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认识论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灵魂；本原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泉，灵魂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灵魂的涵义广泛而且演化过程复杂。早期的希腊人把灵魂看作是与”生命”相关的物质性的东西。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灵魂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作为物质运动的动力或者认为灵魂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在宗教学意义上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灵魂和肉体不同并且是相互对立的；在认识论上灵魂是感觉特别是理性认识的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古希腊哲学家把灵魂看作是物质运动的动力或者认为灵魂本身就是物质。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中，毕达哥拉斯学派是第一个把哲学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哲学流派，他们借助宗教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观点。随着哲学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古希腊哲学中的灵魂观点也从本体论和宗教方面逐渐发展到认识论方面。柏拉图的灵魂观就主要集中在认识论领域。他把灵魂看作是感觉特别是理性认识的主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在认识论领域对灵魂学说进行的探讨并没有完全脱离本体论和宗教领域，而是同后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一、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

柏拉图的灵魂观区别于前面的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大之处在于他赋予了灵魂认识能力。这一点从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一些不纯的理念，包含着向往身体的因素，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是一种堕落。只有经过适当的训练，灵魂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东西。所以，回忆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所有的研究和学习都只不过是回忆。并不是所有的灵魂都能轻易地回忆起它们。只有少数人能保持着回忆的能力。另外，回忆不是凭空产生，它需要由看、摸或其他感觉来引起，尤其是看。因此，虽然不可能通过感觉经验来认识理念，但是认识理念却又必须依靠感觉经验。换言之，感觉在回忆过程中起到了某种诱导的作用。另一方面，灵魂对理念的回忆特别是对美的回忆，分为突发与渐进两种形式。最后，既然学习就是回忆，必定是从某个先前状态获得现在回忆起的东西。柏拉图的这个观点说明了知识不是后天获得的，也不是从灵魂中自发产生的，而是灵魂固有的，但处于潜在的状态。学习的作用在于触动、提示和唤醒知识。“回忆说”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理念的可认识性提供了论证，并且回答了生活在可感世界中的人何以能够认识理念的诘难。

二、柏拉图的灵魂转向观点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一浮诗话诗教人生哲学

被同为“新儒三圣”之一的梁漱溟先生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是中国近代于儒学、道学、佛学、诗歌、书法等领域造诣精深的学者。马一浮一生著言颇多，其成果也颇丰。若论其学问、思想之精华，则融于一句“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之中。马一浮认为“六艺”者，“真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1}，即是天地万物的生繁演化、一切生灭过程都包含于其中。又因“六艺”者，为“一理”也，“一理”即是每种事物中所具有的“通则”“同相”，亦为道之具现，本原之所生。马一浮曰：“一物之中，皆具一理”，“物虽万殊，事虽万变，其理则一”{2}，而“六艺”之学统摄于心。马一浮云：“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3}心载情性，情性存心，通过理气的外用而顯发于德，德彰显于众生是为仁。同理，先哲所云之“王道”亦为仁政之施用，“王道”即为“德政”之显化，因此人人心中存仁而显德，天下苍生的行为准则以立仁为先、以显德为首，“立仁显德”是谓君子，君子者，仁人也。故马一浮视人心中自然流出的诸德为“天德”，此“天德”于世世而见诸行事则为“王道”。“天德”和“王道”之表显是为“六艺”，“一切道术”统于“六艺”，“六艺”统于“一心”，即为“一心”之全体大用。

此“一心”虽包罗万千于其中，然心中之理最终也需要落实到事事物物，而如何做到“心物相通”抑或“心物为一”，马一浮对这一命题也有一番实用的“功夫”，其谓之“以诗为教”。如同原始儒家的先贤们一样，“现代新儒家”之代表的马一浮，对“教万民而化之”的儒家现实与政治关怀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坚定的信念。

一、诗以言志

何谓诗？何谓志？“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4}诗者，志也。志之发而为言，即谓之诗。诗者，乃抒发人之情感的一类文体尔。诗之功效首以言志居之，言志当以情性而论，情性无外乎感，有感而发，实为诗人流露情性之本真。马一浮说：“言乎其感，有史有玄。得失之迹为史，感之所由兴也；情性之本为玄，感之所由正也。”{5}诗言感，有两类。一曰史，一曰玄。史，即为事件、事物，为外在表象，得失于心，是为感之所由兴，“凡涉乎境者，皆谓之史。山川、草木、风土、气候之应，皆达于政事而不滞于迹，斯谓能史”{6}。玄，即为精微之理，为内在关系，来之于情性，是为感之所由正，“造乎智者，皆谓之玄。死生、变化、惨舒、哀乐之形，皆融乎空有而不流于诞，斯谓能玄矣”{7}。

马一浮对于感之史玄二者的关系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善于史者，未必穷于玄；游于玄者，未必博于史。兼之者，其圣乎！”{8}凡人多半或善于史，抑或善于玄，二者兼具者甚少，然则亦有超凡脱俗之辈，可将史玄二种融会贯通，通讽喻，极幽深，其圣乎！此恰契合马一浮以“一理”盖天下之理，以“一心”含天下之心的思想。只是欲融会史玄，还需人的襟、厚魄力，需要诗之气格超、韵味胜，只有具备“胸襟”“魄力”“格律”“神韵”四者，才可称之为好诗、妙诗、名诗。史玄借诗而融，融于诗，亦融于心，故诗以道志，即诗以道心，志在内为心，发外托言而为诗。心为体，诗为用。仁之存于心，亦即仁之存于诗，寄诗言而为教，将心与心，与人识仁，人人与仁，人人识仁，人人教仁，则人皆教化而仁者立焉，诗教之大用，尽于此理。马一浮认为，诗者，为声教之大用，为声教之“真教体”。“此方真教体，清静在音闻”。声教之用在于可潜移默化涤人之心智。古之圣人言说诗教时，其心中之大悲亦显于诗，一切法界皆入于诗，故可谓“实智”。在其看来，诗教之鹄无外乎教人以仁。仁者，心之全德，人心欲能得其感而遂通之，必无一毫私且正而不偏，思而无邪。故天理所发，全体是仁。马一浮把诗之小用（言志），抽离出来，放大之后，放于政教之中，以诗为教，让非私之仁德之心于诗教这一途径入民之心，则天下之心可统于“一心”，仁之本然得以显现。

不难看出，马一浮作为“一代儒宗”，济世救民的思想深入其骨髓当中，先生生于乱世，却与当时诸多文人不同，选择隐于野，研于学，治于道，以求找到天下治平之方法。将学问归于儒家之“六艺”，“六艺”归于一心，一心存仁，最终返璞于儒家之最高概念“仁”，所有外发之用都源于此一途径。例如《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1937年9月）：

礼闻处灾变，大者亡邑国。奈何去坟墓，在士亦可式。妖寇今见侵，天地为改色。遂令陶唐人，坐饱虎狼食。伊谁生厉阶，讵独异含识。竭彼衣养资，殉此机械力。铿翟竟何裨，蒙羿递相贼。生存岂无道，奚乃矜战克？嗟哉一切智，不救天下惑！飞鸢蔽空下，遇者亡其魄。金城为之摧，万物就磔轹。海陆尚有际，不仁于此极。余生恋松楸，未敢怨逼迫。■黎信何辜，胡为罹锋镝。吉凶同民患，安得殊欣戚。衡门不复完，书史随荡析。落落平生交，遁处各岩穴。我行自兹迈，回首增怆恻。临江多悲风，水石相荡激。逝从大泽钓，忍数犬戎厄。登高望九州，几地犹禹域？儒冠甘世弃，左衽伤耄及。甲兵其终偃，腥膻如可涤。遗诗谢故人，尚想三代直。{9}

此诗泰半以言事为主，其中多有对各种环境的描述，其重点亦是将事融境，以境融情。诗中咏叹抒情之时，不乏借物借境，以外事而论情义，以景色来喻理义。故马一浮曰：“学诗，须知诗之外另有事在。得诗教之意，则所感者深，自无俗情。”{10}诗外有事，眼光不只限于诗中，着眼于时政，史玄融、理事通，方可内外表里如一，使德心合于事理，而不骄，不乱，无所妄断。故，史玄相融、理事相通，方可言有实感，有实感而必有真情性，有真情性而必能诚其志，志诚者心亦诚，心诚则能仁。

二、诗以说理

马一浮曰：“作诗以说理为最难，禅门偈颂说理非不深妙，然不可以为诗。诗中理境最高者，古则渊明、灵云，唐则摩诘、少陵，具以气韵胜。”{11}马一浮认为，诗以说理为最难，相较于诗以道志之纯粹的自然感情之流露，诗以说理则需精、微、细。诚然，此三者之差别，确于言语中难分难辨，只能寻索诗人运笔行文时之每种感悟，能体察其中奥妙者，功夫不会落于古之巨擘。故晓理而懂精、微、细者，必于字处用力，正心以诚其义也。

精者，诗中处处见其功夫，须每字求其懂，言之精者方为诗。马一浮说：

言之精者为诗，“诗言志”，最要是心术正大，方可学诗。{12}

须多读古诗，选择一两家专集熟读，字字求其懂，乃可触类悟入，知古人作诗有法度，一字不轻下。{13}

微者，诗中言说之讲究，需清楚明白，求于每处之严谨，行墨落笔，思量而定。细者，在于行文章法之间，选句清新、格调讲求、句法变换，“细”字功夫虽难，然能具以上几点亦始得。诗以说理，能做得“精”“微”“细”，才可谓赋诗以理。而“说理”与“言志”相同，最后亦需返达于仁。然，达于仁当之何如？曰：知习“六艺”也。能知“六艺”之原本，能习“六艺”之精髓，放眼人类文化之交融，回归本心之善存。此种思绪的游弋，是马一浮对儒家文化于时代背景下的深刻体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马一浮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思想根据归本于“仁学”的把握和体用上，“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一也。学是知仁，道是行仁。今治六艺之学为求仁也。欲为仁，需从行孝起。欲识仁，需从学诗入”{14}。此为马一浮对于求仁治学功夫论之旨要之所在。学仁，亦是知仁，知仁则需从学诗入门。又有：“六艺之教，莫先于诗。于此感发兴起，乃可识仁”{15}，人之有感发兴，而道于至志，则是道志以诗，其为用；人之自感兴起，而道志于心，则是诗以道志，其为体。此二者体用之内在关系，皆现于诗，融于言。此谓自感、感人之体用。故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皆无有先于诗之用。研学“六艺”，必先从学诗开始，学诗的目的是学习如何抒情发兴，将自身所证得的感悟赋予诗中，萃其文字，锻其精旨，凝其神韵，研其志寓，沉心静气，而后挥毫行文。诗应心，心应道，道应天理；天理育仁而生于心中，发用于德而广施生生，生生以为礼而乐于教，教而化之是为大善大德也。故曰：

诗中着议论，用义理，须令简质醒豁与题称。虽小篇，亦当步骤谨严。{16}

所言之志、所说之理，在于以小见大，在于见微知著，在于化繁为简，在于微言大义。以诗言志、以诗说理不必冗长赘述，需拿捏心中之大真大善，把握诗之神韵，须直指天理之穷极之处。

例如《题〈击壤集〉用人字韵》（1941）：

盘马弯弓足四邻，度阡越陌更无亲。九州有虎畏行路，六籍成灰甘醉人。吹剑惝然闻伐国，栽花偶尔当留兵。暮年诗思多萧瑟，输与尧夫一段春。{17}

此诗，前两句以说事言理自喻，其后则承前两句，层层辄进，诗律甚细，可以此诗而悟律诗之法门。故以此诗为例，假之以悟诗中“说理”之“超秒”。能达“超秒”之境者鲜有，多是无意而为之。

“说理”亦先自有悟处。马一浮云：“陶诗好处在于无意超妙而自然超妙。论者言颜诗如‘错彩镂金’，谢诗如‘初日芙蓉’。”{18}“有感”于“道志”与“自悟”于“说理”自有异曲同工之妙，然细细研读，两者之别确为显著。首先，“有感”乃因史，“自悟”乃因玄；其次，“有感”与“自悟”虽皆为本心之所发，但其所发的功夫相去甚远，一者为应景、应事而发，人之主观作用对象是外物；一者为应心、内观而发，人之主观作用对象是本我。一内一外，一里一表，实则正反向印，离而不分，合而不同。故道志需有感，说理先自悟。

诗中之理有大有小。大者，一切法界；小者，当下之生妙事物。马一浮云：“凡说诗，则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足可忘疾。”{19}诗能融理之大者，皆凭诗人胸中所容之义是大是小。故又云：“诗人闻道者固不多。就诗而论，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而已。亦非是教人不学诗，但古之为诗其义大，后世之为诗其义小耳。”{20}在此，马一浮肯定了诗中所存理者，为大者善。古人多取大义，今人多取小义。小义和大义并非有高低、优劣、好坏之分，马一浮之意，是强调大义和小义的重要性，而非抒发大小义之等级差别。诗之胸襟与魄力，是为大义；格律、神韵，是为小义。大小之义皆备，四种乃足，才可称之为形神具齐，盖论及何谓好诗，则理应如此耳。“诗不仅尚其辞而已，诗之外大有事在。今人诗所以不及古人者，只是胸襟太小。古人所感者深，今人所感者浅，古人所见者大，今人所见者小，故判然是两个天地，不能相比。”{21}此处，马一浮把今人、古人做了个对比，今人之所以多小义者，因其感之浅、见小。归其究竟，只是胸襟、魄力的局限性。夫若我之所感同古人之深远，我之所见同古人之真切，则发而为诗，其义却不可追古人？如此自然能做到，而却非易事耳。今人之缺，非外在强加使然。正是内在之仁心不全，以至于诗志不全；诗志不全，则境界不高。境界落了，自然无法达到古人之胸襟、魄力。正所谓，人心不古，便与之相契矣。马一浮曰：“作诗是游于艺的事，但必须先志于道、依于仁，然后可。诗人所见者大，则其所言者远；其所积者深，则其所发者厚。不假安排，不事穷索，信手拈来，全是妙用。”{22}故作诗必先志于道、依于仁，此为诗教之根本。其效果表现为境界的提升，故有见者大、言者远、积者深、发者厚。善诗者，言近而指遠，名小而指大。心通天地，可动天地之本身，情至通鬼神，而可感神鬼之愫真。因此，心中存仁者，其心志之大，可通天地、感鬼神，上达于天命（天命是谓性，性自命出，情为性之用），下通于人性。心为本，仁存于心，以善为其真实体现，而后流于言表，发用为诗。诗传，教化之用，于他者之心中亦能引起共鸣，仁者之心同也，而后自然天下太平。所以，“一心”不仅仅指向个人之内外合一之心，亦涵盖他人之善、他人之真。人人之心，其本质一，而其受个体不同之约束所致之物质与精神上的隔阂可解。这种过程，于马一浮处，即是诗发挥其理的过程。诚如诗者，志也。而理者，亦志也。我心之理为志，于他处看其实，则为理。志与理，既为内外表里，又无他我之别。诗存理，亦有志，志之所在，理之所在。

三、诗之道

诗志、诗理已明，然何以入诗焉？曰：先知诗道也。诗道，即入诗之道，入诗之功夫所在。具体而论，可分两步：第一，入诗之始，需择“良师”。第二，入诗之后，亦能长远。择“良师”以固诗道之基石，能长远则具诗人之气质。故此，诗教入门必精挑细选而顾远见，泛读而精研方能成大器。仿古之圣贤，寻道而悟化，于诗处见道之变化消涨，看凡尘百态，留下笔笔情义之厚重。求印心相合，但见天地之渺渺，苍茫之潇潇。千回百转，方识得道之凿凿。

马一浮说：“诗之道极难，须从《三百篇》入，得诗之胸襟，先立大；再觅一家，寻个入处，始可言其余耳。不然门外张皇，终不济事。并须读得多，亦须读诗文评，以资启发。”{23}欲写诗，欲作诗，须读《三百篇》，体会其意，感受其志，得其胸襟，此为诗道之首要步骤。而后寻得一家，这寻一家，应为广读之后而为之。不广读，则不知各家之所长、所短；上下左右，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亦不知诗之精、之魂、之妙、之神。故马一浮叹之，如未饱读古人之诗，则所论不知者其所然，也觉索然寡味。不觉诗之义，亦不觉诗之味也！于是乎，先生之“广读”实为晓诗之理，言人之志。志赋予诗理之中，如同于框架结构之上添砖加瓦，丰富其内涵，远而观之，则浩浩巍巍，气魄荡然；近而品之，则精致入微，调理明晰。马一浮说：“若欲作诗，亦不出《论语》‘小子何莫学夫诗’一章，更无余义。若有言，若无言，莫非诗也。”{24}所以，先读《诗》，了其大用之道，而后作诗，之后以教。诗教之大用，乃《诗》之大用之延续，故学诗是于己明理，作诗是于人明道。例如《金华北山三洞歌》（1937年以前）：

屈子离群诗远游，世间何处非丹丘？御风缩地聊可及，吾行不与时人谋。清虚任物尊黄老，洞天分治从灵宝。颇怪仙人有俗情，琳阙珠宫岂长保。久向兹山■灵怪，石乳寒凝如倒薤。然犀夜烛穷幽玄，投足奔流逆澎湃。白日雷霆风雨上，帝释天魔屹相向。旌幢鳞羽强安名，伯夷志眩神尧丧。初平一叱泯柔刚，龙汉迢遥隔几桑。不见青牛逢尹喜，浪传黄石教张良。情与无情元共体，掌中六合才■米。峥嵘寥廓始无形，昭昭何必异冥冥。大力中宵趋不辍，小智营营贪鼠穴。五丁奋臂空咨嗟，七圣迷途犹未彻。盈虚消息本相乘，火自流金水自冰。终古业风吹识浪，千年深谷变高陵。行歌欲觅渔樵话，击竹时来粥饭僧。见说蚩尤方苦战，何如松子事飞升。{25}

此诗恰诠“诗融理而大用者”，马一浮论此诗之音韵格律：五言须求严谨，而七言则有动荡开阖之势。《金华北山三洞歌》之七言可谓胜唐之音，而山谷、荆公均不能及。可见其对此诗评价之高。文字之中不难发现马一浮所持之言志融理而教化道明他人之处。

诗人之所感，每每以眼前当下之物景起兴，所感深者，理趣亦深。读之者须与诗人有同感，甚者能与诗人之心和合而一，如若其治义理之学至于纯熟，则其心与圣人之心合二为一。此诗音节韵律恰似唐朝李东川之诗风，而其诗说理则较大。故言理不必拘于小节，心之所向，理之所发，必以圣人之心为旨归，而不流于俚俗之中。

儒学之根本在于“仁”，“仁”之体用在于“教化”。马一浮认为，欲习“六艺”而入教化者，以诗为先，以诗教为首要之责任。于此感发而性起，乃可识仁，故曰诗可兴。诗可兴乃因志之所以然。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一切言教皆摄于诗，此语可证。

四、结语

马一浮之诗，必有“志”“理”“道”三者之涵蕴义理，缺一不可。而其诗重在教化，须教人以善，教人以德，教人以仁。故其诗教，先以“诗道”入，次以通“事理”，次以明“人志”，“人志”以明，反观于心，观心而求德，德存而显，谓之仁人矣。总而言之，马一浮的诗教观与其一生的经历和人生的哲学密切相连，其人生的每一笔，于其学问、于其诗，都通彻相应，而最终所至，必是儒家理想之最高点——圣人。

马一浮自幼聪颖而好读书，幼时学旧学，而后，科举废，新学起，遂转而研习西学，自习英、法、拉丁等语言。留学回国之时，带回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版一部。回国后自觉民生疾苦和清廷腐败，于是发奋，专研国学，以求寻治国救民之道。马一浮博摄诸子，精研老庄，深探义海，反求六经，于之后形成其独到的思想体系。其早期所受儒家文化之熏陶以及后来的留学之经历，于其之后的思维结构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其人格的塑造和学术路向的发展也影响深远。而马一浮思想体系中无论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论，还是体现西方真、善、美的诗文化理论，或是“以诗为教”的人生哲学，无不被其早期的求学经历所添彩着色。见马一浮之诗，可见其人之一斑，亦可见其学养之一斑。然而马一浮与其他大儒相同，注重清明德而能教化，其中以“诗教”为其重要方法。故其不啻精于诗，亦精于教。欲知其人，知其诗足矣。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知人论世；作者简介；隐；现“知人论世”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学批评原则，一直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很多教师在教授前人作品时，一旦进入课文传授阶段，首先就是主动告知学生文本作者的人生经历、社会背景、作品风格等文学知识。长期以来，这种“知人论世”式的作者简介一直是阅读教学过程中的必需内容。但这种近乎于模式化的教学内容符合阅读教学规律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需要从阅读教学活动的本身来进行探查。

一、知人论世命题的提出与演化

知人论世是孟子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命题，后成为鉴赏文学作品的一种传统方法，即在欣赏前人的文学作品时，也要深入探究他们的生平和为人，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社会背景，通过了解文学作品产生的环境土壤、个人土壤，从而获得对作品尽可能接近作者心灵的解读。而这种解读方法，应该说是从历史的角度、实用的角度给阅读者一个窥探作品的宽泛视角，但这种视角只是后人解读前人作品的众多视角中的一种，而非唯一的一种。真正应该成为解读依据的，始终还是文本本身。

俄国形式主义大力倡导的“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和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都在关注文本本身的这一点上殊途同归。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研究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而非作者和接受者的主观意识。新批评认为，文学作品一旦脱离作者之手，就成为具有独立生命的艺术客体，解读应该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来研究文学的特征。由此，我们发现：跨越时间、地域、社会等阻隔的，成为我们教学材料的文本，具有坚强有力的艺术生命。因此，在阅读教学活动中，什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起点？那就是文本本身。

二、知人论世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在现实教学活动中，很多教师为了降低学生进入文本的难度，为了快速完成文本的解读，常常采取简单粗暴的“知人论世”的方式，在作者简介这一块中，仅仅通过依据时代背景给作者、作品贴标签，或者机械套用作家流派给作品定性，或者简单地糅合相关资料，一股脑地交给学生。这种不假思索的“知人论世”不仅不是辅助解读的手段，还间接地劫夺了学生自主进入文本的机会和能力。

因此，笔者认为，在阅读教学中，“知人论世”式的作者简介这一内容不妨隐一隐。隐并不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提，“知人论世”的隐也是要依循解读文本需要来进行。

1.程序上的隐。

不要让作者简介（个人生平的介绍、时代背景的介绍、作品风格介绍）成为阅读教学必经途径。阅读教学的进入途径应该是打破学生与文本之间障碍的突破口，而不应该是一些固定的起到约束学生情感融合、堵塞学生思考的旁证资料或者结论。

2.内容上的隐。

对于一些重要的作者，在阅读教学中确实需要事先给学生一些相关的文学常识。但是涉及到文学作品风格、他人评价之类的，就不应该以知识的方式事先、主动提供给学生。

3.文本内容中“人”“世”知识的隐。

任何文本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个人背景，特别是那些具有时代深刻影子、个人独特色彩的文本。因此，在这些文本的教学中，可以先让学生阅读之后有所疑问再释疑。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哲学史：四位一体：方法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055-04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断想》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

当我们去探寻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方法的时候，脑海中肯定会浮想出这样那样的方法，如比较研究法、诠释学方法、文献研究法、唯物辩证法、社会思想史研究法、社会学研究法、范畴法、反向格义法等等。但是，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人物，吾人有时总会感觉到我们所研究的人物缺少些“灵气”，被研究者是一个冷冰冰的“僵尸”。究竟什么样的方法会将故去的、死的东西“转生”为当下的、活的东西呢?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会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种“可能”使“死”的变成“活”的。但是，却有一种“合力”能够将过去的东西的“精神生命”在描述中实现“重生”。即是说，在某几种方法的“合力”的作用下，我们可以将哲学史上的作为“点”的哲学家构设成哲学发展史“面”上的哲学家形象，以我们研究者的眼光从远处来观察由他和他的思想时代所构成的那个立体的“哲学史画面”。这样，那个过去的人便生灵活现起来。他、他的思想、他和他的时代的思想，将一同进入我们的视野。他去认识他的时代，我们去认识由他参与的他的思想时代。这样的思想的立体的“风景画”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笔者将这个“合力”看作是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即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统一、时间发展与空间拓展相统一、文本与话题相统一、主动创造性与客观逻辑性相统一。“四位一体”法有利于吾人整体地、立体地再现被研究对象的哲学思想，从而最大可能地重塑他们的哲学生命和精神生命。

一、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统一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所谓的“哲学”并不是西方那种“philosophy”，中国的哲学自有其独特性。中国的哲学并不就是纯粹思辨性的，而是兼思想的形而上与生命体悟、社会关怀、伦理规范和道德修养为一体的。朱熹、吕祖谦所编的《近思录》逐篇纲目为：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达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庇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这就把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体露无余。显然，西方所谓的“philosophy”只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我们无需再去谈什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只要尊重了“哲学”的个性原则和“约定俗成”原则。我们所开展的中国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就一定具有历史意义、时代价值、文化内涵。徐复观先生就深刻的指出：“在中国文化主流中，对人生道德问题的探索，及其所得的结论，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哲学’”。不论是人生问题的思考与解决，还是自然问题、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皆可以看做是中国哲学问题的解决，皆是对“philosophy”问题的消解。

由此，我们便进入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对接问题。讲思想史，它可以是哲学思想史、政治思想史、伦理思想史等等，思想是个宽泛的概念，而哲学与思想的统合正是说明：哲学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和体贴、体悟总是在宇宙的、社会的、人生的具体的生活历程中进行。哲学本质上就是一个反思和体悟的过程。哲学就是哲学史，就是人的思想史。人在认识和反思思想的过程中开显了哲学思辨。思想是千变万化的，但总是会开显出一定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哲学思辨。反之，哲学思辨的不断成熟完善，叉根本离不开思想的无限思想过程。思想既是哲学创生的基础，又是哲学思辨畅游无限的试验场。每一场的哲学变革都是渊源于社会的、人生的、自然的深刻的思想的萌动。而变革的哲学思辨恰恰叉解放了思想，思想与哲学总是“和合’”在一起，不可两离。

人是文化的产物，人创造了文化，文化造就了人。人在生活中构成了文化的载体，达致特定的文化风气，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文风、世风、学风，各种“风”以思想的形式影响了人的生活，人在“风”中体悟和反恩人生与社会，探寻价值和意义，人类的思想发展和历史演变便与哲学的体悟与思想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思想史与哲学史统一的背景下，我们去看哲学史人物。就要从两个方面人手。

其一，对哲学史人物生存时代文化氛围和思想脉络的把握与理解。中国哲学家不是书斋内“闭门造车”之主，而是关心时事、读书明理，寓修身养性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致功之中。哲学家思想的提出，必然有对那个时代人物风貌的关注。每个时代，当政者的政治管理理念、经济安邦方略、文化统治政策，皆有时代性、特殊性。政治管理上的宽松与严谨、经济发展上的安稳与动荡、文化统治上的自由与专制，自然会通过是时世人的思想观念加以体现，哲学家的思想论阈亦必然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必然反映是时民众的精神特征和思想觉悟。研究哲学史人物的哲学思想，必须对他们生存的文化氛围和思想脉络有清晰的理解。方可明晰哲学家提出特定哲学思想观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其二，对哲学史人物家庭背景的分析。尽管吾人不可说家庭对哲学家个体哲学思想的建构具有决定意义，但至少吾人须承认，一定的家庭教育背景、家庭生活环境对个人的成功起一定的制约作用。哲学是有个性的。她内涵了哲学创构者的个性精神，而这个“个性精神”最先便是通过家庭来熏陶、培育的。家庭之中父母对子女的教导与训示、兄弟姐妹之间的交流与督促，往往会推动子女的健康成长，而且，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学习与相互影响，对人物个性的培育自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研究哲学家的思想，分析他的家庭环境、生活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深人体会哲学家新思想、新观念提出的自然性和独特性。

二、时间发展与空间拓展相统一

每一个哲学史人物都不是真空存在。既然称之为“人物”，既然进入我们研究的视野，他一定是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一定是在哲学思想演变历程中具有一定的影响。作为研究者，在研究被研究者时，被研究者自身本质上也是一个研究者。就是说，过去的、历史上的哲学史人物。他们一方面站在自己的窗子里看人，另一方面则与窗子、小屋及周围的世界构成被人认识、欣赏的风景。那个人透过窗子看了世界。看了周围的思想与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底蕴，架构了个性的哲学理论系统。风景画里的人与物，也即是哲学家个体、哲学家时空之下的思想面貌、时

代的问题意识、哲学家群体，一并进入被研究的视域，那个以某一哲学家为中心的立体画面自然呈现于研究者面前。

哲学史上的每一个人物，基于过去的、传统的认知和体验，在他所生存的那幅文化的、历史的、思想的、哲学的风景画里面，体贴文化和历史，反思哲学与思想，建构理论和方法，从而与同时代人的思想和言论产生交流与碰撞。人是文化的人，人与文化“和合”共存，人在文化的学习和积累中创新、架构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理论观念。从哲学角度讲，这个哲学家学习前人，学习历史，学习哲学发展史，必将所学与自己的文化反思相联系，从而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系统。总而言之，哲学史人物的哲学系统是对前人观念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但是，不论这个人物究竟怎样对待前人。对待前哲学、前思想，他总是与前人相联系起来，这个人物的哲学与思想总是哲学思想发展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总是历史地、过程地存在着。这个人物在历史地认识前人的同时，亦意味着后人对他的历史地认识。哲学就是历史的存在，每一个哲学史人物都是时间线索上的结。

哲学家不仅是时间上的结，还是空间上的结，是某一时代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哲学家全体、哲学思想和观念全体中的结。人不是孤立存在的单一要素，人站在窗户边去欣赏别人。人、窗户就实现了某种联系；人那种不经意或者不想引人注意的“欣赏”，熟不知又成为别人所欣赏的对象。人根本上是多元要素的“和合存在”，在这个存在系统之中，多元的思想相互交织，人惟有从中反思和体会属于自己的思想主线，才能张扬自己的思想特色。每个哲学史人物，在大致相当的时间段内，在他活动的区域范围内，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交流、学术辨争，拟或是与同时代未曾谋面的哲学家、思想家思想的“神交”。不同的人对同样的问题或许有相同的认识，但是。“认识”过程却总会体现出千差万别，相同的认识结果背后不见得总是有相同的哲学思辨逻辑和思想体悟历程，正是它们彰显了哲学人物的个性精神。正因为哲学史人物之间的交流、论辩，个性哲学体系才多元存在。哲学史人物不是孤立的存在个体。而是在空间中与他人多元存在的复合体，是哲学思想观念体系发展史上的多元存在和多元联系的纽结。

既然哲学人物是时间历程上的个性人物与空间拓展上的多元复合存在，那么，对他们的分析就应注意这样的方法和步骤。

其一，对哲学史人物的哲学观念做时间层面的分析，即对哲学观念作阶段分析和方面分析。每一个哲学人物的哲学系统总会应用几个核心的概念来阐发己见。一般来讲，哲学概念总会有其历史演进历程，故须对之做简单的梳理，即对哲学概念作阶段分析。每一个哲学概念在其总的历史演进历程中，在每一个阶段上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内涵。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哲学概念都体现出时代性。既然哲学概念具有时代特征和相对意义，那么，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家涉及到这样的概念，必然有其独特性。因此，吾人须对他所诠释、建构的这些核心概念进一步厘清，与使用相同概念的其他哲学史人物作一定程度上的比较分析。

在特定的哲学家那里。哲学概念的应用是分层面而展开的。即是说，每一个哲学概念并不是单层次、单方面的，而是多层次、多层面的。概念本身是个系统，内含多方面涵义，从而显示着哲学概念的提出者、诠释者对概念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以及理论思维的缜密与完善。而且，哲学概念之间又存在相互联系，并在哲学家哲学系统中体现出不同的地位、功能与价值。对概念做多层次、多层面的分析的过程就是方面分析，其目的是揭示概念的确定性，标明同一概念在不同哲学家那里的确定意义，从而张显哲学的差异性和系统性。

其二，对哲学史人物之哲学观念做空间层面的分析。这主要是指对哲学史人物的哲学概念做横向比较研究。既然哲学史人物总是与其他同时代人物相联系而存在，那么，他们之间可能有相似的对相同概念的解释方式和方法，或者应用不同的解释方法诠释不同的哲学概念，结果却是获得了相同的诠释效果。即是说，不同的哲学家对概念的解释所得效果大体有“名同质异”、“名异质同”、“名同质同”三种可能。对哲学史人物哲学概念的横向比较研究就是比较他们所达致可能认识的必然缘由、可能路径、心得体悟和思辨逻辑。透视“名同质异”的概念可能诠释，反映出不同哲学家对不同哲学问题的个性认识：透视“名异质同”的概念可能诠释，厘清概念的作者赋予概念如此意义的原因，展示他认识问题的角度与思路；透视“名同质同”的概念可能诠释，探索哲学史人物是出于相同的认识角度来认识问题还是从不同角度所得出的相同结论，从而就他们的研究进路、思想和方法做出比较和鉴别，以此说明某一概念发展的必然性和趋势性。

三、文本与话题相统一

哲学家挺立一定的思想观念总要依托于某本或某几本特定的经典典籍。由对这些经典文本定语句、词汇、概念的创造性诠释而架设自己的哲学思想。文本既是哲学家阐释思想的文献基础和资料根据，又是体现他独特思想的载体，是哲学家阐发自己思想、对原点典籍文本加工、创造之后，加以自己的生命体贴和思想反思而创造出的新的，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经典文献。哲学史上每个人物总是有一部或几部这样的代表性著作“文本”，是吾人研究他们思想的切入点。研究这样的文本，在较大程度上就了解了哲学家的思想。

文本既是哲学家哲学思想创新的基础，又是囊括自己创新的哲学观点的经典典籍，自然内蕴着特定的语义和核心问题意识，即“话题”。一般来讲，哲学家选择文本，总是有所依据。总是要说明某些问题。哲学家创造文本，撰著经典文献，成就体系框架，总是围绕某问题而展开。哲学研究便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前提和基础。哲学不是“无病”，哲学总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是时代精神、风貌的体悟。哲学史之研究、哲学史人物之厘清和分析正是“有感而发”，“感”之根据就是对文本之“话题”的重现。“话题”是哲学家在思索时代思想语境、社会演进历程及自我生活阅历感悟的基础上创生出来的，既是对时代问题的发现，又是哲学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话题”是哲学史人物成就思想观念、明辨问题解决之道的核心。

文本是哲学家哲学思想的文献依据，话题是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历程；文本就意味着话题的提出和解决。话题便自然内蕴于文本之中。故而，研究哲学史人物离不开文本分析，对文本分析的过程就是对话题反思和诠释的过程，亦是对哲学家生活时代之时代人文语境的重现过程。要实现文本的新诠和话题的重现，应注意以下两方面内容：

其一，对文本做句法分析。所谓句法分析，就是对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和传世文本、哲学家自己撰著的个性化文本做史料的、文献性质的分析。中国古代典籍，或因年代久远而散佚，或因传抄而讹漏，或因锓版缺损而谬误，其语法字句之意不易理解，故须对之校勘字句、梳理语法，以求资料、文本的切实可靠。另外，哲学家所传世的经典文本，尤其是宋代

以来哲学家的著作，因印刷革命而得以纸质流芳，但亦因此印刷、刻本问题而版本有差异，甚至不同版本之间有互相抵牾之处。这就要对相关文本做版本源流的考察，以分析文本前后出版内容上的差异。对文本做句法分析，便能够对经典文本的传沿历程进行整体的认识。体会文本在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群体那里，在同时代哲学家群体之中不同哲学家个体那里的意义和价值。对哲学家所撰著的哲学文本做句法分析，能够观览哲学家文本对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及在后世流传的历程，体会这个文本对哲学家思想传沿的重要意义。

其二，对文本做语义分析。所谓语义分析，就是对文本之话题的发现与重塑、再诠。尽管哲学家的经典文本的撰著方式各异，但凸显话题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哲学家平生或著作较多，或惟有一册，但在他的著述论说中，在与他同时代之人的言语论评中。哲学家哪本著作较为有影响、较为重要，吾人是完全能够体会出来的。之所以说它重要，关键在于这个文本最能系统代表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及其核心主旨，最为完备地提出了话题的解决之道，最为鲜明地表达了哲学家的学术价值立场。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首先便是探索这个文本对于被研究者的重要性，其路径便是创造文本的哲学家自己的言论以及同时代其他人物对此文本的论说；其次，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厘清哲学家撰著文本的前因后果和思想历程，结合哲学家的时代背景、人文语境，归纳总结文本所涉及的“话题”；再次，探索文本对话题的解决之道，总结文本问题解决之道的特点，列举哲学家诠释此核心话题、问题解决之道的主要步骤和具体方面，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同时代的相关人物的相关思想比较，以此凸显被研究对象话题诠释的特点。话题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结合文献资料在比较和诠释中开显出来的。一旦话题被发现，话题提出者的思想便能够重现。

四、主动创造性与客观逻辑性相统一

历史总是过去的。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要重现它，自然不可避免要发挥主体的创造性，从而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历史”。历史本不可重现，而研究历史的人可以重现某种意义的“历史”。再现历史的过程，就有了“本来的历史”和“写作的历史”之分别。去写作历史、再现历史，并不是捏造历史、胡编历史，而是客观地理解历史和讲述历史。哲学史人物研究亦遵循同样的法则。

哲学史人物的存在、思想的存在总是客观的、历史的，而研究者基于特定的形式与方法，可以逻辑地再现历史人物的哲学思想和观念。在这个逻辑地再现历史的过程中，研究者不能按照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而是尽可能地融入哲学史人物的思想世界。这就是说，古代哲学家存在于特定的语境和话题之下，自有其成系统的学说和理念，后人研究他们的思想和学说，首先是进入他们的思想系统，同情地理解、真切地感悟，而不是以当代人的眼光和心态审视古人、妄下评判。用当代语言、思想阐释出来的“古人”并不是那个“古人”，而是被包装了的“今人”，是研究者自己在“自言自语”、“自编自导”。哲学史人物研究可以有主动创造，但绝不是用现代语言、思维去创造一个“自己的化身”，而是创造性地、逻辑地展现古人。

主动地创造根本上就是以自己的理解和推理再现本来的历史；客观地逻辑地还原就是以古人的语言材料和论断来描述哲学史人物思想。为实现推理的合理性和阐释的正确性。研究者应该从哲学史人物原典资料中寻找突破口，探索研究进路的切入点。探讨这个切入点的过程就是发挥主动创造性的过程；在人手处的指引下，在问题的刺激下，以哲学家的原典材料架设结构框架，就是客观地逻辑的理解。过去的总归是要过去，研究者只要探寻到问题的人手处，只要发现了问题，厘清了哲学家哲学思想的核心话题，就一定可以利用和组织材料，对问题、话题展开论说。

以材料澄明问题，“以事实来说话”，具体可操作的步骤如下：

其一，从通读《年谱》人手。哲学家成长的历程便是其思想由萌芽而完善、成熟、定型的过程。哲学家个体性格前后会有差异，其思想观念在前后期亦有所差别。故而，在研究哲学史人物时，最初的亦是最忧的进路，便是从被研究者的《年谱》进入，透过《年谱》，可以厘清这个人前后思想的变化，可以发现影响此人的其他人物，为逻辑地再现被研究者思想观念和哲学理论提供了时间线索和人物关系图。时间线索是为了分析被研究者的思想分期和晚年定论：人物关系图是分析被研究者的学术交往、学术影响。若说被研究的哲学史人物并没有《年谱》，那么，研究者恰好在阅读被研究者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被研究者自身的论述和同时代其他学者的言论而编写被研究者的《年谱》。编纂《年谱》便是对被研究者思想演进历程的厘清。当吾人研究古人时，古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人研究的对象，参考研究古人的古人的研究成果，实现吾人对古人的进一步诠释，以全新面貌、不同论域将古人展现于现代人面前。

其二，哲学家前后期资料的分类与整理。之所以要如此作为，根本上是要将哲学家的思想看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果。哲学家思想前后有变化，前后的著述论说并不见得相同，前后期思想的主旨亦会有较多差别。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家后期思想都存在着对前期思想的自我修正现象、甚至是后期思想批判前期思想，实现思想自我演变进程中的“自我批判”。当吾人按照时间线索将被研究的哲学家文献划分为前后期资料，或思想萌芽期、成熟期、定型期等不同时期资料时，当吾人对哲学家所探讨的某一问题展开论述时，自然能够梳理清楚这一思想的演变历程，以此彰显哲学家的生命精神。

哲学的认识论范文第5篇

【摘要】 目的 探讨伦敦塔测试(Tower of London，ToL)在识别轻度认知障碍(MCI)和血管性认知障碍非痴呆型(VCIND)中的作用。方法 MCI患者30例，VCIND患者31例，正常对照30例，由独立的神经心理评估医师进行3项测试题项的ToL测试，并进行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等其他量表测定。应用操作者特征性曲线(ROC)确定ToL对区别MCI和VCIND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 MCI和VCIND患者在完成两步、四步和五步ToL任务所需时间较年龄、教育程度相匹配正常老年人显著延长(P

【关键词】 伦敦塔测试;轻度认知障碍;血管性认知障碍非痴呆型

阿尔茨海默病(AD)和血管性痴呆(VD)是临床最常见的老年期痴呆类型，对社会和家庭造成沉重负担。轻度认知障碍(MCI)和血管性认知障碍非痴呆型(VCIND)是AD和VD的早期阶段，也是防治的最佳时机。由于二者干预措施及预后不同，因此有效识别MCI和VCIND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通常认为，MCI患者以记忆损害为主，其他认知功能相对保留。VCIND患者执行功能损害最为突出，记忆损害相对较轻〔1〕。神经心理测试是识别MCI和VCIND的重要手段之一。伦敦塔(Tower of London，ToL)测试是公认的检测视空间和执行功能的神经心理测试〔2〕。本研究旨在讨论ToL在鉴别MCI和VCIND中的作用，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来自2008年3月至2009年5月间在本院神经科记忆障碍门诊及住院患者，均进行体格检查和神经系统及影像学检查。所有患者均排除精神药物的影响，如果已经开始了促智治疗，则要求最近一个月内只能应用胆碱酯酶抑制剂。符合上述标准的患者分为2组，MCI组30例，其中男12例，女18例，年龄59～82岁，平均(68.7±8.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8.6±2.5)年。所有入选病例符合MCI诊断标准〔3〕。排除其他可引起认知功能障碍的疾病。VCIND组31例，其中男14例，女17例，年龄61～79岁，平均(69.4±8.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7.8±2.6)年。入选病例诊断标准参照Ingles及Garrett等的VCIND诊断标准〔4，5〕并做适当修改。排除其他可引起认知功能障碍的疾病。另选30例来自同期健康体检人群作为正常对照组，其中男14例，女16例，年龄55～80岁，平均(64.7±7.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8.8±2.3)年，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系统疾病及病史，无认知障碍(MMSE≥27分)，CDR=0分。

1.2 认知测试 ToL任务由对诊断不肢情的神经心理评估医师专门进行。测验材料包括一长25 cm、宽9 cm、高2 cm的木板，木板上有3支高度分别为5 cm、9.5 cm、13.5 cm的木棒，间距为7.5 cm，以及直径4 cm的红、蓝、绿木珠各一个。被试者分别完成两步、四步和五步ToL任务，分别记录完成任务的时间、最初计划时间(从问题呈现到开始移动木珠的潜伏期)和破坏规则的次数。必须遵守下列规则：①每一次只能移动一粒木珠;②木珠移动之前都必须插在柱子上;③不能将木珠移回原处;④必须在规定的步数内完成木珠的移动。所有被试者均进行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及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测试。

1.3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所有数据计算均采用SPSS11.5软件完成。应用操作者特征性曲线(ROC)确定敏感度和特异度，以敏感度和特异度之和最大时的分界值为最佳分界值。

2 结 果

2.1 ToL完成时间比较 MCI组和VCIND组在完成两步、四步和五步ToL任务时所需时间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延长(均P

2.2 ToL计划时间比较 MCI组和VCIND组完成四步和五步ToL任务的最初计划时间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延长(P

2.3 破坏规则次数比较 MCI组和VCIND组在完成四步和五步伦敦塔任务时破坏规则次数较正常对照老年人显著增多(P均0.05)，见表3。

2.4 ToL测试区分MCI与VCIND的敏感度与特异度 在最佳分界值，五步ToL任务的完成时间和四步、五步ToL任务的计划时间对区分MCI与VCIND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高，四步完成时间敏感度较高，但特异度较低，见表4。表3 正常对照、MCI和VCIND三组破坏规则次数比较表4 ToL测试区分MCI与VCIND的敏感度与特异度

3 讨 论

Shallice〔6〕在河内塔任务基础上设计的ToL任务被公认为是检测执行与计划能力的神经心理测验，该测验要求被试者在执行任务前必须计划好每一步的移动，以达到最后目标。ToL任务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演变有很多版本〔2，7〕，根据老年人认知水平，我们最终选取3项测试题项，记录完成任务的时间、最初计划时间和破坏规则的次数〔8〕。本研究结果表明ToL任务能较敏感地识别被试者是否存在认知障碍。

记忆损害是MCI的重要特征，也是预示向AD转化的重要指标〔9〕，而VCIND的神经心理学特征为执行功能损害突出，抽象思维、信息处理速度及对干扰的抑制等功能减退，但记忆能力相对保留〔10，11〕，这些特点有重要的鉴别价值。有研究显示相同痴呆严重程度的VD患者较AD患者画钟测试等反映执行功能的测试成绩更差，反映执行功能测试对VD和AD患者有肯定的鉴别作用〔12〕。本研究提示五步ToL任务的完成时间及最初计划时间对临床MCI与VCIND的鉴别诊断有较大的辅助作用。一般而言，敏感度(>80%)和(特异度>60%)较高，假阳性率较低〔13〕的认知功能筛查就具有临床实用意义。

总之，ToL测验作为简单快捷的神经心理测试工具，可作为MCI和VCIND的筛查工具，其五步ToL任务的完成时间及最初计划时间也可为二者的鉴别诊断提供参考，这将有助于更早识别、有效干预MCI，最终达到降低痴呆发病率的目的。但本研究仅采用了3项测试题项，更精确的ToL版本是否能提高识别的敏感度与特异度以及ToL与其他测试工具效率比较还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Moorhouse P，Rockwood K.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current concepts and clinical developments〔J〕.Lancet Neurol， 2008;7(3):24655.

2 Franceschi M，Caffarra P.Visuospatial plan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in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a study with the Tower of London Test〔J〕. Dement Geriatr Cogn Disord， 2007;24(6):4248.

3 Petersen RC，Smith GE，Waring SC，el al.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clin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outcome〔J〕.Arch Neurol，1999;56(6)：3038.

4 Garrett KD，Browndyke JN.The neuro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no dementia：comparisons to patients at risk for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nd vascular dementia〔J〕.Arch Clin Neuropsychol，2004;19(6):74557.

5 Ingles JL，Wentzel C.Neuro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incident dementia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without dementia〔J〕. Stroke，2002;33(8)：19992002.

6 Shallice T.The neuropsychology of cognitive function〔M〕.London：The Royal Society，1982：199209.

7 Norman DA，Shallice T.Consciousness and self regulation〔M〕.New York：Plenum，1986：33349.

8 Das JR，Naglieri JA，Kirby JR著.杨艳云，谭和平译.认知过程的评估智力PASS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909.

9 Traykov L，Rigaud AS.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in the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J〕.Encephale，2007;33(3):3106.

10 Sachdev PS，Brodaty H，Valenzuela MJ，et al.The neuro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stroke and TIA patients〔J〕. Neurology，2004;62(6)：9129.

11 Zhou A，Jia J.A screen for cognitive assessments for patients with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no dementia〔J〕.Int J Geriatr Psychiatry，2009;24(3)：13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