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仁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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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仁的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

儒家思想是指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的礼仪、礼义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纲常伦理、习俗民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礼是反映一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以建立和谐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我们应该把握时代特征，对儒家礼仪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融通疏导，认真剖析、阐释礼仪的作用和功能。

一、儒家思想中的礼仪教育

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孟子、荀子，以及后来的董仲舒、朱熹等学者发展了儒家学说。他们都把这种以“礼”为核心的教育作为人伦道德秩序建设、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因此，儒家重视礼制建设，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观点。

（一）关于“仁”的学说

这是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仁”最早出现于《尚书・金g》 ：“予仁若考”，指一种好的品德。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字从人二”。孔子讲的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就是取仁的这种意义。孔子所讲的“礼”，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次才是伦理规范，而“仁”则纯粹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它既包含多方面的情感原则，又构成人们复杂的心理要素。孔子在具体运用这一范畴时，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与颜渊的一段对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可见，仁是属于道德修养问题的范畴，是一种最完美的道德品质。从孔子思想体系的总体来看，仁贯穿其中，成为联结各个范畴的媒介，同时，又是各个范畴和言行的总纲。

从政治作用来看，仁是礼的精神支柱，仁礼一体。孔子曾慨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就是说，人如不具备仁的观念和品质，就不能正确对待礼仪制度和音乐。而且，孔子认为，只有“克已复礼”，才算是仁，才能实现仁。因此，克制自己，使视、听、言、动都符合礼，就体现了仁，可见仁和礼是融为一体的。在孔子看来，周礼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而仁则是最完美的道德观念和品质。礼是道德的标准，仁是道德的属性，只有具备了仁的品质，才不会做违背礼的事情。

怎样来实现“仁”呢？当子张请教仁的问题时，孔子指出说，能实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就是实现了仁。他还具体分析了五种品德的功用：“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就是说，为人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受到大家拥护；待人慈惠，给人好处，就能够使唤人。这实际上是用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来规范主体的修养，进而调节人际关系，实现个人理想。

（二）“五德”和“五常”

1.“五德”，指五种品德，具体是指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

温：“敦柔谓之温”。温和待人，不急躁、不生硬粗暴。良，“行不犯物谓之良” （《刑m注疏》）。善良，不邪恶，不伤害他人和物。恭，“和从不逆谓之恭”（《刑m注疏》）。恭敬、庄重，不傲慢轻狂。俭，“去奢从约谓之俭”（《刑m注疏》）。节俭、朴素，不奢侈浪费。让，“先人后已谓之让”（《刑m注疏》）。谦虚礼让，不横蛮自私。

2.“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西汉董仲舒总结孔孟儒学的五种道德。

仁：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累述。

义：《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合称“十义”

《中庸》：“义者，宜（适度）也”。《诗・大雅・文王》《传》云：“义，善”。

董仲舒《仁义法》中“仁者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

《释名・释典艺》：“义，正也”。由此可见，义的内容包括三项：宜、善、正。

礼：制度、仪式、礼节的总称。儒家经典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周礼》是周朝的官职制度。《仪礼》是战国以前的各种礼节仪式。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四类礼仪，宋王应麟又分为吉、凶、宾、嘉四礼。《礼记》是解释说明《仪礼》的论集。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故称为“五礼”。 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如天子受诸侯朝觐、天子受诸侯遣使来聘等；嘉礼即国家具有喜庆意义及一部分用于亲近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礼仪活动。如君主登基、册皇太子、策拜王侯、节日受朝贺、天子纳后妃等。

智：《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姓宁名俞，是卫国大夫。他能审时度势，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表现出聪明；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就装傻。孔子一贯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审时度势，进退得宜谓之智。

信：《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参是孔子的学生，他把办事是否尽心，交友是否真诚，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这三件事，作为每天自我反省的问题。

《子路》：“言必信，行必果”；《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ni），小车无（yue），其何以行之哉？”比喻人若不讲信用，就好比大小车没有关键，无法套住牲口，车如何能行走呢？

《史记・游侠列传》赞扬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就是诚实不欺，言必信，行必果。

（三）正已正人与成已成物

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是儒家的思想传统。所谓正已正人，是指端正自己的思想品德，才能端正别人的思想品德。所谓成已成物，是指自己获得成功，也使他人获得成功。这种“正已正人，成已成物”的思想，是从主体与外界关系着眼考虑问题的，注重主体的能动性，以身作则，带动他人推及整个社会。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层境界。

孔子“为仁由已”（《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观点，表明他对修身行事的主动性有高度的认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人”（《论语・雍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一种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这种忠恕之道的心理趋向，是“推已及人”。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只有正已，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要“修已”，就能“安人”、“安百姓”，就可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孟子更是深得“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思想之精髓，主张“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已”，这样才能使“其的身正天下归之”。 （《孟子・离娄上》）“其身正”的外在表现，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收到“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梁惠王上》）的效果。

二、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目标

加强礼仪教育要以明礼为基础，做人立身，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学礼明礼。中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目标要抓好“五明”。

（一）要明“善良”之礼

“善良”即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有利于他人、社会的思想和行为，它是伦理学对人性的基本的第一位的要求。“从善积德”，学会与人为善，善待他人，善待社会，是加强道德修养的基础。

（二）要明“诚信”之礼

“诚信”即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它是伦理学对人格的基本要求，是立人、为政、从商的基础性道德。公民应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要以讲诚信的好人好事，引导学生说真话，做实事，待人以诚，交友以信，不弄虚作假。

（三）要明“和谐”之礼

“和谐”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它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种传统道德境界。“以和为贵”，和气做人，宽厚待人，化解矛盾，是加强道德修养的更高要求。丰都中学引导学生“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学会合作，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共同进步。

（四）要明“谦敬”之礼

“谦敬”即虚以处己，尊老敬贤，以礼待人，它是为人处事的重要准则，“以敬为大”，戒骄戒躁，尊重他人，助人为乐，谦恭礼让，是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

（五）要明“自律”之礼

“自律”即自主自制，守正祛邪、行为有度、取用有节，它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前提条件。“严于律己”，遵纪守法，践行制度，规距做人，是重要的道德规范。要引导学生自觉“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知法、守法、自觉遵守学校纪律和公共秩序。

三、中学进行儒家文化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一）创建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校园环境

学校以“传承儒家文化，打造礼仪校园”为主旨，绿化、净化、美化校园环境。在校园的阅览室张挂《论语》中的有关学习、处世的箴言、传统美德的书画；各班以“宣扬儒家文化，创建礼仪班级”为主题，布置教室，制定班规、班训，开展各类班级活动，让学生时时处处感受“儒家文化”的无穷魅力。

（二）进行《论语》《三字经》等儒家经典语句知识竞赛

学校要求利用每天晨读时间，引导学生朗读、背诵一句论语；在语文课上联系古今，讲解一句论语的含义，将枯燥的文言文《论语》，变得通俗易懂。组织中高段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读、背《论语》，低段学生读、背《三字经》。以《论语》《三字经》中的经典语句为内容，进行《论语》《三字经》经典语句知识竞赛。

（三）“学科渗透”

各学科中，尤其是语文学科中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儒家文明礼仪、道德法纪及心理教育等德育资源。结合学科特点，创设富于美感的充满智慧具有亲和力的教育情境，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课堂学习中受到教育，激发创新意识、合作意识、自主发展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四）通过各种传统节日，进行儒家文化熏陶

春节、中秋节、清明节、重阳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蕴含着许多民族文化的因素，让学生沉浸于经过优化的节日文化情境之中，具有接通历史、感受民俗、体验真情、回归传统、享受天伦、感恩祉福、热爱生活等丰富的濡染效用。

（五）“榜样示范”

通过树立榜样并利用榜样人的“榜样点”的道德选择及行动来影响德育对象的德育方法。树立榜样人明确的“榜样点”，使德育变得生动形象，具体可感，容易接受。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洪战辉同学是“关爱他人”的榜样，徐本禹是“正确对待金钱，正确处理奉献与索取关系”的榜样。

总之，儒家礼仪经典文化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具有不朽的地位，有着光辉的作用。对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传统美德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我们要对儒家礼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礼仪教育要与时俱进，让其具有更大的教化力量。崇尚礼仪，培养文明有礼的新一代，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互相配合、共同努力，才能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促使青少年学生尽快养成文明礼貌行为，“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才能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2]王健. 儒家的教育理念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D]. 长春理工大学 2007

儒家思想中的仁的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先秦；儒家；道家；伦理思想；对比

一、引言

中国作为儒学的发源地，在儒道自然观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儒道人生观作为我国哲学的基础，已经逐渐的发展成为哲学界的思想主题。中国哲学从先秦时期开始实行，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鼎盛时代。哲学也曾面临过百家争鸣的的空前繁荣局面。同时，在哲学发展盛世的时期，曾被德国哲学家所称赞，称盛世时期为“轴心时代”。本文主要从先秦时期的儒学观进行介绍，对儒道的人生观、自然观进行分析，并以此来追寻人类的智慧。

二、先秦儒道伦理自然观的对比

1.儒家的天人合

道德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指导思想，人是否存在的评价标准就是儒家道德性。“天”的存在也有两种内涵：第一，价值本体，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然界之中的一种有形物体；第二，抽象物质，自然界的客观万物。因此，相对应的是儒家的内涵，它的天人合一也具有双层含义。

第一，自然万物，在儒家思想者的眼光中，是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在万物山水之中，儒家思想是依靠对自然的欣赏，对人格进行颂扬和倡导，以此达到天人合的目的和意向。水的流动和迂回，让人生充满动感的生机；水的流动，不仅可滋养万物还可滴水石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智者以其付出为乐，山无所求的为自然万物提供庇护，为万物生灵提供保佑，更加打造了自己稳重、高大、涵容和持重的形象。而仁者却以其凝重思想为乐，将人与山与水进行自然的衔接，使人心和自然共同生成一种交织感。自然特性中，人格的自然延伸，为外物的拓展提供了条件，拓展和开发了外物的无限生命。山的仁德，水的智慧，是人们喜欢观赏自然风景的重要原因，也是人们对自然、对人生之道的一种态度。

第二，儒家思想中，天和天道的不断演化，为自然界中的万物创造了较大的生存环境。在天道的不断孕育下，人们的道德价值达到了以天和人的层次。生生不息的天道循环，为万物的化育创造了条件，为天地之间的道德至善提供了基础。

天道的循环往复，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契机。无穷无尽的天道变化，周而复始的气象变迁，使天道达到了无际的边缘。赋予道德精神的天道，为人类的生存及发展提供了指引，人类被赋予道德精神，使人道合乎天道，成为人间正道。因此，在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中，自然观的存在，为人格的道德主线，确定了精确地出发点，也为人性的发展指引了方向和归宿。

2.道家的道法自然

道家的道，追逐与儒家的人合，在道家的道这里，“以人合天”指的就是“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家四法”，这里的人、地、天、道、自然都有各自的含义，其中“自然”还有更深邃的寓意，除去自然本身的意义外，还有自在本身，自然如此的含义，即指一切顺应天意的自然如此，本来如是的一种自然状态。在佛家思想中，换言之，就是“法尔如是”，也是对道法自然的另外一种解释。

道法自然，在道家思想中，是以“知天”为基线，将道法、自然进行有效结合。顺天而行、洞察宇宙、体验自然、静守虚致，使人的精神得到超越和升华。同时，在自然中，安抚精神、回归自然本性，达到自然和人的相互融洽。

三、先秦儒道伦理人生观的对比

1.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观

将有限的生命，创造具有无限生命意义的物质，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主张。儒家思想主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故，在儒家思想的演变和进化过程中，人生的重要意义在于道的追求。追求道不是一种短暂的追求，而是一种具有长远意义的荣誉。不仅可以使人保持现世的功名，还会提高自身积极的态度，达到永恒。

儒家思想中，“内圣外王”的一种境界，是儒家观念的一种理想状态。其中，在《大学》中，对“内圣外王”的思想境界，进行过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并对其中“亲民，明德，止于治善”的三钢；“诚心，格物，正意，致知，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进行了列举。

格物而知至，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理论知识，建立在考察和研究事物的基础之上，是道德意识建立的重要内涵。诚心诚意的修身养性，坦坦荡荡的端正心态，明明白白的追寻理想，是自我道德思想完善的重要步骤。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对实现礼仪孝悌教化，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治国的重要保障。“内圣”由此转变为“外王”，达到人生最高层次的理想和人生境界。

2.道家的无为而治逍遥人生观

道家思想主张的是一种超脱世俗、无为的人生观。其具体的展现形式为，超脱世俗、以苦为乐、淡泊明志的人生价值观；顺应天道、顺其自然的生死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修身养性，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道家思想，依靠的是一种超脱世俗、追求长生的一种生存方式。即指，不去刻意关注生死，顺其自然、顺应天道、参透祸福、无所牵挂，安然度过一生。

人生之中，浮浮沉沉，生死有命，在一些特殊时刻里，人们只能无可奈何的接受命运的安排。而在道家思想，作为一种智慧，一种修为，在其观念中，认为只需接受现实、静待转机，不可妄自菲薄，改天换命。人在一生之中，只有做好每个阶段的事情，顺应自然，安之若素，就能达到一种平和的心态，如水之平坦，心灵达到自由自在，将内心清空，消弭万物，达到到家的最佳境界。

人生，在其成长的路线中，追寻道家思想，是一种宠辱不惊、超脱自然的人生价值观念；逍遥自在、顺其自然、得天独厚是一种高深境界；人生价值，在道家思想中，核心内容在于精神，而非物质，人的终极价值观，在于得到之后的生命永恒，价值恒远。

四、当代启示

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一种积极对待的态度。但是在发展相对较快的现阶段，也出现了较多的问题，悲观厌世情怀的出现、信仰缺失、享乐人生观的增加等，使得国人的人生观发生了失控的转变。在这样的环节中，我们可以依靠儒家以仁知天下的思想，确定自身的人生目标，正确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将自身的有限生命，用于道法自然的领悟过程，为社会苍生服务，为天下人民鞠躬尽瘁。将自身的无限魄力，呈现于世人之中。同时，也可以兼济逍遥知天下的道家思想，以超脱自然，淡然平静的方式度过一生。所有的一切，都需要经过自身的考虑和选择，在担当的前提下，进行抉择的。

积极进取，安然宁静，将自身的价值展现在追求的过程中。保持自己心灵的空白，勇于面对挫折和挫败，执着追求人生目标，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经典格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小结

人为追求客观需要，达到自然生存，不仅需要儒家的入世人生观，对人际关系进行调试，还需要以形为“礼”，准则为“中庸”，核心为“仁”，高尚道德为“精神支柱”的思想，作为人类修身养性的一种哲学。以此来炼化人们的灵魂，孕育人性的感觉，安定道德精神，确保人与自然在生存中的相辅相成。另外，儒家思想，在不同的发展进程中，与道家思想相互结合，分别将其儒家入世精神和道家安然恬淡的思想相结合，超脱物质追求，完善精神生活和质量，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儒家和道家相辅相成的人生观，为时代的进步、人类思想的升华、心灵的安宁，提供了庇护的港湾和指引的方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动力、支持和保障。（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林群，“国学”的核心[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2期

儒家思想中的仁的含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孔子；孟子

一、由孔子学说到儒家学派的建立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1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出身低下。孔子说：“吾少贱也。”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并且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冲破了上周以来学在官府的格局。孔子把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教育活动。他还在教育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面对春秋时期社会的动荡，孔子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孔子的思想学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与礼，仁与礼是孔子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春秋前期人们把尊老爱幼，众庶，等行为都看做是仁的表现。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春秋前期思想家的认识，孔子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了较系统的“仁学”。

孔子所说的“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仁”的含义就是“爱人为仁”。孔子认为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社会的各个等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统治阶级更应该爱人。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

孔子认为通过仁爱在社会建立起各等级之间充满人情味儿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仁”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克制自己的私欲，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方可为仁，这里“仁”是指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孔子在提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要符合道德规范。他曾说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良好的道德品质主要来源于个人的道德自觉。每个人都会从生活中的小事中表现出自己的道德水平。然而遵守礼的规范则是优良道德品质在人们行为方面的表现。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孔子的主要思想内容都记录在《春秋》《论语》《易经》《仪孔》等书中。《春秋》一本中主要记载了古代中国一贯奉行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基本上以《春秋》为最高标准。《春秋》一书中要求人们尊重有序，各守本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应明确自己的位置。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良好社会秩序。

《论语》普遍被认为是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一本书，不是孔子本人编纂的一本书，也有人提出《论语》不足以概括孔子学说的全貌。但是《论语》中许多孔子的思想就在其与弟子的交流中体现出来，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易经》主要记录孔子的哲学思想。《仪礼》主要记录一些礼仪制度。以上几本书不仅记录了孔子的思想，也是孔子学说的集中表现。

三、由孟子学说到儒家学说的发展

孟子，名轲，出生于山东邹城。生卒年代不详，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人们尊称为“亚圣”。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又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完善。

孟子的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性善伦和仁政学说。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有许多相近之处但也有很多区别，不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而且他们本人对人性的观点和对“仁”的侧重点也不同。孟子认为“善”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可见孟子与孔子的观点相近。孟子还认为后天环境对一个人的修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孟母三迁”中看出环境对一个人成长有着重要影响，这一观点在孟子心中的分量。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实施仁政，他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常。”可以看出孟子以为仁政是治国的基本原则，能不能行仁政是决定一个国家成败得失的关键。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兴亡根本原因是统治者能不能实行仁政。同时也认为仁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在《孟子·离娄上》上提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家亩；士庶不仁，不保四体。”在如何实施仁政上孟子有一些个人的具体想法。他认为首先应先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即“制民之产”。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注重经济问题，在古代小农经济是经济基础，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不仅利于百姓生活也利于帝王统治。孟子在治民之产的基础上提出平均赋税。因为在古代帝王专制下，赋税是民众最为沉重的负担。人们的生产力不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每年赋税使人民生活艰苦。孟子认为应建立固定的税法均齐赋税，减少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同时使政治更得民心，利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在孟子实行的仁政学说中孟子一再注重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断提出对经济的管理方法。孟子认为国家应该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自古以来工商业都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即：“工商食官”。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变迁，私人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其中关税就是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孟子认为应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免除关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税收也应免除，即：“关讥而不征”使当时工商业自由发展。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孟子的思想大体上是要求统治阶级不与民众争利，多为人民利益考虑。但并不具备民主性的学说。

四、孔子与孟子的异同之处

孟子虽然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却在此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孟子与孔子的思想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子与孔子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仁”，在人性的培养上都一致认为后天的环境对人性的形成与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但在对待人性的问题上，孔子主张“仁”为根本，而孟子主张“义”为首要。在孔子的《春秋》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注重名分，坚守本分，要求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以“三纲五常”为标准的去生活，而孟子却主张：“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不受周礼的束缚，站在人民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孟子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

读孔子思想能让人看到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的宏伟蓝图；读孟子则能让人感受到行侠仗义的浩气。孔子与孟子的思想没有优劣之分，他们的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人们道德的修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在学习孔孟之道时也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孔孟的思想更加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发展。

注释：

[1]《论语·子罕》.

[2]《论语·阳货》.

[3]《论语·颜渊》.

儒家思想中的仁的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 思政教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璀璨明珠，它经受了历史长河的考验与洗礼，依旧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辉。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来讲，通过对儒家思想精髓的科学认知与合理借鉴，对于思政教育时效性的提升极具现实意义，是新时期摆在思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n题。

分析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现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文化传承性对于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儒家思想的文化本性始终未发生改变，即通过文化来实现对人的“统治”。而现代思政教育衍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基于历史发展对儒家思想现实发展的审视。儒家思想在时代的变迁中饱受经济、政治、文化的洗礼，在一次次的磨砺中塑造了其鲜明的应变性与融合性，在历史的演进中，儒家思想始终承担着“吐故纳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与精髓所在。三是基于现实性对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就现实来看，部分企业以传统道德作为指导思想来谋求企业的更好发展，部分地区通过开展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和宣讲工作，提升了公民的素质，改善了社会风气。 儒家思想中值得借鉴与发扬的理论

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人的价值肯定与尊严的重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天地之行人为贵”是孔子的一句名言，他认为人的生命力是这世间上最宝贵和最具价值的。孟子基于孔子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人的内在价值，内在价值即人的良知，是与生俱来的，而道德意识便是这一价值的内在表现。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禽兽，是因其具备了道德意识与做人的尊严。“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欲有甚于死者”两句名言便是对孟子“人本思想”的集中表现，第一句的意思是说人格尊严比生命更加的宝贵，第二句的意思是说人格的丧失比死亡更加的可怕，深刻地体现出对于人价值与尊严的肯定。中华民族在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行为模式与心理结构被赋予了鲜明的独特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学会自尊、自重和自爱，通过在道德修养上的不断完善，来实现对人的价值的开发与人的尊严的获得；二是尊重他人，将他人看作真正的人，通过对人的尊重、理解与关心，来体现出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而这一思想如能够被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领悟，并运用于实际教学当中，便能够形成师生间良性的互动，这对于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国家为重、民族为重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整体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其中的“整体”指的是国家与民族，而“整体主义”则指的是个人需要服从国家与民族。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中对于“整体主义”的强调，才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民族精神，即轻小我，重大我，顾全大局，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贾谊的名句“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之所以为世人所广为传颂，便是因为其对“国家为重，民族为重”这一民族精神的深刻解读。正是在“整体主义”的影响下，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仁人志士，他们乐于奉献，舍弃小我，而将生命意义体现在国家富强的建设之中，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国家与民族在经受无数次的内忧外患后不断地获得新生。而“整体主义”恰恰也是现代思政教育的目标所在，由此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抛开传统文化来谈思政教育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对于儒家文化中优秀思想的发扬与传承，就成为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双重需要。

重义贵和的思想。在以往的义利之辩当中，重义轻利备受儒家学者推崇，但要想在生活实践中贯彻这一价值观，“贵和”思想就至关重要，其能够提供道德层面上的保障。所谓“贵和”，强调的是在矛盾处理中谦忍与恭敬的态度，在人际关系的协调上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儒家思想的认知中，“和”并非是无原则的一味调和，而是一种亲和，受到道德制约是其典型特征。儒家思想中讲求的是“和而不同”，即强调的非同一，而是统一，且这种统一是具有差别性的。而“重义贵和”恰恰是儒家思想的价值追求，其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内容，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极具借鉴意义。 挖掘与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上述思想是儒家思想中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内容，其作为对庞大儒家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是现代思政教育能够借鉴的理论源头。在对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挖掘与探索过程中，可依靠对儒家思想的理论借鉴，来支持现代思政教育原则的确立。

立己立人。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道德，核心是仁爱，“亲亲之爱”是其强调的重点内容，但显然，“亲亲之爱”绝非目的，而是由此作为基础来实现推己及人，“泛众爱”便是对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仁爱不仅体现在“亲亲之爱”，还体现在“立己立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意思就是人既要爱自己、立自己、达自己，还要爱他人、立他人、达他们，且对于自己厌恶的东西也不要强行施加于他人。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真正领会“立己立人”的含义，并将其作为自身工作的基本原则，带着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必然会带来良好的成效。同时，教师的这种状态与承载的思想，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学生，这种超脱于课本、说教的教育形式，往往能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总的来讲，将“立己立人”的原则贯彻于现代思政教学当中，有利于师生间良性互动的形成，对于确保教学成果极具现实意义。

修己安人。“修己”在儒家思想中备受推崇，将其视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前提。所谓“修己”即修养身心，从本质上说是长期同自己薄弱意志和恶习进行斗争的过程。古人圣贤，很多都将“修已”奉为一生的事情，为之孜孜不倦。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修己”同样十分重要，“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便讲的是“修己”是“安人”的重要前提。思政教育工作者作为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传播者与引路人，首先要做的就应该是“正其身”，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够形成榜样的力量。而相应的，如果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不能做到“正其身”，那么其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就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讷于言、敏于行。儒家思想中“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便是对于“行”重要性的强调，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少说大话、空话，多用实际的行动，这对于现代思政工作来讲亦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思政工作会给人一种相对空泛的感觉，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内容。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我们必须从自身找原因，来就现行工作方法进行有效的改进，而这一过程中，“讷于言、敏于行”便是极具借鉴价值的儒家思想。家庭生活中，父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通过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来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学校中，教师应具备良好的品质素养，结合实际情况，来选择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如实地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课堂等等，充分发挥学校这一思政教育主阵地的作用；社会中，思政工作者也需要采取生动、多样的宣传方式，适时通过榜样人物的影响来形成对学生较强的思想冲击，从而使社会教育的作用得以发挥。总的来说，现代思政教育只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摆脱僵化的教条与说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①李立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儒家思想中的仁的含义范文第5篇

中国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代表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代表。诚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在华约两千年的本色化过程已基本上与中国文化共构一体。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儒、佛、道以“三教”并称，中国人亦视它们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华之本质存在仍不离这两种文化的嬗变或衍生。尤其对基督教而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种结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并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这两种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植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并经过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基督教已决定性地铸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此后的发展中足迹已遍及全世界， 并几乎已在各洲各国建立起教会，却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为主，其思想、教义和礼仪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社会人生观念的凝聚与积淀。数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亦步履维艰，一般中国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及文化风俗， 故称其为“洋教”。这种理解并不同于基督教会内部从其教义意义上关于“福音无国界”的传统看法。目前， 在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过程中，上述两大类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与更新的任务， 以适应甚至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华夏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儒家体系，无论称其为“儒教”或“儒家”，都表现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及互用。按精神实质，儒家乃是一种“有为”的宗教，儒家精神积极倡导“参政”、“有为“，希冀在社会政治中通过“人治”而达其“仁”、“礼”之理想目的。实际上，中国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责任感来追求真理、维系正统或实施改革的。当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为核心来加以展开并得以实现的。因此，与其政治观相协调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报国”之社会伦理观，即以“忠”、“孝”之举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社会伦理观突出强调集体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为了整体统一而必须放弃或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其体现的伦理精神曾为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的“稳态”存在、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起过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传统却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顽强地存活着，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大陆组织形式的儒教已不复存在，但观念形式的儒家却深入人心，它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命运及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

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十多年来也得到一批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针对一般人认为“儒家”代表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现代化”代表一种从旧到新的改变或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观点，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过程并不相悖，二者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这种兼容或统一之根据，乃在于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和“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为原则。 而基于这些原则的儒家思想之复兴，可以导致一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基础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决不是阻挠其实现。这种乐观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现代化将会迎来其新儒家的兴盛时代。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重科技发展、轻视观念转变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为此，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会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 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现代化事业就会事倍功半、曲折反复，甚至遭受功败垂成之结局。而人之内在思想的升华和人之基本素质的提高，则会使现代化过程有了活水源头而经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复兴与更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它在现代世界文化氛围中从更广远的视野和更高深的层次上向中国人重提曾作为其精神之源的“忧患意识”。在本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风行的“危机意识”曾对其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要寻求一种与西方“危机意识”异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既客观了解别人、又真正认清自我、通过文化、社会比较和思想、灵性比较而具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从而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从人的自我改造对参与社会现代化和实现自身现代化之意义上重立其“仁”之标准。“仁”本为儒家思想领域中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标准。孔子儒学的形成，正是针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社会存在状况，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风危机。如果说，基督教“爱”的标准确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标准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也包括人与人相亲相爱之关系。它充分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义。新儒家思想家坚持，只有“仁的自觉和挺立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据和内在的源头。” 在此，他们对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内圣外王”的实践既进行了总结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诠释。“仁”作为教化人生与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其参赞化育包括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所谓“内圣”，指个人内在精神道德之修养，即达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将“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圣贤人格“作为每个人生的目标。然而，这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并不只是到“独善其身”为止。“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谓“外王”，就是指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外在世界，投身社会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贡献。如果说传统儒家在“内圣”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会实践上却基本上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包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知识价值传统，从而使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则包括在改造和建构社会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种民主参政意识及其相关的民主体制之“政道”，从而使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对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欢迎、以及对儒家的批判，正是基于其“外王”实践上的失误或失败。不过，“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任务，而在其认识中外灵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误区。这样，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实现“科学与民主”之“现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为。其思想家正发掘其蕴藏的精神意趣，对许多儒学内涵加以现代解释，试图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以使其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外王”新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儒家更新的成败，检验其参与现代化的实际能力和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影响。 第三，它根据社会旧秩序打破后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而试图重建以“诚”为基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能为现代社会补偏救弊。 儒家传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将“诚”视为“天”、“人”之“道”，从而形成“诚”的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对比性、交感性、变动性、非平衡性、以及共存性，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趋于复杂。在合作与竞争、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世界生活氛围中，人们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对比反差感和自我失落感。其人性本质的异化和沦落，人们相互交往上的防范与虚假，往往又会使现代社会陷入因境甚至停止发展。在此，儒家思诚、持诚的精神遗产遂重放光彩、大有所为。新儒家思想家把“诚”视为人们在现代文化多元趋势中求得共存的基石，倡导“以诚通其情，以诚成其和”，在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会作为儒家传统“宗教道德象征”而存在的“诚”便获得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有些学者会强调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认为前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乃表现流向的动态，后者则指已经过去的文化，乃表现凝固的静态。 其实，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表现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其文化传统。当这种传统文化没有随其诞生的时代之结束而消亡，却继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既反映其原初之静态，又表现其变化之动态。儒家体系及其它中国传统宗教之更新，只有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正是《诗经》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的真谛所在。

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有类似“人间佛数”的入世经历，但从总体而言却主要表现为一体“出世”、“无为”的宗教，体现出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精神情趣。在此，佛教“超脱”精神和道教“消遥”精神的社会功效往往不谋而合。作为这种传统文化类型的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更新努力则有着更大的难度。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佛、道界人士一方面昭示其信仰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则以其学者哲学神思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练功修行的实践活动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重新塑造其宗教形象。但从总体来看，儒家精神在中国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生价值意向上尚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普遍的文化影响，而佛、道精神在国民意识和大众生活中却相对淡化且不居主流。所以说，佛、道教的更新在于从其传统的田园、寺院或山林之遁隐生活中复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信息”的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从农村生活往都市生活、农业经济往工业和商品经济之“转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在此，“人生佛教”运动已给人启迪与希望。

就作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西方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则更富有戏剧性，其在现代化社会中的更新亦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基督教文化按其传统主要代表着西方文化，因而给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多数中国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加之中国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和50年代形成过的与西方国家之对峙局面，使基督教会在中国陷入一种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大陆教会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本色化”运动，尤其是从50年代起所突出的“三自”、“爱国”之基准，主要反映了其文化关系及文化交流之中的政治层面。但在现代社会之“开放”与“对话”的气氛中，这种曾对中国教会生存起过至关重要之作用的政治层面，其意义主要是作为教会改革的社会背景或前提，而从其它文化层面上来使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得以更新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中国教会的更新在于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氛围来对其传统教义加以现代诠释，展开历史与现今的对话。这就提出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而教会人士也正致力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体系的深思和构设。在其看来，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已使之扬弃了“西方”与“中国”之别。中国教会即代表着中国人之基督信仰及其灵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拿来”或“输入”，而是其人格生成意义上与神对话及讲通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中国神学不再是复述传教带来的形式及内容，而归根结底是表达自我识神识人的心曲和体会。这种神学将基于其信仰传统之真谛，却又不囿于其语言及象征符号之外观。它是中国信徒对其生存及发展中与神相遇之现实感触的流露和对其信仰之共识的倾吐。这里，教会神学家不同意像教会之外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对其信仰作“内”、“外”之别或“土”、“洋”之分。但要达到其中国“本色”的普遍认同，中国教会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