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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每个人的工作行为,本质上就是商业行为――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从有雇佣关系至今,这种本质从未发生改变。但从方式到理念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人与人是如何区别开来的呢?撇开天生的因素,根本原因可能是对工作的理解。工作既可以是谋生手段,也可以是发展阶梯。如果仅仅把它当成谋生手段,则不可避免地既与雇主斤斤计较,也与工作斤斤计较。相反,如果把它首先视为发展手段,则无论是工作态度或者是工作干劲都大不一样,收入反倒成为次要因素。
相对于资本,无论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雇员永远是弱势的。雇员与资本对抗,必须把劳动力商品,转化为人力资本与职业资本。
劳动力商品也有生产与销售问题。
除非是不停地更换不同性质的工作,那么,无论在什么层级上,人们的工作行为都可视为职业行为。作为一个题外话,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存在有工作无职业的现象,在中国,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如果说有人在打工,那么,这个群体就是真正的打工族。如果工作不最终指向职业,那么,离弱势群体只有一步之遥。
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本质上是职业修炼过程。需要修炼的因素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和能力;兴趣、价值观和个性;境界、胸怀、远见、心态和观念等。在职业修炼过程中,还同时积累起来工作阅历、人际关系和职业机会。所有这些加总起来,形成的是人的职业资本。职业资本会推动劳动力商品由量变到质变,并进而满足个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这个修炼过程与为谁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可能与任何人就这个问题讨价还价,它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并且个人职业生涯越不如意,越要加强修炼而决不是相反。
如果说劳动力商品的生产,是个价值创造问题,那么,劳动力商品的销售就是个价值实现问题。因此,劳动力商品的销售,也存在战略销售和战术销售。
战略销售,是为职业发展服务的。解决的是卖到哪、卖给谁的问题。说穿了就是到什么行业发展?到哪个地方发展?到哪个企业发展?甚至包括到什么岗位发展。
男怕入错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是一个“行”字概括不了这么多内容。
战术销售,是为生活服务的,解决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问题。
尽管从逻辑上看并不那么严密,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劳动力商品的销售分为三种方式。
按付出销售。无论是计件或者是计时,均属这种方式。按这种方式想发财估计很有点困难,但它是劳动力最基本的销售方式,甚至是初级方式。从普通的力工,到高级知识分子,只要是计时、计件,均是如此。
按业绩销售。假如前者是按“投入”销售,那么,这种方式就是按“产出”销售。由于承担了某种风险,比如业绩不稳定收入就没有保障,所以,收入比前者高出很多。而这种带有“投资”和“期货”性质的销售方式,很容易导致短期行为。
按能力销售。尽管需要用业绩证明能力,但这种方式蕴含的却是认可能力在先,业绩评价于后。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拥有了自己的“身价”。
其实,从职业角度看,职业生涯的目的不就是为自己做个身价吗?这与商品定价是一个道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市场定的,少数商品的价格是企业自己定的。有没有定价能力,是检验企业营销能力最主要的标准。当然也是检验劳动者个人职业能力的主要标准。
所以,对劳动力商品来说,“生产”与“销售”结合得最好的方式是做身价的方式。让推销成为多余,在这里同样成立。职业资本的积累,职业的成功,积累起来的就是身价。
事实上,每个人的工作行为本质上就是商业行为――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从有雇佣关系至今,这种本质从未发生改变,但是,在方式和理念上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相对于资本而言,作为雇员总是弱势的,要与资本对抗,必须把劳动力商品转化为职业资本。
既然是劳动力“商品”,就有生产与销售的问题。
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本质上是职业修炼过程。需要修炼的因素,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和能力;个性、兴趣和价值观;心态、观念、境界、胸怀和远见等等。在职业修炼过程中,同时积累起工作阅历、人际关系和职业机会。所有这些,加总起来形成的就是一个人的职业资本。职业资本会推动劳动力商品由量变到质变,进而满足个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这个修炼的过程,与为谁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可能与任何人就这个问题讨价还价,它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越不如意,就越要加强修炼,而绝不是相反。
如果说劳动力商品的生产是价值创造,那么劳动力商品的销售就是价值实现。因此,劳动力商品的销售,也存在战略销售和战术销售。
战略销售是为职业发展服务的,解决的是卖到哪儿、卖给谁的问题。说穿了,就是到什么行业发展、到哪个地方发展、到哪个企业发展,甚至包括到什么岗位发展,“男怕入错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战术销售是为生活服务的,解决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问题。我们可以把劳动力商品的销售分为三种方式:
按付出销售:无论是计件或者是计时,都属于这种方式。按这种方式想发财很困难,它是最基本的、初级的销售方式。
按业绩销售:由于承担了某种风险(比如业绩不稳定收入就没有保障),所以这种方式的收入会比前者高出很多。不过,这种带有“投资”和“期货”性质的销售方式,很容易导致短期行为。
按能力销售:虽然这种方式也需要用业绩证明能力,但它是认可能力在先,业绩评价于后,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拥有了自己的“身价”。
其实,从职业角度说,职业生涯的目的就是为自己定个身价,这与商品定价是一个道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市场定的,少数商品的价格是企业自己定的,有没有定价能力,是检验企业营销能力最主要的标准,当然,也是检验个人职业能力的主要标准。
一、我国劳动力短缺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是近几年我国劳动力短缺现象变得十分突出。据初步预测,一线工人工资在三四年内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而实际上我国目前还没有进入劳动力绝对短缺的时代,只是流向发生了变化。2005年,70.3%的劳动力分布在沿海地区,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2009年以来,随着承接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我国劳动力总数的17.0%至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劳动力占比则减少至62.5%。
据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加上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将于2014年左右出现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动力需求将达到8.37亿人,可供应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将达到1760万人。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概述
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劳工市场由城市劳工市场和农村劳工市场构成。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高;后者则是很多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没有失业,只有就业不足。经济起飞时,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由于两个市场间人员的流动,城市可以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人力资源,增长由此得以加速。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显现,往往是所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 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三、后人口红利时代对开展职业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劳动力短缺一方面造成了薪酬水平的提高,而薪酬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要求劳动力具有更高的素质和更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并且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劳动力因为和企业实际脱节而无法获得理想工作的机会。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旧的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低廉(技能低、综合素质低)的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劳动力时代的到来――依靠技术进步和高素质人力资本。同样,将目前如此多的初级劳动力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中高级劳动力,使其拥有真正的谋生和发展的技能,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更是责无旁贷。在此意义上,刘易斯拐点对于职业教育是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一是政府和企业必然会增加投入去发展地方的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职业教育需要扩大规模,新时代对于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提高,每个从业者要不断的接受职业教育。三是经济的转型对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的质量是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提高人才质量需要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四是高科技时代,新知识和新技术不断涌现,职业教育需要和产业实际相结合,这种密切跟踪全球新技术新趋势的培训需要由职业教育来完成。
四、后人口红利时代高职教育的主要对象――新生代农民工
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这就是冠以“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与父兄相比,他们在农民情结、成长经历、成长环境、打工目的、工作态度、价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他们仍然是低端市场主要的劳动力提供者。使其从提供简单劳动为主向具备技能高、素质好的现代产业大军转变,尽快成为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的合格的生力军,简单的技能培训难担重任,中职教育也难以胜任,本科教育偏重理论,惟有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并重的高职教育方能担此大任。新生代农民工的必然归宿是市民化,这也是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五、后人口红利时代高职教育改革目标――培训教育、学历教育和引导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从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全面转型,最有效途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培训教育应该是高职教育的“重头戏”,但这种培训与企业、社会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培训不同:除适岗性的、短期的生存式培训之外,更着眼于中长期的发展式培训,即注重素质能力提高和培训效果运用的“能力本位”的现代培训。为此,应通过科学、合理的培训流程设计,构建全方位、动态性、个性化的培训需求分析模式,并由此制定分类、分层实施方案。要通过问卷调查、定期到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企业和社区调研,遴选具有代表性的班次和培训学员展开个案调查等方式,重点了解和关注他们在认知能力、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及时了解他们所在企业和行业的培训需求状况,进行过程性的培训需求信息的调控和前瞻性的培训需求信息的预判,从而建立“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的有效衔接机制和动态监控机制;要充分考虑他们在技能水平、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年龄层次和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性,分别实施外出就业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劳动者就地就近转移培训。
(一)就业服务的职能初级且不完善,难以满足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
我国当前的就业服务职能局限在单一的岗位匹配、简单的职业指导。但大多数失业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市场需求的劳动技能,或对自身职业能力缺乏了解,或心理脆弱等,低层次的服务无法满足他们的真正需求。就业服务职能的不完善还体现在地区、群体差别。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就业服务体系非常发达,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体系,能够灵活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就业服务还留有很深的计划烙印,服务僵化,政府垄断,而这些地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贫困人口相对较多,他们迫切的求职需求难以满足。
(二)营利性型服务驱逐非营利的现象普遍
就业服务产品种类繁多,有公益性较强的,也有可营利的。由于这些职能没有得到科学划分,致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履行职能、财务管理等时无法实行归口管理。一方面在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下承担免费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求职服务,另一方面又开展营利性的劳务市场业务。趋利机制使得服务机构更偏好于提供可收费的服务产品,而对难以获利的服务产品不愿提供,即使在政府强制要求下,也不过是聊以塞责而已,服务的质量因而难以得到保证。
(三)管理僵化,政出多门,职能交叉,难以有效协调
公共就业服务的各项职能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例如,短期化的职业介绍往往需要长期持续性的就业计划予以支持,而个性化的求职帮助又会成为进入培训、再培训和创业计划的关键。这需要职能部门密切配合。例如,我国针对下岗职工开展的社区就业服务,创造的岗位涉及规划、城建、卫生、公安、工商、税务、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对这些部门之间的职责界定不清,服务重叠,经常发生矛盾,阻碍了社区就业服务工作的开展。
(四)与私人组织合作能力低,难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供给的竞争性市场
就业服务需求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特点。就服务强度来看,有自助服务、一般服务和强化服务;就服务层次来看,有全国性劳动力调配、市场信息的传播和就业政策的解释,也有地方辖区的就业安排和指导;就服务主体来看,有政府行政性就业机构、民间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这样,就业服务格局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是,我国当前的就业服务市场基本还是政府为主导的垄断格局,运行效率低下,同时民间机构力量弱小且不规范,二者难以有效合作,限制了就业服务功效的发挥。
二、制度安排的思路——基于公共品理论的策略选择
从上述问题来看,其症结的根源在于缺乏对公共就业服务内涵的全面、细致的把握。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使得制度安排的具体工作难以向纵深发展,阻碍了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成功构建。由此,必须对公共就业服务这一特殊的公共品做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选择制度构建的具体策略。
(一)公共就业服务产品的特性
尽管公共就业服务的制度安排、任务、战略和组织在不同的国家千差万别,但各种职能服务产品却有许多共同的基础。下面以国际劳动组织公认的四项基本职能为支点(如表-1所示),具体分析服务产品的特性。
1.职业介绍)——职业中介的市场化和个性化服务的公益性同时加强。职业介绍是公共就业服务的最基本职能,目的是为求职者和空缺岗位进行撮合。不管在我国还是西方国家,该职能的特性都经历了一个从政府垄断的纯公共品到多元化供给主体的市场化过程。该职能的市场化表现在互联网技术的载体之下的自助服务的普及。求职者可以利用各种自助设施进行工作的查询而不再过多依赖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人员。对于雇主而言,互联网可以为他们解决最通常的劳动力供给的需要。这些都意味着普通的职业介绍职能弱化,而高质量的职业介绍市场化能力很强,一般由私人职业介绍机构来承担。互联网技术在弱化政府某些职责的同时,针对弱势群体的个性化服务使公益性得以继续体现,这表现在对无法或不能利用自助设施的弱势群体、对不熟悉求职择业的人以及长期失业的人员进行个别辅导。
2.劳动力市场调整计划——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供给。失业的持续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瞬息万变,使岗位匹配、直接创造和维持就业岗位等传统就业服务职能难以满足宏观势态发展的要求。因此,劳动力市场调整计划出现,并在很多国家成为替代职业介绍基本职能的主要职能。目的是利用政府干预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失衡状况作出调整,创造一种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开发新岗位的环境,以弥补政府在维持现有就业机会、创造持续性岗位中能力的不足。具体调整计划包括求职帮助、培训和教育计划、直接创造工作岗位和工作经验,以及其他各种综合计划。这些纵深领域的服务意味着服务受益群体的分化和范围的缩小,通常以小组甚至是一对一的方式出现。这些调整计划的种类繁多,有公益性较强的服务,也有需要收费的个性化服务,由服务受益群体的不同特性决定。由于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占大多数,需要政府在多元化供给中把持其主导地位。诸如教育和培训一类的服务产品更多是由私人办学机构来提供,因此政府必须与这些机构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外包、特许经营或者“代用券”制度等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实现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3.管理失业补贴——消极的政府就业政策。失业补贴作为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公共就业服务需要对其提供三种服务:提供求职帮助或再就业服务;持续资格认证与求职认证;对失业补贴计划的总体管理。为平衡失业补贴的消极作用,帮助领取失业补贴的人员尽快重新就业,需要对其提供求职帮助,如制定求职计划、接受教育培训等,以作为继续领取补贴的条件。这要求失业补贴与其他职能特别是劳动力调整计划密切配合,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至少在补贴管理机构、公共就业服务和地方一级的一站式服务机构之间保持这种关系。
4.开发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政府和私营机构共同参与的竞争。劳动力市场信息开发职能对消除失业是间接性的,但它是自助服务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这也决定了该职能的公益性。这一性质要求公共就业服务从全国范围搜集、加工、解释并劳动力市场信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但对信息的需求也造就了私营市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务提供者,是政府和私营机构共同参与的竞争。
(二)公共就业服务中政府职责的界定
对公共就业服务产品性质的分析,初步明确了政府的职责。这些服务的强度随受益群体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要想进一步明确公共就业各项服务的强度和界限,需要对受益群体的特性做详细分析。
公共就业服务的客户群体可以分为六大类:新失业者:长期失业者;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企业富余人员;残疾人、农民工、妇女群体;想提高生活标准的已就业者(如表-2所示)。其中,新失业者是指原本有工作但因技能落后、所在单位关闭或者某些个人因素被抛入失业大军,这些人缺乏渡过失业历程的经验,往往精神沮丧、求职迷茫,公共就业服务需要对其提供小范围的求职帮助,教授求职技巧,提高求职信心,或者提供培训使他们获得新的技能。对长期失业者而言,他们往往经历屡次失业打击,学习能力较差,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再就业障碍,是最难也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需要实行“个案管理方法”,提供特殊就业咨询,制定长期就业扶持计划,进行持续追踪调查。这一职能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细致纵深的发展。对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通常指应届毕业学生,他们掌握了最新的技能,但由于年轻而缺乏对职业的了解,公共就业服务除了对其提供职业介绍、求职咨询等外,应提供针对学生特点的直接创业计划,使他们尽快融入市场,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富余人员在我国表现为下岗职工群体,他们一般技能落后,年龄较大,知识水平较低,需要接受再培训和教育,掌握新的技能,或者提供创业计划,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实现就业。对残疾人、农民工和妇女这些比较特殊的失业群体,需要公共就业服务提供个性化或小组范围的深入咨询和教育培训,提出针对他们自身特点的就业帮助。对想提高生活标准的已就业者,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予以提供或完全交由私营机构。
通过表-2的分析,公共就业服务要承担的职责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调整计划中,对于不同群体的服务强度有很大的差别。职业介绍一般通过自助方式实现,受益群体数量和规模也最大,是最低层次的服务;个性化服务或强化服务需要对求职者的技能、能力和兴趣等进行评估,提供有针对,对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很高,需要较高层级的机构配合;这些评估会成为进入培训、再培训和创业计划的关键,而培训一类的最高层级服务需要更高级次的政府机构统一调配,使其能与私人办学机构顺利合作。
三、完善我国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要想成功构建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平衡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矛盾,降低失业率,实现和谐社会,必须完善这四大职能,并根据各职能的性质改善、调整就业机构的管理运行体制,建立起多层次、多主体、多样化的就业服务制度体系,使公共就业服务的功效得以最大发挥。
(一)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职能,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就业服务体系
1.建立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为求职者服务。大多数公共就业服务的客户群体所需要的求职帮助可以利用自助服务设施自行完成,互联网的普及使这一职能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瑞典每个月通过互联网进入公共就业服务的人数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6%。自助服务成为最基础、最活跃的服务。新技术的普及要求对该层次的服务建立统一的标准化服务,便于监督管理和高效率服务。统一的标准化服务还体现在一站式服务中心的建立,将求职帮助、就业咨询、职业分配、帮助填写失业保险申领表、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信息获取等职能整合在同一场所中,确保计划和服务的一体化和综合性,使客户普遍得到服务。
2.为失业者提供一般服务。一般服务是对自助服务的补充和拓展。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弱化了传统的职业中介职能,转向提供更多的就业咨询和指导,诸如组织求职技巧的讲习班、大型职业招聘会、帮助求职者了解自己能力的职业指导、制定失业者连续性的扶持计划等一对一的深入咨询服务等。这些咨询和指导往往与职业匹配服务相结合,同时它也为求职者接受后期的教育和培训提供了指引。培训和教育使缺乏技能的人掌握新的技术,提供的方式有很多,如脱产和教室课程、在岗培训或二者结合,并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随时调整。这些调整计划对帮助失业者提高就业能力、克服再就业障碍,重新融入工作环境效果明显。
3.针对特定群体,提供特殊的强化服务。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群体,包括年龄偏大、知识水平偏低、屡次就业失败的国企下岗职工、缺乏劳动技能的农民工、残疾人、妇女群体,以及因吸毒、酗酒、育婴、债务等个人问题而失业的群体等。对这些群体的就业帮助是公共就业服务公益性的集中体现。针对该群体的特性,需要发展特殊服务。(1)特殊就业咨询。需要针对他们的心理特点提供深入面谈,进行行业测试,推荐职业,甚至陪伴他们面试求职。这需要高素质的工作人员,并与社会救助等服务相配合。(2)培训教育。但因为这些群体的学习能力相对较低,培训教育比较困难,成效不显著。(3)直接创业计划。提供直接的就业岗位通常是针对该群体最直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求职帮助。一般要借助于社区、街道、中小企业等提供一些临时性、短期的岗位,建立非正规就业体系,政府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甚至直接参与岗位的创造,使该职能成为一项帮助弱势就业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安全网”。
(二)构建合理的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模式
1.权力下放,建立多中心的就业服务体系。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作为一种专业性、地方性较强的公益机构,应当采取政事分开、自主管理的模式,地方服务机构有自己相对自主的权利,形成在政府委托之下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在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大力开展地方机构,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优势,密切与用工单位的合作关系,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灵活提供服务。(1)专业性设置。针对不同的服务群体,设置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进城务工农民就业中心、青年就业中心、临时就业中心等,充分发挥专业化优势。(2)地区性设置。根据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人口密集度、供需状况等设置社区就业服务中心,并采取多元化主体的供给模式,由政府机构、私营组织以及非营利性组织共同参与,充分发挥信息优势,根据辖区劳动力市场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当然,保证这些服务中心之间的交流合作,政府必须承担起统一协调的职能,抵消结构调整对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2.部门整合,加强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密切合作。实现就业或再就业是一项涉及众多政府职能部门的综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协调,予以充分支持。(1)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使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实现横向对接,协同开展工作,联动办理业务,使求职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务。(2)建立专业化就业市场,搭建纵向的统一就业体系,使部、省厅及区(县)、街道、社区连接,确保就业政策颁布实施、就业服务开展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3.打破政府垄断,提供竞争性的就业服务。就业服务领域需求的多样化为私营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要求政府必须打破垄断,主动与私营机构合作,建立竞争性的就业服务体系。(1)开发劳动力市场信息;(2)劳动力教育和培训;(3)可以有效监控的服务,如失业保险的管理、失业人员的管理等。可以采取的契约合作模式有外包、市场测试、“代用券制度”,以及纯粹的私有化。政府要根据不同的就业服务公益性强弱,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对公益性较强的服务在外包过程中,政府要予以资金支持,严格监控,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免费获得公平、公正的服务。
[参考文献]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之一: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化过程蕴涵着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特征,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归结为‘‘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因为产品表现为商品是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一“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的结果“这样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马克思认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联系整部《资本论》不难发现,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表述,意在通过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物化现象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一货币商品化一资本商品化的演变过程,揭示“物统治人”这种主客体颠倒的生产方式的演化逻辑。据此,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之一归结为: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化过程蕴涵着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表现的生产的主客体之间的颠倒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劳动的社会规定物化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历史上私有经济形态所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商品的价值是间接地通过商品交换来迂回地确定的。通过商品交换,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换句话讲,商品形式“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物化和转换的客观结果,使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了拜物教性质。随着商品交换的深入发展,作为一切商品关系固定反映的货币得以出现,劳动的社会性质便独立地“物化”于货币中。劳动的一切社会规定,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是由于在流通这个循环交替的“运动”中货币的本性所致。商品和货币的这种‘‘头足倒置”的神秘性质,是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占统治的范畴、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下,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
马克思认为,这首先意味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因为尽管资本家实际攫取的是“物化”于货币之上的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实际创造价值之间的差额,但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资本就成为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在流通领域内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一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一切商品似乎是资本的产品而与劳动无关,价值增殖成了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的、不以劳动为转移的规定。可见,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颠倒现象出现一资本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而存在,成为一个自动增殖的价值主体。
正是这种“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渗透进资本家的主观意志,促使其推动“商品”形式取得发展的运动形式,使作为流通媒介的货币‘‘成为商品”。“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之外,又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懷”“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由此,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独立地‘‘物化”于生息资本身上。在货币市场上,一切中介运动消失于资本家的视野之中,利息只是生产过程之外货币资本的固有属性,表现为一种存在于生息资本这个“物”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
然而,资本主义商品化趋势远不止于此“资本”彻底自我“商品化”,并将劳动力商品纳入其属性范畴,是它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因为生息资本一旦出现,便成为“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所以,在银行家的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任何一笔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那些被想象出来的不属于现实资本的虚拟资本的利息。从而,劳动的社会性质从外在地物化于商品、货币和现实资本之中,历史性地落在虚拟资本身上,使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资本关系和资本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独立于商品生产之外的“商品”。于是,“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因此,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劳动力最终打上了资本财产的“烙印”,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而存在。进_步而言,劳动力和资本这对范畴之间的历史关系完全被倒置,不是有了劳动力商品,资本才出现,相反,是因为有了永恒范畴的资本,劳动力才成为商品。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之二:追逐剩余价值的直接目的贯穿于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这一特殊关系的确立过程之中
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特征相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特征作了更为抽象的概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瑡单看这一结论本身,或许人们不免怀疑马克思违背了其创立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因为,仅仅从目的和动机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具有主观意志决定论色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随即指出:“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进而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上面怎样建立起一种为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
结合整部《资本论》进一步考察上述论述,不难发现,马克思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劳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形成逻辑:伴随着劳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隶属一资本家雇佣劳动力,最终让位于实质上的隶属一资本雇佣劳动,然而“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特征的概括,意在强调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折射出他对社会经济人本价值的关照情怀。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特征的真正含义在于:追逐剩余价值的直接目的贯穿于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这一特殊关系的确立过程之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历史上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相区别的地方,不在于生产剩余价值,而在于其背后的目的性。因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凡是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都必须无偿付出剩余劳动。但是,由于在这些“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瑏。简言之,历史上生产资料垄断权所有者榨取剩余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占有产品的使用价值。而资本主义则不同,由于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使资本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拥有“产仔’、“生金蛋”的魔法。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具有绝对致富欲和价值追逐狂的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
然而,要确保资本“永久化”增殖,资本主义必须利用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变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建立起真正独特的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因为早期资本主义采取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与历史上的生产方法别无二致“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瑏。因而,雇佣劳动这种生产方式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仍然要受到旧的剥削形式的排斥。与此同时,为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资本家无限度延长工作日的做法,不断遭到工人的强烈反抗。为此,资本主义不得不运用国家政权的强制来确保生产的运转。即便如此,受劳动力价值最低限度的约束,剩余价值也不可能永远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可见,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下,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并不牢固,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随着科学技术被并入劳动过程,以分工为基础的新协作方式一社会化大生产在工场手工业特别是机器大工业中出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应运而生。劳动者作为技术生产体系的局部环节,在包括工厂内部和工厂之间的生产空间上‘‘集结”,接受资本家的管理监督和调节指挥。这种全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集体力,从而大大缩短了制造社会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使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全面降低,剩余价值总量增加、资本增殖速度加快。这一结果不仅使先前独立的旧生产者丧失生产条件,被迫受雇于资本家,而且加剧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致使资本被平均化,即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进一步转化为平均利润。在资本家看来,利润是其预付总资本的产物,因此要获得最大化利润,就必须不断革新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使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某些产业部门剩余价值生产的主导方式,并进一步将其扩张至所有产业部门,成为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以提高资本增殖能力作为目标和前提的,并以资本增殖能力的提高作为衡量标准。它带来的不仅是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变革,更是资本对劳动绝对控制力的根本性确立。因为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联系,都好像由劳动转移到资本身上,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是资本自身独立的力量,而工人则因劳动能力的片面化培植与使用,沦为生产环节的工具。因而,工人的劳动力只有在以资本为纽带的生产体系中才能发挥作用。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现在,摆在工人面前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工人唯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不断把自己作为商品出卖,依附于资本。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创造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一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大特征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互为条件和互为因果关系的有机整体
要从根本上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质,就不能孤立地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特征。回顾整部《资本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不仅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域中,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特征,而且充分揭示出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的内在逻辑关系一它们是互为条件和互为因果关系的有机整体。
首先,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化”过程,是剩余价值生产目的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劳动力成为商品构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前提,而资本的出现则是商品形式普遍化的起点。这其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得以生产的首要客观条件。而劳动力的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其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一创造价值。但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对资本家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劳动力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一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大于其自身价值的源泉。
当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劳动的社会性质便被“倒置”,资本幻化成“孕育”剩余价值的“母体”,商品和货币成了资本这个价值“自动机”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向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装的存在方式”?。由于货币不过是商品的一种形式,因此,连同劳动力和货币在内的“商品”构成了资本,表现为资本自身的产品,而非劳动产品。由此,资本朝着‘‘自我复制”的方向,推动商品朝着最后和最高的形式发展:货币和资本自身也成为商品,演化为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
定物化和物质基础主体化中的“一份子”。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片繁华的商品世界图景。总之,在商品化过程中,剩余价值不仅反映在资本家的主观意志中,而且“固化”于作为资本产品的各种商品形式之中。
其次,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资本产品‘‘商品化”趋势的主观推动力。要厘清这层关系,必须首先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一“剩余价值生产”这一主观意志产生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生产是商品拜物教历史演化的产物;换言之,是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同物自身的自然属性这两大范畴的相互关系在人脑中“颠倒”反映的历史必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角下,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直接目的产生的另一历史根源,即它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剩余劳动占有权表现形式演化的必然结果。正是上述双重原因使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推动商品成为资本的产品。
在马克思看来,剩余劳动占有权是所有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所不同的是,剩余劳动占有权在原始社会和未来社会中,只表现为劳动者个人对自身劳动的占有关系,而在私有制社会中则表现为从人的劳动实践中异化出去的对立形式。然而,资本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基础上的权威,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各种生产形式中,剩余劳动占有权主要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人类发展史上经济强制力占统治地位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绝对控制权,是通过人格化的资本获得的。这其中,社会分工与协作方式的推陈出新,以及拜物教所发挥的重要催化作用,为其提供了社会观念和物质技术条件。
资本家将劳动力商品化,目的是通过以等价交换为通行准则的资本自身运动,来彻底排除以人为现象形态的生产活动,以便为其生产剩余价值“正名”:同以人身依附为纽带的旧生产关系相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商品这一‘‘物”之间的平等关系。正因如此,在剩余价值的贪欲下,资本主义必然呈现出商品化趋势,使人的异化达到极致:一切物越是商品化,人的本性和主体性就越是在“商品”面前消磨,剩余价值生产的一切中介运动就越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变换结果中消失,剥削就越是不留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