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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传统。其创始人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以民为本,通过孔子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学说加上后人的不断补充和发展,逐渐形成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也成为推动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文化动因,企业管理的实践充分证明,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因此,儒家文化精髓已日益显示出可对现代经济、管理和人类文明产生积极的影响。一、仁者爱人与人力资源管理
传统的企业管理,往往以“物”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而现代企业管理要求将人德因素作为管理的中心。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实际,知识的背后是人才的竞争和培养。儒家经典《中庸》中认为上天给予人的本性应该得到顺从,而顺从人性的品格进行统治,才是正道。而秀明正道,辅助教化的法则,则是所谓的教化。(“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教化的实行,是顺应人性进行管理,企业留住人才的根本。现在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要通过培育在企业中的有用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达到培养企业团队精神的目的。这就要求管理者关心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人才,通过针对不同人才的不同特点,将主体的个人意愿与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将最适合的人才放置在最恰当的位置上,通过企业的凝聚精神充分发挥个人的价值与长处,从而培养他们的道德感和职业满足感,从而达到企业长足发展和永葆旺盛生命力的目的,努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留住人才,为企业服务。二、仁政思想与整体战略管理战略
企业的战略谋划是企业管理的灵魂,战略管理关系决着企业发展的方向。儒学文化的命题核心, 就是“仁”,实施仁政是孔子对周代天子治理天下国家的总结,也是对他周游列国时期望春秋时期诸侯君主治理封土的一致理想。以管理学角度来看,仁者爱人实际上就是通过从对人才的爱惜角度为基点,充分肯定和顺乎企业员工的人性,从微观的角度上说,就是在企业内部以遵守秩序礼法为原则,明确奖惩制度为方法,以实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而从宏观上看战略管理,正确实行“仁政“思想决定着企业的战略发展能否顺应先进生产力持续发展总趋势,企业保持长久的旺盛生命力,准确地准确地把握未来市场的发展方向和潮流,使企业赢得持续的竞争力。所以,在企业的整体战略管理角度上看,领导者要充分考虑大多数人的感受和利益,要以整体发展的利益来选择人才。企业管理者应该事先从重视生产管理向重视新产品、新技术研发的战略转变,即原本庞大的企业机构应该通过裁汰冗员的方式实现对产品和营销的转换,同时企业领导者应该以“仁政”的目光,着眼长远紧随时代脉搏、社会主流意识、国家宏观调控和对某些行为的鼓励与限制的解读。近年来随着贸易壁垒的不断减少,国外企业对行业的竞争压力与威胁不断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依靠对政策的精确解读与诠释,从而根据不断创新的市场现实和风云变幻国际政治,合理地确立企业的发展,精确把握企业的市场定位。三、利义关系与价值理念管理
对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遇到义与利的抉择时如何调整心态,面对公私利益之争时如何应该发挥怎样的价值理念,在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面前应该如何抉择?孔子并不否定物质利益,相反,孔子认为获取物质实利必须要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的利义关系,基本上市重视仁义而轻于利益,重视精神价值而轻视物质实利。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要有更高的道德境界和重视人格尊严的培养和面对金钱上的气节。企业管理不能再局限于管理企业自身,而是集技术开发、生产管理、资产运用、市场开拓一体化的过程,将开发环节中把市场需求的产业和产品作为企业开发和创新的主攻方向。同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当下社会,企业的发展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良好的企业责任能为企业赢得更多的社会声誉。良好的社会声誉能够为企业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度和消费者满意度,改善和减少管理风险。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经营理念上不仅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而是应该重视产品和服务质量,做好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对社会认可度的长期资本投资,从而达到超前发展,实现多元化的理念管理更新的目的。
关键词: 传统文化教育 历史课堂教学 民族精神
一、背景介绍
本节课讲述的内容是“中华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有关法律的内容。在课前准备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民族精神教育能否与教学内容不相冲突、不喧宾夺主。怎么才能体现民族精神呢?
中华法系的“以礼入法、礼刑结合”的特点是中国古代社会注重“礼”的传统在法律中的表现,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后,这一特色更是鲜明地体现在历代历朝的法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以上特征,这节课的重点设计为中华法系的特点。怎样才能够实现在讲述中华法系的特点时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呢?同时也能够通过对中华法系的学习,产生为中华博大、优秀的传统文明而自豪的情感,坚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弘扬民族文化而努力的信念。
另外,学生在初中的语文和历史学科的学习中已经接触到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也学习过有关儒家的名言名句和建立情况。因而对于儒家是不陌生的,但是对于中华法系却是全然不知道的。要让学生对中华法系的特点有全面的了解,就要充分运用学生对儒家思想的知识储备,让学生用所学过的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
二、教学过程
为了实现课前制定的目标,我首先引用《唐律疏议》中“十恶”“八议”的内容,希望通过对条文的解读,了解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进而归纳这些规范,最终引出“礼”的概念。学生很快就能回答出“忠君、孝道”,也知道这些内容就是“礼”的体现。同时设计了三个案例,第一个讲述的是父亲包庇杀人的儿子,第二个讲述的是为父亲报仇的女子,第三个讲述的是居丧嫁娶的故事。这三个案例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华法系的特征,希望学生在对案例的讨论和思考中理解“礼”的思想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三个案例确实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提出:“甲爱子心切,不应该有罪”“乙杀了人因该充军”“判决有罪就太没有人情味了”“父母去世时结婚就是对父母的不孝”等观点,还积极地扮演法官的角色。当听到为父报仇的女子得到丰厚的奖赏的时候,全班同学一片惊叹。但是听了我的解释后又不禁点头称是。
接着在分析案例的基础上,我再一次询问大家“以德服人”“《春秋》决狱”体现了中国古代哪一个学术流派的思想?“儒家思想。”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那么快就能回答出,这说明学生对于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已经十分熟悉了。
讲述“西汉中期儒法结合”时,我提出第一个问题:“儒家思想是由谁建立的?”学生大声答道:“孔子,还有孟子。”“对!”我心中暗暗赞许,“孟子也是儒家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儒家有哪些优秀的传统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非常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看得出同学们回忆了自己曾经学过的和看过的课文,但是遗憾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却没有提及。然后提出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多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你们知道哪些?”学生没有回答。于是我按照事先准备的内容介绍了“三纲”,似乎没有能够引起共鸣,一片摇头,还是一片摇头。
三、自我反思
很快一节课就过去了,对于整节课的过程和在课堂中学生的表现值得反思。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这是一节以讲述法系形成过程、特点和影响为内容的历史课,不是以宣扬民族传统精神为主的思想品德课程。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与传播就必须与课文的内容相结合,为课文的内容服务,不能为渗透而渗透。这就要求教师对一节课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找出两者相结合的最恰当的地方。《法系》这节课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华法系虽然是法律内容,但是中华法系本身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映。无论是其内容还是特点,都是建立在儒法思想的基础上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千年,法律中也处处体现。所以让学生感受中华法系的内容,了解中华法系的特点,可以说就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宣扬。因此在课文设计中将这部分内容作为重点,尽可能详细地分析与解释,让学生听懂了内容也就是传播了传统文化与精神。另外,全部内容尽可能地使用历史资料,不仅“十恶、八议”取自于《唐律疏议》的原文,而且使用的三个案例全部来自于史籍,三个案例既有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又有当时的审理判决的情况。在向学生展示时,可把三个案例全部用现代语言扩展,让学生了解案情。但是案件的判决要使用原文,从而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到中华法系鲜明的特点,同时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剖析。对案例的思考也是让学生在作出判断的同时对法律的一次体验,让学生认识到是非善恶的重要性。
随着世界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强,中国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产业体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我国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南北差异较大,白雪皑皑的北国风光,四季如春的南国风景,旅游明文胜地更是不胜枚举。中国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中许多资源以历史久远、文化古老、底蕴深厚而著称。中国拥有数不尽的特有旅游资源。从地理人文角度上来看,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沉淀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如“孔孟之乡”山东曲阜,“诚义燕赵”河北等,这些文化资源都为我国旅游业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
2.1在旅游管理中加强运用儒家思想的管理方式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由孔子创立,以爱人、仁爱为主要的核心思想。在对旅游管理中同样可以应用儒家学术的理念,首先“仁爱”理念,仁爱的管理方式首先要做到的是对自然界存在一种博爱的胸襟和情怀,仁意味着达至对自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照与觉知,由此而能“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这种“成于中,形于外”的“博爱”情怀恰如日光一般永久的普照大地、泽被万物。要达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供求发展,在对旅游企业的发展中秉承着儒家思想的“以人为本”注重人对自然的共同生存。
2.2在旅游管理中加强运用道家思想的管理方式
道家是中国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其思想核心为“自然无为”既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无为指的是不轻举妄动,这种观点正适用于现代旅游管理之中,在管理中管理者首先要运用这一理念组织人员学习,小到不任意破坏旅游环境的风貌,大到对风俗习惯的敬畏和保护,老子核心思想中的“清静”就是体现这一说法,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心神宁静,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正是表达这一特点。
3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管理相融合策略研究
3.1在旅游地区融入传统文化进行合理规划
在旅游地区进行合理规划,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第一步。我国国土广阔,无论是从文化还是环境方面,南北差异都较大,所以就要根据我国旅游资源因地制宜,在发展旅游中对传统文化思想进行传播,突出文化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当地政府应该加强管理,合理安排规划,为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主导的积极作用。
3.2在旅游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做好在旅游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工作,是旅游管理在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中更好的为旅游业服务的基本目的和产物,旅游管理中要对导游进行相关内容的培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习,以便在服务中做到文化和风景完美融合,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对游客价值理念的引导,当面的民情风俗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展现,旅游管理中要重视对当地风俗的解读,这样也能使游客愿意了解传统文化,同时也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游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最大程度的促进了文化与自然完美融合。
3.3对旅游形式合理发展,利用文化资源丰富其内涵
在原有旅游形式的基础之上,加强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开展多样性的旅游方案,例如游孔子故乡山东曲阜,让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感受儒家文化,从中受到感染,使心灵得到净化。或者重走路,也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洗礼,这些都可以在旅游中渗透着文化,在旅游中丰富内涵。中国的文化思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思想之一,要善于利用先进的文化对旅游业进行更深层次的发展、创新。利用不同的文化形式合理开展旅游文化活动,是当前旅游管理中新的发展模式和方向,也是全民参与互动的有效途径。
4.结束语
关键词:《论语》;视域融合;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21-02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可以说《论语》就是中国的圣经。16世纪末以来,《论语》开始被译为西方语言。《论语》的英译始于西方传教士,之后也有西方汉学家、中国学者参与《论语》英译。从《论语》第一个译本出现至今,已确认《论语》原创译本共有57个。本文主要选择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译本、庞德译本、辜鸿铭译本和安乐哲译本对核心词“仁”和“天”的不同英译进行比较。
一、“视域融合”的提出及基本观点
在传统翻译观中,翻译活动只有“文本”一个中心,译者的职责是将原文本意义用目的语准确表达出来。时至今日,“忠实标准”仍然有强大生命力。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文本是开放的,对其意义的阐发是一个永无止尽的动态过程。“翻译不可能有定本”,因此翻译活动也就由“文本为中心”转变成“译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对话”。在译者与原文本的对话中,译者不再隐身,而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者。翻译学者开始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为理论支撑研究翻译过程,提出了翻译过程中的“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由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的阐释学三大原则之一。依照阐释学观点,译者处于特殊历史背景下,对任何文本的理解和翻译都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这就是译者的视域。译者的视域是在目的语文本最终形成之前译者在特殊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和时代背景下所具有的一切知识、观点、认识和态度的总和,它不仅包括译者在阅读原文本之前所拥有的全部“前见”,而且还包括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采取各种途径(如查阅文献资料或者向他人咨询)所获取的全部信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努力做到两次视域融合:与原文本的视域融合和与译文读者的视域融合。在与原文本的视域融合过程中,译者要考虑原作者身份和原作创作年代、目的、文字和句式结构特点,原作所处的历史背景、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与译文读者的视域融合,则要考虑到其语言水平和需要,选择恰当翻译策略和方法,从而创作出优秀的译作。译者作为视域融合直接参与者和实现者,要经历不同视域的冲突、排斥、达成一致最终融合的过程,最后产生新的视域。所以译者要想办法优化自己的视域,这样才能更好的与原文本和读者进行视域融合。
二、《论语》核心词的英译
《论语》核心词包括“仁”、“君子”、“礼”、“道”、“天”、“德”等,这些核心词在原文不同字句中有着相通但并不相同的意义,即使用现代汉语词汇通译都非常困难,更不说用同一个英语词汇来翻译。本文选取其中“仁”和“天”的英译进行讨论。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寓意极其丰富,在《论语》中一共出现了109次。“仁”包括了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礼、悌等内容。在英文中找不到一个与之完全对应的单词,所以英g十分困难。理雅各根据“仁”在《论语》中出现的位置不同、语境含义不同,分别把“仁”翻译成了不同的英语单词,如“virtue, true virtue, the good, benevolent actions, perfect virtues, the excellence等。总体来讲,理雅各还是把“仁”译为“virtue”。这样将“仁”译为“virtue”,使得“仁”和“德”的区别在英译本中变得不那么明显,可能会使读者产生困惑,并且也没有忠实地反映出“仁”是要靠后天努力形成的儒家思想。庞德在翻译《论语》核心词时使用的是他独创的“意象析字法”,即通过分析汉字构造,找出所指向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发掘汉字的“真实”意义。故庞德把“仁”理解为“Humanitas, humanity,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ld, real people, the real man, manhood, the man and his full contents等,这样的英译更多的是西方人道主义解读。事实上,儒家思想中的“仁”远远比西方人道主义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更加深刻,庞德的译法没有展现“仁”的丰富含义。辜鸿铭则把“仁”统一翻译为“moral life”和“moral character”,这样就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提高了中国文化影响力,较统一的翻译又让译本读者容易理解,接触原汁原味中国文化,达到了“中西和谐”。安乐哲把“仁”翻译为“authoritative person”,他认为“仁”是人在社会给予他的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是通过礼仪活动体现在他身上的文化传统价值和习俗,强调“仁”的过程性。
在《论语》中,“天”的含义也十分宽泛,共出现了26次,包括了“自然的天”、“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其中“自然之天”含义较为简单,即浩瀚宇宙;“主宰之天”有独立人格和意志,主宰天地万物之命运,宗教色彩较强烈;“义理之天”即道德之天,其宗教色彩相对较弱,更多是一种道义与纲常。理雅各将“天”翻译为“Heaven”,为了与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所区别,他以Heaven”首字母大写来表示中国的神。但是当西方读者读到“Heaven”时,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定是超越现世的造物主形象,以及罪孽、灵魂和来世这些基督教概念,很难体会到中国文化中的“天”。辜鸿铭采取“归化”翻译策略直接将“天”翻译为“God”,让人联想到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着深深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印记,但是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安乐哲将“天”创造性地翻译为“T’ien”,并用汉字和注释加以解释。这种译法给读者一种陌生感,属异化翻译策略,目的在于构建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挑战西方文化霸权,传播中华文化。
三、“仁”“天”英译中的视域融合
理雅各《论语》英译本是第一本英语全译本,1861年首版于香港,问世100多年来,一直被奉为经典译本。理雅各是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目的就是为基督教传教服务,帮助传教士了解中国文化,找到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化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敌意,达到“调和耶儒、以耶补儒”的传教目的,这是理雅各的视域。理雅各在翻译《论语》时查阅了众多注疏,参考数个前人译作,努力忠实传达原作内容,达到与原文的视域融合。但由于受传教士的身份和翻译目的影响,使其“仁”和“天”的翻译中带有较大局限性。同时,理雅各更多考虑的是译本读者视域,更多地采用他们较为熟悉的英语语言。庞德作为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庞德所经历的时代,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庞德渴望从中国儒家文化中找到救赎西方世界的良药,儒家的智慧正是西方社会所需要的。此外,庞德是诗人,在翻译《论语》时更加重视翻译的创造性,常常直接把自己的理解和领悟加入翻译之中,在他的《论语》英译本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于意象派诗歌的意象和行文风格,这是他与原文本独特的视域融合。庞德的“意象析字法”使得他翻译的《论语》充满了文学和文化的想象,给予中国文化诗意的诠释,为孔子思想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让读者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体会,是与读者视域独特的融合。辜鸿铭所处年代,西方文化占中心地位,中国文化处劣势地位,他翻译《论语》主要目的是反击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为中国文化争得一席之地,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和儒家文化。他批判理雅各的译本,“所展现的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质,对西方人来说显得力气怪异。他要“使英国人改变他们头脑中以往形成的对中国人的先入之见,并由此改变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民族的态度”,这是他的视域。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总结前人翻译得失,首创“以西释中”翻译策略,借用大量英语读者熟悉的文学和文化内容,用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歌德、爱默生、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等的话语来对原文进行解释,这是他与原文文本的视域融合。辜鸿铭的归化翻译策略使得他的译本接受度很高,流传度很广,可以说辜鸿铭在与读者视域融合方面做的非常成功。安乐哲是著名中国学学者,当代西方汉学界和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所处时代以及跨中西文化的教育和生活背景赋予他跨文化视野和“去中心主义”文化观。安乐哲英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想要融汇中西文化,改变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错误观念,构建中国哲学体系,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哲学,这是安乐哲的视域。安乐哲为了传播中国文化,十分重视译本注释,旁征博引,直接引用了《庄子》、《孟子》、《荀子》、《礼记》、《左氏春秋》、《诗经》、《说文》等经典,最长的注释长达大半页,这是他努力与原文本域融合的证据。同时译者不断提醒读者中西文化和哲学的差异,帮助西方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独特意义,努力与读者视域进行融合。其《论语》英译本更加凸显了儒家思想的社会性和修养的过程性。安乐哲创造性地将“天”译为“T’ien”正是体现了经典的意义不是封闭的,而是等待着不同读者来解读和诠释,体现了译者对读者视域的重视。
综上所述,不同译者因为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不同,有着不同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因此不同译者有着不同的译者视域。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考虑原文本视域,又要考虑译文读者的视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翻译的目的,产生合格的译本。《论语》核心词“仁”和“天”在不同英译本中的不同译法,正是译者视域与原文本和读者视域两度融合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不可能有定本[J].博览群书,1996,(8):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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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志刚.论语通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亲亲相隐”;中西伦理传统;差异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子为父隐,“容隐”问题在现代展现出千年文化的张力,引发了法律、政治、伦理等等方面的种种解读。但归根结底,我们不能忽略的其背后的伦理基础,或者说中国人依已形成文化心理。正如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是其文明的源头,一个民族伦理基础与传统的形成,也是其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原则。
一、“亲亲相隐”与儒家伦理传统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子关系是“家”的核心,也是当时“政治”核心。儒家伦理传统便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以“人”与“家”为基础单位,并往外推去。
(一)“人”与“家”
“人”: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不同于西方概念的人。中国古代的人,是“无个体独立我”的,你无法选择出生的家庭,无法选择你的父亲。当你落地,你便是有身份的一个人,一个宗族中的血脉,你会是一个父亲的孩子,将来会是一名臣子,一个女子的丈夫,然后你成为一名父亲。“人”是以家庭中的成员角色来确定自己的价值与存在的。
“家”: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基础。你在这里出生,安身立命,接受教育,培育德行,人一生所有的一切都与“家”脱不开关系。“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在孔子的年代左右,“家”与国是同一的氏族、部落(到郡县时代,家与国大异),家聚集才成为国。
《礼记》说“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所谓理想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实现,便是从身到家再到国和天下层层递进,层层推出。以“人”“家”为基础的“政”的实现,便是道德的实现,伦理秩序的维护。
由此亲亲相隐维护的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身份的确立与秩序的稳固。
(二)“礼”与“仁”
在“亲亲相隐”众多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在怀疑的“亲亲相隐”的合理性,很多人在思考为什么在“家”中我们一定要“父子相隐”。但不能否认的是“家”这一观念上千年来依然存在于人们理念之中。无论政治制度或是社会形式如何变化,落叶归根已经变成了基本所有中国人的内在世界观的一部分。从“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到“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这都与以儒家“仁”为根基所形成的伦理基础有关。
“礼”
“礼”是儒家思想的目的。孔子一直信奉周礼,坚持维护“礼”。
所谓“周礼”,其特征是将以祭祀(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成为一整套习惯统治法规(“仪制”)。以血缘父家长制为基础(亲亲)的等级制度是这套法规的骨脊,分封、世袭、井田、宗法等政治经济体质则是它的延伸扩展。①
“仁”
孔子为了释“礼”维护“礼”而提出了“仁”。“仁”也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
在“仁”的种种解释中,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表达,史怀哲在遗作《中国思想史》中说“非常有趣的是‘仁’这个汉字在中文中是表达着人性的意义的。它的写法是由一个人字旁加一个数字二组成,由此表达出了人必须因其与他人在一起的这种归属感来定义其行为的基本原则。”②正如上文表述的“人”与“家”,人因其家庭角色及社会角色才有其存在感以及归属感,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这种与他人联系的归属感也成为他的行动基本原则。
“仁”的基础是“孝悌”这种家庭的血缘纽带。“孝悌”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造起来。这是从远古到殷周的宗法统治体系(亦即“周礼”)的核心,这也就是当时的政治(“是亦为政”),亦即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③这也是儒家伦理道德得以建立的根基。
“礼”与“仁”
孔子为释“礼”,而提出“仁”,却在发展中使得“礼”与“仪制”,内化成仁,仁成为了礼的本质。
史怀哲在《中国思想史》说“与这种高度发展的以完善的风俗的形式出现的伦理相适应的是,社会真正的秩序的实现并不在于期待每个人要服从伦理的权威,而是每个人通过思考以后的自然归属”⑤儒家将“礼”“仁”融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融入了血缘这种不可斩断的纽带之中,它将那些繁复僵硬的规定与抽象定义,提升为生活的自觉,人情之常。例如古代在外做官,若遇丧,必须马上归家服丧三年,这是政治维护人之根本――血缘,也是反过来维护政治自身。宰我曾质疑过,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儒家思想,从一开始提出就与西方侧重不同,对于儒家来说“实用理性”是更为重要的,不重视纯思维的思辨,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妥善的处理它。而西方先哲重思辨,他们讨论世界宇宙有哪些元素构成,中国思考的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上述两种倾向的融合,便是儒家伦理道德,或者说文化心理的独特之处,也是其能包容其他“百家思想”和外来宗教的传入并且历经千年依然焕发活力的原因。哲学思想或是伦理道德,想让让广大普通民众接受并流传下去,其中的两种方式,其一就是提升到宗教的高度,例如西方统一神,重写圣经,提出原罪并且要禁欲。而另一种就是孔子,除了抽象的理性的定义之外,我会告诉你在现实中这一个问题,你应该怎么去做,如何做的更好。说的多,做的多了,习惯成自然,“礼”渐渐已经融入了人的生活,成为人情之常。而且仁的基础是血亲关系,也就是家,父亲若如此做,儿子自然如此,一代又一代,如此循环。于是这所有便在生活、经验、习惯之间自发地传承下去。
所以“亲亲相隐”其中子为父隐瞒,若我们不从现代的角度考虑腐败或者其他,便可理解为什么之后虽然“国”的地位已超过“家”,但是历代的法律中仍有这样一条法律一直存在,而在人们心中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西方的“容隐”问题?
在“亲亲相隐”讨论中,很多人都将中西法进行了比较,在此本文会从中西伦理基础方面尝试着探讨几个问题。
(一)《游叙弗伦》中的“容隐”问题
在各种讨论中,有关西方,最多出现的例证就是柏拉图的对话《游叙弗伦》。但《游叙弗伦》其中所谓苏格拉底对于游叙弗伦的非难,是很值得探讨的。阅读全文,苏格拉底自己并没有明确表示出他反对游叙弗伦去告发他的父亲,相反,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传统礼法受到了民主革命的冲击,游叙弗伦对于“父权”的挑战就是一个例子,但苏格拉底自身与传统礼法之间也是很紧张的关系。而且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学者将这篇对话一直视为《申辩》的内在根据,“柏拉图的《游叙弗伦》完成了《苏格拉底的申辩》最为迫切却未能实现的目标。为苏格拉底的不敬神――对于雅典正统神学的拒绝――作了一次充分的辩护。”⑤其重点是探讨虔诚观的基础问题。所以笔者认为以此为中西先哲“亲亲相隐”观念契合的最早例证还有有其不妥之处。
(二)黑格尔与《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的悲剧发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俄狄浦斯之后取得了王位,俄狄浦斯的一个儿子为保护城邦而献身,而另一个儿子波吕尼刻斯却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底比斯而战死。战后,克瑞翁将波吕尼刻斯暴尸田野。克瑞翁下令,谁埋葬波吕尼刻斯就处以死刑,波吕尼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毅然以遵循“天条”为由埋葬了她哥哥,于是她被克瑞翁下令处死。而克瑞翁也遭致妻离子散的命运。
《安提戈涅》被黑格尔视为最高的悲剧。从伦理方面黑格尔对《安提戈涅》从另一角度进行了解读。
黑格尔认为,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与忒拜国王克瑞翁分别代表一种实体性伦理力量。安提戈涅代表家庭伦理, 克瑞翁代表国家伦理。在这场悲剧之中,国家的公共法律与家庭职责相对。
黑格尔把支配家庭伦理的规律称作“神的规律”,而把支配国家伦理的规律称作“人的规律”。这主要是就死亡这一事件而言。
在黑格尔看来, 一个人活着时, 他更多作为公民而属于城邦,受“人的规律”支配,但是作为死人,已经摆脱了偶然生活的喧嚣扰攘而上升于简单的普遍性的宁静,属于家庭,受“神的规律”支配。此处支配家庭伦理的神主要是阴间的神,与死亡有紧密联系。通过对死者的埋葬,死亡不再仅是一桩非理性的自然事件, 它回归到理性、精神的领域。⑥
在上述叙述中,可以说中西伦理都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有着关联,在死亡面前安提戈涅的“家庭伦理”意识与中国的“亲亲相隐”不能不说有着一丝异曲同工之妙。但也可清楚地看出,其基础的不同。
首先黑格尔强调了生时更多作为公民,受“人的规律”支配,而死之后才属于家庭。这是西方市民伦理传统。人是独立的个体,“我”是分“我”与“非我”的,我与非我要了解需要求知,我与非我的联系便要通过契约。
其次,家庭伦理是“神的规律”,这是西方的宗教性伦理传统。永恒的正义要在认罪中实现。“个我”之外有个超越的神的存在,这与儒家有着根本不同。
西方伦理研究主题包含在亚里士多德所说“对人而言何为终极善的或可欲求的”,在苏格拉底那里认为,正义和其它所有的德性,都包括在智慧或关于善德知识之中。对于古希腊哲学来说,在一个建立在苏格拉底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有着良好秩序的社会中,人人得以尽其用,对每个人而言,其生活的实质就在于做他擅长做的那件事。⑦
“人―人”“家―家”这种中西伦理传统的不同,笔者在这里并不探讨原因,其形成原因有着历时和共时的复杂性。但人之为人,人在群体之中,伦理便不可缺,伦理便是融入血液的,正因为中西这种传统的不同,所以也影响了中西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等等各种方面的差异性。随着全球化趋势,学术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中西理论的融合和种种问题的比对,特别是用西方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文学或是思想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忽视的是中西最传统的东西的不同,这种“根”上的不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注释:
①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三联书店 第4页。
②【德】阿尔伯特・史怀哲 《中国思想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54页。
③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三联书店 第12页。
④【德】阿尔伯特・史怀哲 《中国思想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99页。
⑤【古希腊】柏拉图 顾丽玲编译 《游叙弗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8页。
⑥张振华 《试论黑格尔解释》《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8月第18卷第4期 第4页。
⑦【英】亨利・西季威克 《伦理学史纲》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12页。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10。
[2]【德】阿尔伯特・史怀哲:《中国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顾丽玲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