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信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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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信的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仁义礼智信” 价值评估 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在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民族品格和精神培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一些封建糟粕的存在，“仁义礼智信”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利器”，因而又表现出消极、保守及落后的一面。同时，“仁义礼智信”又有着人类共同的价值意识，反映了中华民族道德上的积极、文明、进步，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智慧。所以，针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进行内涵分析、价值评估以及现代转换，能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现代社会主义道德发展提供一定的价值借鉴。

“仁”代表着“博爱、厚道、忠恕”的内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仁”是儒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其本质在于研究人的伦理道德，教给人如何做人、待人以及成人的道理。“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上的“仁”指的是全德之根源、全德之总纲，代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最高境界；狭义上的“仁”指的是“爱”人，从爱亲人开始，逐步扩展到爱路人，进而到爱世界万物。“仁”要求我们“立己立人”，不仅要“立己”，主动按照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还要“立人”，积极按照“仁”的道德标准去关爱他人。不管是“立己”还是“立人”，都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仁道思想的首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价值原则。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仁”代表着“博爱、厚道、忠恕”内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仁”发展到今天，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非常有利。比如说，“仁者爱人”可以转换为“爱人民、为人民服务”；“仁”中的“忠恕”内涵可以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等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义”更为积极的内涵

“义”是我国古代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从“义”的本意上看，指的是一种礼仪或者是风貌，而从“义”的另一层含义上看，有适宜的意思。孔孟之道都将“义”作为一种判断准则，从而对某个人的思想言论或者是行为是否合宜进行判断，并指出恪守道义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治国立身的准则，是儒家道义思想的关键点。纵观历史，人们对“义”的理解往往集中在“义利关系”上，儒家思想认为人们所遵循的所有道德规范都是“义”，“义”保护的是整体利益，“利”指的是个人利益。“义”是第一位的，孟子说“舍生取义”，应当重义轻利，反对见利忘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义”更为积极的内涵，促使其价值转换。首先，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义”和“利”的统一，鼓励人在“义”的合理范围内追求物质利益；其次，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公私并重，重视整体利益、集体主义道德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致，因此传统的“义利观”中所强调的维护整体利益应予以发扬，同时还要保证个人对正当“私利”的追求；最后，“义”的内涵中的“公正合宜”，能够促进全民道德规范的形成以及精神文明素质的提升。

古代的“礼”转换到现代社会，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礼”在人际交往中应用广泛，是约束交往行为的道德规范。在儒家思想中，道德仁义的形成与“礼”有着直接关系。“礼”的内涵同样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礼”指的是全德的统称，代指最高的道德规范，而狭义的“礼”则指的是作为礼、义、廉、耻“四维”之首的“礼”。它又有外在礼仪和内在礼义之分。外在礼仪指的是外在的礼貌、礼节等，内在礼义指的是礼的内在精神。

一方面，古代中国以“礼”管理国家，形成了闻名中外的“礼仪之邦”；另一方面，封建礼教形成了绝对服从、压抑个性的桎梏，近代中国的一些文学家甚至发出了“礼教吃人”的言论。对“礼”的认识与理解应辩证地看待，既要肯定“礼”带来的道德修养提升等功绩，又要认识到“礼”在封建社会中展现出的局限性。因此，将“礼”转换到现代社会，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以“礼”所蕴含广义道德规范来提升社会民众修养；其次，摒弃传统“礼”中的等级尊卑之礼，发扬社会不同分工应具备的道德素养；再次，继承内在礼义，讲礼貌、有礼让，创造和谐的社会关系；最后，保留传统的谦让、敬老、尊贤的礼仪，从而提升人的道德意识。

儒家思想中倡导的“智”，逐步成为选拔用人的标准

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中，“知”为通假字，一般代替“智”来用，指的是战争中的智谋，与道德并没有关系。而后来“智”出现以后，“智”的内涵中融入了道德的元素。所以“智”有“知智”和“德智”之分。前者指的是对外界事物认知和把握的能力，后者是指由道德认知上升到道德理性所拥有的智慧，即能够明辨是非、知仁达义。儒家思想中倡导“德性之智”，墨家思想中倡导“认知之智”。自汉武帝以来，儒家思想中倡导的“智”逐步成为选拔用人的标准，经过荀子、孟子的推崇与发展，“智”在培养人的道德品性、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却在认知理性方面有一定的缺失。

“智”发展到今天，儒家贵智传统依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传统的贵智文化使得在新时期我国发展依然重视对知识的学习以及人才的培养；其次，“智”中包含的“德智”关系要求我们通过“德”与“智”的共同发展，从而达到“尊德问学”的目标；再次，德智要求人在语言和行为上得当适宜，做到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最后，“智”在当代应更上一个层次，达到对天地自然、世间万物的“明智”，在对人、对物方面体现出“大智慧”。

“信”对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精神都有所涉及

“信”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范畴，一般人们习惯“诚”和“信”连起来使用，意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诚无欺。“诚”与“信”相比，“信”更具有作为道德规范的标准，对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精神都有所涉及。《左传・僖公十四年》中说：“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这里指明了“信”的重要性。在儒家思想中，“信”往往被定义在朋友之间，定义上较为狭隘。但不可否认的是，“朋友”更具有平等性，这也是为什么在“三纲五常”和“五伦”受到抨击的时候，“朋友”一伦反而得到了宣扬的重要原因。尽管“朋友”一伦来自封建思想，但是却表现出平等的交往模式，从而推动“信”的产生。将其转换到现代社会，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在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程中注重“诚信”，以“诚信”作为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发展的原则与切入点；其次，注重“诚信”是培育个人优秀道德品质的重要路径；再次，以“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准则，从而避免出现一些有违诚信的行为；最后，将“诚信”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相结合，以法律规范和制度建设来保证“诚信”的实现。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既有积极和进步之处，又有与封建社会相关联的消极与落后之处，因此在继承与应用“仁义礼智信”的过程中，应当对其价值进行评估，从而实现“仁义礼智信”中有益部分的现代转换，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作者为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龙倩：《仁义礼智信”的现代转换》，《理论导刊》，2017年第2期。

儒家思想信的含义范文第2篇

1976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向世界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他的这个疑问称之为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左右一切经济行为的主体都是人，而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其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所左右的。将这个大前提代入中国近展史，不难发现，儒家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不少学者，甚至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都坚称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基本上是完全消极和负面的。通过在其著作中的观点可以发现，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史》里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曾写到：“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儒家是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同时还不同意对技术做科学合理的解释和推广”，“儒家思想对科学的贡献几乎没有”。

这种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观点引起了国内不少学者的强烈反驳，他们认为李约瑟对儒家思想的偏见在于他把儒家思想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学科领域内对科技发展的不利因素看成了儒家思想对整个科技发展作用的全体，他的这个结论不仅不与史实相符，也与其在《科学思想史》中的其他论述自相矛盾。

那么，究竟儒家思想是否完全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在我国的古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时期是比较重要而且引人注目的，其中一个时期是汉朝，这段时期让各种学科形成规模、奠定体系；另一个时期就是宋朝，它是传统科学走向顶峰的黄金时段。恰恰在这两个时期，汉朝发生独尊儒术的事情，宋朝是儒学复兴的时期，这又是儒学盛行的朝代。两相对比，难道这是历史偶然的巧合，儒学和科技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李约瑟之谜似乎又不成立，在某一段时期内当时产生了科技非常繁荣的现象，而这一时期盛行的社会思潮却有对科技的发展和推动具有消极影响。对于一个社会在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时期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推动和影响，比如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思想方面等等。正是如此，汉朝和宋朝这两个科技繁荣的时期跟儒学思想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关系，其促进作用不言而喻，即李约瑟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那么现在将目光转移到近代时期，农耕经济显然已无法满足世界工业发展的步伐，而植根于农耕经济的儒家思想，也就显然不再满足近代经济的发展的需求。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儒家思想虽没有全盘否定自然科学，却也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国语鲁语》中写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真正的君子应当是“劳心者”，即致力于治人治世之道，渴求对治道的探寻，侧重点在于政治伦理。而对于自然界的探究，对科技与自然科学知识的探索，是小人的职责，所谓的君子应当是不屑甚至耻于从事这些事业的，即所谓的“劳力者”的工作。

不仅如此，儒家还推崇“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考取功名才是正道，这种功利思想使得很多人十年寒窗、只为高中皇榜，很少有人精于科学技术研究，从而使得这类人才受不到尊重和认可。在这样的思想潮流下，自然科学的发展遭到极大的抑制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核心的“忠”“孝”观念，在极大程度上禁锢了思想的解放。鲁语有云：“入朝忠于君主，在家则孝顺长辈。”“忠”和“孝”是统一的，从而演化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这种观念深深的影响着世人，并且也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等级和秩序观念。

思想自由是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以社会伦理形式出现的忠孝观念，必然使人们在思想上趋于内敛。忠君，以承认君王的高度集权统治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前提，本质上是接受天定一切的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相反，西欧封建时代是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政权和以教皇为代表的宗教权力并存的时代，政治力量二元化的格局必然要求双方竞相阐释自己的合理性，使发端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得以延续并从中滋生出理性地认识世界的渴求，也为各种不同的观点、主张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在儒学中，孝道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百善孝为先，这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家庭的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过去，它也产生了非常不理想的负面作用，崇拜祖先，不愿创新和改变陈旧的观念。在社会模式上认为西周阶级社会的结构与秩序是唯一的理想模式，而在学术上则形成了四书五经的传统。古时候的思想家们把先哲的著作作为基础，不断对其含义进行诠释，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视经书为道，以注疏为学”的学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哲学思想多样化、多元化，但是却阻碍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没有推陈出新，囿于过去的思维框架，只是简单的继承了！在人家的思想观念里，守家顾业使得人们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寻找梦想，地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沟通，另一方面统治者通过权力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科举考试，考察内容为儒家传统思想，这也影响了思想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僵化。

当然，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儒学文化不仅限于传统的“忠”“孝”理念，其崇尚的“天人合一论”，也使得自然与社会无法分离出来，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理念障碍。“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则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结论

可见，儒家思想发展到近代，在各个方面都不再符合时展的步伐，而中国近代之所以迟迟无法实现工业化与科技革新，与儒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无法否认儒学思想对于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儒学也正是导致我们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罪魁祸首。

儒学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结晶，每一字一句都蕴含着古代先贤的心血与汗水，它早已深入我们中华民族的骨髓，是谁都无法摈弃的。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纳西方先进思想，适应时代潮流产生质的蜕变才应当是儒学文化的命运，我们应当有理由相信儒学文化必能在这种蜕变中成为更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引领我们中华民族更快更好地前进！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M].

[2]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2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

[3]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儒家思想信的含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五色观;儒家;道家;色彩审美

中图分类号：J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35-0013-01

人们对于颜色的审美原本是一种本能的感官反应，关于颜色的审美我们还应感谢我们五彩缤纷的大自然，是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颜色，如美丽的花朵，绚丽的小鸟，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大自然对于我们的审美洗礼，使我们懂得什么是美丽、什么样的颜色搭配是漂亮的。随着知识文化的进步，产生了不同哲学思想，在不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对于色彩也有了不同认识。例如，同样是黄色，西方人由于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使人们联想到背叛与邪恶;但我国却认为其是黄权的象征。以下就简单谈一下我国的不同文化认识下对色彩审美的影响。

一、五行学说影响下的色彩观

（一）五行学说与五色观

提到五行学说，我们知道它是由于古代人们对于事物认识不足，认为世间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同时，用五行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相信一切都不是孤立的、静态的，而是连续的，在相生相克的运动保持协调和平衡。关于五色为什么是黑、青、赤、黄、白，其原因尚且不知。当然阴阳五行说为五色赋予了更多的含义。五色其它五行相互关联被认为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因素。例如五色（黑、青、赤、黄、白）与五行（水、木、火、土、金）、五方（北、东、南、中、西）、五时（冬、春、夏、长夏、秋）、五音（羽、角、徵、宫、商）、五气（寒、风、热、湿、燥）等组成了一个可以相互转变、相互依附的系统。

（二）五色观对审美的影响

五色观对人们用色影响，我国古代建筑用色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例如古代建筑的柱子和门窗是木制的，它所选用的颜色只有黑色或者红色，很难见到有其他颜色的柱子。分析原因，从五行角度分析，是因为柱子和门窗由于是木材所制，与之相生的是水和火，所以分别用是黑红两个颜，而与黑红对应的黄白两色分别代表的是土与金，正好与木相克，所以禁用。还有红色的墙与柱子搭配黄色的屋顶，符合五行中火（红色）土（黄色）相生，给人以和谐之感（如图1）。此外四方颜色，例如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我们从紫荆城的屋顶颜色可以得到印证。当然，这也仅仅是从一方面推测人们在古代建筑装饰上的用色偏好。

二、儒家色彩观

（一）儒家思想与色彩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治”，重视伦理道德。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汉代董仲舒制定了“三纲五常”成为两千多年人们生活礼仪规范的准则。色彩作为装饰生活的审美需求也无法免去被纳入封建礼教和等级的规范。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庸的观念在色彩上体现适度的色彩装饰。孔子在《论语・雍也》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二）儒家色彩观的影响

从儒家思想来看，色彩的装饰暗喻着人们高尚的人格，我国色彩艺术形成特定的象征意义也是这种类比思维方式下影响的结果。例如我国的传统戏剧的脸谱，不同色彩的化妆就被赋予特定的寓意，不同色彩代表着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品德，例如：红色代表忠勇，黄色代表刚猛，黑色则表示刚直不阿，白色代表奸诈阴险。儒家思想还从道德方面暗示了古代的用色。在封建社会由于儒家思想强调“礼”的观念，把正色和间色分别赋予了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等级制度的色彩代表了君臣关系。例如只有帝王可以用正黄色，官员一品至四品穿红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和九品穿绿袍（如图2）。特定的民俗仪式对色彩也着有约定俗成的规定，例如民间结婚大多采用红色，象征着喜庆;而办理丧事等通常用白黑二色，意味着庄重。同时，每当改朝换代时，都要制定繁缛的色彩等级新制度。因此，儒家的“礼”为色彩赋予了不同的等级及不同的意义。直到现代，我们还受着儒家色彩的影响，在设计的时候会用到中国红象征喜庆，金黄象征帝王的高贵。

三、道家色彩观

（一）道家关于色彩的论述

道家崇尚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认为冥冥之中都有法则，主张无为思想，无为而无所不为;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老子的知白守黑、删繁就简的黑白理论构成了“虚无”的色彩美的真境界。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色彩观的思想，而且显示出更为彻底无色论。“天地”篇中直接提出了“五色乱目，使目不明”，表现出了道家“无色而五色成焉”的那种黑色主导色彩观，体现在艺术创作上就是追求无色之美，选择黑色（玄色）为道的象征。老子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但却富有生命力;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如果经常处在柔弱的地位，就可以避免过早地衰老。所以，老子主张无欲、无知、无为，回复到人生最初的单纯状态，即所谓“返朴归真”。

（二）道家思想对色彩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对我国绘画用色的影响。道家主张“玄学”，崇尚黑色，认为黑色是胜过其他一切色彩的上上之色。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色，是幽冥之色，是超然生死的天界之色。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绘画色彩美学思想，不施丹青、光彩照人，并奠定了墨色在中国绘画的造型地位。墨的清淡变化，席卷了这个世界的丰富，又放弃了这个世界的丰富。黑白色作物无彩色，既可以调和对比色，自身的清淡变化也深受简约、朴素之人的喜爱。

四、总结

由最初人们对于色彩本能体验，到人们受文化影响而产生不同的色彩审美取向。色彩已不单单是事物颜色，而且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在现如今，我们虽然不再受封建礼仪以及等级制度的制约，但是我们在潜移默化中也受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样我们在选择色彩时，还是会受到这些传统色彩观念的一些影响。因而在从事设计时，首先我们要研究的便是目标人群的文化背景及生活习惯，从而总结出人们的喜好，这样才能设计出更适合人们的产品或建筑。还有在现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下，只有发扬本民族的优良特色，才能更好地屹立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王文娟.论儒家色彩观[J].美术观察，2004（10）.

[2]张缨.中国传统色彩的美学探源[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05）.

儒家思想信的含义范文第4篇

儒家思想的精髓对生涯规划的启迪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在各个历史阶段和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内涵影响。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儒家文化对中国当代大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人格魅力、构建人文思想和适应社会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仁”即忠恕，以“仁”为本，是和谐发展之根本，下级要尊重上级、服从领导，上级要礼贤下士、善待下级，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宽恕、相互谅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仁”；“义”即道义，以“义”育人，则是指团队精神的培养标准。任何一个发展较好的企业都离不开团队成员的精诚合作，所以企业都希望招聘到有良好团队合作精神的员工；“礼”即伦理，以“礼”待客，可以赢得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企业信誉，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自我，从而带动企业的强大乃至国家的强盛；“智”即明慧，以“智”为贵，说的是发挥才干、勇于创新、不断发展；“信”即信用，以“信”为贵，就是做人要讲诚信，“信”是做人之本、兴业之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曾有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初筛简历时发现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曾经担任过班长，仔细了解后发现，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增加自己简历的“分量”，带着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伪造了“班长”的经历，但当大家同时面对同一个公司的时候便露出了马脚，导致的结果是这家单位没有招收其中任何一个毕业生，此时用人单位已不是对某个学生不信任，而是对整个学校的整个专业都失去了信心。

儒家思想与生涯规划的结合点

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涯规划体系之前，需要弄清楚两者的结合点。儒家思想讲求的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为人处世的经验，一种可以让个人顺利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国家强盛壮大的指导思想，是从学习生活、待人接物、处世为人、为官从政等各个方面揭示一些做人的道理。而生涯规划需要的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在个人与组织相结合的前提下，对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研究，对个人的兴趣、爱好、能力、特长、经验及不足等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时代的特点，选择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最佳的职业发展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潜移默化的关系，人们寻求的是适宜的生涯规划，而儒家思想把做人做事两方面都讲得极为透彻，以“仁”为准则，做人做事坦坦荡荡，自然成事。

《为政篇》中有“君子不器”，讲的就是生涯定位，生涯定位是生涯规划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的是关于职场关系的重要原则；“子欲养而亲不待”是讲生涯平衡；《论语・泰山》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则是论述个人修养。我们在做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生涯定位，生涯定位需要从一个人终生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不对考研、出国等具体的重要事件负责，而是着眼于长远来指导人生的发展过程。正如“君子不器”中所说的，我们不能用单一的用途或成果来衡量全局的发展方向，要看得远、想得多、考虑得全面。目前，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究其原因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学生的自身定位不准。有的毕业生盲目追求工作条件或待遇，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职业发展，频繁跳槽，几年后便会慢慢暴露出当初职业选择的局限性。

吸纳儒家文化精髓，完善生涯规划体系

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欧美国家传入中国。作为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已经引起了各大企业的重视，并逐步被引入当今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与就业教育中。我国的职业生涯规划体系更多是注重群体利益，强调人性、和谐、仁爱的成分较多，如果不考虑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而将其理论生搬硬套到国人身上，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我国职业生涯规划体系必须与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儒家文化相联系，从其中探寻职业生涯规划体系建立所需要的支点，进而将其完善。

1.知己重在完善人性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说的是有美德的人不会孤单，肯定会有人与他在一起。这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一条行为准则，对于个人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它认为人立身处世要以德为本、为先，因而推崇那些道德高尚、品行端正者为“圣人”，而称那些无道德、缺修养的人为“小人”。“德不孤，必有邻”的思想还体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孔子特别强调个体，认为只有个体的素质提高了，群体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涯规划体系时，在进行知己探索时，不仅要注重提高个人的专业技能，而且更要重视其道德修炼和心智发展，这样才能使生涯规划的效能最大化。

2.讲究儒术，不忘诚信

社会越发达，对信用的要求也越高。伦理道德不仅是社会规范，更是社会资源。假烟、假酒、假学历、毒大米、毒豆芽、毒奶粉……假到了祸国殃民，毒到了百姓痛心疾首，国家的信用资源被严重糟蹋。同样，我们在一个企业立足、发展，也需要坚守诚信的原则，要对同事诚信、对企业诚信、对客户诚信……即使做不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最起码也要做到不伤害别人，所谓“利己不损人”，这虽是最低的要求，却也不容易做到。播种一个行动，你会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个习惯，你会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个性格，你会收获一种命运；播种一个善行，你会收获一个善果；播种一个恶行，你将得到一个恶果。

3.企业生存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封建社会里，它一直是我国儒家学者追求的至高境界，是中国传统哲学揭示和运用客观规律的术语。其中一些观点和理念需要我们辩证地认识和看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正确地汲取养分，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之道”运用于企业生存之道中有3层含义：第一，做任何事情要有度，不要走极端；第二，把握好矛盾双方，保持矛盾双方的统一协调，从事物对立的两面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偏不倚；第三，掌握好灵活多变的原则，并在事物的变化中看待问题，将遇到的事情放在当时的政策、形势、状态下来处理。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生涯规划中职业认知的基本，掌握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把握中庸之发展策略，也是培养自我职业情操的主要方面。

儒家思想信的含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东亚；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0－0048－02

东亚经济制度主要是指日本及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的下半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分析其中原因，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共同的儒学传统，同属于“儒学文化圈”，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从制度角度阐述儒家思想对东亚经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富民”思想与“经济优先主义”

“富民”思想和“衣食足而知礼节”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曾引述古圣王的事迹来明己意：尧舜在让位给舜禹的时候，他们都曾向自己的继承者作了郑重告诫：“四海困穷，无禄永终！”把富民治国同是否能保住政权联系在一起。孟子也认为“衣食足”和“富民”对王天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礼仪哉？”意思是老百姓连保命都恐怕来不及，还哪有什么工夫来修养礼仪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老年人有丝棉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儒家认为，衣食足才能知礼仪，强调政治统治秩序要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之上才能稳固。儒家的“衣食足而知礼仪”和“富民”的传统理念成为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经济优先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优先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政治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政治第二位；军事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军事第二位。经济优先主义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奉行的最高原则，也是东亚成功的第一要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选择了“经济立国”这条道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二、尊重权威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

尊重权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强调要尊重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孟子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在谈到人们渴望权威出现来结束乱世时说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儒家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和地区均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其“经济优先”的战略。以强大的政府来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克服单一市场调节的弊端。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创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相比，根本特征在于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

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即直接干预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另一种是推进制度变迁，致力于法律和制度建设。

东亚国家和地区参与资源配置、干预经济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的经济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决策主要包括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发展战略、基本经济政策及政策手段等。例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发展目标是经济现代化和赶超欧美。为实现这一个目标，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决策机构，保证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并通过设立在微观层次的各纵向专业局来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

政府推动制度变迁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政府推动制度变迁具有规模效应，比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的时间更短、更有效率、相对收益更大。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强大的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体系，通过法律和制度强制性地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保证市场交易的进行和经济福利的增进。东亚的经济成长始终伴随着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干预并不像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导致民众、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猜疑，从而不能实现良好的协作。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在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忠孝、等级、秩序，强调尊重权威，在这些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常都希望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政府的宏观框架内，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如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任职期间曾提出大胆的改造日本新构想。在这个构想的引导下，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国民信任政府，积极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山筑路，大兴土木，从而出现日本列岛改造的繁荣局面。可见，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建立和运转，这与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尊重权威、尊重政府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三、义利观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

《论语》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吾从所好。”《孟子・告子上》中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提倡人们在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要采取正当的手段，在义利关系上应先义后利。儒家的这种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就是强调道德至上前提下的义利双全，而在义利不可调和时，倡导人们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以义制利和取义舍利，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但是，这种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因此，围绕着市场经济所构建的各种管理制度，就产生了一个怎样使市场经济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校正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健康运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首先，儒家思想认为“义”要合乎道德，这既适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也适用于规范经济活动的制度。就前者而言，既要求经济活动者不仅要遵循经济法则，而且还要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就后者而言，经济制度在实现效率、收益的过程中，要坚持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做到利益与价值的统一。因此，儒学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中把“义”理解为合道德，这实际上是要求经济人和经济制度在其活动过程中要保持真与善的统一。用这种真、善统一的思想来指导今天的经济制度建设，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儒家思想主张的以义统利、以义制利，这也有普适性价值。对于经济制度而言，也应该体现这种道德精神。因为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各种制度都不能背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原则，而经济制度所以具有规范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功能，是因为它本身就内含着经济职能与精神价值的统一。故而，儒学以义统利、以义制利的精神，对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儒学的义利观对公私关系的处理也有借鉴意义。现代经济制度作为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所作出的规定，它一方面要维护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共利益，而公利与私利之间有时又是矛盾的。儒学强调私利服从公利，这就为解决这个矛盾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因此，儒学的公私观并非过时了的古董，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仍值得开掘。

总之，儒学的义利观与现代制度之间是具有相容性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将儒学义利观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已在这方面作出了证明。

四、家庭观念和东亚的企业制度

在东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家族中心主义。东亚人的家族中心主义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纲五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对父母的孝，而对企业和国家的忠则被当作孝在更大坐标上的升华。以孝为基础的忠孝合一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行为准则。

东亚国家和地区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家庭思想和忠孝思想，人们首先为自己的家族而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积极劳动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儒家的家族伦理和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被运用于企业的经营，形成了家族式的企业管理体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在韩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给家族的利益、名誉和繁荣赋予最高价值。今天家族观念仍然是韩国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这种观念反映在企业中就是，韩国经济起飞时，出现了很多家庭企业。在家庭企业内部体现着家长制的管理原则，职工是家庭成员或有血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的管理指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和谐共进。企业对待员工像对待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的职工也在共同体意识的驱动下，努力地证明他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忠心，献身于企业公司。所以，韩国的企业就像是由无数小的家庭实体织成的网，家庭因素体现得非常明显。

日本也是一样。日本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密切相关。财阀是日本特有的经济组织，就其起源来讲，财阀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代代继承、维持和发展家业为基本目标，一部财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家的发展史。正是这种体现家族功能的独特企业组织形式，适应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促使日本第一个在东方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尽管财阀在战后被解散，但财阀的家族式结构与家族式管理仍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存在于现代日本的企业当中。另外，在日本普遍推行“终身雇佣制”和“提建议制度”，也有利于企业主实行家族主义的经营管理。日本的这种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使职工和公司形成像家庭似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公司能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