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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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法律意识范文第1篇

摘要：大学是大学生心理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这时期，大学生拥有充足的精力、敏感的心理、较差的自我控制力和脆弱的心理承受力。同时在法律上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法律知识贫乏、学习法律知识的主动性不高、法律信任感不强、法律责任感降低等。基于大学生在法律意识上表现的不足与缺失问题，本文着重从强化法律意识、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氛围、加强教师力量建设等方面来探究出路，力求引起相关大学生以及部门组织的关注，切实解决好这一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关键词：法律意识;缺失;大学生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特征

“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大学生群体关于法律的思想、心理、认识倾向的总称，也是法律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体现了我们这一特殊群体在法律上的认知、情感、评价和信仰等。”①大学生法律意识不仅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基本特征，又有自身独特的特征，这也决定了其与普通社会群体法律意识存在不同之处。（1）大学生的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2）由于大学生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起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还不够全面。他们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心里，难免偶有盲从。再者，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正统理论和正常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各种阴暗现象往往形成强烈的落差感。他们对人生、对社会易产生困惑，导致其易变性的法律心理，从而在一定水平上影响了法律意识的构成。种种原因表现，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构成带有不成熟性、被动性、易变性特征。因而，我们必须选取各种切实有效可行的路径，向大学生直接或间接地教授法律知识，培育他们应用法律知识的能力，赋与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当代大学生法律价值观。认识大学生法律意识在内涵和构成过程中的特点，尊重他们在构成过程中的规律，是建构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关键所在。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缺失的主要体现

（一）法律知识贫乏。大学生在大学学过一些法律知识，但总体法律知识能力水准仍旧较低。究其根源，在于当前我国大学生大多看重专业课，而对法律基础课却很少予以重视，只是临到考试时突击，应付了事。另一方面，高校的“法律基础”课教学时间很有限，走马观花式的涂鸦教育很难让学生学到扎实的法律基础理论。因而，高校大学生在有限的课时中难以获得夯实的法律知识。

（二）学习的主动性不高。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学习的优劣直接影响法律意识能力的高低。目的性和功利性是现今大学生学习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实际学习生活中往往表现为，对待专业课程非常重视，而却对公共课应付了事。考试前夜临时抱佛脚，加班加点死记硬背，把公共课当做一种包袱等等，在这类思想的支配下，大学生很难有深厚系统的法律基础知识。

（三）法律信任感不强。当前，我国在市场经济建立不完善以及相应法制建设不能够跟上市场经济建设的水平和节奏的实情下，致使存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腐败现象，使得大学生片面的观察这样的状况。这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会影响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感。表现在平常生活中，部分大学生认为法律在某一程度上不能够止恶从善，因此对法律的信任失去应有的信心。

（四）法律责任感方面。“当前很大一部分大学生由于自身法律知识的欠缺，以及对法律认识的不足，当然也有我国自身法制建设和法律实施过程当中的原因，大学生很难对法律现象及法律制度产生一种归依，同样也就缺乏对法律的责任感，当发生法律问题的时候，在现实中的情景就是找熟人、托关系等，而不是将之作为自我的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在遇到法律纠纷时，不能以一种主人翁的态度去对待，而是采取逃避的行为，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②

三、应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缺失的方法途径

（一）强化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法律意识的培养是法律素养形成的必要前提，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要着重培养大学生的宪法意识、公民意识、权利义务意识等。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信仰，要指导大学生构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心理教育与大学生的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剖析我国的实际状况，包括充分认识我国依法治国起步晚、基础薄弱的现实状况，鼓励大学生正确分析和理解当前法治环境和法治现状，增强对我国法治制度必然完善的信心，从而引导大学生规范自身的行为。

（二）培育法律认同感和展开理想信念教育。大学生是有抱负、有品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是宣扬个性、塑造理想信念的一代。大学生内心很容易产生困惑和迷茫，针对这一情况，首先要肯定他们的完美理想，激励他们积极进取，逐步走向成功。其次要引导他们立足社会现实，对社会法律现象进行分析，使他们学会思考，在学思中探索真理形成法律信仰，增强对法律的认同感。

（三）营造校园良好的法治氛围。利用典型案例的宣传教育，优化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舆论环境，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在大学里，辅导员老师们应该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特别是在关乎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要坚持按规章办事，做到“有章必循”。还可以在 3.15维权日、12.4法治宣传日等特殊节日开展法律宣传活动。院系老师可以带领学生举办 “模拟法庭”、法律常识抢答、法律演讲比赛和辩论赛等，增强学生学法的兴趣，守法的能力。营造校园良好的法治氛围，才能为大学生提高法律意识做好铺垫。

（四）增强教师力量的建设。大学生法制教育过程中，教师拥有着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发挥着常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在相同的法律意识教学内容上，学识渊博的教师较之知识匮乏的教师，他们的法律意识更强，授课更能生动活泼吸引学生，从而更好地调动大学生自主学习法律的积极性。高水平的授课能使学生体会到听课的乐趣，这样不但教学效果好，而且极易形成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李丹《理工类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与培养对策研究》陕西科技大学.基本原理.2011

[2]张莉《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缺失及培养》南京师范大学.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6.

[3]张国.浅议新时期大学生的法制教育.首都高校教育学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2010.

[4]田野，许苗苗.培养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几点思考[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5]徐曼，敖静.论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9）.

注解：

缺乏法律意识范文第2篇

证券交易账户质押并不是我国证券市场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之所以多年来一直未引起业界和法学界的注意，主要是因为证券公司以其自身特有的交易结算的优势，无论是作为委托人还是作为监管人，均能够在实际上控制质押账户，从而较好地控制了风险，未引发大的纠纷。但由于2001年以来股市的持续低迷，使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中的资产大幅缩水，这种似“君子协定”式的契约安排已经无法保证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大量的纠纷开始进入法院，各方当事人也试图通过法院讨个“说法”。

证券交易账户（包括资金账户和股票账户）质押是私募基金的管理人或股市“庄家”在资本市场融资的一个重要的财务手段。其操作手法一般是通过委托理财协议的担保条款体现出来的，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双方分别为证券公司和其客户，双方约定，证券公司作为委托人将其资金账户和股票账户（下称账户）内的资金和股票委托其客户（受托人）操作；二是，委托人、受托人双方均为投资者，双方在达成委托理财协议之后与证券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协议。

法律规定的模糊与缺位

对于这种民间的融资手段，我国现行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首先，关于资金账户的质押，我国司法解释只有关于金钱质押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权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这一规定所要求的质押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特定化，二是转移占有。但在证券交易账户质押中，质押的资金账户仍然在出质人的控制之下，并由出质人继续管理，所以它既不能特定化，也不能转移占有。

其次，关于股票的质押，《担保法》第78条第一款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之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3条规定：“以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向证券登记结构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上市公司的股票出质的质押合同，必须经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否则不予生效。但现行的《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制定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公司股票质押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只对证券公司以自营的流通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统称“股票”）向商业银行作出质押所办理的股份登记工作作出了规定。但对本文所指的这种民间创新的股票质押，证券登记机构尚未开展这类股票质押登记业务，因此这种股票出质登记也无法办理。

如何认定质押合同的效力？

在有关证券交易账户质押效力的各种争论中，有一个前提是争议各方共同遵循的：即根据《担保法》规定的“从随主”的效力判断原则，如果作为主合同的委托理财协议无效，那么作为从合同的质押合同亦无效。但是，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如何认定证券交易账户质押合同的效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证券交易账户质押属于浮动担保，于法无据，应认定无效。其理由是：在账户质押关系中，由于账户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质权指向的标的是资金账户中的资金和证券账户中的股票。由此出发，这种质押关系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即资金账户中的金钱质押和证券账户中的股票质押。但无论是金钱质押关系中的资金账户，还是股票质押中的证券账户，在出质后仍然由出质人实际控制，出质人仍然可以使用账户，这种质押属于浮动担保，而我国《担保法》中没有对浮动担保的规定。根据物权法定原则，金钱质押关系无效，委托人对资金账户的质权就不能成立。

第二种观点认为，证券交易账户不属于浮动担保，但由于无法办理登记手续，应认定无效。因为，浮动担保的本质特征在于，担保人可以在正常营业的范围内对担保财产自由处分，对于被担保人处分的财产，不为担保权的效力所追击。但在证券交易账户质押关系中，虽然质押账户仍然由出质人控制和操作，但对于质押账户的资产规模下限，质权人有控制权。通过当事人的约定和出质人事先出具空白平仓授权书和资金划拨指令单的方式，在质押账户达到合同约定的平仓条件之后，委托人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平仓来控制账户的，即实现优先受偿权。这一点与浮动担保有着本质的差别。并且，由于股票质押无法依法办理出质登记手续，根据《担保法》第78条和《担保法司法解释》，只能认定质押合同无效。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质押合同有效。其理由为：首先，关于金钱质押的效力，通过出质人事先出具空白平仓授权书和资金划拨指令单的方式，质权人在合同约定的平仓条件出现之后，完全可以通过平仓来控制账户，实现优先受偿权。这种情况下的资金账户可以视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85条所称的“特户”，出质人事先出具的空白平仓授权书和资金划拨指令单亦可以认为是将资金账户移交给委托人控制。其次，关于股票质押的效力，虽然股票出质未经登记，但这是由于我国股票质押登记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不能由委托人来承担因登记制度不完善而导致的不利后果。第三，即使不能把证券公司的监管承诺视为登记，在无法办理登记的情况下，可以类推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59条的规定：“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因此，在证券交易账户质押关系中，空白平仓授权书和资金划拨指令单的出具，实际上就意味着出质人将权利凭证交付给了质权人。

在笔者看来，从证券交易账户质押作为一种投资性的融资手段，不管在法律上对其作出何种评价，其实际运作已经具备了有效质权的法律效果。因为，依据学界通常的观点，质权的担保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优先受偿效力和留置效力两个方面。从留置效力来看，通过警戒线、平仓线的约定和证券公司的监管，就已经能够限制出质人对质押账户的不当处分和保存质押账户内的资产；而所谓优先受偿效力，其实通过平仓、划拨手续的提前授予在客观上也已经使得质权人的优先受偿地位得到了巩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宜仅仅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由将其认定为无效，否则，不仅容易扰乱现实的经济秩序，而且会放纵背信行为的滋长。

质押的标的应是权利

上述三种观点虽然结论和理由均有所不同，却存在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均认为证券交易账户质押的标的是资金账户内的资金和股票账户内的股票，而不是证券交易账户所代表的权利。但笔者认为，这一点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证券交易账户本身来看，它的确没有财产价值，但证券交易账户本身却代表着一种权利。在证券市场全面实行无纸化的今天，证券交易不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实物形式，而是通过投资者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的变动体现出来的，证券交易账户所包括的资金账户和股票账户应被看作一个整体，其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是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关于资金和证券的委托保管的关系。证券交易账户代表着投资者对证券公司的债权-保管物返还请求权。如果将证券账户质押作为权利质押的一种，那么，这种质押的有效性将不再受到质疑。而且，这种质押在我国现行法上也不是无法可依，只是法律规定不明确从而需要进行法律解释的问题。

缺乏法律意识范文第3篇

    由于此前双方调解不成功，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6日作出终审判决，判令超市老板及两名员工赔偿被侵权女孩医疗费用3649.18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并以书面形式赔礼道歉，在案发超市和被侵权女孩就读的学校门口张贴道歉声明7天。

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2月4日，受害人小兰(化名)在北海市合浦县白沙镇一家超市内，偷偷挑选了两个发夹和三颗糖放进口袋走出超市。随后，未付款的小兰被超市员工抓住并被剥下外衣，挂上“小偷”的牌子捆绑在电线杆上示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人”。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总则第二条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从小抓起，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而列入“矫治”范畴的，是指“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

那么何为“严重不良行为”？《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是指“严重危害社会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其中在偷窃方面，明文指出的是“多次偷窃”。

缺乏法律意识范文第4篇

近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紧加快，在依法处置无行业发展前景且效益极差的国有企业资产及妥善安置这些国企职工的工作中与当地政府政策性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是在笔者处理国企改制的有关纠纷中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即有些因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国有企业，因受到破产法的限制无法正常进入破产程序而是按“关门走人”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资产进行清盘或者清产核资后实施转让，对国有企业职工实施给钱走人的方法分流安置，而在这一过程中为达到分流安置职工的目的，却采取名为自愿实为强制的方式要求企业职工自愿申请与企业订立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并以当地政府决定的 “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点及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计付经济补偿金终止日的依据。对此，笔者认为，由政府来确定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的作法与我国现在法律规定不符，且易发生劳动争议及可能引发行政纠纷。

首先，就企业法人经营自主权而言，对无发展前景及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企业，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程序及企业法规定企业依法享有申请注销权或停止经营权。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生存或发展应当由经济市场运作规律来决定，这是不以任何人或哪个政府的意志所支配的。其次，就企业法人的用人自主权而言，根据《劳动法》及劳动法相关配套法规，企业法人依法享有人员的裁减权。劳动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由此可证，依法裁员是企业法人的法定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无需借助于国家行政权的支持及批准。再次，就劳动关系的当事人而言，企业法人与企业职工是劳动关系的当事人，而在企业法人处于法定的裁员情形下，企业法人对企业职工依法享有行使解除劳动关系的解除权，这应当是企业法人的自主行为，而不应当由政府行政命令来替代，也无需政府的文件来批准确定。再其次，就劳动关系内容设定原则而言，有关劳动权益与劳动义务的内容约定是由劳动关系当事人依法设定的，劳动关系的建立与解除也基于劳动关系当事人依法定情形而发生的，同样不得由其他主体的替代。

本文中所称“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实质上就是由政府来确定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而该“基准日”一旦确定就终止了劳动关系，这明显不符劳动合同基本原则与企业法人人格独立性原则，而现实中由政府来确定的这种“基准日”的做法，实质上是政府超权行为，政府的这种“关心”与“爱心”，在某种情况下还成了引发劳动争议的因素之一。笔者有例为证：二OO三年十二月，某国企数十名职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申诉请求是补发二OO一年至今的生活费及补缴社保金。事因是由该国企于二OO三年十一月张贴的一张公告通知书引起的。该公告通知书上称：根据某届某政府某次会议纪要精神，经研究，决定于二OO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前，我厂将近两年来陆续申请签订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名单，向某政府有关部门呈报，并申请领取一次性安置费。为了对职工负责，我厂再一次通告，尚未签订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若愿意解除劳动关系，请于二OO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前到厂劳工科办理相关手续，以便统一上报。随后并提供一份打印好的解除劳动关系基准日定为二OO一年三月份的《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而职工认为尽管此前企业曾要求职工订立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但与此次公告通知书一样是以“若愿意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的，而当年职工就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证明了不“愿意”，因此，职工利用此次公告通知机会将企业告上了劳动仲裁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却以某政府纪要及通知为据，认为企业与职工在某政府纪要及通知确定的“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即二OO三年三月不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及领取经济补偿金无理，驳回了职工的全部诉请（现本案尚在法院一审期间）。但职工认为，解除劳动关系既然是基于自愿为原则，二OO一年职工有权选择不解除劳动关系，且企业现在仍然存在，而根据《工资支付暂行办法》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据此，职工认为尽管有关部门确定了“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但职工个人未与企业订立解除劳动关系协议，职工与企业仍存劳动关系，且现公告的通知书上仍然白纸黑字地写着“若愿意解除劳动关系”，这证明职工与企业的劳动关系至今仍存在着，不因为政府定了“基准日”而终止（职工当时也并不明知有这个基准日的决定）。现要求企业支付二OO一年至今的生活费及社保金并非无理。由于“基准日”与企业工商注销登记日及与职工实际领取经济补偿金日（劳动关系解除日）存在着时间差，“基准日”往往早于实际解除劳动关系日，职工在基准日与劳动关系解除日期间常常要求企业发给生活费，但又因为企业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而引发争吵。从本案发生的争议中可以看出，政府就是出于安定稳定社会及妥善安置国企职工之良好愿望主动介入确定“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也并不因此能够让劳动者确信该行为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并不能平息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业已紧张的劳动关系。同样因政府纪要与通知既不是行政规章，更不是法律，因此，在将来诉讼程序中存在被法院不予采纳的风险。

事实上，在我国《劳动法》及原劳动部《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的有关法律法规中早已就如何指导用人单位依法正确行使裁减人员权利已经在法律上做了设计。根据劳动法及上述规定用人单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达到当地政府规定的严重困难企业标准，确需裁减人员的，可以裁员。这就是在法律上已经明确裁员是企业的权利。同时法律对此类裁员在程序上也作为规范如要求用人单位应按下列程序进行：（一）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提供有关生产经营状况的资料；（二）提出裁减人员方案，内容包括：被裁减人员名单，裁减时间及实施步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的被裁减人员经济补偿办法；（三）将裁减人员方案征求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四）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以及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听取劳动行政部门的意见；（五）由用人单位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与被裁减人员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按照有关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出具裁减人员证明书。笔者认为，裁减人员是企业的单方法律行为，但本案中为何企业却要职工“自愿”地与企业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呢？这不得不让人生疑该国企是真倒闲还是假倒闲了。笔者还认为，政府若能责成职能部门认真有效地监督企业严格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实施裁员，“基准日”就会变成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认同的安宁日。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将精力更多地用在审查企业资产的处置上，防止个别人利用国企的“受难日”，大发“国”难财，远比无法律依据地介入讨论研究诸如什么“基准日”、“关门日”、“走人日”等，更有价值，也更能为社会弱势群体劳动者或准失业人员争取到更多的应得的利益。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不再承担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职责，而要把精力集中到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精心规划社会发展方向等方面，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规则是人们制定的但更需要人们的主动并自觉遵守。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一个有限政府、有效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但政府不是法院，政府也不是市场经营活动的当事人，更不是劳动关系当事人，政府不宜充当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活动的任何角色，否则，可能会因“爱心”却成了行政法庭上的被告。

缺乏法律意识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途径

“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目标的确立，使中国步入了法制现代化的快车道。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确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选择和积极着手实施的问题，而首先是个理性思考、树立法律意识和法治新思维的问题。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其法律意识的状况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效。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内涵

大学生法律意识是我国社会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备社会主义现代法律意识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又有自己的特征，同时还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具体来说，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相比较，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层次性。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层次性，指的是由于大学生所处的年级、专业的不同，从而具有不同水平的法律意识，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第二，矛盾性。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在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大学生一方面对我国的法制建设非常关心，表现出要求加快和完善法制建设的迫切心情和强烈愿望，也认识到法制建设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有时有部分同学对我国的法制状况仍持冷漠、偏激的态度，甚至对我国的法治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第三，不平衡性。大学生法律意识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大学生的宪法意识弱于部门法律意识；在具体的部门法里，大学生的民法意识、经济法意识、刑法意识、婚姻法意识、继承法意识等普遍高于行政法意识；大学生的实体法意识普遍高于诉讼法意识。第四，不成熟性。由于大学生尚未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还不够全面，使得他们的法律意识的内容带有明显的易变性和不成熟性。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一）法律认知偏差

法律认知是人们对法律现象，主要是对现行法律制度内容的了解和把握程度。法律认知是法律情感和法律信仰的前提，影响和决定着法律情感和法律信仰的形成。大学生的法律认知是建立在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大学生法律知识的缺乏，经常表现出对一些我们常说的法律词语的不理解或是理解不准确。

（二）法律情感淡薄

在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法律意识还相对淡薄的大学生来说，这些方面的情感就比较缺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律正义感不强。大学生对法的民主基础尚未有明确的意识，仍然秉持一种作为统治工具的传统意义上的或者说专制统治下的法律观，对法律正义性的信赖不足；大部分大学生不了解现行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对其公平和正义性也不甚理解，也就很难有法律的情感产生。其次，法律信任感较差。当前我国法制建设不能够跟上市场经济建立的步伐，致使存在一定的、甚至是严重的腐败行为，使得大学生片面的观察这样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部分大学生觉得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惩恶扬善，因而对法律的信任感也就比较差。

（三）法律信仰缺失

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却令人担忧，部分大学生并未形成一定意义上的法律信仰。具体来看，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乏主要表现在：首先，法律规范的信仰失落。当前大学生对法律规范的信仰日渐失落，主要表现在有一部分大学生对法律不信任、不尊重和不服从，更有甚者对合法效力的法律予以蔑视、践踏，公然以身试法，最终造成害人害己、令人扼腕的后果。其次，社会秩序的信仰缺失。大学生缺乏一定的对社会秩序的信仰，或者简单的过分夸大或者否认良好法律秩序的存在，进而也就很难将之转化为自觉服从和自觉遵守法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甘愿为了法律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三、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途径

（一）树立以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为目标的教育理念

传统的教育模式没有把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作为其目标的理念，这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方方面面。因此，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必须首先转变教育理念，树立全新的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为目标的教育理念。教育机构要树立注重法律意识培养的新教学理念，即转变教学观念，摒弃过去那种只注重理论方面的教学、只传输给学生法律知识的旧理念，而重新树立一种注重知识的输送更注重法律意识的培养的新教学理念。 　（二）合理设置大学生法律课程

合理设置大学生法律课程，是指基于对国家的教育方针、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模式以及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要性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而合理安排相关的大学生法律课程。通过问卷调查和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了解到，现在一些大学的法制教育供需矛盾很尖锐。一方面，学生希望学校开设系列法学选修课或法学辅修课，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接受法制教育机会，满足他们学法的需求。另一方面，原来学校还有一门法律基础课，能够对学生进行相对系统的法制教育，而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远远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

（三）大胆探索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方式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与我们每个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一定要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让他们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是很有必要也是切实可行的。教学中，要运用多种教学形式，大胆探索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方式。首先，案例教学要贯穿始终。案例分析一定要透彻，不能只讲出法院的判决结果和法律条文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思考法律规定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以及法律思想和法律精神所在。其次，讨论式教学应该经常运用。尤其是要留一些问题给学生课后讨论，这样会促进学生积极去思考问题和探讨问题，经他们激烈讨论过的问题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开放式教学也不可缺少。开放式教学就是教师事先不给学生留特定问题，让学生自己去寻找与法学有关的问题，而后到讲台上去讲。这样做一方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口才，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此外，利用多媒体等电化教学手段、请法学专家、学者、知名律师搞讲座等也很重要。

（四）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途径

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途径，强化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首先，健全法律运行机制，为培养和强化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提供法制保障。健全法律运行机制，要求立法民主化和科学化，执法程序化和公正化，守法自觉化，法律监督制度化。其次，加强权力道德建设，惩治腐败，为培养和强化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再次，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有机配合，形成强化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社会合力。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强化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社会氛围；家庭要加强基本道德规范的教育，为强化大学生法律意识提供适宜的土壤；学校要发挥法律意识养成教育的主渠道作用，采取措施提高教育效果。

（五）建立高素质的师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