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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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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体育,体育思想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众多的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其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主流意识,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我国现代体育精神与儒家思想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是“仁”,历来主张修身养性,重视人、自然、环境相互之间的和谐统一,它将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强身健体等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体育文化思想融入在其底蕴深厚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中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内外兼修、文武兼备以及保健养生的观念对我国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儒家思想在传统体育思想文化中的体现

1.1重“仁”、“礼”的体育道德观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孔子的基本观念之一,其核心内容为仁爱、爱人、人与人相亲。“礼”是儒家的一种行为道德规范和基本的生活准则,是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贵贱、长幼、尊卑的一种秩序。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具有独特形态的思想文化体系。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儒家的体育教育思想也是追仁循礼的。 孔子在体育实践过程中也是“扬礼”的,教育学生“不知礼,无以立也”。 不遵守礼,就是大不敬,儒家思想中类似言语和行为准则还有很多。

1.2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思想

《论语・述而》曾记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意思是说,君子立志在道,根据仁德而游学欲于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之中。六艺当中的射和御就很明显的属于体育教学的内容。如颜元所倡导的“文武相济”、“兵学合一”思想,希望教育的人才德智体全面发展。儒家教育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类似于如今素质教育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

1.3仁者寿、内外兼修的养生观

“养生”,一直就是我国传统体育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仁者寿"的养生观点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养生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成为儒学体育思想的重要亮点。孔子认为在日常的生活中按照“仁”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就能够实现长寿。[1] 儒家思想注重修身养性,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神与形看做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些思想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活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通过身体上的锻炼活动,促进人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调身养息, “坦荡豁达”保持健康的心态、达到锻炼意志的目的。

2儒家思想在现代体育思想中的体现

2.1“自强不息”与“奋斗拼搏”的体育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 [1],这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正因这种奋发向上,拼搏,反抗精神, 对民族的凝集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融入了现代体育运动中,奥林匹克精神已慢慢渗入在现代体育思想意识中,如儒家思想倡导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对真、善、美的追求,把超越、进取、公平、团结作为一种竞赛原则,乃至一种竞赛精神。

2.2“正己”与“至诚”的体育道德思想

为了实现儒学中“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要培B出坚强的人格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提倡了以射习礼。孔孟认为射箭必须先要“正己”,就像射箭一样先有个“瞄准”的过程,尽管射者瞄准了目标,但仍有不中的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不要怨天尤人,应从自身找原因这个过程也就是“至诚之道”。在孟儒家学说里,体育的道德意义是自我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例如现代运动员们遵守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在比赛后的心态调整一样,都需要正己和自省。

2.3“团结互助”与“共同进步”的体育思想

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礼”与“仁”,现代体育传承了儒家思想体系中强调整体性,团结互助和友爱的思想,注重集体利益,顾全大局。比如现在的很多体育项目就十分注重团队的整体利益,在比赛过程中各位队员团结协作,更需要一种大局观念和团结互助的精神,体育参与者们能形成比较和谐的团结合作精神,为集体考虑,然后共同进步,这样的配合与协作在集体对抗性项目中显得极其重要。

2.4“大同世界”与“和平友爱”的体育思想

儒家理想社会的目标是“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大同理想的提出,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追求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和对社会不和谐现象的批判。儒家所倡导的大同世界蓝图与现代体育思想密切相连,前者通过个体的努力,共同实现大同世界的和谐社会,这与奥林匹克精神中追求世界和平与民族团结的核心内涵所属一致。儒家思想中有具体的实践措施: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等,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中以文明的道德行为方式,公平、公正、公开地参与比赛的精神不谋而合。反之,面对体育界滥用禁药,斗殴,贿赂等违反体育道德的不良行为,极力克制。正确借鉴儒家优秀的德育成果,培养人们的“仁爱、礼仪、诚信”等良好的道德素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结语

儒家思想中的体育思想观念仍然有着突出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我们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保健养生等体育思想文化的演进和发展过程中,都能够或多或少地寻找到儒家思想的存在,为中华民族的现代体育发展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营养。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养生保健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他派别的养生保健思想以及我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均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于促进现代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起着有利的促进作用。在当今的各种体育现象中,我们需要对经典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体现并利用儒家的经典思想,并赋予其新时代的精神内涵,使其在现代体育思想文化中得到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才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京龙.从《论语》看孔子的体育思想观念[J].体育科学,2012,32(1):77-80.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范文第2篇

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知道百家争鸣的基本事实,结合政治和经济史的内容,掌握百家争鸣的产生的历史背景、概况,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培养学生分析概括比较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分析“百家争鸣”出现的社会原因,认识到一定的思想观念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理解孔子的思想核心“仁”及精神内涵和教育上“有教无类”思想的历史影响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百家争鸣”是时代的需要,体会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境界和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重视民生精神,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重点难点】

重点: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意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和韩非子思想的主要内容。

难点:儒家思想形成的原因。

【教学建议】

1.结合初中所学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如政治、经济、阶级、教育)的史实,帮助学生认识“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

2. 百家争鸣局面形成意义的理论性强,适度引入材料,从政治集权、传统文化等方面,启发学生思考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3. 以列表的方法,从时代、主要观点、影响等方面,指导学生归纳孔子、 孟子、荀子的主要内容。

4.课后以百家争鸣为主题,编辑一期小报,让学生谈一谈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感受。

5。可以围绕 “你知道几位儒家代表人物”、“你知道哪些儒学思想的价值观” 组织一次调查和统计活动,以便大体了解儒家思想在当前的影响力。

【课前预习】

1. 儒家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思想即在此氛围中产生,并在吸收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发展成长起来。

过程:孔子——仁、为政以德、有教无类孟子——仁政、民本思想、性本善荀子——仁义、以德服人、性恶论、法治2.知识体系一、“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1.出现的原因:

(1)经济上大变动:春秋战国时期 崩溃, 经济迅速发展。

(2)政治上大变革:周王室衰微, 崛起,。

(3)阶级关系上:“士”受到各 的重用。

(4)思想上:学术逐渐下移,从“学在官府”发展为“ ”。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范文第3篇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1)汉律儒家化之历史背景

(2)汉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立法指导思想之表现

(2)律法方面之表现

(3)司法方面之表现(浅谈春秋决狱)

3、汉律儒家化之历史影响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1、唐初立法之历史背景

(1)随末唐初的历史背景对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响

(2)汉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对,注重民事立法完备(荀子之舟水之说)

2、唐律儒家化之具体表现

(1)立法思想方面

(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礼以维护家族纲常伦理·家庭财产支配权,连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

3、唐律在秋国法制史上的影响

(1)以礼为立法根据

(2)以礼为定罪量刑标准(上犯下,下犯上)

(3)以礼注释法律

三、在当今法制社会如何看待汉唐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既然说从汉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汉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据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汉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汉初七十年,统治者施行以黄老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的统治,终于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旧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调解基于人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各诸侯实力的强大,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蠢蠢欲动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更是愈演愈烈;针对这种形势,董仲舒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应以儒家经典《春秋》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礼治思想钳制社会思想和行为。另外,又结合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义》中“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之说。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不为重视的历史,于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董仲舒的观点被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也因而晋身于统治阶层中较高的位置,进而对立法、司法有着重大影响,也因此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或者说,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废格沮事”、“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等罪名,有一些是对皇权统治构成危胁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法律保护,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大臣颜异因此而被杀。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儒家思想中的“八目”相当重视内在修养,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针对保护皇权的法律就更是如此。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个人发展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作为重要的学说流派,一直在对中国人产生着影响,因此,很难去分析和判断中国人是更加偏向儒家还是偏向道家。儒家思想一直是以正统学说思想的姿态展现给世人,不曾游离于庙堂之外,始终被统治阶级所敬奉。但是,仔细观察过往的历史,道家也是如影随行的,统治者也会不时的依据道家的学说来制定国政,实施自己的统治。由于儒家的正统地位,人民大众大多以儒家的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道家的思想由于其出世、无为消极的特点,是游离于正统思想之外的。所以,在个人发展这一问题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儒家思想对个人发展的启迪

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思想主张以“仁”立心、立身。“仁”是孔子的哲学观点,是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仁”不仅是社会政治、也是个人修养和伦理道德的最高思想和标准,要以终身行之。践行“仁”的思想,就要求去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7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39它强调人要有包容性,要宽以待人,自己的内心要从仁出发,然后自己的行为举止是从内而外的去践行“仁”。“仁,内也,非外也。”[1]197人以“仁”立心、立身,就要求自己的所有言行以“仁”为最高标准,孔子曾经这样指出“仁”的重要性,“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1]38“仁”是君子品德的基础,在人格的塑造中,儒家特别强调人要具有君子般的品行,“君子上达,小人下达”[1]173,孟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205重视和做好个人的内在修养,是人生取得成功的基石。

在社会实践方面,儒家思想主张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儒家思想更加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让人清楚的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在反躬自省不断提高自我的同时,还要实现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实现从小我向大我的跨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236儒家向来强调内以修身,外以济民,要求人逐步依次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状态。儒家鼓励人们积极入世,在当今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世界里,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残酷的,局势瞬息万变,因此,我们更需要用儒家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二、道家思想对个人发展的启迪

在个人修养方面,道家强调人要效法自然、顺应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反者,道之动。”[3]98这里有两层含义:一,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是循环往复的。二,事物向着一个方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转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人生的处事态度也是如此,首先要认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然后按着规律去做事,不能走极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79通过自我修养,让人看清自己的内心、看淡世俗的物质利益诱惑,摒弃那些造成人性压抑的东西;同时,它又激励人们去争取人性解放、让人回归真我,追求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达到自我与自然的统一。道家的思想和自然的联系最为紧密,道家一派游离于世俗以外,崇尚自然,向往无拘束的的生活,他们大多远离庙堂,隐居于深山田野远离世俗的羁绊,更加突出小我。

在社会实践方面,道家主张“为而不争”的态度。“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3]150自然之道是利物而不害物,圣人的处事之道是施惠与众人而不与众人争利,道家要求人们要以一种崇高的境界和精神去处事,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的关系,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要达到共赢的局面,而不是极个别人的盈利。道家面对名利、得失有着独到的见解,“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德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3]103道家认为过分的对财富和名利追逐并不能带来自我成就的认同,这种不知满足的贪婪追求反而会造成坏的结果,“甚爱”是绝对不可取的。知足是一种大智慧,只有适可而止才能长盛不衰。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大体上构建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到了今天,各种思想潮流在不断地冲击着这个社会,但是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让我们难以和儒道思想割裂、分离,它们始终在影响着我们,我们的个人发展也无不受到儒道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和道家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两者虽有差别,但更多的是相互补充。既然是儒家的思想占据了主导思想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要不断的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不断地拼搏向上,不断的积极进取,从中获取正能量,这才是生活的主旋律。但是,天有阴晴、人有祸福,成功和失败总是伴随在人生左右。在人受到挫折失败的时候,道家往往能给人以精神抚慰,舒缓失利的痛苦,能够让人暂时忘却失败带来的苦恼,让人心理以安宁和平静。正如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中国人成功时是儒家,失败时是道家。

参考文献:

[1]杨伯峻.[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语文素养;儒家思想;语文教学;教育宗旨;优秀文化传统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君子”是孔夫子心中理想的人格标准。儒家以“君子”和“小人”为标准评判一个人的品格。读了《论语》我们就会知道,儒家所说的“君子”和“小人”有着丰富的内涵,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它。作为老师的孔子,他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教育自己的学生做君子不做小人。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这其中的贤者当然就是儒家所说的“君子”了,但我们不能说其他人都是小人,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的方向指向哪里?目标又是什么?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的方向应该指向人,目标应该是完善学生的人格,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宗旨。《论语》集中国儒家思想之大成。读《论语》,我们可以知道,儒家思想行两个核心,即“仁”和“恕”。什么是“仁”?孔夫子说:“爱人。”“爱人”就是“仁”。什么是“恕”?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仁爱待人,就是“恕”。儒家思想中的“仁”和“恕”,就是儒家教育的目标,即把学生教育培养成谦谦君子。那么,儒家描述的“君子”的具体标准又是什么呢?君子的第一个标准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君子的第二个标准是做一个有恒心的人。君子的第三个标准是做一个合群却不争不党的人。

孔夫子很谦虚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夫子把“仁”放在了君子之道的首位。什么是“仁者不忧”?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有一种仁义的胸怀,内心要仁厚,宽容、平和,不计较个人的小的得失,这样才能内心平静、坦荡,这样的人才配称君子。要做到孔夫子所说的“仁”,首先要具有一颗善良的心。以此反观我们的校园,情形又是怎样呢?

现在,我们从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或听到一个新词:“校园暴力”。“校园暴力”这个新词就真实地描述了当今校园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校园”怎么会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了呢?校园不是人们常说的是一方净土吗?关注校园暴力的人们是否想到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这是当今教育陷入了单纯追求分数,追求升学率,而忽视了对青少年学生的人性教育,忽视了对青少年学生人格的培养而导致的恶果。语文教育在日常教学中忽视了对青少年学生的语文素养的培养,对于这一恶果的产生也难逃其咎。我们在校园里经常会看到这些事情:同学之间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口出秽言或大打出手;同学之间发生矛盾动不动就纠集一帮人不是掂板砖,就是拿大棒,甚至动刀子打得头破血流,有时候连家长也会参战等等。老师们常常会问:现在的学生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心这么狠,下手这么黑?还有,现在的校园里,当面顶撞辱骂老师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更有甚者,个别学生或拉帮结伙或纠集校外人员将老师暴打-顿,一些学生会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敢跟自己的父母叫板。老师们感叹:现在的学生跟过去学生真是大不一样了。问题出在哪?答案很明白:出在我们的教育上。

要改变这一现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得慢慢地来,得有一个教育的过程。在这一个教育过程中,语文教育就可以充分利用语文的资源优势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了。“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得承认,在人的天性中,即有善的一面,同时也有恶的一面,而教育的作用,就是要扬善抑恶。我们的学生现在之所以表现得这么浮躁甚至暴戾,显然是教育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语文教育没有发挥真正有效的作用。儒家思想中的“善”,不是无原则的盲目的善,而是人们内心深处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的一种悲悯,一种隐忍,一种宽容。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就渗透着儒家思想的这种“善”。我们应该在日常的语文教学活动中,用儒家思想中的这种“善”指导我们的教学活动,从点点滴滴做起,培养和发扬学生天性中的善,抑制他们天性中的恶,使我们的学生通过教育成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如果我们的学生都能像整天都笑呵呵的大肚子弥勒佛座前的对联说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如果我们的学生都有了一副宽厚忍让包容的胸怀,“校园暴力”以及很多的不良现象就不会存在了。

用儒家思想指导我们的语文教学,我们就有了一个教学的高标。语文的工具性我们是应该重视,对中学生来说,它毕竟是一门基础课。但是,如果我们是以“以人为本”的思想作为语文教育的理念,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是以完善学生的人格,为学生一生的幸福做准备,那么,我们以该更加重视语文的情感道德的教育性和优秀文化的传承性的工作。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熏陶和引导我们的学生,使之人人成为谦谦君子,应该是我们的理想目标和追求的方向。语文,绝不仅仅是教会学生会说话、会写文章、会读懂别人的文章这么简单。

参考文献:

1.《论语》甘肃文化出版社

2.黄石公《素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

3.于丹《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