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思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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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思想的问题范文第1篇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是什么？

本专题的学习要点有百家争鸣、孔孟儒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和明清儒学的发展。在封建大一统的时代，主流思想含有主导思想意味，即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因此，所谓“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前秦时期产生，这一阶段的学习要点主要是百家争鸣。关于百家争鸣，一方面要了解当时历史发展的特点，百家争鸣中主要流派有哪些；另一方面要关注后来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吸收了先秦哪些学派的哪些思想。

例1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理论由先秦法家奠定，经汉朝儒生发展而成。这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 ）

A. 荀子、董仲舒 B. 荀子、孟子

C. 商鞅、孟子 D. 韩非子、董仲舒

【参考答案】 D

【解析】 此题考查的是对中国主流思想的理解。根据材料提供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是韩非子，而汉朝改造儒学的代表是人物董仲舒，据此推论，该题正确选项是D。

二、 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各时期的地位怎样？

从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再到明清思想家，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各时期的地位怎样？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是蔚然大宗、但不受重视；秦朝时，受到压制；西汉时，处于独尊地位；魏晋至唐，三教合一；宋明时期，进一步确立正统地位；明清之际，被批判继承，焕发生机。

例2 《史记》载:汉武帝时，“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该材料主要表明（ ）

A. 汉武帝广泛吸纳人才

B. 平民将相大量涌现

C. 儒学在民间开始兴起

D. 儒学地位显著提高

【参考答案】 D

【解析】 “天下学士”跟的是什么“风”？依据材料可以看出，是效仿公孙弘研习儒学经典。这说明了“儒学地位显著提高”这一政治动向。

三、 儒家思想在西汉时为什么能确立独尊地位？

儒学在秦朝受到压制，到西汉时为什么能确立为正统思想？我们可以通过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思考来理解：

1. 阅读以下材料并思考：董仲舒把什么思想融进儒家学说里？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经之通谊也。”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通过对材料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汉初儒学虽然大体承袭孔子的学说，但已吸收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阳尊阴卑，由此论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地”要服从“天”，“阴”要服从“阳”，“卑”就要服从“尊”，“下”就要服从“上”，“臣”就要服从“君”，这就是“礼”。由于皇权出于天命，是不可以觊觎和窃夺的，因而皇权的一切行为都体现了天的意志，所以，“礼”的主要原则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政治的“一统”要以思想的“一统”来完成，“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

2. 以下材料所论述的君臣关系有何变化？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论语》

“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为臣纲”。

――《春秋繁露》

阅读了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强调了等级名分、秩序，但是，并没有神化君权，他反对犯上作乱，但又否认绝对服从。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的。而董仲舒认为，君主是代虚无缥缈的“天”执政，完成“天”所赋予的工作。因此，当臣子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样一来，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董仲舒的新儒学改变了先秦儒家君臣关系的基本理念，发展了“礼”的思想，使之更适合了皇帝专制的需要。

3. 儒学在此时得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其次，董仲舒“天人关系”的理论实质是为了论证天君关系；再次，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把阴阳五行和儒家的等级名分主张附会在一起来解释封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样不仅有利于巩固君权，而且也维护统治秩序。

例3 儒家思想经过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以下言论最能体现其适应加强中央集权需要的是（ ）

A.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B. “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

C.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D.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

【参考答案】 C

【解析】 该题主要考查儒家思想的演变历程中代表人物的基本主张。A是孔子的言论，他主张为政以德；B是荀子的言论，他强调“德”的重要性；D是黄宗羲的言论，反对君主专制；这些选项皆非加强中央集权。C项是董仲舒向汉武帝的建议：那些只要不在六艺之列的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学说，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这一主张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四、 为什么说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

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问题，在教材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实际上，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

北宋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理学后来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关注的不仅用理学思想重新注释“四书”，引导读书人，这就是我们教材上提到的《四书章句集注》。他还编著《小学集注》，将教育从娃娃抓起，要求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要遵从“礼”的规范，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著名古代思想史专家葛兆光先生说：“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的著作就是《家礼》。”“朱熹对于自己提倡的理学原则如何进入生活世界是相当注意的，他反复强调这种原则在生活中的实现”，他以从众、从俗的原则修改孔子推崇的礼仪，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这种将儒学原则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保证了理学所确立的原则，真正深入了社会”，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南宋有相当多的通俗教育读本，如《劝孝文》、《劝学文》、《劝农文》、《谕俗文》等。如果说汉代儒学强化了君为臣纲，那么宋代的理学不仅强化了“君为臣纲”，而且使“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深入人心，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4 宋代，儒学家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人间的伦理纲常。这个新的角度是（ ）

A. 从矛盾对立转换出发

B. 从天人感应出发

C. 从万物本源出发

D. 从人的本性出发

【参考答案】 C

【解析】 宋朝时，儒学家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源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五、 儒家思想为什么能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

第一，从自身来说，儒家思想嬗变，能不断适应政治与社会变化；第二，政治因素：君主专制统治者的推崇；第三，教育因素：由上而下的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使儒家人才不断涌现，学术得以不断传承；第四，经济因素：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王朝社会与同样强调稳定的儒家思想相互配合。

关于儒家思想的问题范文第2篇

一、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

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裔学者和美国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中。杜维明较早提出了“超越启蒙心态”的问题，认为应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金则代替自私自利的原则，把“天人合一”发展成为“更为全面的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方面，他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存有的连续性”的概念，认为中国哲学的“气”是物质和思维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存有的连续的本体论”;他还提出了“儒学生态学”的概念。玛丽・塔克尔提出了“气”可以对生态哲学做出贡献的七个具体方面。[1]成中英提出，儒学是包容性的人本主义，在圣人那里，天地人在道和太极的本体宇宙论上三位一体，人是“自然的完成者（consummator）而不是征服者，是自然的参与者而不是掠夺者”。[2]罗泰勒认为，儒学关注人类与宇宙的内在关联，当人性得以实现时，“仁”作为人性之核心亦成为宇宙之中心。因此，“成仁”就是要超越人类自身，这是儒家生态学的根源所在;儒家的仁就是生态学。[3]

关于儒家生态哲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也有不少研究。布拉克雷（Donald Blakeley）分析了《论语》中的三原结构的动物价值论问题。艾文荷（P. J. Ivanhoe）认为《荀子》中有一种可称为“快乐的对称”（happy symmetry）的“清晰且非常有趣的环境伦理观”。[4]日本学者桑子敏雄认为，朱熹把人如何与他的环境宇宙相关的思想整合进了一个相容的系统。“这种整合不仅导致了对环境宇宙展现的结构的解释，而且导致了我们对一个困难问题的探究，即我们在何处定位最基本的价值，并且根据这一价值评价人的行为。” [5]艾周思（Joseph Adler）指出，宋代新儒家把“恕”拓展到自然界，使“应”（感应）具有了环境伦理的意义。其他如黄勇分析了二程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思想。[6]韦巴（Ralph Weber）研究了天人合一的“合”的形式，白诗朗（John Berthrong）则对“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把儒家关于修养和社会伦理的洞见扩展到新的领域”的八种设想。

二、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对生态哲学或环境问题展开研究。当时的讨论热点是天人关系问题。1992年，中国政府在主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里约宣言》上签字，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政治与学术话语。因为传统哲学的“究天人之际”的主题和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合，于是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的探讨。

（一）以“天人合一”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正如余谋昌先生所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作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7]学者们在研究儒家生态思想时都不能绕开“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季羡林、汤一介、张世英、余谋昌、牟钟鉴、陈来、蒙培元、李存山、柴文华、何成轩、胡伟希、陈国谦等学者都论述了天人合一含义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在1993年，牟钟鉴就著文，认为“天人合一”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天’或‘天地’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自然界’的概念，当然也包括自然界的神秘性和超越性;其‘人’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人生’，群体与个体都在其中了。因此，天人关系基本上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8]同年，季羡林在《东方》创刊号发表《“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1994年李存山发表文章认为，天人合一之“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接触与符合”;另一类是“客体就在主体之内，或客体是由主体的活动所产生”。[9]

陈国谦吸收冯友兰哲学思想，提出了“环境境界”的概念。他指出：“环境哲学是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形上学反思”;环境哲学的功用“是提高人的环境精神境界，使人的环境意识从人与环境的彼此分离提高到人与环境相融一体”。[10]张世英深入比较了中西哲学关于主客关系的思想，认为中西方各有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思想。[11]在90年代天人关系的讨论中，主张天人合一和主客的“互补”成为主调。

胡伟希则认为，“‘天人合一’这一古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自然与人类合一’的意思。”[12]他还指出，将“天人合一”的观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理解，认为“天人合一”的意思是提倡人类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这一观点“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并为传统儒学如何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前景。”[13]

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汤一介说：“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7]

（二）以生态伦理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导方向

生态伦理学，也称环境伦理学，“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际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把伦理‘公正’概念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的关心，道德‘权利’概念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过程，尊重生命的生存权利。”[13]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工业国家。然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已经蕴涵了生态伦理学的思想。随着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成为学者们所青睐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力图发掘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并探讨其现实意义。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从儒家传统的人伦概念中寻找生态伦理的意蕴。

“仁”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传统意义上对于“仁”的理解，学者大多关注于“仁”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随着对于儒家生态思想的深入研究，“仁”由传统的人的伦理扩展出生态伦理意义。王正平认为儒家“仁”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先哲从‘天人谐调’思想出发，确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是以生为道’，尊重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歌颂生命价值，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物我兼照’，‘衣养万物’，‘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的超我的仁爱观念，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先声。”[14]对于“仁”的生态意义扩展，是根据“仁”的人的伦理推导出来的。张永刚指出，“儒家主张‘天下归仁’，把万物作为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把原本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扩大到天地万物之中，维护着天地的‘生生之德’。”[15]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把自然的‘生’与道德的‘仁’等量齐观，使‘生’不仅具有宇宙论的意义，也被视为人类道德的根源。”[16]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以及围绕生态哲学问题发表文章多篇，对于儒家哲学的“生”、自然的目的性、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等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当然是有内在目的的。”自然的目的就是生生，是向完善、完美发展，故可称为善，善即是目的。人是自然目的的“实现原则”，由此他特别强调儒家的“为天地立心”“不是为天地立法”，而是对于自然的照管;是肯定自然生生不息的事实，把自然的生生不息作为价值，自觉地、主动地帮助自然实现生生不息的过程。[17]柴文华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儒家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学共同的思考客体;[18]何成轩也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当今生态伦理相吻合。[19]任俊华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表现为天道与人道一致的生态伦理信念，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念以及仁爱好生的生态伦理情怀。[20]

陈义军认为，“仁”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中心问题。“由于‘仁’内在天然地具有一种可以不断外推的特征和心理机制，‘仁’的实现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推己及人的过程，如此推衍，行‘仁’就不但要爱自己、爱别人，而且可以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这是儒学内含的由人道推衍天道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道德视野的一次革命性拓展。”他进一步说明董仲舒将“仁”扩展到爱鸟兽昆虫，无所不爱才是真正的“仁”，“从此，施仁的内在规定性便有了实质性进展，并且获得了生态道德的意蕴。”[21]学界有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赵媛、方浩范也指出， “儒家的生态道德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己及物的道德。它以‘仁爱’为基点，把人类社会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其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目的，首要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其次才是对自然万物的爱护和同情。……同时，儒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的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又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了使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把管理社会的原则推广到自然界中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爱的精神，在人与自然界中建立起协同互济，相互制约的秩序。”[22]

（三）以解读概念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要方法

学者们在进行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时候，主要采取的方法是选择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命题加以解析，从中发掘出具有生态意义的内容。

前文中提到的“天人合一”、“仁”都是学者们非常看重的概念，学者们通过对儒家思想中这些重要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释，从中找到生态思想的因素。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如“时”、“通”、“民胞物与”、“尔汝群物”等，学者们也做了解析。

“时”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儒家的“时”的范畴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孔子的“使民以时”，孟子的“待时”，荀子的“应时”都具有生态意义。“儒家认为‘天’即自然界有着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基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著名论断，即人类社会出现种种殃祸，正是有悖规律所导致的。尊重自然规律，当然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农业生产实践，儒家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等符合生态农业规律的思想，认为人们应该根据时节，即按照大自然的节奏、生命万物的节律以及四季来决定什么时候该‘取物’，什么时候不该‘取物’。”[23]

笔者曾对“通”这一概念，做了全面的解析，论述了“通”的生态意义。“通”的意义在于自然规律向生态规律的转化。“‘通’范畴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儒家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物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认识，由此使我们可以对天人合一获得一些新的理解，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生态一体性、相关性与依赖性。尤其是，人与自然的精神的沟通能够促进当今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时，能承担更大的责任。”[24]

可以看到，解读概念的研究方法就是选择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入。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研究互动得到加强。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在吸收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而展开。关于具体人物，如孔、孟、荀、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等都得到了研究。然而，儒家思想中还有许多有关生态思想的内容等待学者们去发掘。笔者认为，研究儒家生态思想不仅能够拓宽儒家思想研究的道路，重新理解儒家思想，有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新思路，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Mary Evelyn Tucker（玛丽・塔克尔）.气的哲学：一种生态宇宙论[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60-176.

[2] 成中英.儒家人格中宇宙论、生态学的三位一体[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79-197.

[3] 罗泰勒.民胞物与：儒家生态学的源与流[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39-57.

[4] 艾文荷.早期儒学与环境伦理学[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58-73.

[5] 桑子敏雄.朱熹的环境关联性哲学[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31-144.

[6] 艾周思.感应与责任：周敦颐与环境伦理的儒家资源[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M].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11-130.

[7] 余谋昌.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伦理价值[J].中国哲学史，1996，（1-2）.

[8] 牟钟鉴.生态哲学与儒家的天人之学[J].甘肃社会科学，1993，（3）.

[9] 李存山.析“天人合一”[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4）：12-20.

[10] 陈国谦.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J].哲学研究，1994，（5）：32-37.

[11] 张世英.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J].求是，2007，（7）：34-37，62.

[12] 胡伟希.儒家生态学的基本观念的现代阐释：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J].孔子研究，2000，（1）.

[13] 汤一介.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与当今的“生态问题”[J].国际儒学研究，第14辑.

[14] 王正平.“天人谐调”：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智慧[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12）.

[15] 张永刚.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情怀的现实观照[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16] 陈来.道德的生态观――宋明儒学仁说的生态面向及其现代诠释[J].中国哲学史，1999，（2）.

[17] 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柴文华.“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J].学习与探索，2006，（1）.

[19] 何成轩.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念与当代人类文明[J].哲学研究，1994，（5）.

[20] 任俊华.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3）.

[21] 陈义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初探[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8（3）.

[22] 赵媛，方浩范.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前沿，2008，（3）.

关于儒家思想的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国哲学 合法性 先秦儒家思想

“哲学”一词最早出自于古希腊，其拉丁语为 philosophia，即“philo”（喜爱）和“Sophia”（智慧），其含义是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译作“哲学”，1890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但在西方特别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其实，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本来不能成为问题，在西方许多哲学著作中，如1687年巴黎就已经出版了《孔子与中国哲学》，1716年莱布尼茨出版了《关于中国哲学的信》，黑格尔也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列有“中国哲学”一节，尽管他极力贬低中国哲学。由于近代西方的强盛和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和思维，他们提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古典哲学不具有体系的合法性的局限性思想。

中国自古就有追求智慧之精神，先哲们在寻求智慧的“道”，尽管没有引用“哲学”名称。但无论从体系形式还是研究探索的主要内容以及其特征、精神、本质、价值等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哲学的存在，而且更能关注人类与自然之关系、关切人生之价值。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思想极其丰富多彩，内容深刻精深。尤其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起着重要的影响，其所内容和形式完全可以证实中国哲学的存在和真实性。为了说明先秦儒家思想证实中国哲学的真实确切性，以下就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哲学的“合法性”的首要问题在于弄清哲学的确切定义及其研究内容

古今中外对哲学是什么探讨甚多，也是哲学家们最感兴趣却最为头痛的问题。每个哲学家都有着自己的界定。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是如此下的定义：“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以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地域，这片无人地域就是哲学。”[1] 梯利在其著作中说到：“只有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像，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2] 可以看出，梯利和罗素对哲学阐述是区别与科学和神学而言的，也就是说哲学不是纯粹的研究自然科学，如果那样，那就只能叫做科学；也不是一味地研究精神和幻想，如果那样，那就只能叫神学。哲学应该是研究人之学，是研究与人发生一切关系的存在之学，研究的是人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怎么样、人是什么样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么样去做等一切有关于人之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给哲学下了个界定：“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样学问叫做哲学。”[3] 黑格尔在其书中把哲学比喻成“庙里的神”、“厮杀的战场”、“花蕾、花朵和果实”、“密涅瓦的猫头鹰”、“消化和生理学”、“同一句格言”、“动物听音乐”。说明了哲学是灵光之学、批判之学、自我否定之学、反思之学、真理之学、体会情感之学、思维撞击之学。如此说来，哲学应该是人反思人自身之智慧之学，是人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学，所要研究的是天地万物从何而来、状态如何（宇宙论），人生在世应如何、该如何实现自身价值（人生论），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有思想（知识论）。 冯友兰 先生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把哲学研究对象界定为：“宇宙论——目的在求‘对于世界之道理'；人生论——目的在求‘对于人生之道理'；知识论——目的在求‘对于知识之道理'”。

综上而言，哲学的确切定义应是：哲学是爱智慧之学，是追求人生价值之学，关注人与周围一切之学问。所研究的内容应是：天地万物从何而来、与人关系怎么样（宇宙论）；人生在世应如何、归宿何在、价值何处（人生论）；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的关系，怎样提高知识、充实思想（知识论）。

那么，基于如此之定义和研究内容，中国哲学的正宗地位和真实合法性就是可以肯定而确切的，先秦儒家思想也以包含此内容证实了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

二、先秦儒家思想简述

（一）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论

人立于世，世界万事万物与人发生着各种联系关系。人类产生发展之过程中，便面临着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任务。众多思想家也试图从各方面来揭示洪荒宇宙之真实面目，先秦诸子百家也多有探索，儒家思想对此有着众多的思考和探寻。

《易传》关于宇宙论之基本概念是太极和阴阳。《系辞上、下》多有记载。《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阐述了宇宙之根本，万事万物之发生发展过程。以宇宙变化之大历程有所始，是为太极。太极几至极无以复加之义，指最高无上之本始。由太极而生两仪，两仪即是阴阳；由两仪生四象，四象即是四时；由四象生八卦，八卦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也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是自然中八项最显著的事物；[4] 是世界万事万物构成最基本要素。

孔子亦言天道，对宇宙之奥秘试图探索。《论语·阳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就是说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皆由于天意，天是一切之主宰。《论语·子罕》曰“天之将丧斯文夜，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八佾》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所谓天，认为此苍苍之天即生成一切、统治一切之最高主宰。一切皆此天之所生，此天对于一切有主宰控制之力。孔子的天之观念，可以说是由上帝之天到自然之天过渡。[5] 孔子可谓是中国宇宙论的先驱前导。

孟子也对天进行言道。《孟子·万章》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明与之。天与之者，浮浮然命之乎？曰否。天不眼，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也。”又曰：“莫之为而为之着天下也。莫之致而圣之者命也。”认为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便是由天决定。同时孟子还认为，天是人性之本命，天是万物之本原。

荀子论天之处甚多，并在儒家中最为特殊。他重的是“天人相分”，“明于天人之分，则谓至人矣”。在“天人之分”理论的基础上，荀子在《荀子·天论》中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天是自然之天，能被人所用。《荀子·天论》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荀子的思想确实超出常人，从自然的角度对于“天”的深刻认识，确实是难得可贵的。

在当时，儒家思想的宇宙论已经丰富，尽管当时还未系统，但诸先哲在研究人生之过程已经充分思考到宇宙万事万物之奥秘、人与自然之关系，乃为后来的宇宙论的发展提供了先驱之导向。

（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生论

先秦儒家着重关注人世、关切人生、关怀人情，对人生伦常之学探索最为丰富。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荀子曰重礼。义利、德力、群己之辩十分激烈。

孔子其人生思想核心在于“仁”，其基本思想就是人与人相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离人伦日用。从个人方面讲，着重讲个人修养，建立理想人格。推崇的是“忠恕”之道，推行的是“仁者爱人”的理想，遵循的是“克己复礼”的原则，讲究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于人”，遵从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追求的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目标。可以说孔子的人生论思想最具体系，内容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

孟子重内省，讲人的心、性。孟子主张性善“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说人性本有四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致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提出了人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从而解决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孟子重“养吾浩然之气”，其核心是“仁义”等道德观念，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重义、重精神修养，重人的主动精神。“尽其心者，知起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对人生论的思想突出了人的文化特性、社会特性。强调的是人伦、人性、人文。

《易传》在解释乾坤二卦时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赞扬“刚健中正”之道，鼓励人发扬自强不息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强调人们既要有刚健的“德行恒易，以知险”，又要柔顺的“德行恒简，以知阻”。《易传》倡导的这种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气质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子主张性恶论，“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于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而在人者，谓之伪。”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礼治体系，主张通过“化性起伪”的过程来使人向善，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提高了人的价值地位，肯定了人的自我发展可能性。

先秦儒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对人生论的看法，尽管在一些基本命题产生过不同看法，乃至出现过一些对立。但总的说来，先秦儒家在人性问题、人文关怀和道德本位问题以及人生修养问题皆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也深远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

（三）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知识论

先秦儒家最注重人生，尤其是人性、人伦、人文、人道。但论人论天都在求知之中，“闻道之方”也即是“致知之方”。先秦儒家皆论及致知之道，寻求“教化之路”，亦多谈知识论。

孔子极重教育，其致知方法之核心是“一以贯之”，而亦颇注重“博学之文”。可以说，一以贯之是第一原则，博学于文是第二原则。《论语》一书多次谈到求真知之方法和态度：“盖有不知而作之着，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子绝曰：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子罕》）孔子讲正名，重视近的名词之间的区别，注重使名实相应，使名符于实，实符于名。“必也正名乎！”、“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

孟子着重言及道德的知识来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在学思二者之中，比较注重思。孟子以为思是达到真理的主要道路。“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思是心的机能。由感官不能得真知。欲求真知，须反求于心。思，便得到真理，不思则不能。孟子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能尽量发明此心，即能知性，知性就能知天了。孟子的方法亦是一种直觉法。注重反省内求，用思的功夫，以自省其心。自省其心，以至于无不尽，便能知天了。[6] 孟子是主张由心的内省直觉以达到领会宇宙之根本原理、万事万物之根本知识。

荀子的知识论是中国文化的辉煌一页，其反映论和认知方法以及逻辑思想极其系统。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明确指出，人对于外界的不同事物的认识，都起始于人的各种感官所有的不同的感觉（“缘天官”），“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荀子·正名》）并认为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使“心”保持“虚壹而静”，要“解蔽”。荀子认为，“名闻而实喻，名之同也。”（《荀子·正名》）注重名实相符，着重研究了判断和推理的性质和作用。

“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荀子·正名》）荀子还指出当时逻辑谬误：“惑于用名以乱名”、“惑于用实而乱名”、“惑于用名以乱实”、“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之惑者也。”（《荀子·正名》）

《易传》和《大学》亦有关于求知方法的思想。《易传》的方法，以仰观俯察为初步，以穷神知化为至极；由现象的观察来获得事物之规律，从而探知万物之秘密。[7]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上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上》）“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也！”（《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系辞上》）

周秦之际的儒家所作之《大学》，颇注重致知，《大学》认为“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所谓致知在格物，在于求知必须与物之接触，必须实际去考察物体，方才能获得真知。[8]

先秦时期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儒家诸子的思想开始形成了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在整个先秦儒家思想中，注重探讨人生论问题，重的是人性伦理，寻的是人生价值。但在宇宙论和知识论也充分展示其体系的一面，可以说，先秦儒家思想为以后二千多年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示了方向。先秦儒家思想所包含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内容极其丰富，完全体现了哲学所在。

三、先秦儒家思想说明了中国哲学存在的真实确切性

哲学应是研究人类之智慧，关注的是人所处的世界怎样，关心的是人怎样生活，关切的是人如何完善自己。正如罗素所说：哲学是区别科学和神学的，哲学是大智慧，其价值在于是给予人们对生活的挚爱、对命运的关切、对境遇的思虑、对未来的期待。

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神学。如果依据科学研究来确立哲学体系的标准，依据科学的体系来核实中国哲学的“合法”与否，则是非常荒谬的，荒谬之处在于没有充分理解哲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更不知道哲学的价值所在；拿着西方的近代所谓的“方法”来说中国哲学“不合法”是极其错误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对中国哲学的特征、精神、内容以及地位进行充分了解。

中国哲学具有着哲学的普遍特征，那就是追求智慧，寻求真知；同时中国哲学又有着自己的体系、特征和丰富的内容，那就是更加的关注人的一切，更关切人生的真谛。先秦儒家思想所包含的丰富精神之内容和基本精神完全表现出中国哲学的精神和价值所在。重做人和重视道德，探究天人之际，求和谐的辩证思维，以群体为主、重视人的社会价值，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重视教育、寻求真知等基本精神都体现了哲学所有的本质所在。孔子之仁思想，孟子之义境界，荀子之礼思想，《易传》之易理念，皆是着重对人世的关注、怀着人生终极关怀的情怀，表现出人生论之精华。孔孟论天人合一，荀子讲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易传》思天地之产生变化之道，这都展现了宇宙论的体系。求真知，重和谐的辩证，从格物致知到修身养性，再到知天知人“观天文、察地理、探幽明”皆涵盖了知识论的精神。

所以说，中国哲学的存在是毫无可疑之处，先秦儒家思想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深的体系展现了哲学存在的一切可能，包容了人类智慧的所有精神。如果要分析所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合法”，更是哲学。

参考文献

[1] 《价值的历程》 赵馥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中国哲学大纲》 张岱年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3] 《卷·中国哲学史大纲》 刘梦溪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4]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 著 人民出版社。

[5] 《中国人学思想史》 李中华 主编 北京出版社。

[6] 《西方哲学史》 罗素 著 商务印书馆。

[7] 《西方哲学史》 梯利 著 伍德 补 商务印书馆。

[8] 《简明哲学通论》 孙正聿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9] 《先秦儒学》 钱逊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0]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之论语·孟子·周易·荀子·礼记卷》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注释：

[1]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册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1 页

[2] 梯利：《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6 页

[3] 刘梦溪：《卷·中国哲学史大纲》河北教育出版社第 5 页

[4]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46 页

[5]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28 页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402-403 页

关于儒家思想的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 德育 道德

作者简介：罗志佳，女，汉族，1983年8月出生，新疆昌吉学院社会科学部教师，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183-01

面对大学德育建设的问题，我们从儒家精髓中抽取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论述，希望能为寻求建设途径的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先秦的儒家德育思想对现代德育有很高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

一、内在价值

我们所说的内在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自身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对心性的修养上。在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分析中，我们可以看见儒家思想讲求自身的修为，强调要以“君子”、“圣人”为理想人格的规范，不断地以“自省”、“克己”等修为方式，沿着“道”走向“仁”，完成对自身的塑造过程。

1理想人格

孔子在对理想人格论述的时候，把理想的典型定义为“君子”，他认为的“君子”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十分高的，“大丈夫”就应该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品格。这对于大学生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很深刻的启迪方式。当代青年人就应该具有这种刚健有为的理想精神，应该从古代成功人士的经历中总结经验。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成功的人是偶然成功的，没有预先的设想和计划，就不会有后来的收获。很多大学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整天在迷茫和郁闷中度过，那么何不给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去奋斗呢？

2仁爱诚信

“仁、义、礼、智、信”是先秦儒家思想家统一信奉的五种品德，其中仁是核心，而其他品格也十分重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种道德品质就是指恭、宽、信、敏、惠。可见，“信”是“仁”的体现，而“仁”是“信”的核心。关于“仁”的论述有很多，例如“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月，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在之前的德育内容中我们也有相关论述。所以大学生及大学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这个问题，让儒家的“仁义”和“诚信”观念被教育客体接受并成为他们内心自觉的规范。这两个问题不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还是包含着经济利益因素的法律问题。大学生在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们的道德观念往往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能让他们经受得住考验呢？我想，深厚的民族传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事实也证明，成功人士都有仁爱和诚信的品质，想靠一时的贪心和手段成功是不可能的。

3内省自律

在先秦儒家的德育原则和方法中，很重要的两条就是内省和克己。孔子等思想家把内省和自律看成是主要的修为方式，认为只有从自身寻找原因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事实正是如此，我们从辩证法角度来看，内因起决定作用，而外因只起影响作用。现代的大学生正是欠缺了对生活的思考和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导致了他们生活上的散漫，并且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不能虚心改正，不能认识到错误的关键所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正是说给学习的学生听的，大部分的大学生只是在死读书、读死书，而不知道去思考书本背后的人生哲理。孟子重视通过自我发现的方式改过自新，所以提出“反求诸己”，“求放心”的思想，我们大学生应该学习这种自我批评的方法，在批判中改良。

通过这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文明在对个体塑造上有很系统的借鉴价值，它是一个从目标到内容再到方法的理论。如果能把儒家文明中的优良传统同学校的德育结合起来，将会受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二、外在价值

1仁者爱人

在樊迟问到“仁”的时候，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社会的各个阶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特别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等级来说，爱人尤其重要。在将“仁”这个概念具体化的时候，就出现了“孝悌”和“忠恕”的两个分支。在家庭内部要对长辈合同辈秉持应有的伦理观念，做到“孝悌”，而对他人，尤其是君主的时候要做到“忠恕”。这样的思想品德也应该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学习。社会中出现的对父母不孝，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比比皆是，针对这样的社会现象，高校德育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把“忠”的观念引申一下，我们可以联想到一种更深层次的含义，那就是尽心竭力。其实“忠”就是对别人实实在在的一种作风。大学生在面对即将走上社会的事实，必须要有这种精神，不管是对自己，对同学，对老师，还是对社会，对国家，都要有一种踏实求实的作风。这样的人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脍炙人口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对大学生的相处有一定的启示。

2重义轻利

这是儒家思想在大学生社会交往中的价值之一，儒家学者强调“重义轻利”并不是反对人们追求利益，但是这种思想有的时候被现代人曲解，说儒家压抑了人们的合理利益追求。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是值得借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的“舍身取义”思想更是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祖国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成为很多名人志士的座右铭。现代很多大学生的口头禅都是“良心值几个钱？”这不禁让我们把传统道德中的利与义的关系重新提上来。可以说，“仁义道德”还是很重要的，人与人的交往总要以一定的人格品质作为前提，而没有人际交往的人就等于被社会隔绝了。

3普遍和谐

先秦儒家思想家都向“复礼”，他们认为这是达到和谐社会的唯一方式。所谓普遍和谐指的是三个方面，即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表现在“孝悌”和“忠恕”上，因为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才是真正的和谐状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孟子位代表追求“天人合一”，人的修炼和学习都是为了存心养性，最终与自然和谐融为一体。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是入世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学而优则仕”，优秀的人当然要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先秦儒家思想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都对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思想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思想空间，对大学德育建设提供的新的视角。大学的德育建设可以从儒家文明的研究入手，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大学德育提供文化素材。

先秦儒家思想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掘的“闪光点”，正是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如果大学的德育工作者能够将先秦儒家文化作为一个考察的视角，从中找到积极的教育因素，然后提取出有效的教育方法及原则，那么大学的德育工作首先就具备了丰富的理论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所以，先秦儒家思想将对大学德育建设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孙丽颖，《论儒家传统文化的现实教育意义》，《学术交流》，2004年11月

[2]李爱良，《论儒家文化的泛道德性》，《伦理学研究》，2005年3月第二期

[3]祁新荣，《论儒家文化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价值》《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5年第7期

[4]杨杰，《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现状的分析与对策》，《辽宁大学学报》，2002年11月

[5]《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色》，文艺出版社

关于儒家思想的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基督教；仁者爱人；爱人如己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对两千年前的儒家文化再次进行大力的宣传；而西方社会对基督教的遵从却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是何原因两种文化能够在各自的土地上经久不衰，是何原因代表两种文化的经典典籍能够被人们反复研读。我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儒家思想中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仁”，在《论语・述而》中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表达了“仁”对于人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仁者爱人”的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之中，一直在思想界处于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上至统治者、士大夫阶层，下至平民百姓，都奉行着基本的道德原则，使得中华文明一直流传至今。

在地球的另一端，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强大，另一种思想也被提升到了统治地位，霎时间《圣经》成了最普及的读物。在这之后的两千年的时间里，基督教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在《圣经・新约》使得这一思想更加具有普世精神。它教导人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要求他们要爱神，同时也要爱人如己。使得他们在信奉宗教的同时，约束着自己的行为，净化自己的灵魂。

在两种文化或两种经典（《论语》与《圣经》）之中，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爱”。而这一思想在各自的领地上，对民众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使得社会处于一种圆融的状态。从其自身的经久不衰，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文化具有其一定的科学性。而在这一共同的思想“爱”之中，两者存在着共同点，同时也有着各自的差异。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一、“仁者爱人”与“爱人如己”的共同点――秩序性

在两种文化之中，都强调对人之爱，但在这种爱之前，它们都对人提出了各种要求，而这种要求简而言之，就是秩序性。不管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西方的基督教，其实当中都有着对秩序的尊崇。

1.儒家的孝悌

儒家思想中除了“仁者爱人”之前，它最先强调的是对自己家中父母、兄长的爱，对父母的爱叫做“孝”，对兄长的爱则叫做“悌”。《论语・学而》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就是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德的基础。可见仁者在对普通人的爱之前是对自己家中人的爱。同样是《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可见对父母兄长的爱是博爱众人的一种基础。为何儒家思想的“仁者爱人”要如此强调一个人对自己父母和兄长的爱呢？为何要把它当作博爱众人的一种基础呢？因为在孔子或者说在儒家的思想之中，一直有着一种“维护周礼”的思想，即保持一种秩序性。而这样一种秩序性，如何能够普及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呢？所谓国家，便是说国是由家组成。那么既然想让一个国家的民众遵守同一个秩序，那么这种秩序自然要从每一个小家做起。《论语・为政》中有云：“《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可见在家中遵循一种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同时在《论语・颜渊》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将君臣之礼同父子之礼比拟。可见儒家思想对这种秩序性思想的宣扬。儒家思想中建议统治者施行仁政，而确保这一仁政得以有效施行的基础便是每一家对自己父母、兄长的爱，即“孝悌”。一个仁德的人，应该在家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出则尊敬国君、效命于国君。如此之人再博爱众人，一国则当发达，便最终实现天下一统的愿望。

2.基督教的诫命

在西方的基督教之中，对人的约束也是十分严格的。基督教要求信徒对耶和华的绝对服从。我们在阅读《圣经・旧约》时不难发现这一特点。耶和华总是赐福于那些对他绝对服从的人，从亚当到摩西，那些虔诚的信徒一直得到耶和华的保佑。耶和华赐他们以土地、牛羊、食物、子嗣，将一切好的事物赐予他们。而与此相反，那些违抗耶和华的人则受到惩罚，将被“剪除”。无疑《圣经・旧约》中的耶和华是严苛的，这一以色列的神在赐福于他们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守他的诫命。在众多诫命之中，与儒家思想想切合的就是孝敬父母。这一点在《旧约・出埃及记》中，是当作十诫所提出，足见基督教对家庭宗族秩序的看重。儒家思想对家庭礼节的看重是为了使一国之民都可以守礼节。而基督教对家庭宗族秩序的看重又是为了什么呢？在孝敬父母的诫命之后有这样一句话“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就这样，无形之中将父母同耶和华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在他所生活居住的地区经常有比他强大的民族来对他进行侵袭。而耶和华则是这一民族的守护神，正是有耶和华的保佑，以色列民族才得以一直的存在。而让信徒们孝敬父母，即孝敬耶和华，是为了让这一民族之中的人可以有一个统一的信仰，统一的思想，增强其民族自身的凝聚力，从而保持这一民族不至于被其他民族消灭于同化。

二、“仁者爱人”与“爱人如己”的不同点――明晰性

1.“仁者爱人”的背景与意义

在儒家思想诞生的时期，中国正处于诸侯混战的时代，这也此前华夏和谐统一的传统社会不同，每个有权势的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将社会变回到从前的状况，却不得要领。此时的儒家思想就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主张便是“仁者爱人”，孔子拿舜禹二帝做比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意思就是舜禹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整年为百姓操劳，从来不考虑自己。所以说儒家思想最初，就是以统治者如何更好的治理国家为出发点来提出自己思想的。而百姓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一个统治者想治理好国家，就应当善待百姓。而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统治者呢，就是那些仁德的人。正如《论语・卫灵公》所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作为一个仁德的人，你要爱护你的百姓，你要在方方面面做出表率，正如《论语・泰伯》中所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作为一国之君，你的德行好了，那你的民众的德行自然也就好了；你的民众德行好了，你的国家整体的德行也就好了。从而可以达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使得其他国家臣服于你。所以说儒家思想中，所说“仁者爱人”其最主要的接受对象是统治者。因此“爱人”是爱的国民，不管国民的性格如何，你都应该去爱护；从而达到一种上行下效的结果。

2.“爱人如己”的背景与意义

《圣经・新约》的时代背景则不同，当时的以色列民族是在古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民众对耶和华的信仰也接近崩溃的边缘，民众生活在绝望之中，想要恢复自己原先的统治又不可能，听命于罗马人又诸多不悦。此时耶和华之子耶稣的降临就显得意义重大，他重新带给人们诫命， 要求他们继续爱他们的神耶和华，同时还要爱人如己。《圣经》本身就不像儒家思想那样，是要培养什么统治者，它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养成一种民族性格。《旧约》中养成民众那种对耶和华的绝对虔诚，曾经使这个民族辉煌过。可是到了古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新约》更多要求民众的是消除他们心中的那种怨恨，使他们能够更好的生活下去。在《马太福音》6：14―15中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也就是说饶人等于饶己。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种宗教，后者则是一种哲学思想。所以信奉基督教的人，他总是对死后的世界有一个期许。儒家思想则断绝了人们这种念头，所谓“未知生，焉知死？”生的道理都还没弄懂，怎么能去考虑死后的事呢。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如何在活得时候行善事，死后进天堂，才是最重要的。而耶稣的话无疑给他们指明了道路。“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说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让他们按此诫命去做，是让他们成为全人，从而死后进入天堂。我们抛却宗教的真实与否不讲。单从这条诫命的现实意义来讲，它教导人与人相处要互相包容，互相爱戴。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和睦了，整个生活也就幸福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仁者爱人”与“爱人如己”都强调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家庭宗族的秩序。以此为基础，培养民众的泛爱价值观，同时也为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两种思想的出发点和理想的接受对象存在着差异，从而使得两种思想在对待“人”的范围的问题上存在着差异。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我想我们更了解两种文化的精髓。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

[2]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

[3]李春华.基督教“博爱”与儒家“仁爱”之共同现实价值.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