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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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安阳地区； 商周分界； 西周遗存； 分期
Abstract：Based on the criterion of boundary betwee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Anyang region， a pile of Western Zhou remains are distinguish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ttery patterns and combinations， Western Zhou remains are divided into 3 archaeological phase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 of Western Zhou in Anyang region is initially established.
Key words： Anyang region， boundary betwee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dynasty， Western Zhou remains， archaeological phases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遗址曾是商代晚期的都邑所在。根据文献记载，周公二次东征后，“大邑商”遭废弃，“殷遗多士”被强行迁往洛阳等地。然而，商王朝灭亡之后的殷墟遗址并未变成无人区，殷墟遗址以外仍然存在众多小型聚落。本文对安阳地区①的西周遗存进行全面系统梳理，提出安阳地区商周分界的全新判断标准，新辨识出一批重要的西周遗存，在分析陶器形制与器类组合特征的基础上，对安阳地区西周时期陶器进行系统分期研究，初步建立安阳地区西周时期的陶器分期年代框架。
一、 考古材料与以往研究
根据以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安阳地区发现西周遗存的地点有30处②（图一），经过考古发掘并已公布材料的有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③、刘家庄北地（电业局）④、刘家庄南地⑤、孝民屯⑥、西北冈⑦、小屯东北地⑧、西高平⑨、黄张⑩和大寒南岗11等9处。此外，侯家庄南地亦发现有西周车马坑和墓葬12。
发掘者曾将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清理的26座西周墓分为四期，推测“四期应是紧密相衔接的，墓地的总体时间跨度不长”，“与关中地区的西周墓葬进行比较，可以推测刘家庄西周墓的年代大体在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13。有学者将西高平遗址西周时期遗存的典型单位分为四组，认为“应该是从早到晚的四个发展阶段”，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晚期偏早14。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对安阳地区的西周遗存进行过全面梳理，安阳地区尚未系统建立西周时期陶器分期年代框架。
二、 典型单位及层位关系
本文选取典型单位的原则：（1）所出陶器的时代特征较为一致，陶器的类型和数量较多；（2）尽管所出陶器的类型和数量较少，但时代特征较为一致，能够填补分期上的缺环。依此选取的典型单位有西高平H18、H24、H88、H89、H90、H91、M1、M4，黄张H19、H64，孝民屯M742、M788、M843、M872、M882，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M81、M82、M85、M97、M104、M129，刘家庄北地（电业局）96T1⑧+96T2⑧15、M27，刘家庄南地M64，侯家庄南地M4、M13，大寒南岗M5、M7和小屯东北地M2。上述典型单位间可用的层位关系仅有“西高平H90H91”和“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2M81”两组。
三、 陶器形制分析
安阳地区西周遗存所出陶器的常见器类有鬲、簋、豆、罐、盆、甑、瓮等，以鬲、簋、豆、罐最为常见，且特征变化最为显著，故选取为典型器类进行形制分析。
鬲
皆为夹砂陶，多为灰陶，颈部以下饰绳纹。根据足部特征可分为三型。
A型 肥袋足，无实足根。根据器体、颈部、口沿、腹部和袋足特征可分为五个亚型。
Aa型 扁方体，无颈，宽斜沿，斜腹微鼓，袋足外撇。根据沿面和腹部绳纹特征可分为三式。
I式 沿面无凹槽，腹部饰纵向绳纹。标本刘家庄南地M64：2（图二，2）。
II式 沿面有粗细不均的凹槽，腹部饰纵向绳纹。标本西高平H18：25（图二，3）。
III式 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腹部饰纵向左曲绳纹。标本西高平H24：11（图二，4）。
Ab型 扁方体，无颈，宽斜沿，鼓腹，袋足内收。根据沿面、腹部绳纹和裆部特征可分为三式。
I式 沿面有粗细不均的凹槽，腹部饰纵向绳纹，裆。标本西高平H18：27（图二，6）。
II式 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腹部饰纵向左曲绳纹，裆。标本西高平H88：10（图二，7）。
III式 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腹部饰纵向左曲绳纹，裆下鼓。标本小屯东北地M2：2（图二，8）。
Ac型 扁体，无颈，宽斜沿，斜腹微鼓，袋足外撇。根据沿面特征可分为二式。
I式 沿面无凹槽。标本孝民屯M788：2（图二，9）。
II式 沿面有粗细不均的凹槽。标本西高平M1：1（图二，10）。
Ad型 扁方体，无颈，宽斜沿，微鼓腹近直，袋足内收。暂不分式，已有标本的式别特征为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标本黄张H64：2（图二，11）。
Ae型 扁方体，束颈，窄斜沿，鼓腹，袋足内收。暂不分式，已有标本的式别特征为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标本侯家庄南地M4：1（图二，12）。
B型 柱足。根据肩部和腹部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 肩部无戳印纹，腹部无扉棱。根据器体、沿面、颈部和裆部特征可分为五式。
I式 扁方体，沿面无凹槽，无领，低裆。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5：1（图二，13）。
II式 扁方体，沿面无凹槽，矮领，低裆。标本孝民屯M872：2（图二，14）。
III式 接近方体，沿面无凹槽，矮领，高裆。标本孝民屯M843：4（图二，15）。
IV式 接近方体，沿面无凹槽，高领，高裆。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3（图二，16）。
V式 接近方体，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高领，高裆。标本侯家庄南地M13：1（图二，17）。
Bb型 肩部通常饰一周戳印纹，腹部通常有扉棱。根据器体、颈部和裆部特征可分为三式。
I式 扁方体，肩部的戳印纹与折沿之间留白形成一道“假领”，低裆。标本西高平M4：2（图二，18）。
II式 扁方体，矮领，低裆。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97：3（图二，19）。
III式 接近方体，矮领，高裆。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2（图二，20）。
C型 尖足。根据器体、肩部和裆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I式 长方体，肩部无旋纹，高弧裆。标本刘家庄北地（电业局）96T2⑧：1（图二，21）。
II式 扁方体，肩部饰旋纹，低弧裆。标本大寒南岗M7：4（图二，22）。
簋
皆为泥质灰陶。根据口部和唇部特征分为二型。
A型 侈口，厚唇。根据口沿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口沿外折。根据口部、腹部和圈足特征可分为四式。
I式 口部微侈，腹部微鼓，粗圈足。标本孝民屯M788：3（图三，2）。
II式 口部外侈，腹部外鼓，粗圈足。标本孝民屯M882：2（图三，3）。
III式 口部外侈，腹部外鼓，细圈足。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6（图三，4）。
IV式 口部外侈更甚。标本西高平H89：44（图三，5）。
Ab型 口沿内错。根据口部可分为二式。
I式 口部外侈。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1：1（图三，6）。
II式 口部外侈更甚。标本西高平H90：32（图三，7）。
B型 敞口，薄唇。根据腹深、腹部纹饰和圈足特征可分为三式。
I式 深腹，腹部饰S形卷云纹，粗圈足较矮。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9（图三，8）。
II式 浅腹，腹部饰S形卷云纹，粗圈足较高。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1（图三，9）。
III式 浅腹，腹部素面，细圈足较高。标本侯家庄南地M13：2（图三，10）。
豆
皆为泥质灰陶。根据腹深以及盘和柄外壁的纹饰特征可分为四型。
A型 深腹，盘和柄外壁素面。根据口部和唇部特征可分为二式。
I式 侈口，厚唇。标本西高平M4：1（图三，11）。
II式 敛口，尖唇。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1：7（图三，12）。
B型 深腹，盘和柄外壁饰旋纹。根据口部、唇部和柄的特征可分为二式。
I式 敛口，尖唇，粗柄。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4（图三，13）。
II式 侈口，方唇，粗柄稍细。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5（图三，14）。
C型 浅腹，盘外壁下部多饰旋纹。根据盘和柄的特征可分为四式。
I式 盘圆折，腹较浅，盘外壁下部饰数道旋纹。标本西高平H18：30（图三，15）。
II式 盘方折，腹稍深，盘外壁下部饰数道旋纹。标本西高平H89：18（图三，16）。
III式 盘方折，腹稍深，盘外壁下部饰少量旋纹，细柄，柄上有粗凸棱。标本大寒南岗M5：1（图三，17）。
IV式 盘方折，腹稍深，盘外壁素面，柄更细，柄上有细凸棱。标本小屯东北地M2：3（图三，18）。
D型 深腹，盘外壁有密集凸棱，柄素面。根据腹部和盘外壁凸棱特征可分为三式。
I式 鼓腹，盘外壁凸棱靠下。标本黄张H19：5（图三，19）。
II式 直腹，盘外壁凸棱靠下。标本大寒南岗M5：3（图三，20）。
III式 直腹，盘外壁凸棱靠上。标本小屯东北地M2：1（图三，21）。
罐
皆为泥质灰陶。根据器表纹饰可分为四型。
A型 肩部饰旋纹。根据器体、口沿、肩部和底部特征可分为四个亚型。
Aa型 长方体，窄折沿，近折肩，小平底。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97：2（图四，2）。
Ab型 长方体，宽卷沿，圆肩，平底。根据口部、颈部、肩部和底部特征可分为四式。
I式 大口，高领，高肩，小平底。标本孝民屯M788：1（图四，4）。
II式 大口，领稍矮，肩稍低，小平底。标本孝民屯M882：3（图四，5）。
II式 中口，领稍矮，肩稍低，小平底。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1（图四，6）。
III式 中口，领稍矮，肩更低，小平底。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2（图四，7）。
IV式 小口，矮领，肩部低至通高的一半，大平底。标本侯家庄南地M4：3（图四，8）。
Ac型 方体，宽卷沿，折肩，平底。根据肩部旋纹特征可分为二式。
I式 肩部饰稀疏旋纹。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2：3（图四，9）。
II式 肩部饰密集旋纹。标本小屯东北地M2：4（图四，10）。
Ad型 扁方体，窄折沿，折肩，平底。暂不分式，已有标本的式别特征为肩部饰密集旋纹。标本大寒南岗M5：2（图四，11）。
B型 素面。根据器体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 长方体。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29：2（图四，12）。
Bb型 扁方体。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1：6（图四，13）。
C型 肩部饰旋纹，腹部饰绳纹。根据口沿和肩部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Ca型 卷沿，圆肩。标本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27：1（图四，14）。
Cb型 折沿，折肩。标本孝民屯M742：1（图四，15）。
D型 肩部和腹部饰绳纹。标本侯家庄南地M13：3（图四，16）。
四、 分组及相关问题
根据上述器物形制分析，可将典型器物中式别特征相同、文化面貌近似的典型单位归为6组。
第1组：刘家庄南地M64，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5，西高平M4、孝民屯M788。
第2组：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97，刘家庄北地（电业局）M27，孝民屯M742、M872、M882。
第3组：西高平H18、H91，黄张H19，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1、M104，孝民屯M843。
第4组：西高平H89、H90，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M82、M129。
第5组：西高平H24、H88，大寒南岗M5，侯家庄南地M4、M13。
第6组：小屯东北地M2。
根据可用的两组地层关系“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2M81”和“西高平H90H91”可证第3组早于第4组。检验各典型器物的式别顺序，应为由第1组依次发展至第6组，无颠倒现象。各典型器类及其型、式在典型单位中的分布情况见文后附统计表（表一、表二）。
五、 分期与年代
考虑到除第3组与第4组以外的其它组之间缺乏层位关系，典型器物的式别特征存在上下浮动的可能，另有部分典型单位暂无法细分入上述分组，因此有必要根据式别特征之间的差异大小进行并组。
第1组与第2组的B型鬲皆为扁方体，第3组与第4组的B型鬲均接近方体，第1组与第2组的A型簋为粗圈足，第3组的A型簋为细圈足，第1组与第2组的Ab型罐为大口，第3组与第4组的Ab型罐为中口，可见第2组与第3组之间的差异较大。第3组与第4组的Ba型鬲的沿面无凹槽，第5组的Ba型鬲的沿面有粗细均匀的凹槽，第3组与第4组的B型簋腹部饰S形卷云纹，第5组的B型簋腹部素面，第3组与第4组的豆为粗柄，第5组与第6组的豆为细柄，第3组与第4组的Ab型罐为中口，第5组的Ab型罐为小口，可见第4组与第5组之间的差异较大。尽管第3组与第4组之间有明确的层位关系，但这两组的器物形制差异明显小于第2组与第3组以及第4组与第5组之间的差异。据此可将第1组与第2组合并为第一期，第3组与第4组合并为第二期，第5组与第6组合并为第三期。
在对上述各期进行具体断代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第一期的年代已进入西周，而非商代晚期或“商末周初”16。之所以判断第一期的年代已进入西周，标准如下：
1. 西周早期周式联裆鬲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刘家庄北地（电业局）所出C型I式鬲96T2⑧：1（图五，2）的长方体、高弧裆、饰细绳纹的特征与周原IVA1H4：217（图五，3）相似，后者为周式联裆鬲，年代为西周早期。96T2的地层堆积与邻方96T1相同，96T1所出Aa型I式鬲96T1⑧：1（图五，1）为商式分裆鬲，形制特征与殷墟四期相同，但年代已经进入西周早期。
2. 柱足鬲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至殷墟四期，殷墟遗址普遍流行无实足根的A型鬲（图二，1），少量鬲有小尖足（图二，5），极罕见柱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发现的西周墓葬随葬陶鬲皆为B型鬲，最初形态的M85：1（图二，13）是在典型商式鬲的基础上增添柱足而成，属于商式鬲的变体。相同形制的陶鬲亦发现于洛阳摆驾路口M167（陶鬲015号）（图五，10），与之共出的有西周早期周式联裆鬲（陶鬲016号）（图五，11）18。
3. 扁体肥袋足无实足根鬲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殷墟四期流行的肥袋足无实足根鬲多为扁方体，洛阳北窑铸铜遗址在西周早期出现扁体肥袋足无实足根鬲H83：219（图五，24），相比商末周初的陶鬲标本苗圃北地PNM238：120（图二，1）器体更扁，邢台南小汪遗址的西周早期遗存亦出有形制相同的陶鬲H89：3421（图五，25）。孝民屯M78822的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簋、罐，随葬Ac型鬲M788：2为扁体肥袋足无实足根鬲（图五，21），共出的陶簋M788：3（图五，22）较商末周初的侈口厚唇簋标本后冈圆形祭祀坑H10：2623（图三，1）圈足增高，但仍具备粗圈足特征，共出的圆肩旋纹罐M788：1（图五，23）是西周早期新出现的器型，相比商末周初的圆肩素面罐标本GM233：624（图四，3），在肩部新出现数道旋纹。
4. 高圈足侈口厚唇簋的复出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安阳地区在殷墟三、四期流行侈口厚唇簋（A型簋），腹部通常饰三角划纹内填细绳纹，演变规律为由高圈足变为矮圈足，商末周初的侈口厚唇簋标本后冈圆形祭祀坑H10：2625（图三，1）为粗矮圈足。进入西周，侈口厚唇簋的圈足重新由矮变高，同时也有由粗变细的趋势（图三，2、3、4）。另外，Aa型簋在商末周初为窄折沿，进入西周变为宽折沿，且外侈逐渐明显（图三，1、2、3、4）。
5. 敞口薄唇簋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商末周初墓葬小屯西地GM233出有仿铜陶簋GM233：4126（图六，1）；西周早期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27所出陶簋M1：397（图六，2）的形制几乎与之完全相同，惟腹部新出现S形卷云纹，长子口墓所出陶簋M1：395（图六，3）已摆脱仿铜作风，腹部亦压印有S形卷云纹；西周早期墓葬洛阳摆驾路口M16728和洛阳车站6：0129已出现典型形制特征的敞口薄唇簋（图五，13、19）。可见，敞口薄唇簋脱胎于商末周初的仿铜陶簋，成型于西周早期。目前的材料显示，腹部压印S形卷云纹的敞口薄唇簋（图六，4、5）在安阳地区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
6. 豆的复出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至殷墟四期时，居址中的豆已近绝迹，墓葬中的豆基本被盘取代30。西高平M4随葬柱足鬲M4：2（图五，5）和豆M4：1（图五，6）各1件，柱足鬲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豆的复出也表明年代进入西周。洛阳摆驾路口西周早期墓葬M16731亦有豆（014号）（图五，12）复出的现象。
7. 圆肩旋纹罐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商末周初墓葬小屯西地GM23332新出现圆肩素面罐GM233：6（图四，3），由于该墓为仿铜陶礼器墓，其形制可能是由铜简化而来。与殷墟文化流行圆肩绳纹罐的情况不同，圆肩旋纹罐（Ab型罐）常见于周原33、沣西34等地，亦见于西周早期墓葬洛阳摆驾路口M16735（01号）（图五，14）和洛阳车站6：0136（图五，20），为西周时期的常见器型。
8. 墓葬随葬单鬲或鬲、罐组合的出现表明年代进入西周
殷墟商墓的随葬陶器组合以明器化的陶觚、爵为核心37，也有部分墓葬随葬陶鬲，甚至有以随葬单鬲为主的墓群38，但这些墓葬通常随葬典型商式鬲。安阳地区西周墓葬随葬陶鬲多为柱足鬲，但也有西周早期墓葬随葬肥袋足无实足根鬲，由于后者的器物形制与殷墟四期无明显差异，故对其年代的判断需要借助考古背景进行综合考量。如，刘家庄南地M64出有肥袋足无实足根鬲M64：2（图五，15）和柱足鬲M64：3（图五，16）各1件，柱足鬲M64：3的折沿、微鼓腹、低裆、柱足的特征与洛阳车站西周早期墓葬6：0139所出陶鬲（图五，18）相似，据此推知肥袋足无实足根鬲M64：2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刘家庄南地M64还出有陶罐残片，表明该墓的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罐组合。
鬲、罐组合应是受到了周人的影响40，鬲、罐组合出现在安阳地区表明年代已进入西周。如，刘家庄北地（电业局）M27为鬲、罐组合，随葬陶鬲M27：3（图五，26）的扁方体、低裆的特征与张家坡M175：5（图五，28）相似，随葬陶罐M27：1（图五，27）的卷沿、圆肩、下腹斜收、平底、肩部饰旋纹的特征与张家坡M175：2相似（图五，29），张家坡M175的年代被定为昭穆时期41，可知刘家庄北地（电业局）M27实为西周墓葬。
上述标准并非孤立，也并非绝对，必要时需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判断。由于陶鬲在安阳地区西周遗存的居址和墓葬中最为常见、数量最多，且为器物组合的核心，故将上述分期成果中陶鬲的典型形制与周原、洛阳、邢台、琉璃河等地西周遗存已有的年代分期标准中陶鬲的典型形制进行比对，佐以上文的判断标准，对上述分期成果的绝对年代进行推定。
第一期：上文已论证Aa型I式鬲、Ac型I式、Ba型I式鬲和C型I式鬲的年代为西周早期。Bb型II式鬲的扁方体、矮领、低裆的特征与洛阳北窑M93：442相似，后者的年代为西周早期。Bb型I式鬲、Bb型II式鬲与Ba型I式鬲、Ba型II式鬲除肩部饰戳印纹以及腹部有扉棱外，其余式别特征相同，故可将年代均定为西周早期。
第二期：A型鬲的沿面有粗细不均的凹槽、腹部饰纵向绳纹的特征与琉璃河97LG10H11：10相似，Ba型IV式鬲的接近方体、口沿无凹槽、高领、高裆的特征与洛阳北窑M186：143相似，Bb型III式鬲的接近方体、高领、高裆的特征与洛阳C3M198：144相同，后者的年代均为西周中期。Bb型III式鬲与Ba型III式鬲除腹部有扉棱外，其余式别特征相同，年代应为西周中期。
第三期：A型鬲与Ba型V式鬲的沿面上有粗细均匀凹槽的特征与琉璃河95LF10H106：245相似，Aa型III式与Ab型II式、III式鬲的腹部饰纵向左曲绳纹的特征与邢台南小汪T13④：3446相似，C型II式鬲的扁方体、肩部饰旋纹、低弧裆的特征与周原H98：1847相似，后者的年代均为西周晚期，据此可将第三期的年代定为西周晚期。
六、 小 结
根据出土陶器及层位关系，本文对安阳地区西周时期陶器典型器类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总结，将以陶器群为核心的安阳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为三期，年代大体与西周早、中、晚期相当。通过对安阳地区西周遗存所出陶器的系统梳理，初步建立安阳地区西周时期的陶器分期年代框架。该年代框架的建立，为判断安阳地区西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分期年代，以及进一步探索西周时期商人故地的文化、聚落与社会提供了一把比较详细的年代标尺。
注释：
① 本文所指的“安阳地区”包括今安阳市辖区和安阳县在内的洹河中游地区。
② a.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洹河流域的考古调查》，《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c.安阳市博物馆：《豫北洹水两岸古代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④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⑤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行文简洁起见，本文将“刘家庄南地85AQMM64”简写为“刘家庄南地M64”。
⑥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遗址西周墓》，《考古》2014年第5期。
⑦ a.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b.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c.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 d.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e.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八本・1550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
⑧ a.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市西高平遗址商周遗存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6年第4期。行文简洁起见，本文将西高平遗址的器物单位编号进行了简写，如“04AXH41”简写为“H41”。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张发掘队、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安阳市黄张遗址两周时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4期。
11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考古》1965年第7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安阳大寒村南岗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资料。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14 豆海锋：《太行山东麓地区西周文化分期研究》，《华夏考古》2013年第2期。
15 刘家庄北地（电业局）96T2的地层堆积与邻方96T1相同。
16 已有的研究认为：“殷墟第四期文化IV4段以前都属晚商时期，而IV5段文化跨商末周初。”（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33、47 黄曲：《周原遗址西周陶器谱系与编年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3年。
18 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1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21、4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商周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22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遗址西周墓》，《考古》2014年第5期。
23、24、25、26、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2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8、31、35 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29、36、3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二队：《洛阳的两个西周墓》，《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30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4、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38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徐家桥村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40 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2、4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
考古学文化范文第2篇
一、活动回顾
1.活动前的准备
（1）根据学院《学院学生文化艺术节活动实施方案》，学生处、团委根据分工，分别制订了文化艺术节分项活动具体方案，包括指导思想、组织机构、竞赛目的、竞赛内容、竞赛对象、评分标准、组织形式、时间、地点等;明确了参与活动的责任处室及职责分工，保证活动能够有效落实。
（2）利用班主任例会时间，专题召开文化艺术节工作部署会，详细介绍学生文化艺术节活动的具体安排，提出注意事项和工作要求，并在班会上传达和落实。
（3）组织开展文化艺术节活动开幕仪式 ，对全院中高职学生进行活动动员。将艺术节竞赛项目及评分标准以电子版形式在校园网公布，帮助学生做好赛前准备。
2.活动对象、内容及方法
（1）活动对象。学院全体在校中职、高职学生（不包括实习生）。
（2）活动内容。文化艺术节分为开幕式、文化篇、艺术篇、闭幕式，共四部分12项。每项活动分为中职、高职两个组别。
（3）活动方法。活动按照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预赛在三个院区分别进行，按照既定方案和比率，择优选出优秀选手进入决赛。决赛获奖选手的表彰在艺术节成果汇报演出上穿行。
3.评分标准及评价方法
（1）评分标准。按照公平、公开、公正、择优的竞赛原则，学院制订了较为详细的评分标准和评分方法。既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又能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同时融合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弘扬校园正能量。
（2）评价方法。非现场类竞赛，包括书法、绘画、摄影、微电影等项目，组赛者将作品作者隐蔽、编号后，组织评委老师到作品存放现场打分评价，由核分组汇总统计并当场公布评分结果;现场类竞赛，包括歌舞类、宣讲比赛、校园礼仪之星评比等项目，无论预决赛，学生都是按照抽签顺序进行比赛，评委老师对每一位参赛学生进行现场评分，核分组汇总统计并当场公布最终竞赛成绩;体育竞赛类项目按照该项目竞赛规则确定最终成绩。
二、反思
1.活动效果
（1）内容丰富，广大师生反响强烈。2014年的文化艺术节活动比较以前内容更丰富、参与人数更多、作品更优秀、校园影响力更大。尤其是学院首届学生田径运动会的成功举行，受到了广大师生一致赞誉，集体凝聚力空前高涨。
（2）展现风采，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营造了积极向上、清新高雅、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展现了学院学生的青春风采和精神风貌，激发了学生爱国爱校、热爱学习、努力成才的热情，增强了积极进取的自信心，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艺术修养和团结协作精神，推进了校园精神文明建设。
（3）凝聚人心，加速融合校园文化。基于学院现行三个院区分址办公、中职高职学生并存的状况，学院的学生文化艺术节活动起到了凝聚全院人心力量、加速融合院区间校园文化的良好作用。
2.存在的问题
（1）艺术节时间短，活动项目多，部分活动较为仓促。学生文化艺术节从2014年10月中旬开幕起至2014年12月底所有比赛结束，经过了2个月的时间。去除AEPC会议、双休日等节假日，仅有6周时间来完成所有项目的比赛任务，几乎每周都有比赛。有的是几个项目同时进行，不论是组织者还是参赛者都有应接不暇之感;受时间限制，有的活动准备时间不是很充分就开始或者结束了。感觉较为仓促，结果也令人不甚满意。
（2）活动基本在课余时间开展，积极参与活动的要求与来自课业的压力使部分学生陷入矛盾。艺术节的活动大都安排在下午1、2节课后的课余时间，极少部分在晚上进行。高职二年级的部分专业学生会在 3、4节上课，如果有比赛，只能缺课参加;另一些学生自身很想参加活动，但又担心无法及时完成课后学习任务而陷入矛盾中。以此，就出现了或是学生不积极参加活动，或是学生要求任课教师减免课业的现象，从而，与活动预期目的产生了偏差。
（3）部分活动的组织工作还不到位，降低了活动预期效果。受艺术节活动时间、组织者人员数量和工作量等情况的影响，活动不免会有漏报、误报、统计错误、通知不到位、漏赛的现象。由于沟通协调不到位，曾出现了比赛场地无法使用、评委老师缺席、设备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等现象。组织工作的不到位降低了参赛者对比赛的热情和信任度，也降低了活动的预期效果。
三、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配合，以部分活动促整体发展
学生是学院教育教学的主体，学院的所有工作都围绕学生进行，所以，学生活动不仅仅是学生处、团委等学生管理部门的工作，也是学院各处室共同的工作。为此，学院应将学生文化艺术节纳入学院整体年度工作计划中，由学生管理部门统筹，其他相关处室协调配合，在时间、场地、人员、设备实施方面给予全力配合，保证学生活动顺利进行。并以学生活动促进校园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学院工作整体发展。
2.精简活动内容，精心策划组织，以精品活动创社会效应
考古学文化范文第3篇
所以说我们已成功地跨过第三个“四个一”：一是指举办的展览及其图录内涵的创意，是以往没有的，是一个全新的创意，所有的展品，也是高品位的，使我们参与会议的专家学者饱了眼福，也为观众，尤其是浙江、杭州和余杭区的广大观众提供了丰美的精神食粮；二是参加这次以良渚玉器与夏时期玉器、良渚文明与夏时期文明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共有46位。在作主题发言的26位专家中，有4位围绕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展开了论述，4位对石峁遗址相关问题开展了讨论，2位围绕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3位就龙山时代玉器玉文化作出了深入的讨论，另外13位则围绕玉圭、玉璋、玉钺等玉礼器论述了自己研究的成果。这些学者在本届年会上交流的学术认识，全是他们研究的新成果，于学术研究方面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创新性，就我们设定的主题来说，还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三是有了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我就对编辑、出版好《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充满信心，认为是指日可待了。所以我欣喜地说：“中华玉文化中心第四届年会闭幕式”，既是宣示我们已跨过第三个“四个一”，又是准备向第四个“四个一”冲去的宣示。
第四个“四个一”的目标是什么，我个人还没有想好，也想了一些，但还拿不定主意，还要听取诸位专家的意见，希望朋友们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我，或者是告诉相关的负责会务的同志。建设好“中华玉文化中心”，是我们追求的总目标。而要实现这一总目标，就要设定好每一个“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怎样设定好“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要设定好“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就得把握好玉器与玉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全局，站在玉器与玉文化学术研究的顶峰，去发现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上具有创新潜力的目标。可见要设定好每个“四个一”所追求的目标，是只有具有相当学术见识的玉器与玉文化专家才能从事的设计，我不是玉器与玉文化学术领域中的专家，难以做好这件事，为了做好为专家服务的工作，将玉器与玉文化推向前进，我将认真地听取这个研究领域专家的意见。在此，拜托各位了。
相对前两次展览和研讨的主题来说，这次展览和研讨的主题所属考古学文化及其所处年代较为复杂。这次展品出土的遗址，分别属于西朱封、大师姑、花地嘴、陶寺、芦山峁、新华、石峁、二里头和大甸子共计9处遗址。
这9处遗址提供的展品所属单位的年代及其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情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芦山峁和大师姑；二类是西朱封、花地嘴、二里头和大甸子；三类是陶寺、新华及石峁。一类中的芦山峁遗址未经正式发掘，展品均为芦山峁遗址采集所得。大师姑是一类中的另一处遗址。该遗址展品H5那件“玉铲”，出土于2003年11月，晚于《郑州大师姑》考古报告对大师姑遗址的那次发掘。但《郑州大师姑》对大师姑遗址的研究，证明这遗址只存在二里头和早商文化两层堆积，故将H5这件“玉铲”归入新砦期则当提出质疑。二类遗址各自提供的展品所属单位的考古学文化与年代，虽比较单一，但它们提供的展品所属单位的考古学文化属性与年代，却基本上又相互有所区别；三类是提供的展品的背景之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较为复杂者。基于二、三类遗址展品所属单位和某些遗址的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比较复杂，我认为有必要提出点个人认识，做出以下讨论：
关于西朱封、二里头、大甸子和花地嘴。西朱封、二里头和大甸子三地展品所属单位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分别是龙山时代的龙山文化、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二里头遗址三至四期和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至于花地嘴则要多说两句话。花地嘴遗址提供展品的单位当属同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花地嘴虽只发表了简报，但我几次较认真地看过花地嘴出土资料，从一开始以及至今，均认为它的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是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之前的夏时期遗存。这类遗存早已见于郑州马庄。从花地嘴这类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来看，当不能将之视为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似乎也难以把它归入新砦二期文化遗存之列。附带再说一句，新砦二期这类遗存，也不应被视为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同时，还要进而指出的是，新砦二期虽是新砦一期时序演变的产物，但将新砦一期归入王湾三期文化，从而将新砦二期视为王湾三期文化的后裔，也是泛化了王湾三期文化之后提出的不当认识。总之花地嘴这类遗存实自具个性，区别于陕、晋、豫至今见到的与之同时期任何考古学文化遗存，暂可将之称为以花地嘴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
关于陶寺遗址，从解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北京）所辑截止于2005年发表的“简报”“报告”来看，我认为可将陶寺遗址已发掘的遗存分为这样三个时期。其一，是以陶寺ⅢH356为代表的时期。其年代相当于泉护二期文化时期，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很可能属泉护二期文化；其二，是以M3015为代表的时期。M3015的年代，我过去已作过讨论，认为相当于杏花文化出现宽平裆鬲的阶段，其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和已确认的同时期文化，存在区别，当自具个性，暂可称之为以陶寺M3015为代表考古学文化；其三，是以陶寺ⅢH303、99ⅢH22、02ⅠH6为代表的时期。这类遗存以肥足鬲、方体单把鬲、敛口（）、圈足篮纹深腹罐（甑）构成陶器基本组合，为其基本文化特征。我以往对其年代作过点讨论，认为当处在龙山时代之后、夏二里头文化之前的夏时期。这类遗存除广布于临汾盆地外，也见于陕西神木新华、神木石峁、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和山西五台县阳白等遗址。这类遗存颇具个性，暂可名之为陶寺ⅢH303、99ⅢH22、及02ⅠH6为代表的遗存。《玉魂玉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展出陶寺出土的玉器的单位是：M11、M22、M1267、 M1361、 M1369、 M1449、 M1699、 M1700、M2011、 M3002、 M3015、 M3032、 M3033、 M3100、M3168、M3169、M3196、M3202和MDC10。这19个单位的年代，均不可能属于陶寺ⅢH356为代表的时期者，能明确其年代者，仅是M3015和M3002。这两单位当属陶寺M3015为代表的时期。M22也可能属于这个时期。其他单位的年代，是否属于这一时期，或有的可能晚到陶寺ⅢH303、99ⅢH22、02ⅠH6为代表的时期。从现今陶寺遗址发表的材料来看，尚不能确知。
关于新华和石峁两处遗址。提供的新华遗址的玉器展品，均出自99K1这一单位。99K1打破生土，被压在1层下，不能从层位上认知这坑的年代，另外，坑内“填土”中仅见难以识别的碎陶片，同时，在发掘新华遗址之前，与这坑中出土的某些玉器相似的制品，虽已见于一些遗址，但都是采集品。故无法依坑中出土的碎陶片和玉器等遗物，确定这坑的年代及其考古学文化属性。可否据新华遗址的发掘所得到的知识，来推定这单位的年代呢？新华遗址发掘所见到的情况并不单纯，除在此见到上述陶寺ⅢH303、99ⅢH22、02ⅠH6为代表这类遗存外，还存在以99H1081及99H501陶鬲为代表的另类遗存。所以说后者是另类遗存，是因为陶寺遗址中不见这类陶鬲，而见到这类陶器遗存的山西忻州游邀遗址，却不见肥足陶鬲。可见，游邀和陶寺这两类陶鬲是不共生的。它们之不共生，绝非偶然。据我以往的研究，知这两类鬲均各有源流。肥足鬲直接源于釜灶，经历宽弧裆向尖角裆演变的历程，而新华99H1081及99H501和这两鬲型式相同的游邀H31陶鬲虽追根溯源也源于釜灶，但它却是直接由杏花文化陶鬲演变而来，故它们是不同考古学文化谱系的两类鬲。既然是谱系不同的两类鬲，那么它们为什么共见或共存于新华遗址之中？这两类陶鬲所以共见或共存于新华遗址，无非是出于如下两种原因：一是共见或共存并非共生，即这两种陶鬲所代表的遗存，在新华遗址中各自处在不同层位或单位，发掘或整理之时，未能将它们区分开来，而把它们混为同一类遗存；二抑或是新华的居民已经将这两类陶鬲融为一体，而构成一种既区别于陶寺，又不同于游邀这两类陶鬲各自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另一考古学文化，或某一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文化类型。到底是出于哪种原因？如果是前者，则还存在孰早孰晚这一问题；如果是后者，也存在以谁为本体而融合或吸收了谁这一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在未能认真全面检讨《神木新华》这一考古报告，甚或对新华遗址进行再发掘之前，我们难以提出任何倾向性的认识。同时，据我以往的研究，可指出的是这两类陶鬲所代表的遗存的年代，均处在龙山时代之前、夏二里头文化夏时期之前的夏时期。
对石峁遗址玉器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的研究，或许对新华99K1这单位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探讨有所助益。提供的出自石峁遗址的玉器，均标明为“夏时期”，绝大多数展品，均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品，个别展品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的异形牙璧，标明为1981SS采1。陕西历史博物馆提供的藏品，未说明是发掘的，还是采集的，也未能提供器物号，估计均为或主要是戴应新所采集的那批器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的展品，虽未标明器物号，也未说明是采集所得，还是发掘出来的，估计当是发掘所得。2012年10月中旬，我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办的神木石峁城址考古发掘研讨会，看到了这里发掘出土的一些陶器（片），从而得知这一城址存在着三个时期的三类文化的堆积：一是龙山时代杏花文化中期，即流行宽平裆鬲时期；二是龙山时代之后、二里头文化时期之前的夏时期的以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三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白燕四期文化的后段遗存。这处城址的第二时期的文化遗存，和第一、三两时期的文化堆积，非属同一文化谱系。第一、三两时期的文化堆积，虽属同一文化谱系，但它们之间的年代间距，不仅其间横隔着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且还缺了早于或基本上早于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的杏花文化晚期这段年代。换句话说，其年代间距，当有两个年代段。现需注意的是，这里以肥足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中，如陶寺所见情形一样，不见新华99H1081及99H501和游邀H31这样的陶鬲。可见，石峁城址存在着肥足鬲为代表的和白燕四期文化后段这样先后两个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堆积，那么，这里出土的并被标明为“夏时期”的玉器属于哪一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依据出自石峁城址的玉器同于新华99K1出土的玉器的风格的这一情况，推断石峁出土的玉器的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当是以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而非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白燕四期文化后段这一“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如这一认识成立，则可依此判定新华99K1这单位的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是以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而新华遗址存在着以两类陶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实于层位上存在着先后。当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新华遗址所见那两类陶鬲已融为同一考古学文化，如是的话，新华99K1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当归入这同一文化，如是的话，这同一文化则是以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融入了游邀H31这样型式的陶鬲而形成的一文化类型。同时，我们又可以此和以上所述陶寺M3015的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为立足点，并依据上述未定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的那些陶寺玉器的风格区别于新华99K1和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而同于陶寺M3015随葬的玉器的情况，推定出土这些玉器的墓葬的年代及考古学文化属性当基本上同于陶寺M3015。
综合以上讨论，可将“玉魂玉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展出的展品所属单位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属性作如下归纳：
属龙山时代者：龙山文化的西朱封M202及M203两墓；陶寺M3015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M3015、M3002，M22很可能属于这类遗存。同时，陶寺其他展出的玉器所属的那些单位，也可以归入陶寺M3015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
属龙山时代之后、夏二里头文化时期之前的夏时期者：花地嘴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花地嘴2003T65H1、2003T20H1、2003T2H4、2003T14H4及2003T20H123；肥足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新华99K1及展出的那些石峁城址出土的玉器所属单位。
属二里头文化之夏时期者：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展品所属的那些单位，或许还可包括大师姑遗址H5那个2003年11月发掘的灰坑；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出土的玉器展品所属的那些墓葬。
正确地确定所研究对象的时间和空间，是正确地评估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的前题。研究玉器也是如此。这是我所以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玉魂玉魄――玉器、玉文化・夏代文明展”展出的玉器所属单位的年代与其考古学文化属性的原因。我的这些讨论，不仅是个人的认识，也有不少仅是逻辑性的推论，是否正确？自然还待新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在此冒昧地提出来，仅供研究这次展出的玉器与其相关的玉器及其所体现的玉文化的朋友们参考。我前不久在纪念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掘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过一次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提出研究青铜产业链问题。我关于研究青铜产业链的认识，是否也适应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我也正在考虑。这个讲话已发表在《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上，如朋友们需要的话，可找来看看。这一问题就留待以后再谈吧！
考古学文化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对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进行了梳理，在回顾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运用音乐传播学理论，对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过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化的探索与思考。
在当今生活快速变化的时代，在世俗化和市俗化日益浸入社会的时代，各种事物的流行与传播正以加速度的节奏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中国的乐坛上，高雅音乐与流行音乐平分秋色，甚至流行音乐更为火爆，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存在与状况，我们必须正视她、分析她，让她不断良性地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传播学角度，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回顾，并对几个热门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一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文化有雅俗之分，音乐也有同样的区分标准。但是，如果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流行音乐”的称谓显然是“舶来品”。
所谓流行音乐，英文为Pop Music，是指那些音乐曲式结构短小、内容通俗易懂，主要以爱情、友情、亲情为主题，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也有的会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流行音乐本质为商品音乐，即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音乐。它的市场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比任何一个概念都科学、合理、准确地表现出流行音乐的特性。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通俗”指易解易懂，“流行”指广为流传，那么，像《东方红》、《南泥湾》、《歌唱祖国》等歌曲，内容通俗易懂，流传范围广泛，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为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但是，这些歌曲绝不能称为商品歌曲，因为它们绝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创作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是如何科学、合理、准确地界定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异质的。
流行音乐文化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由最初的大众音乐演变而来，并成为大众音乐重要的分支之一。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是现今流行音乐最早的起源。这种新兴音乐，以它独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博得大多数人的好感，迅速风靡全美国，又很快传遍西欧各国直到世界各地。爵士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美国南部新奥尔良的一种流行音乐，是美国黑人从非洲带来的传统音乐与欧洲音乐长期融合的产物。二战后的流行音乐中有摇滚乐、蓝调和新的爵士乐“比博普”。7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风格更加多样，表现在具有即兴性、强调借助和运用电子手段、注重话筒的操纵技术、商业化倾向日趋明显。流行音乐的发展日益走向繁荣，形成了以爵士乐，廷潘胡同歌曲，乡村音乐，摇滚乐，Hip－Hop，R＆B，RAP为代表的流行音乐风格。这种世界性的流行音乐风潮，给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以重要影响。
今天，流行音乐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在器乐作品中，它包括丰富多彩的轻音乐、爵士乐、摇摆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圆舞曲，以及其他不同风格的舞曲和各类小型歌剧的配乐等。流行音乐器乐作品的特点是：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或抒情优美；演奏方法多种多样，即兴性很强，并且音响色彩多变、丰富；乐队规模不大，织体层次简明。而现代，为了寻求更多的印象效果，作曲者又加入了电声乐器及更多的电子音色。
流行音乐声乐作品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手法通俗，曲调顺口，易于传唱；歌词多用生活语言，容易被听者接受和传唱；演唱者多是具有一定风格的被大众熟知的歌星，发声方法各有千秋，演唱时感情重于声音技巧及对音色的处理，自然亲切，加之小型乐队的伴奏与歌者的歌声融为一体，比较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流行音乐文化作为一种以消遣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现象，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具备的三种特性也与其他大众媒介区分开来：一是流行音乐文化的主题内涵不断重复，具有穿透阅听人之意识的能力。二是流行音乐多属非叙述性形式，强调对接收者的身体、生理与感官能力的刺激。三是流行音乐文化是一种经验上的形式，音乐是属于艺术而非科学的领域，是对某一经验的体验。
二
从音乐的流行程度来看，中国宋词的传唱达到“凡有井水处”（即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的广泛性，可以说是传统流行音乐文化的兴盛。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流行音乐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走入人们的生活。1979年以后，那种政治教条式的音乐、农耕式的音乐形式渐渐远去，逐渐被新音乐所代替：《祝酒歌》给了亿万人民心灵的慰藉；《在希望的田野上》向人们传达了变革的神州大地到处充满生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信天游》、《心愿》等，适应了当时大众心理上对于改革开放事业所抱有的希冀、期待和渴望。后来随着邓丽君一曲《甜蜜蜜》和张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国心》风靡全国，更多的描述爱情、亲情的歌曲油然而生。20世纪90年代初《小芳》和《同桌的你》这样的“乡村民谣”和“校园民谣”，使流行音乐具有民歌的风格。随着国外流行音乐文化的涌入，摇滚乐、Hip－Hop、R＆B也相继在国内风靡。2004年的《老鼠爱大米》和庞龙的《两只蝴蝶》相继走红，因为这两首歌的蹿红，流行音乐的网络传播正式开始。
传播技术的进步为音乐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开拓了崭新的市场。中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同样离不开类似的大众传媒。1979年后，音像出版社发行盒带极大地推动了流行音乐的发展。此后，CD唱片的出现发挥了与盒带相同的作用。与盒带、唱片共同推动流行音乐发展的是电视的普及，以及电台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兴起。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的成功选秀，成为流行音乐传播的又一“亮点”。电视传媒跃上船头，成为推动明星出现的超级舞台，电视大赛开始专业分类，提升了流行音乐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歌手除依赖电视传媒外，音乐电视开始以崭新面貌推动着原创。同时，各地电台音乐歌曲排行榜的盛行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出现，为歌手的个性化发展和更新换代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文化，新兴媒体给了流行音乐一个机会，让音乐更加贴近大众，让潮流更加符合大众的需求和情感需要。网络音乐传播的新形式也导致了人们音乐观念的变化，包括音乐创作观、音乐审美观和音乐价值观。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流行音乐传播，我们大体可以将之归结为：
80年代早期，对中国的流行音乐而言是一个“培养”期，全国以模仿港台地区歌曲为主。80年代中后期，内地第一批流行音乐制作队伍开始成型，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90年代初中期，歌手签约制在内地出现，歌坛逐渐从无序走穴向有序的经纪人管理过渡。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媒体的威力凸显，唱片业升温，全国的唱片公司出现野火烧不尽势头。90年代后期，流行音乐逐渐更新换代，流行歌曲不再容易流行。大众将目光锁定海外，对于中国内地歌手的关注开始减少。21世纪网络音乐盛行，粗制滥造的歌曲不断挑战着大众的接受力。各电视广播媒体推出选秀模式，各娱乐公司开始强力效仿欧美的歌手包装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内引人关注的年轻歌手开始增多，而引人关注的流行音乐继续减少。
三
从模仿走向创新，从关注创作走向歌手的选秀，在传播平台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应该从现实状况出发，对于未来作深入的思考。
(一)过多的商业化传播形式是否能加快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步伐？
流行音乐的受众无需欣赏高雅音乐需要具备的素质，换句话说，只要听力功能健全就可以成为流行音乐的受众。当流行音乐在商业化的齿轮下急速运转，流行音乐的受众就成为“买方”，在高举消费主义旗帜的后工业时代，流行音乐受众成为“消费大军”。
流行音乐文化的传播本质注重的是音乐的传播，而在商业化传播中，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能看到听到的是对于流行歌手的传播。歌手的一言一行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喜欢一个歌手不像原来那样是通过音乐，而是直接成了个人崇拜，音乐变得无关紧要。这样势必导致：音乐不再流行，而歌星成为流行；歌星不再专注于演唱，更注重于曝光率，并不断通过其他的一些行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演唱的作品粗制滥造，很难被广泛流行，失去了流行音乐的意义；大众开始对流行音乐阐释出一条新的定义，而其中没有音乐。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流行音乐是商业化的产物，但不能以商业化为指归。流行音乐需要推出和包装歌手，但歌手需要实力和好的作品。我们只有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依然坚持音乐文化的追求，坚持创作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坚持不断发现和推出新的实力歌手，流行乐坛才能有长久的魅力。
(二)流行音乐创作模仿什么时候到头？
一种新的音乐形式的介入，必然会对原有的音乐形式带来一定的影响。不一定是打破原有形式的重新建构，也可能是完善，但要是完全性地组建，那就不是音乐形式的介入了，而是彻底的颠覆。
原有的中国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中国的音乐模式、音乐趋向，进入现代以后，西方音乐的理念传入中国，五声调式变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配乐原理。中国的流行歌曲从20世纪80年代的西北风，90年代的摇滚风后，在21世纪又开始进入韩国风。
不能说作曲者没有努力，但大多数作品只是将本国的元素作为点缀而已。其实作为一个专业作曲者单纯创作一首中国色彩的歌曲并不是太难，但作为大众的年轻一代似乎对之感到乏味，因为他们对欧美的流行音乐接触太久，已形成一种固定的接收模式。
这里存在三个方面的维度：一是创作者，需要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元素为重点，为根基，为底色，不断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流行音乐作品，并且形成一种体系和时尚。二是流行音乐的推介者，同样对于流行音乐文化的创新负有使命。如音乐排行榜，既是已有情况的反应，又是对于未来的一种导向。对于中国特色流行音乐作品的推介，同样会影响乐坛和大众。三是歌手的自我定位和调适。作为流行音乐歌手，一味地模仿和演唱模仿的作品，很难有个性，有独特的韵味。只有原创作品，才能更好地使歌手增光添彩。
(三)流行音乐的传播，难道仅仅局限于国内吗？
从目前来看，中国流行音乐走上国际舞台的数量几乎为零。虽然新媒体为流行音乐发展带来新契机，但全球化成为主流的时下，中国流行音乐并未像欧美流行音乐一样走向世界，中国流行音乐要走向世界还需一段很长的征途。虽然周杰伦将流行音乐的演唱形式、内容进行了发展，但是周杰伦及其歌词创作者方文山这些少数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们虽为流行音乐文化带来新的亮点，但这并没有将中国的流行音乐引向世界。
中国流行音乐能不能走向世界？中国流行音乐如何走向世界？这是两个有关联度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文化的多元化也是现实的存在。但是，要使某一方面的文化具有存在的价值和竞争力，就必须有强壮的肌体和活力。中国流行音乐也逃不脱同样的规律。在这里，关键是为世界所欣赏的作品，有享誉世界的演唱者，还要有能与世界相适应的传播方式。只要有多方面的合力，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就是水到渠成的。
总之，流行音乐文化处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虽然中国的流行音乐发展所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但我们还是应当投以热情的目光，抱以严肃的态度去审视、去研究，让她茁壮成长，并且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和散发出持久的芬芳。
考古学文化范文第5篇
考古很好玩，但考古也很讲究。对墓葬进行考古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考古类型学，而类型学讲究的，正是将考古材料放置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框架内，以正确界定材料的年代。因为经济、政治、地理、技术等等因素，一个地区一定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也有着各不相同的发展轨迹。其间的差别，虽不必然像喝咖啡与吃大蒜一样在戏谑中隐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但却是经长久形成而真实存在的。这种地域间的差别，使空间性在考古学研究中至关重要。《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首先指出“六朝墓葬具有较为明确的地域特征”，并将北界秦岭淮河，西达青藏高原边缘，东临大海，南濒北部湾的广阔区域分成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赣中南闽西北、两广、西南六个小区（第16页），以此为基础，拉出了一条六朝墓葬的经线。
器物、花纹，甚至思想、行为都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变迁的，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本身。物质文化风格的变换往往敏感地标志着时代的变迁，上一时代与这一时代之间宛若隔着一条鸿沟，目力可及，却难以跨越。烟雨六朝的历史长河中，就有着“东吴早中期、东晋早期、刘宋早中期三个主要的断限”，而“单室墓取代双室或多室墓，券顶取代穹窿顶，器物类型的减少，器物形体的趋高，莲花纹的日渐流行”，是六朝墓葬演化的大致规律。这是六朝墓葬的纬线。
以上认识的得出看似简单，实则是应用考古类型学对2000余座形态各异的墓葬材料进行深入分析与综合的结果。虽然它只占了本书叙述的1/3篇幅，但其中凝聚了作者十数年在六朝墓葬材料上的扎实功力。在这种时空框架之下，每一座六朝墓葬的年代都得以被确定。这种依据大量材料归纳出的时空框架既是本书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也是对六朝墓葬做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
本书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对墓葬的分析，很容易止步于分期分区的结束，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有阐释图像者，有分析文化交流者，有进行器物研究者，特别是在历史时期考古中，无法依靠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将认识上升到历史层面，是许多研究的美中不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