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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方法
对照组新生儿主要由其父母对他们进行沐浴,每周3次。观察组新生儿在其父母的同意下,接受每周3次游泳抚触保健,具体方法如下:
1.1.1游泳前准备首先要控制好游泳室内环境,调节好室内与水温,室温一般在28摄氏度到30摄氏度左右,水温则在36摄氏度到38摄氏度左右。要保证新生儿游泳所用的水质干净、清洁,水深不能超过55厘米,为了能够让新生儿适应水中的环境,可以加入一些仿羊水溶质。要用防水贴将新生儿的脐部保护起来,同时还要根据新生儿个体情况的不同,为他们选择大小合适的游泳圈,且游泳圈的充气量不能超过90%,检查游泳圈有无漏气的现象。
1.1.2游泳方法在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后,首先将新生儿的衣物脱去进行淋浴,淋浴中不能将新生儿的头发打湿。在淋浴完成后,立即用浴巾将其包裹起来,从头往下,将游泳圈轻柔的套进他们的头部,将下颌放在下颌槽中,最后做好相应的固定措施。用一只手托起新生儿的颈背部,另一只手托住新生儿的臂部,自下而上的将其放入水中,婴儿自由活动,专业人员在旁呵护,协助婴儿肢体伸展活动,并主动给予轻柔抚摸,充满爱心地与婴儿说话交流。在整个新生儿游泳的过程当中,要对其神情、呼吸以及肤色等情况进行仔细的观察,并控制好游泳的时间,通常情况下新生儿每次游泳10分钟到20分钟便足够。出水后,要立即将其全身擦干,做好保暖,用络合碘对其脐部进行消毒,防止感染。
1.1.3抚触方法在抚触前播放轻柔的音乐,将新生儿,并借助婴儿油进行俯卧位和仰卧位的抚触,抚触先从头部开始,然后沿脸、胸、上肢、腹部、下肢、背部到臀部的顺序以国际标准手法逐步按摩。在抚触过程中,还可与新生儿进行交流,让其感受到温暖的情感支持,同时观察新生儿的反应。
1.2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新生儿的体重变化情况、排便情况、睡眠情况、首次喂奶量以及黄疸消退等情况。
1.3统计学处理本文所有数据对比均采用SPSS17.0,定量数据采用均数士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用t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分组时,两组新生儿的平均体重基本均等,对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28天后,观察组新生儿的体重明显重于对照组,且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参表1)。表1观察组与对照组新生儿体重变化情况对比同时,在排便、睡眠、首次喂奶量以及黄疸消退情况的对比上,观察组新生儿也明显的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参表2)。
3讨论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广东佛山 528000
[摘要] 目的 调查研究孕前与孕期保健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2012年2月—2014年8月在该院产科接收分娩的产妇1000例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产妇的一般资料,并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产妇在孕前与孕期的保健情况以及孕期是否合并有相关并发症的情况、新生儿的体重等进行调查,计算低体重儿、巨大儿的发生率,并分别采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因素回顾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结果 孕前保健咨询、孕前BMI、孕前吸烟或接触有害物质、孕周、妊娠营养情况等孕前与孕期保健情况是影响新生儿出生体重的主要因素(P<0.05)。结论 通过分析不同因素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针对孕产妇的不同情况,积极开展孕前与孕期保健对于降低新生儿出生体重异常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 ] 孕前与孕期保健;新生儿出生体重;影响
[中图分类号] R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5)08(b)-0197-02
[作者简介] 陈敏枝(1985.7-),女,广东佛山人,本科,住院医师,研究方向:妇产科。
作为评估胎儿生长发育以及新生儿健康状态,预测其未来发育情况与可能患病情况的指标之一,新生儿的出生体重在新生儿整体评价中占据重要地位[1]。新生儿出生体重异常不仅对母婴健康、安全等息息相关,还关系到新生儿未来的生理、心理、智力等生长发育情况,调查研究表明,新生儿的出生体重与其在生长发育不同阶段的代谢异常综合征、肥胖甚至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的发生都有一定的联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的生活理念的普及,优生优育的意识也越来越深入人心[2]。孕前与孕期保健也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该研究就2012年2月—2014年8月该院产科接收分娩的产妇1 000例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孕前与孕期保健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2012年2月—2014年8月该院产科接收分娩的产妇1 000例作为研究对象,产妇的年龄在21~4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3±2.1)岁。排除双胎或者多胎妊娠的产妇以及合并有精神疾病患病史、记忆功能障碍的产妇。
1.2 调查方法
采用自拟的调查问卷,以随机发放的方式,对产妇的基本信息(年龄、生育史、孕周),孕前与孕期的保健情况(孕前是否进行保健咨询及孕前检查、孕前体质量、是否为计划妊娠、孕前是否有吸烟酗酒或接触有害物质的情况、孕期是否接受营养指导等)以及孕期是否合并有相关并发症(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营养不良或过剩等)进行调查,并了解新生儿出生体重,将出生体重在2 500 g以下的新生儿视为低体重儿,出生体重在4 000 g以上的新生儿视为巨大儿。
1.3 统计方法
该实验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人口学特征和新生儿基本情况采用描述性分析,采用χ2检验影响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单因素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以logistic多因素回顾分析法做回顾分析,以α=0.05 为检验显著性标准。
2 结果
2.1 新生儿出生体重
参与实验研究的1 000例产妇最终分娩新生儿1 000例,男婴女性分别有551例和449例, 男女比例接近1:1,出生体重在1.62~4.50 kg,平均(3.24±0.42)kg,其中低体重儿53例,巨大儿115例,平均出生体重分别为(2.31±0.23)kg和(4.26±0.22)kg,新生儿出生体重异常发生率为16.8%。
2.2 新生儿出生体重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调查单因素调查法对孕前、孕期保健与新生儿出生体重异常之间的关系,可见产妇年龄在35岁及以上、经产妇、孕周在37周以下、孕前BMI在18.5 kg/m2以下或者在28 kg/m2及以上、未接受孕前健康咨询和孕前检查、非计划妊娠、孕前有吸烟酗酒或接触有害物质的情况、孕期未接受营养指导、妊娠期糖尿病、孕期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补充过剩等均为影响新生儿体重的主要因素,与对立面孕妇的新生儿体重异常发生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新生儿出生体重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对影响新生儿体重的因素进行logistics多因素回顾分析,可见孕前保健咨询、孕前BMI、孕前吸烟或接触有害物质、孕周、妊娠营养情况等为主要影响因素,见表2。
3 讨论
新生儿出生体重异常(低体重儿或者巨大儿)会使得分娩时产伤、围产儿窒息及其他不良母婴结局等的发生风险大大增加,甚至引起孕妇和围生儿死亡率[3-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我国孕前孕妇保健知识的广泛宣传,育龄女性在孕前和孕期的保健相关意识有一定程度的加强,但仍有孕妇因各种原因导致新生儿出生体重异常的情况。
该研究对可能影响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孕前、孕期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可见孕前保健咨询、孕前BMI、孕前吸烟或接触有害物质、孕周、妊娠营养情况等均为主要影响因素,孕前接受保健咨询的孕妇,对相关健康孕育知识的知晓率大大提高,有利于优生优育的进行。而孕前BMI(<18.5 kg/m2)过低体重儿的分娩率大大升高,孕前BMI(≥28 kg/m2)过高,则巨大儿的发生率大大增加。孕前吸烟或接触有害物质和孕周过低都可能引起。研究认为,维生素 A、Fe、Zn等浓度的升高可能造成胎儿发育迟缓,并引起新生儿出生低体重的情况,而Ca元素的缺乏和叶酸的缺乏则可能引起孕妇孕期贫血和胎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6-7],但到某些必须营养补充过多的情况下,又会引发胎儿发育过快,体重过重的情况,因而,孕期营养的缺乏或者过剩、营养不均衡都可能影响新生儿的出生体重。孕周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早产致低体重儿出现的情况,而孕前吸烟、接触有害物质则可能造成胎儿部分功能受损,畸形发育。在所有这些因素中,以孕前BMI的有关研究对多,梁素惠[8]的研究结果与该研究基本一致,其还对孕前BMI与分娩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BMI过高或过低的孕妇分娩低体重儿、巨大儿的几率增加,而相应的剖宫产率也大大增加。
事实上,孕前与孕期保健情况在某些方面对低体重儿和巨大儿的影响是不同的,该研究并未对其进行区分调查和考虑,这也是该研究不足之处,可以进一步进行讨论。
总之,通过分析不同因素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针对孕产妇的不同情况,积极开展孕前与孕期保健对于降低新生儿出生体重异常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1] 黄微,袁秀琴.新生儿出生体重影响因素分析[J].中南医学科学杂志,2013,4(14):36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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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冒志琴,汪之顼.孕前体质指数、孕期增重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J].江苏预防医学,2013,24(5):29-31.
[6] 黄薇.孕前及孕期保健对新生儿出生体重影响的研究[D].南华大学,2013,5(1):1-61.
[7] 张耀东,王志萍.2005年至2011年青岛市某医院巨大儿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J].现代妇产科进展,2012,21(9):689-692.
关键词:产后保健;产后恢复;新生儿健康;影响
本研究主要探讨和分析产妇产后保健对产后恢复及新生儿健康的影响,现具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随机选取2008年2月-2011年2月在本院生产住院的产妇116例,随机平均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58例;对照组年龄21―34岁,平均年龄(27.19±0.48)岁,顺产有35例,剖宫产有23例,新生儿阿氏评分7-10分,平均评分(8.12±0.57)分;对照组年龄21―36岁,平均年龄(28.26±0.54)岁,顺产有36例,剖宫产有22例,新生儿阿氏评分8-10分,平均评分(8.66±0.65)分。两组产妇年龄、分娩方式以及新生儿评分等基线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遵医行为较好者;患者或家属签订相关知情同意书[1] 。排除标准:孕妇;癫痫疾病患者;严重智力障碍者;感染性疾病者;严重慢性疾病者;心、肝、肾功能障碍者;不配合干预方案者。
1.3干预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干预,保持病房干净,给予心理关怀和健康饮食指导[2]。给予研究组产后保健干预:①情绪干预:医生应全面掌握产妇的心理和情绪状态,指导健康合理的饮食和正确哺乳方法,耐心为产妇讲解疑难问题,倡导家属加大关心和支持力度。②切口干预:对剖腹产分娩的产妇,医生要定时更换切口敷料,观察是否有感染、出血等情况,必要时给予理疗,同时尽量避免使用抗生素。医生还要告知产妇用高锰酸钾清洗会阴伤口,并提醒其注意自身清洁卫生,勤洗脸、洗澡。鼓励产妇多饮食米面、木瓜、鱼肉等营养丰富的食物,促进乳汁分泌和提高乳汁质量。③护理:医生应正确指导产妇穿戴胸罩,并配合定期按摩,保持排乳管畅通,另要求产妇在哺乳前后及时清洗预防感染发生。在产后半小时提倡产妇对新生儿进行哺乳,促进乳汁分泌通畅。
1.4疗效观察指标
观察干预后两组产妇恢复情况和两组新生儿不良症状情况。
1.5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8.0软件软件统计,一般资料应用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应用t检验,计数资料应用X2检验,当P
2.结果
2.1干预后两组产妇恢复情况
研究组产妇恶露消失、子宫恢复、感染消失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表1干预后两组产妇恢复情况(x±s,d)
2.2干预后两组新生儿不良症状情况
研究组新生儿黄疸、脱水和营养不良症状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表2干预后两组新生儿不良症状情况[n(%)]
3.讨论
本研究中,观察和比较对照组和研究组产妇产后的身体恢复情况,结果显示研究组恶露和感染消失时间及子宫恢复时间均较对照组更短,说明应用保健干预能够明显加快产妇的康复速度。与常规干预相比,分析产后保健具有如下方面优势:①医生提倡产妇做好个人卫生工作,勤洗澡及清洗隐私部位,能够使产后恶露现象尽早消失。②医生高度重视护理产妇的会阴伤口和切口,经常更换用药并结合产妇的实际情况积极给予理疗治疗,能够有效促进产妇子宫的恢复。③医生严密监测产妇的会阴处伤口情况,并要求在哺乳前后清洗部位,从而能够降低产妇感染并发症的发生率。
此外,本研究结果得出对照组新生儿黄疸、脱水、营养不良情况明显多于对照组,表明产后保健干预不仅能够促进产妇的产后恢复,而且有利于新生儿健康发育。分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实施情绪干预能够消除产妇在生产后出现的烦躁、抑郁等心理,从而避免不良情绪对脑垂体的前叶功能造成影响,减少催乳素分泌继而影响新生儿[3]。另一方面,医生建议产妇在产后及早母乳喂食新生儿,并为产妇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能够增加乳汁分泌量,从而满足婴儿新陈代谢需要。关于两组产妇心理健康状态,有待作进一步的相关试验进行验证和证实。
综上所述,产妇产后保健对产后恢复及新生儿健康的影响更显著,具有临床推广和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院选取150例窒息新生儿的病例资料,其中A组为50例早期干预的在本院出生存活的窒息新生儿,其中男童29例,女童21例;轻度窒息30例,重度窒息20例;均在出生的第7天开始进行早期干预,主要干预项目有父母的健康教育,生长发育监测,营养监测,早期教育等。B组为50例正常治疗的本院出生存活的窒息新生儿,其中男童27例,女童23例;轻度窒息33例,重度窒息17例;均在出生第42天进行干预治疗,主要项目有父母的健康教育,生长发育监测。C组为50例康复治疗的围产期窒息而出现发育障碍的儿童,其中男童33例,女童17例;最小的6个月,最大的6岁;脑瘫伴智力低下22例,智力低下15例,脑瘫13例,主要康复治疗的项目有药物治疗,弱激光光量子充氧自血治疗,营养指导,康复训练等。
1.2 方法:对窒息新生儿早期干预以及发育障碍保健康复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回顾性分析。
1.2.1 经济效益分析。对各组病例的两年内治疗费用进行回顾性分析。
1.2.2 社会效益分析。对各组病例的两年内保健次数、发育商情况行回顾性分析统计[2]。
1.3 统计学方法:数据结果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χ±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表示,两组之间采用χ2、t检验,以P
2.结果
2.1 经济效益。A组病例的平均治疗费用为(2029.8±152.9)元,B组病例的平均治疗费用为(1059.6±101.3)元,C组病例的平均治疗费用为(5286.8±215)元。三组之间平均治疗费用均具有显著性差异,C组的治疗费用花费最大。
2.2 社会效益。A组病例的两年内保健次数为(13.9±2.8)次,B组病例的两年内保健次数为(7.6±1.5)次,C组病例的两年内保健次数为(25.9±5.6)次。三组之间在保健次数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C组的保健次数最多。A组病例的发育商正常50例,比例100%;B组病例的发育商正常42例,比例84%;C组病例的发育商正常3例,比例6%。三组之间发育商正常比例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C组发育商正常比例最小。
3.讨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三组之间平均治疗费用均具有显著性差异,C组的治疗费用花费最大。三组之间在保健次数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C组的保健次数最多。三组之间发育商正常比例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C组发育商正常比例最小。当儿童已经造成了发育障碍再进行康复治疗,对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越大,同时会造成长远的影响,小儿的发育会出现严重的障碍,影响儿童的一生。所以通过本院的分析发现,因为新生儿出现不同程度的窒息,会直接导致发生不同程度的脑组织缺氧,引起各个器官出现不同程度的脑部损伤[3]。并以脑部循环的障碍为主要的损伤之一,会直接导致出现脑瘫和癫痫以及智力低下等一些各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和发育障碍。通过对窒息新生儿进行比较早期干预治疗,父母的健康教育,生长发育监测,营养监测,早期教育等,并加强对家长儿童智力发育的正确指导,可以显著的提高窒息新生儿的生活质量,可以保证儿童的健康发育。通过早期的干预治疗,可以有效的通过改善人类的生理机能,并不断的深化儿童的生存环境和早期教育。在2岁之前小儿的神经系统这一发育最迅速的生长时期[4],来促进其受损的大脑代偿功能的正常发育。对窒息新生儿进行早期的干预治疗具有比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降低了儿童出现致残和发育障碍的几率,对窒息新生进行早期的干预治疗,可以有效地提高、促进日后儿童的正常发育,是减少出现窒息新生儿日后出现后遗症的有效手段,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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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髓鞘碱性蛋白;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脑损伤;窒息;新生儿
[中图分类号] R72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2(a)-0029-05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myelin basic protein, erythropoietin recepto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after neonatal asphyxia
ZHANG Xiao LAN Haixia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ohhot 01005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among the serum myelin basic protein (MBP) and erythropoietin receptor (EPOR)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IGF-1) with asphyxial neonates. Methods Venous blood was collected in 74 neonates (hypoxia group) and 37 neonates (control group) within 24 h. The centrifugal supernatant was taken. ELISA method was used to assayed the serum levels of EPOR, MBP, IGF-1. Results Full-term asphyxia group serum MBP [(5.81±1.83) μg/L] and EPOR [(404.98±152.75) ng/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ch compared with full-term newborn group serum MBP [(2.57±0.77) μg/L] and EPOR [(269.58±51.36) ng/L] (t = 6.974, P < 0.01; t = 3.541, P < 0.01); serum IGF-1 [(36.29±11.43) μg/L] was less than that [(62.25±11.97) μg/L] in full-term newborn group (t = 7.529, P < 0.01). Preterm birth asphyxia group serum MBP [(7.81±2.38) μg/L] and EPOR [(338.85±104.64) ng/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erum MBP [(3.41±1.32) μg/L] and EPOR [(216.14±45.70) ng/L] in preterm group (t = 7.676, P < 0.01; t = 4.995, P < 0.01); serum IGF-1 [(26.99±8.65) μg/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serum IGF-1 [(52.56±15.36) μg/L] in preterm children (t = 8.262, P < 0.0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IGF-1 and MBP, EPOR (r = -0.694, P < 0.01; r = -0.489, P < 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BP and EPOR (r = 0.687, P < 0.01).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rapid response of EPOR, MBP, IGF-1 to the hypoxic-ischemic stimulus. It can be meaningful for assess the degree of hypoxia and diagnosis of cerebral injury.
[Key words] Myelin basic protein; Erythropoietin recepto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Brain injury; Neonates; Asphyxia
大脑是全身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对缺氧最敏感。如果脑动脉血流中断10~30 s,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将受到轻度损害;若血流中断3~5 min,大脑细胞将受到严重损害且较难修复;假如血流持续完全中断达30 min,将发生不可逆的损害,细胞坏死,功能丧失。因此,早期诊断新生儿窒息引起的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性疾病非常重要。若早期进行干预治疗,可明显减小并发症及后遗症的发生率。目前临床上对新生儿窒息缺氧等脑损伤性疾病的临床判断主要依赖于Apgar评分,影像学检查,血清NSE检测等。Apgar评分是国际上公认的评价新生儿临床状况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生儿的窒息诊断[1],有研究表明,Apgar评分的高低与窒息程度并不存在正比例关系[2],因此单依据Apgar评分来诊断早产儿窒息是不可靠的。传统的影像学检查对于脑损伤的检测使用已久,但是对缺血性脑损伤的诊断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近几年,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研究较热,为神经细胞、神经内分泌细胞内的一种γ烯醇化酶。但是中枢神经系统之外的一些组织或器官的病变或损伤也可引起NSE升高,如心脏损伤、严重软组织损伤、乳腺癌、黑色素瘤、神经母细胞瘤、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胆道阻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在一些正常人中也可出现一定比例的假阳性反应[3]。因此,单独检测血清NSE水平对诊断新生儿窒息特异性不高。寻找其他更敏感的检测缺氧脑损伤的检测因子或联合几个检测因子提高其诊断率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旨在探讨新生儿窒息后血清MBP、EPO-R、IGF-1的联合检测的意义,结合目前已有检测手段,或许可以进一步完善窒息缺氧等脑损伤的检测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组74例患儿均为2012年3月~2013年3月于第253医院及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住院患儿,按照胎龄分为足月窒息组与早产窒息组。足月窒息组34例,胎龄37~42周;体重2.5~4.0 kg;男婴16例,女婴18例。早产窒息组40例,胎龄32~37周;体重1.8~2.5 kg;男婴22例,女婴18例。根据Apgar评分及头颅CT和核磁检查足月窒息组及早产窒息组又分别分为轻度窒息组、中度窒息组及重度窒息组。生后1 min Apgar评分6~7分为轻度窒息组,生后1 min Apgar评分4~5分为中度窒息组,生后1 min Apgar评分0~3分为重度窒息组。对照组37例为同期出生无缺氧窒息史且Apgar评分为8~10分的新生儿,按照胎龄及体重分为足月新生儿组与早产儿组。其中足月新生儿组17例,孕龄37~42周;体重2.5~4.0 kg;男婴9例,女婴8例。早产儿组20例,孕龄32~37周;体重1.8~2.5 kg;男婴4例,女婴16例。均无严重感染、肝脏疾病、先天性畸形及代谢性疾病、染色体异常、母亲内分泌性等疾病。各新生儿组性别、分娩方式、胎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并经家属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 观察组与对照组均于生后24 h内取静脉血5 mL,室温静置2 h离心(3000 r/min,10 min,离心半径10 cm),分离血清,并分置于Eppendorf管中,-70℃冰箱保存待测。
1.2.2 检测方法 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法测定血清MBP、EPOR、IGF-1含量,试剂盒购自美国CUSABIO公司,测量范围分别为0.156~15 μg/L,47~3000 ng/L,7.8~500 μg/L。实验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MBP、EPOR、IGF-1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足月窒息组患儿与足月新生儿组患儿血清MBP、EPOR、IGF-1水平的比较
足月窒息组MBP、EPOR血清水平明显高于足月新生儿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6.974,P < 0.01;t = 3.541,P < 0.01);IGF-1水平窒息组与对照组比较显著降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7.529,P < 0.01)。见表1。
表1 足月窒息组与足月新生儿组患儿血清MBP、EPOR、
IGF-1水平比较(x±s)
注:MBP:髓鞘碱性蛋白;EPOR: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2.2 足月窒息组各亚组(轻、中、重)患儿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较
重度窒息组血清MBP、EPOR水平明显高于轻、中度窒息组(P < 0.01),中度窒息组血清MBP、EPOR水平高于轻度窒息组(P < 0.01、P < 0.05)。轻度窒息组血清IGF-1水平高于中、重度窒息组(P < 0.05、P < 0.01),且中度窒息组血清IGF-1水平显著高于重度窒息组(P < 0.01)。见表2。
2.3 早产窒息组与早产儿组患儿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较
早产窒息组MBP、EPOR血清水平明显高于早产儿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7.676,P < 0.01;t = 4.995,P < 0.01),IGF-1较早产儿组显著降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8.262,P < 0.01)。见表3。
表3 早产窒息组与早产儿组患儿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较(x±s)
注:MBP:髓鞘碱性蛋白;EPOR: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2.4 早产窒息组各亚组(轻、中、重)患儿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较
重度窒息组血清MBP、EPOR水平高于轻、中度窒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或P < 0.05);中度窒息组血清MBP、EPOR水平较轻度窒息组血清MBP、EPOR水平明显升高(P < 0.01)。轻度窒息组血清IGF-1水平高于中、重度窒息组(P < 0.01或P < 0.05),中度窒息组血清IGF-1水平显著高于重度窒息组(P < 0.01)。见表4。
表4 早产窒息组各亚组(轻、中、重)患儿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较(x±s)
注:与中度组比较,t = 4.892,aP < 0.01;t = 3.863,bP < 0.01;t = 4.855,cP < 0.01。与重度组比较,t = 5.830,dP < 0.01;t = 4.937,eP < 0.01;t = 7.592,fP < 0.01;t = 3.214,gP < 0.01;t = 2.733,hP < 0.05;t = 2.937,kP < 0.05;IGF-1;MBP:髓鞘碱性蛋白;EPOR: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2.5 相关性分析
对血清MBP、EPOR、IGF-1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IGF-1与MBP、EPOR呈明显的负相关(r = -0.694,P < 0.01;r = -0.489,P < 0.01),MBP与EPOR呈明显的正相关(r = 0.687,P < 0.01)。从三种因子的相关性关系可以看出随血清IGF-1降低,MBP及EPOR均升高,但二者升高的幅度不一致。
3 讨论
很多研究已经证明缺氧缺血引起的迟发性脑损伤以细胞凋亡为主,通常自缺氧缺血后6~12 h开始。在发生缺血缺氧的病理过程中,如果及时恢复血流可避免神经细胞死亡。但是在长时间的严重缺血缺氧后恢复血流反而加剧其损伤程度[4],可见及时发现窒息的存在并早期评估其窒息程度非常重要。围生期窒息引起的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是儿科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儿童时期如脑瘫、智力障碍、癫痫等的常见原因之一,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也降低了国民素质。HIE逐渐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尤其在早期血清学的检测上。现在研究较多的是MBP、NSE等,可作为判断中枢神经系统破坏程度的指标,对判断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及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窒息新生儿产后12 h血清NSE升高,第1、3天仍维持较高水平,轻度HIE患儿7 d后恢复正常,而中重度HIE患儿7 d后仍保持较高水平[5]。本实验通过免疫酶联反应检测EPOR血清水平旨在寻找一种较NSE敏感或可弥补NSE的潜在缺陷的检测指标。Nagdyman等[6]研究发现,窒息后24 h内血清NSE水平不能预测窒息新生儿的长期预后且存在一定的假阳性率[3]。张志敏等[7]通过结扎足月妊娠待产母鼠双侧子宫动脉制作宫内窘迫大鼠模型,发现新生大鼠脑组织内EPOR蛋白及mRNA在生后2 h内即迅速增加,且3 d内持续增加,7 d仍维持较高水平。EPOR联合MBP、IGF-1的血清水平,可能对于辅助诊断新生儿脑损伤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POR在脑内不仅表达于神经细胞而且表达于非神经细胞,介导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神经保护作用及抗凋亡作用。EPOR表达缺乏的鼠可以因选择性表达的EPOR而免受缺氧脑损伤,但是此种EPOR由造血组织控制表达而不是大脑的神经组织[8]。用NO培养神经细胞可诱导EPOR的表达,即使在没有外源性EPO存在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发挥其神经保护作用,使得神经细胞免受缺氧损害[9]。本研究发现围生期发生窒息的患儿生后24 h内血清EPOR水平较正常足月儿升高,这与Spandou等[10]、Chen等[11]报道的发生缺血缺氧时EPOR蛋白表达增加相同。不少实验研究[12-15]均表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血清及脑脊液中EPOR的浓度较对照组明显升高,血清EPOR浓度在24 h升至高峰,7 d EPOR浓度下降不明显,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这说明成人与新生儿一样颅脑损伤后EPOR的表达均增加,国外有研究证明神经祖细胞较发育成熟的神经细胞EPOR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16],但不能排除其他组织损伤引起的EPOR升高。组织、脑脊液以及血清中EPOR的检测水平在发生缺血缺氧后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尚需进一步研究。
IGF-1是一组具有生长激素样促生长作用、又具有胰岛素样调节代谢功能的蛋白。近年来发现IGF-1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起重要作用[17],与新生儿窒息病理过程、HIE发病机制均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胎鼠发育成成年鼠的各个阶段脑组织中都可检测到IGF-1且明显高于成年鼠[18]。本实验中,血清IGF-1在足月窒息组较足月新生儿组低,早产窒息组较早产新生儿组低,这与奚宝珊等[19]、Satar等[20]、Gazzolo等[21]报道相似。MBP是髓鞘蛋白的主要成分之一,在髓鞘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并维持中枢神经系统髓鞘结构和功能的稳定。生理状态下,脑组织MBP的含量很低,一般很难测出,当脑损伤病变累及髓鞘时,MBP可释放入脑脊液和血液中,导致其含量升高,故MBP含量变化能特异地反映髓鞘脱失程度进而反映神经组织病损程度,是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和急性脱髓鞘的有效生化指标[22]。本实验研究表明相同胎龄有窒息病史的患儿较同胎龄正常儿MBP、EPOR升高,IGF-1降低,且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国外有研究发现EPO及其受体(EPOR)在胚胎和中枢神经系统有表达,但胎龄越小其在中枢神经系统内表达水平越低[23]。这与本文检测结果相同。早产儿脑损伤主要表现为脑白质损害。早产儿由于其特殊的解剖生理结构,其脑损伤临床表现与足月儿有很大差别,在病因、发病机制、神经生理学等方面也有很大不同。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血脑屏障发育不完善,这些均可能成为早产儿MBP、EPOR高于足月儿,IGF-1较足月儿有所降低的原因[24-27]。也有研究表明低体重儿较正常出生体重儿IGF-1低或小于胎龄儿较适于胎龄儿IGF-1低[28]。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动态观测三个检测指标的血清水平,在不同时间点其三者之间是否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循,血清、脑脊液以及蛋白表达水平上三者是否也具有IGF-1与MBP、EPOR呈现负相关,MBP与EPOR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围生期窒息为新生儿高伤残率和高病死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常引起严重脑组织损伤,从而导致新生儿HIE和(或)新生儿脑室内出血(IVH)的发生[2],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早产儿IVH均是由窒息引起的。IVH是多因素的,无窒息组也可能发生IVH[2,29,30],由此看来仅仅依靠临床表现来评判有无脑损伤的Apgar评分也有其局限性。在国内,头颅B超、CT、MRI是目前诊断新生儿脑损伤的主要影像学技术。近年来,由于B超及CT的定位性差,诊断率低等原因,逐渐被MRI代替。日本京都医科大学H.Yoshioka教授研究发现HIE的大鼠在窒息发生24 h后,仅10%皮层神经元有缺血性损伤改变,2 h后70%以上的皮层神经元显示缺血性改变[31]。因此,MRI也就较血清检测因子在脑损伤的诊断时间上晚了一步。EpoR、IGF-1、MBP的联合检测对于脑损伤的辅助诊断可能具有一定的意义,协助早期发现脑损伤的存在,并及时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降低患儿病死率及远期致残率,对反映病情的变化趋势及判断脑损伤预后可能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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