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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力成本 人口红利 产业结构 劳动力密集产业 居民福利 产业革命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伴随2004年民工荒现象的首度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波及范围愈来愈广,影响程度也日益深刻。其一度从季节性的局部用工短缺演变为波及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等多个制造业核心地区的民工荒, 企业的用工成本持续上涨。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变革,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和工人工资一直处于低位的情况,将不能被变化了的人口和城乡经济结构支撑下去。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中国社科院所做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我国作为世界上首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老龄化现象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人口的结构性变化。
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变化下,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将成为必然结果。而伴随着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失业又将成为我们必须应对的难题。而这一问题到来之迅速,之严重已经在我国显露端倪,例如家电龙头美的裁员32000人,雅戈尔裁员1.7万人,汽车龙头裁员5600人。作为制造业龙头企业的裁员行为,无疑释放出制造业发展的不良信号。面对人口红利消失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的双向难题,我们应分析它在不同方面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从而才能正确应对。
二、 劳动力市场现状对产业和贸易发展的影响
(一)劳动成本上涨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中比较优势的丧失,由要素禀赋说(一国生产并出口较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较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以市场中仅有劳动和资本为例,随着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提高,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不负存在。而且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中,由于要素数量变化引起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有偏向的扩展,可知,伴随人口红利消失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遭受更大的损失。这就需要改变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象,加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换。而无论资本、技术还是其他密集型产业,都需要资本市场和金融业的强大后盾支撑,需要金融业的改革与完善,加强资本要素积累,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信贷、出口政策等,以增强其与发达国家竞争时的后发优势。我国若利用好偏向出口品密集使用生产要素的这一变化,就相当有利于降低我国的劳动依存度,释放部分劳动力从事高端产业,比如新型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创新性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制造业等传统领域的生产效率,带动其不断优化升级,从而实现良性的循环。
(二)劳动成本上涨对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影响。
自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以来,我国在人口红利的作用下,凭以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设厂,将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即初级产品的加工制造地。代工这一名词也就在我国流行开来。多年来,中国以这种方式从事加工贸易,积极投入国际垂直分工的下游制造环节,通过扩大产品市场以及更大的分工网络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积累了更多的资本。但是,在目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国正在逐步丧失世界制造工厂的产业分工地位。以汇丰银行的数据为例,我国的制造业经理采购指数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低于50,而这正代表着我国的制造业进入萧条,进入萎缩。而印度、越南和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正在享受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大力发展制造业的机会,这就使得美国等国家的企业,正不断将产业转移投向生产成本比中国更低的国家。另一方面,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实体经济的薄弱。其长期依靠过度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实体与金融服务业发展不相适应和产业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必将逐步引导其产业回流,特别是在中国的生产成本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称,到2015年,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将仅比美国低5%到10%。我们必须对产业链分工的变化做好应对准备,加快中国从“制造大国”、“世界加工厂”向集设计、科技、创新为一体的“创造大国”。面对产业梯度转移的新的局面,我们应利用好这段转折时间,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实现产业的软着陆和自然承接,防止再出现经济结构的断层。
(三)劳动成本上涨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由于我国长期作为低端制造业加工地,和世界代工角色,使得我国长期处于国际贸易的不利境地,承受“价格剪刀差”的不利后果。若我国能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促进产业链、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的优化升级,将长期有利于我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使中国由贸易大国真正转变为贸易强国。这就需要我们寻找参与国际分工的其他优势,投入更多参与到创新中去,改变当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生产方式停留在低水平重复的局面,逐步利用产品差异化,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这样一来,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将被逐步改善,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也会得到提高。在这种新的优势的内生过程,同样需要政府制度的改革和引导,政府需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为降低社会整体交易成本提供有利环境。
三、 劳动力市场变化对改善居民福利和市场容量的影响
在我国处于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时,劳动者的工资长期低于其边际产品价值,工人报酬不能通过劳动力市场被合理反映出来。这也就造成了我国经济不能有效充分地被国内消费拉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但由人口红利逐步丧失所带来的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将是长期性的和结构性的转变,将有利于劳动者购买力的增强。从而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这也是改变我国经济发展对出口和投资依赖度过高的机会。
四、 人民币升值与劳动力市场现状共同作用对经济发展道路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一直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且人民币升值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应把握好其升值进程,利用好其升值对我国经济转型的益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经济向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国内资源的节约。但是人民币升值的这一优化作用却会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通过劳动替代约束,被严重弱化。在当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之后,没有国际定价权的我国企业不得不通过自主创新或引进技术来降低成本,促使单位产品资源消耗下降,从而弥补和改善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
五、 结语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短期内,肯定会使我国出口企业、制造业承受巨大压力,也将会带来国内失业问题。但长期来看,这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经济转型一次重要机遇。 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等待着我国的积极行动。
参考文献: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
[2]苏科五.国际贸易.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66.
关键词:薪酬;劳动力市场;职位评价;市场定价
引言
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而言,企业人力资源活动的成功要么取决于薪酬政策或实践,要么与薪酬政策或实践相关。首先,企业能否吸引和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与它所提供的薪酬直接相关。其次,薪酬还会影响企业激励和留住核心员工、关键员工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薪酬是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契约,这种契约通过员工对于薪酬状况的感知而影响员工的工作行为、工作态度以及工作绩效。
综观以往薪酬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出发,强调薪酬在企业内部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内部劳动力市场开始暴露出弊端,正面临着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所替代的新挑战。相应地,薪酬研究关注的焦点应该从先前的只注重组织内部标准转向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以及薪酬的外部竞争力问题。
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评述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流动与配置。美国经济学家Doeringer和ore第一次明确总结和概括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他们定义内部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行政性的单,例如一个制造企业,在那里,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性规则和程序来管理的。”这些行政性的规则和程序给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包括工作安全性,晋升和职业流动机会,公平待遇等。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源大部分是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配置的,在美国,拥有目前工作已超过25年时间的职工约占全部员工的25%;在法国、德国和日本,劳动力拥有稳定工作的倾向更加明显。
从薪酬视角来看,内部劳动力市场强调不同工作薪酬支付的内部公平性和一致性,而不关心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类似工作的工资率比较是否具有公平性。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薪酬体系设计的主要方法是职位评价。职位评价是指对不同职位的价值及其在企业内的重要性高低进行评价和比较,然后再以评价结果为主要参照确定不同职位的薪酬水平。所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体系是以职位为中心构建的。在这种薪酬体系里,员工的薪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职位,而不是员工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在做职位评价的时候,企业只需要考虑职位的内在特征以及职责,而排除对外部因素的考虑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当地的工资率和地理位置等。职位评价方法在以制造业等集约化生产为特点的工业化时期被广泛的采用。
二、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部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在美国,雇主开始通过裁员解雇工人,并且日益增加使用多种灵活化的短期雇用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承包就业和派遣就业等。其次,这种短期雇用形式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呈现出很快的增长势头,如l985—1995年间,欧盟临时就业增长了2.5个百分点,其中增速最快的西班牙增长了约20%。目前,其临时就业占就业总量的30%。《经济学家》(2000)作了如下评论:“雇主和工人之间那种旧的社会契约正在被撕碎,现在还不清楚取代它的是什么,但这意味着先前的职业生涯模型,即一名员工在一家公司沿着工作阶梯晋升将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嘴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变革,例如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从工业化向知识经济的转化;也有微观层面组织发生的技术、生产方法的变革以及市场对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渗透。
这种变革已经导致组织和个人更加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现在,组织开始在所有的管理层次从外部雇用那些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从工作阶梯的进入口雇用新工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再从内部晋升。组织为了提高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在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越来越强调组织的扁平化,即缩减组织的管理层次,使组织从原来的众多级别变成少数的几个级别。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组织日益增加使用了临时雇用而不长期雇用。与此同时,组织也逐渐放弃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上以职位为中心的薪酬体系,而用密切的与变化的外部劳动力市场相联的工资结构取代它。薪酬体系设计的基础已经由职位逐步转向人的技能和能力,这意味着组织现在是在向人而不是职位支付薪酬。薪酬与技能和能力的高度关联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不断获取新知识和技能,而且也消除了员工在不同职位间横向和纵向流动的障碍,使组织结构根据外部环境不断调整和重组成为可能。
目前,在咨询专家和HR人事专员之间,职位评价已经不再受到欢迎,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方法已经取代它。越来越多的组织利用外部市场直接为职位定工资,这种方法被称为薪酬的市场定价法。美国咨询公司HayGr0up在2003年发起了一次面向大企业人事专员的大规模市场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59%的企业只依赖市场定价为所有的职位定薪水,而较少考虑内部公平性;与之相反,只有2%的企业在设计薪酬体系的时候使用内部职位评价方法;而17%的企业采用的则是内部职位评价和市场定价的组合方法。薪酬体系设计已经从强调内部公平转向强调外部竞争力以及从以职位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先前,针对职位而不是个体决定工资率首要强调职位评价,今天,为个体决定薪酬需要基于市场考虑以及他们贡献于组织的技能、知识和人力资本。
结语
关键词:国际贸易 工资 就业 劳动需求弹性
开放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国际贸易会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同时也就必然地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发展。中外学者虽然在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中探求了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但在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构成机制的基本因素方面,却在间接的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的路径之间长久地徘徊不前。于是,在间接关系背后所包涵的规定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协调的直接因素就日益上升成为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中心内容,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就业与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效应。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影响
(一)理论依据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及其发展。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基础上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t和Samuelson指出:在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及非完全专业化标准下,由于国际贸易中自由贸易程度的不断提高,以稀缺生产要素作为衡量一种商品的价格标准将不断被降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为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确立奠定了基础。随之,Jones对工资确立的研究继续深入,并得出一种商品价格的上升是在一种密集型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而另一种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实现。而后,Jones和Scheinkman更将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推广到多种商品、多种生产要素的一般情形,并指出一种商品中至少有两种生产要素在价格上呈现出互为对立或互为统一的关系。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偏离及其修正。在国际贸易中,由于政策性关税的限制,使得完全自由竞争趋向为不完全竞争,于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工资的影响就会产生着波动。Baldwin指出,由于对密集型产品要素在国际贸易中的短期保护使其价格上升而相应地工资下滑,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本存量及结构变化对市场的反弹,这个影响将会被消除。因为,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下产业密集度超高,其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就越下滑。于是,不完全竞争贸易中的进口竞争会导致非熟练劳动向外劳务输出。Davis指出,在由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贸易中,进行政策关税限制的国家在多种生产方式的要素禀赋基础上所出现的工资下滑后非熟练工人向外的劳务输出,正是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不相符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必然作用。
(二)实证分析
伴随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二十年来工人相对工资差距均呈现快速扩大化趋势。例如:美国制造业相对工资差距,从1967年到1982年,由1.6降至1.52;从1982年到1996年,由1.6升至1.72;从1996年到2012年,由1.72更升至1.93。同时Xu对28个国家2002年至2012年相对工资差距的统计研究也有类似情形。在9个高收入国家有8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在11个中等收入国家有8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在8个低收入国家有4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
究其原因,Samuelson指出国际贸易加速了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及资源利用效率,使得以人为本的劳动力市场在上述优势下使劳动力更趋向优势企业流动,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工资水平不断提高。D.Greenawayetal在工资变化的研究中发现,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促使了技术人才向企业的涌进,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使得工资大幅上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推动作用,贸易的扩大加速了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之间工资的差距。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涌入发达国家时促成为发达国家非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减少,同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涌入发展中国家时又对发展中国家的工资结构造成一定的冲击。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影响
(一)理论依据
就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国际间跨部门就业的贸易活动具有平衡性作用,此即国际贸易中由于进口竞争部门的技术不足、效益低下,从而使非技术性劳动力流向出口部门,最终为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配置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理论。
失业理论。失业情形下国际贸易的就业模型包括最低工资模型、效率工资模型、搜寻模型及工会模型等,它们与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一起,构成了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就业影响的比较全面的系统理论。Harris等所建立的最低工资模型,研究在城市最低工资高于农村的情形下,一旦城乡工资均衡时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将出现失业,并指出这是因为开放经济下城市资本密集度升高下的工资上涨,导致就业人数增多而造成的失业。于是将有城乡资本密集度逆转的趋向,最终使城市的就业人数下降。于是,Matusz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效率工资模型。模型认为,高工资部门的出口补贴将使劳动力由低工资部门转向高工资部门,而总体就业水平下降;反之对低工资部门的贸易保护将使生产要素的实际工资提高,并使劳动力的总体就业水平提高。Davidson等的搜寻模型认为,在两种生产部门和生产要素下,其中具有某类型工人的搜寻部门必须在另类型工人生产的前提下才能保证生产,否则此搜寻部门将面临失业。Gaston等的工会模型,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与工会保护政策对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国际贸易与保护政策是工会工资的关键性变量,进口较之出口而言对工会工资影响更大,工会工资高于贸易竞争工资,工会工资与就业水平呈正比例关系。
(二)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要素含量法进行的实证分析,二是以回归分析法进行的实证分析。
要素含量法实证分析。这里的要素含量法就是通过对在具有一定数量的进出口商品上所投入劳动力数量的对比分析,从而估量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力。Kruegercf 对16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及就业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的劳动就业优于进口部门的劳动就业。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保护与生产发展呈反向关系。所以扭曲的市场要素及贸易限制的取消,将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Sghumacher对20世纪90年代欧共体六国(英、法、德、意、荷、比)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对就业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使各国就业率下降了3.1%-4.8%,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进口使自身就业率下降了0.9%-1.8%,但综合效应为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使得欧共体六国的密集型部门的就业下降。Naisbitt通过英国与欧共体其它国家2011年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贸易虽然使英国的就业减少,但只是局部地发生在服装鞋类、木材家具及纺织品行业,同时欧共体其它国家的就业减少则只是局部的钢铁、摩托及食品行业。
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这里的回归分析法是指以计量模型的规律形式对贸易与就业关系中所隐蔽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在此基础上选取正确就业方向的方法。Revenga对美国2000-2010年38个的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进口价格下降是导致就业下降的主要功能因素。夏良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进口每增长速度10%而就业就下降0.6%。但是,这些回归分析法中所涉及的隐蔽因素,都必须建立在劳动价值的基础上。这些隐蔽因素首先是遵循要素含量法的,其次又一定要建立健全在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从而体现劳动价值的不变性与转移性。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影响
(一)理论依据
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就是贸易导致一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的移动,即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化。而国际贸易可在劳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其劳动弹性发生变化。依据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一国同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贸易时才有要素价格之变化,并且同任何类型国家的贸易都将导致这个要素需求弹性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可在劳动价格不变情况下劳动弹性的变化,说明工资和就业不能替代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
Hamermesh认为,劳动需求弹性决定于三个变量:一是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二是劳动与其它要素的替代弹性,三是产品的终端需求价格弹性,并且劳动需求弹性同替代弹性与价格弹性呈正比例关系。Rodrik认为,国际贸易程度的提高将使一国在进动中获取资源的种类增多而成本下降,从而使生产要素替代弹性的提升促使了劳动需求弹性的提高。接着,Rodrik还提出了劳动需求弹性三个变量的重要贡献:一是国际贸易中供求双方由于更直接交易的垂直移动,劳动需求弹性将带来更大的工资与就业变动;二是劳动需求弹性的提高将直接影响到非工资成分的增加(比如福利的增加)。此外,伴随国际贸易活动的积极发展,劳动需求弹性而非劳动价格的变动,可导致一国之内劳动需求弹性对其劳动力市场构成更为自由的需求压力,从而使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出更加积极的回应。
(二)实证分析
Slaughter在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方面做过系统研究。他对美国三十年来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美国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力弹性变量,在行业内部隐蔽的技术、制度及国际贸易要素基础上进行了回归分析。他发现,在没时间变量条件下,生产性劳动力弹性在产业中变大,达到理论的预期目的;而加入时间变量后此预期则不复存在。因此,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理论部分成立,即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加大而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化莫测微弱。2011年,Hasan等对印度制造业二十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考察,并在印度劳动法限制基础上研究,结果印证了国际贸易自由化促使劳动需求弹性升高的理论预测:贸易自由化不仅使印度制造业的劳动弹性得以增升,而且这个增升伴随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强着,并且这个增升对要素生产率是全方位带动的,还使印度制造业的工资与就业产生了巨大波动。周申对2003-2012十年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的贸易进口促使了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增升。并且在世界贸易自由化不断加强的过程中生产要素替代的效应更加速了中国工业劳动弹性提高的步伐,替代效应在中国贸易劳动弹性中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渠道日益丰富多彩。同时指出,即使世界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的工资及就业的影响不明显,但仍可以通过提高劳动需求弹性的作法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
结论
本文从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影响、就业影响及劳动需求弹性影响三个方面阐释了一种较为全面的国际贸易理论。理论从生产要素禀赋出发,以经济状况为基础,以科技发展为动力,详细阐述了工资、就业和劳动需求弹性在贸易发展机制上所应处的位置和应具的价值作用,并在实践上以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发展为背景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完善性与可行性。因此倡导发达国家在此理论指导的路径上要继续深入继续拓展,从而使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转入全面、系统、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Biscourp and Kramaz.Employment akil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Firm-level evidence for France.Joua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1(26)
2.李礼,洪源.劳动力跨国流动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综述[J].改革与战略,2012(8)
3.刘莹.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与中国经济发展[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7)
4.孙辉煌.跨国外包对承接国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3(3)
【关键词】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ALMPs);治理失业
一、ALMPs的提出
在本世纪六十后代,西欧洲国家的失业率极低,劳动力普遍短缺。为了防止因劳动力短缺而引发工资过快增长的现象蔓延,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旨在增加就业人数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种政策当时被命名为“积极的人力政策”(Active Manpower Policies),它通过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增加国家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等方式来达到增加就业人数的目的。
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欧洲的就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力普遍短缺现象逐步被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所取代。但原先实施的“积极的人力政策”中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增加就业人数的部分政策,比如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对外来劳动力和非熟练工进行培训,以提高其技能和就业能力等措施,便得以保留了下来,但被赋予和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设法增加就业岗位,,改革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实施创业就业计划和实行鼓励就业补贴措施等,以解决大规模的失业问题。这种被充实了的“积极的人力政策”就是后来得到广泛认同、推广和应用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就内涵而言,“积极”意味着为劳动者创造条件,促进其就业;而“消极”的主要意思是在周期性变化中,用救济等办法在经济萧条时暂时将失业者“养”起来。
而ALMPS的定义却是由国际劳工组织(ILO)做出的,即:“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政府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有目的、有选择性的干预。政府可以采取间接或直接的措施为那些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人提供工作或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还列出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包含的政策支出范围:(l)公共就业服务和管理;(2)为所有失业或就业的成年人提供就业培训;(3)针对年轻人的措施;(4)就业津贴(例如:工资补贴或直接创造就业机会);(5)针对残疾人的政策网。
二、当今国内外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回顾
1.如今,关于失业治理的讨论焦点已从是否支持政府干预,转移到通过什么政策和方式来解决失业问题。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过程中是否有效,对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研究证实了ALMPs是治理失业的有效措施,并对ALMPs的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较具借鉴意义的结论。如Michael etc.(2006)应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ALMPs在德国的实施情况,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政策的参与者对非参与者有巨大的替代效应。Bellmann,L和Jackman,R(1996)应用20世纪90年代七个工业化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ALMPs中,直接的工资补贴和创造就业机会是最有效的。但从预算的角度看,ALMPs是否具有成本效益还不确定。Kluve和Schmidt(2002)通过对过去三十年的研究发现,培训和求职协助是比较有效的,但年轻失业者很难被援助。Boone和Van Ours(2004)应用了20个OECD国家的1985-1999年间的数据对不同ALMPs种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培训政策是降低失业的最有用的手段,公共就业服务也有一些作用,但补偿性工作机会则是完全无效的。Martin和Grubb(2001)得出的结论却有些不同,他们认为在一些OECD国家里,对私人雇主的补贴政策比培训和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等政策要有效得多。sianesi(2007)[23];Carling(2004)[19]等学者也同样比较了ALMPs的实施效果。此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将视角集中于个别ALMPs对治理失业的作用的研究,或者ALMPs对降低特定人群的失业的作用,例如Kye Woo Lee(2006);Annette Bergemann(2006)。然而一些学者却持不同的意见。如Tito and Michael(1996)应用大量来自捷克各行政区的季度面板数据来分析ALMPS对工作搜寻过程的影响,他们发现ALMPs支出的效果虽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效果甚微。Lars Calmfors and Per Skedinger(1995)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不同政策的就业效应,以及它们对特定目标群的影响。Antlers Forsiund(1994)对之前的文献的回顾发现,在瑞典培训政策对于工资和再就业的可能性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小,很难作出精确的判断。
2.比较而言,国内在该领域上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与我国的现状有较大关系。我国劳动力市场建立较晚,相关的统计数据更是僵乏,因而大多数现存的研究都是通过分析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该如何建立ALMPS,很少涉及关于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杨宜勇(2007)指出我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标人群具有排他性,且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毛盛勇(2005)根据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特点来分析就业政策,提出政府不能过多地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要加大对非主流市场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等建议。陈先运(2004)提出应抓好市场服务机构建设,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和人才交流中心,并着力健全全国统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传输、交流系统,使之迅速形成部门分工协作、城乡纵横相连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网络。
还有学者通过国际间的政策比较,对我国进一步完善ALMPs提出一些建议,如刘杰(2007)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提高劳动者对市场化就业的适应能力等等。张车伟(2007)建议我国要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法规和政策体系,增强普惠性 。赵祖平(2005)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制中的三方机制,是社会伙伴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张腾(2003)认为我国应在信息的引导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并要大力提倡自主就业,其次应建立劳动预备制度,来延缓劳动力进入就业岗位的时间并提高劳动力的就业素质。赵湘怀等人(2002)提出我国应借鉴美国的ALMPs,加强培训与继续教育,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变消极的“单纯输血”为“以工代赊”等建议。
通过以上对近年来研究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成果进行总结后,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于ALMPS效果并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见解,结论也存在差异。可见,研究方法或者研究地域会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因而,关于我国的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特色,不能照搬西方结论来指导我国的实践。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关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三、OECD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组织模式
OECD国家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行体系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其中9个国家(奥地利、加拿大、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挪威、西班牙)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职业介绍、培训,以及就业计划)和被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失业救济管理)都由同一系统负责执行。另外8个国家(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葡萄牙、瑞典、瑞士)设立了半统一的体制,国家重要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计划由单设的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负责。在其他4个国家(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美国),积极的政策计划由两个或更多的机构分别负责。
几乎有一半的国家(21个国家中的10个),或者说有5个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和4个设立了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按照三方的原则设立了独立的管理机构,在实行分散管理的法国,其职业介绍机构的构成也是如此。但是,近年来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瑞典和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放弃了三方机制,与此同时,奥地利和荷兰却首次建立了准独立的三方性的就业服务体系。
社会伙伴除了在这些国家统一的三方机构中发挥作用以外,法国和荷兰的社会伙伴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除外)的工会还负责管理失业救济工作。另外,近些年来有些国家为了刺激劳动力市场发展,还委托一些私营机构负责失业救济工作,并日益把失业救济与寻找工作的有关规定联系起来,这相当于被动政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推动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而这些做法又使这些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结构更加复杂化了(如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就是如此)。
在OECD国家中,德国代表了具有完全统一的、既负责实施积极政策又负责实施消极政策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的典型,荷兰是具有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其中包括负责积极措施管理的三方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和负责被动政策管理的两方的行业性的失业保险基金。在设立分散管理体系的法国,被动的福利政策是由一个单独的机构――由两方组成的国家工商业就业联盟(UNIDEC,下同)负责的,积极措施的实施则是由劳工部中的各部门分别负责的,如公共就业办公室(ANPE,下同)、成人职业教育协会(AFPA,下同)和国家培训局;ANPE和AFPA的机构是由三方构成的。在英国,原来的三方性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人力服务委员会(MSC,下同)已于80年代末被取消,积极的措施由就业服务局和私营的培训与就业委员会(TEC,下同)分别负责,理事会负责劳动力市场培训和除职业介绍以外的大部分积极计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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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六大变化趋势: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工资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衬降低;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在“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走俏。
所谓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种转让与受让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六大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mary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secondarysegment)。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机会多;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在使劳动者整体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减少加之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加速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近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统计结果预示着这一趋势。
二、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基本依据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该规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供需双方劳动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劳动者在向社会提供劳动的同时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工资是所有报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所获得或支付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劳动力供求量相等时的工资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规律来引导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均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据是筛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支队伍:一支为工作队伍(JobQueue),另一支为求职者队伍(PersonQueue)。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四、应届毕业生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分为三种: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中的摩擦性失业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且多数是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模型假设:1.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大学生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大学生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L\理价位’‘(即期望值)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五、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中国风“网2003年11月12日载文《“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弊端显现》指出,近日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成活率“只有10%o意思是说,有九成应届毕业生背叛了东家,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业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