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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入手,结合日本企业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分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影响
企业文化也被称为企业精神,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及其成员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都包含在其中,他具体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体现.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在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日本企业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也就代表了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而追根溯源,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
1儒家思想的传入及发展
公元5世纪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是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他们不仅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还曾为当时的皇太子讲授儒家学说.平安时代末期,圣德太子高度重视儒学,编制了许多以儒学为基础的典籍,如“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等,基本上所用词汇和资料,都来自儒家典籍.7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国的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他们的制度建立都是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使日本社会全面发展,儒家思想也由初期传入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13世纪,日本开始流行起宋学,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逐渐的被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取代,“新儒学”成为日本儒家思想的主流学说.德川幕府建立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被逐渐建立起来,而最适应这种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名分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代替了老旧的儒家思想,但日本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前,“四书五经”基本上是日本学校的必交课程,日本知识界甚至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而且,日本社会也把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之道都吸收进来,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是相伴相随的,儒家思想更是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蔓延开来,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企业文化.
2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2.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2.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爱”、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2.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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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只要是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就是国学。但是纵观20世纪所谈国学观点,范围很广。总的来说,国学是中国古代学说当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远影响的思想,代表有诸子百家,它们形成了兵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
所以,在一般情形下,我们不能把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等同。两者差异仍然很大,单单是儒学一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我以为不妥。佛家在文化如敦煌文明等等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佛家意蕴,而中国哲学史则贯穿了道统意识。
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生存力,也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结合。根据很多学者提出的儒学复兴的观点来看,多数是认为儒学所代表的是中华文化的保守性、虚伪性。我认为这种观念大大忽略了儒学当中体现人性的方面,而仅仅是肯定其过于教条化的一方面。因而“二分”倾向是必须得到认可的。所谓中华传统文化的“二分”倾向,是指在多元化的现代文化冲击下,文化必然面临选择,我们应把传统文化分裂,一边用于新文化的建立和新思想的形成,另一边则抛弃。各种文明的冲突和选择是具有必然性的,所以传统文化也必然面临生存性的危机。
儒家文化必须赋予新时代的特点才能够解答当前中国文化问题。中国文明似乎走到一个转型期,有一个三岔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的问题。“国学热”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就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必须从古代的文化中发起,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解救现代文化危机。道德、伦理的衰退需要一个新的出路,在西方就有学者称“儒家思想是21世纪的解药”。
关键词:儒家思想;教育;孔子;改革;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182-02
教育的文明与发展是现代中国人不懈的追求。标榜着先进、进步与科学的教育现代化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同进入了陈腐的旧中国。曾经,儒家经典是中国精英教育的核心教学内容,它为中国古代社会培养了最核心的人才队伍,这群佼佼者成为了权利的掌控者。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闯进中国时,也正是这群精英人群开始了对传统教育深切的反思和后来大刀阔斧的改革。自此之后,每场教育变革的重点便是摒弃“腐朽”的儒家思想。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仍在教育改革的大道上埋头努力,大批的教育改革者在教育现代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模式”似乎成为空想。此时重拾儒家经典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及儒家在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进行新的思索,在传统精髓中寻找前行的指引。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教育
1.儒家思想形成之前的中国古代教育
中国从夏代开始就有了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称为“校”。孟子说:“夏曰校,教也。”到了商朝,称为“庠”,到周成为“序”。商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文化日趋进步,科学日渐发达,因之学校又有增加,称为“学”与“瞽宗”。“学”又有“左学”、“右学”之别,前者专为“国老”而创,后者专为“庶老”而设。国庶之界在于贵族与平民。“学”以明人伦为主,“瞽宗”以习乐为宗。
西周是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学校组织比较完善。当时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完善的学校教育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社会作用。
春秋战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政治经济权势的逐渐膨胀,私学应运而生,并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儒,墨,道,法等诸家竞相兴办私学,为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2.儒家的主要教育理念
儒家思想是在私学兴起的大浪潮下应运而生的。而谈到儒家思想的形成,就不得不先谈到孔子的贡献。孔子是我国私学的创办者。据史称,孔子有“弟子三千”,培养出了在当时颇具影响的“七十二贤”。孔子一生“诲人不倦”,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在教学实践上,他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循循善诱”的方法。同时他认为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懂得“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等,这些都对后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使人人有了接受教育的可能。而孟子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则进一步推动儒家教育思想走向成熟与完善。与孔子的教学理论相比,孟子更注重学生道德理想的培养和道德意志的锻炼。他反复强调“尚志”,认为人生第一大事就是要有自己的志向,并且要有大志向。关于道德意志的锻炼,孟子特别强调要“存其心,养其性”,要节制私欲,培养浩然之气。他认为坚定的意志是养成浩然之气的基础,一个人要通过意志的锻炼才能有坚强的性格,才能担当大任。
二、儒家教育理论与西方教育理论的比较
1.孔子的“有教无类”与西方“教育平等”
孔子是中国古代社会私学最主要的开创者,他认为人“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们天生并没有本质区别,个性差异是由于后天培养所养成的,只要通过良好的后天培养,艰苦的学习努力,每个人都可以养成君子的习性品德。所以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他们来自齐、鲁、卫、晋、宋、梁、陈等国家,且大都出身贫寒。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教育学家倡导以人为本、要求个性解放、重视人的现世生活,崇尚理性知识,这大大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与平民化。西方工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对政治、经济、科学、商业方面人才的需求加大。各种各样的新式学校随之出现,受教育的人群也都在扩大。
但是,此时的西方教育并没有普及到孔子“有教无类”的程度。西方的教育改革大多局限于对宗教神学与教会控制教育的反抗,所谓的“教育平等”只是这场战争的武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权利仍旧牢牢地掌控在贵族与富人手中。相比之下,孔子时期中国的平民教育的普及程度还是高过于西方的。
2.人本主义教育的共通与分化
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看来,在孔子眼中,天命才是最主要的,而天命就蕴含在自然运行之中,只要顺乎天命积极努力,自强不息就可以成才成仁。孔子将人置于主动的地位,认为人只要顺乎天命的努力便会成才,而不是在一味地接受鬼神安排。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们也极力抨击宗教神学对人思想的束缚。他们提出人完全可以通过教育达到全面发展,而不是只将希望寄托于后世。这与孔子的理念是契合的。
而后,中西方人文教育的发展却产生了天壤之别。西方现代教育为了服务于工业的发展,越来越注重培养高技术的可以在工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人才,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也与社会生产发展紧密配合,这些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工业技术的发展。而此时,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仍旧坚持着王道政治为中心的道德教化似的教育。他们注重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纲常;重视礼乐教化,轻视生产知识。此时的中国教育已俨然发展成一种“人文教育”,自然科学从不被重视。而孔子的教育目的也只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这一点被后世的统治者基于不同的目的积极宣扬,为后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所以,当今中国进入全面现代化发展时期,西方应用型教育发展的理念逐步渗透到我们的教育之中。
三、取其精华——儒家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意义
1.德行教育,人才培养的先行者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一直都有重道德教化,礼仪规范的传统。但多年对于现代科学教育的追求,让我们的教育者轻视了对于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我们只注重对于学科知识的教育,严重忽视了学龄青少年道德的培养。人们的道德标准越来越低。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时,人们不禁又回顾起儒家思想在道德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
我们的教育者总是高喊着要普及素质教育,但素质教育不只是开几节游戏课,少布置几张作业。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使学生成为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合格人才。
孔子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他以“仁”为核心和最高的道德标准,他主张一个人要有理想、有抱负,要努力提高精神境界。为人处世要从道义出发,克制不正当的私欲。这对于现代社会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是一剂良方。同时,儒家思想以“孝悌”为本的仁爱思想有助于学生从根本上认识到孝敬父母与关爱他人,以及爱国爱民的重要性。“忠恕之道”也成为现代社会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的行为标准,成为如何应对矛盾,处理问题的智慧之源。这些儒家思想为我们提供的宝贵资源必须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点。
2.素质教育的传统渊源——儒家诗书礼乐教育
孔子重视对其学生诗书礼乐方面的教育。“诗”即西周以来的诗歌,儒家教育思想认为诗能够激发道德情感,体会风俗盛衰,观察政治得失,是学生获取丰富知识的源泉。“书”即史书。读史可以提高学生明辨历史是非的能力,同时从其中获取行为指南。“礼”即周礼,是古老的道德标准和礼仪,礼使学生学会了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乐”指乐曲,与“诗”相连。“乐”的作用是与“诗”相配合用于陶冶学生的情操。论语中提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应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乐”在人格培养中的关键作用。
儒家这种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可以为我们现今的素质教育改革提供很多资源。“应试教育”忽视了个人性情与社会生存能力的培养,“诗书礼乐”的标准能够为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为主要内容的素质教育改革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学习材料。
3.因材施教——现代教育发展之精髓
孔子的“因材施教”首先是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差别。孔子通过观察,问答等方式了解学生性格爱好等的差异,再根据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教学。《论语》中保留了大量孔子评价学生个性德行差异的记录。其次孔子特别注意对学生的启发诱导,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这恐怕就是启发式教学的源头吧。
现代,我们也应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学。教师在教学之前应充分掌握学生的个性特点,知识级别,保证教学的内容和方式符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个性条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志向,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专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儒家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原则在很多方面与现代教育理论是相符的。儒家思想及儒家教育理论理应成为我们现代教育的宝贵借鉴。在现代化教育发展的坎坷征途中,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吸收外来教育的精髓,同时不忘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教育思想中提取精华,实现中国教育的真正现代化和科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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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咨询 本土化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3-0185-02
心理学是一个舶来品,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都是根植于西方的文化体系之中的。如果将这些方法不经修改照搬应用到中国,很多理论都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心理咨询方面。心理咨询对象是人,而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和文化。只有从本国的文化和环境出发,才能对咨询对象的困惑和问题有所帮助。本文从三个方面浅论了心理咨询本土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 中国传统文化对心理咨询态度的影响
目前,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即儒家、佛教、道教,以及当代西方文化的复合体,但基本公认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在现代依然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论语》、《大学》、《中庸》等所宣扬的传统文化思想和道德规范经过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和前进方向。在心理咨询领域,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三个方面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咨询。首先,人们常常给予心理疾病一种道德性的评价。例如:一个人如果有性方面的心理问题或疾病,常常会被人误解为生活作风不好,思想肮脏。其次,中国的文化也会使心理疾病有特殊的表现方式。杨德森总结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问题:神经衰弱,气功诱发的精神障碍,迷信和巫术诱发的精神障碍,由于个性受到压抑而出现的“隐匿性抑郁”和“躯体化”现象,个别落后地区存在癔症性质的某些症状,如缩阳症等。最后,我国传统文化也影响人们在心理咨询过程中的期望。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把心理咨询师当做一位具有权威性的专家,认为通过心理咨询可立即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二 中国人独特的人格特点
有研究发现,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东西方在认知、思维方式和知觉上依然存在系统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包括:(1)西方人的推理和感知是分析性的,他们关注于物体的具体特征;东亚人的推理和感知是整体性的,他们关注大体的目标和该目标所处的环境,寻找事物和事件间的关系和相似处。(2)西方人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倾向于忽视情境因素,而东亚人则很少这样。(3)西方人倾向于利用分类学来分组物体和事件,而东亚人则倾向于用相互关系对物体和事件分类等。许多学者提出符合中国人特点的各种测验量表和心理咨询方法。王登峰等依据词汇学假说,经过因素分析确定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7个维度,以此编制了反映中国人人格特点的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妙清和中科院心理所的宋维真等编制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这说明,我国心理咨询的发展,不再是单纯地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经过简单的“中国化”就进行实际操作,而是通过深入发掘我国的文化渊源和人格特点,来建立真正适合中国人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
三 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学思想
景怀斌的《儒家人格结构和心理学扩展》详细描述了儒家文化中的人格要素,是以“知命”为中介,以仁、礼、知与外在环境,构成互动、积极的关系。之后他分析了儒家思想对现代心理咨询的价值和内容,概括了其中具有心理咨询价值的9个主要方面,包括:人格思想与人格培养、心理咨询技术、中庸思想与社会生活技能、涵养功夫与心理调节、人际认知原则、应对、“毁不灭性”与哀伤辅导、生死教育和人生意义。潘菽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刍议》中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心理学思想的分析和梳理,提出了7种符合科学且独特的理论,即人贵论、天人论、形神论、性习论、知行论、情二端论和对认识问题的唯物论传统。景怀斌在《儒家式应对思想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分析了儒家式应对的内容和特点,进而编制了儒家式应对问卷,通过数据的分析表明,儒家式应对思想有利于心理健康,在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中可以得到较好的应用。燕国材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中提炼出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五大因素人格理论——仁、义、礼、智、信,并希望以此为基础来研究现代中国人的人格特征。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心理咨询本土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使人们对心理问题的产生和心理咨询有一定的误解,这导致中国心理咨询方式势必与西方的咨询方式有差别;二是中国人独特的人格结构也不能完全适应西方的心理咨询技术;最后,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为发展本土化的心理咨询提供了可能性。但这并不是说明仅有这三点就足以建立中国的心理咨询。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土化,杨国枢先生提出了“本土性契合”这一概念,即,特定的文化性和生物性因素一方面会影响当地民众(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当地心理学者(研究者)的问题理论与方法。根据这一标准,我们目前的本土化只是处于改造西方科学心理学的阶段,要实现完全的心理咨询本土化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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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联系的,所以中国文化理所当然地带有世俗化就不足为奇了。
关键词:中国文化 儒教 世俗化
文化是一种生活模式、一种思维模式,世俗性和超越性是文化的两个重要属性,是文化的一体两面,它与人类对人生的阐释密切联系在一起。但是文化的超越性要以文化的世俗性为基础,才不至于陷入神秘和抽象的泥沼。人类是一种现实存在,人类文化是在人类的现实存在过程中创造的,离开了人的世俗追求而谈所谓的超越性,就如同离开了衣食住行来谈人的精神需求一样虚妄而无助。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消融了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使之合中有离,离中有合,因此世俗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所谓世俗性,就是指为世俗社会服务。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文人没有彻底的追求超验本体的欲望和冲动。儒家热衷于日常政治伦理,庄禅崇尚山水自然,相对于西方国家对宇宙论、认识论及诸如上帝、天国、神之类的问题给予太多重视,甚至视而不见或者“子不语”保持缄默。所以建立在儒学基础上的中国文学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限制与政治相联系。
鲁迅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之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由于中国缺乏一定的宗教背景,所以一些终极性的追求就只能通过世俗的方式解决。折射出中国神话的世俗朴素的特质。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都体现出对民生状况的关注,将深化理性化、文化化,是指缺乏神话中该有的超自然的想象和幻想。
儒家思想强调乐于入世,且儒家之道建立在此岸世界的基础之上,是在炽热的社会政治伦理实践中表现出的清醒务实的世俗的理性主义。儒家思想的哲学观和人生观都是世俗的,其终极追求也是为世俗社会而服务的,因此缺乏思辨性,缺乏超越现实的想象力,缺乏形而上的思维、情感和精神追求品格,缺乏对人的生存的信仰,缺乏对宇宙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的终极追求就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性格特征。中国人的哲学里有完整健全的现实主义,纯然的动物意识和一种明理的精神,因而压倒了理性本身,而使呆板的哲学体系无从产生。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就被确定下来了,即人文的、伦理的和实践理性的文化精神。儒家强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说明诗歌对社会而言是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教化工具而存在的,对个人而言,诗歌是为了修身养性、增长知识和锻炼才干而存在的,即可以“事父”“事君”。《论语·阳货》
孟子说“食色性也”,中国人认为食是现实人生的第一大快乐,是应该得到重视的。而且中国人祭神祭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祈福,试看《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天保》中关于所祈之福的表述:“神之淑矣,贻之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祥黎百姓,遍为尔德。”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不想上天堂,只希望能快乐地生活。马尔库塞认为:“中国的审美文化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即使是宗教也被世俗化了。这种世俗化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上帝、神灵人格化与把人的祖先神灵化合二为一,即祭祖犹如祭神,形成了一整套礼仪规范,儒家文化便是特例;二是与世俗化享乐主义与先世思想相结合,如道教文化”。【1】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传统中国社会恰好是一个没有受任何宗教体系控制的社会,而且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世俗性质。”【2】孔子曰:“未能事己,焉能事鬼?”从本质上讲,这体现了现世感的执着,是清醒的理性精神,这给中华文化有深远的影响。【3】
自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东渐尤其在魏晋由印度入渐的佛教般若之学日渐流播,历史与时代本来提供了一个机会,催化中华本土为变化及其美学的思维从世间、此岸向出世间、彼岸迈越。然而,中华本土文化是如此‘坚定’与‘坚强’,终于用‘以无为本’来消解印度般若性空之学“以空为空”的思想,让思维框架依然基本建构在世间与此岸。【4】
中国的艺术境界,界于神与真之间,超脱于功利权益,对宇宙人生取“赏玩”的态度,重在表现心灵情意故也算是境界。“先秦时代以其明显的对鬼神的淡漠、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对现实和此生的思考、对人的能力的肯定,体现出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5】这种淡漠使得中国本土的所谓宗教具有很强的世俗性。西方宗教文化,注重彼岸世界,认为此岸的生活是彼岸的准备,人在现世生活中必须恪守原则,在教规的约束下过非常严谨的生活死后才能升入天国。将现世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考虑对来世的意义。因此,来世也就成了现世生活的唯一有意义的根据。其实人类对现世生活是迷狂的,就如同精神不能割断的物质一样,人的生活是不能割断与世俗的物质联系的。只有在某种社会力量阻碍或压倒人对美好现实的向往时,在无可奈何之中,可转化为宗教或类宗教的追求,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太平教、玄学和佛教。
中国文化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所以这样的文化背景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美术等领域。儒家思想是倡导“入世”的,所以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也并不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在儒家伦理道德、宗法观念的要求下用来教化百姓的工具,他们努力描写与社会、人生休戚与共的问题,是自己的作品有补于世道,有益于人心,体现极富社会意义的现实色彩,重视群体、共性的道德、情感,淡化个人意志,这也是受儒家美学“以理节情”思想的影响。形成于中国特定历史上中国文化的世俗性是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必然因素的,所以说承认中国文化的世俗化是继续发展中国文化的前提。
参考文献:
[1]朱立元主编: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59页
[2]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227-228
[3]吾功正:中国文学美学(上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09月第1版.第282-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