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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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法国，预防考古，考古税，基建考古
中图分类号？演K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3）18-0047-06
预防考古是法国近30年发展出来的一种考古形式，目前，法国90%的发掘项目是在预防考古的背景下进行的。“预防考古”（archéologie préventive）一词的发明受到了预防医学的启发，顾名思义，即由专业考古机构预先对基建开发所占用土地进行古代遗存埋藏情况评估，在必要时组织专业考古人员进行发掘，而不是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文物后再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多年不断的摸索和调整，预防考古在法国日趋完善，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法国基建工程平均每公里就会有一个重要考古遗址被发现，而每年70000公顷的施工面积，促使大量古遗址被发现并妥善保存下来，进而推动了法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深入。①这些发掘研究成果通过展览、图书、纪录片等形式向公众进行传播，增强了法国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满足了大众对考古知识的渴望，强化了法国民众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同时，预防考古要求征用大量的专业考古人员和志愿者，这也为考古专业在校生和毕业生提供了良好的培训机会和稳定的就业渠道。
长期以来我国文物事业奉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在面临严峻局面、任务繁重、力量有限等情况下有效地维护了文物安全。但把“抢救第一”作为常态化的指导方针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我国基建考古模式长期处于“救援考古”阶段，绝大多数考古项目是“抢救性发掘”，考古队就像救火队，奔波于一个又一个的基建工地，无法开展细致的研究工作。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遗址本来能够完整保存，由于缺乏事先干预机制，发现时已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能够有幸保存下来的考古遗址，往往由于基建单位不支持考古工作，推诿扯皮，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和争取。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之中，必将有大量的考古遗址受到影响，如何有效地应对和防范基建对古代遗存的破坏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法国的预防考古虽然已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但至今还没有出现系统的介绍文章。笔者在此就法国预防考古的出现、运作及经验向国内学界做一介绍，并尝试对我国基建考古中的困境提出一些解决之策，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法国在文物保护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早在大革命期间，就诞生了文物保护的现代观念，1793年“共和二年法令”规定：法国领土内的任何一类艺术品都应受到保护，妥善安置到国家博物馆，并确立为国家遗产。②1840年法国颁布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文物保护的“宪法”――《历史性建筑法案》。但是，这些法规并没有将地下考古遗迹纳入其中。直到1941年，维希政府才颁布了第一部专门针对地下文物发掘的《考古发掘法》（Loi du 27 septembre 1941 validée par l'ordonnance 45-2092 du 13 septembre 1945），明确规定了考古发掘的基本原则，如考古发掘必须经过国家批准和受其监督；发掘需要经过土地所有者同意，如果未获得同意，国家依据保护公共利益原则，可以宣布临时征用土地；在挖掘过程中发现的古物，由国家和土地所有者共有，国家保留对偶然发现文物的追还权利。该法第三章第14款明确规定由于工程建设而发现的古物，施工者或土地所有者必须立即向当地政府声明，并将其移交当地政府。这部《考古发掘法》成为法国“救援考古”的法律基础。
二战后，法国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开发计划，由于缺乏监管和事前介入机制，这些开发计划造成了很多古代遗址的严重破坏。1960年代，文化部开始在每个地区设立专门机构，了解古遗址的破坏情况，并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与此同时，部分职业考古学家开始关注基建工程中的考古发现，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到工地从工人的铁铲和机器下抢救文物，收集各种古代遗存的信息，这被称作“救援考古”。但是，由于缺乏制度规范，这种自发的抢救工作阻止不了基建工程对古遗址的破坏，到70年代中期，工程建设导致的古遗址破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例如，巴黎高卢罗马化时期的吕戴斯广场在修建苏夫洛大街地下停车场时遭到破坏；在奥尔良，市民们看到渣土车满载着头骨和大腿骨在大街上来来回回，一座中世纪的墓地在基建中消失；波旁莱班的一座罗马人浴池被彻底破坏，瓦砾堆中发现过罕见的木雕像；①法国修建第一条高速公路时，没有经过任何的考古勘测，以今天的情况计算――平均每公里就有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可以推测有多少古代遗存在建设过程中遭到了毁弃。
面对日益严重的破坏局面，一大批青年考古学家决定进行抵制，呼吁事前进行考古干预。1974年，巴黎第一大学教师施纳普（Alain Shcnapp）以笔名发表题为《法国考古学的危机》的文章，引起了总统德斯坦的关注。1975年，德斯坦委托考古学家苏斯泰尔（Jacques Soustelle）起草了一份关于法国考古学现状的调查报告。在这之后，文化部设立了救援考古介入基金，并委托国家考古挖掘委员会进行考古评估、救援考古发掘和程序性考古发掘（相当于我国的主动发掘）。②该委员会雇佣了大约2000名考古学家，其中1200个是全职工作人员，年预算为50亿法郎，并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原则（principe du pollueur payeur or the casseur payeur），即由基建方支付考古评估和发掘费用。③此后，考古学家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追在机器后面抢救文物了，而是在施工之前进行勘探发掘，要求基建方把考古工作纳入工程的日程表，并承担预先考古费用。1979年，法国罗纳-阿尔卑斯大区历史文化局局长拉斯法格（Jacques Lasfargues）在讲话中首次使用了“预防考古”一词，它受到预防医学的启发，即提前采取措施，防止疾病的出现、传播，而不必待疾病发生蔓延后才进行治疗，④拉斯法格的讲话也成为法国预防考古诞生的标志。1980年底，里昂修建地铁，考古学家预先对地铁线路经过地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这是预防考古在法国的首次实施。1982年，巴黎卢浮宫改造，修建玻璃金字塔，大约100名考古工作者在3公顷的面积上提前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处16―17世纪的城市遗址，其中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艺术家帕利西（Bernard Palissy）的工作室，该项预防考古发掘预算约合1000万欧元，在法国城市考古上是史无前例的。⑤从1990年代起，举凡大型的交通工程、城市基建、电厂、油气管道建设都要进行提前的考古发掘。
1986年，法国以总统法令的形式，正式规定任何建筑许可的申请，都要事先咨询大区考古总督察官，以便在可能存在古遗址的地方进行考古发掘。1994年，法国正式批准《欧洲考古遗产保护公约》，该公约把考古遗产看做是欧洲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与历史研究的工具，要求缔约国立法保护考古遗迹。2001年法国通过一项预防考古法案（Loi n°2001-44 du 17 janvier 2001 relative à l'archéologie préventive），规定了预防考古的性质，“预防考古是考古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适用于所有科学研究的准则。其目的是在一定期限内，采用科学研究手段，保护地下或水下考古遗产免受各类工程的危害；它还担负解释和传播考古研究成果的义务”。同时，法案规定成立国家预防考古研究院，明确预防考古的财政来源，强调“协调科学研究、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三者的共同发展”。该法令的通过标志着预防考古在法国的正式确立。
（一）预防考古的管理和实施
法国文化部文化遗产总司下的考古处负责预防考古的指导工作，着重负责协调考古研究、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各大区文化事务厅在大区省长的授权之下，代表文化部具体负责审核辖区内相关建设或土地整理项目申请文件。它可以提出探测、保护、保存相关考古遗存的建议和对策，在国家考古研究委员会和跨区考古研究委员会等咨询机构的帮助之下，完成相关地块文化遗产的评估和保护任务。
自1991年起，各大区文化事务厅下设大区考古管理局，专责进行考古发掘的授权和管理工作。大区考古管理局由考古总督察负责，主要职责为研究、保护、保存和宣传地区文化遗产；监督相关立法和条例的实施――考古发现与发掘的法规、地面和地下文化遗产利用方面的法规、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规和金属探测工具使用方面的法规；准备年度发掘计划，向大区文化事务厅厅长提出计划发掘项目的津贴数额，对发掘全程监控，督促发掘成果的公布出版和考古地图的编写，支持相关的公共考古教育项目。
法国预防考古研究院是直接进行预防考古的专业机构，成立于2002年，取代了原来的国家考古发掘委员会。它隶属于文化部和高教部，设有科学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研究院院长为这两个委员会的主任。预防考古研究院在地方上设有9个分支机构，主要从事相关地方的预防考古工作，包括：国家预防考古研究院大巴黎队、东北队、东南队、西部队、西南队、地中海队、北皮卡迪队、左恩―阿尔卑斯―奥弗涅队、塞纳河运河――北欧队。另外，现在正在筹划成立海外省考古队。①
国家授权的其他考古评估和发掘机构。除法国预防考古研究院外，国家授权从事预防考古评估和发掘的机构，还包括省级机构33个，跨市镇级办事处8个，市镇级机构23个，这些机构中只有14个同时具备评估和发掘资质。虽然这些机构的数量较多，但所从事的考古评估和发掘项目仅占项目总数的5%左右。而且，文化部对他们规定了严格的资质审核标准，可以随时取消其从事考古评估和发掘的资质。另外，2003年法国通过了新的预防考古修正法案（Loi n°2003-707 du 1er ao？t 2003），在国家机构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些私人机构和自然人从事考古评估和发掘，文化部对私人机构和自然人的监管更加严格，除了严格的资质条件，还规定这些私人机构和自然人仅限于从事考古发掘，不能涉及考古评估。②
（二）预防考古的资金来源
法国预防考古实行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即由基建方承担考古评估和发掘的一切费用。这一原则确立的基础是：基建方伤害到了国家的文化遗产，因此必须为一切挽救保护措施付费。其费用形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预防考古税。由国家税务机关向所有基建工程征收，预防考古研究院等业务机构不干预税收征缴。2001年法案规定预防考古税的征收主要包括三类情况：依据城市规划法，需事先申报和批准才能进行的施工工程；依据环境法，需要进行影响评估和申报的工程；地方政府审批的拆除工程。除以上三种情况外，土地整饬者主动申请进行事前考古评估的工程，也是预防考古税的征收对象。预防考古税不适用于国家资助进行的公租房和改善性住房工程，个人房屋修建或者由于农业、林业以及预防自然灾害而进行的拆除工程。自2003年起，新的预防考古法案规定不论任何工程都要缴纳预防考古税，并且随建筑许可的颁发而收取。预防考古税的计算方式很复杂，通常根据项目的性质、工程面积和工程造价等有所区别。在全国范围内，预防考古税占到工程总费用的0.1%，相对于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土壤加固等税费在工程总额中的比重显得微不足道。
第二种为考古发掘费。由基建方和考古机构在签署发掘合同时，共同商定具体数额，由基建方直接支付给考古发掘机构。在特定情况下，基建方可能受益于国家预防考古基金的资助。
国家预防考古基金的资金来源于预防考古税，占年度预防考古税总额的30%以上，由文化部和预算部共同管理。国家预防考古基金的支出主要用于两个方面：1.直接的考古发掘费用。对由于国家公益住房工程和自然人的自有住房更新产生的考古费用，由国家预防考古基金出资。2.直接补贴给那些利于协调考古遗产保护和地方发展的工程项目，特别是农村地区，受益总额可以达到项目发掘经费的50%以上。
（三）预防考古的步骤
法国预防考古有着严格明确的操作规程，在预防考古的每个环节都有专业机构实施，行政和咨询机构进行监督。
考古评估。一旦一项工程申请建设许可，大区当局和大区考古管理局就要进行考古评估，以确定地下是否埋藏有古代遗迹。由具有直接管辖权的国家预防考古研究院的地方分支机构与基建方签署协议，内容包括评估实施的具体时间、考古介入条件、基建方提供的设备技术支持等，之后在基建方的支持下，组织考古队，收集所有关于该基建地块的地形、土壤地质、自然环境等相关资料，动员必要的技术手段，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一般通过机械铲清理出若干条宽1.5～3米、深0.3～4.0米、长度不定的探沟，借以观察古代遗存情况，并在一定时期内完成评估报告，给出评估结论，文化部根据评估结论批准进行考古发掘或基建施工。
评估结论有四种可能：1.否定，基建方可以施工；2.肯定，但考虑到考古遗存状态保存不佳，没有特殊的科学研究价值，基建方可以施工；3.肯定，项目占地范围内全部或部分地区有古代遗存被发现，并且科学价值较高，保存状态较佳，必须进行考古发掘或者要求基建方修改工程内容；4.评估为重大考古发现，需要进行原址保护的，要求基建方对遗址进行保护，调整甚至取消工程项目。
由于考古评估关系到基建方的利益，为了保证评估的客观性，避免出现基建方为了一己之私利，收买或者向评估机构施加压力，而使后者得出评估地块没有古代遗存的结论，法国采取了严格的评估资质限定措施，并建立了多重监督机制。由国家预防考古研究院（约占95%的份额）和地方考古机构（5%）垄断考古评估活动，严禁私人机构和自然人从事考古评估。对考古机构的评估活动进行严格的内外监督，在外部，考古评估活动受大区科学委员会派遣的大区科学助理的监督，在内部，则有隶属于文化部的大区考古管理局在大区考古研究委员会的协助下进行监督。如发生重大的考古评估问题，则由国家考古委员会直接介入。①
发掘。当评估为肯定时，就意味着项目占地范围内全部或部分有古代遗迹发现，国家认定这些遗迹具有科学价值，保存状态完整，就要进行预防考古发掘。基建方向国家预防考古研究院、国家授权的地方考古单位或具有国家认可的考古发掘资质的私人机构发出邀请，进行项目招标。之后，基建方与中标的发掘机构签署协议，规定发掘的费用和发掘时间等内容。当没有投标者或者投标者不具备发掘资质时，国家预防考古研究院将在基建方要求下承担该发掘项目。田野发掘完成后，发掘单位除对考古材料进行整理，编写发掘报告外，还负有传播考古发掘成果的义务，想方设法发挥该项考古工作的社会价值。②
由于城镇化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将迎来新一轮的以农村地区为主的基本建设，地下文物安全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需要借鉴法国预防考古的经验和教训，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建立一套操作性强、细致完善的法律规范，理顺基建方、考古机构和政府部门等利益主体关系，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
（一）提前介入，消除基建考古的死结
我国基建考古领域存在的基建方与考古机构之间的矛盾，既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也有现实利益上的对立，但根本原因还是后者。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但由于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对什么才是大型工程没有统一标准，除个别工程外，很难做到事先申报，而是基建开始之后，文物考古部门才介入。①
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基建方的有效制约，基建部门为了自身利益，千方百计阻挠文物部门对其工程用地进行考古调查、勘探，逃避文物执法检查。甚至在建设过程中遇到地下埋藏文物时，基建部门也都尽量隐瞒不报。结果在施工开始之后，甚至是发现了埋藏文物之后，考古机构才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信息，匆匆赶到，考古人员跟在推土机后面，疲于奔命。除此之外，基建部门还以各种理由拒交、少交考古发掘费，使得考古人员在业务工作之外，把大量精力用在与施工单位协调关系、索要考古发掘费上。
另一方面，我国的基建考古还停留在“救援考古”阶段，考古工作有很大的滞后性。一旦施工中有考古发现，这时基建方必须停止工作，为考古让路，但是，此时基建方工程预算已经编制完成，不得不增加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经费，往往使基建单位不堪重负。除此之外，基建方还要忍受基建停工带来的损失。如果遇到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的古遗址，需要进行原址保护，政府还会从开发商手里把土地回购加以保护，基建方还要调整工程方案，甚至取消工程，这些损失往往无法弥补。考古过程的不可控导致基建方在基建考古中显得尤为脆弱，也造成了他们对考古工作的不满。
在此，可以借鉴法国预防考古的经验，在基建单位申请建设许可时，考古工作者就提前介入，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这样，一旦在考古调查和勘探中遇有重大考古发现，可以提前处理，甚至可以协调施工单位修改施工计划，这就避免了文物考古机构与施工单位之间出现零和博弈，甚至双输局面。
（二）实施考古税，保证考古费用来源。
最初，在我国大型基建工程中，由于国家是出资人和施工者，文物行政部门在征收考古发掘费时难度并不大，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也较顺利。但最近二十几年来，基建主体明显多样化，各单位为了自身利益，往往忽视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而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能及时地反映这些变化，对于基建考古的管理以及文物执法、经费使用等方面都没有明确的界定，缺乏细化的执行标准，致使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起来非常困难。②
《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按此条叙述，基建考古的费用，应当属于建设单位工程预算内的项目，由文物部门向施工单位征收。但我国考古机构均属事业单位，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并不具备向建设单位征收行政管理费用的主体资格，造成了考古费征收困难。③
从法国的经验来看，征收考古税可以有效地化解基建单位和考古机构在收取考古费上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考古税由国家统筹，费用性质明确，避免了由文物行政部门直接向施工单位征收的困难，节省了地方文物考古部门的工作成本，把业务骨干从与出资方繁重艰苦的谈判和协调工作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预防考古税总额仅占年度国家工程总造价的0.1%，对基建方是微不足道的。④征收考古税并不会给每个基建工程造成费用负担，但却能有效化解个别工程因发现重大考古遗址而导致个别基建单位考古探测发掘经费负担过重的风险。⑤
（三）强化监督与制约，保证考古机构和基建单位权利
长期以来，我国考古机构仅仅实行内部的行业自律和监督，缺乏强有力的监管，造成了很多问题：有些考古勘探单位收取勘探费，不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有些勘探单位勘探技术不强，漏探、误探现象时有发生；有些考古发掘单位收取文物保护经费后，在遗址上挖空方；有些考古发掘单位重发掘，轻整理；有些考古发掘单位不履行报批手续，擅自发掘；还有不具备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私自发掘等等。①这些问题影响了考古工作的正常开展，使考古机构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而且，在发掘过程中，考古机构权力过大，基建单位对考古发掘者没有选择权，对考古进展的情况、过程和结果没有知情权。在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况下，基建方通常不愿意配合考古机构的工作，由此影响了考古评估和发掘。
在法国，在对基建项目进行调查和勘探后，必须向基建单位提交评估报告。如果有必要进行考古发掘，则可与基建方谈判，协商进行考古发掘。法国基建方有权自由选择发掘者，只要具备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都可以参与土地整理者招标的考古发掘，在招标完成之后签署协议，明确规定基建考古工作的时间长度、经费核算和征用机械设备等。待发掘完成后，由文物行政部门出具相关报告，签署意见，然后才能颁发建设许可证。在我国，由于考古发掘单位的垄断地位，基建部门没有选择权。但文物行政部门可以仿效法国，制定标准的基建考古操作规范，防止考古机构自由裁量权过大，让基建单位可以监控考古发掘过程，唤起基建单位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以保证文物考古事业朝着更加健康、规范、科学的方向发展。
通过对法国预防考古的历史和运转机制的考察，我们认识到法国曾经经历过与中国相似的问题和困境，预防考古正是在克服难题的过程中走出的一条成功之道。要想让中国当前的基建考古走出困境，我们可以借鉴法国预防考古的核心内容，如提前介入、征收考古税、严格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等为我所用。但是，我们更应汲取的是法国预防考古背后的思想观念和法律制度。法国将文化遗产看作民族的共同财产，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因此确立了预防考古的公有属性。正是这种公有属性决定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制而有说服力的措施，把预防考古税定为一种强制性税收，将法国预防考古研究院设置为具有行政性质的国家公共机构，把评估和挖掘交给国家所属的机构进行，从而保证了预防考古工作的有效运转，也获得了基建方的信任，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作者简介】谭玉华，男，1979年生，河北献县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考古。
History and Experience about French Preventive Archaeology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2篇
据介绍，一年一度的“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是我国最权威、影响最为深远的考古评选活动。本届评选活动自去年11月底启动，48个候选项目进入初评。初评工作由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中国考古学会、全国65家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共同参与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排名在前25位的项目入围2011年度终评。
哈民遗址地处内蒙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15公里，南距通辽市区40公里。这里南望西辽河，北靠新开河，是大兴安岭东南边缘，松辽平原西端，科尔沁草原的腹地。遗址在一片相对低洼平坦的林网带北部，被掩埋在1米多厚的风积沙层下面，遗址总面积达17万余平方米。
2010年5-9月，因通（辽）－霍（林河）铁路复线改扩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通辽市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对铁路沿线进行文物调查，这期间发现了附近正在被盗掘的哈民遗址。鉴于遗址保存现状堪忧，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上报国家文物局，经批复后对遗址进行了局部的抢救性考古发掘。201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哈民遗址进行了大面积有计划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
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发掘面积达4000余平米。出土近千件珍贵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玉器等。特别重要的是在7座房屋中发现了较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构筑框架情况，这在国内史前考古当中都是极其罕见的。此外，在其它几座房址当中还发现了凌乱堆弃的大量人骨遗骸，其中一座房址内有多达97具人骨遗骸，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部落生存景象，对于深入研究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居民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极其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哈民遗址距今约5500年之前，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现象之复杂奇特、出土遗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史前考古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尤其是残存的木质房屋顶部结构和房址内大量凌乱的人骨遗骸为复原史前生活原貌，以及有自身特色的装饰麻点纹的陶器、种类繁多的石、骨角蚌器、精美的玉器等，对研究新石器时期的房屋结构、经济生活、制陶工艺、宗教习俗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据介绍，这处遗址是我国内蒙地区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面积巨大、保存完好，出土遗迹、遗物极其丰富的史前聚落遗址，属于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3篇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1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在整理、研究考古发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为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荜路蓝缕。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他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傅斯年在考古实践，即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推进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贡献，借以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尽曲折，经过众多学者长期不懈、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发皇地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注：杨志玖语。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举其荦荦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分别组成古迹研究会，发掘了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中国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日本之手。该所仍在大后方坚持考古发掘不辍，先后组成几支考察团，发掘了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下面仅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所拟定的工作计划包括范围相当广泛，共列有九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以上属历史范围；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以上为语言范围。后在正式成立时合并为三组：（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设人类学，（第四组），1946年又设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别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各组主任。从先前把考古学纳入历史范围，到将其与历史学、语言学并列，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现了傅斯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当时的傅斯年，刚过三十，年富力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展的历史、语言、心理、哲学都有精深的认识，“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济：《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发掘。
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单位即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在这次发掘中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
早在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并做了第一次试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初战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安阳殷墟，是基于“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从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考古学的理解很彻底全面。因此，李济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发掘。比起第一次来说，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还要求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下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因而第二次发掘的成果更为显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盘统筹之下，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既有经济上的资金不足，又有政治上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总是想方设法加以克服，保证了殷墟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Crete 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安阳发掘活动被迫中断。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注：章太炎：《国故论衡·理惑论》“近有掊得龟甲骨，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贸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着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注：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收入《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发掘的结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强有力的联系，为世界所瞩目，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汉(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极大关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亲临安阳发掘现场参观。张光直也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注：张光直：《安阳·序》，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可以说，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
1937年“七七”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而其几次播迁，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装箱，派员押运到香港，交与商务印书馆，存在九龙仓库中。可惜，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时，全部被炸毁了，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与傅斯年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战时的重庆，物价飞腾，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尚成问题，更不用说进行调查发掘和出版学术专著了。傅斯年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千方百计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其中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赵元任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的《殷历谱》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所撰著的《殷历谱》。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从卜辞中整理出商王按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谓“五种祀典”制度。这种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辞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现象，对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傅斯年慧眼识英才，多次劝勉督促董作宾写印《殷历谱》，并亲自筹划印刷出版事宜。董作宾回忆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见询，此书其若干字，印若干页，需若干纸，曷早为之计，物价且飞涨也。”（注：董作宾：《殷历谱·自序》，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关注下，董作宾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历谱》，并手写石印出版。傅斯年为这部不朽的巨著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董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董作宾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加以检验，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顺序。最后他写道：“必评论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董作宾字彦堂）；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必下几年工夫”。（注：傅斯年：《殷历谱·序》，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就《殷历谱》的学术价值而言，这种评价是丝毫不过份的。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此，邓广铭有极中肯的评述：“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斯年，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注：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傅斯年不仅在考古实践上有突出贡献，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树。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兰克(Ranke'L'von)派史学观点盛行之际。兰克学派的主要理论是提倡“科学的史学”，深信史学可以而且必须客观化，其中不能掺入一丝一毫个人的主观见解。在兰克看来，史学最后可以发展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高度的科学性，落到实践的层面，则是借重语言学的知识从事考证，以史料学为史学在史料范围的扩大和考订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期间，在主修哲学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尤精于科学方法论。他受到两种科学空气的影响：一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二是德国历来引以为荣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中山大学和顾颉刚一起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恰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个分工”。（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关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这无异是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宣言书，兰克学派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结尾处，更可以明显地地看出来：“一，把些传统成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确是兰克学派历史主义的基本见解。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重“申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思想：”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点。”。（注：原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实证主义二者的总汇。诚如台湾学者赵天仪所作的评价：“（傅斯年）把史学当作跟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一样，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以确切的方法、材料和证据来从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说是把中国的学问，尤其是史学等部门，从国故的故纸堆中引到更广大的田野工作上，而获得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结果”。（注：见《傅斯年思想纲要》，收入《中国前途的探索者：中国思想家》第八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中的史料一词包涵的范围极广，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古籍之外，还包括田野考古报告（如《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报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汇编》二种），以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考古人类学方面的原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创立到1948年迁往台湾，共出版了大量历史、考古人类学、语言研究考著和论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项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载的考古学论文外，还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1-4册）、《中国考古学报告（1-4册）、《城子崖》等发掘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论的意义。无独有偶，李济曾发起编写一套《中国上古史》，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系统地说明了编撰这部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列举了编写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种材料：第一种是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第二种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的文化遗址”；第四是体质人类学；第五是“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于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第六是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第七是“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注：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人的共通之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这种建立在考古发掘资料之上的史料学思想，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曾著有《史学方法导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这里所说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在报告中，傅斯年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注：参见《考古学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讲的考古学新方法，并不是传统金石学家所推崇的文字训诂、名物考订、音韵等项，而是西方考古学中使用的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方法，这在总体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语言考据学是兰克学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严肃谨严的方法与乾嘉考据大师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兰克史学中应用历史语言学批判考订史料的实证主义同乾嘉考据学两派融汇起来，构成“科学的史学”的基础。应当说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仅是兰克学派的部分观点，其他如兰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则鲜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学术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如宣扬的实验主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等。傅斯年受到严谨治学精神的训练，提倡先从专题入手，搜集、考订史料，经过排比之后，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出来。这种风格与考古学所要求的科学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学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傅斯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学问广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视野开阔的集中体现。他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时，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争，各学皆然，旧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在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鉴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目广也”。（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处在世界学术潮流影响下的中国考古学，更不能抱残过守阙，固步自封，而要采纳新方法，引入新理论，方能开拓考古学的美好明天。
三、余论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4篇
象山“小白礁Ⅰ号”发掘是继“南海Ⅰ号”、“南澳Ⅰ号”之后的重大水下考古发现。曾经轰动一时的“南海Ⅰ号”是沉船整体打捞上来，再进行考古发掘的，而“小白礁Ⅰ号”考古是直接在水下发掘，不得不面临气象条件、洋流速度、水文环境、潜水技术等多种问题，有极大的危险性和考古难度。一个多月时间从水下发掘出文物500余件，陶罐、青花碗、五彩罐、砚台、印章、银币等文物林林总总，以瓷器为多，且胎色艳丽，多为清道光年间款式。其中从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不少梅园石令人瞩目，它是宁波特产的一种罕见石材。它所承载的传奇故事和水下考古队员的勇敢探索将在文化史册上熠熠闪光。
在我国东海之滨的石浦渔港东南27海里处有一座神奇的小岛—渔山岛。渔山岛四周海浪滔天，一望无际的大海令人心旷神怡。蔚蓝的天，湛蓝的海，海天一色把海岛掩映得更加美丽。渔山列岛由13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和41个海礁组成，小白礁就是其中一个。
央视直播浙江首个水下考古发掘现场
2008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浙江沿海水下文物普查时发现，渔山岛附近水下有一艘沉船，因为沉船毗邻小白礁，所以就定名为“小白礁Ⅰ号”。2009年又进行了重点调查。2011年4月，宁波·象山“小白礁Ⅰ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获国家文物局批准。这是浙江省第一个正式获批立项的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160多年前，一艘满载着瓷器和宁波梅园石的商船从宁波起航，在经过象山渔山岛附近时，遭到意外，沉入20多米深的海底。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船体遗骸还封存着哪些文物？这艘沉睡百年的商船引发了人们的种种猜测。
2012年6月下旬，我国考古队员的水下探测和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试图解开这一个个谜团。
2012年6月26日上午，央视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英语频道对象山“小白礁Ⅰ号”沉船水下考古向全世界进行了现场直播。考古队员下潜后进行了艰险而紧张的水下考古工作。等到水下能见度稍有好转，中央电视台3组6名工作人员先后下水。他们身负不同任务，有水下测绘的，有拍照录像的，也有给梅园石清洗起吊的。随着入水深度逐渐增加，通过水下高清摄像头，观众们清晰见到在沙石表面的沉船船体、成列的梅园石、数个青花大碗以及水下考古队员用探测器具进行探测、考证的情景，甚至还有时不时蹿到镜头前的小鱼游来游去。梅园石是一种罕见石材。四件梅园石借助起重设备“电葫芦”缓缓地被起吊出水面，并被放置在早就准备好的脱盐池内。沉睡在海底1个半世纪多的梅园石和青花碗、五彩瓷器等珍贵文物终于浮出水面重见天日，“小白礁Ⅰ号”带给大家的不仅是一份惊喜，更是一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
刚刚出水的梅园石切割整齐，长约80厘米、宽约60厘米，厚5至8厘米，每块重约50公斤。一块块梅园石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一个个历史传奇故事。自隋唐到清末，宁波历史上一直是海上外贸的重要港口。这次宁波特产梅园石的出水同时也佐证了宁波就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说起小白礁沉船水下考古的直播，可谓是一波三折，央视主持人文静开玩笑说，这是天公作美，龙王作难。虽然在连日大雨后，渔山海域的天气略有好转，近几天都转为多云，但是24米深的海底能见度却一直很差，影响到电视直播计划，文静幽默地称之为：“龙王看了欧洲杯，正在海底开派对，将水搅浑了。”
考古专家王光远介绍说:“我们必须分步对文物进行脱盐，第一个脱盐池浓度还比较高，不至于将文物瞬间稀释，然后逐步递减盐的浓度，使文物适应现在的环境，这个脱盐过程将持续很长时间。”专家们将对出水文物制定相应保护方案。少量梅园石将留在海底继续压舱。届时，沉船表面将用泥沙和梅园石覆盖回填予以保护，等待2013年再进一步发掘打捞。
梅园石走出国门
沉睡的矿石是一个亿万年不醒的梦，行走的梅园石却造就了一段不朽的文化交流传奇。
许多人或许以为梅园石不过是石头而已，何来珍贵一说？而在专家眼里它们却是极有价值的，意义重大。水下考古队队长林国聪介绍说，这些梅园石不仅仅是文物，而且是珍贵的文物，通过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能判断这艘船的始发港是宁波。而且梅园石在保护沉船遗址至今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它起到镇压沉船的作用，同时又减轻了海水对沉船的冲刷。
梅园石是宁波的特产。林国聪介绍说，梅园石分布于宁波市鄞州区鄞江桥一带，岩石层属凝灰岩，结构致密坚硬，矿物粒度大小均匀，石质细腻、色泽素雅、硬度适中，是一种高档的建筑和雕饰石料。
千百年来，宁波梅园石的行踪遍及海内外。鄞州当地民宅明堂里铺的石板是梅园石，村口庵边小溪上的小桥是清一色的梅园石。在宁波的老外滩、七塔寺、白云庄等历史建筑中都有梅园石，古宅陋巷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民居建筑里，更是处处可以见到梅园石的踪迹……
考古发掘计划范文第5篇
2008年7月27日，南京中华门外的大报恩寺地宫遗址神秘面纱被揭开，从出土的石函内壁上的“长干寺”字样以及众多的唐宋时期钱币来看，地宫被专家认为有可能与宋代初年重修的南朝长干寺有关。由于石函里的铁函(佛舍利函)体积过大、过重，吊运工作遇到了麻烦，无法运出考古现场。这么大的铁函在全国也是少见的，这种舍利函的正式名称叫――顶宝函，长0.5米、宽0.5米、高1米。但是如何开启和保护这样罕见的铁函却成了一大难题，考古工作为此暂停了一段时间，经过有关专家重新论证后，最后决定开启铁函计划不变。铁函于8月6日开启，铁函里发现了与石函碑文相一致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专家认为，金塔里一定藏有金棺，也一定会藏有碑文上记载的“佛顶真骨、佛螺髻发和佛爪”等圣物。这一“旷世惊天大发现”，震惊了世界。目前，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但是铁函里的鎏金宝塔如何取出成了考古专家的难题，截至笔者发稿前，该项工作仍在进行中。
评论
大多数人都有好奇心，听说有宝物想一睹其风采也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宝物的开启和研究对于我们的考古和历史研究有莫大帮助。但是，笔者不由想起了西安的兵马俑，当年它的发掘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考古学家们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他们发现，被发掘出来的兵马俑等极具价值的文物遭到的破坏极大。开掘之日就是文物被毁之时的例子还有西安某寺。很多文物遭到风化，很快就掉色了……而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时，让人忍不住痛心疾首。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不知道有多少的民族瑰宝散落其中，我们可以去努力探寻，但不能以令宝物丧失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或价值作为代价。
当我们不能确定考古挖掘一定是正确的时候，当然是应该先坐下来，讨论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论证出其中的得失，再开始决定下一步的行为。
当然，虽然同样的发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考古工作将越来越完善，我们的保护措施也将越来越完备。到那时候，充满好奇心的我也是想看看那些鎏金塔、鎏金凤凰、水晶球、圣僧舍利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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