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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五常” 学生干部
一、引言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悠久的历史传承,成为世界文化丛林中独树一帜的精神宝库。理论和实践证明,儒家思想中的优秀成分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一种特殊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恰当地吸收和运用这些资源,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学生干部作为大学生中的佼佼者,是建立在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是实现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领导者,同时也是贯彻落实学校关于学生管理的各项措施的执行者,是教师在学生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其作用不可小视。但是,目前高校部分学生干部在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上却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官本位”意识严重,脱离同学;工作作风浮夸,缺乏自我约束;工作能力不强,缺乏规范性;学习成绩不佳,理论根基浅;诚信意识淡漠,常常“失信于民”。下面就如何利用传统的儒家“五常”思想滋润大学生的心灵,培养和教育学生干部,更好地发挥他们作为学生群体中的领头雁、排头兵的作用做一论述。
二、“五常”思想在学生干部培养中的具体应用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调和社会矛盾、规范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先哲们对各种道德规范进行长期筛选而形成的。经过数千年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所包含的优秀的传统道德内涵和思想精髓就是儒家思想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五常”思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以“仁”培养学生干部的爱心
“仁”是五常的核心,是孔子和孟子等人在继承和发展“亲亲”、“仁民”、“敬德保民”、“忠厚”等仁爱思想的基础上概括提升出来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和价值取向。“仁”是一种博大的爱心,它要求尊重他人的意愿、促进他人的幸福、关心他人的疾苦,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我们应首先帮助学生干部树立“仁”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教育他们在工作中要注意三点:一是要团结同学,听取同学意见,真诚友爱相处;二是要关心同学们的切身利益,帮助同学解决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三是要以包容和宽容的心态对待每一位同学,尊重同学的个性。
2.以“义”培养学生干部的正义感
“义”作为“五常”之德目,是孔孟等人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以前社会中正义、公平、无私等思想的基础上概括提升出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标准。传统的“义”是人们内在的一种道德观念,是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原则。它强调主体对他人和社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并把它内化为自觉的道德义务。而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义”的思想有了新的诠释,传统“义”范畴中的“公平”,“正义”的意蕴得到了强化。我们应教育学生干部在工作中做到“义”字当头,时刻把握好“公平”、“正义”这两杆大旗,要坚决抵制社会上一些歪风邪气的影响。尤其在涉及到同学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一定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
3.以“礼”培养学生干部的规矩感
“礼”既属于“五常”又是“四德”之一,“四维”之首。在儒家典籍中,“礼”的含义有广狭之分。最广义的“礼”泛指典章制度,一切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仪式节文。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作为道德规范的“礼”属于狭义,它被视为全德之称,最高道德规范。而在现在社会,人们更喜欢将“礼”的原则与规范直接融入到律法当中,使现实社会中的“礼”更具有理性和操作性。在学生干部的培养中,我们既要教育学生干部恪守礼貌待人,尊敬师长,爱护同学的小“礼”,更要教会他们严守校规校纪,严格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开展工作,令行禁止,有效地调整工作步伐,把握好为人处事的大“礼”。
4.以“智”培养学生干部的求知欲
“智”的原意是聪明、智慧、知识。儒家将“智”列为“五常”之一,就赋予了它以道德意义,使之成为国人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智”德表现为,明是非、别善恶,它要求人们具有远见、预见,所要反对、矫正的是人们的愚陋。在儒家思想中,“智”的核心作用是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当代社会中“智”的含义也得到了扩充,知识和科技在其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信息技术和科技水平急速膨胀的今天,我们不但要注意培养学生干部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帮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更要督促他们学好科技文化知识,自觉学习、带头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而优良的学习成绩也有助于学生干部树立威信,更好地开展学生工作。
5.以“信”培养学生干部的诚实
“信”是由“允”、“孚”等范畴发展起来的一个道德范畴,作为“五常”之一,特指诚实不欺、遵守诺言的品德。“信”作为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就是诚实不欺,讲究信誉,信守诺言。学生干部在工作中,对于发现的同学中的重要问题和情况,及时向老师汇报,帮助老师做好问题学生的思想工作,这是“信”;对于同学犯得一些小的失误和错误,并不向老师“打报告”,而是积极帮他们改正,给予犯错误的同学改过的机会,同样是“信”,我们应帮助学生干部深刻领会“信”的内涵和精神,真正做到取信于民。只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学生工作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三、总结
儒家的“五常”思想中包含着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传承下来的优秀的传统美德和宝贵的思想教育资源,对于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的个人修养、道德品质、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价值。充分利用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将会对推动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和高等人才培养产生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康宇.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J].求实学刊,2007,(3).
[2]谭长福.高校学生干部培养探析[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3]谭长福.高校学生干部培养探析[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摘 要】社会工作作为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专业,它的价值和伦理都深深根植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社会工作专业本质的目标与中国儒家文化观念所强调的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相通的,同时,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婚姻制度、“天命”思想和“保民而王”都与人本主义思想相冲突。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吸收两者契合之处,借鉴冲突之处,达到稳定现有的社会秩序的宗旨。
【关键词】儒家思想;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社会工作本土化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
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主要的观点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儒家的“仁爱”道德原则,这是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即一定血缘关系范围之内的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泛爱众,而亲仁”。“义”实为忠信诚义,既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也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第二,“礼”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中国还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若是爹娘不开口,不经过媒人介绍,和自己喜欢的人私会,那么,社会人士都会轻视他,认为他不遵守礼教。第三,孟子的“仁政思想”,简单地说是要保民、重民从而维护统治。其目的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政治秩序,施政于民就可以得民心,就可以得到天下。他认为不能在贫富的关系上破坏既有的阶级制度,贫富状态要维持。第四,《礼记·礼运·大同篇》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缘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含义为:老人福利,就业服务,儿童福利,社会救助与残障福利。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曾经激励和引导着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去拼搏和奋斗。
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内涵
比斯台克在其1961年出版的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个案工作关系)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他认为:第一,尊严和价值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有不同的潜能,除了社会上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应被尊重之外,社会福利服务也应注重社会功能中人得潜能的存在;人具有实现其潜能的天生的驱动力和义务;人有与生俱来的动力和责任以实现其本能。第二,人文主义思想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它主张培养个性,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它坚持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创造和改变,人的潜能也得到发挥。第三,人具有选择的能力,并且由于其有自我实现的义务,他具有自我决定的权力,因而在完成自我实现义务的过程中,人应有自我抉择的权力。第四,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所有的人都有其基本的人性需要,自我实现必须通过潜能的发展和成长过程才能完成,基本人性需要的满足及和谐的成长,必须依靠社会所提供和保护的机会,才能到得到保障。
三、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之间的突出契合与冲突
(一)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契合之处。第一,中国儒家文化观念所强调的社会与人关系的和谐,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力求促进社会整合的观念二者是契合的。社会工作的目的是修复和修补社会中一些难以调和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所追寻的目标。第二,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修复和修补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或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的目标和宗旨实际上与我国长期所推崇的“礼”是存在着互补作用的,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和存在的。第三,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大同”社会的理念,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所主张的实现个人潜能的提升和推进总体福利进步是不谋而合的,社会必须建立和维持公正和和平的秩序,并且提供和自我实现有关的条件和资源,这强调的是社会对个体的责任。第四,儒家思想中的人世观所宣扬的人应该勇于承担各种属于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国家和家庭做出一定的贡献,这和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社会通过其个体成员的贡献有权利变富是有一定关联的。
(二)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冲突之处。第一,儒家思想中的“礼”与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中注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相去甚远。中国自古就有着各种制度和礼节的约束压迫着人们的尊严,这种规约自我、顺应社会的道德原则与人本主义的个人自由意志可以决定命运,个人努力可以改造环境是明显相悖的。第二,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 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的,然而社会工作的理念中所宣扬社会工作的目标之一是要探索并消除社会中由于性别主义所造成的女性痛苦,有更大的能力去追求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第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与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所说的人具有实现其潜能的天生的驱动力和义务是存在很大反差的,前者是对人的潜能的泯灭和扼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接受教育和被关爱的权力。第四,儒家传统思想中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时,父母之命是最终决定因素。这与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提倡人具有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和权力是冲突的,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有一定阻碍的。第五,“仁爱”与“博爱”。“仁爱”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就是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亲亲之爱。然而社会工作中所强调的“爱”是一种“博爱”,无论是乞丐、、罪犯他们都有权利得到世人平等的爱和保护。第六,孔子宣扬的“天命”思想麻痹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在遇到问题时不去勇敢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是逃避和隐忍。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专业,十分关注个人作为个体有权力用合适的手段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关系是社会工作本土化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 刘梦,张叶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13(6).
[2] 史铁尔,高桂贤.论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融合[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7,16(3).
关键词:儒家思想;旅游文化;耦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60-02
中国旅游业从改革开放开始起步,至今已有30多年。但这30多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完善,旅游者道德意识薄弱,不文明行为增多;旅游资源的破坏,浪费,不合理开发;旅游管理的缺失,黑导、黑社、零负团费等等一系列问题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缺失所造成的。我国旅游界对旅游发展的研究一直采用西方理论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理论思想应用的研究较少,而西方思维也许并不适合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旅游与文化是相辅相成、无法分割的。儒家思想的发展从某一层面来说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史,从春秋战国开始,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影响巨大。因此,我们可以把儒家思想应用到旅游开发与管理中,以传统文化来提升人们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意识,提高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管理者的文化素养,继而保证中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一、儒家思想核心概述
自春秋时期孔子始建立儒学,后有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为其思想继承人,开辟更多儒家学说分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思想。虽然不同的儒学者都有不同的思想主张,但究其主要思想核心,唯有“仁”“义”二字。
孔子最为主张“仁”,孟子最为主张“义”,后世大儒的主张也都是对“仁”与“义”的继承与发展。《论语》中“仁”是提到次数最多的字。“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君子修身养性的最终目的。孔子的“仁”是一种思想意识,更是一种行为约束条例。其以“孝”为根本,要求做到“先难而后获”“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恭、宽、信、敏、惠”,最终达到“杀身以成仁”。“仁”的含义广泛,没有确切的词句定义,但“求仁”的做法却有许多条框可遵循。“刚、毅、木、讷近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成为“仁者”是所有学者学仁、求仁的最终梦想。“仁者”不仅是在行为上遵礼,思想上至善,心胸上更是宽广、坦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仁者乐山,仁者如山,安稳、坦荡、超凡脱俗。这是孔子的“仁”,更趋于礼法,更趋于完美。而子思的“仁”则是更贴近于生活中的处世之道。不冒进,不退缩,以“中庸”为尺,遇事先衡量得失,有番计较之后再去做,稳妥为上方能成事,最终达到“致中和”。这是儒家的“仁”。自孔子之后,无论有多少儒者对“仁”进行引申发展,终究认同的一点是“仁”是至善的最高境界。
孟子最为主张“义”。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孟子则是捍卫、发展儒家学说的第一人。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则说“舍生而取义”。孟子的“义”是在孔子的“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孟子的“义”是“仁义”的“义”。并且孟子的“义”通常是与“利”辩论着出现的。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义”同样是种思想教育,教育人们为何做君子,如何做君子,教育君子如何做至善之人,最终得“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这就是孟子的义,少了一分约束,多了一分劝慰和洒脱。
后世的董仲舒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仁”与“义”占据前两位;朱熹编纂的四书中《论语》和《孟子》同样是占据了前两位。以此可见儒学者对“仁”与“义”的态度。诚如南宋文天祥所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仁”与“义”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
二、旅游的文化性
旅游的本质实际上是文化的展示过程。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从其食、住、行、游、娱、购六大环节来看,旅游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旅游有着深厚的文化性。食,也就是旅游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有最具特色的菜系和酒文化、茶文化等。菜系有鲁菜、川菜、苏菜、粤菜、浙菜、闽菜、湘菜、徽菜,每一道菜都是地方文化的缩影。当游客旅游到一个地方品尝当地特色菜的同时,也是品尝了当地的特色文化。酒文化与茶文化是我国千百年饮食文化的代表。
住,可以是建筑文化,也可以是酒店文化。中国古建筑被誉为“人类历史文化的纪念碑”,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主要类型有宫殿、坛庙、陵寝、城墙、园林、寺观、民居、亭台楼阁等。中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渗透着“天人合一”“敬天祀祖”的礼制观念,其选址与筑建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和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酒店文化更多体现的是现代文化和古今结合的文化,如北京的“中国会”经营者对古建筑群进行修缮,使外观具有明式官邸的气派,内部安放了古色古香的家具和艺术品,并巧妙地配上了现代化设施,如电视、激光唱机等[1]。
行,即是交通文化。旅游的主要交通方式有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在江南水乡,推开一排竹筏,游荡于水面之上,穿梭于深山之间,江南的山水秀色一定会深深缠绕左右。在特定的地方,运用适当的交通工具,体会独特文化,这就是交通文化。
景观文化可视作游文化。旅游景观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不仅体现的是旅游地气候、山水、地貌等自然特色,还有千古名句中的人文特色。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在观赏万壑争流、雄伟气概的庐山瀑布时,这首诗的意境一定会涌于心上,更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古人的诗情画意。人文景观是人类的劳动成果、历史文化的产物,它代表着民族的文化内涵,如南昌的滕王阁,飞檐翘角,丹栋雕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体现的是初唐吞并天下的雄伟气势。
娱,是娱乐文化,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参与的具有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的娱乐活动。例如哈尔滨的冰雪节,游客通过堆雪人、滑雪、滑冰、看冰灯或冰雕等活动欣赏着冰雪文化,了解着哈尔滨的风土人情。除此之外,一些度假村等会专门设置娱乐活动场所,如设置沙滩浴、冲浪、潜水等专项娱乐活动,旅游者可体验各种娱乐文化。
消费文化是旅游六大环节的最后一项――购。旅游者的消费观体现的是旅游主体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也体现出国家对民族文化的挖掘程度和旅游者对文化的接受程度。旅游者的消费行为更是某种文化的指向标,很多游客抱着购物的目的去香港旅游,香港被称为“购物天堂”,香港的城市形象定义为现代化大都市。从以上旅游的六大环节来看,旅游具有文化性是毋庸置疑的,旅游与文化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因而,从思想文化角度分析旅游,可以更好地发展旅游业,弥补现代旅游业的不足。
三、儒家思想与旅游的耦合性
旅游业并不只是旅游产业,不只是经济概念,旅游业还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当旅游资源上升为旅游资本,在逐利的本性控制下,借助产业化模式,按工业生产流程,把旅游资源批量生产成为“中国驰名商标”的旅游产品时,不仅对旅游资源造成了深层次的破坏,更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传统信仰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面对旅游资源的破坏、旅游管理的缺失等问题,旅游界采取的态度是走可持续发展旅游道路。对于可持续旅游的发展,我国很多学者都是从经济层面进行研究的,因而忽略了旅游的文化性,更忽略了中国旅游资源的一大特点――无论是人文资源还是自然资源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思想,“仁”与“义”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以其为基点,形成新的思维模式来分析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达到对这些问题更深层次的剖析。
1.旅游主体与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是一切旅游活动的中心,也是一切旅游现象产生的根源[2]。旅游者在旅游实践过程中,以自身的文化观念去开展旅游活动,不可避免地对旅游客体、旅游介体产生巨大影响。旅游者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更会影响到客源地区域形象和国际旅游的发展。而现今我国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出现最多的问题便是道德意识薄弱,不文明现象频发。2006年9月10日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公布了向社会征集、归纳、整理后得出的“十大旅游不文明行为”,如随处抛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吐口香糖;在车船、飞机、餐厅、宾馆、景点等公共场所高声接打电话、呼朋唤友;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赤膊袒胸,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卧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等等。旅游者不文明行为的出现是由社会、历史、生长环境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当然,主观因素――道德意识不高也有影响。“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以儒家思想核心“仁”的思想中“制礼”的思想作为提高旅游者道德意识的思想基础,从根本上杜绝旅游者不文明现象的出现。对此,旅游局可出台相关政策,来以礼教化旅游者,以礼约束旅游者的行为。如针对出境旅游的游客可进行前期培训,教授中国的礼仪与外国的礼仪;针对境内旅游,则可在各景点处设置“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杖者出,斯出矣”“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等字样的警示牌,以期旅游者可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约束好自身行为,从而形成客源地良好的形象,促进国际旅游的发展。
2.旅游客体与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活动是旅游主体通过旅游介体作用于旅游客体的过程,对旅游客体的参观、游览、玩赏是旅游主体活动的主要目的。旅游资源作为旅游客体,通过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而产生相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在旅游活动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而在开发过程中却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破坏。因此必须坚持边开发边保护、尽量降低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理念与子思的“仁”――“中庸”思想不谋而合。“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们喜怒哀乐的感情没有表露出来叫作中,表露出来合乎法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普遍准则,达到了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就发育生长了[3]。旅游资源的开发,既要挖掘其各方面的价值潜力又要不伤其根本。减少没有历史文化内涵和审美的人造景观,尽可能保持自然和历史形成的旅游资源的原始风貌[4]。这种开发原则既符合了“中庸”的思想又满足了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使儒家思想和旅游产业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旅游规划者可利用二者的结合,坚守中庸,不偏不倚,合理、适度开发旅游资源,保护旅游资源,挖掘其文化性,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终可保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旅游介体与儒家思想的耦合
旅游介体是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之间的连接体,从广义上讲,旅游介体就是以旅行社为代表的旅游企业和旅游管理机构、旅游协会等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对于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来说,最主要的是要做到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点出自《论语・子罕》,是“仁”的内涵。毋意,不主观臆测,不要过多地从投资者角度出发,要从游客角度出发,满足旅游者需求,关心游客所感兴趣的体验项目和旅游吸引物,保证旅游者的主体地位。毋必,不绝对肯定,要充分看到旅游经营和管理中出现的错误,针对四黑、零负团费等问题加大监管力度,出台保护政策和法规,保护相关人员的切身利益。“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看到自身错误,继而改之,才能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毋固,不拘泥固执,守成不知变通,要在借鉴别人好的经营、管理理念基础上,进行创新。我国游客服务设施建设并不完善,应在借鉴外国游客服务设施建设理念基础上,结合我国旅游特点和游客需要,创建独具特色的旅游服务中心。毋我,不唯我私利,发展旅游的最终目的是全面的社会效益,通过景点规划,在旅游者的旅游过程中,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每一座城市的独特文化,以文化为卖点,调节旅游业的均衡发展,使自然、人文相和谐,从而带动整个社会产业链的发展。
四、结语
旅游业具有扩大开放、拉动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能力,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才可以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儒家思想为理念支撑,以施仁、取义为目标,重视儒家思想与旅游业发展的耦合性,去糟粕,集精华,以文化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提高旅游产业各环节的质量。以中国传统文化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这必将成为旅游业高效、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喻学才.旅游文化[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2]夏赞才.旅游者道德建设[N].中国旅游报,2003-08-29(4).
1、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
2、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
4、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词汇记忆;分组教学;教师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5-284-02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儒家继承并发展了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自己也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儒家思想的本色。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展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人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对当代社会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其中庸思想,仁学体系,礼乐文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仁义之德为和谐之基
“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的思想范畴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携手并进,团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无沦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积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起基础性作用。
“仁者,爱人也。”《论语・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求,这就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身”与“克已”。在儒者看来,无“爱人”就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子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沧语・灵公》)意思是,一个力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声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二、“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
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对人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予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 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足“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足不讨’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不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三、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构建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 问的关系 ,使之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学而》。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意味着和合 、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巾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巾”,就是按“用巾”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也不是 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巾正” 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巾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解释为:“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巾和”一词的含义为按“巾”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荚的理想化状态。
《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徙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论语》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12).
[2] 《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