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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嫉妒,嫉妒理论,嫉妒评估量表
嫉妒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情绪体验和行为表现,它对人类社会生活和个人心理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一直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心理现象。
1 基本概念
嫉妒(Jealousy)一词源于希腊语“zelos”,意为争胜、热情和强烈的情感。嫉妒是指个体和另一个人(指伙伴)之间已有的某种重要关系面临丧失,而被第三者(通常是人)得到时,个体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Mathes,1985)。这种关系的丧失,如果不涉及其伙伴与第三者建立类似关系时,个体就不会产生嫉妒。最为常见的嫉妒现象往往出现在恋情关系中,但其它类型的关系中也会有嫉妒发生。总的来说,嫉妒常常涉及一种三角关系,三角关系的一边代表着两者之间的关系,嫉妒者和伙伴;另一边代表着伙伴和竞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边代表着嫉妒者对第三者的态度。
英文中的嫉妒和妒忌(Envy)常常让人混用,对于嫉妒的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明确了嫉妒与妒忌的区别。嫉妒必须发生在人际关系情景中,嫉妒这个术语涉及到第三者,即便是这个第三者也许只是存在于嫉妒者的想象之中。而妒忌发生在一个人缺乏另一个人所拥有的高人一等的能力、成就或者某件物品时的情绪体验,妒忌者既羡慕别人,又希望别人也和自己一样缺乏那些东西。它发生在这种缺乏存在于自我定义的范畴之内,它会增强自我的不满足感。
2 理论趋向
在国际嫉妒研究方面,近几十年来,围绕着嫉妒的发生机理,发展和影响因素,内部心理反应及外部行为表现规律,调节和治疗,形成了一些理论。概括起来,能够代表现代嫉妒研究和应用主流的理论有六种:1、心理动力学理论;2、系统学理论;3、社会生物学理论;4、社会心理学理论;5、行为理论;6、认知--现象学理论。这六种理论彼此间存在启示性和互补性,也存在分歧甚至矛盾。论文大全。
嫉妒的心理动力学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组成部分,他把成人的嫉妒看作是童年创伤经验的复现,由于每个人都会在童年经历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恐惧,这些经验沉积为潜意识,并在适当的情境下有深层潜意识向意识表层过渡。由于童年的焦虑和恐惧人皆有之,所以嫉妒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系统学理论研究嫉妒的整体关系,认为嫉妒是一个比个体更高级的关系系统问题,个体只是整体关系的一部分。它不问“为什么”(嫉妒者为什么嫉妒),而问“什么?”(是什么引发嫉妒?)通过提出理论模式和具体意见,扰乱或中断引起嫉妒问题的破坏性关系,建立积极的关系。社会生物学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它的理论基础有两个:嫉妒进化论:嫉妒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保护性本能反应,人和动物都有嫉妒行为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性别差异演化论:随着男性和女性进化层次的上升,他(她)们在生理上和行为上的差异日渐明显,因此两性在表达嫉妒的方式上显示出差异。嫉妒差异的根源除了性别进化因素之外,还有影响群体和个体的社会进程及生存条件。社会心理学理论以社会文化为基础,论证不同文化中的人有不同的嫉妒反应方式,意在证明嫉妒与其生活的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规范有关。行为理论认为嫉妒是后天的习得行为,并把可观察的嫉妒行为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论文大全。行为学家认为,嫉妒常常是不恰当的学习结果,嫉妒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应该从当前的环境中去寻找。认知--现象学理论是在嫉妒现象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是最古老、最普遍、最流行的嫉妒研究方法。它注重对嫉妒现象及其危害的描述和鞭挞。嫉妒的认知--现象学理论是现象学和认知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中心论点是强调对嫉妒事件的认知评估,即刺激―评估―反应模式。拉扎罗斯(Lazarus)“情绪的认知--现象学理论”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中国台湾哲学家陈康德“嫉妒分析”一文,也堪称是嫉妒的认知―现象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以上就是这六种主要的嫉妒理论在理论趋向上的分歧,我们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用更加综合的观点去寻找各个理论对嫉妒心理及行为的实际研究与治疗过程中的契合点,使其更具实际意义。论文大全。
3 嫉妒评估
嫉妒曾一度被认为是羞耻的情绪反应,往往和脆弱、狭隘联系在一起,由此就导致了嫉妒研究的一个难处,被试因此对嫉妒存有防御,否认自己存在嫉妒心理,即使明确感到自己确实存在这种心理感受,考虑到社会文化赞许性,也容易掩盖其嫉妒感受,所以对于嫉妒的评定存在困难。
现在在美国和西欧研究并广泛使用的嫉妒评估量表有七种,它们分别是Mathes人际嫉妒量表、Bringle自我报告量表、Bringle投射嫉妒量表、Hupka爱情嫉妒量表、White习惯性和关系嫉妒量表、Rosmarin人际嫉妒反应量表、Bunnk嫉妒量表。Bryson定义嫉妒行为范畴的研究;Hupka界定激起嫉妒的文化情境的研究;Bunnk特定文化背景中的嫉妒因素研究均采用这些量表作为研究工具。Bryson在嫉妒反应风格的研究中,证明了这些量表具有较高的效标关联效度。White指出,采用效标测量,可以得到嫉妒的一般结构。Bryson在五个不同文化的国家中使用White习惯性和关系嫉妒文卷和Mathes人际嫉妒量表,证明嫉妒有明显的跨文化反应一致性,可看作是效度的验证。Mathes检验了7种量表的信度,证明其信度指标符合测量要求。在中国,王晓钧对这7种嫉妒评估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研究,其结论为:这7种嫉妒量表具有较高的分班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内容效度和效标效度能够满足中国被试者的使用要求;量表内容重复性较大,适用范围限于爱情及关系嫉妒,并不适合评估其他嫉妒类型。
近年来,在嫉妒心理的研究中,更多地使用了嫉妒感受伴随的各种情绪进行主观量化评定。
4 其他相关研究
在嫉妒的相关研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有嫉妒与人格的关系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人格是否对嫉妒产生影响以及哪些人格因素对嫉妒的心理体验和行为表现产生实质影响?近20年来,国际同类研究的现状可归纳为以下3种观点:第一,认为人格对嫉妒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研究者将此类嫉妒称之为特质嫉妒(Trait Jealousy)。Clanton指出:“特质嫉妒不涉及产生的问题,因为它是已定型的,具有烙印特定的个人嫉妒。”他援引Bringle等人的研究作为证据,Bringle等人研究了跨年龄阶段被试者的嫉妒反应,发现在纸笔测验中,不同年龄阶段被试者的反应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相隔两周的重测信度系数为0.73。据此他得出结论“特质嫉妒是深层次的、不可克服的嫉妒”。不仅如此,Clanton进一步指出,特质嫉妒与那些稳定的社会人格有关,它是一种用于分析嫉妒性质的透视性概念,应当在更大的范围进行研究。第二,认为人格对嫉妒又影响,但不赞成把人格看作是嫉妒的原因。Bringle指出:“人格只能看作是分析嫉妒的变量之一,而且不是唯一的变量。为了对嫉妒现象提供理性的和有效的分析,未来的经验性和概念性研究需要维持在个人、关系、情境三方面的平衡。”第三,否定人格对嫉妒产生决定性影响。Pines指出,一些人格心理学家认为,像‘爱嫉妒的人格’这种东西真的存在,而我自己的经验使我相信,给某个人贴上诸如‘爱嫉妒的人格’这样的标签,不仅对他无益,甚至有害。
那么嫉妒与人格的关系究竟如何?在众多人格变量中有没有一些人格维度或人格因素对嫉妒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国的王晓钧通过实证方法系统研究人格是否对嫉妒产生影响以及哪些人格因素对嫉妒的心理体验和行为表现产生实质影响。其研究通过对4种嫉妒量表和达5人格量表施测结果的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在大5人格量表中所包含的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顺同性河沿进行5种人格维度中,只有神经质维度与嫉妒呈现一致性密切关系;外向性维度与嫉妒的一致性关系尚不明确;开放性维度、顺同性维度和严谨性维度与嫉妒关系并不密切。在大5人格量表中所包含的30种人格因素中,焦虑、自我意识、正性情绪和信任4种人格因素与嫉妒呈现一致性密切关系。结果表明:在5种人格维度中,神经质人格维度在嫉妒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主要影响作用;在30种人格因素中,焦虑、自我意识、正性情绪和信任4种人格因素是影响嫉妒心理和嫉妒行为的重要因素。
5 结语
对于嫉妒的心理学研究,国外学者认为,一方面需要开展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嫉妒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探讨,需要从行为层面、认知层面、社会文化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并且开展嫉妒的跨文化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嫉妒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种社会情感,多种多样的人际关系都会涉及到嫉妒的问题,因此,关于嫉妒对于人们身心健康、动机系统的影响,乃至于如何克服嫉妒的负面影响,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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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关键词] 女性;性;世界;中国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19-2
一、世界女性之性研究历程
在人类发展史前时期和历史早期(大约公元前7000至公元599年),人们获得现代性知识和性别角色知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各种宗教均由象征着造物能力的女神们领导。之后不久,“通过强迫接受和最终接纳男神为尊的宗教,女性被看成了低人一等的动物,凭神的力量让她们生儿育女,取悦男性。”整个中世纪女性的性形象被分为两个极端:一是崇高的宗教献身者圣母玛利亚,一是伊甸园中罪恶的女人夏娃。这两个对立形象的隐喻是――女人不应拥有性,这既是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性的价值判断,也是社会约束女性的性的规范戒律。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年的《女权辩护》中断言,“性满足对于女性和男性同等重要,婚前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动都不是可耻的”。但一方面,“想结婚的女性把她的保持得像她的束腰那么紧”;另一方面,那时业却很繁荣。现代性学奠基人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在1886年出版的《性心理病》中说,“如果妇女的精神发育是正常的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将是很低的。如果不是这样,整个世界将变成妓院,婚姻和家庭将不复存在。”女性拥有性的合法性仍然没有得到承认。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霭理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开表达了对性的肯定态度,并在其著作《性心理学》中承认了女性的存在及性快乐对于男女两性的同等重要性。接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性学三论》中最早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女性心理发展,在专著《爱情心理学》中,他以精神分析学原理解释了原始人类为何设置婚前的“处女禁忌”,这一传统又如何削弱了女人对男人的威胁并使女人愈加屈从于男人。
20世纪20年代后,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卡伦・霍妮开始反驳弗洛伊德关于嫉妒和女性发展的学说,指出“弗洛伊德的家长式观点削弱了女性自主并降低了她们的身份”,这对于“重新构建妇女在最深层的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性格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妇女,在争取男女平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胜利。1976年,美国性学专家雪儿・海蒂完成了《海蒂报告:全美女性研究》一书,它以大量直白、未加修饰的原始记录展现美国女性的性体验和性问题,一经便迅速获得了千万销量。海蒂成为性学领域第一位描述女性经验的女性研究者,她的报告使当时的社会看见了女性在性体验中的真实感受,一种与过去男性性研究者迥然不同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很多女性读者通过了解其他女性坦率的性表白而获得了心理支持”。
二、中国女性之性研究综述
当代中国性学界关注女性之性的研究相对有限。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特定女性群体的性观念、性心理与。李银河研究员于1998年出版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是该领域的代表作,该著展现了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国女性情感世界与性生活各方面的真实图景――除了本身的基本事实之外,还包括了性压抑、性无知、性学习、反感、性观念、女性性权利等影响了数代中国女性的重要问题。也有不少学者针对女学生进行研究:吴纬纶等人在针对台湾女大学生进行研究;李丹等人对重庆贫困地区初中女生做了调查。此外,还有一些针对处于少数地位的女性群体进行的研究,对象包括少数族裔女性、女性性工作者与女性同性恋者群体。
二是中国女性的性话语与性权利。英国Westminster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艾华女士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该著指出尽管从80年代开始,“性问题讨论的整个环境都改变了”,主流的性话语依然把女性作为“维护性道德的一般标准和家庭秩序的主要力量”,“对女性婚前的贞洁的期待并没有在占主要地位的性话语中消失”。她还指出,在对侵犯女性基本的生存权力、对女性的性暴力、拐卖妇女结婚和等普遍存在的现象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性是产生性别等级的场所的观点得到了一定的传播。潘绥铭、黄盈盈教授则提出了女性的性屈从地位正在改变、女性的性革命正在发生的观点,即女性摆脱了唯生殖目的的性身份、女性拥有了主动追求性的权利、女性的“性自主”正在增强以及女性在性表现和身体表达方面的革命。然而,该观点同时认为,在社会性别问题上,女性的性权利仍然被置于“阴阳协调”的框架之内而非作为独立的个体快乐来考虑,“男性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中心位置”。
三是性创伤研究。性创伤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大陆性学研究中是一个不太受关注的话题,涉及创伤问题的研究大多从社会性别、法律与权利的角度探讨性骚扰与性暴力,研究涉及的受害方主要是包括已婚妇女、女学生与女性性工作者在内的女性。柯倩婷在对中国高校约会案例进行调查。台湾桃园县国立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的专号《害、性骚扰》则反对主流女性主义“固定化女性受害位置、制造阶级年龄种族的压迫效应”的性别本质论,主张“积极串联性别、阶级、年龄、种族以及公民政治”以实现害问题上的性解放,为思考与面对性创伤问题提供了中外最新的研究思路。然而,针对性创伤的探讨至今仍然集中于因性骚扰或性暴力导致的创伤。
三、女性之性研究的伟大成就与发展空间
在女权主义运动与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针对女性之性的研究已取得的成就在于:首先,肯定了女性之性的存在并给予其合法性。从中世纪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形象的两个极端到现代社会对女性性存在的普遍肯定,尽管公开表达对大部分女性而言仍然难以实现,女性已经赢得了男权社会对自身性存在的承认甚至重视;其次,将女性的性与生殖分离,使女性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性权利。再次,全面探索了女性之性的生理特征与心理特征。最后,以女性性存在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为在世界范围内辟除女阴损毁与忌讳、减少对女性的性犯罪、消除对女性的性歧视提供了积极的支持,极大地促进着女性性权利的保证、性认知的完善与性地位的提升。
然而,就笔者所掌握的既有文献而言,女性之性研究,尤其是国内的这方面研究还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发展空间:
第一,在研究方向上,对女性性心理的关注应多于对其性技术的关注。强调客观存在的传统女性性学研究与各式各样的商业广告、时尚杂志经常向女性灌输这样的假设:想在性中获得快乐的途径只有两个,要么挖空心思取悦自己的丈夫,要么理直气壮享受的快乐。潘绥铭教授曾在《在旋飞的社会中学会选择》中讨论了社会传媒对男性性满足感的负面影响,同理,女性同样是此类流行信息轰炸的受害者,从广告传媒的罩杯崇拜到教人“计算你的女朋友值多少钱”的网络原创帖,越来越多的女性像男性担心障碍一样对自己的身体缺乏信心。
第二,在理论发展上,应增加对两性性互动,即男性的性与女性的性之间关系的探讨。早在波伏娃写作《第二性》时,就已提出了性生活中双方“博弈”的说法,这一视角应当能够为女性之性乃至性存在本身的理论研究提供崭新的方法与视野。
第三,在方法论方面,对主体感受的关注应当重于对客观事实的关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国际性学界提出了与以生殖或为中心不同的“性感受中心论”,强调双方全面配合的能力与个体在中的感受。胡鸿保为《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所作的序中提到,性研究应当强调“主体的构建”,尤其应当注重“女性作为个体的经验”。而潘绥铭教授则曾经坦承,在当今中国的身体研究或性研究中,“不但还根本没有主体的声音,甚至研究者还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
第四,针对女性性创伤问题,应关注不同维度与层次下的女性性创伤。性创伤领域的探讨至今仍然集中于因性骚扰或性暴力而导致的创伤。事实上,在中国当代女性的性成长历程中,还存在着比骚扰或暴力更多的、能够导致性创伤的社会因素,以褒扬情爱而贬斥的纯情文化与处女膜崇拜为代表的传统保守性观念所导致的认知偏差与观念压力以及性权利意识淡漠的性文化与社会性别身份固化所强化的女性性屈从地位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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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生态学 离异单亲家庭 家庭教育
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离婚率呈上升的趋势[1]。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婚姻质量、感情需求、爱情期望随之发生变化,给婚姻的稳定带来冲击。根据民政部的《2015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仅2015年全年有363.7万对夫妻离婚。因此在家庭离异环境下成长的子女,其教育问题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性问题。离异单亲家庭的孩子作为特殊的群体,不仅不能像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获得“双份”的爱,反而受到家庭破裂的影响,很容易在心理、行为上产生偏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且研究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并产生一定的成果。目前,欧美国家对离异单亲家庭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两大方面,是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领域的热门话题。而国内对于离异单亲家庭的研究起步较晚,更侧重于对离婚后果的分析[2]。笔者试图从教育生态学视角探讨我国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以期从新的角度破解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难题。
一、论文的研究价值和研究背景
1.研究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的必要性。
一位心理学家曾说过:“家庭不仅是个人生活的起点,还是人格形成的源头。婚姻家庭关系越牢固,教育子女的条件就越好。”家庭是人成长的起点,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位导师。改革开放以来,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离婚率快速增长,离异单亲家庭日益增多,离异单亲家庭子女数量日益庞大。因此“如何教育离异单亲家庭子女,使他们健康成长”已然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2.什么是教育生态学?基本观点有哪些?
教育生态学是教育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的结果。教育生态学这一科学术语是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于1976年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教育生态学是依据生态学的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掌握教育发展规律,揭示教育发展趋势和方向。概括来说,教育生态学是研究教育与其周围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规范的、生理心理的)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目前,教育生态学研究主要有两个趋向:一种是以教育为主体,研究教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另一种是以生态环境因子为主,研究各种生态环境因素与教育的关系及对教育的影响。
二、教育生态学视野下的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
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教育的发展是有密切联系的。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生态环境,两者以协同进步的关系存在。因此,以教育生态学的视角研究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需从教育的生态环境分析入手,本文将从外部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和内部生态环境(生理心理环境)两方面剖析生态环境因子对离异单亲家庭教育的影响。
1.外部生态环境。
(1)自然环境与离异单亲家庭教育
自然环境是指围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包括地理空间及作为生产生活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各种自然条件。此外,人类生活中还有大量“人类化的自然”,如人工种养的动植物、采掘的标本等。自然环境是人们的认识对象、改造对象和审美对象。一方面,自然环境可以作为教育的内容,拓宽人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改变人的身心状态。自然生态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往往是通过对人的多方面影响而作用于教育的。对于离异单亲家庭子女而言,家庭环境或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会导致其心理骤然失衡,造成多方面影响。从心理上看,离异多会造成孩子出现一种“被父母抛弃”的不安全感,这种“被抛弃”的不安全感让他们难以再从外界环境获得安全感;从经济条件上看,离异多会造成家庭经济现状变差,父母可用于孩子学习、观察外界自然环境的金钱和时间变少。一般来说,自然环境因素对离异单亲家庭教育的积极影响远远小于正常家庭。
(2)社会环境与离异单亲家庭教育
社会环境又称结构环境。一般来说,这是人类特有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院落环境、村落环境等。家庭作为个人生活的中心,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在早期教育中,对人的影响是学校等其他环境因素的几倍。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每个瞬间,你看到孩子,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孩子会在无意识中模仿家长的行为,对其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正面或反面的作用;家长的态度能直接影响学校教育效果;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内部人员的关系及管教方式等因子都会影响个人的成长。对于离异单亲家庭子女而言,家庭环境生态因子的稳定被打破,影响是多方面的(心理方面、行为方面和学业成绩方面)。部分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变差,父母性别角色缺失、家庭关系失调等因素都将对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造成巨大的影响。
(3)规范环境与离异单亲家庭教育
规范环境又称精神环境或价值环境,它是人类在社会群体生活中形成和持有的态度、风气、气质与观念。规范环境大致可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哲学思想、道德观念、社会风气、民族传统和习俗、法制、管理、民主、宗教等。与传统文化相背离、社会舆论的负面导向、社会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离异家庭时常被歧视。这种外部环境因素的压力很容易对孩子造成不利的影响。
2.内部生态环境。
(1)生理、心理环境与离异单亲家庭教育
人的生理发展是实施教育的一种环境和基础发展。关注人的生理状况及其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人的生理发展的重要体现是体育。体育教育和活动的重要目的是促进人身体健康发展。在离异单亲家庭中,父母性别角色的缺失等因素时常导致家长对子女体育教育的忽视。
心理素质与心态是教育生态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内在环境条件。它建立在人的生理发展基础上,是外部各种环境条件的反应,与教育相互关系更为直接、密切。心理素质把控:①智慧、智力与智能;②群性、群育与群化;③德性、道德行为与自制力;④情绪与性格等。在离异单亲家庭子女身上普遍存在一些不良表现,如自卑、孤独、迷茫、逆反、攻击等。从人的心理环境因素入手,分析构成不良影响的原因,有助于解决离异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
三、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的生态治理
1.优化教育供给,转变教育观念,弱化离异单亲家庭教育中的限制因子的影响。
1840年J.李比希(Justus Liebig)发现:谷类作物的产量通常不受到它所大量需要的营养元素的限制,反而受到那些只是微量需要的原料的限制。由此他提出,当一株植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降低到该种植物最小需要量以下的时候,这种营养物质就会限制该种植物的生长。这被称为李比希最小量定律。在这之后,泰勒(Taylor)将这个定律扩展到营养之外的温度和时间等生态因子。1954年,奥登(Odum)发展了限制因子的概念,即达到或超过生物耐受限度的因子。1965年,赖特(Knight)指出:当生态因素缺乏时,或在低于临界线,或超过最大耐受度的情况下,就会起限制因子的作用。综上所述,在众多环境因素中,任何接近或超过某种生物的耐受度极限而阻止其生存、生长繁殖或扩张的因素,都叫限制因子。推导到教育生态学中,可以将限制因子理解为:接近或超过学生的学习耐度范围、影响人的发展的因子(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因为人的发展的特殊性,在教育生态环境中,几乎所有生态因子都可能成为限制因子。在不同的时期,生态圈的状态不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步步调整。因此,寻找和弱化当前阶段限制因子的影响显得极为重要。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r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到:人的需要就像是一座金字塔,从最底层到最顶层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一般认为,只有实现低层次的需求后,人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追求。但在不同时期,人的需求也不一样。一个人可能会在同一时期产生多种需求,但一般情况下,只有一种需求占据主导。因此,抓准当前阶段的人的需要和需求,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转变教育观念,优化教育供给,在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中弱化限制因子的影响,才能使离异单亲家庭教育处于动态平衡中。
2.建立开放型教育系统,避免离异单亲家庭教育走向“花盆效应”中。
“花盆效应”在生态学中被称为局部生境效应。首先,它在空间上有很大的限制性;其次,它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一个适宜生长的空间,人工控制湿度和温度。在一定时间内,作物和花卉可以长得好。但一旦离开人的精心照料,经不起温度的变化,更经不起风吹雨打。在离异单亲家庭中,父母的教育方式很容易出现极端。通常情况下,单亲的家长会有一种负疚感,总想为子女对付出一些以补偿由于家庭缺憾而给孩子造成的某种损失或伤害。许多家长会对子女百般照顾,养成孩子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使得孩子缺乏独立性。这种“花盆效应”会削弱教育生态个体(或群体)的生存能力,泯灭抗争精神,造成逆来顺受,对个体(或群体)的成长十分不利。因此,在离异单亲家庭教育中应家长与学校、老师一同努力,为孩子建立一种开放型的教育系统,警惕“花盆效应”的发生。
教育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能一朝一夕而成。对已经出现教育问题的离异单亲家庭,应积极地“生态治理”:优化家庭教育环境、改善家庭教育方式,家长要适当调节对子女的期望水平、加强亲子间沟通,在学习、思想、生活、人际交往、习惯等方面关心孩子等;对还没有出现问题的家庭,应予以警惕,以恰当的方式引导、教导孩子,维护好各生态因子间的平衡,促进孩子身心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心理问题导致的恶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如何应对高校学生的心理危机已是各大高校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探索和建立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迫在眉睫。本文主要分析了当代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心理危机干预的对象以及心理危机干预的一些具体措施。
据2006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有16%~25.4%有心理障碍,主要以恐惧、焦虑、抑郁等情绪为主。这些年,大学生因为心理问题而引起的极端事情越来较多,如因心理问题而自杀的的事件在大学里已屡见不鲜,学生凶杀案件也越来越多。种种现象表明,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做好学生的心理危机干预已成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一、当代大学生心理问题分析
大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生涯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学生的年龄一般都在18到22岁之间,正在由青春期向成熟期过渡,这个年龄生理上已经成熟,但心理上却没有成熟,很多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差,由于大学的学习、生活和高中的学习、生活又有很大的不同,部分学生无法适应大学的生活,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失眠、焦虑、人际关系不良等。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方面的问题
由于大学的教学方式、学习环境和高中截然不同,学生刚从高中升入大学,很多同学刚开始的时候都不太适应,同学们已经适应了高中时老师灌输、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在高中时,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要完成多少的任务等都是老师安排好的,学生只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就行了。而大学却不一样,老师主要是采用启发性教学,主要是靠学生自主学习,这种方式很多学生开始都不能够适应,不知道该做什么,自学能力很差,加上大学的学习环境宽松,自由安排时间较多,部分同学一时松懈,出现逃课、沉迷网络等现象,平日没有认真学习,得过且过,等到考试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了,出现考试恐惧综合症等心理问题,甚至有些学生因为挂科而跳楼自杀。
2、生活方面的问题
与高中不同,大学的同学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学生来到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刚开始都会有些不适应,语言、信仰、习惯、饮食等各方面也都存在差异。有些学生在家里娇生惯养,不懂人情世故,不能处理好同学间的关系,不能够和同学友好相处,于是脱离群体,出现焦虑、悲观、抑郁等心理问题。
3、情感方面的问题
大学生正处在情感的萌芽阶段,这个时候,一方面,他们渴望爱情,异性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和神秘感,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对爱情的认识,往往追求的是浪漫、刺激,他们对爱情有很高的期望,动不动就是海誓山盟、海枯石烂,一部分同学还发生了性行为,相处长久之后,感情破裂之时,由于不能接受分手的现实,很多学生出现严重的心理危机,因情自杀已经成为大学生自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4、家庭问题
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家庭经济问题,一个是家庭关系问题。家庭经济问题可以直接导致学生产生自卑、压抑等心理问题。家庭关系不良也是导致学生出现心理危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现代的大学生个性张扬,叛逆心理很强,很多学生不能理解父母的一些想法和要求,不能处理好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紧张。
5、躯体疾病问题
当学生出现一些躯体疾病时,往往会导致学生的不安和焦虑,尤其是当出现一些疑难杂症、生殖系统疾病、皮肤病等对自我形象、自尊、就业影响较大的疾病时,学生一般都无法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又不敢说出来,害怕老师和同学知道,心理负担极大。
6、就业压力问题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竞争白热化和人才市场供求关系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就业无疑是现在的大学生最担忧的问题。很多学生担心毕业找不到工作,由于忧虑出现厌学情绪,有些同学刚进入大学就开始担心毕业后的工作问题,这些都会使他们产生焦虑的心理,加重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二、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对象
心理危机干预的对象指的是通过排查和日常生活观察发现有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可能会出现伤害自己或别人行为的学生,这些学生一般都会有一段时间的异常表现,比如说情绪、生活习惯、言语等方面,对存在有以下现象的学生,应作为心理危机干预重点对象处理:生活习惯反常,情绪低落,抑郁,独行、不予同学交往者;有出现失恋、躯体疾病、考试失败、经济危机、家庭变故等遭受其他重大事故者;有在网络日记、QQ空间等有暴露自杀念头或报复他们意图者;亲人、朋友中有过自杀情况者;有明显的人格缺陷和精神障碍者;长期睡眠障碍,不修边幅,精神颓废者;总是对自己不满意,有强烈的罪恶感、缺陷感者。
三、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措施
1、加强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片面、错误的认识、认知方法和观念是导致焦虑、自卑等心理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加强学生的日常思想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现在的大学生年龄大部分集中在18到22岁之间,在这个年龄阶段,人生观、价值观等还不是很成熟,而且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在日常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应有意的从各个方面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认知方法,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引导学生正确的看待生命,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2、开展心理危机教育,增强学生应对心理危机的能力
学校应开展多种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心理健康课、心理健康专业讲座、校报、心理健康教育网站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丰富学生对心理危机方面的知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心理危机,当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同学出现心理危机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主动的寻求心理咨询帮助。
3、健全学生心理健康普查制度,建立动态的学生心理档案
在新生入学时做好第一手心理健康档案,通过专业的心理测试,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通过对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划分,这样便于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和措施。
4、建立校、系、班级、家庭四位一体的危机干预体系
要做好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工作,必须构建校、系、班级、家庭四位一体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形成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以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为中心,各院系分别建立第二级心理咨询站,各班级分别建立心理问题反馈小组。学生处、心理咨询室是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中心,全面负责和领导全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督促和调配各相关部门协同合作,认真履行职责;根据各系反馈的信息,对于有严重心理危机的学生给予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危机干预,对于无法缓解的应及时转介。各院、系为二级中心,由系领导、辅导员等非专业的人员组成,主要负责从各种渠道收集信息,对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初步干预,对较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及时上报给一级干预中心。
高校学生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积极探索和研究心理危机预防、干预的方式、方法,构建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需要学校、老师、学生、家长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协作和共同努力。作为一名高校的辅导员,我深切的感受到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沉重性,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够关注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提供必要的援助,共同努力,帮助高校学生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王丽霞.高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08,(09)
2 潘伟,汪姗.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研究,[J].理论观察,2010,(2)
3 吴颖新.建立大学生危机干预体系的意义及措施[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07,第9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