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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赏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插花赏析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插花赏析

插花赏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插画;中国风;元素;表达;理念;中西;思想的自由性

倪传婧,出生在广东,在香港长大,高中毕业后就读于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插画系。在香港家庭长大的她选择了艺术这条前景迷茫的道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理解她,她甚至可能在怀疑的眼光中走下去。毕竟香港是金融和法律人才遍布的地方,而且画画又不是什么金饭碗,选择艺术需要足够的勇气。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像安塞尔姆.基弗表示的那样,你可以怀揣不同的至上目标、不同的理想和崇拜对象来生活,真正的困难仅在于选择。你自己的选择有可能对你的终生产生影响,甚至是蝴蝶效应。倪传婧,只身闯纽约,25岁就登上了福布斯,坚定自己选择的理想,并将爱好坚持下去,彰显了她的才华。最幸福的人往往是那些不抛弃喜好所带来的快乐,他们割舍不下、抛弃不了自己的喜好。相信倪传婧的画里面蕴含着的最初的欢乐,这是绘画的乐趣,她带着她向无限丰满、自由、纯粹的精神靠近。

坚持理想的路需要披荆斩棘。她在纽约的日子是艰难的,但她凭着这份坚持,用大量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新画面。她的作品中天马行空的中国风让人印象深刻,画面上的中西元素也五花八门,不可否认,她的风格多元化、国际化。歪果仁还不能准确地念出倪传婧的姓氏,Ngai凭借自己的作品登上了Forbes 30 Under (Art and Style)福布斯艺术榜,从一个让母亲担心不能吃饱饭的追梦人,成为梦想成真的纽约客。Ngai是个外国留学生,除了来自生活的压力,还有地域的影响,只有自己才能体会一个人在国外发展的困境。就像千里马最终会被伯乐赏识一样,她的大学导师发现了Ngai的才华,并给了她很好的机会,带她跨出了成名的第一步。克里斯・巴自利(Chris Buzelli)是Ngai的大学导师,不可否认的是,他在Ngai的艺术道路上伸了关键的援手。他的太太秀珍・巴自利,当时是《主办者》杂志(Plansponsor)的创意总监,也是业内非常有名的媒体人,他经常把自己学生的作品推荐给妻子。Ngai大一就得到了实践的机会,即为秀珍・巴自利主编的杂志创作插画。从此她们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合作,这也使Ngai在毕业之前就出版了十多部作品,在找工作时,不至于没有底气。

笔者知道Ngai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当时看到她的作品时,第一眼就喜欢了。她的画风能很好地吸引观众的视线,线条流畅、整体大气,颜色搭配也特别耐看,非常取悦眼球。同时考究的配色,让她的画面非常协调。最喜欢她画面中的点、线元素,这些符号,她运用得多但不杂,一条又一条地组成了面,一点又一点地形成了密面。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通过电脑和手绘完成的,作品描绘的元素十分多元,画风大气,中西结合,在保留浓郁的中国风的同时又充满了异域的时尚感。虽然本科阶段并非插画科班出身,但在美国自由创作的氛围中,她靠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鲜明的中国元素杀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克里斯有一句名言:“绘画中必须存在风格,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一样,每个人的绘画风格也都会不同,要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相信这也是Ngai一直坚定的,就像绘画的本质并不是要临摹真实的物体,而是要学会表达,作品表达的感情越充沛,作品便越有诱惑力。就如思想深处有一种感觉正在慢慢发芽,无法抓住它,但是我们知道正在无限地向这种感觉靠拢。Ngai的作品中,五彩斑斓的色彩,流动的长曲线,每一个画面都有情节,作品不是为中国化而中国风,而是成了她特有的表达方式。在作品中凝结的是精神力量,成了她绘画作品中价值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更加自由的表达,向更加纯粹的绘画或精神世界靠拢,这是绘画的乐趣,也是初衷。

当我们翻开Ngai的插画,一阵浓郁的中国风扑面而来。虽然不为中国化而中国风,但是不可否认她的插画异域风却是她在西方的热卖点。国际化市场有很强的包容性,2016年,她为美国奥美广告公司设计的插画海报“巨力量,聚众力量”,以“猴子捞月”为主题,十分直接生动地表达了海报的宣传理念,形象地表达了聚众的力量。笔者比较喜欢Ngai的两幅插画,画面有很浓郁的中国风:月下仙狐、鲤鱼高跃,这是儿时在年画和招贴画上经常见到的元素,现在看来有很美好的感觉。Ngai将这些元素组合成了新的画面,黄纪苏的一句话,“太阳底下无新事物,只有新的组合”就是对其的最好的阐释。我们不难发现,Ngai的作品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画面可能唯美,在精致中隐藏着一种不安分的因子,并且这种不安分的自由因子在她后面的作品中越来越活跃。活跃的风格成熟后,更多的想法融入得也越来越娴熟,使作品阐述得也越来越丰满,相信在未来,Ngai的绘画空间会更加大。这是绘画追求的乐趣,有自我,有信仰,不负如来不负卿。

如果一个人必须选择成为一件艺术品或者完成一件艺术品,笔者相信Ngai的行为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因为这是她正在做的事情,用艺术来表达我们大脑所产生的思想。艺术从不创造思想,它是为思想服务的。Ngai很完善地表达了她在国内接触到的传统元素,她的思想多元、活跃,具有精神性。佛家有句话:“心中有什么,看什么像什么。”有信仰的人,有底线,有目标,有坚持。“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我们的前途可以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在走向天堂,我们也直下地狱。”这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的节选片段。因为信仰,所以坚持,Ngai选择坚持自己绘画的快乐,这是希望之春的来临。

Ngai的作品让笔者感受到了不同的中国化,体验的是一种全新的画面,充满了人文精神,这或许就是她想要真正表达的东西。她艺术的思考突破了一幅绘画作品和技法的表面上,使她的画面有特别多的真正的看点,如孟加拉虎、非洲鹰。融合的这些国际化元素,是自由思想的碰撞,我们可以从她的绘画作品看到思维世界。Ngai的画风影响了我们,艺术源于模仿,她的画风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插花赏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潍坊方言 比较句 程度副词 指示代词 句末语气词 连谓句

潍坊方言,俗称潍县话,属于北方语言中齐鲁方言的一个分支,潍坊方言还可以细分为潍城方言、青州方言、安丘方言、临朐方言等。潍坊市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七千多年前就有人在此定居,是我国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因此潍坊方言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且某些词语仍保持了古汉语的用法,如语气词“没”。

扬雄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1]作为中国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总汇了从先秦到汉代两个时代的方言,将潍坊方言划归于东齐方言。而首先对潍坊方言进行专题描述的,则为1931年《潍县志稿・民社志》[2]卷十五、十六的“方言”。当然,在几千年的漫长发展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字有更革,音有移,亦所必至”[1],潍坊方言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本文将从多个语法角度来分析潍坊方言的独特之处。

一、比较句

潍坊方言的比较句有多种表达方式,其中与普通话相同的是用介词“比”引入比较对象。但是,在口语中使用最多的是用“起”字引入比较对象,两种比较句不仅语序上存在差异,而且语义上也有不同。

如:① 他个头比你高。他走路比你快。 (普通话)

② 他个头高起你。他走路快起你。 (潍坊话)

在语序上,潍坊方言的“起”字比较句,是将两个比较主语放在句子的首末,修饰语(比较项)在“起”字前面,而普通话则把修饰语(比较项)放在句末。从语义上分析,普通话的比较句侧重两者的比较,而潍坊话的“起”字比较句则是侧重强调。如:①句是对两者身高和走路速度的比较,②句则强调的是他高你矮,他快你慢。

潍坊话的“起”字比较句的否定形式是在修饰语(比较项)前面加否定副词“不”。如: ②句中两比较句的否定形式即为:他个头不高起你。他走路不快起你。另外,潍坊话中还有多种表达否定意义的比较形式,最常用的还有:赶不上、不验(yan42)(普通话中无此对应字)。如:我赶不上他学习好(即:我不如他学习好)。我的衣服不验她的好看(即:我的衣服不如她的好看)。

二、程度副词

黄伯荣与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对副词的定义是:“常限制、修饰动词、形容词性词语,表示程度、范围、时间等意义”。[2]副词的类型包括程度副词、时间副词、否定副词和频度副词等七类。所谓的程度副词是指表示程度、等级等意义的副词。潍坊话与普通话在程度副词方面差异较大。

潍坊话在表达十分、极其之意时,通常用“奇”、“刚(阳轻)”、“刚(gang35)着(zhe)”来代替普通话中的“很”、“非常”或“相当”。例如普通话中的很好、非常漂亮、相当厉害,在潍坊话中就可以说:奇/刚/刚着好,奇/刚/刚着漂亮,奇/刚/刚着厉害。

用在形容词前面的“奇”、“刚(阳轻)”“刚(gang35)着(zhe)”是潍坊人日常使用的程度副词,例如,“奇/刚/刚着俊”“奇/刚/刚着窝囊”“奇/刚/刚着好”等话是人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

另外,还有在形容词后面加修饰语“不(bu)拉唧”“不(bu)溜秋”,表示程度的深浅,如“酸不拉唧”“黑不溜秋”表示酸溜溜、黑乎乎的意思。

三、指示代词

据松下大三郎的《标准汉文法》记载:“近时( 中国) 俗语无中称, 唯山东之一部有‘乜个’一词。‘乜’系俗字, 是中称代词。” 的确,潍坊话里的指示代词是三分的。近指是“这”, 中指是“乜(nie51)”, 远指是“那”。“nie51”有音而无字, 故松下大三郎用“乜”字来记载此音。并且“乜”与代词“这”、“那”的用法完全相同。例如:

③这个、乜个、那个;

④这本书是你的,乜本书是他的。

潍坊方言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指示代词,如“张”与“娘(niang33)”或“囔”,它们分别是“这样”与“那样”的合音,表示这样与那样的意思。如:

⑤这样行不行?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那样就很好!(普通话)

⑥张中啵? 你为什么要娘/囔做? 娘/囔就奇好!(潍坊话)

“囔”还有一层意思,即别人在夸奖你时,你说“囔好了”,则表示“如果那样就好了”的意思,这句话本身具有轻微的否定之意,且含有谦虚的意味,表达了说话者对美好事物/事情的向往。

四、句末语气词

语气词与语气助词其实属于一类词,只不过有的流派将语气词单独列为一类,而有的流派将语气词划归为助词一类。如黄伯荣[3]、熙[4]等把“的、了、吗、吧、啊、呢、呀”和 “的、地、得、着、了、过”等分列为语气词和助词, 而其中吕叔湘[5]和徐青[6]等把“的、了、吗、吧、啊、呢、呀”等词归人助词类, 称之为“语气助词”。本文将以黄伯荣先生的划分为准,将语气词单独列为一类。语气词的作用在于表示语气,主要用在句子的末尾,也可以用在句子主语、状语的后头。语气分为四种: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语气,分别用一定的语气词表示。普通话中,常用的语气词实际上只有六个:的、了、呢、吧、吗、啊。

与普通话不同,潍坊方言中常用“啵(bo)”、“么(me)”来代替上述六个语气词,表示疑问或询问语气。如:

⑦ 你去吗? 你吃饭了吗? (普通话)

⑧ 你去啵? 你吃饭了么? (潍坊话)

但是,“啵”与“么”的使用环境是不同的。从⑧⑨⑩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么”前要有助词“了”或“来”;而“啵”一般直接跟在动词、语气词或形容词之后。另外,有“啵”的疑问句中,多表示意见性询问;而有“么”的疑问句中,常表示对事情或动作行为是否完成状态的疑问。

⑨ 他写完作业了么? 你们去来么?

⑩ 中啊啵?(行不行?) 饮料好喝啵? 这件衣服漂亮啵?

潍坊方言中,还有一个句末语气词“没”需特别注意,其实“没”是在后来的普通话普及过程中由语气词“么”发展演变而来的,年轻一代用得比较多,老一辈人还是习惯用“么”,因此一切用于“么”的语境都可以用“没”来代替。

在我看来,语气词“没”跟古代汉语中“否”的用法有点相似。“否”作为语气词讲,要用在句末,表示询问,相当于“不”、“没有”、“吗”。 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再如李清照《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潍坊话中的语气词“没”也有“吗”“不”的意思。

五、连谓句

所谓的连谓句是指由连谓短语充当谓语或独立成分的句子。在潍坊方言中,有一个特殊的连谓句,即:主语+动作+去吧,表示建议或邀请之意。此结构在普通话中的标准语序应该是:主语+去+动作+语气词“吧”。

如莫言的《红树林》中有句话:“孩子,好好干吧,我回去了,你忙去吧……”[7] 此句中的“你忙去吧”就是典型的潍坊话,换做普通话应该说成“你去忙吧。”再如,“我们旅游去吧”(普通话:我们去旅游吧),表达的意思是说话者对听话者发出了一起旅游的邀请。

另外,潍坊人在用此句式时,还常常在主语后加“先”字,表示建议、催促或邀请某人首先做某事。如中的句子都可以加上“先”字,变为中的句子:

你做作业去吧。 我们逛街去吧。你们吃饭去吧。

你先做作业去吧。 我们先逛街去吧。你们先吃饭去吧。

从上述所举例句来看, “主语(+先)+动作+去吧”结构的主语一般是第一人称复数、第二人称单复数皆可,如果主语为第一人称单数“我”,则句末语气词“吧”要换成“了”,如“我先接电话去了”,“我先打扫卫生去了”。

综上所述,潍坊方言与普通话在语法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潍坊话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将会逐渐缩小,因此将潍坊方言的独特之处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显得格外重要。

注释:

[1]《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西汉扬雄著,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共13卷,总汇了从先秦到汉代两个时代的方言。

[2]《潍县志稿》是由《潍县志》订正、增删而成,于1941年出版问世,全书15编、42卷、100多万字,《潍县志稿》一直流传到今天,成为学者、文史工作者研究那段潍县历史的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

[1] 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

[2][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2007.6, P17

[4] 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9

[5] 吕叔湘.主编. 现代汉语八百词

[6] 徐青主编. 现代汉语, 1990

插花赏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家庭交流 中西文化 差异

1.引言

中国有一句古训:“礼多人不怪。”在中国人的家里吃饭,明明是一桌子的菜,主人却要对客人说:“今天没什么菜,随便吃吃。”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自谦在中国的文化领域中是一种礼貌。然而,西方人对这类“拐弯抹角”方式表达的礼貌觉得难以接受。如果你到一个美国人家里做客,他们会明确地告诉你:“我们为你的到来,准备了这些好吃的东西,希望你会喜欢。”美国人认为,我真诚地邀请你来,当然得让你明白我的诚意所在。美国人讲究直率,在平时的家庭交往中,他们对事情和人都乐于直抒己见,坦白相告。他们认为,各人的意见不同是理所当然,所以人们在交换意见和随便闲聊中,绝不会因他人的意见不同而感到大惊小怪。只要言词不太唐突、尖刻,意义上的争执是无伤大雅的。

家庭交流上的文化差异一向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家庭交流过程中中西文化存在差异。我们承认两种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鲜明的对比。我们在与西方人交往的时候,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习俗,可能会产生分歧和摩擦,弥合这种文化分歧对我们与西方人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在人的一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与西方人更融洽地相处?我认为,首先须了解家庭交流中的中西文化差异,其次要相互承认、理解对方文化并互相吸收对方文化,在保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这样就会减少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西方文化加以对比,有助于我们了解家庭交流中的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弥合中西文化的分歧,这对于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是非常有益的。

2.个体与群体倾向性

跨文化专家指出,许多文化上的差异源于一个民族对个人主义或集团主义的偏爱。为了让某种文化得以生存,每个人都必须在沟通的天平上放上调节“考虑自己”和“考虑他人”的砝码。“群体主义”强调的是共同利益、遵守习俗、团结合作和互相依赖。“个人主义”是一种对群体和个人区别对待的态度,其中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目标和行为采取“个人负责制”。西方的自我观念往往根植于个体、自由和独立;而东方社会经常被概括为更注重群体,责任性更强,更加相互依赖。在家庭方面表现为,西方倾向于较小的核心家庭,每个孩子都可能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和私人空间。比较而言,中国家庭倾向于保持较大的广泛的家庭网络,并且可能共同生活在比较拥挤的空间里。

在西方,人们是利用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市民社会或社会契约的原理来维护社会和家庭的秩序,而中国的文化中的家庭秩序却是靠“孝”的集团主义原则来维护的。《论语・学而》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可见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它要求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与尊敬。古代关于孝的宗法道德容易造成“向前辈看齐”的家庭机制,迫使子女把父母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这是以孝道维护的家庭专制型关系。但它又是基于自然联系和长期共同生活中产生的子女对父母的信任、依赖、尊敬与感激之情,使东方国家的家庭比西方的家庭有更大的凝聚力和更多的天伦之乐。

中国家庭有一个鲜明特征,那就是家庭至上。“家”是人们观念中最重要的社会群体。家庭至上的观念的实质是以家庭为一利益群体,个人利益服从家庭群体的利益,这一心理态势强化了人们的意识。首先是注重整体价值。所有的个体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消融于整体的关系之中,整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其次是强调和谐、平衡,抑制冲突、创异。家庭成员有剪不断的亲情,无论有什么矛盾,关起门来总是一家人,人际关系是“和为贵”。最后重视公私之辩,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家庭本位观要求人们在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相冲突时服从家庭利益,形成传统的公私义利观念。

3.有神论背景与人本主义背景

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说:“法在汝边。”老子亦说:“道不远人。”唐朝时中国文化称雄世界,然而唐人纳了外来的佛教文化。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文化仍是以道家、儒家和佛家(教)文化的混合物。不知是佛教在中国找到了契合点,还是这唐人找到了迎合佛教的契合点。为什么中国明朝中叶的西方文化在中国没有找到契合点?确实值得研究。再思西方文化,其根基是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者说是上帝的力量,此信仰平衡了西方人的行为方式,使得他们和平相处。

许多西方人受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的影响。这一信仰体系强调人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因而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有其自身的价值和个人责任。犹太经书及《圣经》都声称规定了像“十诫”或耶稣教义这样对全人类通用的伦理道德方面的律法。大多数西方人因而往往有一种自然法则和博爱的意识,以及对全人类的责任感。在一个信奉上帝的社会,通常有浓厚的乐善好施思想,以及为那些命运较为不济者行善的愿望。

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孔子也许是最早的人本主义者,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和孟子提倡道德观随着关系而变。家庭伦理和家庭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而且是一个决定的要素。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单位、社区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家庭的放大,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渗入家庭的影响,家庭的地位非常突出,其作用也非常重大,家庭观念是中国人的极其重要的思想观念,各种社会观念的形成无不受到它的影响。中国人的家庭是按照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建构的,父慈子孝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父(母)子(女)亲情是人生最珍贵的情感之一。这使得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丰富而有乐趣,家人之间,情深意切,诚爱有加,尽享天伦之乐,也使得中国的家庭相对比较稳定。家庭内部,以道德秩序便可有效治理,比如孔子的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即仁、义、礼、信、忠、孝等。在家庭内部从可以成为雷锋。在一个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的国度,人们首先关注亲属这一选定的内部圈子,然后才是那些与自己承担共同责任的伙伴。家人或朋友这一圈内人的关系网被看作较大国家的缩影。

4.成就与生活质量

这反映了文化在家庭中经常起作用的另一个层面:追求成就还是生活质量。在我国,初中阶段就开设了十门左右的课程,大部分的学校老师会布置不少作业,家长和孩子在一起交流的时间明显比小学阶段少。相关调查显示,家长把孩子的智力培养放在第一位,比较注重孩子的学业成绩而忽视体质锻炼;在注重他人的需求、同情心、社会道德等方面重视不够;家长没有深刻领会素质教育的含义,忽视孩子生活的全面性、丰富性、能动性,容易造成孩子只懂理论而欠缺实践,只擅长按部就班而缺乏创新意识的现象出现。

大部分的中国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刻苦学习,进入一所好的大学,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成为一位成功的人士。这样他们会觉得他们对孩子所付出的一切是值得的。一些中学送青少年出国留学,大家主要考虑的是,这么做会让他们更快地在学习英语方面取得成功,以及促进他们的事业发展,激发赚钱的潜力。

西方的家长大都对孩子的学习不施加压力,他们的观点是:喜欢学的孩子自然会努力学,成功的家庭成员间的交流应该是家长舍得拿出时间跟孩子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对话,让孩子在尊重和鼓励中成长。大多数的西方家长认为在孩子从依靠父母到慢慢独立的过程中,家长应该帮助孩子去理解他们是谁,让他们学会关心并能够认识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主动地根据社会要求去锻炼自己,并按照一定的目标和准则评价自己的品质和能力。他们采用与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上帮助孩子发现自我,对孩子遇到的各种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同时施加一些家长想要达到的一些想法。

大多数西方家庭往往更注重他们给子女的生活质量。虽然成就的确能给家庭带来自豪感,但他们却倾向于更加关注心理的收益――孩子获得自信,他们的交流能力,或者他们在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及和谐共处方面的满足感。

5.情感关爱与实用关爱

西方社会一般注重情绪、感受的表达和心理健康。尽管西方家庭在家庭内提倡独立,但如去海外工作,他们几乎总是一起前往的。他们有着强烈的“合家团聚”感和对言语交流的强烈需要。

在西方,人们很注重语言的交流,他们认为语言是抒感的一种很好的方式。美国人虽然在交谈的过程中会用很多的手势,但基本上是为了强调他们说的话。在西方,你说的话是十分重要的。

“哦,孩子,跟我说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美国的爸爸一般会让孩子跳到他的膝上讲叙一下他一天的悲喜事。如果孩子做鬼脸,父亲直接的反映可能会是:“怎么了,告诉我,有什么不对劲?我们谈谈!”他们进行直接而坦率的交流。

中国人一般比较含蓄,而且对交谈的具体情况比较敏感。他们更喜欢非语言的交流,许多话尽在不言中。即使家长问孩子:“你今天好吗?”而孩子回答:“好。”家长也会注意到孩子已垂下眼睛的表情而意识到今天过得不好。

大部分亚洲地区是“眼见为实”,而西方则大多是“你说的是真的”。在中国家长无需说出“我爱你”,而是用一顿特殊的饭菜来表明。对那些最亲近的人不用说“谢谢你”、“别客气”等客套话,家庭成员彼此所做的牺牲是不用说的。这在美国家庭却恰恰相反,“谢谢!”“好棒啊!”“你真细心!”等友善的词句被不厌其多地使用。

6.结语

当我们谈论中国孩子去海外留学,或当我们谈论如何与西方人交往时,我们必须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当中国孩子学习英语时,他们也开始学习并吸收一些西方的方式。不同民族、不同国度间的语言文化不同,这可能带来文化困惑,但更有可能带来的是对不同文化的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解家庭交流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并弥合这种文化分歧,对于我们了解西方人的生活,并和他们融洽相处是很有促进作用的。无论我们如何交流,家庭都为中国孩子的未来打下了基础,从真正意义上说,为未来全球交流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2]王振亚.语言与文化[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与英美人交往指南[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插花赏析范文第4篇

中小企业对信息化需求迫切

广东省95%的企业为中小企业,是企业群中的主体、经济实体中的活跃个体。随着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其对运用信息化的手段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升企业效益的需求日益显著。

尤其是在服务营销方面,中小企业迫切希望通过信息化的方式来提高客户满意度,为自身创造更多的市场销售机会,赢得更多市场份额。然而由于许多具体的原因,目前中小企业实现信息化有着许多具体的要求。而移动信息化正能符合中小企业的要求。

1.中小企业急需有厂家提供一揽子投入成本低、实施周期短、使用简单的信息化方案。

2.高普及率、低使用门槛:绝大多数员工可以使用,广东中小企业计算机人均拥有率不到5%,却有90%以上的员工拥有移动电话。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需要员工具有一定的操作能力,而移动电话人人会用。

3.低成本:绝大多数企业可以接受,研究表明,小企业花在信息化方面的费用不会高于营业额的千分之一,移动信息化甚至可以为企业提供比此更低的总拥有成本。

4.便捷、实时:随时随地接入信息资源。

移动互联已获得广泛应用

移动互联目前已在多个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金融行业,主要应用包括移动POS机,拓展了刷卡交易新领域;还有手机银行,自1999年以来各银行等都合作推出了手机银行缴费、外汇买卖、理财秘书、账户变动信息等功能。证券专网也是金融行业的一大应用,比如交易信息,手机炒股等;同时推出的还有掌上保险业务,保险人通过手持PDA,可以实时进行保险查询、受理、理赔申请等操作,创造了新颖快捷的保险营销新模式。

在快速消费品领域的宝洁公司通过应用移动商务销售系统,将销售数据采集时间从2周缩短到1天,成为挤垮竞争对手的“生死时速”。主要手段包括:

1、PDA,销售人员使用PDA,通过GPRS网络或短信系统,实时上传具体销售数据至宝洁总部的中央处理器,便于宝洁及时进行数据分析,缩短了数据采集周期。

2、电子柜台,由于场地有限,专柜很难安装PC机,通过在玉兰油和SK-Ⅱ专柜使用PDA,实时传送销售数据,包括销售时间,产品,购买人员年龄、习惯等数据,便于宝洁缩短销售数据采集时间,细化客户管理。

3、“短信宝”,库存、销售数据采集系统,在一个小时内,全国上万家销售终端通过短信宝把库存、销售数据按规定的标准格式发送到系统平台,信息会自动分发到宝洁的中央服务器,供管理人员分析。

在企业供应链管理上,广州龙烨钢铁集团是移动供应链管理的一大受益者。移动互联让销售人员及时掌握钢材供应情况,各管理人员都能同步掌握各销售网点的销售信息,实现公司内部资源的无限共享、无缝衔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插花赏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商务谈判 谈判风格 文化解析

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 对外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国家,两国的商务往来也越来越多,贸易数额与日俱增,中美贸易亦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贸易往来,就必然有商业谈判,但中美双方在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却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上的差异深深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之中,是由于双方的谈判者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造成的,有时谈判双方虽然都抱有诚意, 但最终还是不能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因此,在中美商务谈判中了解彼此不同的文化,熟悉商业活动的文化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中美方谈判者更好地互相了解,从而尽可能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冲突,使双方的贸易沿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道路健康地发展下去。

一、中美商务谈判在风格上的主要差异

在中美商务谈判中,双方表现了了不同的风格。这种不同的风格主要表现在谈判策略、谈判决策、谈判目标的差异上。

在谈判策略上,中方代表首先就有关合同双方所共同遵守的总体性原则和共同利益展开讨论。中方谈判者认为总的原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出发点。只有当总的原则确定下来,才有可能就合同的具体细节问题进行谈判。这种“先谈原则, 后谈细节”的谈判策略是中国的谈判方式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安冬风:2006)。美国人认为世界是由事实而非概念构成的,所以他们不会过于相信纯理性的东西。谈判过程中他们重具体胜于整体,谈判一开始就直奔正题讨论具体款项。他们认为总体原则可有可无,只有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才能使谈判得到进展。

在谈判决策上,中国人决策通常是集体协商的结果,一般说来避免个人做出决定。中国的谈判小组在谈判之前、谈判当中,以及谈判之后通常都要交换意见以协调整个小组的行动。当对方的提议超出中方代表的权限范围时他们还要请示上级,需要报请上级领导同意或集体讨论。在美国,个人完全可以代表公司做出决策,美方派出的谈判代表通常有足够的权力,他们可以在授权的范围内直接对谈判的议题做出决策。

在谈判目标上,中方谈判者特别重视长期友好的商业关系的建立。对他们来说,谈判的过程就是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谈判目的更多的是为建立和发展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签订的合同代表着长期互利合作的开始。如果谈判中双方没能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 交易常会以失败而告终。美国人则认为谈判的终极目的是签订合同实现经济益。对于美方来说,合同的签订是谈判的首要和根本的任务,是其个人价值利益的体现。他们把每个合同的签订看作是一个单独的行为过程。不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他们更注重于实际价值的实现。

二、中美商务谈判风格差异的文化解析

中美商务谈判风格的差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之中,是由于双方的谈判者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造成的。

文化是由人们的显型和隐型的行为组成,是人们群体行为规则的综合体。被称作“文化实体”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是文化的基石。荷兰从事跨文化研究的专家Greet Hofsted(1991)曾形象地说文化是“mental software”和“the collective programming”。正是他这种“心灵软件”、“集体程序”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自己文化氛围熏陶下的产物。对文化差异缺乏敏感的人用自己的文化模式作为依据来评价另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动、观点、风俗, 往往会导致文化冲突。跨文化研究中,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个人或群体通过文化交际构成的模式,是最深层的文化(Michael Prosser,1978)。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贾玉新,2004)。为了确定文化的核心价值,Walker, D. E. and walker T.(2000)概括归纳出了文化的十个主要方面。本文将从其中三个核心的方面来解析文化差异对商务谈判策略的差异、商务谈判决策的差异和商务谈判目标差异的影响:(1)思维方式:线性思维和综合性思维(Thinking:linear and systemic);(2)权利差距:高权力差距型文化和低权力差距型文化(Power distance:high power distance and low power distance);(3)文化取向: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Individualism: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通过对中美不同文化差异的探究,揭示出中美商务谈判过程中谈判风格的本质差异,可以帮助我们在中美商务谈判中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1.谈判策略的差异与思维方式

中美谈判策略的差异是由各自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是综合性思维和线性思维。中国人重视综合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西周初期的《易经》提出了有机整体的初步图式,为中国传统综合性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进一步发展了综合性思维模式。儒家把自然人性化,道家把人性自然化,都把人和自然看作是相互连通的整体。后历经两汉的宇宙论、魏晋玄学、隋唐佛教的本体论和宋明理学体系,综合性思维渐已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之一(连淑能, 2002)。受其影响,中国人倾向于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即将宇宙视为一个整体,从全局观点进行综合研究。虽然中国人也习惯于把事物分成对立的两个方面,但这两个对立面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谈判中,中方代表凡事“先谈原则,后谈细节”,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从笼统到具体。

美国人倾向于线性思维方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其哲学思想密切相关。西方哲学对世界的构成问题是从元素论起步的。水、火和空气等多曾被视为宇宙的构成物。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后,伊壁鸠鲁和卢克来修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建立了西方古代宇宙观的中心学说。原子论学说体现了古希腊哲学对元素、结构和形式分析的注重,是其线性思维方法的体现。15世纪下半叶后,以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考察和分析事物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了主导地位。此后,笛卡儿明确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把“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开创了西方近代哲学。线性思维方式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因此,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就成了是美国人思维的特征之一。由于受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重具体胜过整体,因此,美国人往往对具体细节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们讲究实际,一开始就急于讨论具体款项,他们认为合同是一套完整的、应被遵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

2.谈判决策的差异与权力差距文化

不同决策机制的形成有其各自不同的原因。中国文化属于高权力差距型文化(high power distance),即人与人之间由于阅历、职位、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上下级式的纵向关系。人们比较看重地位的差别,以及自己在上下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这种纵向的上下级关系时刻影响着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国文化着眼于伦理本位,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中国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为儒家思想滋生和成长造就了丰沃的土壤。这是因为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加强了个人对家族的依赖,使得血缘关系进一步巩固。而建立于血缘关系之上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其中,父对子,长对幼有着绝对的支配权,在他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平等。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的血缘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摆脱和超越的。建立于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儒家学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孔子思想的影响加强了社会等级制度,在中国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始终有某种程度的盛行, 并影响着个人的言行举止。总的说来中国人也接受了在社会生活包括商务谈判中缺乏自或自不高的情形。中方谈判组成员只能在自己的权限内行事,最后的决定通常由未参加谈判的上级做出。

美国文化属于低权力差距型文化(low power distance)。在美国受平等观念的影响,人际关系一般是呈横向状态的,交流的双方是平等的。谈判人员之间是业务横向 (平等) 关系。他们不拘礼节, 平等相待, 对正统的商务礼仪、客套、座次等关注较少。美国文化中的平等观念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基。古希腊商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商业文明,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迅速解体而为新型的利益关系“契约”所取代。契约关系的建立意味在此关系中人人平等,因为契约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真正保护商业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使商业真正按照经济规律运转。同时,随着建立在平等和契约基础上的古希腊民主制的城邦制国家的确立,服从权威被公民民主政治所代替。社会组织的变化标志着社会组织结构不再以等级身份为核心,而是人人平等。1776年美国政府颁布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把“自由”、“生存”和“追求幸福”视为人与生俱来的人人平等享有的三大权利,人人平等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体现。由于人人平等,加上又有各种法律肯定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的权益,造就了美国人的强烈而突出的个体意识。所以在美国文化中人们以个人自我的实现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则,形成了追求人生意义的价值张力,他们崇尚自由、平等、竞争。谈判时美方突出个人的作用,往往会指定某个人全权负责谈判,有其负责制定必要的决策和完成必要的任务,同时行使其相应的权利,在其职权范围内自行做出决策。

3.谈判目标的差异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取向

中国文化的集体取向和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的差异是理解中美双方谈判目标差异的关键。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collectivist culture)。中国文化的集体取向与儒家学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儒家思想以“仁”和“礼”为中心。“仁”指人心,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是二人,从人从二。其目的是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从而达到和合。要达到“仁”,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纳入集体之中,和集体溶为一体。“礼”是行为的尺子,是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人的视听言行都要符合礼的要求,从而使社会达到和合,达到“仁”。受集体取向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人们相互依赖达到几乎万事必须凭“关系”的地步。因此,中美谈判中,中方对“关系”的培养的要求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美国属于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individualistic culture),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其有着密切联系。西方的基督教所崇尚的是个体,基督徒主张为了个体而牺牲“类”。在基督教的教义里,每个人都是单独地、直接地面对上帝。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的理论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的思想源泉(朱永涛, 2002)。在美国,个人主义是从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的。新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历史根源。而后的美国革命、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及多次的移民浪潮加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传统。可以说,无论美国历史还是当代美国社会,个人主义体现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也存在着个体对群体的依赖和认同,但这是处于自己的选择,是有自己个人的意志决定的,而且是以自己个体的目的和利益为前提的。所以在中美商务谈判中,美国谈判者更注重追求实际的内容,签订合同实现个人的利益和价值目标。

三、启示

谈判风格的差异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要想的中美商务谈判中处于主动,并最终取得谈判的成功,就必须认真研究双方谈判风格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 文化差异。因此在中美商务谈判中,要想成功地进行跨文化商务谈判,双方代表首先要了解他国文化,善于与自己的文化对比,学会鉴别、了解、接受、尊重对方的文化。随时准备以两种不同的文化波段进行交流、切磋。逐步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其次,要拚弃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尊重异国文化和传统风俗。商务谈判中切记妄加评论对方的文化准则, 接受并尊重他们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另外,在谈判中要建立跨文化的谈判意识,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在需求、动机、信念上的不同。在跨文化意识的指导下,使自己的谈判风格和策略适应对方的文化诉求。

参考文献:

[1]安冬风:论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6(457):25-26

[2]Hofstede, G.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Mind [M].McGraw-Hill.,1991

[3]Prosser, M. The Cultural Dialogue: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Houghton Mifflin Co., 1978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5] Walker, D.E. and walker, T. Doing Business internationally: the Guide to Cross-cultural Success [M]. McGraw-Hill.,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