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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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儒家心理教育；借鉴

1.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心理教育的前期研究

1.1研究背景

对于当前的思政研究工作而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过程中，为了使教育能够更好的符合当代大学生发展。因此便研究我国融儒家心理教育的核心思想。而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发现儒家心理教育思维对当代思政教育有着很深的联系，更发现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其中包括：在现代教育理念中，对优秀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重视性不足，并没有全面以及认真的研究借鉴优秀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而在对儒家心理教育思想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领域定义空白。

1.2研究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效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思政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研究人的思想品德的发展与规律，而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人的思想以及心理活动。而儒家心理教育思想在传统教育文化中，是最为契合的一种心理文化教育，虽然儒家文化是几千年前的教育思想，但是由于其思想的先进性，很多理念应用到现代社会依然会成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要资源。融儒家心理教育思想由于其优秀的文化底蕴以及优秀代表人物，优秀思想会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且有力的资源支撑因此对于丰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系统，创建适合大学生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具有重大意义。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心理教育思想的借鉴

2.1浅言儒家教育思想

（一）平等的教育思想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论思想，之后有强调“有教

无类”。这便是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平等思想，即人性平等。教育不分阶级，平民也可以接受教育，二儒家思想将平等的教育理论定义为教育思想中的理论基础。一方面肯定了教育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突出儒家教育的人性论。

（二）治人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另一重要的理论体系是“治人”思想。即以培养优秀文化人才来服务于统治阶级为核心，强调教育的重要性。通过不断学习与思考，来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从而来为国家提供优秀的贤才。孔子在理论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将修身作为教育重要的前提与基础。

（三）思政结合的教育思想

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孔子不断的完善思想伦理道德教育，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又融入了知识教育。这事思政教育在古代结合的有效体现，通过将文化知识教育与道德相结合来段的完善人的思想品德与伦理常识。

2.2借鉴儒家心理教育思想的必要性

大学生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支撑，需要从思想上树立起优秀的思政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积极快乐的成长。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学生所接触到的信息并不一定是完善且优秀的。在经济的大环境下，会产生自私自利的现象，而一些先私后公的功利主义思想会影响大学生的判断，甚至影响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部分学生又会受到来自社会、家庭等等多方面的压力。例如学习成绩、失恋等情感问题都会使部分大学生陷入迷茫期。在心理的困惑更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侵入。而我国当前大学生的现状是独生子女为主，因为该群体在缓解压力的过程中是缺少一定的心理帮助的。这边要求优秀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快速建立。而对于传统儒家思想而言，其的友善互助，自省慎独改变等思想也有利于学生快速的从困境中走出。因此现代思想体系的建立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儒家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崇尚科学的优良思想、善于思考善于创新，进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

2.3有利于完善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在儒家心理思想的研究中，通过不断的与现代政治教育学的结合，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完善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体系。在当论体系中，其主要由三部组成：基本理论、实践教学、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的领域研究中，由不同的思想体系作为支撑。而儒家的心理教育思想强调的是如何通过自身修养的改变来不断与外部环境相融合，从而达到一种更好的为当局者提供优秀的智力支持。因此无论实在理论还是教学上，都有自身的独特性质，都是可以被借鉴的优秀传统思想。

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选取上应该着重侧重能够被学生所应用的理论，因此在融汇的过程中会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立，这种体系的建立会最大程度促进学生如何处理实际工作与自身思想的关系。

2.4有利于树立坚强的心理世界

在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过程中，不仅学习好理论知识，更应该学习如何去做内心坚强而丰富的人。因此，只有不断的通过价值体系进行引领，不断进行政治思想学习，才能够不断的完善思想，用理论知识结合优秀的思维方式从而抵制不良思想。而对于我国来说，通过儒家思想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来不断的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体系的建立。

2.5自省思想

在《论语学而》中说到：“吾日三省吾省。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在这个过程中强调的是自我反省的过程，即自我省察。在这之中儒家所强调的自省思想便于现代政治思想教育中的自我批评与自我思想相似。而在古代的批评中，实际上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进行教育。一方面是批评别人，即被批评的是客观条件与他人；而另一方面则是以自我为主体进行批评，通过不断的批评自身来进行改进，即批评是主观条件，而批评的主体是自我。而对于现代思想教育来说，应该汲取的是有利于个人发展的自省。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注意且借鉴的是儒家思想中优秀也有利于当今时展的。即要求个人从实际出发，对自身的所作所为进行不断的反省与思考，改变自身做的不对的方面，不断反省，不断改进。

3结束语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研究中，通过与儒家心理教育思想的广泛结合，可以创造出适合时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的过程中，在创造中应该考虑实效性。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借鉴优秀文化，才能够创造出适合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思想政治落脚点，通过分析现代思想与儒家心理教育的差异性与一致性，最大程度的探求儒家心理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力，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也能快速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贾谊是汉初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在总结秦亡的教练,考察汉初以来黄老无为思想弊端的基础上,以“道”为最终依据,建立了以儒法并用为特征的政治哲学。其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民本思想以及礼治思想三个方面。贾谊的政治哲学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为后世所瞩目。研究贾谊的政治哲学,有助于我们从传统文化中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汲取更多的营养。

    我国有丰富的政治哲学文化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挖掘、整理、吸收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对于加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贾谊政治哲学的讨论,以期从中获得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和谐社会的参考价值,并有助于启迪我们的新思维,赋予传统文化以崭新的时代精神。

    贾谊是“汉朝初年最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政论家”。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汉文帝刘恒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人。

    金春峰说:“先秦,以荀子为代表,儒家思想走上了新的轨道,即融合、吸收法家思想,为强化封建专制集权服务,从而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有性质的区别。贾谊的思想,体现了《荀子》思想的这一特色。”司马迁说:“贾生、晁错明申、商。”从学术思想源流上来看,贾谊受儒家和法家思想影响很大。

    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首先是建立在对秦朝何以速亡反省的基础上的。贾谊认为,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废弃礼教的做法使得社会风俗大坏,宗法人伦失序,是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所以有陈胜等的揭竿而起。强大的帝国倾刻间轰然倒塌,变得那么不堪一击。这里面的原因不能不让人深思。总的说来,贾谊认为,秦朝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认为秦朝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应该再纯以法术诈力作为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而应该施行仁政。

    在总结了秦亡的教训以后,针对当时社会现状,贾谊认为,汉初以来的黄老无为思想虽然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但是却无法调节宗法秩序。不仅如此,它还将最终危及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贾谊认为能够补救时弊的只能是“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他欲借助儒家思想重整社会秩序。在贾谊的哲学思想中,“道”是作为本体出现的,所以“道”也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形而上依据,是贾谊认为“什么是美好政治生活”的终极性依据。贾谊追求的是合于“道”的政治生活。但贾谊的“道”是“其本者谓之虚”,它落实在现实社会中是表现为儒法两家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价值的。所以,贾谊认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如果能够合理地贯彻实现“儒法并用”的思想,也就实现了他的合于“道”的美好政治生活。因而贾谊的政治哲学也充溢着“儒法并用,以儒为主”的特点。关于如何实现美好的社会政治,面对当时社会的三个重大问题“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僭拟,地过古制”,贾谊主张“儒法并用”,主要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民本、礼治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想达到解决社会矛盾,扭转社会危机四伏局面的目的。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

    在贾谊的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形态应该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形态。皇帝应该是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金字塔的顶尖,是政治的核心。在现实政治中,他主张汉朝中央政权的绝对权威性。而当时的情况是“诸侯僭拟,地过古制”。贾谊面对此种情况感到痛心疾首。他认为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建议文帝及早采取措施,解决诸侯割据一方的问题。他说: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霸羲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日“非徒病瘇也,又苦跖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这种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各地诸侯对中央政权来说已是“尾大不掉”,这样一来,直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并进而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已经到了非解决此矛盾不可的地步。为此,贾谊提出了“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希望通过让诸侯国分为若干国,分王其子孙,化大为小,以削弱诸侯国的力量。达到“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的目的。这就是说,贾谊希望通过这一措施,使诸侯失去作乱的形势,使诸侯只能听命于中央。进而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维护中央大一统的专制统治。

    对反叛作乱的诸侯,贾谊建议汉文帝要儒法并用,恩威并举,“以刑去刑”,毫不手软,从而以儆效尤。他说: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丸,臣以为不缺则拆。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这是要求汉朝的统治者用“仁义恩厚”和“权势法制”的两手来对付诸侯。该强硬的时候一定要强硬起来,不能对枝大干小现象放任自流,更不能置若罔闻。如果一味地对诸侯仁慈宽厚,只能放纵诸侯的反乱之心,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如何防范诸侯王势力膨胀,贾谊提出了两个对策:一是定礼制,二是定地制。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反对的是诸侯王势力过大,威胁中央政权。他的对策“出发点仍是‘仁’与‘义’。因为所谓‘活大臣,全爱子’,正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具体表现”。

    贾谊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主张,生前虽未被采用,但“其言验于身后”。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来被汉武帝以“推恩令”的形式而实行,彻底解除了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贾谊为汉初政治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为思想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是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西周时,《尚书·泰誓》中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说过:“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周桂钿说:“民本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从西周到西汉,是这个思想的确立过程。”贾谊的民本思想秉承了儒家传统民本思想。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观点,从而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理论高度。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贾谊不仅把民众看作是国家、君主、官吏的根本,而且把民众看作是一切事业的根本。由此可以看出,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完全是立基于人民之上的。

    贾谊还列举了民为本的各种情况,在《新书·大政上》中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

    贾谊认为,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成功都要依靠民众才能成功,一切失败都是君主和官吏的过失造成的,和民众无关。这就是说,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君主官吏,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老百姓。民心向背是事业成败、战争胜负的关键,民众决定着国家、君主的前途与命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切帝王要想使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认真对待民众。民众不可违,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必须依靠的力量。

    既然民众是一切的根本,那么君王在施政中就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对于如何做到以民为本,贾谊认为:安民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核心,只要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就会稳定发展。他说:“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矣。”贾谊认为,要安民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爱民。贾谊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又说:“德莫高于博爱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爱民是以民为本、安民的道德基础。

    第二要富民、惠民。这是说当政者要注意人民的物质利益,要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要让老百姓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贾谊认为,只要是圣明的君主当政,就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身体健康。他引用周成王的话说:“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贾谊提出的富民之法是驱民归农,发展生产。

    第三是要注重道德教化,约法省刑。贾谊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约法省刑。他认为施政应该发挥道德教育和刑罚的不同作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法并用。

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企业企业家精神

一、转型的中国企业特点

自殷商起，我国就有了“商人”之说。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还得从清朝时期面对外国资本侵入的民族工业开始算起。那个时候的企业，由丁一方面面临着国外资本企业的大举入侵以及不公平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着本国政府的打击、压榨。因此，无论是资金还是运营方式，都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缺乏自己的独立性。

改革开放后，新中同的企业可谓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进一步摆脱了计划经济的约束后，我国的企业发展迎来了一个期。企业的火量成长，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我国很多企业还是带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

(一)企业制度不完善

“规矩已立，则赏必行，罚必信”是我们远祖就已经意识到了的管理标准。发展到今天，就是企业里头的管理制度了。跟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相比较，我国的企业显得更集权化。除了计划经济的“领导”概念的遗留，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制度的不完善。假想一下：企业里很多事情在管理制度上得不到解决，甚至制度上压根没有类似事例的描述，那当然要找“领导”了。这使得我国的企业对企业家的依赖性比较明显。

制度的不完善和对领导的依赖是个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个循环，必须要打破，而不是重复。寻求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而不是一个领导。

(二)企业规模不大

总体来说，我国企业的规模不大。规模的偏小，使得企业更加注重直接领导，而非管理。在管理层次上，以垂直管理模式居多，而扁平化模式往往是一些大型企业了。一方面，由于规模的不大而使得企业有个“容易管理”的假象，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一干大小事等都压在了一个人肩上，造成了风险的增大以及决策的不够科学性。

二、中国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是持有的‘整套独特的心态、价位现和思维态势，带领着下面的企业不断成长进步的个人。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企业家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而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内在的关键因素。马歇尔认为企业家精神应该是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创新精神，冒险精神、竞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构成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容。

(一)企业与企业家精神

独特的土壤，培养了独特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知难而上，富有时代责任感，想着去帮助别人，去为集体、社会创造财富是中国企业家独特的精种。

1．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文化的灵魂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它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可以说，它超出了文化的概念范畴，是一个企业的优良结晶沉淀。

一个企业，从它的创立之初到高速稳定发展，它部带上了浓浓的开创者或最高管理指挥者个人的精神气质。“企业家精神”(enterpreneurship)是由法文“entrepredre”引申而来的，其意思是“着手工作，寻求机会，通过创新和开办企业实现个人目标并满足社会需求”。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内容颇为丰富的概念，这些内容与企业家个人的精神境界和内在气质相联系，企业家精神象征着一种与普通人明显区分的个人禀赋。这种禀赋使企业家成为经济增民、社会福利增进使命的主要承担者。

企业家与其所在企业是相互交织的，人们可以从企业家的举止言行推测其企业的实力；也可以从企业的细微环节折射出的企业文化感受到企业家的精神气质。人们可以从张瑞敏对海尔的处处“苛刻”中感受到海尔人对质量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样，人们也可以从海尔的品牌文化上感受到张瑞敏那种独特的企业家气质、一种人格魅力。

2．企业文化是企业家精神的过渡

一个有魅力的企业家，他会将他身上的独特气质逐步地过渡到企业，最终，形成一个由“树木”到“森林”的转换。人们看到的，是“整片森林”。比如在家电大卖场里，你问消费者张瑞敏是谁，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事例，并且马上浮现出“海尔”的名字。通过张瑞敏这棵“大树”，人们认识了“海尔”，这就是一个有魅力的企业家很好地完成了这种由个人精神到企业精神的过渡，他成功地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最高境界，就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比如，说起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和三星企业，可谓如雷贯耳，但又有几个人知道它们的董事长或CEO是谁呢?

(二)中国企业家特点

在现阶段，一如阿里巴巴和淘宝网CEO马云所说：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的。不仅要使得自己下而的企业实现一个企业股东效益最大化的功能。还必须得想着去帮助别人，去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发展做贡献。中国企业家有着其独特的本土特点。中国的渊源历史文化，根扎于中国企业家的内心深处。比起外国企业家来，加上国企业家多了一份传统儒家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思想比较深厚的中国，现任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生活目的是工作，工作的目的不是生活，不是个人享受，而是要齐家治国，要让你的集体、企业乃至同家为你骄傲。有了这种儒家思想，中国人的内心就有了一份拙特与西方企业家获得成功的驱动力。

在责任上，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家不一样。比如说，对于企业破产，西方企业家可以是严格按照程序执行，向法院申请破产，然后等待清算组的清算审核就可以了。而在中国，一个企业破产了。对企业家米蜕，最大的难题不是如何面对破产的企业，而是如何耐对那些昔日的集体、昔日的企业工人?他们的肩上，除了企业的效益外，还有企业工人的生计问题。中国的企业家面对着更大的压力和责任。这些压力和责任赋予了中国企业家有别于国外企业家的独特人格魅力，一种让人值得信赖和合作的魅力。

三、在现代，中国企业更需要哪些企业家精神

在整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领导”已经逐渐被“管理者”所替代。一个卓越的企业家，他应该完成山领导指挥到流程控制管理的蜕变。而这个将企业家精神过渡到企业的过程中，企业到底需要哪些企业家精神呢?

(一)立足现实，迎难而上

在2005年《财富》论坛的“企业家精神”论坛上，TCL集团总裁李东生针对2004年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事件认为，依中国企业现在实力，进行海外并购确实存在巨大风险

和难度。但如果现在不做，中国企业将错失良机。因此，明知难也要知难而上。这是中国企业家特有的特神。任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想轻轻松松找个盈利的真空地带，那是难于上青天。更多的企业面临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杀开条路了。

敢于迎难而上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魄力，并且由此赋予了企业不折不挠的勇气。但是，如果没有事先对这个“难”有足够的分析把握，就贸贸然“迎难而上”，那么带给企业的，将是不可拔身的灾难。因此，迎难而上的前提必须要立足现实。我们说“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并不是说可以天马行空，恣意为之。能走多远，取决于思想。而拥有了思想，意味着你经过了思考，而不是脑袋发热，一时冲动。

(二)以人为本，敢于承担责任

在越来越注重人力资源的今夫，深厚的人才储备无疑领先市场一步。而企业家完成由领导指挥到流程控制管理的蜕变的过程，就是一个权力合适下放的过程。放权的同时，意味着有合适的人接过权力。否则，企业家由领导指挥转到到流程控制管理就是句空话了。企业家精神需要一个以人为本的精神。培养人才、留住人才，不能只靠丰厚的薪酬，因为在竞争激烈的今天，你不可能永远是支付薪酬的最高者。这个时候，企业的那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就体现作用了。试问，一个人可以在别的公司得到更丰厚的薪酬，但他能肯定得到这么好的尊重吗?能肯定得到这么优越的人文工作气息吗?能肯定得到这么好的员工氛围吗?当这一切都是不肯定的乃至否定的时候，他会选择留在原企业。留着了人才，企业也就留着了希望。

古语有云：已不率，人不从。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必须要有敢于承担后果的勇气和责任。从某个角度上讲：这种勇气归结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具有的一个很好激励作用，那就是鼓励企业员工敢于创新。创新的过程，必然会带来阶段性暂时的失败。如果企业家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对员工的失败耿耿于怀，那么，这个企业是不会有创新的。没有了创新，企业也就没有了新鲜的血液，剩余的只能是机械的重复，最终归于淘汰。因此，企业家要有敢于承担后果的劳气和责任。因为只有他拥有了，员工才有。

(三)不断学习、进步

改革开放初期，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很多企业家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纯依靠成本优势发展的企业家们已经日益受到资源要素紧缺的严重制约，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之下也日益其弊端，大多出身于“草根阶层”的商人们日益受到提高自身素质和建设优秀经理人团队的双重人力资源建设压力。

在企业的发展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无情的规律：在创业阶段，企业往往生气勃勃，但创业成功后，往往把“维持现状”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滋生自我满足的心理。企业管理的最高指挥者如果由于成功从创业者变成满足现状的经历着，那么整个企业便会养成一种墨守陈规、马首是瞻的风气。

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书院；人文教育；学规；科举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运作，这使得大学的功利趋向愈来愈明显，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实施，甚至因过分强调科学教育，使得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人文教育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制度，挖掘古代书院人文教育的理论是构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探讨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书院人文教育进行分析，力图管窥书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一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

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书院教育的这种转变，使得科举应试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资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台湾(海东书院学规)云：“‘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以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教育寓于科举应试教育之中，应该说这是书院科举化背景下，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生徒普遍读书应举的要求。

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举国体制；体教结合；现实形式；形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G6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前言

“体教结合”在新时期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优秀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使我国竞技体育如何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解决退役运动员的出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实施‘体教结合’培养模式可以很好的解决运动员的文化学习问题，使他们在提高运动技能的同时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全面型人才，即使退役以后也能很好的应对就业问题，继续为社会做贡献”。因此，本人想通过对中、外“体教结合”内涵的比较研究，且考虑我国一些其他的现实因素，从而达到促进实现真正意议上的“体教结合”，且使其落到实处。同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寻求一条从根本上解决各级训练网运动员退役或淘汰后去向的后顾之忧作为参考。

2中、外“体教结合”现实模式的比较研究

2.1我国“体教结合”的现行模式

“体教结合”，顾名思义是指教育与竞技体育的有机结合，即“教体并轨，学训相长”。我国“体教结合”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85年12月27日至1986年1月1日，原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在山东掖县就有关运动员出路问题而召开的全国学校学生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与教育部门联办体育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比如清华附中开办了著名的“马约瀚班”，他们从初中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田径和篮球的优秀苗子，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体教结合”的尝试；一批高水平的教练员、运动员也开始参与到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如清华大学跳水队的于芬、射击队的王义夫等教练），为做好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为我国的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为我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而感到骄傲的同时，我们绝对不可忘记所获得的成绩是在“举国体制”的模式下所形成的，是建立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层层筛选、层层淘汰的基础之上的，就以梁慈民1993年对我国7个省、市、自治区男子体操运动员的淘汰率为例，在15岁时累计淘汰率高达90.28%。如此之高淘汰率无形中给各级各类运动员的未来发展或就业带不利的影响。尽管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就“体教结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以下主要有两种分法：一，按运行模式进行分类，主要有：①“一条龙”模式，包括输送渠道一条龙和培养主体一条龙两种形式。②校体联合模式，其根据管理主体不同又可分为：以体育部门管理为主、以教育部门为主、少体校与中学合并三种形式。③训练中心模式④社会化模式，其又可分为：名人俱乐部和校体企三家联合两种形式。二，根据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及不同地区“体教结合”开展的具体现状，并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分析探讨，可将“体教结合”的具体做法分为以下几个：（1）体教一家，创办体育运动学校。（2）体教联手，共建体育特长生班。（3）体教结合，依托社会或企业共建单项体育俱乐部。（4）体教结合，共建体育特色学校。（5）高校建高水平运动队。（6）高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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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校。（7）“学校、科研所、优秀运动队三位一体”的南京体院模式。从表面上看为我国的竞技体育后备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但实事上，现在我国很多竞技运动项目上所出现并不是人才短缺而是人才多、竞争激烈的局面，反过来出现的问题是，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影响力最大之一的是举重冠军邹春兰“搓澡事件”，正是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低、社会适应能力差而导致生活窘迫。前国家女足运动员孙雯说：“很多女足的‘命运’比邹春兰还要差”。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对于以往把“体教结合”作为解决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最主要的目的的思想观念必须向为解决运动员后顾之忧与其同等重要的思想或目标转变。

3.2.2国外“体教结合”现行模式

美国是目前世界竞技体育第一强国，大学生的运动成绩在全世界有目共睹，在奥运军团中80%以上的运动员是从大学中直接选的，是西方国家高校竞技体育与教育结合的典范。美国依照1978年颁布的“美国业余体育法”，以学校为中心，依靠学校的业余训练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同时，美国为保障运动员享受与其他人同样的教育权利，以法律形式对他们的行为规范、学习水平、学量进行严格规定，即使他们被竞技体育所淘汰，他们也可以凭借超强的竞争意识和良好的文化职业素养像其他学生一样进入社会。在德国，体育俱乐部是其开展竞技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发现体育天才的任务是体育俱乐部、学校、各级体育协会和州政府共同承担，通过建立体育运动重点学校核竞技体育合作学校，为青少年运动员创造良好的文化课学习和运动训练条件。澳大利亚，体育运动的基础是地方俱乐部和中小学校。在加拿大，他们的运动员都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考试进入大学的，不存在不通过入学考试或降低很多标准去招收学生的情况”。除了欧美国家，亚洲的日本显然也意识到学生运动员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同欧美国家一样，日本培养运动员的渠道也包括俱乐部。从以上欧美国家，甚至是日本均充分意识到只有将体育与教育有机地结合，既能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同时又无需为解决运动员的出路的烦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才能使体教相得益彰。

3.3影响中、外“体教结合”的因素

3.3.1文化因素

中国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取得了统治地位。儒家文化讲究礼让、讲究中庸和谐，这就使得传统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注重培养人们的文化礼仪素质，像“一门五进士”、“程门立雪”这些在文化礼仪方面树立的楷模比比皆是，“重文轻武”的倾向也显而易见。从而引起“文武分家”的现象。当今，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和就业状况，使得中学生好像只有通过高考上大学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同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运动员明星效应也就使一些运动员及家长“孤注一掷”。尽管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他们深信竞技体育可以培养青年人的性格、意志品质和自信心，有助于提高青年人进入社会生活的能力，还可以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困扰，增强健康。在国外，到了大学，学校竞技体育就达到了高级阶段，且在全国竞技体育中占主导地位。由于他们没有像中国的体工队训练形式，而且大学的各种竞赛制度、管理制度、场地设施、科研和教练员的水平都是最适合培养高级运动员的客观条件，于是要成为一名高水平的职业运动员，一般都要经过大学阶段的系统训练，这大大地促进了美国高校“体教结合”的发展。

3.3.2竞技体育体制背景因素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竞技体育体制形成了高度集中、行政管理主导型的体育领导体制，简称“举国体制”。伴随着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我国运动训练体制形成了“金字塔”型的三级人才培养模式，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国家队，塔中央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行业体协代表队，塔基包括体育运动学校、少年儿童体育业余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培养高水平后备人才试点学校等。这种培养机制培养了大批的竞技体育人才，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存在的各种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显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使运动员从小脱离文化知识教育、读训矛盾凸显，严重影响了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出路。

4小结

在我国尽管80年代针对于解决运动员出路问题提出了“体教结合”，随后在各地“体教结合”应运而生，就算是作为我国“体教结合”典范的清华大学跳水队，又怎敢象美国排球队在世界女排大奖赛前一个月才急急从各大高校赶来。我国从提倡“体教结合”到今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但真正能做到“体教结合”的又有几何。“体教结合”不是一种形式，不能“东施效娉”。举国体制给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带来的巨大的前进动力及保障，同时也给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解决运动员退役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也给一些战功显赫的运动员带去了伤痛和失望，也改变了一些可能会实现科学家梦想的小运动员们的人生方向。这就是我国“举国体制”下的“体教结合”。“举国体制”本身没有错，“体教结合”又何错之有，只是希望我国竞技体育飞速的同时，也别忘了那些曾经在竞技沙场上拼杀的英雄们。将他们的顾虑消灭在萌芽状态是我们最大的心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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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娇，苏文山等.北京奥运会后我国竞技体育现行管理体制与体教结合体制并重发展的研究〔J〕.《医学与社会》.2007，20（6）：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