盾，两家关系也不错。这次选举前，她还劝父亲别再参选了，年龄大了，也该歇歇了，但是父亲还愿意再干点事。

“竞选”中，殷生海承诺：拿出65万元改善村里道路，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对学生、老人、贫困户进行资助，加强环境卫生，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可免去村民耙地、秸秆还田的费用。但与陈关利不同的是，殷生海承诺的各项支出全由村财政“埋单”。

“自掏腰包服务老百姓很好，自己没有意见。但我没这么多钱。”殷生海说，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就行，没必要做能力之外的承诺。

此外，他对陈关利除了自掏腰包以外的其他承诺如“3年免费为村民犁地、耕种、秸秆还田”有不同看法。

“全村共有4000多亩地。如果村里垫付犁地、秸秆还田等费用，每年要花费几十万元，而村集体的年收入主要来自煤场占地费，每年有六七十万元。”殷生海说，如果把钱都花在这方面，将来铺路、电网改造、新农村建设等项目需要花钱的时候，村集体就会捉襟见肘，“这些方面如果出现缺口，是陈关利垫资还是想其他办法，这是个问题。”

对于自己竞选失败，殷生海说，自己并不遗憾，相反自己对陈关利的上任还很满意，“希望他能带领更多的百姓致富。”

对于选举是否公平，殷生海认为，公平也不公平，说公平是因为当场公开唱票，这些票都是老百姓自己投的；说不公平，是因为老百姓投票时，更多注重眼前实惠，而自己没有搞那么多“承诺”。此话得到了印证，一位小卖部的老板说，谁让自己得实惠，就投谁的票。旁边的村民一片附和。

陈关利当选后，其承诺“个人出资补贴全村村民一年的医疗保险”目前已开始兑现――凡办理过的村民，每人可到村里领回已交的20元保险费，未办理的，陈关利承诺将出资统一办理。一位开饭店的女老板家里6口人，就到村里领回了120元医疗费。尽管拿到了陈关利个人给的补贴，这位女老板表示仍支持殷生海，当初家人也都投了他的票：“他在任时干了不少实事，也将村里的马路硬化了。”

而村民刘女士投了陈关利一票，她坦言这与“26万元承诺”无关，选陈关利主要是因为他年轻，而且曾做过生意，“当村主任肯定会有冲劲”。“如果陈关利在任期间不兑现承诺，下一次选举肯定不会投他的票。”刘女士说。

富人“赔钱”参选村主任的原因

陈关利当村委会主任每月的工资只有300元，他说，村委会年收入五六十万元，主要来源于企业占地费、矿产加工费、煤炭中转费等3项，没有别的收入，这个职位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便利，选上村主任后还要先扔出去26万元。

那为什么要“赔钱”参选村委会主任？“自己虽然富了，但是看到周围群众有的还很贫困，感情上受不了。”陈关利说他起初并没有打算竞选村主任，在受到身边亲戚、朋友、同学的“鼓动”后，萌生了竞选的念头，凭自己的能力，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对于网友关于“26万元竞选村主任肯定另有企图”的质疑，陈关利说，对一般的农户来说，26万元是个大数目，对自己来说还可以承受，“这部分钱是花到了乡亲们的身上，以后还能带领乡亲们致富，花这部分钱，非常值。”陈关利说，自己以前也经常给村里的一些公益事业捐款。

在回答“当选村主任能给自己带来多大好处”的提问时，陈关利说：“我只是想为乡亲们做点实事，没有想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相反，操办村里的事，还可能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但是，我不计较这些。”

他还表示，如果这一届干得好，群众支持他，他还会参加下一届的竞争。在回答“下一次竞选，你还会这么慷慨吗？”时，他说：“我只能说，我会永久性资助贫困户，而且都是自掏腰包。”

是否提倡群众最有发言权

事实上，富人参选村干部在国内时有所闻。2008年4月，广州南沙区卢湾村两个本村籍亿万富翁竞选村主任，轰动一时。西万镇党委副书记李立强认为，该镇是沁阳比较富裕的乡镇，部分经济能人致富后，参政意识随之增强是陈关利这样的人热衷竞选的主要原因。

“邰村这种选举方式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西万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孙小团说，这种新颖的选举方式，确实存在一些争议，但只要选举符合程序，镇里就不便评论，关键是看他以后能不能为老百姓谋福利。

针对这次选举，搜狐网做了一个调查，40.61%的网友认为，只要不，能为民办事，怎么选举都不过分。另有11.35％的网友表示，就应该这样选举，“竞选者”把自己宣传出去。

一位网友说，这是基层民主选举的进步，他支持这样的选举。选举工作不但要有好的结果，同时也要有新颖的形式。参选人可不拘一格地采取不同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不能因为害怕民主过程中会出问题就因噎废食。

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一些村民悄悄地说：“村主任的身份，和外人做生意更有保障，这是无形的财富。”也有网友评论说竞选者一下掏26万元给村民办福利，难保他以后不会。再者，承诺能不能兑现、怎么兑现，还是个未知数。

郑州大学行政法学老师王红建认为，村委直选结果是民意的真实体现。选举不应该是静悄悄的，应该像邰村这样“高调”，让老百姓都知道、都参与进来。而村民也可以借机斟酌该把选票投给谁。“竞选”中高调宣传当选后的施政方案，会逼迫着“竞选者”当选后朝这个目标努力，老百姓也可以监督他对承诺的执行力度。

农村村委会副主任范文第3篇

货车在警车的护送下缓缓驶来。3尊文武官石刻像安然躺在车里，脸上依旧保持着千年前的肃穆和威严，只是其中一尊石像腿部断裂，是盗窃者在装卸过程中撞断的，引来众人阵阵惋惜。

两尊石刻神秘失踪文保所长渎职获刑

今年1月26日上午，西村镇滹沱村村民周素霞肩扛锄头，到距村子不足100米的麦田除草。她不经意间一眼望去，田野里空荡荡的，好像少了点什么，愣怔片刻后，她惊得几乎要叫出声来：不好，石人丢了……

负责侦破工作的民警进入现场，紧张地进行勘察。四里八乡的乡亲们议论纷纷，与他们祖祖辈辈朝夕相处的石人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巩义市地处省会郑州与九朝古都洛阳之间，北临黄河，南接嵩山，历史上曾有“生在苏杭，葬于北邙”之说，是历代皇室富绅看中的“风水宝地”。早在1000余年前，定都开封的北宋王朝更是大兴土木，在这里修建起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16公里、总面积约160平方公里的皇陵。其9个皇帝中，除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到东北，客死异乡外，其他7个皇帝的陵墓均在巩义，再加上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陵墓，共是8座，号称“七帝八陵”。他们分布在孝义、西村、芝田和回郭镇4个乡镇，现存893尊石刻雕塑，包括文武大臣、外国使节、狮象动物等，规模在全国的露天石刻文物中是最大的，号称“露天石刻博物馆”。宋陵石刻因其独特造型、精美工艺、磅礴气势和较为完整的群落，具有很大的艺术和考古价值。1982年，北宋皇陵被国务院授予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其中的石刻均是文物中的一级品，属无价之宝。

国宝被盗，牵动着成千上万人的心。

被盗的两尊石刻，高2.9米，重约两吨左右，如此庞大笨重的石体竟能在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的丢失，除证明盗窃者的胆大妄为外，更说明他们有充分的准备和预谋。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参战的近百名民警经历了一个个不眠之夜，而被盗的两尊石刻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依然无踪可寻……

国家一级文物被盗，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巩义市检察院迅速介入此案，对保护不力的文物保护管理所北宋皇陵中心保护所所长晋海红立案侦查。经查明，晋海红自2003年7月任所长以来，不认真履行文管所制定的安全巡逻值班制度，使安全检查流于形式，致使国家一级珍贵文物被盗。5月9日，巩义市人民法院以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流失罪，判处晋海红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又一石刻不翼而飞 文保部门难言之痛

就在公安机关紧锣密鼓，为侦破“1・26”大案而伤透脑筋时，另一起同样惊心动魄的罪恶又悄悄上演……

5月26日夜半时分，守护芝田镇宋代永昌陵区二号亲王墓的郜德福、贺齐家老汉外出巡视时，蓦然发现几条黑影在齐腰深的麦田里来回窜动。当他们想要靠近一看究竟时，一束电筒光迎面射来，两名七旬老汉急忙爬伏在麦丛中，惊得大气也不敢出。

等那伙人离开，两人急三火四赶回村里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发现又一尊武官石刻雕像被盗，而且作案手段与“1・26”盗窃案如出一辙。

人们对有关部门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私下挖苦说：文保不保，一群草包；公安不破案，白吃公家饭。

压力，沉重的压力，笼罩在每一个公安民警和文保工作人员的心头。

辗转万里编织天网 拨开迷雾力擒狡贼

警方在排除本地人作案的基础上，及时调整攻略方案，并向全国各地发送1万份带有被盗文物照片的悬赏通告，共同展开协查。期间，警方先后赶赴山东、陕西等10多个省，奔波上万公里，排要嫌疑人300多名。

一条条线索反馈回来，又一条条被否定。9月7日，负责对高速路出入口车辆查询的民警报告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两次案发前后，有一辆尾数为“395”的轻型卡车从巩义上高速，黎明前到商丘永城市下高速,之后往北离去。

对于这条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才得来的线索，巩义市公安局长武志亮分外重视，他大手一挥，率领部属直奔永城进行明察暗访。

9月8日上午，有村民反映，赵楼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开新曾开过尾号为“395”的轻型小卡车。

9月10日下午2时许，跟踪王开新至新乡市的民警瞅准机会，将其擒获，与他同车的梁新州也一并被控制。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突审，王开新和梁新州的心理防线崩溃，他们交代出伙同郭超、邵长英、王燕初等人两次盗窃石刻雕像的犯罪事实。

参战民警长出一口粗气，脸上浮现出久违的笑容。

9月11日下午，侦查员赶赴永城，在永城至夏邑的一辆客车上，将郭超抓获。随后，侦查员根据嫌疑人供述，在梁新州和王开新家住宅附近找到了被麦草遮掩的3尊国宝。

10月17日凌晨，专案组民警乘胜追击，在徐州市某矿山医院附近的一处租房内，将邵长英、王燕初二人抓获。至此，轰动社会的“1・26”“5・26”宋陵文物特大盗窃案成功告破，五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2004年夏天，身为赵楼村村委会副主任的王开新，从一个老乡处获知，巩义的露天石刻，可以卖得好价钱，不由怦然心动。他找来平日要好的梁新州、郭超、邵长英等几个人，决定伺机作案。

1月24日晚，王开新等4人乘月黑风高，窜入宋永昌陵区潘后陵，先把石刻底座挖开后，支上三角架，再用钢丝绳缠住石刻腰部，然后用倒链把石刻拉悬空中放进车厢内。

第一次作案得手后，王开新几人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后来见风平浪静，于是，又在5月26日晚，故伎重演，盗回一尊武官石刻。

案件激起了千层浪 石刻保护任重道远

案子告破，三尊石刻雕像荣归故里，但文物保护部门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位部门负责人不无遗憾地介绍说：明清时期，有军队在这里驻扎，专司保卫工作；民国时期，也派哨兵游动看守；解放后，农村实行，田地分给农民所有，田野石刻就成了少娘疼的苦孩子了。

农村村委会副主任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治理制度

Abstract: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isthecoreofthedemocraticdecision-making、supervisionandmanagementinvillage’sgovernance.Bythestudyofthegeneralandexceptionalrelationshipsbetweenthevillager’srepresentativeandthevillagerandthevillagecadre,thispaperarguesthat,theefficiencyof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bearsnotonlyontheinstitutionofsystem,butalsoontheparticularelementsofvillage,whicharejustformedbytheabilityoftherepresentative;Onlybytheinstitutionofsystem,whichprovideswithahigherprofitthanthecostforthevillagerandthevillagecadre,canthesystemof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gainahealthfuldevelopmentandahighefficiency.

Keywords: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Village’sGovernance;System

一、引论

1998年修定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较试行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增补了第21条：“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据民政部参与修定《村组法》的有关人员讲，增补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内容是新《村组法》重要改进之一，可见实践部门认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重要的。在学术界，徐勇认为，“相对村民而言，村民代表一般素质较高或社会影响较大。在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通较低的背景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自治中的实际影响和作用较大。”[1]张静将村民自治划分为代表性自治和权威性自治两种类型。她认为在当前农村存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情况下，形成了乡村干部事实上的利益网络，而“如果选出来的乡村权威仍然依据原有的方式治理乡村，选举就只是增加了新权威的合法性，但并没有促进选举之后基层政权和村民权利关系的制度性改变，它产生的是权威性‘自治’”。权威性自治和乡村干部网络互为联系，阻挡了来自村民及国家两方面对基层干部配置的参与。它排斥了社会力量的制衡权利，使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问题仍然局限在少数人参与并控制的范围内。张静因此认为，村民自治仅仅选举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由权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化，不仅在村委会选举阶段，而且在整个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赋予村民代表会议足够的权利并将这种权利制度化[2]。郎友兴和何包钢也认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影响力与作用比村民会议大，这不仅是因为村民代表在村中具有高的威望和素质，而且他们更易具有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感[3]。

的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分重要，它往往成为村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核心部分。正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如此重要，具体考察村民代表和村民的关系及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中，笔者希望以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一些关于村民代表的片段，来讨论村民代表这一中心词及其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村庄基础，而不是抽象地讨论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

二、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一般图景

考察村民代表在村级治理中的作用，核心就是考察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一般都是村庄中声誉较高、素质较好的村民，村民理应信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具有在村民中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从我们的调查和有关资料来看，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以后，全国农村不仅普遍推选村民代表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而且推选村民代表的方式十分民主，大多采取10—15户村民共推一位村民代表的办法。因为村民之间相互熟悉，推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是素质较好的村民。这是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

由村民推选产生的村民代表，不仅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而且具有参与村务的能力。因此，在村务管理、村务决策和村务监督中，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干部有着强大的约束能力，村民代表会议不仅成为决策村务的主要场合，而且成为与村干部形成对话的场合。高素质、重声誉，也懂得村务的村民代表，可以为村务决策和管理提供智慧。他们也可以判断村干部提出的村务财务报告中的疑点问题，从而判定村干部工作的好坏。村民代表因此成为村干部的智囊、监督者、合作者和评价人。

进一步说，因为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出来，受村民信任，素质较高且声誉较好的，村民代表自然会在村民中拥有影响力和动员能力，而村民代表因为具有参与村务决策、监督和管理的足够机会，而具有与村干部全力合作协商的机会，这就可能导致如下一种结果：对于一些于村民有益、于村庄秩序有益的重大村务，村干部可以通过与村民代表的协商，形成决议，然后将此决议由村民代表宣传动员到村民中去，从而办成办好仅仅凭借村干部难以办好的事情。换句话说，村民代表充分参与村务管理、监督和决策，将大大提高村民集体的一致行动能力。经济的协作因此容易达成，比如修路建桥；违反村规民约的行动将受到比过去更为严厉的村庄压力；外来的地痞和上级不合理的摊派更可能被村民集体拒之门外。通过村民代表和代表会议这一制度设施，村庄的合作能力提高了，村民的团结程度提高了，过去办不成的事情现在有了办成的希望。其实，这个推断正是过去实践部门和学术界共同拥有的信念，这种信念不仅来自于理论推断，也为大量的实践所证实[4]。这个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也为笔者的调查所证实。笔者的调查还证实，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由村民选举而由村干部任命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议事会，也往往具有村民代表会议所具有的这种效能[5]。

但是，以上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往往受到一些例外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发生作用的能力蒙有一些阴影，并造成不是因为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庄基础不充分，所产生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弱化。讨论这些构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例外情况的村庄基础，对于深化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认识、理解现实生活中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施程度与效能的不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下通过一些调查实例来作这种讨论。

三、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片段

近年的农村调查中，笔者发现了大量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有趣片段，本节试图通过描写这些片段，得到一个与学术界所理解的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一般图景略有不同的实践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源自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发生作用的村庄基础不充分所致。

先讲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1999年7月的事情。1999年7月荆门市在孙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试点，笔者参加了这次试点。应该说，这次选举试点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在试点之初，按照每10户推选一个村民代表的办法推选了40多位村民代表。然后，以海选的方式确定候选人。因为获较多主任提名票的候选人对于能否竞争当上村委会主任实际情况的考虑，在依预选提名票确定两名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时，出现了主任预选得票居第2位至第4位者均不愿与最高得票者竞选，而退为村委会副主任或委员竞选的情况。这一点从选举程序上并没无问题，村民代表也参与过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讨论，知道这样并无不妥。但问题在正式选举投票前一天发生了。一个村民小组的3个村民代表告诉参与选举试点的负责人说，他们村民小组的村民认为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做了假，即不应让居主任候选人第5位者与第1位者竞选村委会主任，而应让第2高票与第1高票竞选。他们因此决定不参加选举，除非市里参与试点的领导当天晚上可以到组里解释清楚此事。我们问村民代表，为什么他们不向村民讲清楚此事？一个村民代表倍感委屈地说，你哪里讲得清？虽然我是他们选的代表，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前几天我被他们选为代表，参加村里召开的村民会议之后，顺便买了一个西瓜回去，就有村民说我这个西瓜是村里分给我们代表的，我一再解释，没有人相信。以前关系一直很好，被他们选为代表没几天，关系就变得怪怪的了。也因此，我们向他们解释确定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他们根本不听，说只相信市里的领导。第二天正式选举时，这个村民小组的一些村民仍然被动员参加了投票。选举后的第三天，我们去做个别访谈，村民相信我们的解释，但他们不相信镇村干部，也不相信村民代表。的确，问题的关键是村民并不相信他们刚刚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没有人能够代表村民，村民不相信任何人。第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发生在向村。2000年5月笔者到向村做关于村委会选举的补充调查，刚好向村3组和4组为山界发生纠纷，村干部决定调解这场纠纷。因此让3组长和4组长召集各自村民小组的代表进行现场处理。4组长去找1999年由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结果，没有一个村民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耗费这个时间，4组长只好找了几个原来当过村干部的老党员参与与3组的山权谈判。山权谈判不成，但年轻的4组长因为全组竟没有一个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花费一点时间而气得不行，他要求村支书当天晚上到4组召开小组会议，现场改选村民代表。支书说，村民代表也是一选三年的，你怎么可以说改选就改选？

再讲两个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村民小组财务的事情。2000年夏粮征收时，童村8组村民要求清理本村民小组的帐目，否则就不交夏粮。童村8组村民一直怀疑本村民小组财务帐目有问题，多次向镇村两级提出清帐要求，一直未能成功。这次拒交夏粮让镇政府下决心彻底清理童村8组的财务，因此，一方面镇里抽调会计人员进驻童村8组，一方面让童村8组村民选若干村民代表会同清理人员一并清帐。在清理过程中，逐张核实开支条据，结果，参与清帐的村民代表因为或多或少得到过原村民小组的或请客或免提留或减积累的好处，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个片段也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财务的事情，这一次发生在村一级，地点是迪村。因为迪村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村民普遍对村财务的怀疑，而在1995年形成了一个每年都由村民代表清理村财务一次，每次清理一个星期的制度。这个事情也颇有趣。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是由村民在各自村民小组选出的，他们既具备清理财务所必须的基本财会知识，又是本村民小组有一定影响的人。但这些代表在清理财务期间，很快便关心起自己花费一周时间清理村级财务的合理性来。村干部当然是敏锐的，他们与村民代表商议，干脆买一头猪来杀掉做生活，另外决定每个清帐代表每天补贴25元现金。这样，每年一次的村财务清理便形成了一个清帐一周杀猪一头，每顿饭都喝酒，且每个清帐代表可以有100多元补贴的惯例。当清帐代表是很合算了，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再清理出村干部的经济问题来[6]。

四、对以上片段的讨论

以上讲的四个片段，并非四个特例，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经常听到如此的颇为矛盾的故事。以下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片段的讨论，理清支持它的村庄基础，从理论上构造关于村级治理中村民代表会议效能有别于一般图景的可能图景。

首先，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村民虽然选举了自己的代表，但并不信任自己的代表。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一是选举本身的不规范，村民对选举出来的代表不满意；二是选举代表的次数太少，村民还不习惯于选举及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委托关系。这是两种一般性解释。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村民之间的传统联系已经解体，现代民主理念又未建立起来，村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处于传统社会网络中的农民，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原子化的村民，因此，没有人可以代表其他的人，也没有人愿意代表其他的人。这样，按照现代民主理念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只是在形式上具有代表选举自己的那些村民的权力，村民内心里却并未打算因为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将权力委托于代表，也并不因此就信任代表。而代表既然感受不到这种信任和权力，他便仍然只是代表着个人的利益，因此，作为代表的村民，其行为理性不是来自于委托—关系而是来自于实际好处。版权所有

若是后者而不是前两者构成了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分裂关系，那就不仅需要从制度上寻找原因，而且需要从村庄基础上寻找原因。传统的关系网络通过塑造出来的村庄社会中的面子声望观和长期共处的信任关系，使得村庄社会分层及建立在这种分层基础上的事实上的代表能力强劲有力。在一些宗族势力较大的村庄，宗族代表人物具有对本族成员的权力，他可以代表宗族，宗族成员也信任他，他因此具有与其他人的谈判能力，达成的协议，他也有能力将之在本宗族范围落实。这种意义上，在传统乡土社会，代表从来都是存在的，如村社委员会的存在等等。但这些代表一般都不是选举产生而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然中形成的。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选举代表的涵义则有着让每个人都清楚的权力授受关系。因此，选举者和被选者的权力义务边界清晰。但当前中国农村村民代表的选举，有些是在传统关系解体，现念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本身往往是培育村民公民意识和训练农民政治权力和义务感的一种办法。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和互相不能代表的关系，与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相互形构和强化，进一步消减了村民代表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如前一节引叙的关于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关系的两个片段，村民代表显然不大认为当代表可以在精神上和面子上为自己带来多少满足，他们也缺乏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政治责任感和义务感，因此，他们的行为充满了物质利益的考虑，甚至在他们的不当得利己引起村民的普遍不满之时，他们依然如此。

当村民代表过多考虑物质得利而全然不将村民的评价放在眼中时，村民对代表充满失望，而村干部恰恰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来收买这些一个一个的精英。得到物质利益的村民代表不愿意得罪自小就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相互熟识的村组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代表很快便相互庇护起来。综合以上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讨论，可以看到，相互形构和强化的村民与村民代表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源自于村庄社会缺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又缺乏现代的政治责任感，原子化的村民无力给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的正当行为以强有力的激励，也无力给他们的不良行为以强有力的约束，与当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与可能得到的物质好处相比，依照善行准则行事，成为一件颇不合算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村民已经原子化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的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本身存有发挥效能的陷阱，这种陷阱造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对一般图景的偏离，这种偏离构成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困境：村民不信任代表，代表缺乏说服村民的能力，村干部期望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增加村庄资源动员能力、形成扬善抑恶决议的期待大多落空，而村干部的不良行为却可能在村民代表达成的某种默契得以蔓延。如此一来，村民对选举村民代表愈发丧失兴趣，对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愈发不放在眼里，村组干部愈发发现试图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实现自己宏大抱负并无益处，而村民代表所具有的制度上的监督作用，愈发可能通过物质利诱和私人交往得以消解。村民代表也因此愈发失去对村务管理和监督的兴趣，而愈发专注于自己实际上可能得到的点滴好处。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因为村庄基础的不具备，而存有效能逐步衰减的可能。

一个具有效能的制度必须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收益，其中一些人或所有人可以从这个运作的制度中受益。当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在一些村庄运作时，没有人可以从中受益，这一制度便很难真正有效地运作下去。从一般图景上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当前村级治理中最容易获得收益的制度安排，这种收益可以让村民、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三方受益，即让村庄利益和秩序得到好处。但是，在村民为原子化的状态时，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人，也没有人有能力代表他人，这时候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能找到足够自己有效运作下去的受益者吗？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成本和村庄受益者所得到的好处相比较能否降得足够低吗？这些显然是在实际的村级治理中需要进行考证的。真正原子化的村民是没有的，村民代表的有些行为只是农村特定场合的特殊行为。以上构造出一幅在原子化村民基础上可能的村民代表会议效能衰减的理论可能性，是希望提醒村级治理的研究者，必须考察村级治理制度的村庄基础。因为村民原子化程度的不同，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的不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效能不同，同一制度的实施成本也不同。明确了这种不同，有助于我们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评论一种治理制度的生长状况，进而来讨论一种治理制度在不同社会基础的不同运作条件，然后制定出有一定差别和弹性的制度来。

五、结语

村民代表的关键是代表能力的问题。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代表村民参与村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将讨论通过的村务决定贯彻实施到他所代表的村民之中，让村民相信遵守这个决定对自己有好处。通过村民代表，每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所形成的民主化机制常规化了，村民多了监督村干部的渠道，村干部多了智囊和动员村民的能力。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真是村级治理的福音。不仅如此，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因为与村民之间稳定可信的关系，而可以代表自己所在群体的村民与代表其他村民的代表们，协商关于维护村庄秩序和村民利益的诸种好事。村干部宏大的可能一时还无法为村民所接受的治村抱负，也可以通过他与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的协商，而为村民代表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变成村民所可以接受的治村方案。不同群体村民在治村过程中，实现利益的多少、先后会有不同，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们可以通过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达成妥协。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不因为一时半会的利益不一致而受到影响，那些对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担心，真有些“杞人忧天”了。但正是在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上，不同的村庄具有相当不同的可能性。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不是指村民代表的个人能力，而是他是否具有代表村民的意愿及村民是否给他实现这个意愿的机会。构成村民代表代表村民意愿的因素，不仅是村民代表和选举产生他的那10—15户村民群体之间的制度结构相联系，而且与产生村民代表的这个村民内部的联系程度及充当代表的村民对利益的感受状况有关。村民代表或因为面子与声望，或因为经济上的好处，而愿意作为代表来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他所产生的这个村民群体则因为传统的好的关系或代表本人负责任的友好言行，使村民愿意相信自己代表的代表行为。传统村庄中的人际关系，往往使村民愿意为代表村民的利益而耗费精力，村民小群体也愿意相信这个传统道义上一直可靠的邻里。在现代公民社会，村民代表与他所代表的村民之间规范的权利授受关系，也使得村民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村民，愿意相互遵照既有的权力义务边界行为。显然，构成村民代表代表能力的以上条件，在当前就业相当不充分、经济处境十分恶劣的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来讲，可能是有些苛刻了。本文前叙列举的一些调查片段，在那些传统的人际联系开始被割断，现代的稳定联系又未建立起来村庄，可以说是相当常见。这种情况下，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便大成问题，而理论上村民代表会议的诸多功效便因此大打折扣。在一些情况严重的地区，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太弱，以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从村民代表会议中得到收益的群体却很少，而可能造成由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措施不得力，而是村庄基础不具备所存在的形式化的问题。当然，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正如农民的民主能力一样，是一个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可靠得到的东西。在相同的村庄基础下，好的制度可以催熟那些不成熟的基础，在有了好的基础却没有好的制度安排的村庄，村级治理便会损失许多好的机会。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一件可以为村民带来利益，从而可以为自己找到动力的良好制度。只是在评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时，我们不应该因为它是好制度就忽视了它的村庄基础和它在实践中可能具有的不同表现。同时也不应该因为它在一些村庄效果不佳就对它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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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郎友兴、何包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民主完善之尝试”，《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4]参见王振耀等：《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农村村委会副主任范文第5篇

“山为邻。水作伴，倒缸一举心自醉”

宅侯村是嘉禾县盘江乡最大的村，位于全县水资源命脉的盘江水库上游：一条蜿蜒的溪流穿村而过，村前是一片平坦的水田，村后是层层累叠的梯田。自古为郴永二州三县交汇之地，有“一脚踏三地、鸡鸣惊三番”之誉。

这里几乎找不到半分荒芜的土地。村民们种植的稻米松软、细腻，在“宅侯贡米”盛名的滋养下，一部分头脑活络、勤劳致富的村民早已依山傍水修起属于自己的别墅，早起看旭日东升，闲暇到江边垂钓，田园里采摘自种的瓜果蔬菜，山坡上抓捕放养的土鸡……好多城里人梦寐以求的桃花源生活已经在这里重现。相邻各县卖粮的农民，用“宅侯贡米”提高米价更是比比皆是。

但村委主任李平的眼光看得更远。2008年，这个曾经南下广东做过泥水匠，后来做了包工头的汉子，在见了点世面后重新回归土地，被乡亲们选为宅侯村村委主任时，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已远远超脱“土里刨食”。

当时，盘江乡成功创建“省级环境优美乡镇”，“生态兴乡”成为这个非资源型乡镇明智之举。随着大量鸥鹭的乔迁聚集、獐狸等野生动物在盘江一带的活跃，盘江乡逐渐形成打造环境优美的宜居福地、休闲旅游的度假胜地、特色餐饮的集聚基地、物流交易的边贸乡镇的规划设想。宅侯村处于县城居民饮用水水源保护地，又紧邻南岭怵场，藕塘水库贯穿村域，“生态兴村”正是最好的选择。

2009年，创建生态文明村的规划出现在村委会的案头上。好家伙，谁都想不到，这个在外蹦跶了几年的后生干起事来“动静”不小：党员动员会、村民代表动员会，大会、小会热烈红火；干部走访、串门座谈，家庭、个人润物有声；贴标语、挂横幅，精神、理念舆论先行。

“诗人村官”的激情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张扬。

与此同步，它诗话乡村的步骤也现实化地展开。

欲造生态，先养心态。李平和创建生态文明村领导小组成员通气后，创办了村文化室、图书室、党员活动室、群众活动场所，对群众进行文明素质“牵引式”、“自助式”养成教育。“文明农户”、“五好家庭”、“道德模范”在旧习俗的土壤里不断萌生。

欲固精神，物质保证。从旱厕到水冲式公厕的生活设施改造，从700余万元村主干公路的硬化到村游园绿化带的清洁、浇水、修剪的专人管护，从传统粮食品牌“宅侯贡米”的规模种植到450亩油茶树的栽谴、230亩西瓜的培育、100亩百合的种养，李平与他的一班人建起了一道道从绿色产业到环保生态的物质防线。

在做这—切的过程中，他不断用诗作鼓舞村民。

认识他的人都记得，为唤起宅侯人对村庄的热爱，他写道——

“我的家在盘江源头之上，那里有优质的稻米和南岭林场，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还有那一行白鹭上青天。”

这首环卫诗和干部的联系电话一起印发给村民，并特意给乡党委书记寄了一份，引得乡党委书记回复短信，还多次在乡里的大会上表扬他，鼓励他多写正能量诗词，用诗词做群众工作。

2011年盛夏的一天，李平让嘉禾县见证了宅侯村的生态实绩：在时任盘江乡党委书记欧旭斌的陪同下，数十名县媒体记者专程到宅侯村采访，他们近距离看到了灰鹭这种神奇的鸟。李平“得意”地夸耀：“灰鹭去年春季来我们村安家，今年又回到它们的家。”这种容易受惊的鸟能与宅侯村村民安然相处，真让人有忘怀尘世的感觉。李平为此还写诗抒怀：“山为邻，水作伴……倒缸一举心自醉……”他还手机发诗给县委书记赵宇、县长郭薪等领导。其中，县委书记赵宇给李平回复短信：“有时间一定上宅侯踏青扯笋。”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收到李平创作的诗词后，给他提出要求：创作诗词的视野要宽一些，不仅要赞美宅侯（村），还要赞美盘江（乡），更要赞美嘉禾（县）。

“村前屋后缀桃花，喜乐村姑童叟”

皮肤黝黑、身量匀称的李平有骨子里的憨气，更有投入乡土生活后焕发的灵气。每当做工作有所感触的时候，他都用诗词的形式记录下来：一方面用诗词代替《村情日记》，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对工作的态度；更主要的是让村里的在外人员和上级领导及时了解宅侯村的变化，为村庄争取更多的资源。不仅盘江乡的党政领导、县委驻宅侯村的工作队干部，就连县四大班子的领导，通过诗词都和李平结交成朋友。

不知不觉间，诗词已成了他工作的舆论工具、信息手段。凭着“诗人村官”结缘的人脉，他让记者慕名宅侯生态村，更让县乡领导了解了宅侯法制村。

“诗人村官”李平，真应该为他诗情营造的宅侯生态梦、法制梦而陶醉。

从2008年当选村委主任开始，他写诗200多首，虽未公开发表，但他诗话工作的读者——县乡政府官员、村民朋友，身心都受到了理想色彩的感染，并给予他有力支持。

想当初，他刚接手村委主任一职时，村里“昔日闭塞宅侯，农村脏乱依旧，温饱解决为目标”，哪像现在“城乡公交似鱼梭，自嘲堪比城里美。三代同堂，除夕观晚会”（见李平《蝶恋花·过新年》），“村前屋后缀桃花喜乐村姑童叟”。

原乡党委书记欧旭斌说，这一切多赖宅侯村有—个非常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领导班子。乡派出所所长说得更直接：“我当所长这几年，从来没有因为办案去过宅侯村。”

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到宅侯村村主干身上，李平无疑“难辞其誉”。

李平的“治安策”并不高明，但很特别。我们看看他新官上任的—把大火《宅侯村村规民约》（6章28条）就会发现，屡试不爽的对症下药条条有“杀斩”，章章指穴脉，现择取如下：

未经批准强行占用耕地、交通要道建房的，除坚决拆除、还田还土，恢复原状外，并罚款500元以上（第一章土地管理第六条）；

对不实行计划生育或围攻、谩骂、殴打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第二章计划生育第五条）；

保持饮水卫生，不准在水井边一米内清洗脏物（衣、裤、蔬菜及其他食物等）、洗澡，违者除责成其洗井外并罚款200元（第三章公共卫生第一条）；

不准任何人毁坏堤坝、田埂和山水主要流域等综合水利基础实施，违者除责其恢复原状外，并处罚款200元至500元（第四章水利和村公共实施第一条）；

凡擅自盗伐集体和个人林木者，视其情节轻重，罚被盗伐林木价值的2倍至5倍，夜间盗伐林木者，加倍处罚（第五章森林和防火第一条）；

凡是聚众闹事，煽动宗派纠纷，故意殴打他人，造成直接损伤的，除赔偿医疗费外，损失和损坏财物，除依法追究责任和照价赔偿外，并处罚款500元至2000元（第六章社会治安第三条）。

几乎新农村建设及社会治安的病症都被他——切中，且诊治有法。

但我们不要认为，李平是为自己立威树名，村规民约所立的是“霸王协定”，“诗人村官”的内心深处无不充满“和美”的阳光。

他上任村委主任后最常规的行动是常年开展边界“和美创建”活动，宅侯村与湖南蓝山县、宁远县交界的不少村庄都建立了定期交流走访机制，通过信息共享、矛盾纠纷联调，把和谐平安的触角由本乡、本县延伸到引发隐患的外省、外地。

为使村民大会决议的村规民约“土法”不“土”，李平千里迢迢请回本村在广东当律师的李杰回乡给村民上法制课，在乡音土语中理解村规民约的“法律意义”，接受正规化的法律观念，培养现代化的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