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程度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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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程度加深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去家庭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

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资助 立项号：2015SSCX068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年龄构成，在未来二十年，适龄劳动力比例将不断减小，家庭抚养比不断增高。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家庭收入减少、抚养负担过重都将给每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隐患。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群体年龄老化和规模缩小，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造成极大负担。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现象客观上扩大了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并且，我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结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未来10到20年，老年服务的市场需求将会相当庞大。

另外，维持劳动力的正常供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间接的影响当下就业率处于劣势的女性劳动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劳动力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影响其就业率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逻辑路径。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鉴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作为划分福利国家体制的标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责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还对针对女性的福利项目视而不见，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并不决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但国家提供的福利如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服务等都决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家庭。于是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更具性别敏感度的福利国家模型，其中为学界广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础上认为“去家庭化”通过减轻家庭的负担，减少个体对家庭亲属的依赖，进而寻求个体的独立[2]。

接下来探讨这个福利国家体系中的概念在我国的适用性。福利国家既规范了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也规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不属于福利国家，因为有着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国存在借鉴福利国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为欧美国家衡量其福利体制产出结果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并非福利国家，但随着我国养老、儿童等相关福利项目日渐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下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分工博弈愈发激烈，“去家庭化”这一西方福利国家语境下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对关于老人、儿童的照顾服务，以及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大小等问题尤其适合我国情境的解读。

所以，在我国“家庭化”可作为衡量政府和家庭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分工的重要概念，专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获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为个人带来风险和负担的场所，而不是个人获得福利和服务的场所。“去家庭化”则是指为了摆脱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负担，个人有意识地减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束缚。

关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标的拟定，由于我国统计数据较OECD国家稍显简略粗放，故在指标拟定过程中不能全然参照西方学者的测量指标2。本文在此考虑我国语境，对我国“去家庭化”程度从老年人这一维度进行定义。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体现为通过借助于老年服务产业，如养老机构等，能够减小老年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到何种程度。故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养老机构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以及养老产业支出占GDP比例等，作为参考指标。

2 人口老龄化现象影响“去家庭化”程度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失能老人数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趋向“空巢化”，致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整个社会养老问题愈发迫切。并且，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养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观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继续家庭养老存在问题。因此，作为家庭养老的替代，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即意味着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将不断加深。

本文以全国23个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并且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截面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以下为我国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

由数据可知，从单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庆，程度最小的为北京、上海；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可分为如下表三个梯度，从Ⅰ到Ⅲ，老龄化程度不断减弱。

其中，福建和广东“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区“去家庭化”程度虽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类差异并不显著。基于此，结合上文老龄化趋势梯度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预期，福建和广东地区老龄化趋势与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负相关。

北京和上海两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减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应降低。

四川和重庆两相邻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老龄化趋势处于中游的地区，整体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趋向于较低的梯度。

图 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针对以上几点，首先，探讨福建和广东地区与北京和上海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响结果相左的原因。由图2可知，虽然，近期该四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趋势，整体老龄化问题也比广东和福建更严重，而相应的为缓解老龄问题的老龄产业仍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广东和福建整体老龄化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流动性大的年轻人比例较高，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比重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较高，但是广东和福建相对与北京和上海，老龄化问题仍在发酵过程中，预期会愈发严重。

四川、重庆同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却比重庆高。这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城市老龄人口，农村老龄人口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较低，故农村老龄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会相对减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庆65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过两个百分点，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重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仅比四川高零点三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不仅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四川严重，在老龄化趋势上也更为严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较低。其二，人口构成存在差异。老龄化程度反映了地区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担家庭负担的中坚劳动力的比例。中坚劳动力比例越低，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越弱化，因为能够亲身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人数减少。故四川人口老龄化程与重庆相差无几，但是四川的儿童及老人的总抚养比比重庆高出两个百分比，这说明四川家庭劳动力负担更重，亲身参与家庭养老的比例更低，即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比例更高，相应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龄化程度中等的地区“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这恰好反映了虽然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多年，但与其配套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老龄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证明不同地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存在非同步现象。综上，人口老龄化影响了各地区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了整体“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实际数据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还受到老龄化趋势、地区人口结构、城乡分布等因素影响，这也反映出各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比较滞后，老龄化与“去家庭化”的正相关仍然不显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影响

女性就业情况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为劳动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二为女性个人的就业意愿。这两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响。

以往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龄作为划分，显少从劳动力所处市场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类型、数量与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女性劳动力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端劳动力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劳动力，而“去家庭化”在影响决定女性就业率的两因素时，对这两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对劳动市场需求的影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图3，一方面能够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创造大量适合女性的服务就业岗位，吸纳低端女性劳动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负担桎梏，削弱市场对女性就业的消极态度，进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的提高女性劳动力需求。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人已达1.38亿，占总人口的10.1%。对养老服务具有客观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万3。综合多个地区养老机构护理员配备比例，半护理和全护理的配备比例分别为1：5和1：3左右，但是，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其中，持有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人数不足2万，故需求缺口多达几千万。另外，关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意愿的诸多研究表明，“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降，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会倾向于机构养老。这就意味着对养老机构及护理员的需求只会愈发扩大。在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劳动力过剩的当下，如物流行业能成为农业和建筑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扩大了对女性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为女性中低端劳动力转移的新方向，将部分缓解女性的就业压力。

关于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笔者利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4测量行业社会经济地位，将所有行业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选取指数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个行业5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表，通过对该20个行业从业女性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变女性的家庭承担责任，由传统的家庭劳务承担者转换为家庭经济承担者。在此过程中，女性就业意愿对角色转换是否进行起到决定作用。同样，整个社会的“去家庭化”趋势也会影响女性就业意愿，进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趋势。因此，笔者就影响的可能，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即使需要承担“去家庭化”的经济成本，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就业。

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会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女性主动就业既是对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也是出于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养育责任对女性的束缚，缓解女性就业过程中来自于传统家庭责任的压力，处于更舒适的就业状态。

假设2：面对“去家庭化”的额外经济负担，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回归家庭，直接消除该经济负担。

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学历较低，并且家庭传统养育观念相对较重，所以与其通过外出工作来填补选择社会养老服务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缺口，该类女性更倾向于放弃工作，直接在家承担传统的养育责任，维持以家庭为主的状态。

假设3：当“去家庭化”需要的经济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起正向推动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着力推进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承担者选择“去家庭化”所需承担的额外经济成本。选择就业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购买社会养老服务之外仍相对可观，并且能缓解就业过程中来自家庭责任的压力，这将使女性就业意愿更加强烈。

针对以上几点假设，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对“去家庭化”需要承担的额外经济负担时，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的确存在不同选择。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倾向于对就业意愿没有影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倾向于有影响。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为经济负担会影响其就业意愿，这说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同样，有31.4%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仍然选择继续就业，这说明即使在低端劳动力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逐渐弱化其影响。

表5显示，当“去家庭化”给家庭经济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可承受范围内，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都会倾向于继续就业。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会选择不继续就业，其原因有“不认为服务价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围内”，“不需要出钱享福”等，多集中于传统观念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养老产业的价格预期不乐观。

表6可知，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可不亲身承担照顾责任能有利于就业的高达93.7%，并且多指出没有过多家务负担能缓解工作过程中的身心压力。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有39.9%的女性与该观点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担照顾责任与工作同时进行并不会造成困扰，并且认为工作之余承担照顾事项的“理所当然”。

综上，由统计结果可看出，结果与上文假设基本相符。在关于“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中，经济收入和传统观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无论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去家庭化”的趋势会对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起积极推进作用。

4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对“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女性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我国各地区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滞后于老龄化趋势。“去家庭化”程度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就业意愿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随着“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养老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缺口愈发扩大，而数据显示，各地区政府在引导女性劳动力进入该产业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对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虽然，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缓解女性承担家庭劳务责任的压力，整体上利于女性在就业市场保持良好状态。故无论从缓解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的养老问题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抑或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政府都需要加强我国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双薪家庭支持、市场取向的测量指标，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义和去家庭主义的测量指标。

3.数据来源：《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4.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社经指数SEI）是美国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设计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来测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其回归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职业的平均收人）。

5.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高的10个行业分别是：信息、咨询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水上运输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用品批发业；文化艺术业；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科学研究业；银行业和其他批发业。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低的10个行业分别是：木材加工业；农林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参考文献

[1] 金雅昭，《福利国家的第四个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东亚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学，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叶：《从性别观点看台湾的国家福利体制》，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钟晓慧，《是“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

老龄化程度加深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特征 影响 解决对策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我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这造成了生育率急速下降，人口结构从年轻型转为成年型。根据国际上普遍的衡量准则：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说明该国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截止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突破2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我国老龄化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在社会经济尚不发达状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时期

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些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以上，呈现“先富后老”，这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21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基数小的国家更为艰巨。

（二）城乡倒置

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并没能做到同步发展，城镇化相对落后，导致大量人口滞留在乡村。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入城市，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同时却加重了农村实际老龄化程度。根据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2009年调查，农村在老年人口总数、老龄化水平和老年抚养比等三个重要指标上都显著地高于城市。其中，农村老年人口总数为1.05亿，是城市的1.69倍；老龄化水平18.3%，是城市的2.3倍；农村老年抚养比高达34%，是城市的2.8倍。

（三）规模大，增速快

根据国际上的统计，全球老年人口比重从1950的5.2%上升到2010年的7.6%，而我国的老年人口总数却翻了将近两倍。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数据为参考，该项指标从2002年的7.3%上涨至2012年的9.4%。2012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1.27亿人，且每年仍以800万人的速度增加。根据国家老龄委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将于2020进入小康社会，65岁老年人比例将超过12%，80岁以上人口将占老年总人口的12.4%，高龄化的增长形势更为严峻。预计2050年，我国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老年人比例的峰值达到23%。

二、人口老龄化给我过经济带来的影响

（一）对经济增长速度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

近几年来在全球经济发展停滞的状态下，我国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国内需求的持续增长。但中国人口老化越严重，国内消费受到的阻力越大。老年人的消费指数和消费结构与年轻人相比差别很大，他们消费心理较为保守，喜爱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的商品。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会使得消费需求降低，在一定程度上给新产业、新服务的发展造成阻碍，而这必然影响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导致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

人口老龄化F象的加剧造成社会劳动力供给严重下降，以前在我国南方经济发达的城市劳动力非常的充裕，而近些年却出现了用工荒现象。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对经济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企业所需要支付的劳动报酬日渐增加，经济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成本也随之加大，同时由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对外贸易也不在具有竞争优势，这都将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

（三）医疗保障资金需求急速增加

老年人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对象，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导致我国医疗保障资金的需求迅速膨胀。2002-2013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平均每4年翻一番，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GDP的1.23%。预计到2020年将占到1.41%，2030年将达到3.06%。同期的老年人口将增加1.2倍，医疗费用将增长5倍。到2050年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将占GDP的8-9%。

（四）增加社会养老负担

由于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增高，导致我国养老资金的缺口不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低，一般都只覆盖了大部分城镇，大部分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几乎没有覆盖，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口完全依靠儿女赡养，这给青壮年人口带来了不小的赡养负担。

三、人口老龄化的解决对策

（一）改变产业结构，发展老龄产业

为了寻求老龄化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应该充分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市场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而结合老龄人口消费需求发展老龄产业，以老年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支持。这样，就能够充分发挥出人口老龄化在促进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影响，进而促使我国经济建设在新时期取得更大的成果。

（二）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空白的现状，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视，借助对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统筹我国养老保险工作，拓展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增强其影响力，为老龄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加快公共财政改革的步伐，加大社会保障体系资金的投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目的在于切实提高我国城镇及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减轻我国城镇及农村人口退休后对生活来源的担忧，进而促进他们消费需求，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

老龄化程度加深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 老龄化 经济发展 影响 对策

引言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将出现劳动力、资本等经济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普遍关注；并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中，面临的要保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环境稳定，改革发展任务已经相当繁重的情况下，我国顺利度过人口老龄化这一阶段，解决期间出现的各种问题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艰巨。

面对下一世纪高龄化社会的挑战，从现在开始必须准备应付比目前多出四倍以上的老年人口，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如何满足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的物质、文化和各种服务的需求，而且还要科学地估计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对劳动力的供给、投资、分配、生产、经济发展的速度、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制定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对策，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引导积极影响、减缓消极影响，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年型。事实上我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发达国家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的转变。根据预测，以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上升到14％所需的时间作比较，英国和德国大概需要45年，瑞典需要85年，法国需要115年，而中国只需28年。尤其是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增长率快于老年人口增长率。至2050年，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0％上升到20％，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5。

在老年人口增长的同时，14岁以下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迅速下降，2025年老年人口将超过少儿人口，2050年将接近少儿人口一倍。但是，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根据统计，世界上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年型的国家已达70个。而其中只有中国等4个国家人均国民产值不足1000美元。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老龄问题与人口问题同时出现，使我国处于两难境地，只有认真探讨，才能找到出路。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2.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快。根据2008年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西欧老龄化过程中，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才刚刚达到800美元，而我国的人均收入也小于1000美元，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据统计资料显示，英国65岁以上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80年的时间，瑞典65岁以上老龄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40年时间，日本用了50年时间，而我国仅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当快。

3.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农村老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地区差距明显，北京、上海、大连等沿海城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目前的老龄化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城市；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由于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老龄化问题很严重，大致和西方国家老龄化程度相当；河南等我国的中部地区，在2004年前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偏远地区到2010年左右才跨入老龄化社会，可能还要更晚一些时间进入老龄化社会。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首先会造成：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减少，即劳动力短缺。按照分析来看，由于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直接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降低社会生产的经济总量，于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武永生，2011）；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即劳动力老化。劳动力老化对总体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抑制作用较大，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成为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决定因素之一。人口老龄化是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因素，而这种消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上。

（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出现，要对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做出调整，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我国已经进入老年型国家，老年人口大量增加，其物质和精神需求增长，市场机制将引导社会资源向开发老年人生活用品、保健产品、医疗设备以及老年大学、老年旅游等产业转移。社会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将会明显增大（齐传钧，2010）。人口老龄化带动第三产业大发展，从而有助于调整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结构，并且有力促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人是消费的主体与直接承担者，社会的发展总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一定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总是与这个社会的人口构成因素密切相关。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品需求逐渐下降，而适应老年人口需求的各种消费品以及服务将会不断增加，并由此对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

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对策与建议

（一）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以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应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我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也为将人口老龄化纳入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提供了良好契机。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期间，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成长的深入，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有很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全要素生产率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第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增长率在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第三，在整体生产率稳步改进的同时，如果把环境生产率与市场生产率分别观察的话，反映减污技术利用效率的环境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

（三）合理配置和利用劳动力资源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应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老年型地区可以为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决老龄问题的经验，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可以为老年型地区输送劳动力以填补其“年轻人赤字”，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重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机会，特别是加强对年长劳动力的培训，加快其知识更新，提高就业竞争力，充分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为老年人口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万美君，2010）。同时，老年人所拥有的娴熟技术以及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更是日积月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尽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轻人，但相对年轻人来讲，老年人才工作报酬要求比较合理，工作经验丰富，一上手就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稳定性更高。让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职场，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压力，还有利于解决老年人“空巢综合症”等心理问题。

（四）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与子女同住，老年人心态普遍较好，吃饱穿暖就很满足，对子女要求也不高，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绝大多数老年人还都将在家庭中度过自己的晚年，因此家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养老作用，家庭作为提供感情和心理需要的最基本单位，是养老理想的场所。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尽快建立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的社养和家养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

提高认识，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步伐。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步伐晚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农村老年人人口的养老问题正在迅速地由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养老保险的需求日益迫切。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逐步延长职工退休年龄，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积累。解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历史债务问题，逐步做实个人账户，改变目前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筹资模式，实行部分积累式的基金制筹资模式。总之，解决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挑战不能采取单一的保障办法，而应采取“大保障”的思路，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型养老保障体系。

（五）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收益低、政府相关政策缺位以及老龄市场需求不旺是限制老龄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为此，在促进老龄产业发展方面，必须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一是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通过专项拨款、补贴等财政优惠，激发企业涉足老龄产业的积极性；通过税收优惠或减免，减少老龄产业的成本支出，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对老龄产业贷款的规模、期限、利率等方面优惠，鼓励其实施规模经营，做大做强。二是不断提高老年人的保障性收入。政府要通过做实养老金帐户以保障养老金的可持续供给，努力使老年人的“腰包”也鼓起来，进而切实将老年人的各类潜在需求转化为针对老龄产业的有效需求，进而形成养老需求有效拉动老龄产业发展的生动局面。

老龄化程度加深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育率；人口红利；老龄社会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3-003-02

一、问题重述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70年代初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红利消失。本世纪初调整到“双独二胎”，到现在的“单独二胎”。无疑是政策不断进步的表现。选择合适的角度建立数学模型，评估有没有必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

1、生育率水平。20世纪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导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生育率几乎一直处于低生育率2.14以下的水平，近几年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超低生育率水平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出生性别比例。在计划生育中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终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破坏失调。查阅1980年至2010年的性别比例资料得知，正常性别比例在103：100左右。自1978年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明显升高，1985年后除了个别年份外，出生性别比例均超过了112，明显偏离了正常的性别比例，从总趋势上看，比例仍呈增长趋势。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会带来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

3、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红利期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通过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表示人口红利的变化，确定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

经分析，我国的人口红利大致处于增长趋势，但是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拐点，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建立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几十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进而说明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

（1）差分方程模型。将人群按年龄大小等间隔地分成n个年龄组，比如每10岁或每5岁为1个年龄组。与年龄的离散化相对应，时间也离散为时段，并且时段的间隔与年龄区间大小相等，即以10年或5年为1个阶段。人口是通过女性个体的生育而增长的，所以用女性数量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比较方便，下面提到的人口数量均指其中的女性。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群数量为 ，第 年龄组的生育率为 ，死亡率为 ，生存率为 ，有 ，假设 和 不随时段 变化。 的变化规律：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各年龄组生育数量之和，即

①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第 年龄组生存下来的数量，即

②

设时段K种群按年龄组的分布变量为： ③

则（1）、（2）可表为 ， ④

其中，由生育率 和生存率 构成的矩阵 ⑤

当矩阵L和按年龄组的初始分布向量 已知时，可以预测任意时段K人群按年龄组的分布为 ⑥

（2）模型验证。将年龄分为4组，全国人口分为0-14、15-49、50-59、60-90共4个年龄阶段，根据公式⑥只要知道 时的L矩阵，依次可以得到以后每年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据，进而可以预测年龄在15-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0-2008年的出生率 及死亡率 ，通过死亡率得生存率 。

表2中平均相对误差为0.0159，说明该模型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用该模型预测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出15-59岁劳动人口数以及总人口数，算出比值即得到每年的人口红利数据，相关运算过程借助MATLAB实现。得知，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长趋势，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呈急剧下降的趋势。

4、老龄化问题。老龄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数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采用新标准分析我国老龄化程度。

由表3中数据可知，我国2000年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2011年比例已经高达9.1%，说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还会继续加大。

为了更加明确的说明问题，根据建立的动态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递增趋势，2030年左右我国老龄化已经超过20%，并将一直增长下去，所以20年后我国将成为高度老龄化国家。造成上述原因可分为两方面：1、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第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第二个方面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疾病的控制、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口高度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会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结论

通过对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例、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的分析，得出生育率持续降低，出生性别比例不平衡程度继续加深，人口红利在2015年将会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重，这种变化趋势最终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也就是说目前很有必要开放二胎政策。

参考文献

老龄化程度加深范文第5篇

（沈阳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1）

摘　要：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发展进步的一个突出问题，其显著特点是“未富先老”、在老龄化社会里“跑步前进”，且老龄化速度快。那么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2012年老年人口比例达17.67%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这将会对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深远的影响，采取相应措施已刻不容缓。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老龄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188-02

在2010年，辽宁省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其呈现“三快一高”特点，即老年人口增速加快，高龄老人增速加快，空巢化加快，失能老人占老年人比例增高。本文通过详述辽宁省人口老龄化概况及特点，分析其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概况及特点

1.辽宁省比较早地进入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因年轻人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其实按照这一标准，辽宁省在1995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得，除去暂住人口，辽宁省60岁及以上人口很可能达到总人口的1/6，预计在2030年，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将会提前20年。2010年辽宁省60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5.43%，2011年为16.96%。截至2012年末，全省总人口为4254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751.7万人，占总人口17.67%，与全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3%相比，高出3.37个百分点。

2、人口老龄化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以2012年为例，在全省751.7万老年人口中，城镇老年人口399.8万，占53.2%；农村老年人口351.9万，占46.8%。从地区分布上看，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五市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农村老年人口，其他九市均是农村老年人口多于城镇老年人口。发达城市人口老龄化倒置现象突出，如沈阳，抚顺，锦州等地。其实，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倒置与我国的人口流迁密不可分。欠发达地区的青壮年从乡村流向城镇，青壮年的流出则加剧了乡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同时降低了城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3、城镇化进程加快，空巢老人数与日俱增

随着社会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子女因工作、学习、结婚在外而形成了空巢老人群体。截止2012年末，辽宁各市空巢老人在老年总人口中占了四成左右。空巢现象越来越普遍，空巢老人数也在与日俱增。即目前看来空巢老人所面临的两个突出问题是缺乏照料和精神慰藉。2012年末，全省空巢老人达到340.6万人，占老年人口45.31%。

4、老年人教育程度较低，收入水平不高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发展以及文化的普及，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是老年人受教育的程度仍然较低。从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的老年人口比例最高。虽然在2012年末，全省共有老年大学（老干部大学）155所，在校学习人数2.4万人；基层老年学校621所，在校人数近10万人。其在总的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仅有1.6%，总体来说，辽宁省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同时，辽宁老年人收入水平主要由离退休金养老金、劳动收入以及其他人员供养三部分组成，而以离退休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比例接近1/3，收入水平不高。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之所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源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人兼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属性，所以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产出，劳动供给，以及社会保障支出产生深远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产出水平的影响

经济水平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即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以及技术进步。下面将采用一个基本的产出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水平的影响。假定劳动投入量L，资本投入量K，则该省总产出Y为：

Y（t）=A（t）·F［L（t），K（t）］

在资本投入量和技术一定的前提下，产出规模随着劳动投入量的变化而变化。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劳动投入量减少，从而使总的产出水平降低。

2、人口老龄化对GDP的影响

GDP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经济指标，其包含储蓄，投资以及消费等变量。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则相应要求提高产出中用于老年人支出的比重。由于老年人不长期从事生产，所以在养老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则需要产出的就越多，而用于投资的比例就相对较小。在下图中可得，随着辽宁省GDP的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基本呈增长态势。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不但改变了资源配置关系，而且使得储蓄率降低，消费率提高。

3、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进而影响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使得劳动力资源减少。自2009年开始，退出劳动年龄人口大于进入劳动年龄人口，而在2020年后，这一趋势将更加显著。在总的劳动人口中，年长者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而年轻人比重将会减少，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预计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中位数为44.6岁，2030年将达45.9岁。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我省的劳动就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运行的逻辑是：人口老龄化将会改变劳动力的人口结构变化，而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影响经济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最终体现为对总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4、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会保障支出增大

（1）养老保障支出。养老金作为社会保障支出的重点，直接影响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老年人为保障对象的养老金负担问题日益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辽宁省作为全国首个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的省份，截止2012年末，全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60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2.6万人，增长3.38%。全省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八年增长，平均涨幅14.2%。如下图近六年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一直持续增长，在2012年，企业养老金人均1683元。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增长，养老保障支出不断增大，给省内经济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

（2）医疗保障支出。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人数量大幅度上升，致使老年人医疗费用和护理费用攀升。老年人口是医疗服务需求量最高的人群，因此对整个社会医疗业乃至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压力是令人担忧的。在2012年末，省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2251.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31.8万人，是2000年的61.63倍。2012年末，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90元，比上年度提高60元。因此，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医疗费用既影响到老年人自身的总体生活质量，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压力。

（3）养老服务支出。目前养老服务的内容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基本涵盖了生活照顾、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心理慰藉以及权益维护等一些基本需求。2012年末，全省城乡各类养老机构达到1591家，养老床位总数达到20万张，新增床位2万张，同比增长11.1 %。省内进一步推进农村中心敬老院建设工程，全年维修改造农村中心敬老院105所，改扩建城市公办养老机构68所，并新增众多文娱设施。总体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人的需求呈多元化趋势，促使养老服务支出会与日俱增，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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