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树立法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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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树立法治意识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 领导干部 法治思维 法治能力 国家治理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志在十报告中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入行动纲领，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相关论述是新时期党对领导干部国家治理能力的的基本要求，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升法治能力的新期望，是当前各级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行动指南。它不仅对领导干部的国家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以及行为准则等方面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意义重大。

一、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

按照党的十报告的基本精神，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法治思维强调的是对法治的理念态度，在思想观念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法治方式是行为准则，在操场执行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二者为实现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法治思维就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的逻辑分析法律问题和处理法律事务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就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具有用法治的要求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

一方面，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应该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法治理念，没有对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以及法律逻辑的综合思考与分析，是不可能形成法治思维的。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是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法律事务的处理的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求我们对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有清楚的理解，为准确适用法律奠定基础，同时还要有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法律精神。只有有了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具体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确定它们是否与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一致，进而才能决定是否应将之作为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依据。

建设法治社会，需要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需要社会各方面均衡发展，共同进步，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的提高。特别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法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最有力的保障，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普遍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主动地、积极地学习法律知识，自觉、认真地遵守和实施法律，成为学习法律、遵守法律、实践法律、维护法律秩序的重要力量。

如何树立法治意识范文第2篇

1、公民法制教育的普及率高与法制理念树立情况不容乐观之间的矛盾

在法律知识与法律理念普及的问题上，法律知识的获得并不难，难的是法律理念的树立和法律素质的养成。我们曾经认为普法就对法律条文的传授，所以在历次的普法活动中都只是注重公民学到多少部法律，记住了多少法律条文，而忽视法律理念的植入。我国这种“至上而下”的法律宣传方式是基于我国公民法律知识缺乏和法律意识荒芜的现实，这种大规模的普法“造势”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对法律感觉相对陌生的普通中国人的观念，让他们初步地领悟到了法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这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法律条文再背得滚瓜烂熟，而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对公民法律意识的树立和法律素质的提高也还是于事无补。

2、人民群众对法律知识的渴求与法律宣传内容、途径、手段过于单一之间的矛盾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各种矛盾也将趋于多发和复杂，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知识的渴求也将越加强烈。尽管我们的法律宣传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偏差，集中体现在：有些法律宣传并不贴近[本文转载自[人民群众，没有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对于与公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普法教育依然把教育老百姓如何履行法律义务放在首位，较为忽视权利方面的教育；法律宣传的形式仍然过于单一，依旧以传统的“摆（摆摊法律咨询）、讲（讲法制课）、赛（法律知识竞赛）、考（法律知识考试）”为主，而忽视了公众对普法形式需求的多样化。

3、全民法制观念、意识的不断增强与针对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普法还有差距之间的矛盾。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全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得到了明显增强，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但与此相对应，针对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的普法仍然有较大差距，少数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法律素质依然不高，在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执法方面做得不够，执法违法、执法犯罪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对社会法律秩序的严重破坏，使得一般公民对法律的信任下降，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固然这不尽是普法工作没做好的原因，但其中不少案件确实反映出少数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法治观念淡漠，社会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存在漏洞，社会法治化管理程度不高，依法决策和管理的意识不强。

二、如何解决上述矛盾，使法制宣传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努力的实践：

1、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树立现代法制观念、崇尚法治这一中心，在社会上真正树立起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权威

这里面的“渔”和“鱼”分别指的是法律制度、知识和法律观念、意识。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知识不能替代法律意识，普及法律应该涉及更深的层次，既要解决普及法律知识的问题，更应当解决法律素质、法治精神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是让人民群众自觉自动地学法守法的根本保证。为完成建设法治国家这一过程，必须树立法制观念这个核心。首先要倡导政府依法行政。政治活动应该倡导法治反对人治，坚持依法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根治权力腐败问题。同时需要人们用自己的行动推动政府行为受法制约。现代法治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和地位，强调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作为社会主体及法律关系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崇尚法治就是要着眼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来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社会行动和行为，自觉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重要性毋庸质疑。因此，我们要继续通过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重点学习宪法和基本法律，坚持把宪法的学习宣传作为普法工作的长期任务，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树立宪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基本观念，提高依照宪法和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的能力，实现由提高全民法律知识向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再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用法治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2、树立科学发展观，着力于公民法律素质的提高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其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也应贯彻和体现这一原则，要把提高公民法律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普法教育工作目标之一。在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上，应把满足公民的法律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加大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结合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往在普法内容的选取上，往往偏重于新颁布什么法律法规就一味地宣传什么；或是急功近利的氛围相当浓厚，出现什么社会问题就向百姓“强行灌输”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这绝不是我们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目的之所在。

普法不仅仅是“静态”的法律条文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更重要的是通过传递各种法制信息，使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们生活达到“动态”的法治普及。要承认和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对象人群的个体特征，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因为普法对象层次不一、需求不同、接受能力也不尽相同，因此，普法除了普及一些适用于公众的普遍的法律知识、法治思想和法治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层次、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群体等特点，在现代法律理念引导下，施以不同的法制教育内容。

与此同时，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应率先垂范。曾在一本书中看到这么一段话，觉得很有道理：“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办事、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秉公执法的行为就是最好的法制宣传教育，并且胜过上百次的说教。”对普通的百姓要让他们知道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而不是单纯地强调法律义务，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提升法律的权威和感召力，使人们能切身感受到法律在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变被动地接受法律教育为主动地学习法律，使学法成为人们生活的内在需求。从历次普法的实际效果看，宣教内容在过度强化实用性的同时缺乏其应有的针对性。理念的偏差必然导致普法内容的片面性甚至公民法律素养的畸形和社会法治环境的变异。普法教育要以适应于公众掌握、满足公众需要作为检验标准。

3、树立创新思想，创新普法宣传形式

形式创新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创新的实现手段，是实现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现实目标的保障。在以往的普法活动中，我们传统的“摆、讲、赛、考”等方式在一定的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公众对普法形式的需求多样化，普法不应该是单向灌输，而应根据受众的需要和心理特点开展普法，善于开发新颖的形式和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如何树立法治意识范文第3篇

一、村社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现状

（一）村社干部具备一定的法治思维能力

1、法治思维的认知方面

第一，对法治思维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在问到“你认为法治思维的本质是什么”时，选择“法律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分别占55%、41.2%、，选择“民主和谐”、“ 权力制约”的分别占11.4%和4.6%。可见，多数村社干部认同法律是平等的，认同法律代表着公平正义。第二，对法治思维重点的把握比较到位。在问到“你认为法治思维的重点是什么”时，63.2%的人认为“重公正”。可见，当前我县大多数村社干部对基层工作中的法治重点把握是准确的，有一定的认识。

2、法治思维的实践方面

第一，大多数村社干部具有一定的法治思维。在问到“你认为现在的村社干部有没有法治思维”时，76.8%的人认为有，认为基本有、基本没有和没有的分别是22%、1.1%、0.1%。第二，村社干部法治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在问到“你认为大多数村社干部在决策和处理问题时，是否运用法治的方式”，64.2%的人认为是。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村社干部能够认识到决策和行为要合法，但是实际执行的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3、法治思维的形成和培养途径方面

通过调查，对于如何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村社干部大都有明确的认识：在处理问题、做决策时着重运用合法非法思维方式；认为法治思维向法治方式转变需要注重法治依据，同时在法治精神、法治素养、崇尚法律等方面要创造条件；提高村社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的最大突破口在于深化改革，完善机制。

（二）法治思维能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1、对法治思维的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调查中，当问到“你认为村社干部应具备哪些法治思维（至少列3种）”时，有92.7%的人选择了“公平正义”，90.4%的人选择了“合法性”，58.1%的人选择了“责任后果”，选择权利义务和法官治权的相对较少。这说明当前丰都县大多数村社干部对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偏差，没有认识到现代法治的精髓。

2、实践中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问到“你怎么评价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时，有66.8%的人认为“一般”，认为“很强”、“很弱”和“缺乏”的分别占25.3%、5.9%、2%。

3、村社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存在较大的困难。在问到“你认为从传统的非法治的思维向依法办事转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时，有55.7%的人认为是“体制机制不够完善”， 还存在法律让位于政策和上级指示情况，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

二、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制约因素

（一）法治观念薄弱。法治作为人类的活动方式之一，必然依赖于社会主体的意识和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村社干部对法治认知出现偏差和实践中出现法律让位于情感、上级指示。首先，我国人治传统源远流长，在遇到纠纷和冲突时，不是用法律手段解决争议，而更多的寻找“权力”的帮助；其次，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伦理道德轻普遍规则”导致轻视法律的作用，对法律不存在敬畏之心；此外，“人治”陋习严重，信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

（二）法律知识欠缺。很多村社干部年龄往往偏大，文化素质大多不高，法律知识欠缺。他们往往将有限的时间花在学习实用性较强的业务知识上，对如何正确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则研究不多、思考不足。由于我国政治生活法治水平有限，在加上行政手段效率高，村社干部大都乐于选择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活动，在客观上造成法治方式“被搁置”。

（三）普法内容肤浅。普法考试缺乏系统性和实效性，偏重于村社干部掌握法律知识，法律学习停留在了解法律条文的层次，忽视法治精神和法治方法的把握。干部普法考试停留在对法律条文的死记硬背，远达不到把握条文蕴含的法治精神并提高法治思维能力的高度。法律知识要内化成人的法治思维，还需要很多因素一起产生合力。由于人治化权力恣肆的影响，村社干部把普法教育中掌握的法律知识转化成法治素养的成效就更加不容乐观。

（四）法治能力不足。部分村社干部认为法律仅仅是一种工具，是实现一定社会管理目标的手段，在想问题、做决策时依然习惯于传统的人治思维和方式，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水平不高。尤其是在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不足就更加凸显，不能做到统筹兼顾，灵活处置，以致事态恶化。有的甚至把法律仅仅用来治理老百姓而不规范、约束自己。对法律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弃之一旁，持随心所欲的态度。

三、提高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崇法精神。首先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要牢记”法不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在工作生活中敬畏法律，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特别是在处理与群众的矛盾和纠纷过程中要坚持这一点。其次，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思维。法治思维强调人信仰的是法律规定中蕴藏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增强法治理念。可以通过模拟法庭、旁听庭审、参观监狱、参与法律援助等法治实践活动、举办专题研讨班以及开通普法短信平台等方式增强村社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教育培训的重点要放在应强化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的教育与传播上，使法治思维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最终形成一种“解决社会问题，法治思维当先”的思维定式。

（三）强化法治实践。实践锻炼是培养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根本途径。村社干部要养成自觉的法治思维习惯，并将法治思维外化为法治实践，通过积极参与各种法治活动，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和方法思考、分析、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问题，以加快推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如何树立法治意识范文第4篇

陈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国家在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一次重大改革，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虽然法治的概念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可以追溯至古代，但是治理的理念却是现代社会的象征。不仅在治理的主体、治理的客体、治理的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体现了人类对社会、国家管理认识的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重大革新和重大飞跃，是对国家管理能力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也是新的挑战，对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顺应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也是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扩大开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的新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经济上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但从国家管理层面以及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来说，还没有完成从管理到治理的变革。因此，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我们党顺应潮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决策。

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是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要求，是执政方式的重大改变。那么，治理的基础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法治。法治不仅是治理的基础，也是治理最基本的一种方式。法治，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找到的最好的国家治理方法。具体包含四个层面。第一，法治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国家治理通过法治，可以避免人性的弱点，避免个人权力的缺陷以及人治中所具有的不稳定性。通过法治，可以对每个人的权利予以保护。同时每个人通过法律可以对其行为有一种预期，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才能真正使得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根本的保护，人在社会中才能充分地获得安定和自由。

第二，法治是对人权的保障。法治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护人权，法治的要求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应得到保护。尤其是当个人遭到公权力的侵害时，就必须通过法治的力量来加以保护。所以说，保护人权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法治，法治可以使每个人在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时变得强大，如果没有法治的话，个人的利益就容易遭受到肆意侵害。只有当个人的利益、人权在获得保护的环境下，人们才能在符合法律的框架下自由地生活、发展。

第三， 法治能确保公权力不越界。如何防止公权力的越界，防止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只能依靠法律制度来确保公权力在法治的轨道里运行，让政府能很好地运用规则进行社会治理。

第四，法治是治理的基础。从社会整体的稳定性上来说，法治确保了公权力在法律制度的轨道里行驶，它保证的不仅仅是公权力的不越界，而且还保证了公民的民主和权利，从而使得社会能有序地进行运作，这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的保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有专家曾提出，“社会治理”的本质是“社会治理社会”，您对这一提法怎么看？以人民为本位的治理思想，是否与法治的“限制公权力与保障私权利”核心要义相通？

陈旭：治理是事关一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重大问题。它是包含政府、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体系，核心内容是国家的管理不仅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而是需要实现有机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共同治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是从统治到治理理念的根本变化，是由原来的主要依靠政府单方面的管理社会方式，转变为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也就是说，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而是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自身，这三者在治理中都必须要很好的定位，从而形成良好的国家治理结构。在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发挥每个人的能动性，主动参与治理;如何让每个人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认为国家管理是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有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作用的。每个公民如果能够有很好的主人翁意识，就会自觉地遵守社会各种规则，国家意识、社会责任、公民意识就能大大增强，国家、社会与个人相互交融，使每个公民在参与国家治理中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确立人民本位的治理思想，在治理过程中，要把握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政府是主导。国家主要是通过立法、实施有效的管理方式对社会进行治理。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共治的分量上是不一样的，政府在其中是主导作用，是必须要予以重视的。因为政府代表的是一种公共权力，这是公民赋予的共同权，政府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去治理国家、治理社会。而且政府的职能不仅仅是法律执行的问题，还有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等，而这是任何社会组织或公民都没有办法去行使的。因此，政府的作用是为了保证国家的运行，它是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意志去制定、执行法律，去依法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在这一过程中它所实施的许多经济政策、行政手段，都是治理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所以，我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并不是要削弱公权力，或者是要把公权力降到一般的国家治理结构中与社会组织的平等位置上，而是要督促公权力、保证公权力在法律的轨道中行使，让公权力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才是关键。所以，第一个层面，国家治理结构中，政府的主导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社会是中坚力量。社会就像国家的稳定器一样，它通过大量的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社会组织和不同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形成了社会组织，其中包括中介组织、行业组织等。虽然国家制定了政策，但是许多管理都需要通过不同的行业组织、法人组织，中介组织，群众组织等来进行管理。像国外的一些经济组织，商会、行业协会等，它们对企业的合法经商、服务规范的管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根据政府的要求对社会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做了大量以前政府做的事情和政府想做做不了的事，而且它们是在社会法治的框架下运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公平。比如国外的一些企业行会，它们都有自己行业的准则，如果某一企业违反了准则、触犯了行规，就无法再在该行业里发展了，也就是说，企业的违规行为不仅是依靠执法部门的查处，而是在自己的行业组织里就会受到警告、开除企业资格等的处罚。这样，行业组织实际上就把每个企业组织起来，把它们纳入到法治的轨道里，依法、公平地进行商业活动。此外，大量的行业组织、中介组织，比如审计、财会、拍卖、交易等，它们在管理过程中，各项公平交易的规则也在其中，当许多商品交易通过中介组织去运行的时候，体现的也是社会交易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这些行业组织、中介组织还担负着许多参与社会管理的职责等。 另一个方面，在整个国家的管理中，还有许多大量的社会组织，它们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上等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针对不同群体利益的保护，对困难群体的帮助，以及在生活上、经济上、精神上给予的关心和支持等，都需要由社会组织来做。所以，如果社会组织一旦高度发育起来的话，它是能够支撑起社会的一般组织和管理工作的，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更有秩序地运行。因此，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组织发展起来、培育起来，让它们能承担起行业管理、社会中介、不同群体服务的责任来。

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同时，我们不仅要有序培育和发展，让其能够支撑起管理职能，而且要杜绝几个人成立一个组织，各企业加入交一点会费，成为一个“二政府”的现象。社会组织所享有的不仅仅只有管理的权力，而更多的是要承担社会的责任，他们必须承担起政府职能转变后的部分职能来。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不仅能改变目前政府包打天下、包罗万象的情形，而且还能有效保证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能有效保证国家法治的正常运行。社会组织不仅是参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治理的主体，这才是社会治理的共治概念。

第三，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基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提到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础，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治理。比如乡规民约，它是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制度下，依照国家规定，按照契约精神，社会的公序良俗，在一定领域或范围内借助公约、契约的制定和共同遵守实现自治。比如我们的社区管理，可以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对一些需共同遵守的事项制定契约，让大家在小区中自觉遵守，从而实现自治。比如现在的群租治理问题，我们可以采取自治的理念，让每个小区居民共同制定群租治理规则，并在个人的租赁合同中反映出来，让小区居民共同遵守。规定的制定可以细致，包括不得开设旅馆、饭店、不能违章搭建，以及遛狗、除草等各项内容。这样，就能形成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前提下，通过大家共同制定的制度约束行为，共同遵守。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小区里，都是被管理的对象，而没有管理者的概念。自治，就是要让公民成为治理的主体，这个概念要深入人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曾经去法国进行考察，在法国，法官对很多重大事情都有决定权，包括院长的推选、拍卖单位确立，都可以通过法官投票决定。也就是说，每个公民都有参与国家管理、社会治理的职责，我们可以大量运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契约、民约来治理基层，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比如在社区里，如果有居民违反了社区的规定，可由社区委员会向法院提出，由法院根据法律法规、社区规定进行裁定，这样，就能很好地把自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了。

记者：近日，中央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恢复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对此，您怎么看？社会治理与综合治理应是怎样的关系？

陈旭：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恢复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我认为这是将职责回归到了社会综合治理的职责范围中。我国在综合治理的实践中，对社会治理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做法和理念就是政府牵头，然后通过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共同对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治理，这个理念非常好，也有很好的经验和做法。但在新的形势下，应对社会综合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应转变原来停留在政府包揽的层面，把社会组织培育起来。比如2002年，我当时到政法委工作的时候，我们推进了社区矫正、青少年帮教、吸毒人员管理，通过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办法让社会组织去做，这实际上就是培育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的理念。但是，现在的许多做法还是更多地由政府包揽下来，由政府动员组织方方面面去治理，比如菜市场问题，就是由政府牵头，结合各部门各组织进行治理，这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治理的理念还是没有培养出来，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也没有纳入治理轨道，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因此，目前许多综合治理就出现了治一治就好，不治后又出来的现象。所以，这又回到了刚才我们的问题上，治理必须要把自治与法治结合起来，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同时，国家还要注意建立诚信体系，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记者：从您对社会治理的阐释中，我们发现，您非常强调公民自治和法治关系，那么，您是怎么看待社会治理的民主基础这个问题的呢？

陈旭：的确，社会治理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以公民为本，要发扬民主，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将人民群众的意志渗透在各个方面，包括立法、经济政策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的决定，都必须要有人民群众代表的参与，必须要符合群众的意志，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比如立法必须要由人大来通过，还有国家的重大决策，也是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就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把人民的意志集中起来，采取民主的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那么，什么是民主？民主不仅是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发扬民主的概念，其实也是统治管理的手段。民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和管理。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比如《宪法》的通过，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票通过，这是集中了更广泛人民群众的意见，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一个社会的有效管理是满足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是满足所有人的意见，满足所有人的意见的社会管理是管不好的，那也不是民主的概念。民主的本质是少数服从多数，让民主的理念在治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以一定的方式、一定的程序，真正借助多数人的意志来管理国家。

比如现在动拆迁的问题，可以通过民主治理理念来解决。举新加坡为例，在新加坡进行商业性动拆迁是被允许的，它通过政府首先向大家征询意见，让大家共同拿出一个改造方案，或改造成商业区或改造成住宅区，然后，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人同意，该方案便可通过。那么，拆迁过程中，可以通过商业行为的办法由市场解决，在取得当地居民的同意后，企业与居民签约，签约中也会遇到不愿签约的住户，但是，如果整个签约率达到了90%以上，那么，剩余的10%就必须服从。这个比例也是以法律文本规定下来的，而且这10%的动迁价格是90%的动迁价格的平均价，并不会因为其迁出时间晚而获得到更多的利益。我认为，这就是很好地运用了民主的手段，以公开公平公正解决拆迁问题。民主的概念，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把这个概念运用到社会治理中去，就能有效地避免许多负面效应的出现，让社会矛盾的问题得到解决。而在我们现阶段，对民主的理解，却多是停留在多听群众意见的理解上，而对于民主是统治的方式的这一认识还没有形成。

民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治理方式，民主的背后就是法治，法治是民主的有力支撑，他们的关系紧密相连。就像刚才新加坡的例子，民主的治理后面是有法律制度来规定的，当90%以上的居民签约了动迁合同以后，剩余的10%的居民就要强迁，而这个强迁是必须依靠法治的力量。而反观我国动拆迁问题，由于没有很好地运用民主的方法，就使得许多在拆迁中前面动迁的老实人吃亏，形成了“不闹不得、小闹少得，多闹多得”的一个非常坏的社会风气。试想，如果我们运用新加坡的这一90%的民主方式来治理动拆迁的话，是不是能很好地对付一些“赖着不走的人”？民主不仅要多听群众意见、充分讨论投票，而且要同制度、法律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解决大量困扰我们的社会问题。而且，从另一个层面上说，90%意味着五分之四以上的通过率，这可以说是高度民主，因为动拆迁涉及的是老百姓的重大利益，所以它必须是高度民主，而高度民主也并不是极端的一人一票，如果将一人一票极端化后会使民主的作用歪曲。要既充分发扬了民主，保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又通过合同的方式、民主的签约，公平公开、你情我愿地把民主与法治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问题得到解决。此外，契约有两个问题很重要，第一，它必须要在法律轨道里，不得超越国家法律;第二，契约自治的条例也需要法治的支撑，如果法律制度无法支撑，这个契约也是没有用的。契约能使法律的保护以较为简单的方式实现，比如如果社区有管理规定，违章建筑必须拆除，那么，法院就可依据社区管理规定和法律法规发出拆迁令，依法对违章建筑进行拆除。同样，封阳台、开饭店、群租等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依法解决。

记者：看来法治在整个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请您跟我们具体谈一谈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问题。

陈旭：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建设必须要树立法律权威和司法终局。法律权威是支撑治理的重要基础，法律必须无条件地严格执行，每个公民都要树立对法律的信仰，无论政府还是公民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首先是法律信仰，要有法律的意识。所谓“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即禁止”。这几年，我们的普法教育一定程度上来讲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一个社会，公民的法治观念，主要是看法治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威性，虽然现在普法中要求老百姓学法律条文，这虽然不是说没有用，但普法的关键还是要树立法律意识。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是法律专家，对于社会来说，公民所需要具备的是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律的信仰，而这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司法通过法律的钢性让人人遵守，这其中涉及的是法律意识、法律理念的树立，这不是靠学习法律条文就能解决，而是要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让法律起到维护的作用。

法律权威是否能树立还必须看司法能不能终局，也就是司法要能服判、接受。比如香港的占中问题，其最后是由被损害利益的人向法院提讼，由法院做出裁决，发令拆掉，这体现了很高的司法权威。在香港，律师协会有一个律师纪律惩戒部门，他们对律师的投诉进行审查，由惩戒委员会裁决做出处理，比如警告或者吊销执照等，如果律师不接受，可上诉法院，而最后还是由法院进行解决。所以说，司法要有权威，就必须要让判决无条件地履行。我们要树立一个意识，许多问题可以在法院寻找公正公平，现在司法改革，把过去的立案制向登记制改革，这就是对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了更深的认识，当然这同时也需要一整套的制度来维护。司法终局意味着任何诉求问题都可以到法院去终局，从而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这是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记者：那么，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上的重点是什么？应如何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陈旭：许多国家的检察机关是作为侦查主体而存在的，立案、逮捕、查案、是否都是由检察官决定。一些国家的检察官还是国家公诉人，不少国家还赋予了检察机关对重要官员侵犯民权的重大案件的查处的权力，包括重大腐败案件的侦查、公益诉讼等。但在中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它担负着对民事、刑事、行政整个诉讼的监督，具体来说包括对公安的刑事立案的监督，侦查措施的监督，对法院审判的监督，刑法执行的监督，以及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监督等。也就是说，它拥有一个很重要的涉及和关系到人民利益的重大的权力，比如限制人身自由、判决是否公正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严惩司法腐败。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也就是说加大了检察机关监督力度，加强了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和滥作为，包括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监督，是赋予检察机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比如公益诉讼制度，主要针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在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时，由于社会的公共利益比较抽象，没有具体的相对人，或者不敢或者不能提起公益诉讼的，由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成为诉讼主体，这说明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四中全会进一步扩大了检察机关的监督任务和监督内容，证明了检察机关在维护国家法治和推进社会治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检察机关在加强诉讼监督的同时，还要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特别是不作为、滥作为造成的对人民群众利益损害的案件的监督。这些都涉及确保公权力正确的行使，让公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的内容。从法律监督的角度来说，在治理上，检察机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确保我国法律的实施。

另一个方面，检察机关也是司法主体，其本身就有一个依法公正、秉公办案、公正透明的树立司法权威的问题，司法权威首先就是法治的重要内容，如何使每个案件都彰显公平正义，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在工作中有公民参与的意识，这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参与，包括对审判权、检察权的参与，以及参与的形式，比如对一些重大案件，对检察机关检察阶段终局的案件，是不是也可以像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一样多一点参与呢？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总的来说，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中有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加强监督;第二个层面是检察机关作为司法主体本身来说，要通过依法公正透明办案，树立司法权威，保障公正，公正是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第三个层面是在我们自身的工作中如何体现法治的理念、治理的理念，如何让公众更多地参与等。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检察权的监督，对检察权的正确行使的监督和制约，其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内容之一。

记者：社会治理需要树立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在树立司法权威方面有哪些制度设计？在当前的司法改革方案里有哪些体现？

陈旭：司法权威的树立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律制度。好的制度的设计是带有决定性的，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完全形成一套符合司法特点规律的一种法律制度。这套制度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司法权必须依法独立，由司法机关来行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实际上目前司法的权威性不高，司法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法律对司法权威的制度保障和经济保障做得不够，国家社会对司法机关的权威、必要的物质、环境的支撑不够。所以这次司法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财物的统一管理。第二，确保司法人员成为执法办案的主体，谁裁判谁负责，因为司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它要寻找事实，这就必须要通过司法人员，除了运用司法人员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求司法人员必须是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以及审查相关的事实程序，这样才能得出更接近客观事实的、最公正的判决。我们原来的问题是，一线的司法官员的权威性太低，许多一线司法人员都没有决定权，案件的司法行政化问题比较突出，层层审批，所以这次司法改革必须要回归司法人员成为责任主体，同时建立一套司法权运行中有效的监督资源和监督机制。第三，要解决检察官具有司法特点、符合司法特殊规律的司法培养机制。检察官的培育机制，必须是精英化的培养机制，检察官必须是具有高素质的精英人士，作为检察官就得终身办案，因此它必须走单独的序列，而不能走行政序列。它必须摆脱行政的上下级序列，走专业序列，每个检察官只要公正专业办案，就有一个很好的职业预期，这才是符合检察官成长规律的制度，才能保证公正执法。因为对于检察官来说，他没有行政上级，他的上帝就是法律。我认为，这是司法改革在树立司法权威上应有的三方面的核心内容，这是一套很好的顶层设计，以确保公正的司法建设、司法官的培养。

如何树立法治意识范文第5篇

1．个体公民是法治建设的内驱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仅仅依靠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全民的自觉参与。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来看，法律社会化程度普遍很低，法律难以从功利层面向更深层次的心理和信仰层面推进，从而造成了中国人法律生活的缺乏，使得法律不被社会的核心即社会大众所认同、接受和发自内心的服从，这便让法律很难为民所用，中国社会也难以真正实现法治。因此，法治难以真正实现主要原因便在于我国缺乏推动法治建设最根本的社会力量即个体公民自觉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即使有强大的外部力量的推动，也终究是乏力的。

2．个体公民的法治思想推动法治建设持续发展个体公民的公民意识、法治心理和法治态度以及他们的法律信仰共同构成公民的法治思想，而这种法治思想是推动法治建设的根本驱力所在。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评估古希腊政治变迁时所指出的: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而符合整体的基本精神，这终究是不行的。公民法治思想的提高和增强，才能确保法的永恒，才能树立起法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至上权威，才能促进法治的深层文化根基的形成，社会主义法治也才能成为社会现实。

二、个体公民的微法治环境建构

微法治环境是相对于宏观法治环境而言的一种法治环境，它与个体公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法治环境中直接影响个体公民的主要因素，主要由公民社会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思想构成。由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公民文化的形成都不能靠强制的方法，主要得靠人们自身在社会实践中去提高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转变法律观念和形成法治思想和公民文化，而只有建立和完善公民的微法治环境才能有效地引导公民积极的参与法治建设，形成公民社会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思想，有力的推动法治建设向前发展。

因此，个体公民微法治环境的建构，意义重大。从前面分析的我国法治现状和个体公民的法治心理和素质的现状来看，对于个体公民微法治环境的建构，建议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首先要健全民主机制在法治建设中，一方面应建立民众参与立法的有效机制，让民众真正身体力行的参与进来。人们往往对自己创造的东西感到骄傲，而对别人强加来的东西会产生反感，只有人们对法律产生一种主人的意识，才会真正信服法律。另外，按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产生的法被称作“程序主义法范式”，只有这样的法律，每个人既是立法者，同时又是守法者，才具有实质合法性。法律本身是合法的，才能让人们愿意服从。另一方面，应加强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在任何国家，政府在司法过程中都发挥着一种表率作用。如果负责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政府部门本身的行为都不合法，让公民如何信任和遵守法律，同时，政府行为一般是以公正的民主立法程序为前提，这意味着政府的其他权力也应受到人民的有效约束，而这两方面的实现都有赖于民主机制的健全。

2．注重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公民意识，增强公民文化公民意识是从法律规范走向现实法治秩序的重要桥梁。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才能使公民意识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为了提高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增强公民意识，我们须重视公民教育，为公民意识的形成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并将公民文化纳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之中。在公民教育和公民文化的建设之中注重强化社会成员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评判能力和认同感，从而极大地调动全体社会成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立理性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选择，并增强公民对民主法治社会的治理能力，这是加强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文化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