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包容性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管理思想；借鉴；凝聚力

五千年中华文明，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统文化作为最为宝贵的财富，经过长期的积淀，深深扎根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它的优良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知行合一观，重视人的精神生活；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追求真理；团结互助。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传统文化并非一潭死水，而是一个动态系统。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革新与丰富传统。对传统文化决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必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清除那些过时的东西。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辩证关系看。世界文明并非是某一个国家民族作用的结果，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给世界文明以重大贡献。当代西方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热，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中国古人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以及人们所熟知的“岳母刺字”等民间传说，都是在倡导一种为国家、为群体献身的精神。因此，素质教育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将会激发爱国热情，增强爱国情感。

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的继承与发展，上下五千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历经了多少次浩劫与磨难，但却薪火相传永不灭，这就表明了传统文化也有其普遍的意义。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现代生活不可能建立在虚无之上。否定传统文化也就等于否定历史，人为地把自己的根割断。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是可怕的。

英国文化学家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孕育的果实。否定传统文化，就必然抹杀了民族精神。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要发展，就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地阐释，赋予新的内涵，使其摆脱传统文化的弊端，更加适应现实生活。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

第一，心力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遗留，其包容性不可小视。这种包容性是超越时空界限、超越民族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兼有“大一统”精神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了民族认同感。传统文化有这样的力量，用一只无形的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一股合力，将民族的感情化成一个牢固的整体。

第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发展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两千多年来，尽管后期逐渐成为束缚思想的工具，但其也曾经为我国经济、政治和科技的发达、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爱国主义与忠：社会成员愿意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提倡愚忠。家庭与孝：家庭式社会组成的最基础部分，而且家庭是社会的雏形，在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对社会精神、文化活动中起到一定的传承作用。自我奋斗：《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我的奋斗意识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个人创业、创造、突破、创新，也有利于激励整个社会发展。

第三，人格的塑造与价值观的形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而不是道家。儒家提倡的入世精神，面对社会的不公，选择的是愤世。而不是道家，提倡出世精神，选的是弃世。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有利于书里更加积极的生活观念。

中国文化向来关注的是现实人生。不会像西方那样，认为自己有原罪，认为自己这辈子是来赎罪的，是为了下辈子能在天堂过上好的生活。我们最多考虑的这辈子的事情。传统文化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都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一种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了十分务实的精神以及生活态度。

第四，品德、道德理念和天人合一。《易经》：“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传统的道德从孝悌引发出来的社会伦理关系仍在发生极大作用。天人合一，这是一种对于生态理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这种理论化解了传统观念中人与自然对立的思想，努力促成了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这才有了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三、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的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由其自身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决定的。是既恬静、和平又积极进取的文化，而包容、承顺则成了此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为中华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所以她才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在这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传统文化管理思想总结为：其一是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另一类是治生学，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下面从儒、道、佛、兵、法学管理思想借鉴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鉴。中国文化建立在人与人的协调关系上，持之以恒地进行着一个“礼运大同”的运作，从而构造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环境。其思想盘根错节，追本溯源，则与儒道释有关。

儒家思想蕴育于“仁爱”。“仁者”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兼济天下，要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兼善则必须泛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老安少怀的志愿正表现了“仁者”的胸怀。

儒家认为，社会为个人的集合体，有群体的存在方有个体的活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修己与爱人成为经世哲学。儒家言爱，由亲而疏，由小而大，由近而远，适合人性而又富有人情味。“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简言之，儒家思想侧重伦理道德，目的在于建立人与人的协调关系。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产管理的主体――人，推到管理的前沿，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的要点。

第二，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鉴。道家思想其最终目的在于寻“道”，是一种玄默深藏心企自然的哲学。何谓“道”，即自然之本源。应用于世，则主张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真善一体。这种涵盖天地，兼容并包，强调有机整体的运思方式，目的在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职位低微，但却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许多文献，这对老子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也称《老子》，只有5000多字，但言简意赅、观点明确、论证严谨。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养等多个方面，其中“无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第三，佛家管理思想。佛家的思想主张清心寡欲，见性成佛，与心的觉悟来认识宇宙与人生的究竟，目的在于建立人与精神的协调关系。儒、道、佛三种思想泾渭分明，但从实际看来，又都是以人为本，关爱生命，让人的价值，让人的生命得到一种升华，实难绝对划分清楚。三教合流，互不排斥，这也是形成中国文化提倡百家争鸣，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开放特性，因有王道文化之称。不可否认，以上这些思想至今仍葆有生命力而具有现实的意义。特别是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积极因素仍然风采依然，不失为万世师表。

第四，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鉴。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孙子兵法》。该著作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后被吴王阖闾拜为上将，率军伐楚，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世界各国是公认的，可与二千二百年后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军事离不开管理，管理又可从军事中借鉴宝贵的经验。

第五，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鉴。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后经演变形成体系。法家坚持以法为中心，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尚法不尚贤”，认为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著有《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实践，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对于现实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适应性和凝聚力

第一，“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多样性、包容性决定了他的广泛适应性和同化能力。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仕以“平天下”为己任，民以“天下太平，四海归一，安居乐业”为思想境界。它包容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思想，以“仁”为核心的民本主义思想，重人轻天、以人为本的思想，德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积极救世思想，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等等。不可否认，“大一统”思想，以全局为重，维护整体利益，这对构筑中华各民族的大团结，对稳定国家的统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传统的道德观念，抑制和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稳定了社会秩序。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崇高的道德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道德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生一世，首先要做一个正派的人，有道德修养的人。”强调重义轻利的风尚，不以贫贱为耻的精神，言行一致的作风，修己以安百姓的品质，使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道德的风尚，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功不可没。

第三，人际关系的“群体意识”，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文化渴望建立和谐美满的人际关系，它对人际关系的和谐，群体力量的发挥，民族文化心理的融合，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将对人们现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检验，新的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决定作用，它是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制思想上强调实行人治。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君子谋道不谋食”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旧的价值观的否定，从而增强人们的务实精神与进取精神。实际上，人们的实践活动，是离不开利益原则的。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第2篇

中国文化遗产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常常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肯定不是儒家学说中亘古不变的名教纲常，而必然是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传统资源的再阐释，只有这些才能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有所启发。“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①20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认为，一切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其当代性，因为人类活生生的兴趣绝不是对于已经死去的过去的兴趣，而是对当前生活的兴趣，是对存在于当前生活中的那些过去的兴趣。克罗齐既强调历史与哲学的同一性，同时也认为历史与精神本为一体。也就是说，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应当从现实出发，运用批判精神从史料中选择对于我们今天依然有意义的东西。他强调，应当用具有时代精神的思维去理解和把握过去的文献。历史对我们来讲毕竟是过去的，但我们必须用当下的精神去进行反思，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克罗齐1912年在庞达尼亚科学院（Accademia Pantaniana）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如果说当代史是从生命本身直接跃出的，那么我们所称之为非当代史的，也是直接来源于生命的；因为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唯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去寻求对过去事实的知识；因此那种过去的事实，就其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而言，就是在响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②

我们之所以去关心历史人物，对古代的文化遗产感兴趣，是因为这些与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有关系，不然的话，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为什么单单对某些思想产生兴趣，这是因为这些思想涉及太多我们现实的生活。

按照克罗齐的观点，我们对历史的思考，是将之纳入我们当前的精神之中，没有当代的精神，就没有历史。克罗齐并不认为历史事实本身会说话，说话者正是历史学家的思想或精神活动。要真正认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只能不断地去思考前人的老问题，并且还要思考自己思想所面临的新问题。

德国学者罗哲海（Heiner R・tz）认为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不仅对于中国本身，而且对西方来讲都非常重要的广泛潜能。③他提出了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重构”（Rekonstruktion）的方式来理解儒家伦理价值的尝试：“‘重构’意味着以一种与古人之真实意图相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对于这些意图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对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代复述他们那些相当庞杂不清的立论；并且要根据我们今日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而加以充分利用。”④也就是说，跟哈贝马斯一样，罗哲海并不认为我们要回归到传统之中，而是应当从今天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传统儒家的价值进行重构。

实际上，当今的人类需要中国人实践了两千多年的儒家价值，通过创造性的转换，使它们能够成为现代人生命意义的价值源泉。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我们更需要探寻儒家思想价值如何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发挥影响力的当代途径。我认为只有通过 这样的方式，中国文化才能真正为西方世界所接受。

在中国研究方面，海外汉学家实际上更注重中国现当代与历史传统的接续。以我所熟悉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为例，他从来就没有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而是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上世纪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他认为，海尼士所认为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的观点，尽管在它第三帝国的时候使汉学免遭了政治的影响，但却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傅吾康依然秉承着他父亲福兰阁（Otto Franke, 1862-1946）的观点，亦即中国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⑤傅氏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重视，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

眼下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读本铺天盖地，既有中文的，也有翻译成各种其他文字的。但其中的内容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美学史，或中国文化史。而一本《美国文化读本》却很不一样，其中90%是关于美国当代文化的，只有10%是有关历史的。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化读本，基本上是历史教科书，其中最新的也是清代的内容，完全是将中国文化博物馆化了。其活力究竟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年轻人都不喜欢的话，为什么一定能让外国人喜欢呢？

当记者问及是否有计划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中国某个地方时，《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Dan Brown）说：“年轻时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着迷，我记得看世界文化史的地图，我看到罗马帝国的版图从大变小，我也看到其他帝国的板块从大变小，直至消失，只有在右上角永远停留着。我认为中华文化一定有永恒和充满活力的地方，避免了其他文明、其他文化颠覆的结局。我的书里面写了很多现代科学，比如大脑神经科学，其实也是对东方古老文化的反应，等于是现代科学重新发现古老东方文明。” ⑥如果没有经过现代科学的重新发现，如何能使古老的东方文明重放异彩呢？我想，丹・布朗的说法很值得我们思考。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年来商业的不景气让日本社会充满失望与闭塞气息，而《论语》竟成为了救世的圣经。在严峻的环境下，重新拾起古典书籍，想要从中寻找生存与教育方法的日本人日渐增加，《论语》让当代日本人找到了避风港。据说，日本企业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从2008年起在新人研修室，把《论语》列为重要科目，新员工透过《论语》学习到忠孝仁义精神。这些企业新人学习到了作为企业人必须要有的涵养与行动指南。⑦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包容性

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对外来文明，及时吸纳其他文化中对自己有用的重要当代因子，这样的文明是不会衰败的。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有机地吸收境内各民族、各 地域文化，乃至异域文化后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一种文明。在历史上，中华不同民族的文化，如匈奴、鲜卑、契丹、辽、金、蒙、满等民族的文化，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来自印度的佛教、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也同样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正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才使其在历史上历经异族入侵而并未导致文化衰败的惨剧。

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教授一生的兴趣主要在与文化冲突相关的各类主题――“当东方遇到西方”时中国的各种反应。许氏于1962年在莱顿大学东亚史教授的就职演讲中，就将这类的主题归结为“误解的对话”（Dialoog der Misverstanden）：“我相信中国文化每在遇到外来冲击的时候，特别能表现出她的特质。”⑧这类时而成功、时而失败的交流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许理和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适应，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历史的研究，乃至对中国化的研究，都是为了设法弄清中国在接受外来影响时的反应及其适应过程。

宋代的时候，传统的儒家学说已经无法应对佛教所提出的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于是产生了吸收佛教性相二宗的哲学思想而构建心性本体的宋明理学，从而将传统伦理学维度的儒家思想发展成了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哲学。宋明理学吸收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将“理”、“心”的观念从伦理学的范畴提升到本体论的范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扬光大，会产生朱熹、陆九渊这样的理学大师。所谓“零和博弈”的观念，亦即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就必然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截然相反，甚至是完全敌对的，是错误的看法。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这一包容性，其中自然也包括西方的智慧，才能真正彰显中国文化的价值。

汉斯・昆（Hans Küng）认为，儒家的学说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鼓励其自我表达意念、现实意识、道德水准及坚忍不拔的意志：“――它坚持以人道主义，即真正的人性论作为价值观的中心内容；――它从一开始便将人作为群体的一员，而并非作为单独的个体来看待；――它将人与他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建立在普世伦理标准之上，而并不考虑利益关系。”⑨ 汉斯・昆认为，中国思想对于21世纪一种世界伦理的形成是能做出巨大贡献的，“在我对世界宗教的常年的研究生涯中，对我越来越清晰显豁的是：当次第二、三千纪的流转之际，在第21世纪，中国的智慧将形成为共同的人类伦理――一种能为或大或小的社会或人类群落提供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的底线的伦理――的一种特别的动力源泉。” ⑩

今年1月初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参加“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哲学”学术研讨会，跟几位来自欧洲的学者就目前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以及持续蔓延的欧债危机交换了看法。他们中的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目前大部分欧洲人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更应堪忧的实际上是欧洲文化的危机。欧洲部分的人文学者已经开始对照儒家思想对西方传统及近现代思想进行彻底反思了。如何能够转化中国思想使之能够适合当代欧洲的实际，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因此，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讲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问题是，我们如何将传统的中国文化资源纳入我们乃至欧洲当下的精神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自己的传统资源，来充分展开现代性，再造今日中国文明的辉煌，那中国思想就不仅适应了现代社会，也能顺利地进入后现代。这一创造性的转化如果能够获得成功的话，那么我们不仅找到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同时也使得这一价值真正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首席专家）【注释】

①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页。

②转引自何兆武等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

③罗哲海著，陈咏明等译《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④出处同上，第7页。

⑤请参考：W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50-1998. Bochum: Projekt-Verlag, 1999. S. 8-9。

⑥转引自《对外传播》2010年第8期，第63页。

⑦转引自《对外传播》2010年第2期，第61页。

⑧王家凤、李光真著：《当西方遇见东方：国际汉学与汉学家》，台北：中华书报杂志社，第135页。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第3篇

中国孔子基金会策划并组织编写的《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已经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儒风华雨润异域》作为七卷丛书之一，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儒学昔日惠及邻邦、远播海外、引领世风的画卷。《儒风华雨润异域》提领脉络式地回溯了儒学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的历史，向读者说明了一个道理，儒学的复兴是儒家文化内在包容性和普世性的必然要求，儒学的未来命运必须从世界范围内文明交融激荡的角度去审视和把握。

通读《儒风华雨润异域》，给人的一个初步印象就是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主要文明区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革新运动的背后都能寻觅到儒学的踪影，儒学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变革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

通过这本书，能再度梳理乃至矫正韦伯、费正清的儒学观。韦伯是1 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尽管他不懂中文，从未对儒学典籍作过深入研究，却能对中华文明发表宏论，提出著名的“韦伯式命题”，被誉为“伟大的外行”。“韦伯式命题”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产生，它的逻辑起点是问如果没有西方冲击，中国自身能否发展起类似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韦伯的结论是否定的，即传统中国停滞不前，僵化保守，阻力重重，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则继承韦伯的衣钵，援引汤因比的“挑战一回应＂理论，提出了“冲击一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5000年未有之变局”。“冲击一反应”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外来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可见，费正清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跟“韦伯式命题”如出一辙，骨子里都是不偏不倚的文明冲突论和西方中心论。实际上，即便是在西方，许多学者也并不完全认同韦伯、费正清的儒学观。战后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史华慈、顾立雅、杜维明等学者对儒学潜心研究，从“仁”、“礼”等儒学本体论出发重新发现并发展了儒家思想，充分肯定了儒学人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并以此作为儒学向现代社会对接的逻辑基础，因而被誉为“海外新儒家”。通过海内外新儒家的共同努力，总体上动摇直至终结了韦伯、费正清的儒学观在西方和世界学术界的统治地位，为世人重新认识和发现儒学清除了雾障，为儒学返本开新，完成现代意义的自我革命开辟了广阔前景。

在狄百瑞看来，儒家反对过分依赖外部权威，要求以纯正的良心指导自己的一切行为，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有独立人格、富有创造精神、有才智的个体，这一事实证明儒家抹杀个性、儒家文化缺少精神活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儒学不仅是重视创新和尊重个性的，同时又是开放的和包容的，对异质文化并不排斥，反而可能同化。

美国知名中国学家史华慈认为孔子特别关心人的心灵，增强人的精神生命和促进入的精神生活是孔子所做出的真正革新之一。孔子所倡导的“内心革命”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尤显迫切。现代社会在释放人的创造能力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攫取财富的能力，物质凌驾于精神，良心屈从于欲望，长远被现实牺牲，多数被少数奴役。人类在物质领域的进步并不等于在精神领域的提升，2000多年前孔子最关心的恰恰是被现代人最为忽视的，儒学的当代价值也就在于此。史华慈认为《论语》中的孔子最感兴趣的是人的道德和性情，他认为仁并不是一种既成的道德品质，而是通过个人的修养来开放和增强的道德力量，它表现为道德的主体性，要在善与恶之间作出抉择，因而是“个人的内在的道德生命，包括自我认识和反思的能力”。现代社会使人淡忘甚至丧失了“为人而仁”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人的一大悲哀，也不能不说是儒学匡时济世的标和本。儒学需要一场自身革命，因为身处现代文明之困的人们需要一场内心革命。总之，儒学的自身革命需要借助现代人的内心革命来完成。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第4篇

一、一分为三的哲学观

中国古代美学的许多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中国古代哲学观。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于西方的一分为二哲学观。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强调矛盾两极的对立、斗争和转化。这种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认为对立、斗争是主要的、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矛盾的两极对立、斗争的结果。因此，矛盾的两极的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一分为三的哲学观认为，世间万物由阴、阳、中和三种形态组合，但它强调的是守住中庸，扬弃两极，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相反，它认为矛盾的两极都是片面的、暂时的，只有“中庸”、“中和”才是真实的、理性的、永恒的、长久的。例如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是主要的、基本的。是天人合一扬弃天人相分，天人相斗。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不同，中国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从不认为是对立两极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相反它认为是“中和”这种第三种形态产生、孕育万物，正所谓：一生

二、二生

三、三生无限。

在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指导下，中国美学一直紧守和沿用“中和”美学原则，无论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伦规范准则的确立，以及艺术自身的虚与实、形式与内容，都始终按照这种“过犹不及”的中和原则予以塑造。

由于受“中和”的哲学观的影响，中国美学的概念更多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特质性的，这点有别于西方，西方一直在思索寻找各门艺术自身的特质，例如绘画、雕塑、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均有较明晰的分野和界限，而中国却从未寻找这种特质，各门艺术都是相关联的存在的，例如诗歌的韵律美的讲究，使中国诗歌与音乐一直相连；同时诗歌与绘画相连，中国古代的文人画，都是提倡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且诗歌直接与书法相联系，字画是联为一体的，中国国画线条艺术也与书法艺术直接相关；同样，诗也与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都相关联，反之，这些艺术部类，也与自身以外的其它艺术部类紧密相连，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它们是功能性存在，而不是特质性的存在。

二、历史主义传统

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意识和传统，同样中国古代美学也不例外。这种状况用中国人自身的话语来形容，也就是“厚古薄今”。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逻辑，带给中华文化以下特点：一是经验的理性。中国人文文化几乎都是经验性的积累，它们是案例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它们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所谓“规则、规律”式的科学的抽象演绎，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条分缕析的理性分析，但它们却发展成“经验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历史的理性”。二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开启一个崇拜古人圣贤，解释、注解古人圣贤经典的“经学”学术文化传统，“经学”是古代中国一门极为重要的学科。中国古代学术及审美等文化的原创性都是打着古人圣贤的旗帜下进行，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大多是“托古改制”式的。同样中国的审美文化，也具有浓厚的历史积淀。这种历史主义传统也导致了两个趋向的发展，一方面是忠实于真实历史的历史主义，另一方面，却又是伪造历史的伪历史主义，所谓“六经注我”。三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支配下，“保存”、“继承”重于“发展”和“创新”。因为“发展”就意味着后者要否定前者，今人要否定古人，这与历史主义背道而驰，而“保存”、“继承”则不同，它能使古人、圣人长期的高高在上。因此，中国审美文化的辉煌成就如魏晋的书法和美学理论，唐宋的诗文，明清的小说、戏剧等等，它们在这种历史主义意识的包裹下，变得更加不可超越。

深厚的历史主义积淀，是中华审美文化的特质，同时它也日益造成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障碍，因为要了解中国的审美文化，就必先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几乎每一个审美文化作品都是它悠久历史的再现和演绎，都融入了太多的历史内容。

三、两次外来思想的浸染和冲击

中国历史上曾受到两次外来思想的浸染和冲击，这就是佛教和。这两个外来思想入主中国，并构成主流意识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佛教和都不是在中国本土上产生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都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并深深地融于中国文化。

佛教和尽管不同，涵义殊异，但它们都给中国带来其本土所不具有的文化特质，这就是“信仰和思辩”，由于古代中国追求实践的理性和历史主义，使它们并没有发展到像西方那样，顶礼膜拜外在神祗。严格的说，在佛教引进之前，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度。它们从没有把外在神祗主宰自己命运和未来的思想变成个人信仰，变为民族的主体意识及意识形态。但在魏晋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极度动荡和苦难之中，使得佛教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的广泛传播有了合适的土壤，它们渐渐地被国人所接受，东晋末年梁元帝曾将之定为国教。佛教给中国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是它直接拓展了中国的雕刻、绘画等审美文化艺术发展的空间，一批演讲佛教教义的作品应时而出。佛教的宗教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枝奇皅。二是佛教的非理性主义构成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内在特质。中国文化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的价值理念文化，一类是审美的文化，在中国的价值理念文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学说，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审美文化中，却一直是由非理性的文化主宰。这两种文化正好构成了一种互补。在先秦时期，便有南北文化的差异，而屈原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审美文化的主流。屈骚文化脱胎于楚国的非理性的原始神话文化，它与北方的正宗的理性文化形成对比和互补。汉代曾经有过一个极短的时期，两种文化达成了一致，但是这种一致性很快就被佛教的非理性主义理念所破坏，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理论家，创造了独特的、偏于精神的、稍稍偏离正宗理性主义思想轨道的审美文化理论，这便是传神说、神思说、气韵说、意象说以及妙、味、趣等等，魏晋之后这种的理论一直在审美文化中延续，它指导着中国审美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尽管越到后期，它们越来越被强大的现实政权及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主流思想价值理念所整合，但不可否定，这种非理性主义始终充溢于中国的审美文化之中。三是佛教带给中国文化一种哲理的思辨。哲理的思辨，一直是中国文化缺少的。佛教的引入，带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它在中国发展和倡导了一种思辨文化。佛教带给中国文化的是思辨的信仰，信仰的思辨。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如前所述，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也是信仰和思辨，但与佛教不同，这里的信仰，不再是外在神祗，而是科学与信仰相结合，是对规律的认识和追求。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思想桥梁，是中国开始走向现代的选择，从此，中国的哲学观抛弃了古代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开始接受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作为哲学其在中国能够生根，并非偶然，哲学是以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为基础的，里格尔的正反合的哲学模式与中国古代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有类似之处，但是哲学的思辨性、科学性、物质性、斗争性、发展性，却又是中华文化所不具有的，中国文化接受了它们，就意味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文明真正的接轨。新晨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第5篇

与品牌地域集群相辉映的是服装商帮的浮出水面，中国已经形成了五大服装商帮，即江浙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山东商帮、北京商帮，并由此形成了异彩纷呈的中国服装品牌群像，具体说来，江浙商帮又分为江苏商帮和浙江商帮，其代表人物为海澜集团总裁周建平、波司登集团总裁高德康、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晨风集团总裁尹国新、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杉杉控股总裁郑永刚、美邦服饰董事长周成建、报喜乌集团董事长吴志泽：江浙商帮有着悠久的纺织商业渊源，天生敏锐的市场嗅觉，沿海的地缘优势使之有着卓越的市场开拓能力，已有近500万浙商、80万浙籍企业活跃在中国本土各个地区和全球五大洲市场，仅上海地的浙商企业就达5万家，占该地外来企业总量的20％。广东商帮代表人物为富绅集团董事长陈成才、例外服装董事长毛继鸿、玛丝菲尔总裁朱崇恽、歌力思总裁夏国新、淑女屋总设计师匡子、以纯服饰总裁郭东林等。广东商帮依托着广东这片创业热土，毗邻时尚之都香港的地缘优势，有着更强烈的时尚脉动，广东服装商帮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很多品牌的操盘手都不是广东本地人。比如毛继鸿是湖南人，艺之卉创始人赵卉洲是湖南人，朱崇恽是浙江人，衡韵品牌董事长钱孟元是浙江人，夏国新是东北人，阁兰秀总经理刘宝玉是东北人，匡子是湖北人等。福建商帮代表人物有福建柒牌董事长洪肇设、福建劲霸董事长洪肇明、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九牧王董事长林聪颖，利郎集团总裁王良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兴业的福建人超过400万。依托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和拥有配套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纺织、染整、原辅料配套等一应俱全，形成特殊的军团优势，并有着鲜明的家族企业特征。

山东商帮代表性人物包括：如意集团董事长邱亚夫、新郎希努尔集团董事长王桂波、仙霞集团董事长王金栋、舒朗董事长吴健民、即发集团董事长陈玉兰、红领集团董事长张等。山东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形成“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的义利兼收的经商风格，青岛作为“上青天”的重要极，是山东品牌服装的策源地，

北京商帮的代表性人物包括：白领董事长苗鸿冰、爱慕董事长张荣明、吉芬董事长谢锋、赛斯特董事长薄成书、威可多董事长蔡昌贤、派克兰帝董事长罗建凡、依文董事长夏华等。北京作为中国首屈指的服装高地，是进入华北和东北市场的桥头堡，也是品牌包容性最高的区域，当前北京主力品牌的开创者都是非京籍人士，比如白领的苗鸿冰(籍贯湖南)、爱慕的张荣明(籍贯苏州)、依文的夏华(籍贯大连)、吉芬的谢锋(籍贯杭州)、东北虎的张志峰(籍贯牡丹江)、威可多的蔡昌贤(籍贯温州)等。

比较几大商帮，可以发现这样有意思的现象，即商帮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跟市场的开放性、包容度、消费力和专业化息息相关，对于这几个指标，五大商帮或在某方面特征突出，或集几大特征于身，比如江浙商帮所在的江浙地区是中国服装产业链最完善最发达，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消费力也在全国名列前茅；山东商帮所在区域则具备强大的专业生产能力和雄厚的消费基础，广东商帮的市场开放度全国领先，是全国最重要的服装集散地，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和经济特区吸引全国的服装精英前来创业，这也使得深圳女装能够轻松打破南北女装互不过江的地域局限，福建商帮有着中国最为完整的服装产业链，号称从针头线脑到服装产品可以天完成，海洋文化的熏陶和爱拼才会赢的开拓意识也使得福建商帮更具有全国眼光乃至国际眼光：北京商帮所在的首都地区是中国服装消费能力最为旺盛的区域，这也使得北京本土品牌依靠区域市场就能成为一方霸主，白领品牌在燕莎友谊商城年就可卖出1400多万元，而南方市场最远只到长沙，以致于董事长苗鸿冰念念不忘白领是“地地道道的天子脚下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