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老龄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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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老龄化的措施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日本 老龄化 措施 借鉴

一、前言

自从1970年正式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快速推进，目前已进入超老龄社会。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完成，少子化、单身化与老龄化等因素的叠加，日本高龄单身家庭数量快速上升，并逐渐形成了“无缘社会”中的“孤族”群体。又由于地域社会变迁、家庭结构变革和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瓦解，日本社会出现了高龄者“孤独死”的现象。“孤独死”又称“孤立死”，是指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独居者，其中以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居多，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为某种原因而死亡的现象，特指发病后没人发现而死亡的情况。这是全人类社会老龄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在日本尤为突出。日本的“孤独死”现象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剧，目前已成为日本众多社会问题之一，造成了不可估计的后果。

中国在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与日本相比，中国老龄化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是具有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等特点，且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虽然低于日本老龄化水平，但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当前日本老龄化水平。另外，城乡“空巢家庭”、农村“留守老人”数量迅速增长，中国的“孤独死”现象虽然尚未演变成社会问题，但是“独居老人离世”的新闻却屡见不鲜。由此可见，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中国同样经受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考验。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既有发展中国家才有的人口问题，也有发达国家才会面临的社会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日本政府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政策，并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形成了政府性与民间性相结合，以公助和共助为基础，社区互助和高龄者自助相协作的支援体系。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孤独死”的社会压力，而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和“孤独死”现象的预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日本超老龄社会的发展现状及分析

超老龄社会是日本“孤独死”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并且给日本社会经济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日本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高龄者数量迅速增长，同时家庭形态的变革，导致高龄者越来越孤立，再加上部分高龄者长期处于看不起病的贫困线上，缺乏医疗看护，这又使“孤独死”现象最终演化为一种社会问题。

（一）高龄者数量增长迅速，日本将在半个世纪内处于超老龄社会

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但同时，日本也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达到82.7岁，其中，男性为79.4岁，女性为85.9岁，由此可见，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主要原因是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死亡率的下降。截止2014年底，日本总人口为1.27亿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3190万人，占总人数的25%。另外，从长期趋势来看，日本将继续维持“少子高龄化”的发展态势，总人口将持续减少，老龄化率会继续上升。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这一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26.9%，2050年将创下32.3%的新高。也就是说，日本将在半个世纪内长期处于超老龄社会。

（二）高龄者医疗负担重，相对贫困日益突出

医疗负担重是导致高龄者面临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政府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28.9万日元，比前一年减少1.5%，仅相当于1994年最高时的八成，同时，社会老龄化问题继续加深，家中仅有65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数量和比例达到新高，占家庭总数的大约四分之一，从收入构成来看，日本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劳动所得，而高龄者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养老金等收入，另一项调查显示，有62.3%的高龄者认为医疗负担过重，基于疾病护理等方面的考虑，而不得不进行储蓄。

相对贫困也是导致日本高龄者医疗服务需求不能满足的重要原因。一项调查显示，进入高龄期后，日本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从全年龄段来看，女性的相对贫困率要高于男性，而且这种差距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大。最大差距出现在70～74岁年龄段，女性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为26.6%，男性为17.3%，两者的差距达到9.3%。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部分生活困苦的高龄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10年，因犯罪而被的高龄者有48 145人，约是2001年的2.4倍，其中大部分是盗窃罪。同时，为了安稳度过余生，许多日本高龄者宁愿犯罪而使自己的晚年在监狱中度过。

三、日本应对老龄化的措施

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时候，日本政府制定和完善了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种制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延迟退休年龄，发展老年产业，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优良的生存环境。

（一）就业和收入

确保老年人的就业机会，创造任何年龄都可以工作的社会环境。保证老年人到65岁仍可以利用其所具有的能力和知识被用人单位雇佣；支援中高年龄者的再就业，确保多种形式的就业机会。同时，日本政府确立并实行公立年金制度，由日本年金机构进行记录和运营年金，而且，为了确保老年人得到自己的合法收入，日本政府不断整备企业年金制度，完善退休金制度。

（二）健康和福利

日本政府不断落实针对老年人的看护保险制度，普及并开发看护的相关服务；丰富看护服务，确保必要的看护服务，提高看护服务的质量；对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提供支援政策。并且，改革老年人的医疗制度，指导老年人进行健康检查和保健项目，提供区域性的住家医疗，开创多样化医疗，完善周边配套服务；制定和实施地区福利计划。

（三）学习和社会活动

促进终生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确保学校有面向社会人提供高等教育、面向地区开放学校公共机能和支援劳动者进行学习活动的职能；鼓励老年人参加社区活动，丰富老年生活。

（四）生活环境

政府帮助老年人进行购房，同时增加公共租赁房屋的供给，满足老年人多样的住房需求，让老年人有安定的落脚点。推进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设施建设，改善现有的不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基础设施。

四、日本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老龄化社会标准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7%，而我国已经10.1%，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处于老龄化逐步加深的阶段。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模式，养老问题异常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

（1）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首先，政府应该制定和完善有关老年人的法律制度，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就能保障老年人的权利和利益，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2）增加老年人就业机会。政府可以适当延迟退休年龄，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迟退休年龄可以使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且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增加老年人福利设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重视以老年人为主的服务投资，使老年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提高生活质量。

（4）鼓励生育。缓解人口老龄化，主要方法就是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就需要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已经在变化，但是与人口危机的现实相比，还是滞后。因此，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形势，逐渐的放宽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才可以缓解老龄化社会危机。

参考文献：

[1]高强，李洁琼，孔祥智.日本高龄者“孤独死”现象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人口学刊，2014.

[2]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公报[R].2012.

[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R].2011.

[4]刘晓梅.我国社会养老服务面临的形式及路径选择[Z]. 2012.

缓解老龄化的措施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经济 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趋势，标志着经济与科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出现于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形之下，即未富先老，这和经济的发展并不协调。因此，如何保持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会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影响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人口、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所以明确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促进两者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1]。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一样都具有全面性、公平性与持续性等特征，其中，全面性指的是经济的发展务必要全面，避免片面、局部、单一的发展，尤其要预防只顾发展经济而忽视全面发展人口、社会的局面出现；公平性指的是不仅要在同代人之间实现横向的机会与权利公平，还要在当代与未来多代人之间实现纵向的公平，这一点在老龄社会里显得至关重要；持续性指的是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之间有一致的持续性，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来支撑，老龄社会就很难良性运行。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是辩证的关系，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只要深入研究老年科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就能实现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

（一）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承受能力

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本质在于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国家经济承受能力，以此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后盾，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国发展经济要重点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要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解决好经济增长效益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在保持经济以较大速度增长的同时凸显效益，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努力创造资本与技术优势，提高发展资本密集型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水平，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提升劳动力素质水平，因为经济增长要伴随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接受教育的程度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所以要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并重点对劳动者加强继续教育，尤其要培养其职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水平，且如果老年人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较高，他们在就业、保健、消费等方面就具备显著优势，这对减轻人口老龄化压力、协调发展经济有利。

（二）发展老龄产业，缓解人口的老龄化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深，发展老龄产业的迫切性愈加显著，对缓解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老龄产业发展宗旨在于满足老年人日益增加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提高其生活水平。老年队伍在持续扩大，老年人消费总额在GDP中占据的比重也逐渐递增，且老龄产业是比重较高的第三产业，它的繁荣对调节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份额有明显的作用[2]。在众多第三产业中，旅游业的潜力被认为是最大的，所以各地区要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等环境优势，针对老年人大力开发旅游产品，即银色旅游。可以提供符合老年人需求的老年旅游套餐，让他们在旅游期间吃当地的饭菜、住当地的民宅，使他们在感到温馨的同时降低旅游成本，从而吸引更多老年人旅游，提高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三）利用老年资源，变人口压力为动力

国家应加快开发并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让更多劳动力尚在的老年人参与发展经济，发挥出老年人的劳动潜力。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不但能帮助解决缺乏劳动力的问题，还能增创国家财富，将一些消费人口转化成生产人口，从而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转变成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要加强研究老年学，大力发展老年教育，让老龄化更健康。人口老龄化在中国还属于新事物，所以在老龄政策的制定、老龄工作的开展、老年教育的发展、老龄工作者的培训、代际关系的处理、健康老龄化的实现等方面都急需老年学的指导。所以只有加强研究老年学，才能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四）进一步完善老年事业发展预警机制

一方面，要制定完善老年事业发展预警机制的相关指标体系，包括政府投入、老年人生活水平、养老金收支平衡等内容；另一方面，要建立监测样本点，通过分层整群抽样，依据一级（东、中、西部）、二级（城、乡）、三级（好、中、差）开展三级分层工作，将社区作为基本单位，在省内最少抽取约20类样本社区或样本村作为监测老年事业发展的基本样本点，并合理建立评价与反馈机制。预警监测的结果不仅要面向全社会公布，还要及时反馈给地方权力部门，以便及时调整政策，为健康发展老年事业保驾护航。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老年人是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给予其关注、关爱。随着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只有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这一事实，并围绕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一中心，不断发挥党和政府具备的主导作用，凭借全社会的力量统筹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从而实现积极老龄化、和谐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目的，才能有效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

缓解老龄化的措施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影响；措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良好的人口环境，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压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制订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依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将60岁以上人口算作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的地区，即可看作是进入了老年型地区。2000年，我国步入老年型国家，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同世界其他国家大致相同，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龄化趋势明显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本国家或地区完成工业化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其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而我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出现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导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减少，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即被赡养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老年抚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为12.9%，1999年为13.5%，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到205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47.5%，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尽管少儿抚养比有下降趋势，但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赡养费用也要比少年儿童抚养费用多得多，因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提高，这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2.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和数量。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的老龄化最终将导致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年龄结构高龄化。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的是科学技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较小。而我国属发展中国家，多是以体力要求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不同年龄劳动力在体力、精力和适应力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和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影响扩大再生产。国民收入在分配使用额时分为积累和消费两大部分，积累资金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的增长，意味着必须压缩消费基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福利费用等消费基金的压缩极为困难，这不但消耗大量经济增长的成果、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导致积累基金减少，特别是生产性基金减少，影响扩大再生产，降低经济增长率。

4.引起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有着许多同青壮年不同的特点。老年消费群体的日益扩大，直接会引起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消费服务业的水平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老龄人口的物质文化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5.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老年人口因其体力下降、智力退化，必然导致自我抚养能力的衰减，而加重对别人的依赖，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目前，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照料老人的人力资源不足，大大弱化了家庭养老的能力。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发育程度的严重制约，现阶段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老年人经济自养能力不足，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基本上完全依靠子女，这将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老年人数的增加，给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消费水平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容易引起代际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制定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期人口发展规划。目前，我国总人口已达到13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执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保持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同时，在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城镇的总和生育率，使城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防止家庭结构“四、二、一”格局的出现，减缓城镇的老龄化速度，降低对老年人的供养系数。这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可以防止老龄化速度过快，推进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前到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极不协调。在2020年之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始终处在60%以上，虽然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在提高，但在劳动力的总量上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期”，大力发展经济，使社会财富日益丰富起来，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为适应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为此，我们要做到：（1）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2）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促进经济繁荣。（3）利用地域间老龄化程度的显著差异，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地域间的优势互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安老体系。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应根据老年人的自身特点，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照料服务体系、老龄政策法规体系，使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健全老龄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2）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和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多层次的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3）发扬我国尊老、敬老、养老的优良文化传统，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在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维系方面的作用。（4）加快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进程。针对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特点，大力发展社区服务，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将社区工作的重点转向为全体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护理、文化娱乐及其他精神慰藉的服务上。

缓解老龄化的措施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人口老龄化；影响；对策选择

随着中国老龄化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现象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不得不被世人所关注的新课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急待研究和妥善解决的日程表上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份报告表明：从2001年到2020年，是我国老龄化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每年我国将增加598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我国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中国将成为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国家。从这些形势严峻的现象中找到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缓解和解决这一现象的负面影响是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的。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转型，企业的改制，老年人服务业的发展滞后，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庞大老年人群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空巢”老人群体的不断壮大，社会养老的压力增加，国家对在社保、医疗，老年保健和老年服务的投入比重越来越大，总体来说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有以下三点影响：

第一，从人口经济动态模型结果显示：老龄化程度越高、上升的速度越快，其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慢；反之，老龄化程度越低、上升的速度越慢，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小，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快。

第二，老龄化与储蓄率和储蓄水平的关系。利用1978年以来有关人均GDP、储蓄水平、储蓄率、人口年龄变动等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和储蓄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的实证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储蓄率与老年人口比重变动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老年人口比重每升高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

第三，老龄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我国随着人口年龄结构步入老年型和老龄化的逐步加深，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呈一路攀升之势，预计2025年到2030年可超过国民收的10%，占工资总额可达30%左右，逼近或突破上述国际“警戒线”。然而此时距离老龄化峰值的到来尚有20多年的时间，足见问题之严重。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随着老龄化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快，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将消费掉大部分劳动产值。可是，我们与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经济比较落后，物质准备不足。如日本1977年成为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收入为4522美元，而我国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收入才800美元。在医疗卫生消费中，老年消费者占到大多数，相关资料显示，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我国老年人口迅速老龄化，造成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高速增长，给社会保障支出来带压力。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更加凸显了这些压力。

社会养老机制不健全，老年服务业滞后，老年人生活水平低下；老年人的就业机会较少，文化生活相对贫乏；婚烟、家庭生活等压力诱发老年人对社会的不适应，这些都极有可能诱发老年人犯罪，从而给社会稳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乃至全球来说是新时期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它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既然人口老年化不是可避免，且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利影响，选择相应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它的负面效应，做一些积极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一）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配套政策，确保所有人年老时都有足够的经济收入保障。党和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通力合作，通过制度创新和行政能力培训，努力提高老龄政策制定和贯彻落实的效率。真正解决老龄人口的实际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与时俱进，在深入推进改革的进程中，改革和完善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制度。

（二）加大投入，不断完善老年人服务机构。完善养老院、援助中心等机构和养老服务设施，由社区统一管理和服务。加强老年护理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目前，社区缺乏老年人护理的专业人员，应该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和聘用，以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三）加快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强大的经济保障。普遍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贫困老年救助制度，努力减少老年人的贫困，尤其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群体的贫困问题。提高对“五保户”经济供养水平，做到未雨绸缪。

（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倡导家庭养老和老年人的自我供养。广泛宣传中国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心。在城市实行“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主体”的养老模，在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全民养老尊老意识。

（五）注重对老龄化理论的研究，提高老龄问题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深入实际，加深对现实的理解，努力培养政策意识和政策思维能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时，要始终坚持社会、经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经济、社会、人口三者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陶立群.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EB/OL].中国城市发展网，2007-7-5.

[2] 张应立.人口老年化进程中的老年犯罪问题初探[J].吉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缓解老龄化的措施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去家庭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

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资助 立项号：2015SSCX068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年龄构成，在未来二十年，适龄劳动力比例将不断减小，家庭抚养比不断增高。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家庭收入减少、抚养负担过重都将给每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隐患。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群体年龄老化和规模缩小，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造成极大负担。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现象客观上扩大了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并且，我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结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未来10到20年，老年服务的市场需求将会相当庞大。

另外，维持劳动力的正常供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间接的影响当下就业率处于劣势的女性劳动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劳动力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影响其就业率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逻辑路径。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鉴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作为划分福利国家体制的标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责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还对针对女性的福利项目视而不见，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并不决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但国家提供的福利如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服务等都决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家庭。于是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更具性别敏感度的福利国家模型，其中为学界广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础上认为“去家庭化”通过减轻家庭的负担，减少个体对家庭亲属的依赖，进而寻求个体的独立[2]。

接下来探讨这个福利国家体系中的概念在我国的适用性。福利国家既规范了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也规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不属于福利国家，因为有着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国存在借鉴福利国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为欧美国家衡量其福利体制产出结果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并非福利国家，但随着我国养老、儿童等相关福利项目日渐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下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分工博弈愈发激烈，“去家庭化”这一西方福利国家语境下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对关于老人、儿童的照顾服务，以及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大小等问题尤其适合我国情境的解读。

所以，在我国“家庭化”可作为衡量政府和家庭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分工的重要概念，专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获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为个人带来风险和负担的场所，而不是个人获得福利和服务的场所。“去家庭化”则是指为了摆脱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负担，个人有意识地减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束缚。

关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标的拟定，由于我国统计数据较OECD国家稍显简略粗放，故在指标拟定过程中不能全然参照西方学者的测量指标2。本文在此考虑我国语境，对我国“去家庭化”程度从老年人这一维度进行定义。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体现为通过借助于老年服务产业，如养老机构等，能够减小老年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到何种程度。故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养老机构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以及养老产业支出占GDP比例等，作为参考指标。

2 人口老龄化现象影响“去家庭化”程度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失能老人数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趋向“空巢化”，致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整个社会养老问题愈发迫切。并且，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养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观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继续家庭养老存在问题。因此，作为家庭养老的替代，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即意味着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将不断加深。

本文以全国23个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并且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截面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以下为我国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

由数据可知，从单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庆，程度最小的为北京、上海；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可分为如下表三个梯度，从Ⅰ到Ⅲ，老龄化程度不断减弱。

其中，福建和广东“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区“去家庭化”程度虽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类差异并不显著。基于此，结合上文老龄化趋势梯度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预期，福建和广东地区老龄化趋势与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负相关。

北京和上海两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减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应降低。

四川和重庆两相邻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老龄化趋势处于中游的地区，整体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趋向于较低的梯度。

图 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针对以上几点，首先，探讨福建和广东地区与北京和上海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响结果相左的原因。由图2可知，虽然，近期该四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趋势，整体老龄化问题也比广东和福建更严重，而相应的为缓解老龄问题的老龄产业仍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广东和福建整体老龄化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流动性大的年轻人比例较高，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比重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较高，但是广东和福建相对与北京和上海，老龄化问题仍在发酵过程中，预期会愈发严重。

四川、重庆同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却比重庆高。这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城市老龄人口，农村老龄人口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较低，故农村老龄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会相对减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庆65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过两个百分点，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重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仅比四川高零点三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不仅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四川严重，在老龄化趋势上也更为严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较低。其二，人口构成存在差异。老龄化程度反映了地区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担家庭负担的中坚劳动力的比例。中坚劳动力比例越低，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越弱化，因为能够亲身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人数减少。故四川人口老龄化程与重庆相差无几，但是四川的儿童及老人的总抚养比比重庆高出两个百分比，这说明四川家庭劳动力负担更重，亲身参与家庭养老的比例更低，即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比例更高，相应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龄化程度中等的地区“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这恰好反映了虽然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多年，但与其配套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老龄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证明不同地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存在非同步现象。综上，人口老龄化影响了各地区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了整体“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实际数据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还受到老龄化趋势、地区人口结构、城乡分布等因素影响，这也反映出各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比较滞后，老龄化与“去家庭化”的正相关仍然不显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影响

女性就业情况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为劳动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二为女性个人的就业意愿。这两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响。

以往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龄作为划分，显少从劳动力所处市场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类型、数量与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女性劳动力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端劳动力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劳动力，而“去家庭化”在影响决定女性就业率的两因素时，对这两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对劳动市场需求的影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图3，一方面能够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创造大量适合女性的服务就业岗位，吸纳低端女性劳动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负担桎梏，削弱市场对女性就业的消极态度，进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的提高女性劳动力需求。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人已达1.38亿，占总人口的10.1%。对养老服务具有客观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万3。综合多个地区养老机构护理员配备比例，半护理和全护理的配备比例分别为1：5和1：3左右，但是，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其中，持有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人数不足2万，故需求缺口多达几千万。另外，关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意愿的诸多研究表明，“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降，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会倾向于机构养老。这就意味着对养老机构及护理员的需求只会愈发扩大。在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劳动力过剩的当下，如物流行业能成为农业和建筑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扩大了对女性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为女性中低端劳动力转移的新方向，将部分缓解女性的就业压力。

关于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笔者利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4测量行业社会经济地位，将所有行业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选取指数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个行业5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表，通过对该20个行业从业女性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变女性的家庭承担责任，由传统的家庭劳务承担者转换为家庭经济承担者。在此过程中，女性就业意愿对角色转换是否进行起到决定作用。同样，整个社会的“去家庭化”趋势也会影响女性就业意愿，进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趋势。因此，笔者就影响的可能，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即使需要承担“去家庭化”的经济成本，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就业。

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会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女性主动就业既是对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也是出于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养育责任对女性的束缚，缓解女性就业过程中来自于传统家庭责任的压力，处于更舒适的就业状态。

假设2：面对“去家庭化”的额外经济负担，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回归家庭，直接消除该经济负担。

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学历较低，并且家庭传统养育观念相对较重，所以与其通过外出工作来填补选择社会养老服务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缺口，该类女性更倾向于放弃工作，直接在家承担传统的养育责任，维持以家庭为主的状态。

假设3：当“去家庭化”需要的经济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起正向推动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着力推进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承担者选择“去家庭化”所需承担的额外经济成本。选择就业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购买社会养老服务之外仍相对可观，并且能缓解就业过程中来自家庭责任的压力，这将使女性就业意愿更加强烈。

针对以上几点假设，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对“去家庭化”需要承担的额外经济负担时，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的确存在不同选择。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倾向于对就业意愿没有影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倾向于有影响。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为经济负担会影响其就业意愿，这说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同样，有31.4%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仍然选择继续就业，这说明即使在低端劳动力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逐渐弱化其影响。

表5显示，当“去家庭化”给家庭经济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可承受范围内，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都会倾向于继续就业。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会选择不继续就业，其原因有“不认为服务价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围内”，“不需要出钱享福”等，多集中于传统观念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养老产业的价格预期不乐观。

表6可知，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可不亲身承担照顾责任能有利于就业的高达93.7%，并且多指出没有过多家务负担能缓解工作过程中的身心压力。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有39.9%的女性与该观点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担照顾责任与工作同时进行并不会造成困扰，并且认为工作之余承担照顾事项的“理所当然”。

综上，由统计结果可看出，结果与上文假设基本相符。在关于“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中，经济收入和传统观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无论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去家庭化”的趋势会对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起积极推进作用。

4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对“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女性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我国各地区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滞后于老龄化趋势。“去家庭化”程度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就业意愿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随着“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养老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缺口愈发扩大，而数据显示，各地区政府在引导女性劳动力进入该产业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对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虽然，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缓解女性承担家庭劳务责任的压力，整体上利于女性在就业市场保持良好状态。故无论从缓解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的养老问题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抑或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政府都需要加强我国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双薪家庭支持、市场取向的测量指标，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义和去家庭主义的测量指标。

3.数据来源：《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4.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社经指数SEI）是美国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设计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来测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其回归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职业的平均收人）。

5.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高的10个行业分别是：信息、咨询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水上运输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用品批发业；文化艺术业；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科学研究业；银行业和其他批发业。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低的10个行业分别是：木材加工业；农林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参考文献

[1] 金雅昭，《福利国家的第四个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东亚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学，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叶：《从性别观点看台湾的国家福利体制》，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钟晓慧，《是“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