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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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原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扩大内需　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　IS-LM模型

一、政策出台的背景

始于次贷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像传染病一样，从2008年9月开始向外传播，并迅速蔓延至日本及欧盟各国家，演变成世界金融危机。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表现出经济衰退的一些典型症状，如投资率下降、消费不足、失业率上升等。尤其进入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工业生产、出口、财政收入、CPI和PPI等经济指标显著下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显现。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国政府果断出台了经济刺激的方案。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十项措施》，这十项措施是：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从2008年9月，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开来。在11月初中国政府就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财政政策。为什么政策的出台需要如此之快?面对经济的衰退，增加政府购买和减税等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为什么能拉动国内需求?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从政策转向背后的宏观经济学原理，看看通过简洁的经济学模型，我们能否对国家的政策有更清晰的理解。

二、扩大内需政策的宏观经济学原理

我们首先用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来说明金融危机使我国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的表达式为：

GDP=C+I+G+NX

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

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失业率上升、人均收入减少导致消费减少，再加上投资下降等原因，我国GDP的增长率明显减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08年第一季度、前两季度、前三季度和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07年同期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分别为10.6％、10.4％、9.9％和9.0％。

这说明名义产出PY比预期的在减少，又由于在短期内物价水平P是固定的，这导致名义收入Y的减少，也就是说需求曲线在朝预期需求曲线的左方移动。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当经济出现短期波动时，国家可以出台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学中，把旨在降低短期经济波动严重性的宏观政策行为叫做稳定政策。我们首先利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来说明国家迅速出台扩大内需的稳定政策的必要性。

(一)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

根据货币数量论，我们可以得到向右下方倾斜的总需求曲线AD1；由于在长期中，生产的产出取决于固定的资本和劳动量以及可获得的技术，而不取决于物价水平，因此长期总供给曲线LRAS为一条垂直的直线：在短期中，一些物价是黏性的。我们用一条水平的短期总供给曲线SRAS来代表这种情况。一开始。长期均衡位于总需求与长期总供给曲线的交点A。价格调整实现了均衡，因此，当经济处于长期均衡时，短期总供给曲线必定也在这一点相交。整个模型见图1。

现在，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实体经济衰退，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AD2，如图1所示。在短期中，物价是黏性的，因此经济从A点移动到B点，产出与就业下降到低于其自然水平。如果政府对经济放任自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会对低需求做出反应。工资与物价下降。物价水平的逐渐下降使经济向下沿着新的需求曲线AD2移动到C点，这是新的长期均衡。这说明经济能够自我恢复，但其代价却是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衰退期。现在。中国政府迅速出台扩大内需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增加政府购买和减税刺激居民消费等一系列财政政策拉动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AD2尽快恢复到原先AD1的水平，避免经历一个较长的经济衰退期。这正如《经济》杂志社在采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时，李主任所说。“财政政策是一副猛药，这副猛药下去后，它对经济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问题在于你这个猛药要快，如果你慢的话，等经济体已经热起来了，已经自己走出低谷的时候，你再起作用的话，劲用反了，就不起作用了。”

(二)IS-LM模型

我们已经说明了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是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接下来，我们利用构成总需求曲线理论基础的IS-LM模型，来看看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到底是怎样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的。

1.财政政策

在本文，我们以增加政府购买为例，减税等其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讨论类似。

现在，假设政府购买增加了G，那么在凯恩斯交叉图(图2)中，计划支出曲线向上移动G，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由于政府购买对收入有乘数效应，收入从Y1增加到Y2，其中Y2-Y1=G／(1-MPC)，MPC为边际消费倾向。

由于在任何给定的利率上，政府购买增加G使收入水平增加G／(1 MPC)。因此，正如图3所示，IS曲线向右等量移动，经济的均衡点从C点移动到D点。收入从Y1上升到Y3，而利率从r1。上升到r3。由于利率的上升，企业削减其投资计划，投资的这种减少部分抵消了政府购买增加的扩张效应。因此，在IS-LM模型中，政府购买增加引起的收入增加Y3-Y2小于凯恩斯交叉图中收入的增加Y2-Y1。

最后，由于IS曲线的移动是针对给定的物价水平而言的，这说明在任意一种既定的物价水平，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Y3-Y1。

2.货币政策

现实中，政府在出台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出台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使LM曲线向右移动，导致利率下降。于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利率并不上升反而下降，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例来讨论扩张性货币政策讨论。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增加了流通中货币的数

量，于是货币的供给M增加。因为在短期物价水平P是固定的，M的增加使实际货币余额M／P增加。根据流动偏好理论，对于任何给定的收入水平，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因此，正如图4所示，LM曲线向下移动，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

由于货币供给M的增加同时提高了产出PY的名义值。对任何一个给定的物价水平P而言，产出Y增加。因此，货币供给的增加同样也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

三、政策效应的决定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实能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现在的问题是，当局在采取政策时，如何把握政策的度?或者说，采取扩张性政策后，IS-LM曲线会移动到什么位置?直观的分析告诉我们。它取决与IS、LM曲线的斜率。

如图5，当IS1曲线向右移动到IS2位置时，收入Y1移动到Y2。现在假设LM曲线是一条更平坦的曲线LM2，则要使Y1移动到Y2，只需使IS曲线移动到IS3即可。这说明，在LM曲线更平坦的条件下，只需采用较小的政策力度，就能达到增大同样产出的效果。

对于IS曲线，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当IS曲线更平坦时，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只需采取比IS更陡时较小的货币政策力度。

四、中国的IS-LM模型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IS、LM曲线的斜率决定着政策作用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分析当前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我们需要知道中国的IS、LM曲线的斜率。

任太增(2000年)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但我国投资对利率的反应没有一般市场经济敏感等原因，使得中国的IS曲线虽然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条件下IS曲线的一般特征，即向右下方倾斜，但在目前，它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IS曲线更陡。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预防性货币需求的无限膨胀，投机性货币需求在整个货币需求中所占的比例下降，这时LM曲线的斜率主要由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函数决定，是一条相当平坦的曲线。

由于现阶段中国的IS曲线的斜率较大，LM曲线的斜率较小，由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在相同的政策力度的条件下，我国采用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要更有效。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当前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与中央的决策是一致的。

五、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前经济明显下滑的情况下，我们确实要迅速采取扩大内需政策。而且由中国IS、LM曲线的斜率知道，在当前我们应主要采取财政政策，并辅以相应的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具体来说：

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赤字，增加发行国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在增加投资总量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投资的方向：要进一步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等“民生”行业投资：此外，要增加农村投资，释放农村消费能力。

宏观经济原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独立学院 宏观经济学 教学改革

20世纪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突破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它促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应对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刺激长期经济增长等问题（萨缪尔森，2008）。《宏观经济学》是国家教育部根据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规定的专业核心课程——《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技巧，在对基本理论和方法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思维分析、研究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等其他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教学内容坚持适用性和系统性原则

相比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式、图表数量大大减少，理论难度相对较低。所以，《宏观经济学》授课相对容易。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教学应该坚持“理论知识够用，强调技能，提高素质”原则，让学生入门即可。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教学重点。《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按照由浅入深的逻辑顺序，先后几章分别阐述NI-AE模型、IS-LM模型、AS-AD模型，以此构成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最简单的模型：NI-AE模型，I=S，一个方程，一个未知数国民收入Y；IS-LM模型，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Y、r[在NI-AE模型基础之上，引入利率r可以得到IS曲线；再给出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和利率r有关），得到货币市场均衡的LM曲线]；AS-AD模型：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Y、P（AD曲线可由IS曲线和LM曲线推导得到，在前面模型基础之上，引入一般物价水平P，通过总量生产函数得到AS曲线）。

二、教学案例坚持实用性原则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政府行为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主要通过两方面工作体现应用性原则：一是数据，二是案例。数据方面，在介绍国民收入核算时，加入2012年中国GDP数据，并和同时期外国GDP数据进行比较，让学生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PPT中加入国内各地区的GDP数据，了解浙江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PPT罗列中国经济增长四架马车（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数据，让学生认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和出口的现状，掌握用支出法核算我国GDP的方法；在PPT中罗列中国近20年的CPI数据、中国失业率、中国大学生就业率、科艺学院就业率和就业单位等数据，更加深刻掌握中国物价波动的原因、就业市场现状等相关内容；通过人民币汇率波动等数据，让学生更好学习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等。西方经济学理论性强的学科特性决定了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应用性强的学科特性决定了案例教学的可能性，而案例教学的特点又为其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教学中以苏州工业区中合资企业芭比娃娃和罗技鼠标（罗技鼠标美国售价40美元，中国只能赚3美元）、肯德基汉堡和翠苑电影票的利润分成为例，让学生了解GDP/GNP的区别，延伸到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以及微笑曲线相关理论，引导学生更加深刻认识所处的世界；在劳动力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结合数学公式讲述中国出口企业为什么会面临汇率风险、订单减少，深刻体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瓶颈和弊端；通过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分析、资本外逃和热钱流入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索罗斯的卖空操作赚取12亿美元、美元国际霸权、以汽车产业为例反思中国利用外资的利弊等案例学习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

三、强调课堂练习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特别强调案例和习题的作用，多进行课堂练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比如在介绍完“NI-AE模型”后，布置课堂练习，然学生通过“I=S”方法，计算均衡国民收入；然后再增加投资的金额，再计算均衡国民收入后会发现投资增加，国民收入成倍增加。通过该计算过程，可以切身体会乘数理论。

四、鼓励学生参与，加强师生互动

围绕中国案例展开讨论，让学生做等PPT（内容包括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经济增长的源泉等）在课堂上讲授。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融合到课堂与实践教学环节中。

五、通过试题库抽题进行考试

考试试卷由教师自主命题而不是试题库抽题。自主命题时，试卷的标准化程度、难易程度、题量大小等各方面难以控制。利用计算机进行试卷的自动生成，通过试题库抽题能够真正实现考、教分离，规范同门课程所有教师的教学活动，克服个人命题中容易出现的片面性、随意性。而且保证了命题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试题和试卷的保密管理将变得高效而便捷。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原理范文第3篇

上世纪90 年代，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对美国经济学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Siegfried et. al. ，1991)。[1]该调研指出美国经济学项目的改变仅在于对学生数学和技术层面训练的加深，而这些训练却未必能培养学生用经济学方法发现和解释问题的能力。调研认为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并未达到培养学生获得理性探寻真知的思想习惯的目标。Neilson(2010) 遗憾地指出，[2]尽管距调研已有20 年之久，Siegfried et. al. (1991)所指出的问题并未在美国经济学教育界得到根本的改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对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之声日盛，较为有特色的是2009 年10 月成立的新经济思维机构。该机构将经济学教育改革列为重点项目之一，并资助了2013 年的经济学公开课程计划。该项目汇集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学者，共同探讨与改革本科生经济学教育，以期使经济学教育贴近现实，且兼具包容性与复杂性。

反观我国的经济学教育，虽然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教育模式，我国经济学教育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却少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进行深入反思或关注西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张世春，2004[3];李俊慧，2012[4])。近几年，我国学者对于经济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介绍西方经济学教育或对比中外经济学教育(王红(2005)，[5]王淑梅、赵鑫和纪流河(2010)，[6]丁刚和罗暖(2010)，[7]齐晓辉(2011)，[8]张文龙和余锦龙(2011)，[9]高越(2012)，[10]刘汉宾(2013)[11]等);二是基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现状探讨我国经济学教育本土化或改革( 李冬艳(2011)，[12]程远(2012)，[13]马先标(2012)，[14]姬超和颜玮(2013)[15]等)。其中，较多文章仅为对国外经济学教育正面的概括性介绍，缺乏微观层面的调研或数据支撑，并且，对于经济学本土化的探讨主要涉及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而非对其理论适用性的探讨。简言之，相对于学习西方教育的思潮，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之声式微。

由是可见，我国经济学教育界尚缺乏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有效评估，以及对国外经济学教育者的反思与批判的有益思索。鉴于评估与思索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了解之上，我们对我国本科经济学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进行了调研，以弥补国内此类文献的缺失。具体而言，课程结构包括专业学分安排和课程设置两方面，课程内容主要涉及三类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定性课程。之所以未涉及数学和计量类课程内容的调研，是因为其内容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调研中，我们力求避免价值判断，以期客观地反映我国经济学专业的教育现状。

因我国高校众多，本调研选择了985 或/和211 大学中的十二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调研专业仅限于经济学专业，其他授予经济学学位的专业不在调研范围之内。从统计意义上看，虽然所选大学相对于全国整体的经济学本科教育样本较少，但通过这些大学可以了解我国经济学教育一般现状，做为评估我国经济学教育的有益起点。调研资料皆来源于各高校近三年的专业培养方案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20]-[31]

在这十二所高校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皆按经济学大类进行招生，学生可在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如南京大学的学生可在第一学年末从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和国际贸易五个专业中填报专业志愿。清华大学仅设置了经济与金融专业，并无单独的经济学专业，因此，我们将选择其专业中的经济学部分作为代表进行调研。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皆设置两个经济学项目，武汉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基地班;复旦大学设立了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方向专业;厦门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本科国际班。我们对这三所高校所开设的两个项目都进行了考察，因此本调研共涉及15 个经济学项目。

二、课程结构

(一)学分安排

各高校都对学生获得经济学学位设定了最低学分要求。为了便于学分对比，我们将各高校所设置的课程分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学科大类/专业基础类课程、专业方向性/核心课程、专业与跨专业选修课程和实践类教学五类。表1 列出了各高校对不同类别课程的学分要求。大部分学校将数学类课程列为学科或专业基础课程，有些高校将其设置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在表1 中，我们用括号注明其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中所包含的数学学分。

十二所高校要求的学位学分均值为155. 5 学分(标准差为14. 2)。对获得学位总学分要求最高的是吉林大学;最低的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除去实践类教学的学分，课堂教学学分的均值为142. 7 学分(标准差为10. 2)。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国际班)。

各高校对专业必修课程(包括数学课程)和选修课程(包括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对专业必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浙江大学;最低的是武汉大学。对专业选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武汉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必修与选修课程学分要求的差异可反映出不同高校的学生安排自身课程结构的自由程度选修课学分越高，学生自由安排课表的程度就越高。

(二)课程设置

我们主要关注于除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之外的专业课程设置。总体而言，各高校都较重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安排，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

第一学年:经济学原理(微观、宏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中级微观，中级宏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其它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少量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大部分高校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也将会计学或/和管理学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

不同高校对宏微观课程的设置和时间安排会略有不同。如厦门大学将经济学原理安排为一个学期的课程，其他高校(若开设该课)皆为两个学期的课程。东南大学和复旦大学只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并未单独开设原理课程。东南大学将两门课程都安排在第二学年，而复旦大学分别安排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和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只有浙江大学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

一些高校将线性代数安排在第二学年开设，且各高校对数学程度的要求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经济学)要求C 类数学，其他高校(包括武汉大学基地班) 要求A 类或B 类数学课程;(2)厦门大学(国际班)、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 和中山大学都开设了数学分析课程;(3) 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八所大学开设了数理经济学课程，其中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将该课程设置为必修课;(4) 有些高校还开设了其它数学类选修课程，如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开设了随机过程、动态优化等课程;南京大学(学术型)开设了应用随机过程、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课程;清华大学开设了实分析课程;武汉大学开设了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和数据统计实践课程。独树一帜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开设了大学物理C 课程，并被列为专业必修课。

除上述课程外，各高校所开设的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程多有重叠，主要差异体现在课程标签为必修或选修。在专业必修课方面，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了12 门;东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10 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开设了8 门;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 开设的最少，为4 门。大部分高校在第四学年仅开设1 门至3 门的专业选修课程。

在双语教学方面，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设置了双语课程。此类课程开设最多的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中山大学的所有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必修课程均采取中英文分班授课;厦门大学(国际班)在介绍中称采用全英文教学经济学本科。

三、课程内容

(一)微观经济学

各高校皆指出微观经济学应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复旦大学在课程介绍中写道:学生通过学习不仅应把握微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体系，弄清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 . ，还应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总体而言，各高校所讲授的内容较为一致，并且，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是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如南京大学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需求、厂商与生产理论、成本、完全竞争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完全垄断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寡头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工资、地租、利息、利润和外部效应与公共产品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包括最优化的数学表达;经典的需求和生产理论;不确定下选择;一般均衡与福利分析;不完全竞争模型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外部性与公共用品。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六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哈尔R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经济学原理课程教材。各高校教材的使用也有所交叉，如南京大学将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参考教材，而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将其分别作为中级微观经济学的参考教材和使用教材。

此外，有些高校也会使用其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分别采用刘东、梁东黎和史先诚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和李建琴、史晋川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

只有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所有高校皆在第二、三和四学年开设有关微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比较普遍的课程包括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此外，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法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开设了有关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吉林大学开设了卫生经济学。比较特别的课程是山东大学的品牌经济学，吉林大学的创业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非赢利性组织机构经济学，以及复旦大学的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

各高校对宏观经济学原理的课程教学安排较为一致。中国政法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中加入了经济学流派的介绍。相对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思想更具有多元性。如清华大学在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介绍中写道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具有争议，最为紊乱，但也是最具有兴奋点的学科。. . . . . 在不同答案的背后，则是不同框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因此，中级宏观经济学一方面与微观经济学课程相同，是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不同高校对不同宏观经济思潮的侧重。总体而言，大部分高校都偏重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但比重安排略有不同，而浙江大学则主要侧重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和数理模型的训练。

此外，宏观经济学更注重政策分析。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指出经济学教育应立足于我国国情，不应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如复旦大学写道:尽管宏观经济学已具有很多自然科学的特征，但它归根结底是一门社会科学。各国的经济运行千差万别，. . . ，因而简单地照搬西方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南京大学也强调了在课程中应加强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解，能够使学生建立初步顶天立地的研究思维，并在课程中加入了中国转型经济专题以及结合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的案例分析。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也开设了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课程或研讨课。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七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曼昆的《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材。

相异于微观经济学，更多的高校采用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复旦大学使用袁志刚、欧阳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分别使用叶航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教程》和何樟勇、宋铮编写的《中级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和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南京大学采用了梁东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的教材。

与微观经济学教学安排相同，除了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外，其他高校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学年皆开设有关宏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较为普遍的课程包括发展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区域经济学等课程。一些高校也开设了研讨类课程，如厦门大学(经济学)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专题和中国政法大学的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探讨课。

(三)史学类及其它定性类课程

首先，各高校对史学类课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名著导读类课程) 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对史学类必修课程要求最高的是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皆开设了四门必修课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未开设史学类必修课程。另外，大部分高校都开设了二门至三门的选修课程。中山大学开设的史学类课程最少，只有一门经济史的限选课程。

从内容上看，除了《资本论》导读明确指明所授内容外，各高校对于其他课程的内容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在于课程内容和教材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主讲教师。以中国经济史为例，中国政法大学所讲授内容的时间跨度为自秦汉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则将课程的重点放于近代。

在史学类课程中，复旦大学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较具特色。复旦大学的课程主要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进行阐述和解读，并且在课程中加入了我国古典思想对重农学派和斯密经济思想影响的探讨，将无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与西方自由放任的思想相联。北京大学的课程主要探讨夏商周以来中国人对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无限性的永恒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包括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以及商家学派等经济思想，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经济思想。

在其它定性类课程方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 和中山大学皆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其中厦门大学(经济学)将该课程设定为必修课程。武汉大学(经济学)开设了社会学、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选修课程。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经济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经济学方法论的选修课程。所有高校皆未开设经济哲学课程。

从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对不同项目的课程安排可以看出，定量课程要求的提高会伴随着定性类课程的缩减与淡化。该趋势在西方经济学教育中也有所体现。

四、结论

本文调研了我国十二所高校15 个经济学项目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各学校对学生获得学位的最低学分要求存在差异。获得本科学位总学分要求的均值为155. 5，课堂教学学分(除去实践类教学)要求的均值为142. 7。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为157学分;最低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为125 学分。总体而言，各高校对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宏观经济原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联立方程 宏观经济 IS―LM曲线

一、引言

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随着凯恩斯理论的提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此之后，很多的学者致力于完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学说，其中希克斯（Hicks, 1937）和汉森（Hansen, 1949）以IS-LM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运作方式，大大加强了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力。虽然IS-LM模型也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直至今日其依然是一个有着较为完善逻辑体系的宏观经济模型，并得到广泛应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宏观经济理论在我国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本文试图以凯恩斯理论以及IS-LM模型为理论基础，并吸取其他相关理论的理念，尝试构建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作情况的简易模型，并利用我国历年相关实证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来获得一个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实证模型。

二、文献综述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描述一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学者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克莱因联立方程系统。克莱因（Lawrence Robert Klein 1950）以美国1920年～194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旨在分析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该模型所采用的变量数相对不多，但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学者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在《中国转轨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一文中借鉴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建立了适应中国经济特点的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大小。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宁晓青、谢静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选取l985―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并认为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政策并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外贸政策。

三、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1.消费理论

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由什么来决定？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 其观点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对于消费的认识，认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收入。之后杜森贝里(Duesenberry 1951)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认为居民消费存在“示范作用”和“棘轮作用”。“示范作用”使得人们收入提高时，平均消费倾向并不一定会下降，而“棘轮作用”使得消费的变动相对于收入的变动要稳定。 在此之后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这两个理论强调人们会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收入，从而来决定当期的消费。不过无论何种理论，都认为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状况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期的收入状况的影响。

2.投资理论和货币需求理论

长期以来，克拉克（Clark,1917）的加速原理和凯恩斯的投资函数一直是分析投资的核心理论。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作为资本需求的投资和作为资本供给的储蓄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利率的调节达到平衡，因此投资被认为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基本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是否要对新的实物资本进行投资，取决于这些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与为购买这些资产而必须借进的款项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较。因此，在决定投资的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这里利率是指是实际利率。由克拉克提出并经萨缪尔森(Samuelson, 1939)等人发展的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率先对古典投资理论发起了挑战。加速原理认为投资不是利率的函数，而主要是由产出的变化所决定。其函数表达式如下：

(3.1)

式3.1中δ, θ为常数，δ代表资本折旧率, It代表投资，Yt和Yt-1分别代表当其和前期产出。

在货币需求理论上凯恩斯认为对于货币的总需求是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的总和。其中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决定于收入，而货币的投机需求决定于利率。因此对于货币的总需求函数可描述为：

(3.2)

式3.2中，等式左边代表了真实货币供应量，k, h为常数，Y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四、计量模型假设与数据收集

本文所采用的宏观计量模型是以IS-LM模型为基础，并对其中的投资函数作了一些改进，吸收了克拉克的加速原理的思想。假设模型具体如下：

方程中的α，β，d，λ，k，h 为系数项，Y, C, I ,R, M, P, G, NX,为变量。其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如下表：

在投资函数4.1.2式中，加入了收入变动的因素。凯恩斯与克拉克分别强调利率和收入因素是决定投资的唯一主要因素。而本文将利率和收入因素同时放入投资函数。笔者认为在我国，投资同时受到利率和收入状况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些专门的金融机构以及一些私人的投资机构，这些资金对于利率较为敏感，利率降低将会释放出较多的投资。另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般的企业，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商品生产的能力，这样的投资往往受到该企业收入（利润）状况的影响，收入越多，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会更高，同时也更有能力进行投资。同时由于企业当年的投资计划往往在前一年就已制定计划，所以在投资策划时前一期的收入变动情况(θ・Yt-1-λ・ Yt-2)会更多的影响到本期的企业投资。

根据IS-LM模型中的相关变量，本文收集了中国1992年到2005年的相关数据。所选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Y), 消费支出(C), 政府支出(G), 投资(I), 进出口(NX)的相关数据来自于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货币供应量为年底余额，包括货币和准货币。本文所采用的利率为历年一年期贷款利率，各年的利率以年底利率计算。

由于原始数据没有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本文以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换算出历年的通过膨胀率。并以此计算出排除通胀因素的各变量的数值。处理后的数据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为基数计算的。

五、模型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本文首先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识别，认为方程为过度识别。之后对排除通胀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扩充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采用的分析工具为Eviews 5.0。经过ADF检验。各变量在1% 5% 和10%的显著水平下，都接受原假设，即认为各个变量数据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然后采用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来判断各方程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的四个方程式都通过了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即各方程内的变量具有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来估计联立模型结构参数。 得到如下参数估计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系数а, β, d, θ, λ, k, h都通过了假设检验。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函数的R2分别达到了0.97, 0.98和0.99。可见方程的拟合结果是比较理想的。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我国宏观经济简易联立方程模型。

通过对模型中内生变量进行模拟从而获得的模拟值，并与各内生变量真实值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篇幅关系下文仅列出收入变量的拟合值与真实值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模拟值依然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计算的。

六、结论

本文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IS-LM模型为基本框架，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计算了一个能简要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作状况的模型。

其中式5.1.1代表我国的消费函数，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收入确实对消费有影响。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5。式5.1.2为我国的投资函数，模型假设我国的投资不仅受到利率的影响，也受到收入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利率和收入对投资都有影响。利率与投资负相关，收入增长与投资正相关。从投资方程中可以看到收入的变动对投资有放大的效应。即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投资将增加2.15个单位，反之亦然。式5.1.3为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函数表明我国的货币需求既受到收入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利率的影响，收入与货币需求正相关，与利率负相关。 将估算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转化，可求得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分别为1.43和0.12。

由此可见，从对我国1992年～2005年的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较之于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43个单位。而货币供给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12个单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利率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要远大于其对于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美)达莫达尔・N・古亚拉提:计量经济学（第三版）.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石良平:中级宏观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4]戴思锐:计量经济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5]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6]潘省初 周凌瑶: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7]丁俊君 戴生泉: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动态模拟与预测.经济观测, 2004

宏观经济原理范文第5篇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 102-107)[7],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