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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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家国情怀;家;国;传统文化;爱国
一、家国情怀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不断下移，普通民众也逐渐开始读书，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这个阶层以读书为主。随着士阶级的兴盛，士阶级逐渐有了属于自己阶层的优越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思想在魏晋时期得以强化，士大夫的才能在魏晋时期无法实现，于是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自我的意识氛围。进入中国近代以来，士大夫的这种情怀逐渐转变为面对亡国灭种危机时的一种反思，这种情怀逐渐重构成“家国情怀”。
二、现代“家国情怀”的提出
我国非常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因此，新修订的“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在构建历史核心素养目标体系时，予以高度重视。新修订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解释了其含义:学生应该学习和探索历史，这是社会责任和人文追求。其使命是为国家的繁荣，民族自我完善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服务。同时也明确规定，学生能够“以历史为视角，全方面多维度地理解中国国情，增强对祖国对人民的认同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历史及现实意义加以了解，并且将其付诸于实践。”
三、“家国情怀”的特征
家国情怀核心素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基本的内涵特征。家国同构的概念是关键，共同体意识是其不断发酵的动力。仁爱是它良性发展的起点。
(一)家国同构
在国家形成之前，原始社会主要由部落或有血缘关系的部落联盟组成。“家”与“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界限，并且二者又存在互联关系，因此，便无从探究其本质属性。“民族”概念出现后，与此相矛盾的“国”诞生了。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某种联系。从西周开始，“国”的范围空前扩大。宗法制的完备，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通过利用血缘关系，将个人及家庭与国家紧密相连。秦汉时期，国家统一，行政纵向管理导致了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使其在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现代社会学中，家庭意识和国家意识都可以归为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是一种传统意识。将核心素养的主体置于“家国同构”的共同体意识之下，个体必须服务于共同利益。将个人利益与家国利益紧密相连，以实现既不超越也不屈服的平衡。
(三)仁爱之情
仁爱是一种思想和情感，意味着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以个人私利为第一。仁爱是儒家传统思想的核心。“家国情怀”终极情感目的不是仇恨，不是敌意，而是“爱”。这种爱的特点是宽容、谦卑、同情和悲悯。因此，家国情怀应该对历史的研究和探索有价值，充满人文情怀。
四、“家国情怀”的教育价值
(一)家国情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再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终生”。家国情怀核心素养的情感内涵不断地完善。
(二)家国情怀凝聚着民族精神
从热爱家庭到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他们之间是融合的、渐进的关系。家国情怀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在这个精神框架里，一切都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加深人们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
(三)家国情怀对于青少年的精神文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家国情怀体现着国家意志，传播主流的意识形态，促进爱国主义的形成，从而激发年轻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怀，并且身体力行。将家国情怀的理论指导与日常的学习生活相结合，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作用于理论。将家国情怀与青少年的成长紧密联系，使其从小就可参与其中，从而增强青少年对家国情怀的参与感、认同感。
五、“家国情怀”的实现途径
(一)让历史课堂为学生家国情怀的养成奠定基础
1.以育人为根本，实现从“历史教学”到“历史教育”的转型“以人为本”是教育的本质要求和价值诉求。而现在部分教师为了应试教育，只注重高考重点考点相关知识的传授，而忽略教育的育人功能。教书育人，必先育人，而后教书，将教学转变为教育，有利于突出历史的育人价值，实现从注重知识转移到注重育人。2.增强代入感，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感知家国情怀如果历史课堂教学仅仅是乏味的照本宣科，那么其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接受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因此，必须注重创造情境，并采用互动教育方法，让学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建立历史对话的桥梁。感受历史脉搏，激发隐性教育的价值，增强情感教育。
(二)以历史类实践活动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
要求教师大胆创新教学手法，改革教学方式，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中寻找历史的痕迹。例如，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通过“春节看年戏、猜谜、唱民歌、吃年饭、拜年”等活动，了解传统文化及民俗特征，追根溯源，更加多维度地了解“年”对中国人为何是如此重要。这类主题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学生拓展视野，提升他们的家国情怀。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70-02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它包括对自己民族语言、道德、生活方式、文化产品等方面的认同，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这种力量促使文化共同体成员紧密地团结起来，自觉维护所属文化体系的利益。传统社会，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现代化的加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近年来，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愈益深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为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指明了方向。
一、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认同、国家的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民族认同主要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民族认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民族是一个人群共同体，对其中的人们的相互关系的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其次，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共同文化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也不可能形成对民族的认同。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等的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人们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国民身份，了解了自己与国家存在的密切联系，将自我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利益，形成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
作为多民族国家，我们非常需要建立一种理性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现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分析国内存在的各种分裂主义，实际上都是缺乏国家认同或者是民族认同，地域认同超越了国家认同造成的。只有增强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保持各民族的团结和谐。文化认同则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必不可少的要素。
二、对现实主流文化的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主要内容
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上看，文化可以分为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两者是以文化传统作为连接的，或者说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但是因为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文化与历史文化之间产生了某种断裂——一些传统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在中国这种断裂更为明显。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比较明显的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历史造就的传统的认同，一个就是对现实文化体系的认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带来的是历史自豪感，对现实的认同才能生成现实的自豪感，只有巩固对现实文化的认同才能更好地增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没有对现实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就容易被外来优势文化认同、地域认同、自然民族认同超越，影响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对现实文化的认同，最重要的是形成对主流文化所包含的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对于前者，在我们国内甚至整个华人群体都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但是对于后者，即使在国内，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声音。厚古而非今，并不仅仅是个人认知能力的欠缺，也有我们当前文化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造成的影响。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在内容、结构方面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作为文化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还没有获得它应该达到的认同度。
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是以中华文化在历史上的先进性为支撑的，这种文化先进性又是以国力的强盛为证明的。我们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是汉唐的历史，是明朝中前期的历史，总之都是国力强盛的时期。应当说，在封建农耕社会的很长的时间里，以儒学为基本思想的主流文化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完成了整合社会思潮的任务，因而也具有了较强的凝聚力。中国社会历史上多次统一局面的形成是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基础的。
考察国人对当前文化的认同度还不高。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分析：首先，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现。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文化竞争力还比较弱，表现为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我们还没有明显优势。二是虽然我国国力大幅度提高，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充分证明文化先进性优越性的程度。其次，我们当前的文化秩序还不尽合理。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社会的多元化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化。这就产生了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应是的并存关系，即既保持各自的特色方式，又有明确的共同终极目标。并且，多元文化的发展必须围绕并服务于主流文化，必须顺应主流文化的导向，而不是相反。在一个主流文化模糊、缺乏的国度里，人们会失去了方向感、迷乱了价值观，也就很难达成稳定的文化认同，民族就会日渐丧失内聚力，社会逐渐动荡不安。当前，我们的主流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尤其是其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体系还不是非常明确而具体，这对人们形成对主流文化的认同肯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潮跌宕起伏，碰撞摩擦，此消彼长；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很不均衡，各种性质的文化也各自有所依附，所以目前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是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而且这种不一致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潜在的，是表里不一的情况。基于上述的原因，我们所期望的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文化秩序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建立起来。
反思这种现实，首先要承认社会意识滞后于社会发展现实的客观规律，也要增强文化建设的责任感。人是有能动性的，人与文化的关系也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认同是一种关系，认同包括了主体与客体、认同者与被认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虽然很大程度上依靠社会发展证明这种文化先进性、优越性，但是也不能否定通过文化建设、教化和熏陶增强文化认同的必然性。提升文化认同，必须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中提升文化的认同
“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关系。”[1]文化自觉对于文化建设有重要意义。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文化自觉是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我国百余年文化转型之所以总是处于被动状态，就在于缺乏文化自觉。当前，文化冲突风云激荡，甚至演变成军事战争，因此文化战所争夺和捍卫的并非仅是纯文化，而是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根基和生命，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对于提高民族的文化自觉，我们决不能轻视。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世界，只有做到文化自觉，才能在不同文化的对比和互动中稳住根基，获得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继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
文化自信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信表现为对既有文化优良传统的肯定与坚持。同时，也表现为对当下的文化自信，如果没有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将会流为思古之幽情，成为无力应对现实和外来文化冲击而只能暂避一时的“精神慰藉所”，创造未来新文化的自信与活力也将会因缺乏当下的根基而无以真正挺立和激活。其次，文化自信表现为对待外来文化的理性态度和开放的胸襟。在外来文化面前，不自傲、不自卑，对文化差异的包容，是对自身文化充满信心的反映；认识到文化各有所长，对外来文化能够辩证取舍，积极地吸纳其精髓为我所用，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再次，文化自信表现为对自己文化发展前景的主动把握。不陶醉在过去的光荣之中，以长远的眼光把握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勇敢地推进现有文化体系的转型，在未来的发展中创造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这是文化自信的最高体现。
提升人们的文化自觉，要提升人们对文化地位文化意义的认识，要引导人们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传统文化、主流文化。要通过各种传媒广泛宣传，要通过文化产品的熏陶教化，要通过各种途径的教育涵养增强人们对中华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增强人们的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主动性，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化沿着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正确路线健康地发展。
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重点在于增强人们以当下为基点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形成和强化人们对当代对文化成就、文化创新创造能力与文化发展前景的自信。这实际上涉及对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建设成就、核心价值观、国民素质等各方面的认同与自信。增强人们对这些方面的信心，不仅要加强建设成就的展示、宣传，更要依靠社会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生幸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文化自信最有力的现实支撑。
参考文献：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信的概念和内涵
文化有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单是指人的精神财富方面，是指人类自身的精神创造及其得到的成果，是指人类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本文讨论的文化自信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
文化自信是指共同体成员不仅对自身文化理念的认同，而且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前景具有强大的信心，是对自身文化传统和内在价值的肯定，文化自信也是共同体成员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外在表现。一方面，文化自信可以表现为对优秀文化因素的自觉追求，能够自信的吸纳各种文化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文化自信可以表现为对自己先进文化的大力宣扬，增强本身文化的影响力。
从文化自信的内涵来看，文化自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共同体成员对自身文化的肯定和认同。其次，文化自信是指共同体成员对自身文化生命力有着坚定的信心，共同体成员能从自身文化的发展趋势、文化建设中把握自身文化的发展前途，感觉自身文化的生命力。最后，文化主体既能认识到本民族的文化优点，也能肯定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保持理性的“扬弃”。
由此可见，文化自信内在包含着传承、开放与创新，既要肯定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要敢于对于外来文化进行理性的“扬弃”，还要用于创新面向未来。所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从这三方面入手。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同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要求我们必须树立高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1、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中国应对世界文化冲突的必要
首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可以帮助中国有效地应对世界上多元文化间的摩擦和冲突。从个人层面上讲，随着不同价值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个性群体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产生了烈的冲击，不利于我国主流文化的传播，造成严重的文化信仰危机。从国家层面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多元的文化冲突不断增多，并且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文化侵蚀渗透日益严重，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面临文化信仰危机的严重困境。
其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可以使我国有效的应对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的渗透和侵蚀。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侵蚀涉及层越来越广，过程变得隐蔽和迅速，通过传媒、教育、网络、服饰、饮食等各个方面对中国人民进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渗透。西方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输出其所推崇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对中国原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挑战，民族信仰危机日益严重。
最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我国为了应对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文化安全问题是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的侵蚀，中国的民族主体受到了挑战，即中国的主流价值观遭到侵蚀。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西方国家利用其地位优势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排挤和侵蚀。
2、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实施文化强国观念的前提
首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助于传播传统文化价值，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备受冷落的现状。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国人不愿意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其短期无法带来经济价值，更想追求能直接创造经济利益的各种文化观念，造成文化乱象。另一方面，国民对于传统文化没有敬畏之心，缺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了解，这也是爱国主义思想单薄，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其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可以使中国有效的缓解当前过度推崇西方文化的状况。在西方文化强势侵蚀下，一方面，我国部分国民十分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并且付诸于实际行动。另一方面，部分国民十分认同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这样就与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
最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可以有效保障我国主流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形态健康有序的发展，保障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性。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西方的文化侵蚀让国民陷入迷茫和困顿，对自己文化产生不自信的态度。一方面，中国在不断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同时，令人想不到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在中国也得到了推波助澜的传播，直接导致了国民价值观的混乱。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实行文化霸权主义，给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都造成了强烈的冲击，造成了部分国民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现象，严重侵蚀了中国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第4篇
初中音乐教学 新课程实施 困境 策略
音乐新课程的目标强调增进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使学生关注并乐于参与音乐活动，提高音乐感受与评价鉴赏的能力，初步养成良好的音乐欣赏习惯，发展表现音乐的能力，丰富和提高艺术想像和创造力，培养丰富的生活情趣和乐观的态度，增进群体意识，锻炼合作与协调能力。音乐课程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与作用，但是在音乐新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困境，诸如音乐教师不乐意教，音乐教师不知道教，学生不愿意学生，学校其他学科教师不重视，学生家长漠视等现实而具体的问题。面对如此问题，学校、音乐教师、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都需要积极寻求有效措施来进一步推动音乐新课程实施。
一、重视音乐课程资源开发
1.民族传统音乐课程资源
在音乐新课程实施过程中，音乐教师需要充分地发掘民族的传统课程资源，实现“古为今用”。音乐教师需要充分的理解我国音乐历史和音乐传统，了解不同背景下的音乐文化，采取扬弃的态度，充分利用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传统资源，将传统的、民族的音乐为今天的音乐课堂教学和音乐创作服务。
2.社区音乐课程资源
不同社区具有不同的音乐文化资源，音乐教师需要进行不断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在校本音乐课程开发时，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开发具有地区和学校特色的音乐课程资源。
（二）改进音乐课程评价
1.音乐课程评价目标多维化。音乐课程评价目标不仅要涵盖音乐的不同教学领域，更应关注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爱好、情感反应、参与态度和程度，以及教师引导学生进入音乐的过程与方法的有效性等诸多方面。
2.音乐课程评价主体多元化。音乐课程评价主体需要实现自评、互评及他评相结合。
（三）转变音乐教学方式
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要不断转变音乐教学方式。
1.注重学生的参与体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创设良好的音乐艺术与课堂氛围，尽可能地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全身心全方位地参与音乐课堂活动，从而使他们获得音乐审美体验。音乐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那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仅凭教师口头传授，而没有学生的亲身参与和体验，哪怕是音乐知识、音乐技能技巧，学生也是很难真正理解和掌握的，更不用说对音乐作品的欣赏与再创作了。只有当学生参与到音乐活动之中，与音乐融为一体，自己主动地去探寻、领悟、体验时，对音乐知识技能的真正理解和掌握，特别是对音乐的欣赏与创造，才会成为可能。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确保学生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学生是活动的主角而不只是观众，教师是策划人和欣赏者而不是裁判员。
2.尊重学生的音乐创造力。教师在音乐课堂教学中，要欣赏学生，指导学生进行探究和创造，对于学生的音乐创作需要尊重。
3.形成“学习共同体”。学习共同体主要是指一个由学习者及其助学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等）共同构成的团体，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沟通、交流，分享各种学习资源，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因而在成员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学习共同体不同于生活共同体，它的形成“超越了课堂同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原理相通的共同体”，同时它由尊重个体差异性的前提下形成的“同一性”。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习共同体的形成，体现出音乐教师与学生都是平等中的一员，“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教师与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和交流，教师指导学生的进行探究性学习，学生之间相互交流与学习，教师也可以通过与学生的对话交流以及合作学习实现教学反思，促进自身的专业化发展。
（四）转变家长观念
积极转变家长的观念让其认识到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几个方面的发展，而不是某个方面的发展。让家长认识到：音乐新课程可以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对其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也可以培养音乐兴趣，树立终身学习的愿望，能够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更需要让家长明白，在多元智力理论的指引下，学生的智力是多元化的，音乐智力是其智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不只是智力因素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非智力因素同样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充当重要的角色，音乐课程在学生的其他学科学习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对其他学科的学习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因此在音乐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家长需要重视音乐新课程的价值，而不是采取漠视的态度。
（五）推进音乐教师专业化
1.增强音乐教师的知识涵养。音乐教师是需要很强的专业性，没有标准的音乐专业技巧和音乐专业知识，很难胜任的，音乐教师需要掌握扎实的音乐专业理论和技能，如音乐基础理论知识、音乐技术理论知识、器乐演奏技巧等。
2.加强音乐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一个优秀的音乐教师必须既有教学的能力，也要有进行教学研究的能力，中学教师在教学第一线，可以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只要不断地学习、总结，就能得到丰富的经验，并使其上升为理论。
音乐课程是义务教育阶段必修课程，其对学生的发展不仅具有文化传承价值、审美体验价值，而且还有创造性发展价值和交往价值。在音乐新课程实施过程中，音乐教师需要不断进行教学实践，探索新的音乐教学理论，从而更有效的推进音乐新课程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提升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家国；家国情怀；祖国；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017-006
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家族范围内生活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家国情怀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认同、维护、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在思想建构层面，家国情怀建立在自然情感的基础上，从爱亲敬长到忠于人民、报效祖国，有力地促进了个人、家庭与社会、国家的良性互动，将天然血缘亲情上升为爱、敬天下一切人的伦理要求，“家”占据了重要位置，拟伦理化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在宗法意识尚未完全退去的当代中国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国情怀依旧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强大的生命力，它与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国家认同相交织，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国家认同。家国情怀一方面可以发挥国家认同的功能，另一方面又需要现代国家认同理念的重构与更新，剔除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
一、家国情怀：情感认同引导下的传统国家认同
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和热爱，并自觉承担共同体的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为哲学根据，以忠孝一体、经邦济世为主要内容，以天下太平为终极理想。尽管在社会生活层面，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家与国之间既有融合、一致的层面，也有疏离、冲突的一面，但家国情怀的核心是家与国相贯通，强调爱家向爱国的纵向提升。在中国文化的生态和脉络下，家国情怀本质上是一种情感认同、价值观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民族认同。这种情感认同，根植于对血缘和亲情的热爱和尊重，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变中，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人心的功能。
古人家国情怀的形成，与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存在密切关系。古代中国是一个植根在农耕经济土壤中的宗法-政治社会，家与国分别代表了该社会宗法系统与政治系统。自从大禹把“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后，“家国同构”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与国在组织结构上的共通性：父为家之君，君为民之父，君父同伦与家国同构相辅相成。在三代，一般是诸侯称“国”，大夫称“家”，亦以“国家”为国之通称。《尚书・立政》称：“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礼记・中庸》又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亲亲与尊尊分别是宗法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演化为“忠孝一体”的“国家”价值观，经邦济世成为文化大传统的基本诉求。
在传统的家国同构格局下，家庭、家族与邦国的组织结构一致，个人、家庭、家族、邦国、天下，形成一个等级序列，每个个体与层级具有固定的角色和功能。《礼记・大学》中所倡扬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就是这种社会结构下的“大人之W”。就此而言，“天下―国―家―身”的格局最典型地体现在王者、君主身上，家国情怀最初、最直接的代表者是君主：君主由治家而及于治国，用治理家族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这种意识的集中表达，而“罪在朕躬”（《尚书・汤诰》）也就逻辑地成为君王行为的有力约束。基于这种文化基因，在国家统一的时代，君主逐渐成为朝廷、国的代表。忠君即爱国就是这种文化基因的产物。君主治身、治家、治国的根据，则在于“天命”。“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吕氏春秋・基义》）式的天人合一、天下一体则把个人、家庭与国家完全打通，并获得了终极依据：王者受天命而治理天下，教化万民。构成国的千千万万个民众之家，以父为最高管理者，孝为最核心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在家族结构与管理方式上效法帝王之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家国情怀建立在血缘亲情的基础上，随着个体身份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要求。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是家国情怀中以情感认同引导国家认同的关键。
“孝”是内蕴于父母至亲之间的天然情感，“忠”则是比拟于孝的道德承诺。在孔子那里，孝是实践仁的一个方面：“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孝还是个人修身和家庭伦理的内容，是为人子弟者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也是通向仁的入手处。经过战国时期至汉代前中期的发展，“孝”被上升为“天下之大经”：“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从空间上讲，孝道树立起来就可以充塞天地，泽被四海；从时间上讲，孝又是穿行万世，朝夕不离的准则。孝不仅是个人的道德、社会的准则，亦是宇宙的原则。这典型地体现了孝的泛化，实质上是通过人心中最天然、最有力的道德情感来引发道德行为。真正的孝，必须包含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规范的结合，道德行为也必须由礼节制而趋于合理，这些都要在孝的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涵养才能真正实现。发自内心的爱敬之情外化为具体的行为，并且使这种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达到内外一致，便是孝的极至。这种思路在宋儒思想中，以程伊川《明道先生行状》中提出的“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最为精准。
“忠孝一体”作为中国宗法社会自然形成的观念，强调以最自然、最真挚的情感来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这种以家族为中心而逐层辐射开的社会伦理关系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君王、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都在忠与孝所笼罩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我认同，并展开道德实践，以追求充实、超越的生命感受，并通过和平、安定的日常生活行为来体验生命的完善与超越。浸润在传统生活方式下的个体，有意或无意地践行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使父母获得好的安养，是最基本的生活目标，使父母获得大的荣耀，则是更重要的行为动力。 这引导着人们去获得功名，“经邦济世”就成为文化精英的自觉追求。
“经邦济世”主要是士人阶层基于道德理想而与君主保持既合作又独立的关系，积极参与国家、社会的治理，努力施展自己的才能，追求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这种淑世精神，以“天下大同”为价值追求，以“君仁臣忠”（《礼记・礼运》）的双向伦理义务和道德要求为基础。
自觉坚持原则、承担道义，“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是士人的品格。以道自任的士人阶层，既包含官僚阶层，又包含朝堂之外的思想家群体。官僚阶层不仅是君主的权力工具，“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 [1]。而朝堂之外的进步思想家，往往在“保民而王”的理念下针砭时弊，批判暴君苛政。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官僚体系和朝堂之外的士人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的重要力量。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自帝制时代之初起，文人们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做自己的天职”，“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政府品质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遍兴趣。”[2]
正是具有批判意R和天下情怀的思想家，保持着对统治集团“家国”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植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经邦济世的责任意识，是近代中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思想启蒙，也是中国文化基因中家国情怀自我更新的必要环节。
二、天下太平：家国情怀向现代国家认同转化的文化基因
在近代社会发展中，家与国的内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但作为观念层面的家国情怀则传承至今，并在社会发展中实现了自我更新、自我丰富和发展。家国情怀的自我更新与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结合在一起，个体从传统的臣民转变为现代的公民。家国情怀以天下太平为最终指向。“天下”观念建立在中国古人与万物并生的生存体验和想象的基础上，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商周之际及其后的社会与思想变革，德性天命观等确立了它的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战国时期“以类行”的帝王学为它赋予系统化、条理化的有机秩序；秦汉大一统专制王朝的建立，使它最终成为一个意义完备且充实的概念；隋唐以后，随着东亚世界体系的形成，它在实践上获得现实的形态；晚清以后，随着天朝的倾覆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天下观”开始崩蚀和消解。[3]“天下观”内在地包含着对统治集团“家国”观念的批判，彰显了对公共价值的认可。这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中转出现代因素的重要环节，也是家国情怀与国家认同具有一致性的基础。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理想信仰、国家等的认同。公民、国家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是共同体意识在观念下的发展。现代文明中的国家认同是对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国家的认同。
“忠孝一体”观念强调以最自然、最真挚的情感来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这种情感即是“人类社会凝聚和合之所托”，在尊重对方的伦理关系中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4]这种以家族为中心而逐层辐射开的社会伦理关系思想，其积极的作用在于：个人在这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我认同，并展开道德实践，以追求充实、超越的生命感受。忠孝一体的道德伦理实践是全体民众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其消极的影响，先生指出，这种在“推己”的基础上建立的“差序格局”难以发展出真正的公共领域的问题：“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群系中发生意义。” [5]公共生活的缺失，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秦汉以后皇权的膨胀，人们效忠的对象逐渐转变为代表国家的皇帝、朝廷，君主成为国家的代表，成为全体国民的“父”、“兄”，“移孝作忠”思想大行于世，深刻地影响了士大夫阶层，忠君逐渐压倒孝亲。在这变化过程中，呈现两条变化线索：一是在文化大传统的价值层面、国家治理层面不断地突出“移孝作忠”的重要性，“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成为皇权的一种制约。二是士大夫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陷于“忠孝难两全”的困境。面对此种局面，皇权作出了适当的让步，士绅官僚在“尽忠”的同时，适度范围内为“家”谋利得到默许。[6]随着皇帝“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意识的自觉，普通老百姓作为被治理的对象，其家与君主、官僚之家国天下很难产生实际的利益关联，成了“家国”关系中无法弥合的裂隙，使得老百姓对家的挚爱未必能够因为统治者们的提倡而切实地转化为对国的热爱。
晚明时期中国商业获得较快发展，出现一批商业城市和早期的市民阶层，在思想领域也随之兴起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潮，从讲学的社会团体的朋友关系引申出国家的原则、君臣关系，以对抗从家族制的原则所引申出的国家原则。[7]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之一，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段话有力地指出了“国”与“天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国即朝廷，是一朝一姓的国，是君主与官僚们共有的国；天下则是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是公序良俗的浓缩，是民族成员共有的精神寄托。顾炎武彰显了“国”的一姓之私与“天下”的百姓之公的内在张力，他延续了传统文化中比较常用的“国”、“天下”相区分的线索，彰显了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价值，把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与隔阂呈现出来。
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孕育出来的。在中、西文化的不同背景下，对国家的理解则有不同的维度。西方主流的国家理论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论，强调国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具有自然权利，自立自足的个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任务即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国家则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对抗外来侵略的组织而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历史文化在共同体凝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把古老的中国推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一方面，传统的以天下一体观为核心的世界秩序理念和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下，在新的国家的国际体系中开始瓦解；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文化与民族优越感受到挫折，并强烈地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一大批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是民族发展的有力后盾。据统计，在1898年至1903年，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学说，大量传进中国，以专书或论文的形式出现的西方政治学论著的译本，多达48种，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最受欢迎。[8]
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们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国家观念，以土地、人民、法制、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提出了近代国家观念，号召通过启民智、新民德、兴民权，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国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并以这种共同体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在大量西方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建构的国家认同，如何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凝聚力，成为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家国情怀是中国实质性传统（1）的重要内容，代表着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的认同。这种实质性传统符合中国人原始的心理要求，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实质性传统“退到了社会生活中更为隐蔽的部分，但他们会通过复兴和融合而一再重新出现” [9]。从理想形态来说，当国家构成人们生活的外在保障，民众生活方式构成国家运行的实质时，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认同就会与国家认同相融合，成为一体。在这种国家认同的背后，现代文明的洗礼是重要的外缘，而其内在的动力则是家国情怀的支撑。具体来说，士大夫阶层根深蒂固的经邦济世观念，以及天下意识是推动中华民族认同现代国家观念的基础。在家国意识向国家观念的变迁中，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现代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对于国家、、法制等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也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
三、国家认同的中国特色：
以归属感认同滋养赞同性认同
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过程，是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思想和传统的中国民族认同思想结合，并且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过程。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家的、独立、振兴和富强看作民族复兴的基本保障，将国家和国家认同看做民族认同的中心问题，而将民族认同作为取得国家独立、的必要手段。[10]基于中国特殊的文化生态，在现阶段的中国，在国家认同中，既包含情感层面的对于人口、土地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的归属感认同，此即归属感认同；又包含理性的对国家政权系统，即对、制度的支持，此即赞同性认同。[11]两种认同模式并存，造就了当下中国国家认同方面的某些特性，甚至可以说，文化-心理层面的归属感认同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的国家认同不同于西方国家认同的重要特征。
中国国家认同的这种特殊性，是解释中国许多问题的主要线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化中国的国家认同更加需要正视其中的中国特色，积极地从传统的家国情怀中汲取有益资源，念乡爱祖、守望相助、团结和睦等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可以有效地转化为爱国主义的心理基础和社会责任的价值支撑。随着天下观念的解构，其内蕴的道德文明的价值理念逐渐与现代国家观念结合在了一起。民权、民主等理念即在这种解构与建构中彰显出来。传统的天下观孕育出今天的国家观，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天下观为民主观的普及提供了文化土壤。唐君毅等学者提出：“从儒家之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并一贯相信在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尧舜为贤圣，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来看，此中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所在。”[12]
传统的个人―家族―国家架构发挥作用，能有效激发家国情怀中自发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建构个人―国家架构的国家认同，则需要提升人的法制意识与公民意识。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其深层次结构对中国人的生活和观念产生了长期的、深远的影响，传统生活中的种种品性，至今仍有复杂的现实表现。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宗法社会，“即使经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内战和，以及五十至七十年代频繁的政治运动亦变化不大。直至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浪潮，尤其是一九九年以后的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入城务工，方对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产生较强劲的摇撼，百姓们有可能渐次脱出聚族而居的‘宗法之民’谷辙”[13]。在中国人的宗法意识、家族观念仍旧比较浓厚的今天，用传统的个人―家族―国家的认同模式来激发国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豪情，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促进传统的家国情怀向现代的国家认同转变，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
就发挥传统家国情怀中自发的认同感而言，主要是彰显其情感原则，及自我认同的集体取向。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强调，任何个人都只能在这一家国共同体中生存，个体依附于共同体，并通过为共同体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它具有鲜明的义务取向：个体将建立在天然血缘关系上的伦理亲情上升为爱、敬天下一切人的道德情感，并产生维护国家安全、共同体利益的行为。把这种责任意识进一步升华，就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中的义务优先于权利、集体高于个人的内容，造就了中国文化国家认同中最具独特性的部分。在集体交往中享受生活的乐趣并完成个体的责任，是家国情怀中安顿人的心灵、获得自我J同和家庭认同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家认同的起点。
就提升传统家国情怀的法制意识和公民意识而言，则是把西方现代国家理念引入中国现代文化之中，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展。在现代社会，传统生活中靠私人感情和道德维系的日常生活领域日益缩小。这需要通过社会组织建设把非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血缘、宗法、经验等自然原则剔除，确立民主、法治等原则。这也是用现代国家认同来改造传统家国情怀的迫切要求。通过民主、法制的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培育来增强个体对国家的赞同性认同，是传统家国情怀现代转化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至今，是中国人公民意识自觉的阶段，也是中国民主、法制制度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样是中国国家认同高速发展的时期。有论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成效显著，社会开放，国家认同感迅速提升。此时，爱国主义的主题转向以经济建设与实现“四个现代化”。近年来，中国崛起振奋人心，中国得到世界的关注反过来也强化了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国家认同也面临诸如全球化的冲击、地方性认同的崛起以及因社会公平问题带来的合法性压力。[14]从民主法制的角度强化国家认同，是提升国家凝聚力的必要途径。
家国情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精神理念、生活方式、国家制度等形式对中国人产生巨大影响，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在当今社会乃至未来社会都有表现。以此为基础，解读国家认同问题上的中国特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和思考国家凝聚力、中国社会的发展等现实问题。
注释：
（1）美国著名文化学家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讨论过“实质性传统”的问题。该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对宗教和家庭的感性、对祖先和权威的敬重，对家乡的怀恋之情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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