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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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古典史学；修昔底德；人文主义

黑格尔从观察历史方法的角度将历史大概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他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代表的以他们自身所熟知的各种行动、和情况改变为一种观念的作品加以批判，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被认为是西方古典史学的开创。然而黑格尔认为他们在描述短促时期、人物和个别的形态以馈后人之时，是通过表达本体愿望和精神的那种简单杰作[2]。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受到其所属社会环境和自身心理现状等因素的影响，在对所发生的史实记载和阐述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记述方式、感情倾向同样体现时代特点。

古希腊史学家对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进行了思考，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论述人是世间最重要的力量。伯利克里在雅典公葬仪式上对希腊民主政治和宪法、法律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公正以及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论及，即在城邦时期的人本主义倾向不显自明，并且这种高度发展使整个知识界开始全面的转向人本主义。作为与古典史学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这里的人所指向人所具有的感知能力和判断力，外部存在以人为衡量。古希腊罗马承认神的作用，希罗多德与希腊人对神明的启示深信不疑，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这种作用的功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即使所需要表现神的旨意也只是作为支持和赞助人类意志的一种意志。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大量对神谕、朕兆等神明启示进行记载。郭海良先生通过对有关于神谕的次数、含义和意义这一独特视角解读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古典史学中的人文主义，可以反映希腊社会所处的社会环境，即开始突出、认识作为人的意义和作用。

作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人，具有后天所衍生的悲天悯人情怀，希腊人的勇敢、爱国热情、自我牺牲的精神不断通过历史事件展现出来。修昔底德曾提及“那些出于人性之本能去统治别人，比考虑自己的权利而更多地去关注正义的人，更值得称赞”。雅典使者以人性法则为雅典辩护，涉及人性与正义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强者应当统治弱者，这是一条符合人性的法则，达尔文式的社会进化论在这里不言自明，一方面表现为希腊人的以国家权益至上的诉求，阐述了个人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目的履行与城邦国家的关系。修昔底德指出：“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只是迎合群众一时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耶格尔认为，这种人性说来源于古希腊人性观念的形成这一“伟大的发现”。

修昔底德叙述历史，着力于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解释历史事件之所以然。他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叙述了雅典支持科西拉与斯巴达的盟友科林斯争夺对爱彼丹努斯的控制权、加强对波提狄亚的控制与科林斯发生冲突以及雅典侵害其他斯巴达盟邦等史实。希腊人一般认为，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不可避免。修昔底德以为，这些事件只是战争的表面原因，斯巴达最终决定对雅典宣战，其原因不是为了帮助盟友，而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他将诸多城邦的矛盾归结为雅典与斯巴达的矛盾，而此两者的矛盾表现的则是人性中的权力欲望和被沦为弱者的恐惧，实际上其他国家卷入冲突的原因，也可以从人性中寻求解释。

色诺芬在其论著中采用演说辞的方法，试图通过历史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来显示其性格。在《远征记》中赞美希腊人的勇敢，尤以对希腊雇佣军种种表现加以记载，并以此说明希腊人的爱好自由的传统[3]。西方古典史学所表现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作用，把人作为中心地位记录在史料中，从记述神事到人事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时代及以后有着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古典主义文学范文第2篇

8月31日，孔雀城“爱心助学”书包文具捐赠仪式在北京八中固安分校阶梯教室举行，来自小学部、初中部的同学们整齐地排着队，快乐地接受了孔雀城送出的爱心礼物。这些漂亮的书包和文具礼包，将陪伴孩子们开始新学年的生活，鼓励孩子们独立自强、努力学习，成为有文化、有礼貌、有爱心、有责任的好学生。据了解，在北京八中固安分校入学的新生中，有80%是孔雀城业主的子女。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住在孔雀城，源于这里提供属于自然的人文生活：生活于此，阳光铺满草坪，午后伴随着花香，享受英伦花园般的生活。

下午盛大的开学典礼在校园隆重举行。升国旗奏国歌，以及北京八中传统的敲响“第一次铃声”仪式，意在传承光荣、接力优秀，让开学典礼更加庄重和富有凝聚力。北京八中老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龚正行先生，深刻解读了“北京八中第一次铃声”的起源和意义，并寄语入学新生，让在场的同学和家长更清楚地了解这所名校的历史和文化。小学部的同学们表演了象征传统文化的《弟子规》和武术操，初中同学表演了热情活力的“啦啦操”，老师们合唱了一首温婉动听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在典礼的最后一个环节，伴随着老师和家长们的祝福和期望，孩子们与到场嘉宾共同放飞了代表和平的白鸽，为开学典礼留下了最纯洁和美丽的记忆。

北京八中落户固安，是名校走进环北京的重要事件。北京八中作为北京市和西城区的重点学校，中高考的成绩一直名列北京市前茅。从1921年开始，学校先后培养了很多享誉国内外的名家、大师。同时，北京八中也是全国素质教育的先行者。

今天，呈现给社会的北京八中固安分校，拥有着英式剑桥学风的环境，带给孩子们无限多的学习乐趣和生活憧憬。走进校园，鸟语花香、绿树林荫，砖红色的教学楼、图书馆，既时尚又有历史感，映衬着浓厚的书香气息。在这里，学习是一场愉悦的文化旅行，孩子们每天都在干净优雅的教室里书声琅琅；业余时间，有篮球场、足球场、体艺楼可以舒展身心，尽情释放孩子们的童真天性。在充分享受到北京八中先进的教学管理模式之余，孩子们还能在素质品德方面得到更高一筹的培养。

2014年是孔雀城的品牌文化年，孔雀城在努力构建有思想、有文化、有态度的人文社区的同时，又提出“每个孔雀城都有好学校”的品牌目标。在打造拥有40%以上的绿化面积社区周围，让更好的学校、更完善的生活文化配套进驻，让业主生活在孔雀城的每一天都幸福满满。孔雀城还会举办更多的奉献爱心的品牌活动，让幸福与爱的种子传播得更广。

古典主义文学范文第3篇

摘要：欧洲有两千多年之久的音乐历史，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的不断发展与更替，各个音乐艺术时期都有着不一样的特点与风貌。全文从社会的大背景为出发点，探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个欧洲音乐历史上的大时期音乐风格发展的内在因素。并以这一过渡时期的代表作曲家为例，分析作品风格及特点的变化。从而得出音乐的学习不能单纯练习技巧，应该在整个历史框架中去解读音乐风格、把握音乐的整体性的结论。

前言

十八世纪的欧洲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变化。封建压迫被，带来了新的社会制度；经济迅猛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飞速进步；思想与文化不断更新，人类对于个性解放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些变化预示着人类在享受物质文明的进步所带来丰裕社会财富的同时，对于精神文明的需要不断地在扩充与前进，这些变化孕育着音乐历史发展的必然。

正文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攻占巴士底狱为标志，人们开始抵御统治欧洲社会几百年之久的宗教封建思想，这样巨大的资本主义革命的浪潮唤醒了欧洲各国对于资本主义改革的认识，使得许多国家开始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统治欧洲社会一千多年的君主封建政治制度。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资产阶级萌芽，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开始排斥封建思想。对于人性的爆发以及追求个性的新思想充斥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封建贵族的政治制度被唯物主义哲学所。因此，对于个人情感抒发的音乐开始替代古典主义时期传统古板的、以正统规整的曲式结构为核心的音乐风格，更为满足人们对于艺术所赋予的新的概念。

1760年，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以机器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工厂手工业，生产方式跳跃式的变更致使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创造出了数以万计的社会财富。机器的大范围运用不但改变了工业、农业、手工业的产业结构，更是打破了封建的政治统治以及宗教的威信。法、德等欧洲大国也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使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欧洲各国的自然科学领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跃发展，为欧洲创造出极大的社会财富。这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推动城市化进程，使人们享有较为丰富的物质资料。逐渐地，物质财富转化为思想的更新，人们在享有物质财富的同时对于精神文明的需求不断扩充。人们从思想上更急切地需要不同的艺术手段来满足不断扩充的欣赏需求。

启蒙运动是一场在文艺复兴基础上的欧洲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对封建政治统治的文化运动。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思想，提倡人性，倡导个性的解放，反对愚昧的宗教神学思想。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大背景的影响下，教会的威信日益衰落，反古典主义的思潮愈发严重，人们开始探索人的价值以及个人情感的重要性。

反古典主义思潮首先反映在建筑、文学、绘画等方面，要求突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强调人的主观情感。例如法国文学家伏尔泰所提倡的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的，不能被剥夺，并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观点对于人们的思想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同时影响了这一过渡时期贝多芬等重要音乐家的创作。

贝多芬是古典与浪漫主义无可争议的桥梁人物，是最伟大的代表作曲家，西方音乐史实际上是以对贝多芬为核心的研究而展开的。他的早期作品沿袭海顿与莫扎特曲式风格的严谨，晚期作品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充满了情感色彩的对比与变化，对他之后几乎每一位作曲家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因此，要了解古典与浪漫过渡这一时期的音乐史，研究贝多芬是尤为重要的。

贝多芬交响曲的曲式结构建立在古典主义奏鸣曲式的结构之上，并对其进行扩充与发展。在题材与形式上，却有着浪漫主义特有的艺术特色。其中，第九交响曲《合唱》在庞大的管弦乐队的伴奏中引入人声，以德国诗人席勒的诗作欢乐颂为词，这一创作手法与古典主义时期无标题音乐形式有着突破似的发展，他将诗作的词用来去理解音乐本身，使情感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与理解。《欢乐颂》的词宣扬着“欢乐”与“自由”，贝多芬的一生不断与命运抗争，无论是耳疾的痛苦或是孤独终老都无法磨灭贝多芬内心与命运抗争的勇气。现实的残酷只能使得贝多芬更期待自由与光明的世界，他期望通过所有这些艰苦的斗争最终换来美好，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贝多芬所宣扬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与思想。这种标题音乐式的创作手法影响了他身后的柏辽兹与李斯特。

舒伯特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曲家之一。他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也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他继承了古典主义音乐的传统，并在其基础上开创了歌曲音乐的先河。他的交响乐作品是完全古典主义的风格，艺术歌曲在古典主义的曲式结构之上进行了发展及扩充，融入了完全浪漫主义的抒情形式，代表作品为《魔王》、《鳟鱼》、《菩提树》、《美丽的磨坊少女》等，共600余首。

舒伯特用最小的歌曲形式抒发着内心深沉的情感，他开发出艺术歌曲最完美、极致的表现力。例如，舒伯特的叙事歌曲《魔王》，是典型的通体歌形式，以德国诗人席勒的同名诗篇为词，要求演唱者用不同的音色及细腻的感情处理去表现父亲、魔王、儿子以及叙事者四个不同的人物。歌曲分为六段，在钢琴伴奏所烘托出的背景色彩中，叙事者用焦急沉痛的音调讲述完了父亲失去儿子的可悲结局。

在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中，音乐与诗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文字与音乐得以填充式地理解，旋律与和声以文学诗歌为基础的理解更能突出情绪的变化，这与古典主义时期的创作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影响了后来门德尔松、舒曼等作曲家的创作。

总述

古典主义文学范文第4篇

一、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贺拉斯

早在古希腊时期，文艺理论就建树卓越。贺拉斯，是生长在罗马文学黄金时期的伟大学者，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新见解，既不失传统，又具有独特的视角。

同为罗马杰出的诗人和评论家，贺拉斯比亚里士多德晚出生了两百年。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思想对贺拉斯文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绝不代表《诗艺》就是《诗学》的简单复制。

贺拉斯主张崇尚古典主义，认为作家应该在主题、语言和风格方面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和“整一性”理论。同时，他还认为作家作品不仅要反映作品的形式美，还要体现作者的真实感受和崇高理想，以丰富文章的思想内涵，增强艺术作品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对于作家本身，他指出作家必秉承端正的态度，较好的作家总是兼有天才之伟大与训练之艰苦。他新提出的“寓教于乐”思想及“合式”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继承传统与时代创新

（一）古典主义原则

古典主义原则是指罗马的文学艺术理应对古希腊的文艺思想进行学习和摹仿。有人就曾指出，“《诗艺》可以当作古典主义的纲领”，由此可见贺拉斯及其《诗艺》在西方文艺史上的突出地位。贺拉斯在信中对皮索父子如此言指：“学习写诗应当日夜把玩希腊的范例。”在这句话中，贺拉斯说的“把玩希腊”的例子，代指反复思考的结果，通过摹仿学习以指导作家自己的写作。

（二）理性主义倾向

柏拉图曾经在《理想国》中阐述自己对于理性主义的认识，他指出最高等级是“理式”；第二等级是现实世界，称为影子；第三等级则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映，他称为影子的影子。所以不言而喻，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理式的世界是最真实的，现实世界摹仿理式世界，艺术世界又摹仿了现实世界，所以作为“摹仿的摹仿”，文艺就更加没有真实性。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则把文艺创作看作是心之理性生产的结果，他在《诗学》中指出，史诗、悲剧和酒神颂都是摹仿，诗人的职责在于积极去描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像史学家那样不断描写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诗是可以揭示存在的内在规律以预测未来的、真实的、合乎理性的心之理性，值得我们重视。

就艺术本质而言，贺拉斯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贺拉斯认为诗的本质就源于对生活的摹仿，他劝世人“向生活和习俗里去找真正的范本，并且从那里吸收忠实于生活的语言”，把理性当作创作的源泉，他不但主张文艺摹仿社会生活，并且还增加了合乎理性作为艺术真实性的标准，他不仅承认诗人的天才受天资的影响，而且更关注诗人后天的勤学苦练。诗人应该从古希腊哲学家那里汲取思想材料，对国家、朋友尽责。他强调艺术创作是一种理性活动，并涉及到认识判断、道德判断及审美判断能力。

（三）“合式”原则

“合式”原则作为贺拉斯倡导的艺术创作的具体准则，从形式和内容等多方面明确了较为具体的标准。总体上说，是要求艺术创作者牢牢把握艺术作品中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布局与内容的一致性和有机性；具体地讲，贺拉斯要求人物性格塑造符合其年龄阶段应有的特征。贺拉斯指出，成年人的沉稳与苦闷，与老年人性格里的沧桑和明慧自然不同，而孩提时代的天真烂漫也是如此，同样无法与任何时期混为一谈。他要求“在描写人物性格特征时必须要做到首尾一致，不可自相矛盾”，所以坚定不移地把握好人物年龄和性格的对应特点是塑造人物形象使文艺作品得体的关键。

（四）寓教于乐

在柏拉图看来，一切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就是美的，而传播欲望和则是诗的一大罪状。而亚里士多德则与柏拉图恰恰相反，他曾替诗人申辩，认为诗可以净化情绪，有益于公众的心理健康，也就有益于社会，所以净化所产生的是无害的。在此基础上，贺拉斯则认为诗有寓教于乐的双重功用：诗人的目的在于给人教益，或供人娱乐，或是把愉快的和有益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诗人是一个教育者，肩负着寓教于乐的职责，这职责不仅需要他一面帮助那些善良的人物，给以友好的劝谏、纠正暴怒，以及对法制和正义的赞美，还需要诗人赋予作品以动人的魅力，通过作品的娱乐功能来表现诗的教育功能：“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三、结语

古典主义文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与典型 悭吝人 新古典主义 现实主义

美的本质问题一直都与典型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了关于典型问题的观点；贺拉斯在《诗艺》中更是强调要把人物典型性按照年g来做区分，需要描写典型性的人物性格才能吸引观众；布瓦洛严格遵循“定型”与“类型”说，人物除了应该完全按照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性格延续描写以外，更应该“画出鲜明色彩”，研究“活的典型和性格”。

有关“类型”说，甚至伏尔泰与狄德罗都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影响，“最普遍最显著的特点，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精确画像。”[1]古典传统时期对于“典型”的看法对新古典主义，乃至启蒙运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莫里哀也没有完全脱离古典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尤以《悭吝人》为代表，但他在对典型问题的艺术处理上，达到了高度的美的价值。

一、想象力：对古典范式的吸收与改进

《悭吝人》的题材源自古罗马普劳图斯的《一坛黄金》，且西俄夫拉斯塔斯早就在《论性格》中提到了“守财奴”这类人。由此可见，莫里哀创作是从概念出发的，延续了古典传统以性格对人物的划分，以典型特征来替代全部人物的手法，是为了一般而找特殊。但莫里哀并不是符号化塑造的“守财奴”形象，这主要得益于他在作品中运用的想象手法。

在吝啬鬼得知自己的黄金不翼而飞时，《一坛黄金》中与《悭吝人》中分别是这样描述的：

欧克利奥：这可糟了，坏了，完了！我往哪儿跑？抓住！抓住谁？他是谁？我不知道，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两眼发黑！我去哪儿？我在哪儿？我全弄不清了。我求求你们，我央求你们，我叩求你们！请告诉我，是谁把坛子拿走了。[2]

阿巴公：捉贼！抓凶手啊！法官啊，公道的老天爷！我完蛋了，我被人暗杀了，我的脖子叫人割断了，我的钱叫人偷走啦！这是谁？快抓住他。还我的钱吧，混蛋啊！原来是我自己：我的脑筋都混了！我要请法官来审问全家的人：女仆、男仆、儿子、闺女，全得审，连我也得审！[3]377

《一坛黄金》中，欧克利奥的整个叙述实则少有内容，多通过词语重复、近义达到机械喜剧效果；《悭吝人》中阿巴公则先把自己幻想为贼，然后把全家幻想为贼，这种丰富、疯癫的想象力刻画出了阿巴公吝啬极致的形象，同时也印证了布鲁姆所说的一种“疏异”：“莫里哀的作品中有一个有趣的辩证法，它类似于莎士比亚的做法，即通过使性格疏异于他人而丰富这个形象。”[4]

阿巴公对财富的过分执着，把自己变成了怀疑论者，他不相信任何人。从克雷央特说自己有钱联想到有人会上门拿刀抹自己的脖子，阿巴贡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疏远了他人。这种既建立在逻辑之上，又不完全符合逻辑的想象力在古典主义时期是非常少见的。

以高乃依为例，他写英雄内心的冲突，往往是有力而雄辩的，洋溢着坚强意志和自我牺牲的理性之光，几乎看不到想象力的身影。实则，自柏拉图将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以来，想象力总被理性与现实压制，尤其是在新古典主义时期，由于受到受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笛卡尔认为文学应该是理智的、清晰的。无论是高乃依、拉辛与那个认为想象力只存在于诗人与疯子中的莎士比亚相比，都缺少了情感的深刻性与想象力的注入。但莫里哀已经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已有的固定程式中首次突破了古典主义形式的限制，在“规则”与“义法”中寻求想象力的突围。

二、冲突显示性格的发展

歌德曾说：“莫里哀为了制造生动的喜剧效果，在这场审问中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延缓法。”[5]《悭吝人》中通过隐藏人物身份来延缓情节，减慢了剧情的发展，造成了更为戏剧化的冲突，也显示出了人物性格。以克雷央特为例，莫里哀在克雷央特借贷，与玛丽亚娜、与阿巴公产生冲突，雅克从中调和三处使用了延缓法，以此加剧了克雷央特与阿巴公之间的冲突。这其实就是封建社会中一个较为显著的问题：父权话语权威问题。

新古典主义是法国阶级妥协和中央集权制的产物，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克雷央特即使再反抗也无法直面冲突，所以莫里哀通过延缓法一步步加剧矛盾来展现出人物的性格。阿巴公表示要娶玛丽亚娜为妻时，克雷央特的第一反应是：“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我走啦。”[3]319在强权之下，克雷央特失去了反抗能力，懦弱回避。第二幕第一场中克雷央特仍表示：“是啊，我一听见这件新鲜事，费了好大劲才没让他看出我那种慌乱的神情来。”[3]326但当克雷央特发现自己的父亲就是放阎王债的那个人时，他说：“您想一想吧，到底是谁的罪过大，是那个因为需要钱而向人去借的人呢，还是那个根本不需要钱而偏要去骗人钱的人呢？”[3]333此时的克雷央特已经不再回避，反而言辞激烈，正面责难，直面冲突和权威。

在环境逼迫之下，情节发展之中，克雷央特从软弱、回避变成了勇敢斗争的角色，逐步显示出了性格的变化。这已经有了黑格尔“冲突”说的萌芽：“动作总要导致纠纷和冲突，而纠纷和冲突又要导致一种违反主题的原来意愿和意图的结局。在这种结局中人物的目的，性格和冲突的真正内在本质就揭示出来了。”[6] 阿巴公所代表的父权伦理与克雷央特对爱情真理的追求产生了冲突，由于一次又一次的延缓，冲突愈演愈烈，完成了人物与情节的发展。

只有在冲突中人物才能展现性格，才能完成艺术应有的自然原始状态即精神内容与现实客观存在的统一。这与布瓦洛主张的永恒、固定、普遍、绝对的概念是有所背离的。但正是这种背离，使得莫里哀逃出了新古典主义的束缚，如果说阿巴公是莫里哀笔下的扁平人物，那么克雷央特就是莫里哀独创的圆形人物。

《小说面面观》中提出：“通常一本构思复杂的小说不仅需要有扁平人物，也要有圆形人物。他们之间的不协调反而使人生显得比道格拉斯先生所描绘的更为真实。”[7] 普希金曾经拿阿巴公与夏洛克作对比，认为阿巴公只是“吝啬鬼”而已，但事实上与阿巴公这一典型的、永恒的“扁平人物”相对的，是克雷西特这一随着社会环境而变化的“圆形人物”，两者的冲突完成了文本的张力。

三、矛盾而又可理解的对立――现实主义内核

李健吾将莫里哀定位为： “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伟大创始人。”[8] 此观点不无道理。当时高乃依、拉辛创作悲剧，主人公往往是英雄人物，或是杰出的诗人，而莫里哀选择的却是生活中有着明显缺陷的小人物。沿用《一坛黄金》题材时，莫里哀取消了《一坛金子》中的“家神”形象，象征着取消了作品中洞悉一切的上帝，取消了全知视角的视角，相反加入了多个“仆人”形象，去神而加入底层人物。不仅如此，几乎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着矛盾而又可理解的对立，足见莫里哀对现实的“人”的推崇。

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莫里哀对当时的古典主义倾向非常不满，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人们由于他创作理念的反叛而不认同他的身份。诚然，在莫里哀的作品中，毫o主观价值判断，可以说作者的身份已经被完全隐蔽了：莫里哀从未对阿巴公这个人物进行褒贬评价，而是客观地，站在每个人的立场上进行描述。他的喜剧并不是说教式的，而是通过对客观描摹，来展现人身上的矛盾性，如阿巴公吝啬禁欲又贪图美色；福劳辛狡猾多变又乐于助人；瓦赖尔恨阿巴贡却虚伪奉承；雅克忠诚而报复心重。这种矛盾而又可理解的对立，正是现实主义最核心的内涵。

正如布鲁姆称莫里哀剧中的人物为“执迷者”，在《悭吝人》中，几乎每一个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执迷”与“矛盾”，“典型人物”不完全是扁平的、程式化的，而是建立在广泛的现实基础之上的，他认识到了人的矛盾的普遍性，并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将其包裹在古典主义的外表之下。

“巴洛克舞台上最出色的成果来自法国。对这类作品而言，古典的形式精确是无价之宝，而它的定义则把古典主义的卖弄排除在外。它就是莫里哀的喜剧。”[9]当摆脱了既定的程式与对作家已有身份的预设之后，也许我们会对莫里哀的作品看得更清楚，对其艺术内涵有更深刻的了解。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商务印书馆，2014：194，760.

[2] 杨宪益，等.古罗马戏剧选[M].杨宪益，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00.

[3] 莫里哀.悭吝人[A]//《外国剧作选》第3卷[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137.

[5]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M].洪天富，译.译林出版社，2002：240.

[6]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M].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244.

[7] 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