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古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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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叶以来，考古学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了很大的飞跃，尤其是通过对中外考古学理论的对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学理论在以后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道路上一定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们一定要对考古学理论的认识上升到一个高度，因为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我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它决定着我们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响，而且也决定着考古学以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们对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怀。其中有人们对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对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对古代事物的喜欢，等等。这也许是科学考古学形成的原因之一。科学考古学在形成之后就在技术和理论的影响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论的发展过程更是曲折，可以说考古学的理论是在不断的否定基础上前进的。下面就谈一谈关于考古学理论方面的认识。首先有这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第二，考古学理论是什么？

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犹如废话，可是在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它确实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那么无论我们在这上面花费多大的时间和精力，那都只会是徒劳。结合我国考古学的形成和早期的发展来看，考古学的理论在我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张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时间与传统》的中文译本的序中提到，最近两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固然是对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很可靠的反映，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的考古学的研究中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形成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当时受国内的“五四”运动和古史辨运动的影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上古史提出了质疑，而且还对史籍中对早期国家的记载提出了质疑，于是这就遭到传统史学派的反对，但是他们又没有具体的实物证据。所以，双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实物。其次，我国早期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也陆续回国，他们大部分在国外学的是地质古生物学。李济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人类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他决定开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进行初步调查，并与1926年10月到12月开始了对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关于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的动机我们可以在《李济文集卷二》里找到，受当时安特生在对我国进行的一些考古发掘基础上形成的对我国史前文化的认识和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李济先生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调查与考古发掘找到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进行的考古发掘为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掀开了帷幕，也正是他的这一动机或发掘目的使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向了历史学的范畴，其在发掘过程中对地层和出土物的观察和分类的方法还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并受了现代考古学的专门训练。1930年夏季毕业回国之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发掘，其主要贡献之一是依据考古地层学的证据，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大问题。由于这些早期的学者将中国考古学坚定的放在了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将考古学引上了一条有别于西方考古学的发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学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学有着共同目标的证经补史的道路，也就是说考古学的发展是为历史学提供服务的。它的目的只是通过考古发掘来填补历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国考古学所运用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都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对于考古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积累，这其中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获取考古材料的途径，二是对获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础性的研究，为后面的进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础。第二是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关于第一个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与发掘以及对发掘现场遗迹和遗物的基本信息的获取，在发掘过程中对考古地层学的应用以及对出土遗物所进行的类型学的分析，而且从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发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和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都是在无意中发现的。所以在第一个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积累方面对考古学理论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对考古学的理论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考古学具体理论的指导，那么对考古学的解释可能就会停滞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学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对考古材料的解释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积累的多少。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学科里一样，如果我们只是积累现象而不去总结规律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些对后来影响巨大的定理。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是一门学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学科一样在于探索在某一领域的规律，而考古学要探索的规律不只是简单的还原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类在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图探索考古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解释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换句话说，如果古代人们的生活是现象，那么我们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现象的发生。而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生活的全部遗留。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质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导致了我们现在所发现的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的全部遗留物。所以我们要通过仅存的不完整的遗存去探索古代人们生活的规律，其难度无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没有理论的指导，那么其结果就微乎其微。我们可以把考古发掘的遗留物划分为物质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遗留物，对精神方面的遗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因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对象，它反映的都是人们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学探索的问题被西方考古学家用6个“W”来表达，它们是Who（谁）、What（什么）、When（何时）、Where（何处或从何而来）、How（怎么回事）和Why（为什么）。②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学家把他们研究的重点越来越放在了后两个方面，也就是对产生事物内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产生的内在原因而不是对事物外在方面的观察和总结，所以考古学的理论是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来越被重视的一部分。

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第2篇

在科技考古这个名称尚未出现以前,这方面的研究一般称之为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有时还称之为实验室考古。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科技考古这个词,20多年来科技考古这个词已经基本上被学术界所接受(1)。今天,大家都明确地意识到,科技考古包含了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全部内容。但是,这个研究必须以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为指导,必须带着考古学的问题开展研究,对研究结果的认识必须结合考古出土背景进行分析,即考古学研究的意识必须贯穿于整个科技考古研究的过程之中。在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科技考古正在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科技考古研究历程的角度回顾夏鼐先生当年凭借大科学家的学术敏锐和渊博的知识,努力推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历历往事,同样由衷地感受到这位学术泰斗的伟大之处。本文试图依据重读《夏鼐文集》里收录的有关涉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经典文章及其他资料,首先介绍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考古研究的倡导作用及亲身实践,认识他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其次阐述自己对于如何沿着夏鼐先生规划的宏图,加倍努力,建设好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思考。

一、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

的丰功伟绩

夏鼐先生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大致可以分为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大学问家,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

夏鼐先生多年来一直以中国考古学领军人物的地位及能力,倡导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推动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的建设。

比如,他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建立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早在1955年,夏鼐先生就在《考古通讯》上介绍20世纪50年代初,由美国科学家W. F. 利比(Libby)发明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方法,指出它的重要性,并建议在国内建立实验室进行测定工作(2)。这篇文章距离利比发明这个方法的时间只有5年,距离介绍这种测定方法的著作的出版只有3年。除了及时撰文介绍国际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碳十四断代这个最新成果以外,20世纪50年代末,夏鼐先生经杨承宗先生介绍,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引进仇士华和蔡莲珍两位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积极组织实施在考古研究所筹建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到1965年5月,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开始测定出第一批标本的年代数据。到1972年《考古》复刊后的第1期,公布了第一批测定年代数据(3)。

除了建立碳十四测定年代实验室以外,夏鼐先生对于在考古研究所建设其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领域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不断吸引多个领域的专门人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夏鼐先生的直接领导下,考古研究所于1959年开始筹建常量化学分析实验室,1961年开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组。1963年开始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后来建立了动物考古研究组。1975年筹建热释光年代测定实验室。1978年成立实验化验室。1978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发射光谱分析工作。1980年在实验化验室开始金相分析工作。1984年在实验化验室筹建穆斯鲍尔谱分析工作等等。

在夏鼐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当时考古研究所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范围已经涉及到碳十四年代测定、热释光测定年代等年代学的研究,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研究,陶器、青铜器等器物的物质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等等,初步构建起一支具有多个领域的研究团队,在当时全国考古学界起到了很好的领军作用,发挥了重要的研究作用。

夏鼐先生除了在考古研究所内大力推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以外,还努力加强与所外多个科研和教学机构的专家们的合作,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石兴邦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很重视考古发掘中古动物与古植物的研究,并鼓励大家尽量以最好的方法,采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各种标本,以便更确切地鉴定人类生存的年代及古地理、古气候状况,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对古人类文化的影响(4)。

何天相先生曾经提到夏鼐先生采集了甘肃敦煌西汉时期的简牍残片、棺木接榫、甘肃武威唐朝时期的马鞍,并把这些珍贵的木质材料送给他进行树种鉴定研究(5)。这属于植物考古研究的范围。

夏鼐先生与北京科技大学(原名为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院士交往甚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向柯俊院士领导的“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提供过不少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标本和铁器标本,请他们进行金相和成分方面的鉴定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及时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柯俊院士合作,对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商代铜柄铁钺进行研究,证明这件铁器是用陨铁制成,这项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国内外学术界都引起极大的反响(6)。

夏鼐先生还十分关注古陶瓷方面的研究,他专门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仁所长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片和瓷片进行科学分析,提供科学性的技术鉴定。并在《考古学报》上发表周仁先生的研究文章(7)。当周仁先生等撰写的《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出版后,夏鼐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书评,详细介绍此书涉及的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镇制瓷原料胎、釉的研究;景德镇瓷器质量的改进和中间工场生产试验;钴土矿的捡炼和青花色料的配制等等。强调此书对于考古人员研究古代陶瓷的启发作用(8)。

(二)从理论上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

夏鼐先生在与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写的“考古学”里,专门强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都与考古学相关,比如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主要是协助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天然资源,从各个方面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主要是用以鉴定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和人类的骨骸,并判定它们的年代。物理学和化学则应用于对遗址的勘探,对遗物成分和性质的分析,并测定它们的年代。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应用于对遗址的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加以保存等。采矿冶金学、陶瓷学和染织学应用于对工场址、矿址、窑址等遗迹的考察,对铜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纺织品等遗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学则专门应用于对发掘出来的造船工场遗址和船舶的遗物进行考察和研究。他们还以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为例,用较大的篇幅详细讨论这些学科的原理、在考古学中应用的具体方面及其学术价值。他们还围绕方法进行介绍,如在测定考古资料的绝对年代时可以应用的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在判别各种器物原料的成分及其产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时,除普通化学分析之外,还有多种利用自然科学仪器设备进行测试的方法等(9)。

今天我们怀着敬仰之心重新阅读夏鼐先生当年的论述,仍然对其包含的科学性、前瞻性、现实性而肃然起敬,这些论述涉及到我们今天科技考古学科形成的基础。比如,对比科技考古研究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他们都使用同样的仪器设备,依据同样的分析原理,运用同样的技术手段,研究对象是同样的生物种属或由同样的物质结构和化学元素组成。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科技考古研究的对象是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资料或属于古代的资料,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研究的对象除古代的以外,更多的是现代的资料。另外,前者的最终目的是如何解释古代人类的行为,探讨当时的历史,而后者是认识物种的特征及物质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

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分别有自己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这就意味着学科之间的结合不是简单地合并到一起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需要把握好核心问题,需要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一起探讨和共同努力。

以如何认识碳十四年代测定为例,夏鼐先生在1977年就撰文提醒考古研究人员在涉及有关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时要注意三点。第一,有两个计算碳十四年代的半衰期值,利用不同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数据不能够互相比较,如果要比较,必须先换算成使用同一个半衰期值计算的年代。由于不同年代的碳十四浓度是有变化的,对碳十四年代的数据需要作树轮校正。第二,碳十四断代实验室给出的碳十四年代后面的加减号和数字是统计学上的标准偏差,无论是一个标准偏差还是两个标准偏差,实际年代有可能在这个偏差范围之外。第三,除统计学偏差以外,由于污染、标本本身的特殊性质等多种原因都可能引起年代误差。所以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十四年代才是有价值的,而一两个孤零零的数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10)。

这三点认识涉及到如何科学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和应用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也涉及到在考古现场采样时就要防止标本的污染以及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由于多种原因可能引起的误差。到30多年后的今天,夏鼐先生当年提到的这些认识仍然是我们考古研究人员要时刻注意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除了详尽地论述在具体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外,夏鼐先生还就整个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问题提出总体思路。他认为考古学中有些问题是考古工作者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只能提供资料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进行鉴定和研究。但是考古工作者要明确提出想解决什么问题,以便别人能够配合我们进行研究。我们提供实物标本时首先要搞清楚出土的情况。如果科技专家科学分析的结果,产生难以解答的新问题,对提供的资料产生疑问,我们考古工作者便应重新核查自己采集标本时是否有疏忽,是否有些情况没有搞清楚,或者不够确切,最好我们能自己加以改正(11)。

夏鼐先生强调了考古研究人员在提供样品时要有考古学的思考,这样才能把握好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研究的方向,努力做到有的放矢。用考古学的思考来主导样品采集、测试的目的,这是当今科技考古的精髓。夏鼐先生还强调了考古出土状况如何决定了材料的科学价值如何,因此对于考古出土背景的把握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重视考古材料出土状况的科学性,这是最终提出科学结论的基础。夏鼐先生曾经几次提到有些所谓重大发现,实际上来自被污染的样品或有特殊背景的样品,这样的教训永远应该引以为戒。夏鼐先生的这些认识可谓是从宏观上把握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的核心问题。

(三)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

夏鼐先生经常强调一点,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科技史、狭义的历史学(包括文献学和考据学)、民族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生物学、化学等等(12)。从现在的思考而言,这里面就涉及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内容。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夏鼐先生不仅是这个方面的提倡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者,他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方面涉及到多个领域,有些方面的论述至今尚无人望其项背。

比如在碳十四测定年代研究领域,夏鼐先生在第四批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发表以后,发表了著名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他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作用,认为从前对于有文字记载以前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是没有办法作正确的断定,史前的年代学几乎是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测和推论上,由于利用碳十四测定年代法,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学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还在文章中借用其他学者的话,把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称之为20世纪史前考古学中的大革命(13)。后来,他自己也进一步提出,由于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有了确切的年代序列而进入一个新时代(14)。夏鼐先生利用已经测定的、经过审核的、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94个数据,全面整理了几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及中原地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测年数据,另外还整理了华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文化的遗址,基本上把当时所知的中国史前各个文化的年代序列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清理。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观点,否定了原来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的旧说(15)。

在天文学领域,夏鼐先生依据自己的渊博知识,对河南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12幅星象图及河北宣化辽墓的星图进行解读,详细阐述了中国二十八宿的由来及特征,指出尽管依据文献记载,二十八宿体系在中国创立的年代最早是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但可以根据天文现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6世纪。同时,也介绍了起源于巴比伦、完成于希腊的黄道十二宫的特征,并探讨了其传入中国的年代可能早至隋代。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是和天文学中其他成果一样,最初起源于生产实践。中国和西方的劳动人民累积生产实践的长期经验,分别创立这两种体系来划分天球,以便于观测日、月、星辰等运行的位置,从而规定季节岁时,以便利于季节性的生产活动(16)。

在冶金考古领域,夏鼐先生围绕湖北黄石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研究,确定古矿井大多集中在大理岩和火成岩(花岗闪长斑岩)的接触带上,依据各种遗迹现象认识古代人为挖取矿石而开拓巷道时,专门制作了木质的不同形制的矿井支架,构建相当完整的排水系统,依靠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差所形成的自然风流确保矿坑下的氧气供给,使用辘轳提升矿石等等。依据热释光测年,将几座古炉的年代定为春秋时期。当时冶铜的原料是孔雀石和自然铜等含铜品位很高的矿石。通过炼铜模拟实验,对实验结果进行化验,与出土遗物的化验结果进行比较,对当时正常的冶铜生产需要具备的条件、古炼炉的性能、春秋时代的冶铜业达到的水平等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大致复原了当时的整个冶炼过程(17)。通过请相关研究人员对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进行重新鉴定,应用密度测定、光谱分析、X射线物相分析和电子探针等技术开展研究,确定它们都是银制品,而不是以前所说的铝,纠正了 “晋代已经存在金属铝”的错误说法。另外,还依据此墓曾经被盗掘的事实,认为以前检测发现的碎铝片,很可能是后世混入的(18)。

在古代的纺织技术研究领域,夏鼐先生通过对新疆尼雅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绮、锦和刺绣开展研究,从经纬线各自的数量、经线起花、锁绣法等织造技术的分析入手,探讨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发展史以及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19)。他依据对考古资料的判断、对养蚕技术及蚕丝的物质结构的认识、对古文字资料的理解、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对纺织技术的把握等等,再现了汉代和汉代以前中国丝绸生产技术的一般状况,为认识中国丝绸在世界的影响及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

夏鼐先生通过对宋代的杰出科学家沈括的研究,用《沈括与考古学》为名撰文介绍,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的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开展考古学研究的用心。如他在文章中指出,沈括用冶金学原理解释古剑,用光学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用民族学材料来比较汉画像石上的古衣冠和祭器,用度量衡学来研究汉代及秦汉以前的长度和容量等。甚至谈到沈括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气候的变化,其研究方向已接近于现代的所谓“环境考古学”(21)。

夏鼐先生还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相当全面地阐述了古代人民创造的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医学和药物学、农业科学等等,强调了中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以及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22)。

(四) 小 结

由于自己孤陋寡闻,才疏学浅,在介绍夏鼐先生当年建设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丰功伟绩时,肯定还有遗漏之处,尚祈前辈学者及同行们多多补充,我在此先感激不尽。我个人深深体会到,夏鼐先生在世的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构建全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填补多个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当时的考古研究人员全力以赴,在许多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通过认识发掘出土的各个遗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归纳出由一群遗址组成的一个文化或类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态特征,依据这些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总结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从中寻找各种物质文化成分在历史进程中变化的线索。夏鼐先生当时为领导这方面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但是即便在那样的学术背景下,夏鼐先生已经高瞻远瞩,看到了日后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在考古研究所设置多个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推动全国有条件的研究或教学机构开展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从理论上阐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重要性,帮助考古研究人员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并且身体力行,用考古学家的思路,凝练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成果。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为后来中国科技考古的大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人才准备、资料准备和实验室准备等等。大科学家的大思考、大决策、大举措、大手笔在此可见一斑。

二、 沿着夏鼐先生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

考古学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其研究内容已经由原来通过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的形态特征确定一个遗址、一个类型或一个文化的年代早晚、文化特征,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遗址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是为了全面或部分地展现处在特定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内的自然环境状况,人类社会的生存活动、生活方式、制作工艺、社会组织、礼仪制度、丧葬习俗、祭祀特征、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如果说当年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态特征进行研究可以形象地再现其当时的原貌,从时空框架上把握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那么现在通过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等研究则可以科学地再现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与演变及人类与之相适应的互动关系,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征和风俗习惯,古代人类采集、狩猎、种植、饲养等一系列获取食物资源方式的演变过程,各个时期的人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比例,不同时期和不同等级的人是否存在食物差异,不同时期的人进行随葬和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各种动植物种类和特征,古代人类制作各种器物的原料、技术与方法及发展过程,文化与文化之间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同时,还能提高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科学性。夏鼐先生当年开始筹划构建的科技考古学科已经在两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方面是对遗迹和遗物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开拓了传统考古学所不能涉及的多个研究领域。另一个方面是确认遗址、遗迹的位置、面积、布局,对各类考古资料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与精确度。在考古学中强调科技考古是时代向考古学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决定把原来的实验化验室、体质人类学研究组、动物考古研究组、绘图室、修复室、照相室等部门合并到一起,成立科技考古中心(原名为考古科学技术实验研究中心,曾改名为考古科技中心),科技考古中心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与技术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15年来,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扶持学科、重点学科和6个重点研究室之一。现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具备多个实验室,拥有一批活跃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主持完成过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出版了多本具有开创或完善学科建设价值的专著,用中文、英文、日文在国内外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数百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多个实验室建成了系统规范的标本库、资料库和数据库,获得了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科技考古中心以其整体实力在亚洲地区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名列前茅。

从更大的范围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一个建设、完善科技考古研究机构的,拉开了中国科技考古大发展的序幕。这具体表现在多家国家级的科研和教学单位中专门成立了包括多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机构,不少省级文物考古单位里都有专人从事科技考古不同领域的研究。一些科研和教学单位中都开始培养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科技考古研究已经大致可以分为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分析、计算机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等多个领域。基本上每隔2年举办一次的全国性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已经连续召开了十次会议。一批科技考古的专著得以出版。科技考古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支持科技考古、依靠科技考古、发展科技考古与强化科技考古已经成为整个考古学界的共识。

今天,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做好科技考古工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我个人认为,对照夏鼐先生当年的谆谆教导及身体力行,要做好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尚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科技考古要努力加强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

夏鼐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学是利用古代留传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和它们的演化过程。考古学研究的遗迹、遗物等实物资料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考古学上的有些问题是需要请科技史专家或科技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的(23)。我们要做好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就要强调科技考古全面、系统地参与到每项考古调查、发掘中去。即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共同参与设计和规划,在考古研究人员的主导下,结合不同的考古实际状况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同时要一起开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结合探铲钻探,大致搞清楚遗址内的布局,为合理地布方、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提供思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要有计划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样品,保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科学性。要对古代遗址形成及废弃过程中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研究,认识当时人的各种行为的自然环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动植物遗存,开展形态学、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学地把握当时人的体形特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现象在内的各种信息;认识当时人的食物资源的种类、比例及获取方式,了解当时人利用动植物进行祭祀、随葬及战争的行为。要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内的残留物及特定环境里的土壤进行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认识有关古代人类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及当时人的一些行为特征等内容。上述的各项认识都应该输入地理信息系统,再结合考古学发掘、研究的内容,进行各种分类或综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学研究为主线,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古代社会。

(二)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成为复合型人才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要做好考古学研究,一定要对许多关系密切的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24)。夏鼐先生对考古研究人员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要了解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知识。其实,从本质而言,这个要求也适用于那些对考古研究感兴趣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他们也需要对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这些不同的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进,考古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互相都有一个学习对方的过程。考古研究人员要认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探讨物质世界的各种方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则要注重认识考古研究人员是如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古资料的价值。研究人员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勘探、考察、鉴定、测试、分析各种与考古相关的资料中,而这样的研究结果才能与考古学的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科技考古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在一些科研和教学机构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今后,有条件的大学还要加强对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开设科技考古的课程,系统地培养复合型人才,引导他们以新的思维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开展工作,为在全国范围的考古实践中广泛开展科技考古研究打好基础。

(三)以考古学文化的观点为指导开展研究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研究考古学文化必须要注意三点,第一点是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第二点是共同伴出的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第三点是我们必须对于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25)。这些研究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对于指导我们做好科技考古研究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可以帮助我们把对特定遗址的某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他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新认识和从其他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他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认识。如果其他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遗址数量不多,我们则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属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遗址开展工作。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统总结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某个科技考古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与文化间的同一领域的比较研究,从中归纳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关联性、变异性、差异性等,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认识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果其他考古学文化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则要努力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全国的范围内、在大跨度的时间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个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要建立在对多个文化内的同类遗存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

(四)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夏鼐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要借用多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开展考古学研究(26),这已经涉及到考古学方法创新的问题。通过总结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等方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这些方法,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通过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食性分析、DNA分析、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再一次证明科技考古的应用价值,科技考古对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科技考古的实践过程正在带动考古学方法的进一步多样化,我们要以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为鉴,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识地补充和完善科技考古的各种研究方法,逐步做到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里分别包括的野外调查、采样、鉴定、测量、实验、化验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

三、 结 语

今天,中国科技考古学科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这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夏鼐先生的英明决策和身体力行,得益于前辈学者们的大力开创,得益于广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刻苦钻研,得益于学习科技考古的青年学子们的勤奋努力,也得益于全国广大考古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相信只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我们获取的信息资料就会越来越丰富,我们涉及的研究领域就会越来越广阔,我们得到的研究成果就会越来越精彩,考古学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注释:

(1) a.王昌燧:《前言》,王昌燧主编:《科技考古论丛(第二辑)》,第-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b. 赵丛苍主编:《科技科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c. 杨晶、吴家安:《科技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d. 陈铁梅:《科技考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e. 袁靖:《科技考古》,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25~46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上的应用》,《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考古》1972年第1期。

(4) 石兴邦:《论古文化与古环境》,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第5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

(5) 何天相:《中国之古木(二)》,《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五册,第217~293页。

(6)、(7)、(11)、(12)、(24) 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99~30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8) 夏鼐:《评周仁等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504~5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9)、(26) 夏鼐:《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13)、(15)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75~4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4)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402~4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6) a. 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77~3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b.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91~4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7) 夏鼐:《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34~4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8) 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48~45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盒刺绣》,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05~3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0) 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38~36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1) 夏鼐:《沈括与考古学》,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65~48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2) 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83~28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 一级学科 挑战 建议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将历史学一分为三，把原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考古学和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随之而来的，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加合理地设置二、三级学科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故不可小觑。目前的分类方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考古分为6个二级学科，分别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和专门考古，其中专门考古中，包括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二级学科的一些学科，如古代文字与铭刻、外国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美术考古等。而北大的学者鉴于中国考古学正在发展成为理论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技术全面现代化的跨学科交叉综合体系，主张设5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专门考古和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科学，这种划分也值得借鉴。

在科技发展迅速、跨学科交流频繁、国内外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大环境下，文物保护事业和科技考古迅速发展，再加上晋升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机遇，一起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如何去解决这些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当代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定位问题是我们首先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切实关系到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了一场题为“考古学的定位”的学术研讨会，约有近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就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该从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认为，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科中更为广泛的应用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不断的渗透，考古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这种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以往的传统考古学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考古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并且应当成为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而不应该被置于他们的附属下。笔者认为，考古学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其学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们所言的“传统考古学”并不是与现在所定义的考古学截然分离。“传统考古学”所倚重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延续到现在虽已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对考古现象予以解释，但其思想贯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终。此外，前后对于人类起源及进化、文明发展进程、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的关注都是一致的。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观念的转变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广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也必须通过这个过程对现有的考古资源进行整合，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目前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学术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课程设置落后于时展潮流的问题突出，培养计划中还存在着一些已经与时代脱节的课程，而一些先进的技术并未得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存在知识陈旧，知识结构不完整，国际视野不开阔，理论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学科建设的失衡问题也较为严重，体现在考古和博物馆专业发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研究团队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问题上。

二、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解决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人才培养出现的矛盾，适应新形势下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考古学能够沿着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轨迹运行和发展，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我们当以此次学科体系调整为契机，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进行认真的梳理，继续巩固旧有的优势学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设薄弱学科，更加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和与国外考古学的交流，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话语权、注重方法和理论创新、更加严谨科学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

其次，适当地调整现有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着力解决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考虑到文物保护人才的缺口，具备条件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应该考虑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养阶段增设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或方向。应摒弃旧有的轻文物保护重考古发掘的做法，转变观念，尽快培养一批技术扎实、学术能力突出的文物保护人才。

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历史学;考古学;相辅相成

中图分类号:G6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4-0175-01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故国。因此,史学是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的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一门学问。展望新时期的新史学,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随着当代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思维模式的更新,这些都将为历史研究的推进提供空前便捷的手段和空前广阔的学术空间。

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历来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地位谁重谁轻;二者应不应该保持各自独立性,互不统属”等诸多问题上。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研究的进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有这么一个惯性,即在谈论某两者关系问题的时候总喜欢在经过一番煞有其是的论证后,最后一定要得出两者之间必定有一方是主要因素,是统领者;而另一方则是次要因素,是从属者的结论。好像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才有利于事物进一步的发展。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样往往会导致认识的“一元化”,反而使人们看不到事物真实的本质所在。更多的事实表明: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某一个“必然”所决定的,相反则多是由众多的“偶然”综合在一起构成所谓的“必然”结果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更多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的。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讲过这样一段值得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这在历史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更是多方面的,要想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并非易事,更不能简单的用某一个“必然”来解释。因此,要想还历史一个客观的真实面目,是不能单单依靠某一个学科就可了事的。显然,历史研究所需的各个学科,同是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同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他将这个问题提到“认识观”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而历史学研究的是对历史的文字记录,应该说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而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表现形态。两个学科间因为研究对象表现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方法与技术层面的差别,只能决定学科各自教学方式与训练方式的区别,不应该成为学科间相互结合的障碍。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差异,形成学科间的封闭,就恰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认识观。在提倡多学科交叉进行学术研究的今天,历史科学的这两个分支学科间的不正常状态实在有必要加速改善。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历史学也好考古学也罢,二者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不可分割的。历史的真实正是通过它们二者的相互印证而得到证实的。早在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古史新证》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转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两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地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未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未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而且有着延绵不断记载历史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了解,正是通过那些传世的文献典籍而获得的。可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有关历史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或是语之不祥或是神怪传说混杂太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面对此种困境,如果没有考古学的补充,历史学家们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孔子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当然,有详实的文献资料,也并非就意味着万事大吉。历史注重的是求实。因此,有了详实的文献进一步就是要“去伪证实”。这一过程除了用多本权威史料对照印证是否记载一致外,利用地下挖掘出的实物来证明更是具有说服力。不少古文献和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史实,经地下发现的新材料的印证,或被确证其原貌,或被拂除其尘封,或被解读其真谛。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大量已有成果,足以证明地下发现之材料确可印证地上传世之文献,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其中就有不少能印证古文献的材料。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殷本纪》记载了商朝诸王的世系和名号。王国维老先生通过研究甲骨文证实了商朝先公先王的世系正如《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从而得出了“《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的结论。再例如近年来,战国秦汉时期简帛的大量出土,也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进一步推动着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但是如果因此便着重考古而看轻历史学,也是愚不可取的。因为考古挖掘出的东西虽说是客观的存在但那些(下转177页)(上接175页)毕竟只是一些无意识的无生命的遗物或遗迹,如果只是从物质上来看,就把其中所蕴藏的文化价值大部分丧失了。格林?丹尼尔曾经讲过:“考古学首先是一种工艺技术,那么从事调查、发掘、保护、收藏的实践者都是有技艺的工艺师。其次,考古学又是一门科学研究,在这门科学中已运用了各种科学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艺技巧和科学技术如果没有历史阐释和写作艺术的专业也无法完成考古学的研究。” 显然,考古发掘的成果必须经过相关历史文献的印证,也只有经过这样科学的研究,才能赋予死的东西以鲜活的生命,让这些长眠于地下的沉闷的物体开口说话,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历史价值。不然,青铜器再是经过考古研究也只能说明它是某个历史时期的青铜器皿,除此之外,再无什么可考的了。

总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虑,考古学与历史学必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二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一方归属于另一方的关系。历史学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来揭示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研究古代社会的。这样,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还是从最终的研究目的上来看,历史学与考古学都是一致的,二者并无矛盾冲突。如果一定要找出二者的不同之处的话,也只是在研究历史的凭借手段方面有所差异。但是,如果要想从理论上界定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其二者研究的手段和方式是不足为凭的。研究手段和方式的高低是不能作为评价二者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的。历史学需要通过考古学得到印证与检验,而历史考古学则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为确定课题与研究途径的重要参考,在上升到研究层面时也需要历史学的诠释。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共同努力,我们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二者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该为了追求所谓的独立地位而刻意的把这一问题绝对化。

参考文献

[1]朱孝远.历史的意蕴[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页。

[2]张光直.未定稿[M].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8年第4期。

[3]杨伯峻.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页。

[4]格林・丹尼尔 ,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对考古学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科价值 音乐考古学 音乐史学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音乐考古学是根据与古代音乐艺术有关的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是音乐史的一个部分，也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中国音乐考古学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音乐文物学方面。但是从学科的性质，特别是从研究的目标考察，音乐考古学是以阐明中国音乐艺术发展史及其发展规律为第一要义。①

音乐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密切相关。随着近年来音乐考古学成果的不断出现，这门学科对于音乐学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也日益展现出来。

一、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的影响

在参观博物馆时，我们能看到编钟的精密和气派，古琴的纹路优雅而自然，这些来自数千年前的乐器，这些承载着古人的喜怒哀乐的音乐载体，常常使我们对先祖的思想和智慧肃然起敬。我们不得不思考应怎样面对和研究这些丰富的音乐遗产。

音乐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古代音乐实物的考证。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河南舞阳的贾湖骨笛。音乐史学家在上个世纪对于骨笛的年代论断是公元前8000年，而随着音乐考古学的深入考证，这个时间被向前推进了整整1000年。古人流传下来的音乐文献中，有的也许是谬误，有些是正确的论断，这些都需要后人不断地考证，才能客观地认识到这些文献的真实性。音乐考古学突破了传统的音乐史只用文字说明问题的局面。如对于殷墟近10年的考察中，挖掘出土大量的甲骨文残片，这些残片上所记录的内容，证实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诸多内容。

随着音乐考古的逐渐深入，音乐史古文献中的内容能够找到相应的出处，有些谬误也应当得到及时的纠正。

二、音乐考古学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汉族音乐史，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是一部中原地区的音乐史。因为在当今的音乐史著作中，罕见边疆地区、西部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的音乐论述。由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学科水平局限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区的传统音乐研究相对于中原地区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从整个传统音乐的大视野来看，边疆和沿海地区的音乐丰富多样，同时，由于这些地区的地域特殊性，其音乐形态的变化比较缓慢。中原地区，历史上乃兵家必争之地，任何一个统治者必征服中原才能统一天下，因此，中原地区的音乐形态受影响最大，变化最多，如城市音乐的发展最核心和最发达的地区在中原。而边疆和沿海地区的音乐往往保留了比较古朴和原始的风貌，比如福建南音这一乐种，唐代时中原的移民到了福建，随之带去了他们的音乐文化，因此，研究福建南音，可以对认识唐代中原地区的音乐文化有所助益。又如，目前的传统音乐著作中，关于四川地区的音乐文化，往往只提到“四川清音”“川剧”和个别的四川民歌。②而在音乐考古发现中，巴蜀地区的文化相当璀璨，乐器中还有诸如钮钟、甬钟、于、扁钟，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出土的器物上的图像，如嵌错宴乐图像铜壶，这些都说明巴蜀地区在当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而今的四川地区音乐文化，依然具有鲜明的特点。那么，巴蜀地区的文化和楚地的文化有何相似之处？巴蜀地区的音乐在后世是怎样发展的？与最早发现的可以确定的巴蜀音乐文化有关联吗？这些古乐器即使是失传，对于后世的蜀地音乐文化产生影响了吗？音乐考古成果带来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三、音乐考古学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意义

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是随着近年民族音乐学的兴盛而逐渐热起来的。音乐学界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一度处于很简单的认识，局限于几个单一的乐种。最早关注少数民族音乐的还是当地的研究者，笔者2001年到云南采风的时候，云南的音乐学者就在大力进行云南当地民间音乐的研究、保护和宣传，提出了中国音乐不是单声，也有多声，就在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里有体现。音乐学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中国音乐是单声思维，西方音乐是多声思维，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成果改变了这一看法。但是，少数民族学者较少，精力有限，依靠本民族的学者去研究自身的音乐文化未免力不从心。研究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发展，是完成真正的中国音乐史的必然之路，而研究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就离不开音乐考古的参与。如“有些出土的楚汉笛子，在有按孔的一面，都削去一个平面，其原因为何？乐器本身不会说话，文献也没有记载，不好理解。结合民族学的材料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竹制管乐器也有这样的实例”。③历史上的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迁：战争、朝代的更替、民族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多民族的杂居通婚……这些都带来了文化上的巨大转变，我们研究音乐史，结合音乐考古学的成果，可以明白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改写了历史，一些传统被保留下来，代代相传，有的却消逝了。

历史是一条长河，传统是奔腾不息的水流，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去孤立地研究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了解一个事物，只有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才能客观地分析和理解它。我们身边的任何一种音乐现象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只有不断地探寻这些问题的出处和根源，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己。也正因如此，在音乐的源头徘徊的音乐考古学才体现出其伟大的学科价值。

注释：

①王子初.音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

②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