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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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慈善活动范文第1篇

与传统的企业慈善模式相比，依托着微博快速传播的优势和微公益平台的高效透明机制，“企业微博慈善”具有透明度高、成本低、涉及范围广等优势，因而越来越受企业以及社会群众、公益受众青睐。“企业微博慈善”使得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实现了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高，起到了非常好的品牌传播效果，实现了低宣传成本，高传播效果的目标，为企业慈善活动的组织和传播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是企业在新媒体时代里，参与社会慈善，实践社会责任的新模式。其运行模式分为预备阶段，启动阶段和运行阶段。

启动阶段：企业微博慈善通过大型公益活动的发起，借助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微博平台，将内容呈现给大众从而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为企业微博慈善的启动打下了良好的基实。

运行阶段：怎样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呢？首先通过企业品牌名人效应的号召无疑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网友的积极性也因此显著提高。再者网友对活动的认可从而促使他们将微博转发给其他网友。最后将爱心汇聚，筹取更多的资金从而实现真正的慈善平民化。

发展阶段：企业能够通过微博慈善活动实现品牌传播与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基于此最终也有利于营造出全民慈善的氛围。

企业微博慈善运作模式的现存问题

企业捐款力度不足

通过对“微博益起来”大型微博公益活动的73个企业发起的“企业微博慈善”项目捐款金额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企业微博慈善”活动中存在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即是企业捐款数额相对企业收益而言较低。以下图（图2）较好阐述了企业在微博转发捐助金额以及设定捐款金额和实际捐款金额力度的具体变化情况：

在新浪微博的“微博益起来”活动中，企业在设定转发公益项目的“转发微博1次=捐出N元”的N的设定上，有53.4%的企业设置为“转发微博1次=捐出1元”，而N大于或等于10的企业仅占24.7%。

对这些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以及对企业的设定捐款金额和实际捐款金额对比，我们发现在实际捐款金额上，有52个企业的捐款金额低于10万，其中实际捐款金额低于1万的企业就多达23家，而实际捐款金额大于100万的企业只有6家。捐款差距甚大，随着实际捐款数额金额加大，捐款力度也在不断缩短，捐款在百万以上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这说明企业微博慈善捐款力度不够，体现了企业在微博慈善活动中没有较好的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

缺乏多样性与品牌效应

通过对新浪微博的“微博益起来”活动中的企业慈善活动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有众多企业参与“微博益起来”活动，并发起了73个转发慈善项目，但它们的活动形式较为单一，没有形成自身的品牌慈善活动。以下该表是不同形式的慈善活动企业参与的数量（见图3）

缺乏长效机制

在最具公众影响力企业微博慈善事件评选中的“十元转发”等活动在善款捐赠之后就已借宿，而后续并没有相关的慈善活动的开展。此类问题在新浪微博的“微博益起来”公益活动中也有体现。这些都表明，企业在进行微博慈善活动时，并没有将自身品牌与慈善活动相结合，形成一个良好的推动机制，相反地，只是较为看重短期的慈善活动的传播效果，没有形成一个长效机制，这样也不利于企业微博慈善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慈善微博关注度不高

新浪微博在2012年末拥有5.03亿注册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有4620万。然而，在对参加“微博益起来”大型公益项目的73个企业发起的转发公益项目的转发量进行统计、分析后，其实这些转发公益项目的微博的转发量并不高。

究其原因，总体而言，企业缺乏慈善责任意识，微博慈善未能与品牌传播良好结合，微博上信息传播紊乱，公信力不高，公众尚未形成人人慈善的观念。本文建议：

建立专业机制，实现长效发展。企业微博慈善的长效发展必须建立在企业的自主性和营利性与公益性相统一的基础上。一方面是企业要增强自主性，积极主动地发起微博慈善，制定感恩话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另一方面是通过企业自觉地进行统一，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利润追求，法人建立作为工作网络延伸的社会网络有着更强烈的功利目的，也就是说，为了利润最大化，它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对于一些实际营利能力不高的企业，盲目发展自身的品牌效应并不一定能有较好的收获，但这些小企业可以联合整个相关行业一起进行长期的品牌慈善活动。

其次，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进行宣传。

企业慈善活动范文第2篇

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参与慈善事业，它是构成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企业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成正比，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要想推动企业慈善社会责任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慈善组织和企业四大主体共同努力，以此来加大企业慈善事业的力度，从而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企业；慈善；企业慈善责任

1 中国企业慈善活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1 慈善理念不够成熟

国外的跨国企业在认为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不但要重视公司自身的利益还应该考虑到企业是社会的一份子，这就是企业公民的理念，在这一方面国外的理念是非常成熟的。由此看来，只有将企业慈善活动与企业的商业利益形成紧密的联系并且要形成一整套系统化个制度化的运作机制，以此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慈善文化的企业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虽然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大多数企业仍然没有产生将慈善活动与企业长足发展和企业利益联系起来的意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只取决于企业决策人的良心，企业的捐赠理念很不成熟，这从而导致我国在发展慈善事业进程中要想取得企业的支持是相当被动的，慈善捐助基础十分脆弱和不稳定，使慈善事业缺少长久的驱动力。

1.2 企业慈善行为缺乏系统科学的规划性

当前，我国多数企业的捐赠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这和西方企业家的捐赠行为大相径庭，他们更侧重于有目标和系统性的捐赠。而我国的企业把企业捐赠普遍更侧重于是个人的行善而不是以企业名义来规划慈善活动。某些企业家行使慈善行为是由其成长经历所驱动的，他们的捐赠行为仅仅是追求个人在社会上的荣誉，而没有与企业的商业利益联系起来，这就导致企业慈善事业的发展缺乏系统的机制，造成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据调查，进入我国市场的大型跨国企业大多数具备成熟的企业文化。他们为了能更快地融合我国市场，一开始就会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系统的经济战略，而其中就包含了如何在本土发展企业的慈善事业，通过企业的慈善行为能更好地打造品牌效应，从而更快与我国经济市场相贴合。由此可见国外企业的捐赠理念和规模令我国企业难望其项背。在现代基金会没有成为慈善主体组织形式之前，我国社会大规模慈善的时机还远远没到来。

1.3 慈善组织起步晚，形式单一

1994年我国才成立了第一家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目前我国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大多是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级，县一级的慈善公益组织几乎是空白。此外，我国慈善组织是以官方性质为主，半官方性质以及民间成立的慈善组织数量偏少，组织力量非常薄弱，并且非常不利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我国慈善机构吸纳善款的能力有限，加之公信力不强又缺乏透明度，影响了企业慈善参与的积极性，这是企业不愿参与慈善捐助的关键所在。尤其是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后，更加影响了慈善公益机构的诚信和有效性，导致企业对慈善事业望而却步。目前我国的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慈善机构对善款的去向没有列出明细，并且使用程序也不规范，从而造成了捐款人无法信任慈善机构，降低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度。此外，又由于有些机构的管理方法不当，在行政手段运用方面不过关，还缺少必要的审计和监督等部门，这就导致组织在管理方面存在许多漏洞，这些方面进一步造成了企业对我国慈善机构的不信任。

企业的慈善行为不仅仅可以扶贫济困，同时还有利于社会更好地实现三方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现代中国企业仍旧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企业缺乏能适应其自身的慈善管理部门、没有把慈善行为列到企业经济活动中的行列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既与企业自身因素有关，又与企业外部乃至国家政策等各方面的因素息息相关，严重影响了企业参与慈善活动的发展。因此，要想优化现代中国企业慈善行为，就应该根据企业的外部环境，着重改善企业的内部管理。

2 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救助体制

几千年来无论我国社会如何动荡，政权怎么变迁都改变不了我国民族的扶困济贫、乐善好施、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这种大爱大善优良精神的传承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每个国民的心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引领我们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种精神已经被我们视之为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因此，我国的慈善事业以如此优良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基础，必定能构建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救助体制，而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调动各方面因素，尤其是企业这一主体，我们更要做到最大化利用，完善企业文化和企业公民理念，构建一个由企业社会责任为主旨和表现形式的，涵盖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的多元化立体式的慈善责任和义务的救助体制。

3 完善企业慈善的相关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企业实施慈善行为的良好支撑，我国企业慈善事业之所以发展滞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也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要想企业慈善事业得到飞速的发展，完善法律法规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相关法律部门应当尽快制定出一部慈善基本法，这样才更有利于企业慈善发展。其次，企业要设立属于自己的基金慈善组织。民间组织能更有利于慈善机构的发展，成为公立慈善组织的坚强后盾。再次，税率问题一直是企业的核心问题，一个企业只有得到良好的经济发展，才能更无忧地参与慈善活动，为社会谋福利。因此，目前我国就是要改进我国税法中有关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相关法律，如对捐赠退税程序作出详细的规定，放宽对受赠主体的限制等。最后，我国立管机关还应该制定出一套股权捐赠方面的法律，这对于解决我国目前的股权捐赠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不但可以弥补我国现在对股权捐赠问题的空白，还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由于现在我国相关的慈善法律法规制定的保障只能通过最高级别的慈善机构得到实现，并且慈善基金会没有采取普会制度，因此对于许多地方的企业来说，“慈善基金法条例”形同虚设，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这就让企业能全方位地参与我国慈善事业的建设就更举步维艰。

4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积极借鉴国际宝贵经验

要想推动中国企业慈善事业得到科学、理性地发展，必须以我国国情为基础，丰富慈善方面的理论研究，借鉴国内外成功例子来汲取宝贵的实践经验。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慈善事业无论在运作方式还是在运行规范方面都已经相对成熟，尤其在确立市场观念和积极主动地塑造企业文化这方面相当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成熟的企业公民理念、打造科学的、人性化的企业公民形象，通过慈善活动来寻求公司的发展，并且以此扩大自身的品牌效应来谋求利润最大化等等都为我国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规范化、专业化、自律化提供借鉴的可能。好的经验应该不断进行总结进而上升到理论，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再不断地用先进理论来指导实践。国际社会非常重视对企业慈善行为的研究，然而在中国除了在关于企业文化的论著中出现过一些论述外，对企业慈善行为的理论研究相当少。借鉴和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企业慈善的管理模式、发展道路、社会政策等等，都要求实践与理论的高度统一，才能不断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全面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力量。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企业慈善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民间企业家的出现也比以往较多，但我国企业慈善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慈善事业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及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民间性，政府在其中能发挥引导的作用，放宽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政策，不断在发展中解决企业慈善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企业慈善必将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撑，同时企业也将从中获得双赢。

【参考文献】

[1] 2007，中国央企社会责任调查[N]。南方周末，2007-12-20

[2]李骏.中国企业慈善的发展现状[J].社会观察，2005，（9）.

企业慈善活动范文第3篇

慈善晚宴是巴比(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二人在中国举办的一场“战略性的慈善活动”，他们希望通过全球第一场世界级的慈善游说，分享和推广他们“慈善地球”的理念和精神，唤起中国富豪们乃至全社会的慈善意识与慈善行动。

可以说，人们对慈善事业的高度关注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贫富差距加大，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通过财富均享来调节，对慈善事业的需求就突显出来，需求引起关注。而汶川地震激发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捐赠热潮，全社会的慈善意识普遍加强，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日趋活跃。另外，各种富豪排行榜的窗口效应使富豪这个特殊人群越来越受关注。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富豪急需用慈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

这次媒体对盖茨和巴菲特慈善晚宴的空前关注，除了因为巴比“世界超级富豪”的身份所带来的足够吸引力和全民对慈善事业的广泛关注这个大背景之外，更重要的是两位主角在国外倡导的“裸捐”在国内富豪和企业家中间引起的极大争议。我们应当看到，对待这次巴比中国慈善晚宴，国内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持怀疑、排斥甚至否定的“民族主义慈善观”，一种是持欢迎、赞美甚至全盘接受的“国际主义慈善观”。其实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公正。慈善晚宴是把“双刃剑”，既有正面效应，也可能有负面效应。慈善晚宴再次激活了中国人继5・12汶川地震以来的慈善关注与慈善激情，有利于中国从“眼球慈善”转变为“文化慈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慈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慈善文化传统、慈善模式、企业和社会发展阶段方面，中西方差异巨大。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盖茨巴菲特所倡导的西方慈善模式，要理性和中道地看待这次慈善晚宴带来的慈善国际化挑战。

“慈有作为，善无大小”：中国慈善应回归同情共感的人性基础

慈有作为，善无大小。慈善不分阶层，不是富人的专利。慈善无国界，人人皆可慈善。相比过去，今天的中国富豪们在捐赠数额和慈善方式上都有了很大改变。我们主张结果优于动机，不应过分关注慈善动机与“裸捐与否”。“裸捐精神”代表了中国传统慈善观念的最高层次，但目前还只是一些慈善先行者的事，它表明部分富豪的财富观已发生改变，这是件好事。但每个人的境界不同，不能要求人人都“裸捐”。中国富豪将部分财产作为遗产转移给自己的后代或亲属。既是父母爱孩子的自然流露，也可以让子女在奋斗过程中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实质上并没有过错。我们应该基于中国的本土思维而慈善，在肯定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也是当今中国慈善重要基础和方式的同时，也应倡导超越血缘、地缘、亲情做出的“裸捐”，以体现同情共感的普适关怀与人性基础。

“慈善战略”：中国慈善更应由简单化升级到战略化

巴比提出的“慈善地球”就是一种慈善战略，中国是“慈善地球”战略的第一站，下一站是印度。我认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更应从战略慈善的新思维和新高度明确提出“慈善中国”的国家慈善战略。慈善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厘清与现有慈善资源相称的使命和愿景，制定在科学可靠依据基础上的战略，整合慈善资源以最大效率地实现目标，以及维持正确战略航向的反馈。

企业同样要明确提出慈善战略。慈善战略的理念对于企业家来说越来越重要。特别对于着眼于全球的企业，慈善战略尤其重要。企业慈善战略是整合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提升企业社会“名誉资本”的最有价值的方式和能力，而不是作为一种改善企业声誉或者迎合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公关游戏。中国富豪参与慈善的方式应由简单化升级到战略化，选择最有价值和效力最大化的企业慈善战略。

“乐善好施”：中国慈善呼唤善款善用的制度和方法

慈善事业是一种有组织的、民间的、专业的慈善活动体系，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慈善组织的专业化、制度化运作实现社会第三次分配的方式。只有发展“外在制度化”+“内在专业化”的战略性慈善事业，才能真正创造有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制度化、专业化和多元化的慈善方式。

慈善组织确保善款必能善用的公信力，是吸引慈善捐款的基本前提。而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法制体系，才能在源头上为善款得以善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要使我国的慈善制度能够有效地把社会各界的善心发扬出来，首先，要梳理现有慈善法律体系。总体来说，目前我国有关慈善的法规和政策并非一片空白，如已经出台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在一定程度上对慈善事业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现行制度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基金会和慈善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二是有关免税等政策制度没有为民间慈善划定鼓励框架。其次，要积极推动和完善我国的慈善立法工作。大力推动《慈善法》及遗产税、赠与税、继承税政策的制定，为捐赠者提供法规健全的政策环境。当然，《慈善法》作为慈善事业的根本大法，并不应该草率出台，稍有瑕疵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再次，法律制度不仅为民间慈善划定鼓励框架，还应提供监督和惩罚的重要职能。个人和团体可以放心地将钱捐给民间慈善组织，民间组织要确保捐赠者不会受到欺骗，否则以慈善之名行骗，就要受到法律制度的惩罚。最后，要解决好慈善制度执行力的问题。公益性捐赠可减免纳税早已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但在一些地方却遭遇了执行难的困窘。

确保善款必能善用的执行力，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源泉。慈善事业是指建立在社会捐赠基础上的社会救济事业，企业家和慈善家们的捐赠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非常庞大的、专业的、高效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能够作为一个行业来运作，其原因就在于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从民间成长起来的健全的慈善组织为依托，需要更多的熟悉非营利性组织管理、战略管理和项目管理经验等专业知识的人才从事慈善事业。专业化则要求首先应该培育科学化的慈善行业链条，其次必须大力发展高度自治、具有公信力的专业性慈善组织，最后必须大力培养慈善领域的专业化高素质人才，增加慈善领域专业化的人力资源供给。专业化是实现慈善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经之路。

“慈善中国”：中国慈善事业只能走第三条道路

慈善作为超越国家、民族、阶层的博爱诉求属于普世伦理的范畴，它根源于共通的人性及其价值需要。慈善就其一般性意义而言，是超越自身的特殊性而走向对于他人，特别是弱势之人的生存和命运的一种关切。人们无法否认这一道德现象的普遍性，即使某人自己不欣赏慈善精神，但他本人也并不希望自己身处逆境而无人 问津。

慈善观念的问题本质上是“捐还是不捐”的问题，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对此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疑问。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儒释道都主张捐，并且都有自己的实践模式。中国传统慈善观念有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裸捐”，其次是“扶危济困”的“济世精神”，最后才是因于各种观念的“功德捐”。

现在问题是，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有那么多倡导“裸捐”的思想，为什么我们今天却单单把“裸捐”的桂冠给了盖茨和巴菲特先生呢?原来，我们文化中只有“倡导者”，却缺乏“实践者”。传统文化中一方面提倡“裸捐精神”，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抑制“裸捐”的因素。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关联的社会，即使捐也主要是从血缘亲情伦理开始。传统专制时代是一个“想裸捐都不能够”的时代。

中西方在慈善原点上毫无疑问是相同的，但是在实现方式和途径上却有很大的差别。西方更多的是基于的个人捐赠，而中国更多的是在大灾难面前所激发的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共同救助，且政府动员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

更重要的是，在慈善发展理论上，美国慈善是源于管理者内在冲动、并能兼容社会和股东利益的潜在工具性企业慈善行为，并逐步分化成为公益型市场营销和竞争环境导向型慈善行为两种策略性慈善行为。

在慈善实践活动中，美国慈善开展慈善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特色：(1)精心挑选与企业商业项目具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慈善或公益项目：(2)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不仅有利于提高慈善活动的效率，更能充分调动员工、供应商、顾客以及政府官员投身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3)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慈善活动；(4)建立与其他捐赠者沟通的交流机制：(5)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决策与市场营销、售后服务、技术创新以及企业各地区分部的行动协调一致。

企业慈善活动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企业慈善文化；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公民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7-0097-04

[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英、美当代企业慈善事业的发展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批准号：07XWC24)

[作者简介]刘军伟，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经济与文化、社会保障；

(陕西西安710061)

郑小明，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民事法律、社会保障。(广东广州510061)

一、导言

1911年，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建立了全球第一个企业慈善基金会――“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开创了企业慈善事业的先河，奠定了现代企业慈善事业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起，很多美国知名企业家如洛克菲勒、亨利・福特等纷纷效仿卡内基，在各自的企业内建立了慈善基金会，开始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指导美国企业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企业慈善事业加速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及“企业公民”理论等一些与企业慈善相关的先进理论相继出现，推动企业慈善捐赠事业走上了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截至2007年底，美国已经建立了8万多个企业基金会，企业捐赠总额接近GDP的0.2％左右。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企业慈善捐赠事业由于起步晚，基础比较薄弱，目前仍显得较为滞后，但是近年来发展速度极快。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之前，我国的企业慈善捐赠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我国企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企业公民”理论等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我国企业慈善捐赠事业开始进人快速发展的时期。2005年，我国第一家企业慈善基金会一～中远慈善基金会成立。截至2007年底，我国已经成立了335个企业及个人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这些慈善基金会在组织企业慈善捐赠、传播慈善理念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08年，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总额已经超过了300亿元，占当年全社会慈善捐赠总额近1／3。

虽然总的来说，近年来我国在企业慈善捐赠方面取得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与美国等企业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慈善捐赠无论在捐赠规模上还是在捐赠水平上都仍然显得比较落后。在当前，大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企业公民”理论为指导，积极鼓励企业从事慈善捐赠活动，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企业慈善捐赠的理论渊源

1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1924年英国学者谢尔顿在美国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理论，指出企业不仅仅要承担经济责任，更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但是，由于当时的企业社会活动并不是非常活跃，因此并未十分引起学术界的注意。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一话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53年霍华德・R・博恩(Howard R，Bowen)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企业家“社会责任”理论。他认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他们在追求利润或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必须恪守法律条文、社会目标与社会价值”，企业家实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方式就是“要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捐赠事业”。1979年，阿奇B.卡罗(Archie B.Carroll)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并提出了至今仍被广泛认可的“四维模型”定义。他认为，企业主要应承担四种社会责任：(1)经济责任，即企业要为股东创造利润；(2)法律责任，即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符合法律的规范；(3)伦理责任，即企业的经营决策要符合社会公正、正义的标准；(4)慈善责任，即企业要向社区中的教育、文化等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

在卡罗所提及的四种企业社会责任中，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是所有企业都必须履行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伦理责任是社会对企业道德层面的规范，也是企业进行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而企业的慈善责任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高境界，它既表明了企业对自身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清醒认识，也体现了企业对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卡罗认为，企业通过自觉地参与慈善活动，就可以建立起与社会的良好关系，从而为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卡罗的“四维模型”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于推动企业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利益相关者理论

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主要借用伦理学与哲学观点、偏重理论的范式研究方法转向到了更加灵活、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用研究上。在这种背景下，“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应运而生。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对整个社会所必须履行的经济、法律、伦理及慈善责任，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弗里曼却在1984年出版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中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企业对股东等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等必须履行的责任”。他所指的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Clarkson(1995)根据“利益相关者者”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承担风险的方式将其分为两类：主动的利益相关者和被动的利益相关者。前者指那些由于向企业投入了大量人力资本而不得不承担某种形式企业风险的个人或群体，包括股东、投资者、供应商等；后者指“那些由于企业的行为而使之被动地处于风险之中的个人或群体”，比如社区等。企业除了必须承担“主动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之外，还必须承担“被动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Clarkson认为，“主动利益相关者”由于利益范围明确、利益关系清晰，企业对他们的社会责任往往容易被及时发现并得到满足，而“被动利益相关者”由于受影响的范围不确定，而且所受到的利益影响往往以隐性的形式存在，因此，他们的利益损失常常被企业忽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积极地参与社会性的慈善捐赠活动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被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失进行补偿。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有效地协调了与各种社会群体的关

系，从而降低了企业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维护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因此，他的理论受到了很多企业家的欢迎。

3　企业公民理论

“企业公民”理论(corporate Citizenship Theory)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及“社会契约”理论中演化而来的，并于20世纪90年代迅速流行。从传统意义上讲，“公民”指的是“处在某一特定政治社区中的成员”，而“企业公民”指的是“处在特定政治区域内、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实体”。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一员，理所当然应该在享受各种权利的同时，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所不同的是，“企业公民理论”并没有从“伦理”和“责任”这两个外部因素来约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而是选择了以“内部激励”的方式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看成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理应承担的职责与义务。

2003年世界经济论坛从广义上对“企业公民”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至少应该有以下4个数量少得可怜，企业慈善捐赠的金额更是微不足道。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制约我国企业慈善事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很多企业主动参与慈善事业的意识不强，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清

根据2007年《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慈善捐赠的整体参与度不高，表现平平；在慈善捐赠领域，总是少数的几个国有垄断企业，少见新面孔；而且企业参与慈善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政府倡导”。虽然每次国家发生重大的灾害事件后，总会有成千上万家企业参与慈善捐赠，但是捐赠表现较为积极、捐赠规模较大的每次总是少数一些企业，全国性的企业慈善行为鲜有出现。造成目前中国企业慈善事业比较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很多中国企业本身的经济实力仍然较弱，对于他们来说，发展壮大企业经济仍然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因此，他们并没有把参与慈善捐赠看成是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其次，与国外企业慈善成熟的外部环境相比，我国的慈善捐赠环境尚需提高；企业慈善捐赠机制尚不健全；企业慈善捐赠的渠道过于单一；政府承诺的慈善免税政策在很多地方落实不到位。再次，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及“企业公民”理论尚属于一种全新的理论，企业想要完全接受这些理论还需要一段时间。

2　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的规模和水平较低，大部分企业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基金会组织

在美国等慈善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非赢利“第三部门”极其活跃，大型企业一般都有自己专门的基金会来负责企业的慈善捐赠运作事宜。这些企业基金会在协助企业从事慈善捐赠、服务社区、协调企业与社会关系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据统计，美国现有8万多个基金会，其中有工作人员的基金会数量在3000个左右。我国自2004年开始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以来，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设立基金会1350个，个人或企业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仅有335个，基金会数量比起美国来远远不足。在企业捐赠规模方面，2007年美国的慈善捐赠总额为3063.9亿美元，占到了GDP的1.85％，其中，企业慈善基金会的捐赠额就达到了385.2亿美元，占所有捐赠额的12.6％。而2007年全年，根据《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的统计结果，中国国内企业及个人的慈善捐赠总额仅为223.16亿元，约占GDP的0.09％，其中来自企业的慈善捐赠总额只有60多亿元，与美国相比差距很悬殊。2008年，我国发生了南方冰雪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慈善捐赠事业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全年慈善捐赠总量接近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企方面的特征：(1)良好的治理和道德标准，主要包括遵守法律、现存规则以及国际标准，防范腐败贿赂等问题；(2)主动承担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3)重视对环境的保护，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4)对社会发展有广义贡献，主要指广义的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如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

国外的很多学者认为，狭义的“企业公民”理念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企业主动地承担慈善捐助责任的行为。卡罗(1991)认为，“成为企业公民是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企业的慈善责任是‘企业公民’理念的核心”。企业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服务社区，是企业进行社会投资的重要表现。通过支持和赞助社会公益事业、扶贫济困、救助灾害、帮助残疾人和社会弱势群体，企业在社会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资本”。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声誉资本”会转化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三、我国企业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以民间或官方形式存在的慈善捐赠活动由来已久，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慈善捐赠却是在1984年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之后才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的企业慈善事业一直发展比较缓慢。但是，近年来，随着SA8000企业社会责任认证体系在我国的推行，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企业公民”理论等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企业慈善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次数越来越多，捐赠规模也越来越大，企业慈善基金会也越来越多。继2005年我国第一家由企业发起的慈善基金会――中远慈善基金会成立后，多家大型国有企业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如国寿慈善基金会、宝钢教育基金会、南航“十分”关爱基金会、人保慈善基金会等。紧随大型国企之后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2007年中国第一家由民营企业“奥康集团”成立的以其掌门人王振滔名字命名的“王振滔慈善基金会”也正式开始运作，该基金会以2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创始基金，主要用于宣传慈善事业、向社会贫困群体提供帮助、对为慈善事业作出贡献的人才进行奖励等方面。此后，相继有远东控股集团、万科集团、厦门建安集团、腾讯集团等多家民营企业也都建立了各自的企业慈善基金会。与上个世纪末我国企业慈善事业严重落后的局面相比，现在，我国企业慈善事业的确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拥有1000多万家企业的国家来说，企业慈善基金会的业捐款达600多亿元。即使如此，与美国发达的企业慈善事业相比，我国的企业慈善水平仍显不足。

3　我国大多数企业慈善活动缺乏长远规划，没有能够很好地把企业慈善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很多国内企业对于慈善捐赠只是理解为“企业在做好事”，并没有把企业慈善上升到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根据《中国企业家》杂志曾经对部分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所做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跨国公司的捐赠动机属于“内部驱动力”型，即以基于企业经营策略而实施的慈善捐赠

为主，其中87.5％的企业选择“教育科研”、“技术开发”等方面作为主要捐赠方向；国内企业大多属于“外部驱动力”型，即企业的捐赠意愿强度往往与政府官员的动员与劝捐强度相关，其中84％的企业选择“扶贫”或“赈灾”作为捐赠的主要方向。从预期的效果来看，跨国公司比较注重长期的智力型开发投资，如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推行的“农村大学生计划”，英国石油公司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在中国共同实施的旨在提高1.97亿中国中小学生环境意识的“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玫琳凯公司与全国妇联协作设立的“玫琳凯妇女创业基金”等等。通过这些有计划的慈善活动，跨国企业既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又较好地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企业的品牌形象，为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跨国公司比起来，国内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缺乏长远的规划，慈善捐赠更倾向于“扶贫救济式”短期行为，缺乏能够有效整合慈善捐赠与企业品牌营销的战略规划。

四、积极发展我国企业慈善事业的意义与建议

积极发展企业慈善事业，无论对于企业或者社会来说都有很现实的意义。对企业而言，通过从事慈善事业，在企业内部可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鼓舞员工的士气；在企业外部，可以大力改善企业的形象，取得顾客的好感与认同，从而促使企业更加有效地组织市场，整合社会资源。美国《策略管理报》曾经对469家来自不同行业公司所做的调查显示：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和公司的社会公益绩效，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销售回报率和公司的社会公益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社会而言，企业的慈善活动可以帮助社会有效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从而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针对目前我国企业慈善事业还比较落后这一状况，我们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来提高我国的企业慈善事业。

1　大力倡导企业树立“社会责任”理念，积极鼓励企业做优秀“企业公民”

要让企业认识到，一个良好的“企业公民”除了要为出资者创造利润、为员工提供安全生产条件、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外，还要积极地向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为社会积累财富，向社会弱势群体或者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慈善捐赠。企业只有在社会上树立起了自己的良好形象，才能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

2　努力为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创造良好的法律、道德及文化氛围

政府要在社会上大力宣传企业慈善捐赠的先进事迹，要让企业慈善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同时，政府还要加快慈善立法的步伐，以法律来规范慈善事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颁布任何一部完整的《慈善事业法》。由于缺乏专门的法律对企业或个人的慈善捐款进行管理和规范，导致在全国很多地方慈善捐款被贪污、挪用的案例屡屡发生。

3　从经济上对企业慈善捐赠事业进行褒扬和肯定，要切实落实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关于企业慈善免税的规定

根据从2008年开始实行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条款，企业用于慈善目的的捐款免税额已经由原来的3％提高到了现在的12％，这对于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激励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全国很多地方，办理免税的手续还比较复杂，设置的程序太多，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免税的热情不高，导致税法规定企业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能落实。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慈善事业的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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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larkson，M，A，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Academyof Management Review[J]，1995，20(1)：92―117

企业慈善活动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企业慈善捐赠;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8-0017-08

[收稿日期]2010-06-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0202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C630046);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10108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09)。

[作者简介]陈宏辉 (1971-),男,湖北洪湖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企业成长与战略管理,企业社会责任; 王鹏飞(1983- ),男,河南焦作人,硕士,就职于深圳建设银行,主要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

引言

我国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地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还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民营企业也逐步意识到,社会公众要求企业关注利益相关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企业应以一种社会公民的形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诚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多种方式,慈善捐赠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慈善捐赠的显性社会效应十分突出,因此,民营企业慈善行为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尽管我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开始从事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捐赠行为,国家相关政策也对企业慈善行为给予了支持,但是我国民营企业的慈善行为总体上仍处于萌芽阶段,与跨国企业的慈善行为仍有较大差距。本文将以市场和能力导向模型为基础,综合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企业形象以及政府行为等因素,同时考虑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差异,对影响广东省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海克・布鲁克和弗兰克・沃尔特(Bruch & Walter,2005)认为,只有当企业慈善活动既能长期持续为其捐助对象创造真正价值,又能增强企业经营绩效时,它才能满足企业获取外部市场收益和内部经营管理双丰收的底线。从外部市场考虑,企业应注重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根据外部需求开展企业慈善活动,从而巩固和加强其竞争地位;从内部能力考虑,企业进行慈善活动时应将活动内容与企业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密切结合。依据两个维度可以将企业慈善行为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边缘性慈善行为(只注重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收缩性慈善行为(只注重内部核心能力),分散性慈善行为(两者都不注重)和战略性慈善行为(兼顾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内部核心能力)。

市场和能力导向模型清晰地展示了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对其慈善活动的影响,从而导致的企业慈善行为策略选择的差异性。企业在从事慈善捐赠时,需要具体地结合企业自身的资源能力、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制定出兼顾自身发展和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战略性慈善活动计划。

从企业内部资源能力角度看,资源基础模型的基本观点表明,不同公司不同时期表现出的绩效差异是由它们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组合所引起的(Prahalad & Hamel,1990)。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战略的基础,资源和能力的差异性带来了不同的竞争优势(迈克尔・A・希特等,2002)。显然,企业开展慈善捐赠等公益活动,需要耗费企业的资源,动用企业的诸多能力。当企业把慈善捐赠作为优化配置资源、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新理念、新战略时,也能为企业配置道德、信誉和形象等社会无形资产。针对企业内部资源能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国内外诸多学者分别从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McGuire,1988; Ullmann,1985; Roberts,1992;Griffin & Mahon,1997;Waddock,1997;Berman,1999; Seifert,2003;杨团、葛道顺,2003)、企业慈善决策机制(杨团、葛道顺,2003)、企业形象(Hess,2002;Brammer & Millington;2005)等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基本结论是: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慈善行为的重要“内部驱动力”。

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企业是其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的联结,它通过各种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来规范其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通过权益的均衡为其利益相关者和社会有效地创造财富(陈宏辉,2004)。其中,政府作为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或预期利益相关者(Clarkson,1995;Mitchell,1997;贾生华、陈宏辉,2002),通过一定的途径(如经济、法律或行政手段)来得到企业的关注,影响企业的目标实现,从而达到自身的目的(如对改善就业、调节收入分配等)。在转型经济的社会中,政府往往会以行政动员的形式改变社会公益领域的受关注程度和运作方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国外学者(Schwartz,1968;Boatsman & Gupta,1996)实证分析了政府税率的变化对企业捐赠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具有强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葛道顺,2004;张传良,2005)结合中国政企关系的特点,指出了政府行为(税收优惠政策和行政动员)对企业捐赠有强大的影响。总而言之,作为企业的主要外部利益相关者之一,政府行为是企业慈善行为的重要的“外部驱动力”。

与此同时,诸多学者还实证研究了企业规模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Atkinson & Glaskiewicz,1988;Thompson,1993;Boatsman & Gupta,1996;Buchholtz,1999)、行业类型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关系(Useem,1988;Seifert,2003)。这些研究都表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是一个“权变”的向量,它会受到诸多个体因素的影响。

综观相关文献可以看出,许多学者已经从企业资源能力、政府行为、企业规模及行业类型等角度考察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但这些研究往往只是以某一个体因素为控制变量,对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能力或政府行为的影响情况进行单独研究。而事实上,企业在进行慈善行为选择时,往往会同时受到企业个体特征、自身资源能力和外部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对于我国民营企业而言,考虑到它们所拥有的资源能力、它们与政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慈善捐赠行为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更为突出。我们认为,应该在市场和能力导向模型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企业形象等内部因素以及政府行为等外部因素,同时考虑企业规模、生命周期和所属行业类型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认识我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特征。

二、研究框架与假设

在现代社会中,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在慈善领域的合作是一个重要课题。然而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从非营利组织理论和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角度,进行独立地系统性研究。因此,本文结合企业内部资源能力和外部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以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支撑,建立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企业内部重要的资源能力包括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企业形象和企业慈善决策机制等因素,外部利益相关者则包括政府行为因素。

1.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

一些学者(Ullmann,1985;McGuire,1988;Roberts,1992;Waddock,1997)的研究指出,当企业存在闲散资源时企业才会有诸如企业捐赠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而企业往往会以闲散资源中自由处理度和灵活性最高的现金(即流动资金)的形式进行慈善活动。而另一方面,企业捐赠的前提是经济实力,企业用于慈善行为项目的资金最终来源于企业的经营成果,是企业经营利润在企业与慈善项目之间的再分配,因此,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企业可用于慈善项目的捐赠额数量(田利华、陈晓东,2007)。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Cap)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性影响。

2.企业形象

赫斯(Hess,2002)指出,企业参与慈善行为从而加强客户关系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行为,成为建立企业慈善行为与利润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向 。赫斯进一步指出,企业积极的声誉对于企业的长期成功是必要的。斯蒂芬・布拉默和安德鲁・米灵顿(Brammer & Millington,2005)分析了英国不同行业的大型企业慈善行为与企业声誉的关系,研究发现慈善行为支出越高企业声誉也越好。因而,企业为赢得较高的声誉、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而进行慈善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企业形象(Rep)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性影响。

3.企业慈善决策机制

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不同、组织过程不同及制度化程度不同会对企业的“慈善收益”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当企业对慈善行为项目拥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组织和实施方案,设有专门负责公益活动的部门以一套完整的规范的程序具体组织和实施慈善活动,不会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而随意改动计划时,企业慈善行为的长期的无形收益会远远大于那些对慈善项目进行随意性决策、没有完整的计划与相关的监督与管理的企业的收益(田利华、陈晓东,2007)。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

H3:企业慈善决策机制(Mec)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性影响。

4.政府行为

政府往往会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与行政动员两种行为来影响企业慈善活动的策略选择。一方面,政府对公司捐赠可以在公司缴纳所得税前扣除的规定,使得捐赠取得了类似成本的地位,相应减少了应缴纳的所得税(Schwartz,1968)。波茨曼和古普塔(Boatsman & Gupta,1996)也认为,如果捐赠与税率的变化存在某种联系,则说明捐赠存在“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他动机;另一方面,2004年一份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国内企业的捐赠驱动因素有59%是来自政府动员、社团劝募和社区申请等(葛道顺,2004)。2005年的另一份调查也显示,有33.4%国内企业认同政府的行政动员对企业慈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张传良,2005)。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4:政府行为(Gov)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影响。

5.企业规模

国外学者(Atkinson & Glaskiewicz,1988; Useem,1988;Boatsman & Gupta,1996;Buchholtz,1999)的研究发现,企业规模是企业捐赠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无论其利润如何,大企业似乎总愿为慈善提供更多捐助。汤普森(Thompson,1993)等人研究发现小企业的捐赠与企业的员工数量成正相关。路易斯・H・阿玛托与克丽丝蒂・H・阿玛托(Amato & Amato,2007)在研究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时也指出,企业规模与企业慈善行为支出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5:企业规模(Size)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性影响。

6.企业生命周期

企业在生命周期的创业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不同阶段,内部的一些要素具有不同的特性(陈维政、刘苹,2003)。在创业阶段,企业成立时间短、规模小,组织结构简单,企业效益不太稳定,创业者为保证企业的快速发展而集中于企业经营活动较少关注企业慈善活动。在发展阶段,企业主要的产品和服务结构基本稳定,生产步入正轨,市场份额增加,效益迅速提高,企业为获取较多的外部资源,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企业的良好公民形象,可能愿意较多地进行企业慈善活动。到了成熟阶段,主要产品或服务结构固定,效益平稳、结构稳定,企业为获取长期的经营绩效和社会绩效,而愿意最大限度地进行企业慈善活动。而进入衰退阶段,主要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缩小,企业效益下降,难以维持正常经营活动。因此,进入衰退期的企业可能会很少甚至不会进行企业慈善活动。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H6:企业生命周期(Pha)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性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1.样本选取与问卷设计

本文研究的是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涉及的内容及问题涵盖了广泛的企业经营状况,与企业战略相关,需要对企业有全局性了解的企业中高层领导作为调查对象。因此,本研究样本集中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任职于广东省民营企业中高层的IMBA、EMBA项目和总裁班的部分学员,以及一些企业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本次调查的大部分问卷采用了现场填写、现场回收的方式,另外还有一部分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和回收。

本次问卷调查过程历时8个月,共发出478份问卷,回收325份,有效问卷为273份。在有效问卷中,属于服务行业的有197家,占72.2%,其他行业有76家,占27.8%。在企业规模的分布上,小型企业136家,占49.8%;中型企业81家,占29.7%;大型企业56家,占20.5%。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分布上,处于孕育期58家,占21.2%;处于发展期104家,占38.1%,处于成熟期67家,占24.5%,处于衰退期44家,占16.1%。

国内外学者针对企业慈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都属于针对某一方面因素而做出的实证性分析,因而难以搜寻到适合本研究的成型问卷。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研究问卷的基础上,自主设计出调查问卷。为保证问卷的科学性及合理性,我们验证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详见以下数据分析部分。为克服问卷调查中调查对象的自我评价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采取了多种手段来确保调查数据的合理性。首先,我们采用近三年平均值的叙述方式来减少数据随机波动和异常;其次,我们采取了多题项的方式进行评价,以减少其他效应带来的随机误差(李冬琴,2005)。对于四个自变量均采用多题项设置的方式,以李克特式 (Likert)五分量表计分,有关题项均来源于文献中相关实证研究。

2. 数据分析方法

(1)Logistic回归分析及检验

企业是否进行了慈善行为可以看作一个虚拟变量(取值为0或1的变量)问题。而Logistic回归模型(非线性概率模型)则是基于这种虚拟变量建立的一种二元结构模型(王济川、郭志刚,2001),其因变量是分类变量,只有0和1两个取值。在本研究中,当因变量为1时表示企业进行了慈善行为,当因变量为0时表示企业未进行慈善行为。

本文涉及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企业形象、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以及政府行为四个关键因素,亦即4个自变量,因此,回归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Logistic回归模型中,用Omnibus检验似然比卡方的观测值和对应的概率p值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用Wald检验统计量及其对应的概率p值检验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否与Ln()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对解释Ln()是否有重要贡献。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对于拟合优度的检验,常用Nagelkerke R2统计量考察解释的变差程度,其取值在0～1之间,越接近于1说明拟合优度越高,反之拟合优度越低;用错判矩阵考察方程总体错判率,方程预测正确率越高(即错判率越低)模型的拟合优度越高,反之拟合优度越低。同时,Hosmer -Lemeshow统计量的观测值及其概率p值也常用来检验模型拟合优度,概率p值大于显著性水平α值,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反之则说明拟合优度较低(薛薇,2004)。

(2)控制变量的列联表分析

常用的衡量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统计量是简单相关系数,但对两个定类型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时,简单相关系数则不适用了。列联表分析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它利用卡方统计量,检验可以行列交叉分组的两个定类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一统计量的零假设是:行列变量之间独立。本文采用列联表对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验证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显著性影响。

四、分析处理结果

1. Logistic 回归结果

对影响因素的相关量表进行分析可得,KMO值为0.906,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的相伴概率为0.000,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0.01。这两者均表明,量表非常适合作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中结果可知,设计的企业慈善行为影响因素变量的25个指标被分为4类,各指标分别归属于对应载荷最大的因子,除“社区普遍认同感”这一指标为0.512之外,因子在其余各指标上的载荷均大于0.6,且4个因子解释了原有问卷的67.38%,说明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在企业慈善行为影响因素部分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从表1显示的分析结果看,企业慈善行为影响因素各因子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值都大于0.85,说明测量的内部结构性很好,用问卷中的指标题项测量四种企业慈善行为影响因素具有相当好的效度。

在进行多元Logistic 回归之前,我们对初步选择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通常情况下,当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提高时,系数估计的标准误将会急剧增加。但是,这种趋势在相关程度小于0.5 以前问题尚不严重。结果表明,我们选择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因此当变量进入模型后,不会导致系数估计的标准误的增加。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对表2所示的模型结果进行了整体显著性检验和拟合优度检验。Omnibus检验卡方观测值的p值为0.000,小于给定的α值(0.05)。因此,回归模型中对应的所有回归系数不同时为0,解释变量全体与Ln()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表中Nagelkerke R2统计量接近于1,错判矩阵中的预测正确率也分别有83.3%、74.3%、79.1%,HL统计量的观测值及其概率p值也大于显著性水平。这些结果均表明,公式(1)所示的回归模型有较高的拟合优度。

在表2中的第6列显示,第一个变量(Cap)及常数项的概率p值大于给定的α值(0.05)。因此,第一个变量(Cap)与Ln()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显著,不应该保留在方程中,常数项也不应该保留在方程中。因此,我们可以将回归方程表示如下:

根据表2中所示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的回归系数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显著,表明其对企业发生慈善行为的概率并不产生显著性影响。回顾文献,格里芬和马洪(Griffin & Mahon,1997)在研究企业社会绩效时发现,企业的慈善活动与企业财务绩效并不相关;玻尔曼(Berman,1999)在研究利益相关者管理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文章也指出,企业慈善行为支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并不相关。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他们的结论,不支持假设1。

其次,企业形象与企业慈善决策机制的回归系数的p值小于0.00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了企业形象和企业慈善决策机制对企业慈善行为均产生了显著性影响。计算可得,当企业形象的影响程度增加1单位时,企业慈善行为发生的概率约增加0.836;而当企业慈善决策机制的影响程度增加1单位时,企业慈善行为发生的概率约增加0.722。这表明,一方面,为赢得在社会上更加良好的形象,企业倾向于进行更多的慈善活动;另一方面,随着企业慈善决策机制的规范程度的提高,企业会进一步增加企业慈善行为的频率。本文的研究支持假设2和假设3。

最后,政府行为的回归系数α4=-1.285。将政府行为的回归系数代入概率算式计算,可得概率值为0.217。这意味着,当政府行为的影响程度增加1单位时,企业慈善行为发生的概率约增加0.217。这一结果表明,随政府行为对企业慈善行为影响程度的增加,企业发生慈善行为的概率很小。这一结论反映了政府行为对企业慈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促进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影响程度却相对较小。本文的研究部分支持假设4。

2. 控制变量的列联表分析

为验证控制变量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本文对每个控制变量与企业慈善行为之间用列联表的方法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关于企业规模与企业慈善行为的列联表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2007年、2008年、2009年每年都有慈善行为的企业为151家,占总样本的55.3%。在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151家企业中,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所占比例较为平均;在并不是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122家企业中,小型企业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类企业。

总体上讲,超过半数的企业在2007年、2008年、2009年每年都有慈善行为,占55.3%;小型企业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比例低于并不是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比例,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比例均高于并不是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比例,然而大型企业中两者相差非常大。从表4也可看出,卡方统计量观测值的概率p值为0.000,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因此,可以认为企业规模大小对其慈善行为存在明显影响,本文的研究支持假设5。

由于篇幅所限,控制变量“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慈善行为的列联表分析的统计结果在此省略。对于企业生命周期而言,总体上讲,处于成熟阶段的企业开展慈善行为的比例明显高于没有慈善行为的比例,而处于其他三个阶段的企业开展慈善行为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没有慈善行为的比例。卡方统计量观测值的概率p值为0.002,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因此,可以认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在是否开展慈善行为的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支持假设6。

五、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根据企业慈善行为关于四个影响因素的回归,以及两个个控制变量与企业慈善行为的列联表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如下:假设H1并未得到验证,H2、H3、H5、H6得到完全验证,H4得到了部分验证。

(1)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的影响分析。尽管良好的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是企业进行慈善活动的前提之一,然而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并非企业进行慈善活动所必需的前提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回报社会,造福桑梓”的慈善行为理念影响下,企业慈善行为往往是企业在带有民族情感的价值理性驱动下而采取的一种自发行为。而这种行为常常会缺少与工具理性的有效结合(庄梅兰,2006),因而企业在进行慈善活动时,往往会缺乏对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的考虑。

(2)企业形象的影响分析。本研究证实了企业为提升企业的形象而愿意进行更多的慈善行为的结论。在以知识化、信息化和社会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处理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贾生华、陈宏辉,2003)。企业必须应充分重视培育和发掘员工的人力资本价值,逐步树立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良好看法,有效地提升客户的忠诚度和认知度,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因此,社会的一般偏好和态度可能在企业参与社会投资(比如慈善活动)的方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Brammer & Millington,2003)。

(3)企业慈善决策机制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慈善决策机制规范性的提升可以增加企业慈善行为发生概率。健全有效的慈善决策机制,能够提高企业慈善活动的决策与实施的效率,更好地发挥慈善活动的效用,为企业带来更强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捐赠已经不仅是社会福利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将日益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4)政府行为的影响分析。本文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行为对企业发生慈善活动有影响,但程度不高。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属于政府对企业慈善的事后“奖励”,如果企业对税收优惠的认知不足,或者政府税收优惠操作流程也过于繁杂,政府税收优惠法律体系不健全,那么企业申请免税的行为将会产生较大的交易成本。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认知的偏差导致了这一政策对企业慈善行为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另一方面,虽然民营企业对于政府行政动员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但企业更愿意结合企业自身条件进行慈善活动,而尽力避免被动接受政府行政动员的影响。这也表明,即使企业可能在政府行为干预下进行了慈善活动,但这种慈善行为往往是企业迫于政府的行政压力而被迫接受政府行为而进行的。

(5)企业规模的影响分析。实证分析表明,相对较多的小型企业并不是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而大型企业中,有89.3%的企业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三年进行了慈善活动。这表明,一方面,由于大型企业在资源、市场影响力、规模经济方面要优于中小型企业,因此大型企业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投入到企业慈善活动中;另一方面,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企业经营者的理念和目标往往发生变化,已不仅仅满足于经营利润的扩大,更注重企业竞争力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更加关注内外部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此,大型企业在企业慈善行为方面会比中小型企业有更多的表现。

(6)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分析。实证分析显示,企业处于成熟阶段时,开展慈善活动的比例要明显增多。在创业阶段,企业更多关注于企业正常经营管理活动而较少关注企业慈善活动;在发展阶段,企业可能愿意较多地进行慈善活动,但与处于成熟阶段的企业仍有差距;而在成熟阶段,企业为获取长期的经营绩效和社会绩效,而愿意最大限度地进行企业慈善活动;当企业进入衰退阶段时效益下降,难以维持正常经营活动,可能会很少甚至不会进行企业慈善活动。

2. 进一步讨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看作是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契约关系的集合(Frooman,1999)。企业慈善行为作为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表现,应该作出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热情在不断高涨,特别是在经过多灾多难的2008年以后尤为如此。我们一方面欣赏和赞许民营企业这种关爱天下、回报社会的热情,但我们也需要特别警惕“企业一边拖欠员工工资、违反法律规定或任意排放污水,一边进行慈善捐赠活动”的现象。从这一角度讲,企业应该结合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找出关键利益相关者,在承担其他三类基础性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基础上,再考虑进一步承担一定程度的企业慈善责任。

大量的前期实证研究显示,企业在进行慈善活动时,会重点地考虑企业自身资源能力的约束,即是否具有开展慈善捐赠的能力。与此同时,从企业形象的角度分析,企业又会更多地受到社区及外部社会公众的评价影响,因此,企业又会加强慈善活动的力度。综合上述两点,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广东省民营企业慈善行为较多地属于收缩性慈善行为,但又有向战略性靠拢的意识。战略性慈善行为帮助企业资源瞄准能与企业核心价值观和使命相一致的社会问题,并寻求协同促进企业战略与慈善行为的整合。如何促进企业开展战略性慈善行为,这既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企业界亟待解决的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仅站在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的因素和政府角度,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除此之外,企业在进行慈善活动时还需要考虑别的因素,包括非营利组织(社会公益机构)的成熟情况、捐赠钱物的监管情况等。针对民营企业而言,企业家自身的个人特征也是企业从事慈善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些因素本文尚未涉及,也应该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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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Behaviors: A Case Study of Private Firm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en Honghui 1, Wang Pengfei2

(1.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 China;2.Shenzhen Branch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Shenzhen 51803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