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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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发展史范文第1篇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狗的条件反射的心理实验，该实验证明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系可以使有机体习得新的技能、知识。这些心理学的结论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语言学，特别是外语教学方面，用以谈论外界环境对于有机体（学习者）的影响。虽然在日后的发展中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习得机制似乎说明语言是二语学习者们内部自身的机制，但是本文认为仍然不能忽视环境对于二语学习者的影响。
上述问题中的环境应该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语言环境，二是课堂语言环境。因为我们在平时生活交际时所处的环境与课堂学习的环境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交际对象、交际内容等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分析外语环境和二语环境对学习者的影响时首先应该明确我们所说的环境到底是指什么，本文认为在此谈论的外语环境和二语环境均包括社会和课堂的环境。
第一，二语环境相对于外语环境而言，能够给语言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时间。这些学习者在二语环境中，無论在课堂上还是社会生活里接触的语言大多都是目的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目的语的输入是非常多的。这种长时间全方面的接触目的语显然对于掌握目标语言有一定的益处。现在，很多学校也提倡在非目的语环境中的沉浸式学习。沉浸式外语培训模式的理论根据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要求学生衣食住行全方位、全时间段只能使用目标语言，从而阻断母语的干扰，在短时间内形成目标语言的思维习惯，达到灵活运用该语言的目的①。这种做法其实就是默认了二语环境在时间上给予学习者的可能性。
第二，二语环境相对于外语环境而言，能够给二语习得者给予更多的实践、交流的机会。语言最大的功能就是用来交际，如果我们学习一种语言，而不会用这种语言沟通交流，那么可以说这种学习是失败的。语言环境可以有很多分类，其中一种就是交际性环境和非交际性环境的分类。交际性语言环境是指交际双方（或多方）共同参与、就一定话题展开真实交际的语言环境，语言活动的方式主要为听和说，体现语言输入和输出的即时互动②。非交际性语言环境是指无交际对象参与、学习者在课外自主接触语音、声像或书面语言材料，开展自主学习的语言环境，其语言活动形式主要为听、看、读，体现语言信息的输入和贮存③。当学习者处于一种交际环境时，他的交际对象可能有同学、老师、社会成员。通常来说，二语环境能够给语言学习者提供以上三者交际对象，而外语环境只能给学习者提供前两种交际对象。不仅如此，二语环境还能给学习者提供更多的非交际性环境，比如可能学习者走出校园，在二语环境的社会中看到一些自己曾经在课堂上学过的内容，无意识地巩固了这部分的内容，从而加深了自己对语言知识的理解。
第三，二语环境相对于外语环境而言，可能更容易给学习者带来心理上的影响，从而影响他的语言学习。首先是文化冲击，这是每一位来到异国他乡的学习者都会经历的现象，但是有些学习者会很快调整自己并适应二语环境，有些学习者则难以适应甚至选择离开目的语环境。其次，不同的语言环境背景下可能会让二语学习者产生不一样的语言习得动机，从而影响语言学习。加德纳把动机分为融入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他认为拥有融入型动机的人更容易达到学习目的。二语学习者来到目的语环境，他切身体会到目的语的文化，这可能与他想象中的情景一样美好，这时他可能具有较高的学习动机从而更乐于学习语言，但是也可能与他想象中的情景完全相反，这时他的学习动机可能会削弱，产生抗拒学习目标语言的行为。由此环境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进一步改变他的语言发展情况。最后是环境对于心理方面的记忆力也有影响，从而影响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艾宾斯基的遗忘曲线告诉我们学习者在记忆某个知识之后如果不复习，很快就会遗忘，但是如果在短时间内重现当时记忆过的知识，那么这部分内容将会不容易遗忘。在二语环境中，由于有庞大的社会语言背景作为支撑，学习者很容易在其环境中重现自己记忆过的目的语知识。例如，汉语教师在课堂上教授过学生“苹果”的读音，学生去水果店买苹果时，就会无意间加强了学习者对“苹果”这个事物的认识，从而记住了这个单词。而这种无意间的强化在外语环境中则较难获得。这是不同环境对二语习得者记忆方面的影响，也是对其语言发展的间接影响。
第四，环境对于学习者语言发展侧重点的影响。如果回顾中国人学习英语时的情景，我们会发现，英语教学通常都是先教语法知识再学习对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儿童习得母语的状况，就会发现幼龄儿童是在实际交流中习得母语，后来再慢慢学会关于母语的语法，这个发现似乎与当今的语言教学大相径庭。在外语环境中，教学者一般更侧重语法知识的讲练，而在二语环境中似乎更看重语用的训练。这就造成了学习者语言发展的侧重点的不同。
第五，环境对于学习者语言学习方式的影响。由于非目的语环境的一些制约，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时往往采用阅读式、听讲式和间接体验式为主的学习方式。他们通过看书、教师讲授等间接方式了解目的语以及目的语文化，这批学习者的二语认知是在间接知识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目的语的准确知识叫做“第一手知识”，书本、教师传授的目的语知识叫做“第二手知识”，这批学习者自己建构的则是“第三手知识”。但是在二语环境下，他们的学习方式却更加直接明了。由于学生获得直接体验的机会很多，他们往往能根据自己看见的、听见的目的语知识构建起经过自己加工的“第二手知识”，这会使学习者掌握的目的语知识更接近真实的目标语言。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启示
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环境差异对于二语学习者语言发展的影响，综合看来，我们认为，对于二语习得者而言，也许二语环境更加适合开展语言学习行为。近年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出现的明德模式、沉浸式教学等教学模式也体现出我们对于环境给二语学习者带来影响的肯定。
如果学习者能够身处二语环境中开展学习活动，那是再好不过。但是，如果由于某些因素的限制，学习者已经处在外语环境中进行学习活动，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对外汉语教师也可以想一些措施，主动改善环境，尽可能帮助语言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
首先，我们可以精心布置班级环境，使整个班级充满目标语言的因素，比如布置一些对联、挂画、剪纸等。行为主义历来强调学习是外界环境刺激产生的反应，对外汉语教师人为地制造一些目的语因素，让学生受到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间接推动二语学习者的语言发展。
其次，对外汉语教师还可以采用沉浸式的教学方法对学生進行语言强化，避免学生因为对母语的过度依赖而影响二语习得。我们知道，沉浸式教学起源于加拿大，这种教学模式的开展需要以二语学习者付出一段很长的学习时间作为基础，且要求从学习者从幼年就开始目的语的学习，有时对于对外汉语教师而言，似乎并不容易做到这样至少长达几年的教学模式，不过，短期强化训练还是可以做到的。就像美国明德学院早前提出的明德模式，他们利用暑期让自己的学生在学校人为构建的环境中进行目的语的短期强化培训，尽可能避免母语对学生的影响，也曾取得过较好的成绩和效果。因此，创建人工语言环境有时未尝不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教学方法。
再次，在课程设置方面，对外汉语教师可以人为增加外语环境中的课程时间。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外语环境本身没有二语环境那么多的优势，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接触目的语，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外汉语教师可以增加外语环境中的课堂学习时间，同时考虑技能学习和文化学习的结合。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多鼓励外语环境中的学生之间多用目的语沟通交流，少用母语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单纯机械地增加课堂时间可能会给学生更多的学习压力，教师在进行课程设置的时候还应考虑学生的兴趣。
根据上文的简单分析，语言环境对于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二语教学发展的过程中也据此不断产生新的理论和模式，从而深深地影响着各地的二语教学。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更好的探索最终致力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
注释：
①邓曼英：《语言环境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及对策探究》，《英语广场（下旬刊）》2013年第11期。
②沙宗元：《课外语言环境对留学生汉语习得的作用和影响》，《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③沙宗元：《课外语言环境对留学生汉语习得的作用和影响》，《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对外汉语发展史范文第2篇
一、前人关于文言文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
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学习文言文尚有一定难度。因此对于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甚至第三语言习得的学生来说，学习文言文的理解难度之大显而易见。截至目前，关于此类的论文并不是很多，其中有三篇相关的论文观点新颖。分别是李泉（2006）《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他提出文言文中的许多字至今沿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贾少宁、张瑞华（2009）《也谈对外汉语文化中的教学导入》中提出留学生应明白一些典故、成语独特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背影，让学生“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李博闻（2012）《对外汉语教学文言文课程设置与教学探索》通过对对外汉语教学文言文课程、教学内容以及学习者的分析，制定了相应的教学策略，为对外汉语文言文教学提供了很多的参考价值。
二、《孟子》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孟子》中“性善论”与对外汉语教学。“人之初、性本善”这对于大多数外国留学生来说都是极其陌生的，甚至一些信奉基督教的留学生（例如美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留学生）一直以来都是接受“原罪论”的教育，即人性本恶。而孟子的性善论则认为性善是每个人所具备的心理活动，是普遍的、与生俱来的。这种思想是千古以来中国人所一直接受的思想。这就是反应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因此在对外汉语课堂上“性善论”的教学是让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步，如有必要，也可适时向学生介绍《荀子》“性恶论”的思想，但要向学生解释“性善论”是影响中国多年的正统思想。
（二）《孟子》中“义”的思想与对外汉语教学。“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 告子上 鱼我所欲也》）这篇文章是《孟子》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有极大的作用。首先，文章中以鱼和熊掌起兴，从这一点这可以告诉留学生中国人讲究含蓄，就是在一开始通过讲述一些其他事情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是向很多西方国家那样直抒胸臆。其次，也可以向学生讲解舍生取义这个成语。最后，可结合《孔子》向留学生传播中国“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思想。
（三）《孟子》中的成语与对外汉语教学。参看《发展汉语 高级综合1》（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岑玉珍主编），每篇文章中都涉及大量成语。可见成语教学在高级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仅《孟子》一书中，就包含大量在当今社会中仍广泛使用的成语，例如无以规矩，不成方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一曝十寒、心悦诚服、出尔反尔、一介不取、当务之急等，这些成语虽然从字面理解有一定难度，但又是日常口语中经常使用的，因此高级阶段的留学生很有必要学习之。如果仅仅学习这个成语而不去理解其历史背景则很难理解和掌握，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孟子》中的这些篇目让学生在听故事的同时学习成语，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可见《孟子》对于留学生成语教学也有很大的意义。
（四）《孟子》中的排比句与对外汉语教学。大量句式整齐且富有哲理的辩论语句是《孟子》的一大特色，这些句子对于留学生的音韵和汉语语流的学习有很大帮助。例如《孟子 告子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一段，韵律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可以让留学生感受汉语之美的同时让音韵和语流得以训练，使口语水平得以提高。因此，让留学生在课余时间背诵一些经典的文言文篇目甚至唐诗宋词对他们的语音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三、以《孟子》为例，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文言文教学方法
（一）故事性教学为主。《孟子》作为先秦散文，其语用与现代汉语相差甚远，因此让留学生大量学习其内容甚至词类用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讲解宾语前置、通假字、古今字等古汉语语法时，要重点讲解与现代汉语语法仍有一定联系的知识点。因此在教材选取时，应选择其中一些较容易理解的文章在高级班进行原文学习，例如《奕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对于难度略大的文章，建议采取翻译成白话进行故事教学的方式，这样既让学生了解了《孟子》的思想文化，又减轻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压力。毕竟文言文的教学还是以渗透文化为主，学习用法为辅，过多地输入文言文会让留学生认为其难度太大而失去对汉语学习的兴趣。
（二）活跃课堂气氛，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应贯穿整个对外汉语教学活动，文言文教学也不例外。在教学过程中，应减少灌输的方式，多对学生提问，引领着学生去思考，去发现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在学习到其中的一些成语时，可以让学生将这些成语按照文章排练成小话剧，让学生在娱乐的同时加深对该成语的印象。老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让课堂活起来。
对外汉语发展史范文第3篇
明朝和明清之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时期。出于政治、通商、传教等的需要，大量外国人努力学习和研究汉语，并留下了珍贵史料，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们学习汉语的历史，对于汉语本体研究、比较文化、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这一时期，外国人的汉语学习与研究大致分为两个中心：以琉球、朝鲜为代表的周边东方国家的汉语学习和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的汉语学习。
二、周边东方国家的汉语学习
（一）琉球
洪武五年，琉球（现日本冲绳）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①当时，部分汉语书面语语料已在该国有所传播。此后，琉球曾先后至少16次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并在国内兴办教育，推广汉语汉字。入清，琉球的汉语学习规模继续扩大。琉球留学生成了维系中琉友好关系和在琉球继续传播汉语汉字与中国文化的中坚力量。②
（二）朝鲜
朝鲜人一直重视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汉语学习与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这一时期朝鲜人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两本教材――《老乞大》和《朴通事》。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元末明初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准音编写的专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会话手册，是当时最权威的汉语教科书。③1515年左右，朝鲜著名汉语学者崔世珍把《老乞大》《朴通事》两书翻译成朝鲜语，用训民正音给汉字正音，编成《老朴集览》。后来由边暹和朴世华两位学者根据《老朴集览》考校订正，用朝鲜语的口语来作注解，编成《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④《老乞大》《朴通事》的成书、传抄、印行、修订、翻译、注释历经元明清三代，使用时间长，流传范围广，具有很大影响力。
下面从两本教材的编写特点入手，简要分析其对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启示。
在语体上，采用会话体，注重培养语言交际技能。两部教材注重功能性，摆脱文言模式，选用口语表达，直接服务于日常交际，《老乞大》有对话107则，《朴通事》有对话106则。⑤
在内容上：（1）课文内容丰富，话题饶有趣味。每一课内容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贴近生活，实用性强。（2）注重词汇教学。书中涉及的词汇既有书面语，也有方言俗语、谚语、成语。教材前半部分不但注意控制词汇量，而且能保证词语重现率。后半部分词汇量大大增加，如讲到马，则一口气罗列了几十种马，这种扩展性学习，便于学生迅速、集中掌握一类词汇。（3）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语法教学原则。句式由简单到复杂，颇具系统性。（4）文化教学贯穿始终。注重汉语文化背景的介绍和两种文化差异的比较，将文化因素巧妙地渗入语言项目的编排中，使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国文化，一举两得。
在教学方法上：（1）恰当运用翻译法，使用母语为媒介，以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课文内容，事半功倍。（2）采用情景教学，创设生动的模拟情景。《老乞大》以两个高丽人和四个中国人在去往北京的路上相遇相识直到相知为主线，围绕这个主线又设计了吃饭、喝酒、投宿、买卖等众多小场景。《朴通事》虽然没有主要人物，却更自由地设计了踏春、秋游、上学、治病、借钱、讨债等近百个会话的模拟场景，③将语言项目有机地融入创设的情景之中。
综上所述，《老乞大》和《朴通事》作为汉语第二语言教材，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研究价值。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展分技能教学的讨论，90年代以后才提出“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理论，相比之下，《老乞大》《朴通事》已经出现了功能项目编排的雏形，⑤这对如今的汉语教学极具借鉴意义。
三、耶稣会传教士的汉语学习
自元代以来，特别是明清两代，基督教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传入中国。传教士要想在中国顺利传播教义，则必须学会使用汉语。
（一）在台传教士的汉语学习
1636年荷兰人在新港开办了第一所学校，传教士以当地方言“新港语”为教学用语，并用拉丁字母将其口语书写下来，用于编辑教义问答、祈祷文等，这些文献也成了研究台湾方言的重要资料。
（二）大陆传教士的汉语学习
1.教师
聘请教师是传教士学汉语的最直接途径。但这一时期，由于观念闭塞加之政府禁止，极少有人愿意教外国人汉语。来华传教士曾私下聘请翻译、学者、商人等各阶层人员当老师，也聘请小书童练口语。此外，传教士们也采取老手带新手的方式教汉语，例如利玛窦就师从罗明坚。另一个学习资源是明清士大夫阶层。耶稣会自采取了利玛窦的“合儒排佛”路线后，开始与士大夫阶层打交道，这些官员与传教士共同译书，顺便充当他们的汉语老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徐光启。
来华传教士“入乡随俗”式的传教策略和“互帮互学”的学习模式，为我们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历史借鉴和良好范式。
首先，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应融入所教学生的文化圈，了解教学对象，熟悉并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拉近与他们的文化距离，使其从心理上接纳老师。例如，在埃及上课话题可围绕“金字塔”展开，在美国可以讲“林肯”，不必每次必谈“故宫”“长城”。其次，以学术活动为依托，推进汉语教学。不同国家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都应是对外汉语教师关注的焦点，针对相应国别的学生进行汉语教学时，可就这些焦点举办学术讲座，⑥如印度的西塔琴、美国的好莱坞、德国的汽车、巴西的足球。
2.学习者
了解并认识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难点及其过程，对我们有针对性地编写教材、工具书，提高教学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明清时期传教士学汉语时留下来的教材、语法书和双语词典就是我们研究的宝库。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学汉语时使用的学习方法也值得我们注意。
（1）结合西方人记忆特点，分析汉字结构。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一书中专门介绍过他的汉字联想记忆法。如：“要”是一位来自西部的女子；“利”是收割庄稼的农民；“好”是怀抱孩子的女人。相比利玛窦的记忆法，曾德昭、安文思二人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则更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二人发现汉字字形与字义关系密切，有律可循，如将“日”“月”相结合就构成表示光亮的“明”字，将“心”禁锢在“门”内则构成表示忧愁和苦恼的“闷”字。
传教士过分强调、夸大、依赖汉字的象形功能，于学术而言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但它符合西方人注重抽象推理与逻辑的认知规律，不失为一种方法。林西莉⑦也曾谈到“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形式的讲授”对学生理解并记住这些汉字的作用。因此汉语教师应帮助学生建立汉字笔画观、部首观、结构感，可适当运用“俗文字学”的一些说法向学生讲解汉字，充分发挥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如，一位法语籍教师在教“懂”字时说“我的心旁边开出了一朵花，右下方是土壤，很重”。同学们马上就记住了“懂”字的写法。这种解析汉字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2）利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为掌握汉字发音，来华传教士借鉴西方音韵学理论和方法，对汉语语音进行详细分析、归纳，几经尝试，终于摸索出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方法，开启了中文拉丁化的历程。最早进行这一尝试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入华之初，他们共同编写了《葡汉辞典》，该辞典共分三栏，第一栏是葡萄牙语单词和词组，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第二栏是罗马字注音；第三栏是汉语词条。但这一拼音体系仍存在不足之处。⑧之后，在郭居静帮助下，利玛窦等人根据中国汉字音韵特点，统一采用五种符号表示汉字的声调，较之《葡汉辞典》更加精确和完整。1601年，利玛窦应程大约之邀，赠其四幅宗教画，并随图附上三篇解释性短文，文中所有汉字皆附有拉丁字母注音，共使用了26个声母、44个韵母、5个声调符号，以及专门设计的送气音符号。这些文字后由教会单独编成一本六页的小册子，取名《西字奇迹》。⑥1626年，金尼阁在利玛窦等人方案的基础上简化了拼法，出版了《西儒耳目资》一书，为今日汉语拼音方案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明显优于传统的反切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音韵学的发展，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说，深入、全面地了解学习者的特点及其运用的学习方法，有助于认识和发掘语言的全貌，掌握新的教学及研究方法，有助于推进语言本体研究的发展和第二语言教学效率的提高。
（3）从只重读写到注重听说。早期传教士只重读写，忽视听说，传教士刚来中国时都是采用先文后语的学习方法。因为传教士发现中国人不喜欢辩论，比较信奉书上所说，宣传手册比宣教的作用大，于是他们偏向书面写作。从利玛窦开始注意听说，“语文”并进。在他自己学习以及教授庞迪我时，学习效果都很理想。⑨后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也证明“语文并进”比先文后语的效果要好。可见，无论是学法还是教法都应不断调整和修正，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语言需求。
3.教材
利玛窦翻译的《四书》一直是耶稣会的汉语教材。此外，传教士还编纂了词典，最早的双语词典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共同编纂的《葡汉辞典》，入清后，涌现出更多、更完整的双语词典。这批词典不仅开创了汉语学习词典的历史，也提供了最早的学习西方语言的资料，保留了大量明清两代的语音材料、方言语料和最早出现的西方外来词，对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外语教育史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4.教学机构
经言学校是罗明坚在澳门期间建立的中国第一个用汉语传教的机构，也是晚明时期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⑧1594年，范礼安在澳门创办了圣保禄学院，成为第一所对来华传教士进行汉语培训的高等学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此外，耶稣会士还在杭州、嘉定等地建立过类似的汉语培训中心。
四、结语
明朝和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既有计划又有步骤，既请教师又写教材、工具书，既有学习原则，又有独特的学习模式，既在思路上重视又在实践中取得成绩”。⑨而且影响到中国语言学的各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系统研究并认真学习明朝和明清之际外国人汉语学习的特点、方法及历程，探索出一条符合汉语汉字特点的对外汉语教学之路，对搞好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促进学科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董明.明清两代汉语在琉球的传播[J].世界汉语教学，1996（4）.
② 董明.明清时期琉球人的汉语汉文化学习[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1）.
③ 赵现琦.《老乞大》和《朴通事》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方面的特色[J].现代语文，2009（2）.
④ 程相文.《老乞大》和《朴通事》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发展史上的地位[J].汉语学习，2001（4）.
⑤ 黄明明.600多年前的对外汉语教学观――《老乞大》《朴通事》的编写特点及其理论价值[J].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4（12）.
⑥ 翟汛，吴春波.从明清来华传教士传教策略看对外汉语教学策略[J].长江学术，2012（1）.
⑦ 林西莉.汉字王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7.
对外汉语发展史范文第4篇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发展、军事实力等方面的角逐。中国要想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加快发展我国硬实力即发展经济、军事等实力的同时,也要不断提升各种软实力,软硬结合,提高综合国力。
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对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任何一种语言的推广、应用乃至被接受为国际间的交往媒介,其意义都远远超越了语言本身。较之军事强势和经济强势的影响周期而言,语言与之相随的文化强势的形成虽然相对缓慢却更为持久。一种语言与文化一旦借助“硬实力”建立起自己的影响,便在相当程度上延长着“硬实力”的影响周期;甚至可以在军事与经济的强势发生转移之后,反过来成为国家实力的支撑性因素。加强汉语国际推广,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是中国通往世界的重要途径。汉语作为中国官方语言,在国际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中的实用价值不断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越能够被世界所了解和理解,就越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从历史上看,一种语言的推广,都是其国家“硬实力”充分提升的结果,反过来又恰恰是维护这些国家“硬实力”最为长久强大的因素。一种语言的地位直接反映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硬实力”,当一国的民族语言被作为外语普遍学习的时候,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该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深化。
国家强盛,语言才会成为强势语言。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实际上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一个反映。在拥有了“硬实力”的有力支撑之后,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成功地进行汉语国际推广远远不是政治热情和行政力量所能推动的。我们必须具有雍容大度的文化心态,娴熟驾驭自己文化资源的能力,用文化的魅力推动语言传播,赢得世界。汉语国际推广,不仅仅是推广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传播中国文化,是以汉语为载体, 推广中华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担负着社会文化的运载和传播的重任。不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很难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很难真正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学习一种语言,必须同时学习该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汉语国际推广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更准确地了解中国, 更好地开展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因此,汉语国际推广不仅是语言的传播,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对内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因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对外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纵览中外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往往都会在国际上掀起相应的文化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文化影响力。从汉语国际推广上升到跨文化对话,将摒弃西方中心式的单向传播、单向输出和单向影响,通过文化的平等消解西方的霸权话语,通过文化的互动平衡全球的文化生态。
世界上一些国家非常重视发展本民族语言, 推广本民族文化。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把推广本民族语言和传播本民族文化作为外交政策和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埃及等国都设有政府专门的语言(或文化)传播机构,政府要员担任负责人。世界主要语言国家也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语言推广机构。虽然每个国家的语言推广机构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但他们都把传播本国文化,促进与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作为主要的目标宗旨和工作内容之一。法国主要语言推广机构法语联盟在语言推广中将文化作为最主要的语言推广特征,其主要宗旨是传播法语,弘扬法国文化,并在138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1140余个。法国始终注意保持自己文化大国的地位,坚持把语言国际推广作为宣传本国文化的重点。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宗旨是推广对外英语教学,增进外国对英国文化的了解,推广英国的价值观念。目前在全球有230个分支机构和138个教学中心。德国的“哥德学院”在76个国家设立了分校,是德国最大的德语传播和推广机构。其宗旨与目标是促进国外的德语语言教学,增进与各国的文化交流。通过提供内容丰富、高水平的德语培训,以及介绍有关德国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德国。①
孔子学院是在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借鉴他国经验而诞生的。2005年7月首届世界汉语大会是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推广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正如在第9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中国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在开幕式上提到汉语国际推广的 “六大转变”,②即发展战略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工作重心从将外国人“请进来”学汉语向汉语加快“走出去”转变,推广理念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型、应用型转变,推广机制从教育系统内推进向系统内外、政府民间、国内国外共同推进转变,推广模式从政府行为主导为主向政府推动的市场运作转变,教学方法从纸质教材面授为主向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网络教学转变。孔子学院是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转变, 是顺应时代的需要,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的愿望与热情,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合作的创新之举。举办孔子学院,就是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孔子学院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是加强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人文交流与合作、加深理解与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学习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对于实现各国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战胜人类面临的共同困难,促进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中国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谐也需要中国。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学习、加强沟通与合作、增进友谊和了解的美好愿望,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内在要求。孔子学院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③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力量,在提高综合国力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语言盛衰地位的演变都与国家的发展强弱密切相关。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国际“汉语热”的坚实基础和强大保障,为汉语国际推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我们要抓住有利契机,支持汉语走向世界,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彻底改变 “西方标准”的思维定势和“单向输出”的话语霸权,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①张西平,《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②许琳,第9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汉办网站,2008年。
对外汉语发展史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北齐书 带领 带 领 成词
词和短语的区别看似很简单，是两个不同层级的语法单位。实则由于二者界限的模糊性，词或短语的判定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现代汉语中较为常见的区别方法是“扩展法”和“插入法”。如，“白马”是“白色的马”，插入“母”变成“白母马”也是成立的，理所当然是词组。“黑板”并不是“黑色的板”，也不能加词变为“很黑板”，自然为词。但是这些属于词、短语的典型范畴，尚有许多数量的形式相同的词或短语存在辨析的必要性和难度。而词与短语的区分在古代汉语中亦是纷争不断。
在对中古语料库之《北齐书》语料切词的过程中就遇到一些词或短语，对其作何切分举棋不定。现在所做的前期工作主要分两步：第一步，将语料以句切分，委以编号。第二步，将句以此词切分，并注明词性、意义和语法地位。切词主要依据《现代汉语大词典》，对《大词典》未收的形式慎重看待。下面以“带领”为例，展开说明，这一次“扩展法”和“插入法”似乎失效，更多的依赖文义，再用史料论证。
例1《北齐书·刑卲传》“累迁太常卿、中书监，摄国子祭酒。是时朝臣多守一职，带领二官甚少，卲顿居三职，并是文学之首，当世荣之。”
上句刑卲因才授官，皇帝更是对他恩宠有加，使其一人身兼三职——太常卿、中书监、国子祭酒。而当时朝中大臣多任一职，兼二职已是少之又少了。“守一职”与“带领二官”对应，“守”与“带领”意义应相近或相关。二动词的常用宾语应与官职有关。《大字典》中“守”义项“犹摄。暂时署理职务。多指官阶低而署理较高的官职。”符合文义。《大词典》中收录“带领”两个义项1.率领。2.谓带路。与此处“带领”相去甚远。有必要重新审视“带领”为词的想法。其实，忽视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的事实，势必会犯先入为主之毛病。“带”早在《世说新语·言语》中就有类似用法“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兼任）。“领”亦有如此表达。《汉书·昭帝纪》：“大将军光（霍光）秉政，领尚书事。”例1“带领”是个同义连用的词组，临时组合词组的形式与词“带领”偶然同形，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中“带领”①在前面带头使后面的人跟随着；②领导或指挥。翻阅其他字典如《现代汉语同义词典》、《现代汉语常用字典》等也是无大的出入。但是我们不禁有些疑问：“带”与“领”还分别都有“带领；引导”相近的意义，为什么同样是同义连用，最后成词与非成词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呢？在“带领”成词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将兼任、摄这样的意思包罗其中呢？为方便解释，暂将词组标为“带领1”，词标为“带领2”，同理，带1，带2；领1，领2。下面来讨论二者的成词化的问题。
第一，“带领2”为什么会成词？
1.语言发展内部规律的发展
“从有文字材料可供考察的汉语词汇史上看，单音节词的复音化，就是词汇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是词汇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引自刘川民《汉语复音词成因刍议》）其一，明确表义的需要。我们知道，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数量众多，单音节词承载的义项非常多，“带”在《大词典》中就有包括“带领；引导”和“兼任”在内的26个义项。“领”包括“带领；引导”和“汉代以后，以地位较高的官员兼理较低的职务，谓之‘领’。也称‘录’。”在内的18个义项。如此复杂的意义群无疑会加重人们的记忆、使用负担。带2、领2同义连用，使连用的词之间可以相互限制，使词义确定在一个共同的义位上，从而消除了因为单音词一词多义造成的表义不明确的特点，减少了歧义的可能，让语义更加准确。另一方面，这也暗合了人们去繁就简、语用经济的心理需求。其二，韵律表达的需要。一方面，同义连用如迭床架屋般可以避免遣词造句的重复，而且在表达上也可以协调文句音节，增强语意和语势。这样的词在词汇发展史上不胜枚举。如“疾病”、“恐惧”、“教诲”等等。带2、领2在单用时，基本上也能够满足表达意义的需要，但是语气略显薄弱，如果连用就会增强语势。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同音词造成的听觉混淆，达到语音简化的效果。
2.语言外部因素的影响
其一，重新分析的作用。“带领2”的构词语素在最初也是单用的，当时是临时性的，但是由于经常同义连用，经常处于同一语法地位，人们对它们和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自觉地“捆绑”在一起使用，促使词组到词的转变。但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并且在使用频率上有足够的证据，我们通过汉籍检索工具光检索史部“带领”共8840次，其中表示“带领、领导”义占到了约百分之八十。其二，行文习惯的影响。古人在行文时习惯采用一些字数相等、结构相同的语句前后对应，这也是“带领”成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新元史·定宗本纪》“八月，命野里知吉带征西域。抽诸王部众十之二，使野里知吉带领之……”上句中用“带征”，下面用“带领”，正是这种行文习惯的表现。
第二，“带领1”为什么没有成词？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带领1”没有成词就不难理解。除了上述条件不符合，还有几点值得考虑。其一，成词还得考虑词义消失的情况。我们知道，词义的发展变化还受同一范畴类的词的词义变化的影响。带1、领1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对“兼任”这一义项舍弃，与表示“同时具有或涉及几种事物或若干方面”为主要词义的“兼”词义变化息息相关。“兼”意义扩大，吞并了带1、领1“兼任”义。因此，词义系统内部的重新规整以至平衡自然也会影响词组的意义。其二，时代变化的影响。以“带”为例，《说文·巾部》“带，绅也。男子鞶带，妇人带丝。象系佩之形。佩必有巾，从巾。”“带”是古时束衣用腰带，以长条皮革或丝缕制成。相传为黄帝始作，先秦多用以指贵族束腰的大带。（《中国古代名物大典》济南出版社，1993）后常用作官服腰间的系带，带的质地视官阶高低而定，官服之带是为官等级的重要标志。（《中国历代国家管理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故而“带”由腰带词义缩小到官带，再意义引申到动词兼职，与官职相关。“带”表示“兼任”义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受到这一时期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给一人兼任多职现象提供了丰沃土壤。社会重门第，重贵族，职务清闲或重要的文职主要就委任给可信赖的贵族文士。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官职选用制度的完善，“带”不再与官职、身份、地位挂钩，“带”的“兼任”义消失也是在情理当中。
董秀芳在《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中对如何确定双音词源头时提到的其中一个标准——非词形式与词形式必须有足够的相关性，这里的相关性是指语义的相关性。
“带领2”连用的例子有：《水浒传》第五四回：“只见庄客来报说，有本州岛知府带领三五十部汉到庄。”《水浒传》第五四回：“只见庄客来报说，有本州岛知府带领三五十部汉到庄。”
“带2”单用的例子有：
《宣和遗事》前集：“见宋江带得九人来，吴加亮等不胜欢喜。”
“领2”单用的例子有：
唐韩愈《李花》诗之二：“夜领张彻投卢仝，乘云共至玉皇家。”
“带领2”作为词组和词的意义是很容易挂钩。是对语素义的组合，词义对带2、领2义的凝固化使用。
与此相反，“带领1”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带领1”组合只是个临时性的，在有文字记载中，使用频率也是很低的。在例1中，带1、领1同义连用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行文习惯使然。其一，是为了凑足偶数音节，协调文句音节，增强句势和句义。其二，因为带1和领1意义相近，表达的事物在性质、功能、作用等方面密切相关，常用在涉及官职问题上。虽然没有凝结成词，但是人们头脑中已建立起相关的联想，因此，人们在使用带1时，可能领1自然就带出来，下笔为文。
综上所述，“带领1”是带1、领1的临时组合，使用频率不高，又因带1、领1词义的消失，社会变迁的影响，在漫漫词汇发展长河中并没有成词；“带领2”则是在语言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完成了成词化的过程。这也提示我们，我们在语料库切分词时，不能望文生义，不能因为《大词典》中“带领”没有符合所切分句子的意思，就轻易下结论，该义项为《大词典》失收义。还得首先从词与词组的判定开始做起，方能更符合语言的面貌，减少语料库信息的错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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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川民.汉语复音词成因刍议[J].川北教育学院院刊，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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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琳娜.古汉语复音新词判定标准刍议[J].社会科学家，2009（2）.
[5]刘海燕.古汉语同义连用的特点[J].宜春学院学报，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