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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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范文第1篇

现如今世界环境的破坏程度越来越严重，污染问题已经逐渐的深入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要想解决社会中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单纯的依靠科学技术是无法达到预期的标准，经济的快速发展跟不上生态环境的破坏速度，所以首先就需要调适文化价值观。儒家的伦理观中蕴含着生态思想，是整个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典型示范标准，能够有效的对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进行转变，在现代文明中能够发挥无法忽视的价值。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代生态文明的基础

在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主要的关注对象，而“天人合一”的境界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1]。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首先就要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做到深入的理解，也是一种态度变化的重要结果，所以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在现代文明中的渗透最先关注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基础问题所在。

“天人合一” 。人类与天地万物同源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古代时期人们就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统一的，应该将自己与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这种直觉意识就是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世界观起源。作为古代整体论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可以将其概括为“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是先秦儒家最先主张的主导思想，认为其能够有效的处理天人关系，因此将其作为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儒家思想中的“天”所包含的含义较多，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其一是“自然之天”；其二是“社会之天”；其三是“伦理之天”；其四是“人格之天”。从整体上分析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定位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位，将天与人看做一个整体，构成完整的系统。第二部分是天人在生态道德这一目标层次上是共生的，只有保证自然生态的和谐才能够促进人类的和谐生存发展。第三部分是人处于生态道德准则的层次中时必须要遵循自然的规律，一切法源于自然，因此不能够背离自然的客观规律。因此儒家的天人学说主要体现于自然与现代生态伦理学说，人们只有不断的挖掘和发扬其中的优秀生态伦理思想，就有利于我国现代文明的科学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在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当中是最为基本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发展历史最为救援的思想就是“和谐”思想，并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儒家学说当中的境界是至高无上的，更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庸》是儒家学说中的经典著作之一，其中就说到了“中”才是天下间最为根本的存在，而“和”则是最高的道理，更是普天之下人们最需要遵守的基本准则。因此只有将“中和”贯穿于己身才能够顺应自然天地，保证万物的生长永不停息，所以先秦儒家学士们将“中和”作为儒家最高的“道”，并且只有不断追求至高的“道”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天人合一”。孔子、孟子和荀子在儒家学说中都十分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在经过整理、继承和发扬后逐渐形成了系统规范的生态伦理思想。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其论语语录中就包含“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思想，将“和”作为为人处世之道，奉行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带领其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孔子的“和谐”思想更能够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得以运用[2]。在《论语》的“述而”中就讲到，在钓鱼的时候不可以在水流下方用渔网截住，将鱼一网打尽，在打猎的时候，不能够射向鸟巢。这些思想就是站在生态道德的角度思考问题，利用古代朴素思想将“取物不尽”落到实处，对动植物保持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在天人关系思想当中，儒家的孟子更加注重和谐的原则，其主张的“天时、地利、人和”讲述的就是顺应自然，人与自然之间应该相通相依，保持协调共处，将“人和”看得比“天时”和“地利”更加重要。而荀子则是在人定胜天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人们在自然面前需要积极主动，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一切的自然万物都是能够控制并且利用的。

二、生态伦理思想是现代生态文明的文化渊源

生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源，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生态。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的智慧，掌握生态伦理的内容，最终建设成为现代中国生态文明，因此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一切生态文明的根源，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发挥生态伦理的优势，推进社会文明向生态文明阶段进步。

自然和社会生态系统二者相互统一，协调发展，形成良性的运行，就可以称为生态文明的运行机制。人们处于生态文明之下就能够极力的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高建设生态运行机制的有序性，人处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能够取得相应的物质，并获得精神和制度成果，而生态文明就是这三者的总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生态，并不断推动生态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要素占据绝大部分，生态文明就是将崇尚环境保护加入到生产力发展因素当中，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融入新的动力，增添活力，将人类的持续性生存能力表现出来，辩证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先秦儒家学者思考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出发的，对现代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有较大的指导作用，不仅能够高度的概括，更能够加以纠正，最终形成具体的生态实践伦理思想。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就指出了“整体的古代中国人，都在自然界中寻求和谐，找寻秩序，将其作为人类关系的理想看待。”[3]而在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当中，其最高的原则就是“和谐”，在追求和谐的过程之中，提出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天人合一”，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总结出来，成为先秦儒家的毕生追求，实现高度的主观与客观间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思想是生态伦理思想的精髓，更是现代生态文明的文化渊源，它不仅能够站在伦理的高度上对人类文明有积极的影响，更能够让人们从片面的追求工业文明转向追求绿色文明。在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当中，需要将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协调清楚，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现如今人们正向生态文明的方向发展，正处于新型文明的宏观背景当中，因此人们更需要重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研究，只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实现现代与未来的和谐统一，局域与整体之间的协调发展，自然与社会的友好共处，推动人类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

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迪

现代人们过分追求形而上的问题，而在早期的先秦时期，中国人民更加注重实践伦理学，从实践伦理的角度应用到具体的事物当中，不追究形而上的问题。因此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最为基本的观点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平衡和谐发展，同时也是现代人们难以企及的实践伦理道德境界。[4]因此在现代实践伦理学说当中，将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作为主要观点，为建设现代中国生态文明作出积极的启迪。

普及并提高全民生态伦理意识。在先秦时期，孔、孟、荀等儒家学者在世间宣传布道，将自己的学说流传到世人的世界当中，最终使得儒家思想深入到世人们的心中，并最终成为当时人们从事生产和生活的最高行为准则。从意识的角度帮助人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儒家思想，从这个角度可以启示人们，目前全民族的事业之一就包括有生态环境保护，人们在建设现代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将生态伦理意识普及到全民族中，并且提高全民族的意识境界，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文化氛围形成。而要想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政府从政策的角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利用宏观管理提高宣传教育的力度，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深入到全民族的内心中，树立生态伦理的主体意识。政府需要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灌输到人们心中，自觉的培养“和谐”意识，提高“和谐”共处的能力，号召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之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统筹协调提高人民群众的自律性，在面对自然生态环境中，约束自己的行为，有利于更加理性的节制生产和消费，在生态平衡的维护过程中，积极的投入到社会实践当中，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将个人作为理论的主体，因此普及并提高全民生态伦理意识是一切“和谐”的重要基础，为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实行环保生产方式。企业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所以在地区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过分的追求企业产出最大化，提高企业的利润增长额，并且人们一致认为盈利是一切生产的目的，因此当企业在开展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时常出现破坏和污染环境的生产行为，严重损害到了自然生态和人们的身体健康。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就需要从根本上对企业不计生态环境后果的行为加以遏制，人们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等手段来展开。但是诸如法律诉讼和行政管理等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济行为，最为根本的就是利用伦理道德手段让企业将“环境保护”作为约束自身经济行为的标杆，树立基本的道德规范，培养自身的道德意识，才能够在经济生产行为中履行最基本的道德实践，有利于在建设生态伦理的过程中通过环保的生产方式来达到最终的经济效益目的。

可持续发展已经抓紧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平衡统一过程中，大力建设生态经济时代，作为一个合格的企业，需要自觉的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不能危害到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衡量成果企业的标准并不是它的盈利能力，更需要被社会所接纳，在赢利的同时兼顾社会和环境效益，在良性的关联之中实现企业自身的价值。所以在建设现代生态文明的过程当中，企业首先要重视自身的环保工作落到实处，严格的限制自己的生产行为，在符合环境犯规的范围之内，得到生态伦理的允许后才能够投入到经济生产行为当中。

自觉践行节俭的消费方式。在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就认识到了自然资源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因此提出了一系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并且强调要厉行节俭，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效的解决发挥在那问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现代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建设的主体，将节俭的消费方式落实到每个个体中。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但是由于自身的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方式与他国不同，导致奢侈和超前消费严重，自然资源的浪费情况频发，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的原因就是消费观念的畸形导致的。

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历史的星空；儒家思想；蓝色星球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6-0112

我们走向黎明的清晨，群星在天，照亮我们迎接曙光的路。

人类历史的天空闪耀过多少星斗？

我们无从知道。

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这些星斗永远在思想的暗夜，给迷失在蓝色星球上的人们指明方向。

我们以地球为家，家是让人休养生息的地方，但地下沸腾的岩浆动辄让人颠沛流离。

坚硬骄傲的现代混凝土在地震威力下粉身碎骨，中国七千年长育的建筑智慧，成了化险渡劫的希望所在。传统木建筑的榫卯结构，曾经让云南龙头山老街上的一栋三层楼，在七点五级地震的废墟中屹立不倒，成为国内外专家瞩目的“楼坚强”。榫卯结构的连接方式，让房屋与震颤的大地打起了太极拳，以力卸力，晃而不散。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建筑学家，向闪耀着中国智慧的星斗致敬：瑞士的Tamedia大楼以全木的榫卯结构而成，师古中创新，让人与地球的关系温柔而随和。

家园困境之外，肉身病痛也是人类的重大困扰。

在那闪耀的群星中，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养生经验和哲学智慧的中医药学，在2015年的诺贝尔奖典礼上，华丽地吸引了世人景仰的目光。85岁的屠呦呦，钟情中医，在西方医学如日中天的情势下，静心守望中医文化，几十年精耕细作，收得一树繁花。她用中药提炼出的青蒿素让2亿多人受益，挽救了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被称为抗疟疾的“东方神药”。屠呦呦说，这是中国送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道法自然的生命哲学，看到了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也看到了黄帝、神农氏、李时珍、葛洪……这些闪闪发亮的古代中国文明之星，抚慰了现代人对肉身病痛的恐惧。

二十一世纪是L驰电掣的时代，科技风暴席卷一切，人的欲望借科技之力得以肆无忌惮的疯长。失控的欲望让人类陷入新的野蛮处境：军备竞赛、经济辗压、环境污染……人类逐渐迷失在精神的家园中，再也找不到那个理性的自我。

心灵无所皈依，这是生命的最大困境。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在忧虑中仰望历史的星空，把目光投向中国。断言：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需要中国的儒家思想。面对人与自我的矛盾，儒家说，要修己安人，讲求做人的准则和道理。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儒家说，仁者爱人，又说君子和而不同。人与人之间要和谐，国与国之间要和谐，甚至星球与星球之间要和谐。但和谐并不是求同，而是万物并育不相害。面对人与社会的矛盾，儒家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面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儒家说，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知相守，合和共生。

在风云际会的现代社会，这些恒久闪耀的星光，让迷失的现代人重返精神家园。

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范文第3篇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这样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冲突的时期，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想世界的向往成了每一个人的梦想。儒家思想以孔孟为代表，提出了自己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

1、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

对人的关怀是儒家与其它学派相区别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儒家是最为重视君臣父子、尊卑高下的，而孟子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这里孟子虽然是出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篇》）的政治上的策略性考虑，还是突出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和价值理念。

儒家对人的悲悯情怀还体现在对生命的尊重上，这与许多宗教提倡苦行与禁欲，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主张压抑人的天性以实现某种精神理想或目标的教义是非常不同的，儒家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连头发都不忍心折损，由此可见儒家对生命的尊重珍视的程度。

其实，对丧礼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了儒家的重生理念，“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荀子.礼论》），将逝者当作生人一样供奉，在儒家眼中，“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死与生一样重要，生死都能圆满，做人的道理才算完善了，对丧礼的这种谨慎的处理态度正是儒家重生的集中体现。

2、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的理念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夏周时期，就有了诸如春禁伐木，夏禁捕鱼以及根据气候节令来规定打猎、伐木、烧荒的时间等等，到了儒家这里更进一步强调了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应与整个自然界圆融无间、共生共荣，天地万物只有做到“和”才能欣欣向荣的观念，“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春秋战国时期人少地广，资源丰富，用不着担心匮乏的问题，然而儒家还是从保护环境、顺应天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超前了其时代几千年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提出了今日人类极端关注的环境保护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可见儒家在此问题上认识之深刻。

儒家的和谐观念与其仁爱观是分不开的，儒家认为万物和人皆由天地而生，人不仅要认识到自己和万物一体，也要泽被万物，要保护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万物并立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只有推己及人以及世间万物，才能万物竞长、生生不息，才能真正达到“和”的境界。

3、人世的和谐

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徽州古民居；“天人合一”；保护徽州古民居

徽州古民居，是今天人们所说今安徽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地区独特的包含着深厚的地域特征、富有深厚中原儒风底蕴的徽州文化特色古民居。古时的徽州还是较贫穷的地区，随着中原地区接二连三的战乱，中原地区的人口被迫向南迁移。徽州地区多山的地理环境则是中原人口躲避战乱的理想场所。随之迁徙而来的是中原正统文化即儒家文化，这种文化逐渐影响着古徽州。中原移民中大多是全族南迁，他们注重宗族友谊、世代修好，注重宗法制度。徽州商人把“徽骆驼”和“绩溪牛”坚忍不拔的精神发扬到极致，打造出享誉世界久盛不衰的“徽商”称号。这使得徽州呈现出了富庶景象，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资金被利用于家园的修建和改造上。徽州儒风与商业相辅相成的关系和徽州商人形成的宗法制度、理学和获得的巨大财富他们共同造就古徽州独特的地域风貌。

1 徽州民居形成的早期思想观――“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说的“天人合一”是指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是有机的统一体。早期孔子的思想认为自然界在其运行中不断创造生命，所以“天”就成了“天道”，人与天应合德共序。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战国中期的孟子和西汉时期的董仲舒进一步完善了“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孟子提出的“天人合一”是要以“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为前提的。董仲舒认为天是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他提出人们不能破坏人与自然的感应，强调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思想。

在儒家思想达到顶峰的宋代时期，天人合一的思想也被更多的学者认同和发展，他们更加强调天人一体，认为两者的结合有所依据，具有抽象化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具备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更加完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仅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的积累沉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对于塑造民族个性，确立民族价值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思想对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2 “天人合一”理念对于徽派古民居的影响

（1）从徽州古民居的选址和风水朝向上来看“天人合一”理念的影响。一般来说，徽州人大都在选择在依山傍水之地扎根，徽州人按照五行学说，观察大自然选择合适的居住地，随山势，随水势，以达到天时、地利、人和诸吉兼备。风水学说对徽州古民居大门朝向的影响力非常大。一个房屋的主要朝向体现在大门朝向上，门是一家人朝夕出入之途，乃是“气”口。因此，门的朝向也有着特殊的含义，徽州古民居建筑的大门一般极少对着南方开。因为徽州人多是经商，在古代五行说中，商是金，而火克金，故对南开是不吉利的。徽州人也对村口风水很是重视，堪舆学称：理想的水口应为“狮象蹲踞回互于水上，或隔水山来缠裹。”因此，徽州人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都会到当地进行考察，他们不仅在选择地势时利用风水学，还通过自己的方法改善村口风水。例如，他们经常在风水口种植树木，或者挖塘、建坝、造桥、建造一些亭子等小型建筑物。村口因为数百年的植被种植，所以树木茂盛，形成了天然的植被屏障。按风水说理解，就是瑞气不会外溢而出，邪气则难以进入，从而保持整个村落的好风水。徽州古村落的植被丰富，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整个徽州古村落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体现天人和谐的思想内涵。

（2）从徽州古民居的装饰形式来看“天人合一”的应用。徽州古民居是以大自然为皈依：它整体色调十分的朴素淡雅，建筑物的外墙线也是整齐有秩序，马头墙的造型十分有特色，天井和庭院也保持着和谐，还有整个建筑物的梁架结构非常巧妙，所有的装饰都是雕刻地精致美观，摆放的家居也是古朴大气。徽派古民居建筑是统一采用砖头、木头和石头为建筑材料，所以整体的色调明度都很统一。而且建筑不管是给谁住，也不管有什么作用，都是使用小青瓦盖顶。砖雕木雕也使用本色，朴实且具有特点，包括白墙也是不上涂料不加任何色彩装饰，全部可以看出徽州建筑质朴的自然美。徽州古民居处处体现“道法自然”。徽州人为了防风防火安全之需而建立了“封火墙”，因为形状像马头，被称为马头墙。高低不齐的外墙和马头墙与大自然山墙高低错落相互映照，和谐统一，富有变化。徽州古民居很多的房屋中都开设了“天井”。天井可以使屋外的阳光照进堂内，而且通风透气，方便排水，形成“四水归堂”住宅布局，水流入蓄水池，可以形成一个小气候，使屋内冬暖夏凉。所以说徽州古民居顺应自然、古朴素雅、合乎形式，贯彻着“天人合一”的理念。

（3）徽州古民居对于保护生态和谐自觉承担责任。徽派古民居希望住在一个有利于宗族发展的地方，并且希望周围的生态环境平衡发展。徽州山清水秀，风景秀丽，但是却多山地丘陵，可利用的土地稀少，且地力贫瘠。像这样的不利环境条件对于以种植为主业的徽州古民居来说，是不幸的。因此，所有徽州的古民居在建造中，十分保护自然。也正因如此，徽州人建村多依山傍水，以利于少占耕地；徽州古民居聚集，多建楼阁，以利于节约土地，当地人也十分爱惜自然界的植被和花草还有一些山石，他们认为这些自然的事物繁衍影响着宗族的繁荣昌盛。所以他们禁止乱砍滥伐，保持生态和谐以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古徽州人对于人、天、地关系的思考和与对这种关系的处理，无不体现着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心和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

3 对于徽州古民居要从不同方面来保护

徽州古民居产生的图形和形式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对于此我们不仅仅要像保护一般文物加强管制工作，更要根据它固有的特点，采取一些不一样的保护措施。这些方式并不是只要提出研究一下，而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坚持不懈，为保护徽州古民居这个世界性的文化遗产而努力。

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普及经验；大众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十七大报告》）。所谓“大众化”，是指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由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化为被普通民众理解掌握的过程，从而使之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成为其言行的指导思想。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要重视和加强大众化的方式方法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方式方法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理论探索、实践创新、工作机制、队伍建设和经验借鉴。而在挖掘当代中国大众化可资借鉴的诸多经验中，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对我党推进大众化的历史脉络、基本经验等进行梳理和总结；相比之下，对于如何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普及经验来推动大众化问题的研究，则很少有学者论及。换言之，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囿于对我党自身各个历史时期大众化经验的追溯和总结，还未及跳到自身之外去探寻和借鉴我国古代社会是如何进行思想理论普及的。笔者认为，各种思想理论传播的方式方法实质上是相通的，尽管它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明显差异。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及至近代社会则走向衰落。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它在中国现代直至当代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同样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二者在中国社会相遇的近百年中逐步融合共生，延续至今。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社会得以普及的成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经过一番讨论提出了儒家思想与的三种关系，即对立、并存和融合；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融合说”基本达成了共识。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在思想内容上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从而为我们借鉴儒家思想普及经验、推动大众化提供了基本前提。二者间的相通之处，择其要者，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崇尚和谐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基本精神。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不能不说与儒家所提出的和谐思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儒家主张“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论语·子路》），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因此，“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便被奉为治理国家和处理各种事务的基本准则。同样，理论中也包含了和谐思想，认为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1]81，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进而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和谐。在当代中国，我党则吸收了上述和谐思想的精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旨在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由此可见，崇尚和谐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基本精神。

第二，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治国理念。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第二》），提倡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这种教化方式可以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使人有羞耻之心而变得善良，这不是法律制裁所能达到的效果。孔子所讲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即体现了儒家注重德治与礼治的思想。但与此同时，儒家认为适当的法治也是必要的，并提出“先礼后法”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我党以为指导思想，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确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儒家“德法兼治”、“礼法并举”（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当代中国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升华。在儒家那里，孔子提出要尊重个人的人格和个性，主张爱民、利民，即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荀子也曾提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这些均体现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的民本思想。回顾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亦十分重视人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特别是的人道主义将人看作是最高价值和目的本身，主张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我党尤其强调“以人为本”，并将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来看待。******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儒家民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升华。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当代中国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与儒家所主张的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其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儒家通过早期的游说诸侯、着书立说，到后来借助统治者的力量颁布教化纲领、广兴学校，以及通过民间的小说戏曲、家训家教等多种途径将其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妇女和儿童都可以通过上述传播途径知晓儒家思想所涉及的教化内容，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普及在历史上是成功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当代大众化，我们应当借鉴儒家思想的普及经验（当然，还须对其进行必要的现代转换），使从多层面、多角度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以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取得大众化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