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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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解决办法范文第1篇

近年来，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轻者致人伤残，重者使人毙命，且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些重大的医疗事故案例，不时见诸报端。《法制日报》1999年2月24日第3版《医疗意外？医疗责任事故？》披露，一次普通的隐睾手术，竟使一名儿童成为植物人。《城市早报》2000年第105期第2、3版《一根指头要了一条命》披露，一个身体健康无任何病史的23岁小伙因接一根断指而被活活地断送了性命。……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中国消费者协会关于医疗方面的投诉表明，1996年以来医疗投诉的月平均数为：1996年2.64件/月，1997年10.17件/月，1998年11.75件/月，1999年前4个月猛升到22.25件/月。

目前，医患纠纷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如何解决医患纠纷，专家学者及平民百姓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作者认为，事先防止要比事后寻求解决办法更好。为此，我们应当探索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

二、解决医患纠纷的现有途径

目前解决医患纠纷仍然依照国务院1987年6月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现在看存在许多问题。该办法第18条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补偿费的标准由省级政府规定，北京市的补偿标准最高是8000元，其他省市更低。这些补偿根本不足以弥补受损害的病员的损失。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该条将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的其他伤害排除在补偿范围之外，这是极不公正的。办法规定医疗事故的确认是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来完成的，而由医学专家临时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其日常工作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的，这无异于自家人给自家人的行为下结论；再加上鉴定必不可少的原始病历均在医院一方，是否涂改、伪造、隐匿和销毁，鉴定委员会无从知晓，既便它是公正的，也难保客观。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宗旨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但结果是保障了后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前者的合法权益。一些明显的医疗责任事故甚至被鉴定为医疗意外！ 这是暗箱操作的必然结果，而暗箱操作又是因为《办法》在立法上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的。在此前提下，医护人员的责任心不可能得到增强，这是医患纠纷不降反升的根本原因。很明显，《办法》是事后解决问题的规则，不可能事先防止医患纠纷的发生。同时，实践中也未起到事后妥善“处理”医患纠纷的良好作用。相反，正是该《办法》的存在才造成了患者的医疗事故鉴定难、打官司难、打赢官司更难的艰难处境。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补偿是一种过失责任，与《民法通则》的一般侵权责任相仿，但又不符合《民法通则》一般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其赔偿只是象征性的。因而也违反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

三、《办法》修改的最新进展

因为《办法》存在的严重问题，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修改《办法》，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设想。有人提意出台患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纠纷处理法，建立医疗事故保险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医疗事故仲裁机构，或在人民法院设立卫生法庭负责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和处理等。但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主要是修改《办法》，《南方周末》披露，始于1996年的《办法》修订工作到2000年4月17日，征求意见稿已出到第10稿。卫生部主持的《办法》修订研讨会，场面相当激烈，法律界、医院及卫生系统两大派针锋相对，偶尔爆发的笑声是双方在互相嘲笑“不懂医”或“不懂法”。这种本是双方相互学习请教的研讨会如果变成双方相互指责的会议，很难想象会有什么结果。这就是多少年来老百姓期盼的最新成果！

一位医疗事故受害者的母亲曾告诉作者，她听一位从事卫生行政管理的官员说过：“这次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还是对我们有利”。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政府官员的本位主义思想。他现在是一位卫生专业的工作者，但总有一天，他以及他的亲友也会成为患者，医疗事故发生在他们身上也是可能的。这时，相信他会后悔他所说的这句话。

法律的灵魂只能是公正！ 如果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自己的或者本单位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这样出台的法律是十分可怕的！

四、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及责任划分

1、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

为了寻求预防和解决医患纠纷的办法，有必要先弄清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或称医院）三者之间的关系。

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医疗机构对社会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医治患者的伤痛。医护人员通常被称为白衣天使，但是，医疗机构所肩负的使命绝对不是纯粹的奉献，他们的付出是有偿的，并且其提供的服务不是强制性的。这种有偿的服务足以说明，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于是，这种合同关系理所当然地要由《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来调整。

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关系

在诊疗服务当中，患者与医护人员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医护人员虽然直接为患者服务，但他的服务是一种职务行为，其服务是医疗机构对患者义务的履行。

医护人员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双方是一种聘用与被聘用的聘用（或劳动）合同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聘用合同来约定，受《劳动法》或人事法规的调整。

2、医患纠纷产生之后的责任划分

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最简单的诊疗服务合同内容应该是，患者向医院支付金钱，医院为患者诊断并提供药物或采取其他手段来医好患者的伤痛。如果患者掏了钱，医院却没给患者治好病，医院的责任是什么呢？ 按照诊疗合同的约定，医院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医院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如果医院又给患者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它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平和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只要医院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对患者医治的义务，它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无需要求医生的诊疗必须构成医疗事故。医院对患者承担的责任首先是违约责任；如果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又给患者造成了其他伤害，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方式应该有两种，一种是伤害的后果及责任方式被合同明确预见并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可以依合同约定来确定其责任；另一种是伤害的后果未被合同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应该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这种责任应该属于民法上的特殊侵权责任，即举证责任例置，也就是在医院一方。

3、医疗事故的行为主体

造成医疗事故的主体不是医院而是医护人员个人。《办法》应当作为造成事故的医护人员对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机关对构成医疗事故责任人的处罚依据或者作为检察机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办法》调整的行为主体应该是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患者在此只能作为第三方。《办法》不应超越职权地对第三方的权利做出限制性的规定，也不应为患者设定义务。

五、诊疗服务合同的引入

医患双方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合同关系，在法律界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但是，我们却很少有人考虑用合同约定的方式来避免和解决医患双方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是把精力放在了难以对这种纠纷进行调整的用于事后解决的《办法》修订上。合同本身的价值其实正在于预防和解决合同当事人的纠纷。毫无疑问，解决医患纠纷最好的办法也是医患双方签订书面的诊疗合同。

作为一种服务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双方都有权利设定这种合同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比如，患者有权知道他的病被医生诊断的结果，有权知道治疗他这种病需要多长时间和花费多少钱。如果他患的是一种医学上目前还无法完全治愈的疑难病，或者因为患者年龄及体质上的原因，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利情形。医院应该让患者知道疑难病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发生不利情形时医院愿意承担多大的责任或根本不愿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合同还应该包括其他有可能发生争议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要为患者所知，同时合同的文本也要为患者所持有。

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每一位患者都不享有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这种原本医患双方都应该清楚的权利义务，作为弱者的患者却不清楚。患者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把钱交给医院的，也是糊里糊涂地被治疗的。在此情况下，患者的病被治好的，皆大欢喜。一旦出现纠纷，麻烦可就大了。

作者认为：医疗事故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很难避免。但同时又相信：发生医疗事故后的当事双方的纠纷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将合同引入，事先将产生事故的责任承担方式进行约定，纠纷则完全可以避免。

六、初步的方案

鉴于病人所患疾病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并且医院的规模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为使合同能够顺利地引入医疗服务当中，国家应将目前所知的疾病分类分等级，同时将医院划分为综合性的和专科性的不同等级不同资质的医疗机构。确定相应规模及资质的医院可以收治相应类型以下难度疾病的患者，不具备资质的医院不得收治其无权收治的病人，但为抢救需要可以采取应急措施。

因为许多人的疾病具有相似性的特征，医院的治疗方法也大致相同，所以诊疗合同可以采用格式合同的形式。对于患疑难杂症及年龄较大体质较差的病人可以采用特别约定的方式签订合同。对于因技术原因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较大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小的责任；对于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小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大的责任。以便使患者知道，他在遭受上述伤害时，自己能够得到医院多大程度的补偿，从而做出是否接受治疗的决定。

因为医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限，现代医疗手段仍然无法弄清某些疾病的病因，或者弄清病因的疾病尚未找到理想的医治方法。这时，医院对患者的医治带有一定的探索性，风险性相当大。为此，医院可以在诊疗合同中对有可能造成的伤害约定免责或减责条款。考虑到这种医治还带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性质，医院甚至国家都可以设立相应的科学研究基金，来补偿遭受伤害的患者，也可以减免患者的医疗费用。另外还可以将限额赔偿制度和保险制度引入到医疗伤害赔偿当中，当然，这些制度已经不再属于诊疗合同约定的内容。

在医疗实践当中，诊断和治疗是可以相对分离的，有些疾病一旦为医生确诊，患者可以自己到药店购买非处方药品（OTC）或根据医生的处方购买处方药品；也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方便的医院治疗。这样可以把医疗合同分为诊断合同和治疗合同或者既包括诊断又包括治疗的综合性诊疗合同。

医疗事故解决办法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新的《侵权责任法》颁布施行并未消除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二元化”问题，反而使“二元化”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化”，面对“多元化”产生的法律困境，如何引鉴公正的法理机制去应对解决矛盾，使医患关系得以实现和谐，就构成未来统一的医事立法之当代视界。

 

 

    一、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多元化”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二元化”问题一直是长期以来困扰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疑难问题，所谓“二元化”，又称“双轨制”，是指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面临着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还是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矛盾冲突。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参照 ＜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 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 “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也就是说： 构成医疗事故的侵权赔偿诉讼适用《条例》，而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则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这样就在审判中确立了一种“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的“双轨制”，此种司法“二元化”的体制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历来为人所诟病。2010 年 7 月 1 日，新的《侵权责任法》正式施行，对“医疗损害责任”作了专章的规定，按理说，新法的颁布应当使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在法的冲突问题上归于统一，但遗憾的是： 《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并未使“二元化”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使“二元化”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化”——由于该法第 5条认可了“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这就使得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可适用的实体法规范由原来主要的 4 部变成了现在的 5 部，它们分别是： 《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加上新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多元化”的诸法并存局面使得原有的疑难至今更为凸显，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此，仔细研读《侵权责任法》会发现： 该法对“医疗损害责任”规定不仅内容过少过窄( 只有寥寥 11 条规定) ，并且对如今医患关系中急需解决的大量争议问题悬而不论，只作出了一些笼统抽象的规定，这就给实践中双方当事人的对向操作都留下了可辩护的理论空间，由此可能产生新一轮的矛盾和冲突。概括起来，“多元化”轨制在司法审判中至少会产生如下四个问题：

    1． 赔与不赔的矛盾

    如果《侵权责任法》并未排斥“其他法律”的适用，则《条例》49 条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是否依然有效? 如果有效，就会和《民法通则》产生矛盾。根据后者第 106 条之规定： “由于过错……侵犯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便不属于医疗事故，只要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给患者造成不应有的损害，都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对其进行相应赔偿。

    2．“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

    这是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屡见不鲜的一个荒谬怪圈：由于医疗事故适用《条例》赔偿，而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则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予以赔偿，导致两者之间的赔偿标准相差反常——《条例》只规定了 11 项赔偿项目，《民法通则》却规定了 13 项，后者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前者则没有。故构成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按照《条例》处理，患者的近亲属只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包含了死亡抚慰金) ； 而在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中，患者的近亲属按照《民法通则》处理，却可以获得死亡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双重赔偿，二者之间数额往往相差巨大，这就造成了“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怪现象，导致两种裁判的结果显失公平，也给司法界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3． 如何赔的方式、方法的矛盾

    在具体赔偿的方式、方法上，《条例》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 对于医疗费，《条例》第 50 条第 1 款规定“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后续治疗费“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而《解释》第 19 条则规定按照治疗“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同时还包括“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等，两者出入相差很大。再如丧葬费的赔付，《条例》第 50 条第 7 款规定“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其金额约为 3000元左右； 而《解释》第 27 条则规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死者近亲属可以获赔 6000 ～8000 元左右。

    4． 城乡差异及其他类似矛盾

    以“重庆綦江彩虹桥坍塌事件”为例，该事件中对城、乡死难者赔付的医疗费、丧葬费及其他费用采取了不同的档次和标准，前者每人获赔 4． 845 万元，后者每人获赔 2． 2 万元[1]。对此，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广大公众纷纷提出质疑： 同一个事故遇难，为何补偿却分两样? 这明显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著名的民商法专家杨立新教授表示： “在赔偿问题上提出所谓的‘城乡差别赔偿’，在侵权行为法看来，是十分荒谬的。”

    “多元化”轨制导致了司法审判的两难困境，造成法官无所适从和适用法律的混乱，进而影响到法的统一性、严肃性和尊严，也由此妨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现代医患关系中必须澄清和面对的现实课题。

    二、解决“多元化”问题的公正应对机制

    “多元化”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乃是一个“公正”问题，根据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 “公正”的核心在于能够对公民之间基于社会合作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进行合理分配[2]。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当法官受到“多元化”的负面影响而对医患一方或双方作出重判或轻判，使其本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本不应负担的法律责任却判令其承担，这就产生了不公正，“多元化”带来的不公正将动摇人们对法的信仰，冲击法治的精神和理念，进而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医疗冲突不断扩大的根源。为此，就必须正本清源，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确立起一种公正的司法机制，以统一赔偿的适用标准，解决上述矛盾和冲突。笔者曾在拙文《医患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公正》中借鉴罗尔斯的理论，提出医疗公正是“一种建立在医患关系基础之上的法律利益调节机制，通过它的调节，最终使医患双方在权利义务的分配和法律责任的负担上达到平衡与协调”[3]。据此，我们提出应对“多元化”问题的公正机制可以考虑如下思路：

    1． 建议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

    目前真正对医疗损害赔偿作出专门规定的法律法规，只有《条例》和《侵权责任法》的第七章，但《条例》毕竟只是行政法规，与前 4 部规定中的任何一部法律或司法解释相比都处于“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故彼此一旦发生抵触，就使《条例》的适用处处捉襟见肘，且易引起“行政权介入司法权”的口舌之争[4]。而《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只有一章，内容又太少太笼统，远未涵盖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所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例如当事人的诉因选择、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界限、医疗责任的性质区分、医疗差错的处理原则、医疗事故的预防、鉴定、处置、监督、赔偿等的细化标准和罚则等重要问题，都没作规定，故仍难以满足现实的迫切需要。其他诸法如《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都不是专为医疗纠纷的特殊性而设计，许多规定对于医事的司法实践只具有参照性，而没有针对性和确定性，并由此导致医疗损害赔偿领域的“五法鼎立”，形成“多元化”冲突且妨害了公平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建议我国可以参照法国的立法先例：2002 年 3 月 4 日 法 国 出 台 了《患 者权利 和 卫 生 系 统 质 量法》，这是一部适用于所有从事医疗、护理事业的机构和个人、统一规定其权利义务的特别法，它结束了传统上对医疗责任的性质所做的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区分，并对所有医疗事故、非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提供统一适用的法律依据，从而使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成为一项统一的法定制度。建议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制定一部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根据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建议，撤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损害赔偿部分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应重复部分，实行“单轨制”合并，着手建立“五个统一”，即： “统一案由为医疗过错损害赔偿纠纷，不再区别为医疗事故纠纷和医疗过错纠纷； 统一鉴定类型为医疗过错鉴定，不再区分为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 统一鉴定标准为司法部制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再区分为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和司法部执行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统一赔偿项目和标准，不再区分医疗事故赔偿和医疗过错赔偿标准； 统一使用民法通则和司法解释，不再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5]这些都是颇值得尝试和可资借鉴的。

    2． 凡因过错给患者造成医疗损害，无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一律应当采取赔偿的立场

    这是针对“赔与不赔”的矛盾所采取的必要立场，从法理上分析，现今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已逐渐在如下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医患关系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故医疗纠纷在法律属性上也属于一种民事纠纷。根据民法的精神，民事责任是指“不履行法律义务因而应受的某种制裁”[6]，其目的是为了弥补权利人因民事权利受到损害而带来的损失，以实现医患双方在“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上分配的平衡与协调。故无论医疗损害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只要医方因过错给患者造成较大的损失，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否则，只对医疗事故赔偿而对一般医疗损害不予赔偿，无疑就剥夺了患者本应享有的很大一部分的正当合法权益，进而造成司法的不公正。根据最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 54 条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就表明了旨在统一以往诸法对该问题所作规定的态度。

    3． 统一赔偿的细化标准，更新“重责轻赔，轻责重赔”体制，消除“多元化”对立

    对于“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如何赔的方式方法的矛盾、城乡差异及其他类似矛盾，将来在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的前提下，进一步建立统一的赔偿细化实施标准，就有望能够解决上述积久的问题。同时对于“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首先还是要强调一下立法思路的先导性，应当说，医疗纠纷既然在法律属性上属于民事纠纷，医疗损害赔偿就应当遵循民法的“实际损失原则”，故《条例》对医疗事故所采取的“限制赔偿原则”就与之产生了抵触，例如它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就是一个典型的缺陷，由此造成医疗案件“过错重反而赔偿少”、“过错轻反而赔偿多”的不公正局面。现实中有些法院为了予以纠正，采取了“适当调整”的政策，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是： 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标准，仍执行《条例》的规定，但如果按照《条例》执行的标准将使患者所受的实际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的，则可以参照“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人身损害的赔偿数额”[7]，这种做法调和了目前的法律矛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永久的解决办法。笔者在此建议： 基于“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分配的公正法理和民法中“实际损失原则”，在未来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中，应在医疗事故赔偿中增设死亡赔偿金的制度，而在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中则取消死亡赔偿金的制度，也就是说，将现有《条例》和《民法通则》所形成的“重责轻赔，轻责重赔”体制倒置过来，使得非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只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包含死亡抚慰金) 这一项赔偿，而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则能够获得死亡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双重赔偿，这才能实现过错和责任、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彻底之道。有必要强调的是： 此种“轻责轻赔，重责重赔”的更新体制无论是通过“适用《条例》而参照《民法通则》”、或是通过“适用《民法通则》而参照《条例》”两种办法在实践中都难免产生纠诘，必须通过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对此作出独立的、决绝性的规定，方能真正解决问题，且唯有如此，方能从源头上消除“多元化”的对立，使医患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公正与和谐。

 

 

 

注释:

[1]杨立新． 对綦江彩虹桥垮塌案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几个问题的法理评析[j]． 法学，2001，( 4) ．

[2](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 －8．

[3]王军． 论医患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公平构建[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 8) ．

[4]薛叶兴．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 4) ．

[5]李永勤． 略论医患纠纷案件处理中的司法鉴定[n]． 人民法院报，2009 －9 －8．

医疗事故解决办法范文第3篇

    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医患双方发生医疗纠纷后，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这种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被人们俗称为“私了”。“私了”从幕后走向前台，为解决医患纠纷增加了一种简便而合法的途径，可在目前医疗纠纷“私了”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

    事件捕捉： “私了”半年　患方后悔

    今年3月中旬，石家庄市郊县一产妇在省会某医院生孩子，产程中突发肺栓塞，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丈夫认为妻子的死和医护人员“抢救不力”有直接关系，要求医院赔偿20万元，否则将告上法庭。经和医院多次协商，其丈夫决定“私了”，并接受医院4万元赔偿款，签署“私了”协议。然而，近日，曾同意“私了”的丈夫突然萌生悔意，声称要状告医院。

    负责解决医疗纠纷的医院医务科负责人面对单方撕毁“私了”协议的患方一脸无奈，慨叹：“医疗纠纷私了咋就这么难？”

    事态发展： 纠纷目前处在僵局

    参与解决该医疗纠纷的医院医务科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该产妇是急产，产后突发肺栓塞。肺栓塞在产科是严重并发症，死亡率极高。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仍无力回天。其丈夫程某对妻子突然死亡非常不理解，医院建议其做尸检确定死因，或走法律程序，均被他拒绝，只要求医院赔钱。医院不同意程某的解决办法，可程某拒绝将孩子领回，还带亲属来医院闹，严重影响医院工作。无可奈何之下，医院和程某达成“私了”意向，医院一次性付给其4万元。双方签署协议：“产妇家属不再追究医院任何责任，将孩子领回抚养”，而“医院不承担‘抢救不力’责任，一次性给产妇家属4万元补偿费后，不再给予产妇家属任何经济赔偿。”

    据悉，死亡产妇的丈夫和医院的纠纷目前处在僵局。其丈夫依然称要告医院，而医院拿着“私了”协议据理力争。

    点评：医院的法律顾问认为，“其实，在符合法律法规的‘私了’中，患者无权反悔。”据该医院法律顾问介绍，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符合法律法规的诉讼要具备三个要件：行为人有行为能力；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只要具备这三个要件，已“私了”的案件原则上讲，当事双方都不能反悔。《民法通则》还规定：协议签订后受法律保护。如反悔，就要说明在签订协议时另一方是否有欺诈或胁迫行为，反悔一方要就此举证。如不能举证，法院将认定原协议有效。

    院方说法： "私了"只为息事宁人

    一家省级医院院长说：“遇到医疗纠纷，我们愿意‘私了’的原因是简单省事，社会成本低。一个医疗纠纷要告到法院，就要进行鉴定，医院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费时费力，律师诉讼费也不低。如果医院因医疗纠纷‘出名’，损失更大。”

    省会某医院医务科科长对记者坦言：“私了医疗纠纷对于医院来说其实是无奈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说医院不怕打官司，怕的是患者不去打官司。而患者现在更愿意选择‘私了’，因为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过去的巨额赔偿明显少了，患者认为打官司麻烦，赔得不多，不如私了。对于一些可能不属于医疗事故，但医院工作也有一定缺陷的纠纷，医院确实愿意选择私了。患者只要几万块钱，如果上法庭，医院的诉讼花销比这个还要多。”

    专家剖析： 正确看待"私了"

    医院发生医患纠纷，院方和患者都愿意“私了”，于是，医院医务科的工作人员签字，从财务处领钱交给患者，而患者拒绝打收条，不久，患者到法院起诉医院，并否认医院给过赔偿。据了解，类似的情况比较普遍。针对这种现象，石家庄市医学会张小良会长剖析院方心理时谈到：“许多医院在医疗纠纷发生后都不愿提及纠纷，不愿留下字据，认为承认给钱是为了结纠纷，留下字据就等于承认自己有错。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医院只有摆正心态、”穷尽程序“，才能使医疗纠纷顺利了结。”他认为，医疗过程充满不确定因素，患者要求无法完全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矛盾是必然的。医院要按法律法规办事，在处理上“穷尽程序”，这样，即使患者反悔，到法庭上，一纸正规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医院才会有主动权。

    一些医院与患方“私了”医疗纠纷后，为避免有承担责任的字眼在协议中出现，往往签署所谓“赞助协议”。而“赞助协议”不能证明院方已与患方“私了”。某医院与患者私了后，和患者签订了一个“赞助协议”。协议上说，因患者生活困难，医院赞助患者3万元。后患者反悔状告医院。医院在法庭上拿出“证据”时傻了：因“赞助协议”里根本没提到是为解决纠纷付3万元。最后，法院判决该“赞助协议”没有法律效力。

    点评：据介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协议解决纠纷双方要写协议书，协议书要写明事件基本情况，双方认定的医疗事故的原因和等级、赔偿的数额，这是“私了”生效的必要形式。有的当事双方没有明确事故的等级，也可以模糊，但一定要写上是为了解决纠纷的赔偿，而不是补偿。

    律师解疑 ： "私了"如何"了"

    医疗纠纷什么情况下可"私了"？医患双方应如何"私了"？就此记者采访了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姚根强律师。

医疗事故解决办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养老机构 伤害事故 责任分析 预防解决办法

随着机构养老的迅速发展，养老机构中老年人人身伤害事故日益增多。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和预防解决机制，入住老年人一旦发生伤害事故，养老机构与老年人及其家属就会纷争不断，其最终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一方面老年人意外伤害成为养老机构不能承受之灾，另一方面老年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因此，必须针对养老服务行业和老年人人身伤害事故的双重特性探索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和预防解决机制。近年来，各地为此进行了许多尝试，本文介绍几种做法。

一、免责协议

这是一些养老机构采取的做法，即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在收住老年人时就与老年人及其家属签订免责协议，申明不论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发生什么意外，老年人及其家属都不能追究养老机构责任。这种免责协议虽然得到了相对人的签字认可，但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二、示范协议

这是北京、天津等地的做法，即由政府部门推出示范性养老服务协议并在养老机构中推荐或要求使用。诚然，示范协议可以纠正前述 “免责协议”明显有失公平的问题，能够相对中立、公平地确定养老服务当事人之间的权义和责任关系，有助于维护养老机构和入住老年人双方的合法权益。但单从理论分析看，示范性协议有其局限性。首先，示范协议能否得到采纳取决于养老服务合同当事人的认可，政府只能推荐使用而无权强制要求使用。其次，示范合同与免责协议在风险分担机制上并无本质不同，采取的都是个体主义的承担方式，无论是全部责任还是部分责任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责任的最终承担者都只能是个体的养老机构或老年人，没有真正实现风险的分散化和社会化。

三、政策性保险

这是上海等地的做法。为有效提高养老机构发生意外责任风险的善后处置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上海市在全市范围统一推行“养老机构意外责任保险”。通过养老机构自我承担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办法，形成由政府推动、专业保险企业参与、养老机构受益的养老服务风险分担机制。这一做法与前两种协议做法的根本区别在于真正实现了风险承担责任主体由个体向社会转变，从而实现了风险责任的分散化和社会化，降低了养老机构和老年人个体的风险负担。

养老机构伤害事故的原因很多，既与养老机构自身管理服务质量不高有关，也与老年人身心特质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关，既有政府行业监管力度不够，也有养老机构自我防护能力不强的因素。要减少伤害事故，需要采取综合手段，协调解决。根据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现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研究出台养老机构伤害事故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目前，中国对养老机构伤害事故的处理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作指导。民政部出台的部门规章《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地方规章，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对养老机构伤害事故都没有专门规定。入住养老机构需要签订入住服务协议，但在《合同法》中没有规定“养老服务合同”内容。许多法院在受理审判养老机构伤害事故时，往往依据《消费者权益保障法》或者《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定，把养老机构伤害事故作为一种消费服务行为来处理。鉴于这样的法律法规环境，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加大研究，针对日益频繁的养老机构伤害事故，制定出台类似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类的《养老机构伤害事故处理条例》。

二、建立养老机构伤害事故保险救济制度

养老机构一般都是非赢利性机构，而且养老机构属于薄利行业，没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如果责任完全由养老机构独立承担，必然会抑制养老机构的发展，致使养老机构陷入赔偿困境中，如果养老机构不承担责任，又必然损害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许多国家，诸如英国、美国、德国等都实行养老机构侵权赔偿的社会化，将养老机构伤害事故损害赔偿纳入保险范畴。让保险公司介入养老机构伤害事故，实现理赔市场化、社会化，无疑是一个两全之计。从目前我国部分城市保险开展情况看，完全推行市场化的商业保险，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定的外部介入。具体可采取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民政部门或行业组织为其责任投保，组织辖区内养老机构参加保险。第二种是建立养老机构伤害事故赔付基金，用于养老机构人身伤害事故的责任赔付，基金可以通过财政、福利彩票公益金、社会募捐、养老机构出资等方式解决。

三、研究制订养老机构行业服务规范和质量标准

养老机构伤害事故大部分是因为缺乏管理服务规范和质量标准造成的，人们对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缺乏可操作的评估工具。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该大力研究养老机构行业服务规范和质量标准。服务质量标准是老年人伤害事故出现后，分清养老机构管理服务职责是否到位的判断依据。

总之，养老机构伤害事故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出现的新型人身伤害事故，具有自己的法律特征，涉及到老年人监护制度缺失与侵权违约责任等问题。合理确定赔偿范围与标准，维护双方权益。要从养老机构伤害事故立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和社会保险救济制度等多方入手，尽快建立起一套事故风险分担、预防伤害事故发生、公平公正解决伤害事故纠纷的综合机制。

参考文献：

医疗事故解决办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患沟通;现状;对策

doi:10.3969/j.issn.1006-1959.2010.09.343文章编号:1006-1959(2010)-09-2581-02

1.医患关系的现状

中国医师协会2008年统计的“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74.29%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分别达到47.35%和13.28%。医患双方的信任度极低,医院存在着被医疗纠纷问题困扰。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明显上升,纵观造成医患关系日趋势紧张的因素,不仅涉及技术性问题,更有医患双方社会文化素质、价值观及行为规范等诸多非技术性因素,既有来自社会的因素也有来自医疗系统自身的因素等等,总之当今医患关系紧张已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2.影响医患关系的原因

2.1医疗系统的自身原因:目前我国实行的医疗体制结构已日趋显示出弊端,医院过于偏重于市场化,医疗设施分配不合理,高、精、尖技术人员的分布不均,导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医疗工作是高风险的行业,就我国目前的医疗收入分配制度而言,医务工作者的个人收入与其所负担的风险并不成比例。因而红包现象,药品提成现象出现,且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很多医院在出现医疗事故时,态度不够积极,院方的推诿、漠然,使医患关系矛盾升级,纠纷控制和处理的最佳时机丧失,从而导致社会“要想富做手术,做了手术告大夫”的不良现象出现。

2.2患者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人民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明显,因此对医疗技术的期望值大大增加,而以目前的医疗水平而言,尚不能解决所有的顽症并且误诊率很高,很多患者不能对医生的误诊理解,加之医生对辅助检查的依赖性越来越高,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已降到极点,因此当治疗效果不能达到患方的标准或者有误诊出现时如解决不好就会激化,甚至成为恶性的医闹事件。

2.3政府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发展速度已远远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医院定义为服务行业无可厚非,但政府对医患矛盾解决的法律不完善、不健全,医患双方对政府失去信心,2009年福建南平的医闹事件,政府的不作为让很多医生认为没有安全感,同时政府对医疗投入虽有增加,但是与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成比例,医院只能自负盈亏,而所有的收入只能来自于患者,也是造成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原因。

2.4社会方面的原因:由于当前医患紧张的日益加重,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给医疗环境造成了沉重负担,某些媒体的在没有医疗鉴定之前妄自夸大事件,歪曲事实,丑化医护人员,同时由于利益的驱使,更有组成专业的医闹社团,无理取闹,等等加速了医患纠纷的恶化。

3.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归结上面的各种原因,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必须从其根本原因出发,努力解决好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从而化解矛盾达到和谐,我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出发:

3.1加强医者自身修养:医生应努力学习提高自身业务,把握经验,认真探索未知领域,寻求解决危害人类健康的有效方法,提高确诊率和各种急诊抢救的成功,同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业务,端正态度,时刻以从患者的利益出发,处处为患者着想,注意向患者及家属做好宣传教育,取得他们的支持、配合和谅解;认真对待患者及其家属的投诉,及时妥善的处理好已经出现的医疗纠纷。坚决取缔医务人员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个人利益。

3.2提高患者对医生的理解及对疾病的认知力:医疗活动是一个双方面的实践行为,单靠医生单方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患者应该提高自身对所患疾病的认识,充分信任医务人员,与医生充分沟通,决不能隐瞒与病情有关的情况。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等,并非是医务人员的过失所致,而是由于不可预料的和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意外情况的,患者应接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不应将所有责任都归因于医务人员。3.3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有效的医疗事故应急措施,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医药卫生事业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鉴于社会医闹等不良风气的出现,政府应加大对这一风气的打击力度,在充分解决医患矛盾的同时,保障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否则医生没有良好是工作环境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3.4加强社会的舆论导向作用:建立和谐的医疗服务秩序,维持良好的舆论环境是当前社会的主要责任,在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下,患者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度会有所增加,有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新闻媒体应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社会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并且应协助医疗系统宣传普及医学知识,让患者对疾病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发挥其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通过媒体向社会宣传医务人员的职业风险和职业特殊性。

总之,构建和谐是医患关系需要全体医护人员,患者,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构建起和谐的医患关系,医药卫生事业才会快速发展,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患者,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禹艳群.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构建和谐医患关系[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9,(11):189-190.

[2]刘爱兵,辛德清,曹建华.建立医疗纠纷应急机制应对重大医疗纠纷[J].临床误诊误治,2010,(2):180-181.

[3]崔振平.关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思考[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4):26-27.

[4]刘朝晖.目前医患关系现状及对策研究[J].湖南生物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4):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