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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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范文第1篇
一、部门职责
（一）医疗机构
负责医疗纠纷的协商解决。发生医疗纠纷时，应主动与患方沟通，防止事态扩大；研究制定解决方案，自行与患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问题的，应及时向区卫生局报告。
（二）卫生局
负责重大医疗纠纷的行政调处。
（三）公安分局
及时制止医患双方过激行为，协助卫生局做好行政调处工作。负责维护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
二、现场处置
（一）医疗机构
1．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的损害，防止损害扩大；在患方在场情况下迅速封存医疗文件、相关器械和药品等实物，妥善保管，以备检验和鉴定；立即将死亡患者的尸体移离医疗区，并妥善保存。
2．指定专人与患方进行沟通协商解决办法。首先由病区（科室）负责人与患方进行沟通，如协商难以解决纠纷，应及时向负责纠纷处理的职能科室报告，由其出面协商；职能科室仍不能解决，应及时向院方负责人报告，由其出面协商；院方负责人协商解决无效的，则由院方负责人告知患方通过行政调解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3．在医患双方协商未果情况下，向区卫生局提出书面行政调解申请。医院不得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报告制度，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报告相关信息。
4．出现患方停尸、摆放花圈、设置横幅标语、堵塞交通、欧打医务人员、抢夺病例资料、损坏财物等扰乱正常医疗秩序行为时，医院应立即向辖区公安机关报警。
（二）卫生局
1．接到重大医疗纠纷报告时，应立即派人到达现场，组织调处。
2．及时调查了解纠纷情况，引导医患双方依法解决纠纷。
3．对医患双方任何一方拒不服从行政调处，也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且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应及时向区政府报告情况。
4．负责对医疗纠纷的上报和信息工作。
（三）公安分局
1．当接到医疗机构报案时，应根据情况组织相应警力，立即到达现场维持秩序，保护医患双方人身与财产安全。
2．当患方有下列行为时，公安分局应及时采取措施，恢复正常医疗秩序。
（1）在医疗区域或医院门口停尸的，立即劝其移离。如不配合，应指挥医院工作人员强行将尸体移到医院太平间或殡仪馆，如发生攻击干扰，可对其采取相应措施。
（2）抢夺医疗文件、欧打医务人员、损坏医疗设备和其它财物的，应立即制止，对不听劝阻的，可对当事人采取相应措施。
（3）在医院门口或医疗区摆放花圈、设置横幅标语的，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4）聚集人员堵塞医疗办公区通道的，应劝其离开，对不听劝阻者，采取相应措施。
三、长效管理
1．处理医疗纠纷，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恰当。
2．在医疗纠纷行政调处时，区卫生局明确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医政股为职能科室，负责医疗纠纷处理的接待和现场调处。卫生局要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对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行政处理。
3．公安分局负责维护医疗机构正常治安秩序。要在二级医院设立警务室和警务点，负责维护正常秩序，打击扰乱医疗秩序的违法行为。
4．司法局负责牵头成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专门设立“医患纠纷调解中心”，负责调处医患纠纷。
5．医患双方自行协调不成，且对卫生局调处不服，可共同委托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也可通过法律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在涉医民事案件审判中，要考虑到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加强医患纠纷调解工作，依法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区成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分管负责同志组成的“区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协调小组”，在区卫生局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各成员单位派一名联络员参与办公室工作。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组织开展创建活动。医疗机构成立医疗纠纷防范和处理领导小组，医院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院长具体负责，各相关科室参与。二级医院要成立专门的职能机构，一级医院要明确专人负责。
2．加强配合。各部门要把医疗纠纷处理工作作为综合治理、建设平安宿豫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履行职责，齐抓共管；要加强信息沟通，在医疗纠纷现场处理工作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做好医患双方工作。
3．重视舆论导向。新闻媒体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对医疗纠纷的报道要慎重处理，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核实，不得相关信息。
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范文第2篇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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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范文第3篇
1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基本做法和特点
1.1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基本情况。
1.1.1浙江省政府于2010年3月1日颁布的《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办法明确指出各市、县（市）都需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会），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模式”化解医疗纠纷。医调会的人员配备、管理，由政府规定。医调会的人员组建由医学、法学、心理等专家组成，工作内容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技术咨询[1]。
1.1.2医调会调解医疗纠纷属于免费的，医调会的工作经费及人员的报酬由地方政府财政予以解决。其工作职责主要有：在调解纠纷的同时，向社会大众宣传相关法律、医学知识；向卫生、司法行政等部门汇报当地的医疗纠纷和调解效果情况；通过对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剖析，为医疗机构提出规避医疗纠纷发生的建议；为社会大众提供有关医疗纠纷的咨询服务等[2]。医调会在接到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调解申请，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在3个工作日内给以受理；不符合申请条件的，通过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原由。对于当事人不同意协商、调解，协商、调解不成功的，可以通过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争议行政处理，或通过法院提讼。
1.1.3调解结果更趋合理化，规定指出医疗纠纷赔付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医疗机构不得私自协商处理；医疗纠纷赔付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必须先委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进行鉴定，明确双方的责任。签署的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按照调解协议内容进行落实、执行[3]。
1.2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特点。
1.2.1中立性：医调会的出现，为医患双方提供了相互沟通的平台，采用“背靠背”的分开调解方式，避免医患双方的面对面触后情绪对立，同时把“院内纠纷”引向“院外调解”，维护了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逐渐成为医患双方僵持关系中的平衡力量[4]。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拥有较强的社会公信力。医调会不隶属于任何卫生行政部门或医疗机构，经费政府财政提供，中立的立场，能够获得患方和医方的信任，提高了医患双方的信任度。
1.2.2程序简单、周期短：医调会在解决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注重医患双方的现实需求，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做到快速受理、快速调解、快速结案，最大限度地维护医患双方的正当权益[5]。医疗纠纷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将医患矛盾引离现场，让当事人的情绪得以平复，避免纠纷升级恶化的可能性，医疗机构也可以从纠纷冲突中得以解脱，回到正常的医疗工作中，恢复和谐的医疗环境。
1.2.3节约行政管理和司法成本：医调会在解决医疗纠纷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可根据医疗纠纷的具体实际情况对程序进行调解，达成一致协议，既减轻了卫生行政机关的调解压力和法院的诉讼压力，又节约了行政管理和司法成本。
2推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以来存在的问题
2.1赔偿要求高，调解难度大。随着法律法制的不断完善，患者家属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往往会主动采取各种行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有部分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过高，存在维权过度现象[6]。同时，将医疗行为理解为商品买卖行为，认识不到医学治疗工作是高技术、高风险科学，对某些正规抢救措施可能发生的不良结果和正常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意外不能客观认识，对医疗纠纷的赔偿数额要求不断提高，医疗纠纷处理的难度逐步加大。
2.2没有专用法律，规定标准不同。由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发展时间较短，没有明确法律可以参照执行。属于医疗责任事故的责任认定和赔偿可以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执行，对于非医疗事故的纠纷责任认定和赔偿处理没有相关法律可依。目前医疗纠纷调解参照执行的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今的需要。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制定与现今医疗纠纷相匹配的条例；拓宽医疗纠纷非诉讼处理途径，让纠纷处理有法可依，让纠纷和患者在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时候有地方调解，
2.3调解人员紧缺，专业无法对接。在医疗纠纷调解中，由于医学的专业性，调解往往需要具备的医学、法学知识和经验丰富的调解人员，这就使得调解员的作用举足轻重。目前，杭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只有7名调解员，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医疗行业存在特殊性，而调解员大多是法律专业毕业，对医学知识了解甚少，所以调解压力大。由于人员紧缺，对于非正常工作日的突发性医疗纠纷，不能及时介入开展调解工作。
2.4责任不够明确，多数模糊调解。按常理，医疗纠纷应该在理清双方责任的基础上再进行协商赔偿事宜，但一般情况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了平息事态的发展，避免发生患方出现过激行为，都是采用模糊调解，劝医院方给予一定的赔偿，而不是组织有关人员对医疗纠纷的责任进行鉴定，分清责任[7]。医院方有时虽然知道自己并没有过错，但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纠纷，只好花钱“买”平安。这一结果，导致许多患者得出“只要到医院闹，就可以得到赔偿”的结论，使医疗纠纷越来越多，医院的负担越来越重。
3优化浙江省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议和策略
3.1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做好风险预警措施。医疗纠纷的发生，主要是医疗技术水平不高引起的。因此，首先要建立医疗质量管理网络，根据医疗质量持续改进计划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形式，对医疗、护理质量进行监控。其次，要强化制度落实，重点加大规范医疗文书书写和核心制度的落实，建立纠纷、投诉反馈整改机制。再次，要通过实施素质提升工程和人才培养计划，对在职医护人员进行持续的医疗业务规范化培训，熟练掌握操作要求，规范医疗行为，减少和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此外，要培养医护人员的沟通技巧，加强语言艺术修养，提高沟通能力，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对每起医疗纠纷都要组织鉴定，弄清责任，对责任人作出必要的处理，并采取措施防范类似的医疗纠纷发生[8]。
3.2配好纠纷调解人员，优化完善理赔依据。由医调会专业性比较强，建议成立一个医疗专家顾问团队，对复杂、疑难医疗问题进行论证。在人民调解员的选调上，要选择富有爱心和责任心、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沟通能力强的综合人才，而且选入之后要定期组织学习、培训和考核，并保证应有的工资福利待遇，保持人员的基本稳定。结合医疗纠纷突发性强、不稳定因素多等特点，建议政府加大经费、人力投入，非工作日设专人值班调解。同时，考虑到《民法通则》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存在多方不一致的情况，建议明确一个参照法律标准[9]。另外，呼吁尽早出台新版《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
3.3加强多部门联动，提高司法调解力度。医疗纠纷的调解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加强部门的联动，通过部门间的密切配合，使医疗纠纷得到妥善解决。财政部门应加大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构的经费投入，预留一定比例的财政预算，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医调会专心调解医患纠纷。网络媒体在进行纠纷报道的时候，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的报道，多宣传正能量，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司法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对医调会进行科学指导，从法律、政策等方面对医调会的调解员进行培训，让医调会在调解纠纷时做到依法、规范调解[10]。公安、司法部门加大对职业医闹事件打击，在保护患者的正当利益的同，维护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打击调解中的各种非法行为。
3.4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政府要引导广大群众依法办事，加强普法宣传和教育，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矛盾争端。对相关医疗法律条例的宣传教育，不仅医务人员要学，政府和新闻媒体应当对公众也进行系统宣传，让社会公众全面、准确地了解条例内容。医院内部也要加强管理和教育，使医务人员知法守法，依法行医。同时，要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有一个合法、合理、合情的监督，才能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始终保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办事原则，得到医患双方的信赖。目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明确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导致医疗无法进行的行为列入刑事责任追究范围。
3.5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医疗纠纷调解将以人民调解为主体，院内调解、司法调解、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有机结合、相互衔接的“三调解一保险”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制度上升为法规。医疗机构应当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医疗责任保险承保机构应当协同医疗机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及时参与医疗纠纷的处理，并加强机制创新，改善服务，按照合同及时理赔[11]。涉及有关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纠纷处理，可吸纳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参与调解，同时启动调解和理赔，调解达成协议的，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又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的，由保险公司直接赔付，超出保险责任范围的赔偿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另外，保险理赔机构应该第一时间参与医疗纠纷调解，如纠纷产生的原因、医疗机构是否应承担责任、责任的大小等，及时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进一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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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责任保险 医疗纠纷 医疗责任保险
近年来国内医疗纠纷呈不断上升之势，医疗纠纷投诉已成为全国10大投诉热点之一。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资料统计，消费者对医疗纠纷的投诉2015年是2731件， 2016年上升到7879件。医疗服务领域特有的专业性较强、风险性较高，行外人士对医学知识知之甚少，对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也缺乏应有的理解。因此，在一些医疗纠纷处理中，受害人往往心力交瘁，深感权益难保；而医疗方则鸣冤叫屈，愤愤不平；就连司法机关亦觉无所适从，相似案件的判决却大相径庭。上述情况表明，医疗纠纷处理步入困境在所难免。
医疗纠纷的上升趋势及其处理困境已引起医学界和法学界的共同关注，与之相关的学术探讨与司法实践也成为新闻媒介的焦点。其中既有依据市场经济条件的法治需求，对我国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法律制度的困难与非议，也不乏借助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模式，对我国医疗纠纷法律框架的有益设计。本文拟从医疗责任保险的适法性、医疗责任保险的公正性、医疗责任保险的预防性三个层次予以阐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医疗责任保险的适法性
医疗服务行业是高风险性的行业，这就决定了医疗纠纷的不可避免。医疗服务行业的高风险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服务的对象是患者，医疗行为直接面对的是患者的生命或身体，医务人员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造成医疗差错甚至医疗事故，从而给患者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二是由于人类对疾病的认知能力不足和对医学科学技术的掌握局限，医疗意外和医疗并发症时有发生，而患者及其家属对此并不充分理解，过高的期望值与现实医疗效果的差距更加剧了医疗纠纷的频发。
危险的发生通常给人类社会带来灾害，人类在长期同危险作斗争的过程中力图把握危险发生的规律，并由此创设出了诸如避免危险、预防危险、自留危险、集合危险、中和危险及转移危险等多种危险处理方式。保险作为一种间接转移危险的方式，作为一项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制度，在近代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并越来越受到现代社会的青睐。
二、医疗责任保险的公正性
医疗纠纷处理的困境，关键在于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有碍公正。医疗纠纷是一类技术性很强的案件，由于涉及到专门的医学知识，而处理者（法院、仲裁机构等）往往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因此专家鉴定就显得极为重要，甚至是案件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三级鉴定体制，鉴定委员会成员所在医院必定与被鉴定医院同在一个地区，鉴定委员会成员必定与涉事医务人员属于相同或相近专业。鉴定方与被鉴定方这种同行加近邻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影响鉴定的客观公正。涉事医务人员可以通过各种关系请求鉴定者网开一面，而鉴定者出于和事故责任者直接熟识或间接认识，同时也担心自己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很可能有求于对方，往往手下留情。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使医院相对超脱于以往与患者直接对立的地位，转而由患者与保险人直接发生保险赔偿金的请求与给付关系。因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承担的责任，有学者指出责任保险具有第三人性的特征。即责任保险性质上为第三人保险，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是责任保险合同得以成立和存在的基础。没有第三人，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无从发生。为了避免鉴定不公的困境，投保人与保险人可以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由第三人或者保险人与第三人共同选择鉴定方式和鉴定机构，这样被鉴定方在无需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和无法选择鉴定机构的前提下，对鉴定结论施加影响的动力和可能性大为减少。
保险中的先予给付制度也有利于对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保险法》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特别规定了保险人的先予给付义务。综观医疗纠纷的处理，失信的鉴定结论、偏向的行政调处、繁锁的司法裁判、艰难的执行氛围，使受害人要讨个说法，不仅要承受长期的精神痛苦，更要负担巨大的债务压力，不少受害人只得忍气吞声，知难而退。保险人的先予给付，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解受害人的不利处境，为其获得公正赔偿抗争到底提供便利。
三、医疗责任保险的预防性
医疗纠纷重在预防，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机制有助于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从源头上解决医疗纠纷的上升走向和处理困境。大多数医疗纠纷的出现与医务人员的责任性不强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有关。
医疗责任保险的建立，使医疗纠纷的解决步入法制化轨道，杜绝医疗纠纷的“私了”陋习。医疗纠纷的“私了”现象比较普遍，原因在于医院方顾及名声，宁愿花钱买平安；患者方处于弱者地位，希望通过“私了”实际多得到点经济赔偿。医疗纠纷的“私了”主要弊端在于：一是不宜分清责任，掩盖了医院方可能存在的医疗过失行为。医院方不会从医疗过失中吸取教训，涉事医务人员也往往逃避承担责任。二是个别患者的私利一旦得不到满足，往往会采取非法手段，扰乱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甚至围殴医务人员。医疗纠纷向“私了”告别，能够促使医院树立法制观念，自觉查找自身不足，有针对性地加强医院的管理，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还有利于医院开展技术创新，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由于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在现行体制下，医院和医生都怕卷入医疗纠纷，不愿冒医疗风险，对危重患者和疑难杂症能推就推，能转则转，许多医疗创新的机会白白丢失了。医疗责任保险的法制化医疗纠纷处理模式，为医务人员开展医疗创新撑腰壮胆，有利于促进医学事业的进步，最终既造福患者又降低医疗事故。
医疗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中一种相对较为年轻的险种，由于主客观的因素尚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它作为一种医疗纠纷解决的新路径，其所具有的适法性、公正性和预防性，目前已引起保险业界的广泛重视。笔者有理由相信，医疗责任保险的市场前景将是广阔的。
参考文献：
[1]孙慕义.医学大法学[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2]覃有土.保险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 R197.3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0）-12-203-01
自2009年2月1日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正式成立以来，坚持独立的第三方地位，对疑难、争议案件引入专家会诊、咨询制度，为医患双方提供无偿服务，截至目前，共受理医疗纠纷193件，办结161件，调解成功136件，医患双方自愿终止调解24件，调解不成1件，调解成功率达到70%，且调解成功的纠纷中协议得到100%的履行，成功化解了大量纠纷。
医调委依托天津市政府颁布的《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而成立，机构性质属于天津市人民调解员协会的下设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市司法局负责调委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财政保障。同时全市35家三级医院根据自身规模、医师数量以及往年医疗纠纷情况投保医疗责任险。1万元以上纠纷赔付直接由保险公司做出理赔，医院无权自行解决。现调委员会的12名调解员中有7名具有政法、卫生部门的从业经验，另有3人为医事法学专业大学毕业生，其余2人为法学专业。还拥有由9名律师和9名司法鉴定人员组成的人才库。相对其他医疗纠纷处理方式，调委会具备如下特点：
1 中立性、公平性。医调委与卫生局、医院不存在隶属关系，人员构成也由律师、司法局人员和社会招幕为主。调解过程不向任何一方收取任何费用。人、财、物均来自政府财政的直接补贴，与医疗卫生机构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从根本上保证了其中立性。调解工作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为依据，若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则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常识进行调解。医患双方在调委会主持下遵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见的表达。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仍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法律诉讼，保证各方利益的完整。设立回避制度，有一方提出回避要求的调委会将予以更换调解员，双方均可聘请律师参加调解。
2 规范化。医患双方必须同时到调委会递交调解申请，以书面形式提交双方争议焦点、事实经过、索赔金额或处理意见。核实医患双方资质和主体资格，有效规避“专业医闹”“搅局”的情况。每次调解过程均制做调解笔录签字认可。调解成功后制做调解协议书，对理赔时间也做出明确规定：10万元以内的3个工作日；10万―30万元5个工作日；30万元以上的7个工作日办结。医调委设立专家库，对重大、疑难纠纷案例进行分析综合各方意见，出具调解意见，对调解难以奏效的纠纷指导其按照理性思维主张自身权利，并做好回访评价工作。
3 高效性。调解期限为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期起1个月内，特殊情况经当事双方同意可延期1个月，到期仍未过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失败。调解过程有保险公司参与，调解形式包括四方面谈和单独约谈或电话沟通等。1万元以上赔偿款由保险公司直接划拔患方账户，省去诸多手续。
4 整体联动。医调委的成立，给患者增加了一条维权快速路，同时减轻了卫生局和医院的行政压力。通过《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打通了司法、卫生行政、医院、患者、保险公司之间的通路。医调委每月将纠纷调解情况反馈卫生局，后者定期组织全市各医疗部门召开病例分析讨论会，并且从市卫生专家库抽调专家进行病例分析，各相关医疗机构对自身存在问题总结分析并将结果上报市卫生局，以减少同类医疗过失的发生。保险公司将理赔情况与下年度保费紧密挂钩，进行适度上浮或下调。今年已将市内二级医院医疗纠纷纳入医调委调解范围，并逐步向市内所有医疗机构扩展。
医调委运营一年多以来受到各方观注也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对缓和医患矛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调解范围的加大也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局限性。首先，专业性仍需提高。医疗行为是一种高度风险的复杂技术行为，本身蕴涵着对人体结构和机能的致害因素，衡量医疗行为主体是否有过失，不能凭主观推断，而要靠认真、科学的判定。判断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就成为医疗纠纷不同于其它民事纠纷的重要特点。由于患方往往不具备医疗专业知识，加之对医方的不信任感，迫切的需要医调委在调解过程中有效传递双方信息。做为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国际上称为ADR），中立性和权威性是医疗纠纷处理的两个基本点，但医调委的专家库大多为各医院在职医师，仍不能完全避免患者对其判断客观性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