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如何赔偿标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医疗纠纷如何赔偿标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医疗纠纷如何赔偿标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医疗纠纷 调解模式 调赔结合 以调定赔【摘 要】国内医疗纠纷“调赔结合”和“以调定赔”的调节模式，均在各省市的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中“调赔结合”调节模式注重调解依据、赔偿标准的法律规范性，治理“医闹”效果明显，但成本较高、案件审理和调解周期长；“以调定赔”模式则注重医患双方通过自愿协商确定赔偿金额、化解纠纷，具有成本低、快速灵活特点。各地市在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中，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自身条件，合理、分别适用“调赔结合”和“以调定赔”模式。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bined adjustment and claim" and" claimed by adjustment" mediation mode inmedical dispute / LI Xiaolei// Chinese Hospitals. -2015,19(8):64-65

【Key words】medical dispute, mediate mode, combined adjustment and claim, claimed by adjustment【Abstract】Both combined adjustment and claim mode and claimed by adjustment mode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medical dispute mediationin China. The combined adjustment and claim mode paid more attention on the reason, the regulation of claim. It makes good effectiveness on dealingwith hospital violator but has the shortcomings such as high cost and long time. While the claimed by adjustment mode highlighted on hospital andpatient voluntary communication based claim and has the characters of low cost and feasible. It needs to select combined adjustment and claim modeand claimed by adjustment mode according to actual situations in medical dispute solution.

Author’s address：Research Center for Health Developmen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No.30, Nongchang street, Xiangfang district, Harbin,150030, Heilongjiang Province, PRC

医疗纠纷严重威胁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国家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各地规范医疗纠纷的鉴定机构、积极开展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但三者如何配合，国家没做具体规定，各地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调赔结合”和“以调定赔”模式。“调赔结合”模式是以专业医疗纠纷赔偿鉴定结果作为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赔偿基础，强调依法鉴定、依法理赔、依德调解；“以调定赔”模式是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结果决定医疗责任保险的赔偿金额，强调自愿协商、快速便捷。下面对这两种调解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1 法律依据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主义道德进行调解。为做到依法赔偿，国家要求规范专业鉴定机构，统一医疗损害、医疗事故的鉴定程序和标准。

在实行“ 调赔结合” 模式的黑龙江省，“黑龙江省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 （ 下称“ 黑龙江省赔处中心”）作为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和人民调解组织认可的医疗纠纷专业赔偿鉴定机构，严格按照程序组织案件评定、合议工作，依法定责、定损、定赔。当事人对赔偿鉴定结果没有异议的，纠纷和解。当事人对赔偿鉴定结果有异议、提出的要求具有法理依据时，黑龙江省赔处中心对案件重新鉴定，必要时依法修改鉴定结果；患方要求没有法理依据，但依据社会公德确实需要额外补偿的，黑龙江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黑龙江省医调委”）积极促使医患双方在赔偿鉴定结果的基础上达成额外补偿协议；当事人没有上述情况的，黑龙江省医调委按照赔偿鉴定结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解。2013年黑龙江省按照“调赔结合”模式进行的试点工作中，共受理医疗纠纷69起，结案60起，调解成功53起，调解成功率88%，获得了患者、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的广泛认可。

“以调定赔”模式以调解为主，大多依据当事人陈述和患者受到的损害程度，由调解人员劝导当事人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并由保险公司足额支付。

2 赔偿标准

“ 调赔结合” 模式强调依法鉴定、依法赔偿、依德调解，黑龙江省赔处中心严格按照《侵权责任法》和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各项标准进行赔偿鉴定。赔偿结果依据法条逐条计算，由医学专家、法学专家、保险公司代表、监督员签字后确定。需要调解的，黑龙江省医调委首先依据鉴定结果和相关法律、法规，其次依据社会公德调解，做到依法赔偿有标准、依德调解有依据。

“以调定赔”模式强调自愿协商原则，以双方可接受的赔偿金额为调解标准，据此促进双方当事人和解。

3 赔偿执行

“调赔结合”模式强调公开、公平、公正，赔偿鉴定结果公信力强、执行率高。黑龙江省赔处中心严格按照程序召开“评定会”“合议会”对纠纷案件进行定责、定损、定赔，参会医学、法律专家由医、患双方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保险公司全程参与，并设监督员监督，会议结束全体人员签字确定赔偿结果。2013年黑龙江省按照“调赔结合”模式进行的试点工作中，黑龙江省赔处中心案件赔付执行率100%。

“以调定赔”模式的赔偿金额由医、患双方协商确定，保险公司需按协商结果支付赔款，保险公司由于缺乏对案件的合理参与，拒赔现象比较严重。

4 治理医闹效果

“调赔结合”模式强调法律的刚性，强调依法鉴定并在依法鉴定的基础上依德调解，赔偿结果不受医闹影响。对由“大闹大赔、小闹小赔”演化而来的医闹行为，治理效果明显。坚持“调赔结合”模式，切断闹和赔之间的必然联系，可以有效根治医闹现象。2013年黑龙江省按照“调赔结合”模式进行的试点工作中，上半年发生停死尸、搭灵堂等现场医闹7起，下半年零发生，医闹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 以调定赔” 模式在出现医闹时，仍强调自愿协商，但多以医疗机构的高额赔付息事宁人，变相鼓励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行为，导致医闹现象屡禁不止。

5 利益平衡

“ 调赔结合” 模式以维护医、患、保险公司三方合法权益为目的，依法鉴定赔偿、依德调解，不因一方当事人施加压力而牺牲其他当事人的利益。虽然短期调解难度较大，但从长远看来，有利于形成依法赔偿、依法调解的社会风气。2013年黑龙江省按照“调赔结合”模式进行的试点工作中，医疗纠纷调解成功率88%，保险公司已决、未决赔付率仅为66%，医疗机构已决赔付金额仅为保险公司已决赔付金额的69%，相对于2013年全国已决、未决赔付率110%来看，黑龙江省的“调赔结合”模式能够在保证调解成功率的同时实现了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的依法赔付，医、患、保险公司三方利益均衡。

“以调定赔”模式依据当事人赔偿要求调解，调解结果受当事人压力影响较大。部分患者通过漫天要价并向调解人员施加巨大压力，使其利益最大化。长此以往，助长了患者漫天要价的心理预期，损害了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的利益，使纠纷调解工作难以长期、持续运行。

医疗纠纷如何赔偿标准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新的《侵权责任法》颁布施行并未消除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二元化”问题，反而使“二元化”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化”，面对“多元化”产生的法律困境，如何引鉴公正的法理机制去应对解决矛盾，使医患关系得以实现和谐，就构成未来统一的医事立法之当代视界。

一、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多元化”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二元化”问题一直是长期以来困扰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疑难问题，所谓“二元化”，又称“双轨制”，是指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面临着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还是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矛盾冲突。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参照 ＜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 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 “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也就是说： 构成医疗事故的侵权赔偿诉讼适用《条例》，而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则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这样就在审判中确立了一种“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的“双轨制”，此种司法“二元化”的体制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历来为人所诟病。2010 年 7 月 1 日，新的《侵权责任法》正式施行，对“医疗损害责任”作了专章的规定，按理说，新法的颁布应当使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在法的冲突问题上归于统一，但遗憾的是： 《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并未使“二元化”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使“二元化”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化”——由于该法第 5条认可了“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这就使得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可适用的实体法规范由原来主要的 4 部变成了现在的 5 部，它们分别是： 《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加上新实施的《侵权责任法》。WWw.lw881.com“多元化”的诸法并存局面使得原有的疑难至今更为凸显，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此，仔细研读《侵权责任法》会发现： 该法对“医疗损害责任”规定不仅内容过少过窄( 只有寥寥 11 条规定) ，并且对如今医患关系中急需解决的大量争议问题悬而不论，只作出了一些笼统抽象的规定，这就给实践中双方当事人的对向操作都留下了可辩护的理论空间，由此可能产生新一轮的矛盾和冲突。概括起来，“多元化”轨制在司法审判中至少会产生如下四个问题：

1． 赔与不赔的矛盾

如果《侵权责任法》并未排斥“其他法律”的适用，则《条例》49 条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是否依然有效? 如果有效，就会和《民法通则》产生矛盾。根据后者第 106 条之规定： “由于过错……侵犯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便不属于医疗事故，只要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给患者造成不应有的损害，都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对其进行相应赔偿。

2．“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

这是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屡见不鲜的一个荒谬怪圈：由于医疗事故适用《条例》赔偿，而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则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予以赔偿，导致两者之间的赔偿标准相差反常——《条例》只规定了 11 项赔偿项目，《民法通则》却规定了 13 项，后者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前者则没有。故构成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按照《条例》处理，患者的近亲属只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包含了死亡抚慰金) ； 而在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中，患者的近亲属按照《民法通则》处理，却可以获得死亡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双重赔偿，二者之间数额往往相差巨大，这就造成了“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怪现象，导致两种裁判的结果显失公平，也给司法界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3． 如何赔的方式、方法的矛盾

在具体赔偿的方式、方法上，《条例》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 对于医疗费，《条例》第 50 条第 1 款规定“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后续治疗费“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而《解释》第 19 条则规定按照治疗“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同时还包括“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等，两者出入相差很大。再如丧葬费的赔付，《条例》第 50 条第 7 款规定“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其金额约为 3000元左右； 而《解释》第 27 条则规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死者近亲属可以获赔 6000 ～8000 元左右。

4． 城乡差异及其他类似矛盾

以“重庆綦江彩虹桥坍塌事件”为例，该事件中对城、乡死难者赔付的医疗费、丧葬费及其他费用采取了不同的档次和标准，前者每人获赔 4． 845 万元，后者每人获赔 2． 2 万元[1]。对此，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广大公众纷纷提出质疑： 同一个事故遇难，为何补偿却分两样? 这明显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著名的民商法专家杨立新教授表示： “在赔偿问题上提出所谓的‘城乡差别赔偿’，在侵权行为法看来，是十分荒谬的。”

“多元化”轨制导致了司法审判的两难困境，造成法官无所适从和适用法律的混乱，进而影响到法的统一性、严肃性和尊严，也由此妨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现代医患关系中必须澄清和面对的现实课题。

二、解决“多元化”问题的公正应对机制

“多元化”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乃是一个“公正”问题，根据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 “公正”的核心在于能够对公民之间基于社会合作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进行合理分配[2]。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当法官受到“多元化”的负面影响而对医患一方或双方作出重判或轻判，使其本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本不应负担的法律责任却判令其承担，这就产生了不公正，“多元化”带来的不公正将动摇人们对法的信仰，冲击法治的精神和理念，进而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医疗冲突不断扩大的根源。为此，就必须正本清源，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确立起一种公正的司法机制，以统一赔偿的适用标准，解决上述矛盾和冲突。笔者曾在拙文《医患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公正》中借鉴罗尔斯的理论，提出医疗公正是“一种建立在医患关系基础之上的法律利益调节机制，通过它的调节，最终使医患双方在权利义务的分配和法律责任的负担上达到平衡与协调”[3]。据此，我们提出应对“多元化”问题的公正机制可以考虑如下思路：

1． 建议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

目前真正对医疗损害赔偿作出专门规定的法律法规，只有《条例》和《侵权责任法》的第七章，但《条例》毕竟只是行政法规，与前 4 部规定中的任何一部法律或司法解释相比都处于“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故彼此一旦发生抵触，就使《条例》的适用处处捉襟见肘，且易引起“行政权介入司法权”的口舌之争[4]。而《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只有一章，内容又太少太笼统，远未涵盖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所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例如当事人的诉因选择、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界限、医疗责任的性质区分、医疗差错的处理原则、医疗事故的预防、鉴定、处置、监督、赔偿等的细化标准和罚则等重要问题，都没作规定，故仍难以满足现实的迫切需要。其他诸法如《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都不是专为医疗纠纷的特殊性而设计，许多规定对于医事的司法实践只具有参照性，而没有针对性和确定性，并由此导致医疗损害赔偿领域的“五法鼎立”，形成“多元化”冲突且妨害了公平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建议我国可以参照法国的立法先例：2002 年 3 月 4 日 法 国 出 台 了《患 者权利 和 卫 生 系 统 质 量法》，这是一部适用于所有从事医疗、护理事业的机构和个人、统一规定其权利义务的特别法，它结束了传统上对医疗责任的性质所做的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区分，并对所有医疗事故、非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提供统一适用的法律依据，从而使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成为一项统一的法定制度。建议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制定一部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根据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建议，撤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损害赔偿部分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应重复部分，实行“单轨制”合并，着手建立“五个统一”，即： “统一案由为医疗过错损害赔偿纠纷，不再区别为医疗事故纠纷和医疗过错纠纷； 统一鉴定类型为医疗过错鉴定，不再区分为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 统一鉴定标准为司法部制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再区分为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和司法部执行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统一赔偿项目和标准，不再区分医疗事故赔偿和医疗过错赔偿标准； 统一使用民法通则和司法解释，不再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5]这些都是颇值得尝试和可资借鉴的。

2． 凡因过错给患者造成医疗损害，无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一律应当采取赔偿的立场

这是针对“赔与不赔”的矛盾所采取的必要立场，从法理上分析，现今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已逐渐在如下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医患关系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故医疗纠纷在法律属性上也属于一种民事纠纷。根据民法的精神，民事责任是指“不履行法律义务因而应受的某种制裁”[6]，其目的是为了弥补权利人因民事权利受到损害而带来的损失，以实现医患双方在“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上分配的平衡与协调。故无论医疗损害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只要医方因过错给患者造成较大的损失，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否则，只对医疗事故赔偿而对一般医疗损害不予赔偿，无疑就剥夺了患者本应享有的很大一部分的正当合法权益，进而造成司法的不公正。根据最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 54 条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就表明了旨在统一以往诸法对该问题所作规定的态度。

3． 统一赔偿的细化标准，更新“重责轻赔，轻责重赔”体制，消除“多元化”对立

对于“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如何赔的方式方法的矛盾、城乡差异及其他类似矛盾，将来在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的前提下，进一步建立统一的赔偿细化实施标准，就有望能够解决上述积久的问题。同时对于“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首先还是要强调一下立法思路的先导性，应当说，医疗纠纷既然在法律属性上属于民事纠纷，医疗损害赔偿就应当遵循民法的“实际损失原则”，故《条例》对医疗事故所采取的“限制赔偿原则”就与之产生了抵触，例如它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就是一个典型的缺陷，由此造成医疗案件“过错重反而赔偿少”、“过错轻反而赔偿多”的不公正局面。现实中有些法院为了予以纠正，采取了“适当调整”的政策，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是： 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标准，仍执行《条例》的规定，但如果按照《条例》执行的标准将使患者所受的实际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的，则可以参照“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人身损害的赔偿数额”[7]，这种做法调和了目前的法律矛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永久的解决办法。笔者在此建议： 基于“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分配的公正法理和民法中“实际损失原则”，在未来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中，应在医疗事故赔偿中增设死亡赔偿金的制度，而在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中则取消死亡赔偿金的制度，也就是说，将现有《条例》和《民法通则》所形成的“重责轻赔，轻责重赔”体制倒置过来，使得非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只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包含死亡抚慰金) 这一项赔偿，而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则能够获得死亡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双重赔偿，这才能实现过错和责任、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彻底之道。有必要强调的是： 此种“轻责轻赔，重责重赔”的更新体制无论是通过“适用《条例》而参照《民法通则》”、或是通过“适用《民法通则》而参照《条例》”两种办法在实践中都难免产生纠诘，必须通过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对此作出独立的、决绝性的规定，方能真正解决问题，且唯有如此，方能从源头上消除“多元化”的对立，使医患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公正与和谐。

注释:

[1]杨立新． 对綦江彩虹桥垮塌案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几个问题的法理评析[j]． 法学，2001，( 4) ．

[2](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 －8．

[3]王军． 论医患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公平构建[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 8) ．

[4]薛叶兴．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 4) ．

[5]李永勤． 略论医患纠纷案件处理中的司法鉴定[n]． 人民法院报，2009 －9 －8．

医疗纠纷如何赔偿标准范文第3篇

关键词：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优化司法资源

近年来，医患纠纷成为日渐凸显的社会问题，如何化解、减少纠纷已经成为卫生行政部门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医疗纠纷中患方弃法律途径而采取非法律途径维权的现象日益普遍，不仅扰乱医疗秩序，激化医患矛盾，还产生了不良示范作用。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设定的自行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三种解决方式，为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更多的途径，但是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三种途径暴露出了很多弊端。从医患双方协商中延伸而来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在我国各省市发展开来，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衔接司法诉讼和医疗事故鉴定，统一医疗损害鉴定与赔偿标准，在目前是解决医患纠纷，维护和谐医患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

1、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纠纷案件中的适用空间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设定了自行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三种解决方式。医疗纠纷协商乃医患双方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就争议问题进行磋商、谈判，最后达成一致，从而化解纠纷之行为。大量数据为证，医疗纠纷协商是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方式，在长期司法实践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但自行协商难免医患之间矛盾激化，认知差距大，恶语相向，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不利于矛盾解决；而行政调解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解决，它既是医院的管理部门，又是责任认定部门，很难得到患方的信任，调解结果多数不被接受。通过诉讼解决医患矛盾，诉讼成本和诉讼周期对患方欠公平。法律途径解决医疗纠纷存在的不足使患方丧失了对之的认同。因此，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三种方法存在不同的弊端暴露无遗。医患纠纷的解决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置，反而患方非理性的采取非法律途径进行维权日渐严重。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的共同意愿是公平合理，简化程序尽快解决，这就为第三方调解机制去化解医患纠纷创造了使用空间。全国各地已经建立不同模式的第三方调解机制，且运行良好。它的共同特点是调解周期短，环节简洁，调解机构中立，医患双方均能认可。

2、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类型

目前国际上“第三方调解”普遍做法一是医师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彼此共担医疗纠纷风险；二是医务人员行业协会参与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且调解的费用通常也由医疗保险责任公司支付，患方求助时，几乎不用支付费用。若患者对调解机构处理结果不满，仍可以向法院提讼。国内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主要模式有：“宁波模式”主要的做法是在宁波市县两级均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全市所有县及县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和绝大部分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并确定4家财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下设医疗纠纷理赔中心，负责全市医疗纠纷理赔服务。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投保医疗事故责任险，发生医疗纠纷后，由保险公司组成的共保体下属的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参加处理、理赔。调解不成，医调委书面通知患方经法律途径解决。“天津模式”成立天津市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山西模式”即第三方援助机制。成立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启动“医疗责任保险”，以切实解决赔付难题。“南通模式”是由南通市党委、市政府统一领导，政法部门牵头协调，卫生、司法部门业务指导，公检法整体联动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

3、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法律依据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卫生行政机关调解的范围是当事人之间关于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调解是可选择的并且不具有强制力，其履行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医疗纠纷作为民事侵权可通过法院调解解决。因此，卫生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在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第三方调解机制是非诉讼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美国的非诉讼纠纷程序和种类繁多，机制完善是世界上运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解决民事纠纷最为典型和成功的国家。而在日本调解和仲裁是替代诉讼解决纠纷的代表性程序。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方调节机制是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即意思自治在当代法治文明的体现，当事人只要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不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双方可以选择较大的利益平衡空间来解决民事纠纷。政府建立包括协商、中立性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会打破目前医疗纠纷解决的“瓶颈”，提高医疗纠纷解决效率，优化司法资源，实现医患和谐。

4、第三方调解机制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意义

调解机制的介入，在医患双方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调解时双方地位对等，使得和解变得可能。调解的成功有利于缓解医患关系，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程序的便利性和处理的灵活性与合理性是调解的优势所在，具体体现在：调解程序非正式化，有利于当事人本人参与纠纷的解决，即使当事人本人行为能力较弱也不致于影响调解的结果2；不公开的调解过程使当事人的隐私免于暴露；规范适用的常识性和广泛性使当事人易于达成一致满意的处理结果；调解还可以在一个受控制的安全氛围下，通过开展对话重建被破坏的相互关系。

通过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被告可以解释纠纷背后的原因，对已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原告公开接受道歉并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这些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巨大的解脱。调解当事人通常都希望取得双赢的效果，这样的调解往往让双方免于争论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妥协。

5、第三方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5.1尽管目前开展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在医疗纠纷解决中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解决重大、恶性影响严重的医疗纠纷，社会效果明显。但我们也要看到其存在的问题。第三方调解机制还没有合法的地位，应通过立法来规范3。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性。医疗纠纷的复杂性给参与调解工作的人员结构和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5.2卫生部部长陈竺于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联组会上强调将于两年内将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推向全国。第三方调解机制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一种方式，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客观分析责任和判断责任；规范工作流程，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加强医疗事故界定、鉴定程序、患者利益保护、损害赔偿标准等方面制度建设。坚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医疗纠纷，衔接司法诉讼和医疗事故鉴定，最终通过完善法制建设来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4，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能够有效的减少司法成本，节约司法资源，促进医疗纠纷案件的及时解决，维护医院的正常诊疗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建立和完善医患满意的医疗纠纷处置机制势在必行。（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祝彬，医疗纠纷替代解决机制的分析、评价与选择；《中国医院管理（第30卷）》；2010年第1期。

[2]种衍军，朱玉久；第三方调解解决医患纠纷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09年04期。

医疗纠纷如何赔偿标准范文第4篇

一、精神损害赔偿得到法律彰显

二战以后，随着各国对公民人格权保护力度的加大，精神损害赔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我国立法上对精神损害赔偿依然长期缺位，曾导致了诸多悲剧性个案中正义的缺失。如陕西的“麻旦旦处女案”，19岁的无辜少女在遭受不白之冤，名誉受到极大毁损后，却在精神上无法得到慰藉。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也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来规范，但总体上法律依然对人的精神权益处于漠视状态。

新《侵权责任法》首次明确了精神赔偿，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保护人权的立法理念。但这一法条我们在理解时要注意其中两个关键点，一是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权益。侵害人身权益是指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侵害财产权，如果侵害了财产权益，就要根据财产的损失给予赔偿。二是规定了精神损害的程度要达到“严重”，对“严重”怎么理解？具体到什么程度为严重，《侵权责任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我想有待于今后通过实施细则或法律解释等一些细化制度来予以规范，否则，执行起来会大打折扣。

二、“同命同价”展现生命的尊严

长期以来，我们在计算死亡赔偿金都是根据死者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收入高低、地区差异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而决定的，但赔偿结果而相差数倍。这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实际情况，但是它有一个缺陷，就是在同一个案件中，造成了多人死亡，要区分公民不同身份，采用不同赔偿标准。结果就出现不公平，即所谓同命不同价。

《侵权责任法》在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上作了新的界定，第17条“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就是说同一交通事故中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即不考虑城市或农村，应当“同命同价”。这一新增条款，从“同命不同价”到“同命同价”，展现的则是权利的平等、生命的尊严。但是这一条款我们在理解时也要注意：一是有限的同命同价仍难诠释生命的平等。侵权责任法新增的“同命同价”规定仍然带有附加条件，那就是只有在处理重大交通事故、矿山事故时才适用这一法律规定。该规定只是解决了同一重大事故受害人“同命同价”的问题，不同事故、非重大事故的赔偿标准仍未统一；对同一地点发生的类似的侵权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是同一侵权行为造成的，受害人得到的赔偿也有可能不同。我们不可否认，城乡居民在经济收入方面有较大差距，在生活质量方面还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但是人的尊严与生命无价，侵权事件给人带来的伤害与痛苦是一样的。二是该条中“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前用了“可以”两个字，它体现了这种规定还不是太强硬。法律术语用词不同意义也不同，比如“可以”是说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还可以不这样，不那样，而该条文说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那么什么情形下又“不可以”呢？这里并未明确，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真正城乡“同命同价”时代已经到来。

三、出借人无过错则无责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出租、出借机动车发生交通肇事的车辆所有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审判实践中处理结果并不一致，谁是责任主体也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而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后，各种纷争终于有了定论，明确了机动车所有人(出借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就是说，车辆所有人出借车辆后，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责任方是借用人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原则上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只有在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反之，如果车主没有过错，则无需承担责任。那么出借人在什么情况下有过错呢？一是出借人明知借用人没有驾驶资格，不具备驾驶技能而借用车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借用人故意隐瞒没有驾驶资格，出借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应当在其过失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是如果出借人明知出借的机动车存在故障或某些隐患，事先没有向借用人说明情况，故意隐瞒机动车瑕疵真实情况而造成损害的，出借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出借人向借用人告知了车辆存在的故障或隐患的真实情况，借用人执意要求借用而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出借人应对赔偿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四、医患矛盾得到缓解

近年来，医疗纠纷不断升级，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医院越来越多地追求经济利益，公益性弱化，另一方面是人们维权意识不断觉醒，这样使原本在同一战壕与疾病斗争的医患双方越来越走向对立。前两年，福建省曾连续发生四起“医闹”事件，设灵堂、摆花圈、放鞭炮、围堵医院和医生……使医生不得不带钢盔上班。由于现行《民法通则》没有具体规定解决医疗纠纷的条款，全国各级法院一直都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审理医疗纠纷案，致使医疗纠纷数量逐年上升。

医疗纠纷如何赔偿标准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6-025-04

《希波克拉底誓言》有言：“病人必须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与医生合作”。 病人与医生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在治疗过程中一直持续，要想得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则需要法律的规制，既不能让病人的看病权利得不到保护，又不能让医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保护患方利益与保护医方利益，立法者的天平两端总是在不断倾斜，也正是这种利益的倾斜推动了二十多年来医疗法规的变迁。

一、我国医疗法规历史沿革与概况

我国医疗法规存在变迁的过程。从上个世纪80年代施行的《民法通则》到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还有数量不少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规定，条文众多，也存在冗杂与矛盾之处。

下面列举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

198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共9章，156条，是中国对民事活动中一些共同性问题所作的法律规定，是民法体系中的一般法。条文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些条文虽然明确了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但这还是比较笼统的规定，且只规定了物质损害，而没有涉及到精神损害。

2001年3月1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在民法通则基础上明确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解释第一条表明：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

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在这之前，赔偿只限于物质损害，而该司法解释出台后，精神损害也可以请求赔偿。这有利于充分保护自然人的权利，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有利于缓和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

2001年12月2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这是因为在医疗行为中，医方与患方资源存在严重不对称现象，医疗机构更为专业，拥有技术优势，掌握更多资源，让他们承担举证责任更显公平。

1987年6月29日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国务院颁布的一部专门处理医疗案件的法规，十几年来成为众多医疗案件的处理依据，但是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办法》越来越不能与时俱进，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在学界、实务界征讨下，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终于开始施行。与《办法》相比，《条例》有所改进，存在进步之处 ：

（一） 在医疗事故的定义上

《办法》定义为“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条例》定义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从两个定义的区分来看，医疗事故的内涵明显扩大，增加了医务人员为主体；具体指明诊疗过失的表现，即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二）《条例》明确了患者有权复印病历及其他有关权利

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

（三）事故认定主体的改变

医疗事故认定主体由卫生局组织变为由专家组成的医学会，这样可以减少行政机关的介入，使鉴定更为公正公平。这可以说是《条例》的一个重大变革。

（四）新增医疗事故赔偿章节，具体体现在《条例》第五十条

但《条例》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赔偿制度上，《条例》就有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不符之处，其第五十条（十一）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而司法解释并非如此规定。其次，虽然鉴定机构由卫生局组织的鉴定委员会改为医学会，做到了“去行政化”，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此举是从“老子给儿子做鉴定”变为“叔叔给侄子做鉴定”，本质上换汤不换药，反倒使卫生部门“金蝉脱壳” 。最后，由于医学会专家基本不参与出庭作证，就算鉴定人对鉴定结果有异议也束手无策。不少人认识到了这些弊端。2014年1月7日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意见》第五点提出“规范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保障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利”的建议，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制度会越来越完善，在妥善处理医患纠纷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条例》同时实施的还有《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前者将医疗事故划分为四级，其中一级乙等至三级戊等对应伤残等级一至十级；后者则详细规定了医学会的各种鉴定细则及专家选任原则，在实务操作中作用甚巨。

2004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详细阐述了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第二十条到第二十九条分别规定了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 以及死亡赔偿金，可以说当今实务界处理医疗纠纷损害赔偿的标准大抵沿用该司法解释。

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它在第七章明文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分别是第五十四条至第六十四条，而其他国家鲜少专章规定，可见此类问题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的频发以及立法者的重视。不少人说，侵权责任法的实施终结了我国医疗案件双轨制的现象，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二元化的现象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

二、医疗案件双轨制现象

医疗案件双轨制主要包括案由二元化、赔偿二元化以及鉴定二元化。 首先，就案由二元化来说，实务界往往将医疗案件区分为医疗事故责任纠纷与一般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事故责任纠纷只解决医疗事故，具体定义见《条例》，但并不是说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承担赔偿责任。而一般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则是指除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损害。

赔偿二元化是指医疗事故纠纷按照《条例》的具体规则进行赔偿，而一般医疗损害纠纷则是按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赔偿，这就可能出现损害严重的医疗事故受害人比损害较轻的一般医疗案件的受害人获得的赔偿更少这样不公平的现象。

就鉴定二元化而言，医疗事故鉴定需要医学会来进行，必要时可以委托中华医学会，而一般医疗案件则可以由法院进行司法鉴定。医学会的特殊性、官方性往往让普通民众望而却步，转而进行司法鉴定，因为医学会的专家组是由医院的医生组成，医生为了行业利益，在认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时可能会出现暗箱操作，存在许多不公正现象，很多患者的损害得不到赔偿，导致医患关系高度紧张，医学会鉴定的权威性不断下降，国务院原本想通过该条例的实施改善医患关系，但却适得其反。 那么，我国医疗案件双轨制是如何形成的呢？

最初，医疗损害赔偿以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办法》作为唯一的法律依据。199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李新荣医疗事故案作出司法解释：“《办法》和《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是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普遍适用《办法》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情况下，率先适用了《民法通则》来处理案件，该案的处理成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二元化”的雏形。

2002年4月4日，国务院制定《条例》取代《办法》，并于2002年9月1日起实施。《条例》从特别规定的角度解决了医疗事故这一特殊侵权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但对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未作出明确规定。同样，现行的《民法通则》对此也未作规定。因此，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上，是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应的司法解释，还是适用《条例》，法院陷入两难。2003年1月6日，最高法院为解决此问题下发了《通知》，其中规定：“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最高法院的通知从审判角度确立了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在2004年5月《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实施后，最高法院负责人就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再次明确了上述原则。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又专章对医疗损害责任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医疗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未给出具体明确的答复。笔者认为还是应当参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于是我国特有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二元化”法律适用现象和赔偿机制形成。

至于鉴定二元化，则是民众、行政部门与医学会的角力而形成的，前已述及。《侵权责任法》的实施是否能够终结二元化现象，尚需时间的检验。

三、医疗案件的损害责任与归责原则

医疗损害责任指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未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技术规范所规定的注意义务，在医疗过程中发生过错，并因这种过错导致患者人身损害所形成的民事法律责任。根据一些专家的观点，医疗损害责任分为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医疗管理损害责任、医疗伦理损害责任与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不同的损害责任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一个体系，由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构成。 医疗损害责任情况复杂，根据不同的情形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确定侵权责任是正确的。而《民法通则》只规定一个归责原则，较为单薄，不能很好地区分责任情况。

（一）过错责任原则

在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中，过错责任原则是基本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已有明确规定，对此无需赘言。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和医疗管理损害责任都必须实行过错责任原则，构成赔偿责任必须具备过错要件，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如某医学院在同一天需要对两个患者进行输血，患者A需要A型血，患者B需要B型血，医护人员因为疏忽将B型血给了A患者，将A型血给了B患者，造成严重后果。这起案件中医疗机构明显存在过错，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

在医疗损害责任中，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和第七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例外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或者无过错责任原则。首先，《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医疗产品损害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与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保持一致。其次，《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和第六十一条规定的未尽告知义务和违反保密义务的医疗伦理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四、推动变化的背后因素

法规的变迁折射出来的是利益的博弈。《民法通则》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生命权与健康权受到保护，《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明确了对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者的赔偿，由国务院卫生局制定《办法》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利牢牢掌握在卫生局手中，而卫生局作为医疗机构的上级管理机构，必不可少的会存在一些倾斜状况，普通老百姓就算对鉴定结果有意见，申请再次鉴定，基本对最后的结论没有影响。这里的医疗事故定义也较为苛刻，只有在 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且造成患者较为严重的人身损伤时才能进行处理。虽然《办法》从施行到其后的十几年间为处理医疗案件出了大力，但我们应当意识到这部法规较为偏向医疗机构。

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办法》已经不能与时俱进。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务院卫生局颁布了《条例》。《条例》较《办法》有诸多改进之处，前已述及。立法者的天平向患者倾斜，希望患者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护。但《条例》与《人身损害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相比仍存在诸多不利于患者的条文，可见立法者是想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虽然有些人说《侵权责任法》的出台结束了我国医疗案件双轨制的现状，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十多年来的“痼疾”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仅仅一部法律出台规范的情况下改变，其还是需要多年的实践与探索。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制度进行的改革是成功的，对保护受害患者的合法权益方面有重要作用。但是，对《侵权责任法》第七章进行全面审视，依旧存在不足之处。

（一）条文只规定“当时的医疗水平”作为医疗过失标准但没有考虑其他因素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却没有规定医院以及地区的差别，这样的做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侵权责任法草案》曾经规定了国家与地方标准，认为判断医务人员注意义务时，应当适当考虑地区、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但是在审议时删掉了差别对待的内容这是不合理的。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医疗水平差异大，适用统一的医疗过失标准是难以实现的，也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做法违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浙江高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医疗机构有无违反注意义务，应主要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操作规范所规定的义务，并适当考虑医疗机构的资质、医务人员的知识、技能等相应专业、资质及地区差异等因素。这是相较《侵权责任法》的进步。希望国家尽快以法律形式进行落实。

（二）医疗损害责任没有实行举证责任缓和

举证责任缓和，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因为原告某方面的障碍无法达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时，适当降低其证明标准。当原告证明达到降低的证明标准时就视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过后交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在医疗损害中，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在医疗资讯的掌握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医疗资讯几乎全部掌握在医疗机构一方，患者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对此，各国在处理医疗损害责任中不同程度地对患者实行举证责任缓和。如英美法的事实自证原则，日本的过错大概推定原则，德国的表见证明规则。当患者无法充分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但达到证明的最低标准时，法院即认定原告已经完成了举证。实行这样的举证责任缓和，有利于改变医疗资讯严重不对称对患者保护不利的局面，实现“诉讼武器平等”。 但是，我国的《侵权责任法》没有规定举证责任缓和规则，这对受害患者一方是不公平的。

（三）《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现行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备受争议。按照《条例》规定的医学会进行的医疗事故责任鉴定，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缺少公信力。而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医疗过错责任鉴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不认同。在立法过程中，各方都呼吁立法机关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基本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但被“实体法不规定程序法的内容”予以拒绝，没有作出规定。《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后，究竟是医学会进行鉴定，还是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者另行设立新的鉴定制度，不得而知，继续保持了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混乱制度，这是一大弊病。

五、措施与展望

党和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但如果医患关系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很大的阻碍。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与医疗服务能力、医疗保障水平的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对疾病的诊治期望与医学技术的客观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纠纷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闹医”、“伤医”、“杀医”等恶性事件。以下是几点改进建议。

（一）积极构建医疗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形成化解医疗矛盾纠纷的合力

当前我国已有三种医疗纠纷化解机制，第一种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第二种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出面调解，第三种是诉至法院请求司法判决。除此之外，全国各地都在尝试引入第三方调解，以浙江省为例，2010年3月1日起开始实行《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规定，市、县（市）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会），市辖区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医调会。医调会的人民调解员的配备和管理，由市、县（市、区）政府规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意见》提出：加强对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和培训，探索在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设立巡回审判点，便捷处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确认案件和其他事实清楚的医疗纠纷案件。

（二）规范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保障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利。当事人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围绕鉴定意见的程序、内容进行必要的陈述，接受当事人和法官的询问，增强鉴定意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有条件的人民法院还可探索通过网络视频远程听证等方式开展鉴定人出庭作证，为鉴定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提供便利和保障。实际操作中常常出现患者对医疗技术鉴定结果产生异议，希望请求专家出庭质证，但是专家可能会以来回不方便进行推脱，逐步探索网络视频远程听证有利于专家进行作证，是个很好的尝试。

（三）完善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

增加法院审判时的考虑因素。缺乏专业知识的当事人一方有条件的可以聘请具有专业医学知识的人作为专家辅助人，为自己提供专业的知识，就所涉案件提出专家意见。法院应当在事实基础上考虑是否听 取专家意见。专家辅助人制度不仅可以为诉讼中的原告提供专业知识上的支持，也可以适当改变法院只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就做出审判的做法。虽然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是医学会在专家组的谨慎讨论下做出的决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医学会专家的鉴定结论可能存在错误之处，当前我国法律对医疗鉴定有异议的只能申请再次鉴定，省级鉴定结论为判案依据，就算当事人对省级鉴定有异议也没有解决措施。如果法院仅凭专家鉴定意见就进行判案势必会对医患中的某一方产生不利。适当增加专家辅助人的专业意见作为判案考虑因素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圆满解决。

（四）严厉打击医闹行为

维护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对于发生医疗纠纷后，患方聚众冲击哄闹医疗场所，或围攻、殴打、侮辱、谩骂、威胁、纠缠医务人员或医方管理人员，严重妨害医疗机构正常的工作秩序，或出现伤害、杀害医务人员、毁坏医疗机构财物、设备等行为的，应依法进行惩处，触犯刑法的，应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给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等造成财产及人身损害的，可同时请求民事赔偿。这是《浙江高院和谐医患关系意见》中的一条建议，我们倡导理性维权，而非打打杀杀，只有这样医患双方才能建立起信任关系，朝和谐共处进一步发展。

注释：

《希波克拉底誓言》.

姜柏生.《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比较分析.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2（2）.

柴会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当休矣，南方周末.2010年8月19日 http：//infzm.com/content/49104/.

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曹涌，医疗损害赔偿法律适用“二元化”，江苏法院网，2013年5月8日 http：//jsfy.gov.cn/llyj/xslw/2013/05/08161937133.html.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归责原则.河北法学.2012（12）.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改革的成功与不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意见，2014年1月7日.

参考文献：

[1]吴思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进步与争议.法律与医学.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