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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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主要特征范文第1篇

本届大会秉承以往各届的宗旨，在独立思想、平等对话的原则下，学者们围绕“儒家思想与当代价值建构”“儒学与国家软实力建构”“礼乐文化与社会道德”“儒家思想与公共文化空间”等议题，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学术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儒学研究为解决当代困境提供重要智慧

本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有广泛的外国学者的参与。他们各自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中，阐发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体现了儒学研究丰富的思想和方法的维度。

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国际哲学学院副院长杜维明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从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体系中，儒家哲学没有寻求超越的外在精神实体，而是关注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追求凡俗的人文主义，强烈渴望自然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相辅相成。孔子的“仁”，没有阶级、地域的界限，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天下归仁”，这为解决当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困境提供了另外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径。在儒家思想的启发下，人类应该享有正义的自由，有同情心的理性，有社会和谐的个人尊严和有责任的人权。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安乐哲认为，当代世界在取得广泛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全面危机”。他认为应对这种全球困境首当其冲要摒弃人们熟悉的个体玩家竞争模式、只追求一己之私的文化资源，代之以协同合作形式的、跨民族、伦理和宗教界限的恰当文化资源。很多人认为，作为泛亚洲大文化现象出现的儒学，有可能对建立新的世界文化秩序的话语，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李瑞智同样认识到，随着亚洲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崛起，需要重新估量几个世纪以来塑造世界共同体的英美传统的优长和缺陷，同时更充分地了解和估量儒家的思想传统。他认为“君子”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他围绕这一范畴对其本体论的含义和现代价值进行了多角度的注释和阐发。

拓宽儒学研究的路径和维度，回归儒学的践行精神

儒家思想主要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家；诚信；和谐

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贫乏，人口众多，但却能创造出世界财富的17%。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是一种能代表时代方向的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在起作用。这所谓的正确的价值观即儒教精神的影响下形成的以忠、诚、义、俭、勇为主要特征的日本国民道德。而这种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原动力就是日本传统文化。日本之所以在国际上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他们的诚信原则。这对日本现代化的进展起了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一、日本人的诚信状况

有人曾对日本某公司的成员进行调查，让他们选出最喜爱的汉字，结果居第一位的是 “诚”字。可见日本人十分看重诚信。日本企业中的 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不仅包涵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和国家之间的 和谐即诚信关系。而当今日本的许多企事业单位和部门，把儒家传统中的诚信理念作为维系其道德关系的指导思想，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确认自己的信条：不欺骗顾客，不搞虚假宣传、要靠诚实、守信用赢得信誉。商人在经商过程中，照规定经营，就必然会得到他人的信任。这信任正是获利的源泉。也是使的日本商品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与肯定的重要因素，使得日本的经济腾飞。

二、诚信理念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经济运行的前提

在现代化的经济条件下，诚信为推动现代化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诚信不仅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而且也是促使市场经济实现合理化地运作的重要基石，因为诚信的存在才得以主体之间能够进行公平地竞争。诚信是现代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的核心力量。如果没有了诚信，经济运行混乱，社会秩序无序。诚信使交易顺利进行，减少了交易的风险和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降低了交易的安全度。

在央视大国崛起里，提到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一生建立500多家企业的日本儒生号召日本人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一笔带过暗示了儒家思想对日本经济的重要作用（没有提日本的儒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明治时儒家思想的重要作用不只体现在经济领域，而是渗透到国家管理人民生活的各方面，曾经在日本明治时的重要思想家西村关于儒家思想的论述：西村的《日本道德论》（1887年）中关于立“国教”的言论如下：“国家的盛衰治乱，不外是人心的聚散离合”。“人心腐败涣散，人民主张个人私见，不顾国家大计，都足以使其国家灭亡，这可说是国民道德，即智、仁、勇衰废的结果。”“政府没有一定国教，民间也没有足以收揽全国人心的道德。”“民心没有一定方向，尊重国民道德之心也就薄弱，甚至以学才自任的人，也有对于道德加以诽谤或愚弄的。”“如果有人问拯救国家这种大病，使其恢复强壮，最有效的药剂是什么，那除了道德之教以外，别无其他答案，这是国内有识之士没有一人敢加以否认的。”日本诚信教育中借鉴了中国儒家的诚信传统。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要把社会道德主体的诚信与社会道德与法律治理结合起来，使社会道德主体的诚信规范化和制度化，服务于实际社会管理的需要。日本的社会诚信度相对较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日本对儒学思想的重视。

人际交往的基础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涉及范围非常广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教育思想诸多方面。诚信思想则是重中之重的核心思想。诚指诚实无欺，真实无妄，不自欺。信是指诚实不欺，讲信用，言行一致。人际关系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这种无形的东西已经完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层，每一阶，甚至已经渗透到了人的心灵深处，它不但影响着个人的行为，而且也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的存在。在家里大家能和睦融融。儒学最早传入日本，可上溯到公元285年，是经朝鲜传入的。儒学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则是始于公元7世纪。儒学在日本长达一千多年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所推崇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已经渗透于日本民族的深层心理，直接影响着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培养道德责任感，塑造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很好的使人与人融洽交往。普遍性的道德准则的诚信能够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化解矛盾和冲突，提升交易机会，促进人际交往，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的稳定。

治理国家的根本

政府是要求言必行，所保证的事儿只有说到做到才能得到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信任。官民相互信赖，这个社会稳定了，整个国家才会有序地发展。所以说儒家诚信传统对于道德风尚的和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十分有借鉴价值的、

诚信问题乃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最为根本的问题。由此看来，进行诚信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我们需要诚信，我们呼唤诚信，.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在于我们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客观条件，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日本在全社会宣传儒家诚信思想，提高人们对社会诚信的思想认识，培养人们诚信做人做事的自觉性。对诚信教育真正做到国家重视，国民支撑，教育保障。人们往往把诚信看成是思想品德教育问题，而没有把社会诚信问题看成是整个社会制度与规范建设的问题。那样的结果就会是思想品德教育乏力，社会制度建设失效，不能达成诚信与社会治理的内在一致性。

结束语

如今的日本人也许在自觉的意识中已经忘记了儒教，但在信义或诚实这些涉及行为的内在道德方面，儒教道德依然存在。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以清明之心、正直、诚实为重，这就形成了日本原始的道德伦理标准。清明之心这一伦理观对日本的道德伦理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日本以诚为中心的儒学，认为诚是发自内心的，这种诚贴近人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参考文献：

[1]田俊.浅谈日本传统文化对日本企业管理的影响[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2]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儒家思想主要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国式管理 研究内容 创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的若干特点

国内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管理思想和方式的研究。在中国管理学大会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会理事长李京文院士，管理学家刘源张院士等曾多次呼吁管理学者对中国式管理的探讨。目前的情况是国内的呼声较高，但动作不大，形成强大研究体系的不多，很难拿出一个有充分证明的著作和系统的理论方法。

国内的研究不如国外的研究多。国外对以日本为首的东方式管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地步，其中的“日本式管理”早已被列入公认的管理理论之中。而欧美的管理早已形成体系，理论缜密，方法充实。国内受“中国不存在管理理论与方法”的虚无观点影响，对该问题的研究鲜见，学者们大多将研究力量集中在了西方的管理思想与方式的探讨和推广上。

国内学者的管理理论“西化”严重。国内学者对管理理论的研究长期存在着“重西轻东”的倾向。当然，近代的管理理论大多起源于西方，但是东方管理理论“虚无”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尤其是对中国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否定，直接反映了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否定、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有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怀疑与偏见，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计划经济，有人则主张偏向市场经济，有人则主张二者合一。

国内企业家对有效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方法的自我体验和西方管理理论学习经验严重不一致。再好的管理思想与方法也必须结合本土实际，必须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配套，必须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相结合，否则必然出现脱节、消化不良等尴尬的局面。

研究手段的重定性、轻定量倾向严重。现有的一些东方式管理研究，包括中国式管理研究大多围绕在定性的说明罗列之中，沉湎于对古典词句的解释推理之中，缺乏数学家的参与和对IT的使用，方法显得空泛、不实用、不易操作。无论是日本式管理、韩国式管理，还是近期台湾出现的中国式管理都局限在条条框框之间，缺乏大企业如丰田、本田、浦项、LG、海尔等的实证分析研究，更缺乏定量管理方法的探索，还缺乏严格数学论证、推演和样本统计比较手段的投入和归纳总结，没有计算机应用的提炼。

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思路

西方管理理论与方式。证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说明管理方式是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欧美等西方式管理必须满足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提出独具特色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方式管理。通过对东方主要国家的管理思想与方式的根源探索，提炼与总结出东方式管理，证明中、日、韩管理思想与方式的同源性。分析日本式管理、韩国式管理、中国传统（民国及以前）经济管理和企业的管理思想与方法，达到证明其共同儒家文化根源的目的。东方式管理与西方式管理两大理论阵营比较。在管理理论上进行定义，提出新的管理理论阵营和学派划分理念及方法，建立更明确的界线，形成容易学习和理解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为我国和东方其它国家理论界明确自己的管理研究方向提供参考。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总结改革开放后成功的经济发展理论，努力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寻找优劣，取长补短，取利去弊，研究适应中国目前发展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结合东、西方管理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中国式管理。证明中国企业更需要偏重东方的管理思想与方式，证明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管理的理论只能是中国式管理，以利于企业的学习和方法的借鉴使用，减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中学习和实践的盲目性。总结制定中国式管理要求。理论性的论述与方法阐述相结合，既要有理论深度也追求可操作性，必须使用计算机和IT手段。

而研究内容是从对西方经济理论、西方式管理、东方式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进行总结来看，应当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突出东方文化元素，尤其突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儒释道文化基因，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并进行重点企业案例剖析。

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的创新点

市场经济与欧美管理方式密切关联研究。市场经济理论相对比较成熟，欧美的管理方式也很成型，但证明欧美管理方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则具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不能说明欧美的管理方式更适合西方企业的管理、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则很难说明东方式管理方式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也就没有研究的可能，就掉入东方无管理、中国无管理的“虚无论”之中。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管理实践，无论是企业界还是理论界都已达成共识，确实存在着东方特色的管理方式和中国特色的管理方式，并且在世界管理理论之林中独树一帜，日渐强大。所以，区分西方式管理与东方式管理的研究是重要前提之一。

研究东方式管理，求证儒家思想与东方式管理的关联。与西方式管理相对应，建立东方式管理。重点是从中、日、韩企业发展的相融性，推导出三国管理方式的互用性，证明其共同儒家文化基础的特性。在市场经济的理论下，建立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东方式管理。重点包括三国现有管理方式的整理与提练、近现代管理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根源关联与论证等，提出东方式管理。除现有较为成功的东方式管理的归类、总结、提炼之外，还可以在儒家思想体系下、在理论上创新提出丰富的东方式管理，尽管这些管理方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进一步证明，也有很大研究难度，却尤显重要。

完成东、西方式管理的比较研究。在建立了西方式管理和东方式管理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东、西方管理的比较研究。这里进行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东西方两种管理方式的比较，采用统计和比较的方法，完成其共同之处的归纳，不同之处的分离，建立各自的特色，重点为东方国家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指明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的发展方向，不能只是跟在西方管理学家的后面亦步亦趋、摇旗呐喊。其创新点是进行两种管理方式不同的根源比较，除了从深层次的文化、制度和传统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外，还重点进行管理方法、方式、实证等方面的探讨，力图使东方管理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计算机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践总结。重点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的经济政策与理论进展，在引入市场经济理论后中国经济的变化。难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差别、与原计划经济的差别，本身独特之处的概括与总结。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产生现有中国式管理的土壤，是目前适应中国发展的最好形式。如果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那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成功的。与欧美的经济成功一样，中国一定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管理方式，与欧美的管理方式并驾齐驱，这个管理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和总结。重点是建立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难点是要抓住这种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并与市场经济下的西方式管理进行比较，指出不同之处，强调适应性。以国家100强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导出中国式管理的主要特征。不但要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不同于市场经济下的西方式管理和东方式管理，也要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方式不同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管理与市场经济下的东方式管理的不同也很重要，不然将不能证明与日本式管理的区别，也说明不了与韩国式管理的区别。以上证明具有较大难度，尤其是优缺点的归纳和总结带有预测性，带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主要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家；道德评价；德性；德行

西方伦理学主要可分为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德性伦理学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和休谟的德性效用论为代表，规则伦理学的代表是康德的义务论。儒家伦理学在学术界一直被视作德性伦理学，国内外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学仅仅是动机伦理学，只以人的动机来进行道德评价，忽视了对个体的道德行为考察。如有国外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学是强调人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的德性伦理学。这些观点虽然点明了儒家伦理学的主要特征，但对儒家伦理的理解并不全面，以最具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论语》为例，孔子对其众多学生道德评价既重视德性也兼顾德行。从中也可以看出儒家伦理是内在美德“仁”和外在行为规则“礼”的统一，并不是学界认为的仅仅是动机伦理，而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注重内在道德修养又注重道德践履。文章在梳理儒家“仁”与“礼”内涵的基础上，对孔子在道德评价时兼顾德性和德行的思想进行探讨，以阐发其当代借鉴意义。

一、儒家伦理中的德性与德行

“德”字的伦理和道德涵义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定型，不仅包括人的内在的“德性”，而且还包括人的外在的“德行”。即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德字的使用，德目的列表，常常兼德行与德性而言。”[1]“德性”不是看出来的，是人本身特有的德的品性，能看出的只是人的“德行”。德性，道德品性。指人的自然至诚之性。正如《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郑玄注：“德性，谓性至诚者也。”[2]孔颖达疏：“‘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 何为“德行”？谓道德品行。在《周礼・地官・师氏》里：“敏德以为行本。”郑玄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上述说明，德性不是看出来的，是人本身特有的德的品性，能看出的只是人的德行。虽说德行包含了内心品性和外在行为，但德行一词实则偏重于“行”。简单的说，德行就是道德之行为。

在儒家思想中，何谓德性？何谓德行？“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万德之目，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德性。在儒家思想中，“仁”没有统一的具体的概念，“仁”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的道德品格，也是作为内在于心的精神形态的品格，即我们所说的“德性”。在《论语》中有近十处问“仁”，孔子并没有说出“仁”具体是什么，孔子面对不同的人，做出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比如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尽管他没有明确表明“仁”是什么，但是我们也能看出忠恕就是核心的“仁”。《论语》中的“志士仁人，无以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能表明这一观点。

“德行”一词在论语中也出现过。《先进篇》里说到，“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门所重，正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务求禄利、有表现，而遂特尊之曰德行。”[5]这里的“德行”是指能实行孝悌、忠恕等道德，在孔子那里是指道德行为的意思。因此，如何“得仁”，也就是化德性为德行，孔子强调要通过个体作为、个体的道德实践而获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是孔子的“仁之方”。而“克己复礼为仁”也说明了遵循礼是自身寻求或意识到仁的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但践行礼必须是以仁为基础的，如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6]“礼”作为限制行为的外在标准；“仁”则作为塑造稳定道德人格的内在道德。“仁”与“礼”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理由，“礼”是“仁”外化了的形式，或者说是仪式化、制度化了的“仁”，两者统一于儒家伦理思想中。

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中的“仁”与“礼”的关系表明了儒家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的统一。儒家伦理既注重培养内心品格也注重把内心的道德品质在道德规则下表现出来，“在强调美德培养和人格塑造的同时，也强调评价一个人时，应同时考虑其内在动机和所导致的外在结果”。[7]

二、孔子道德评价兼顾德性与德行

儒家道德兼顾德性与德行，这也是由儒学自身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儒家伦理重修养，重践履，主张积极入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旨归，是儒W的突出特点。

1.理想人格培养

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人经过长期的教化后具备了优秀而稳定的品格，他自然就会在行为中表现出自己的品格。这也是儒家学者始终强调品格培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论语》中对君子的论述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论语》中君子更多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使用，它代表一个高尚的人，或是一个理想的人。因此，君子则是儒家理想人格。君子必须在他的整个人生中都彰显仁爱，“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8]。他具有坚定的道德意志，并且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放弃自己的道德信念。君子不会做任何违背义的事情，“君子义以为质”[9]。“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0]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1]“君子和而不同”[12]，与别人合作时，不会为了迎合别人而丧失了自己的原则。

同时，孔子也把“仁人”和“圣人”看做是理想人格。“仁人”是把仁义作为重要的美德，并因此而具备仁义品格的人。圣人比仁人还要高一个境界，圣人就是能达到“内圣外王”的人。在儒家思想中，一个人要成为仁人，就必须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塑造符合“仁”的理想人格。“仁”的范畴充分反映了孔子思想体系的人道理念和人性光辉，是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论语》中，“仁”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方面是对己的，强调如何通过自身修养到达仁的境界；另一个面是对人的，强调如何推己及人。然而对己是根本的，是推己及人的基础。就好像孔子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把自身的人格品质修养好，才能做到推己及人，最终成为“内圣外王”。

2.人格培养与躬行实践并重

儒家伦理在强调美德培养和人格塑造的同时，也强调了在评价一个人时，应同时考虑其内在动机和所导致的外在结果。

孔子评价一个人除了听其言，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即听其言观其行。在《公治长》中有记载：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对于子路，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在评价子路时直言不讳，指出子路虽勇敢果断但又存在性情冲动鲁莽的不足。子贡言语高超、巧口利辞、能言善辩，连孔子也自感不如。然而，子贡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3]子张问孔子何谓仁，孔子回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可以看出得仁之道关键在于行，仅存于心，出于口是不能成为仁人的。这也说明了孔子评价他人不仅看重德性，还看重他人的具体行为，兼顾德性与德行。

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颜回所得到的评价最高。孔子对颜回评价如此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颜回不仅把仁内化于心的并能真正将其付诸实践。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说颜回的心能长久不背离仁，其他人只能在短时间做到仁。颜回的贤德品行已经化为行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只有一人独处的时候，同样能做到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死的时候，孔子曰：“噎！天丧予！天丧予！”孔子对最接近仁的颜回的死去感到万分痛惜。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14]《四书通》也云：“颜子之学勇于力行，故虽燕居独处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且不徒发之于人所共见之时，而能发之于己所独知之地，颜子盖真能发夫子约礼之教而为慎独之学者也。”[15]可见，孔子对颜回的道德评价极高，是因为在孔子心中颜回是一个真正把所学知识内化为内心固定的道德品性，把内在品性外化为德行的人。

三、孔子道德评价中兼顾德性与德行的当代意义

社会公民知而不行，言过其行，知行不一的问题日益突出，有一部分人仅仅是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停留在主观认识或口头上，并没有贯彻落实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上。孔子在道德评价中兼顾德性与德行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1.避免仅谈德行忽视内心德性的修养

仅谈德行而忽视内心德性修养的人并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内心没有形成道德品质而去实践是盲目的或者夹杂着某些功利色彩。比如，老师会让学生回家给父母洗脚作为作业，学生给父母洗脚就变成了完成一项任务，不免带着某些功利色彩。即使学生去具体做了该行为，他们也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相似的事情还有，某些单位机构就着做公益活动的名义，组织人们去给老人洗脚、剪指甲等。也许这些单位机构想通过此种途径让人们去学习和懂得尊敬和关爱老人，但是就单凭一次两次的活动是否能让人们将孝敬老人深入体会还有待考究。因此，意识到德行的重要也要注重内心道德修养。一个人的内心道德修养，即德性，是植根于人的意识属性特别是价值意识属性，通俗的来讲是日常生活所指的良心。而良心是道德行为的发源，一个人去道德实践必定有良心的存在的前提，否则，即使去了也不明白为什么去做。内在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大学》里也有表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天子到平民，人人都要以修养自身的品德为根本，“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又要先“正心”，“正心”是“修身”的前提，如果内心“忿痢薄翱志濉薄昂美帧薄坝腔肌保是不会达到修身养性的目标的。人们的行为是以“心”为向导，如果心术不正，则很容易走上歪门邪道之路，因此，端正心态，提高内心道德修养，以指引自己的行为在正确的轨道上。

2.避免只谈德性疏于道德践履

个体的道德行为是在道德意识的支配下，表现出来的有利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行为，是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更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考察个体的行为是进行道德评价的关键，行为动机深藏于主体行为内部，除他本人之外，其他人往往无法从外在直接地获取其行为善恶的真实动机。《中庸》也云：“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16]有的人生来就知道孝道；有的人通过学习之后启蒙开悟；有的人则在经历困难之后，才领悟做人之道。无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道德认知，形成了个体的德性，通过道德实践外化为德行才能说这个人是真正有德性的人。如果善念即是善行，则一切道德实践便成为多余的了。

社会中经常有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用“道德”掩盖了他的真实内心。正如孔子所言：“听其言观其行”，“行”比“言”更可靠，“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因此，在道德评价时就要以个体行为的效果作为根本的依据。道德评价不仅是社会集体对个人的评价，更是个体自身的自我评价、自我体验，通过评价，褒扬好的道德行为，抵制不良道德行为。当然，道德评价也不能根据个体的某方面的行为而作定论，不能因为小错误而评价这个人为不道德，毕竟，君子也有“失仁”之时。

3.注重知行合一，有助于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

儒家道德评价兼顾德性与德行有利于公民形成道德自觉的品格，公民既明白道德要求对于实现人的价值，做到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也明白道德实践的意义。儒家的道德自觉主要有“格物致知”、“反求诸己”等方式，通过“内省”、“省察”、“慎独”净化自己的心灵，内化为自己的内在品质，即形成德性。在此基础上自觉地进行道德践履，外化为德行。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也就是我们所指的德行。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都知道道德规范上哪些该为哪些不该为，但是真正去亲身实践的只占小部分。

道德评价中兼顾德性与德行有利于人们能自觉地进行道德践履既能充分发挥人们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启发了人们的道德判断力和对社会道德问题反思的能力。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得道德认知，并内化为自己的品性，拥有道德自觉意识和自律意识，然后自己的内在道德品质外化为具体行动，在道德践履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提升自己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有道德的人。继承和发扬儒家知行合一优秀思想，在社会范围内营造“德”“行”兼备的道德氛围，塑造人人自觉提高道德修养、自觉进行道德践履的环境，有助于当今道德问题的解决和道德风气的改善。

注释：

[1]陈来.《论语》的德行伦理体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2]郑玄：《礼记注》.

[3]《论语.卫灵公》.

[4]《论语.里仁》.

[5]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第257―258.

[6]《论语.八佾》.

[7]刘余莉：儒家伦理学：规则与美德的统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第85页.

[8]《论语.里仁》.

[9]《论语.卫灵公》.

[10]《论语.宪问》.

[11]《论语.为政》.

[12]《论语.子路》.

[13]《论语.为政》.

[14]《论语.雍也》.

儒家思想主要特征范文第5篇

自古以来徽州地区人民重视教育，尊崇儒家思想与文化，有尚读之民风，曾经出现过“父子宰相”“四世一品”“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盛景。徽州商人被广泛称为儒商，他们重视道德礼仪，认为在生活和商业上传统的道德礼仪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商人民居空间和建筑的设计中充分的体现了对传统道德礼仪的尊重。明代中期到清代前期(乾隆时期)是徽商的兴盛期，且在清朝中期成为了中国商帮的翘楚，商路遍天下。有几方面原因促使了徽商产生与兴盛:在地理上，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具有占大部分面积的山地，大面积的山地拥有着极其丰富的生态资源，使得徽州盛产木料与茶叶。在历史背景上，徽州地形复杂，而且居住在山间盆地中，难攻易守，很多在战乱中的中原人口迁入徽州，使徽州更加无法在农耕上自给自足，进而促使徽州人民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徽商是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徽州人多从事手工业，并且走出故土谋生而产生的。自古就有深厚的文化沉淀的徽州地区，受儒家的礼仪教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徽商乡土观念浓厚，在外经商取得成功后多“衣锦还乡”，回到徽州兴建宅舍，留下了在中国民居建筑与装饰艺术上都大放异彩的西递、宏村等建筑。设宗族祠堂为家族建筑群中的重中之重，宗祠是为后世族人提供祭祀祖先、传承家族文化、谨记等级礼法的场所。在建设期间不仅在建筑选址、构造以及布局层面上非常注重，而且装饰层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追求奢华和过度修饰，仅在匾额和碑刻上有基本的装饰，有劝勉后辈勤俭持家本分做人之意。在伦理礼教上的教化和约束，是对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在徽州的建筑、书画以及手工业等等多方面有所体现的刚柔并济并且兼容并包的审美特征，是因为避乱的中原百姓与土著居民的混居，形成的多元文化与徽州的自然环境完美的结合而形成的。

2徽派建筑装饰艺术的特点

徽商民居的典型特征与建筑色彩便是“青瓦出檐长，马头白粉墙”。黑、白、灰三色是徽商民居建筑的色彩，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建筑，与环境融合为一体，显得分外质朴与优美，徽派民居建筑单色调的色彩使人产生宁静和释然的情怀。内部空间的装饰色调，要比外部丰富很多，主要以古朴天然的木材材料本色为主，并配合精彩的木雕，布局疏密有度，雕饰形成的肌理和阴影效果表现自然的肌理，豪华宅邸为显示主人的经济实力在重要装饰部位还施以金粉，以显得富丽堂皇。

2．1木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木雕艺术的顶峰时期是在明清时期，木雕的精品不胜枚举且出神入化。木雕在民居装饰艺术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且成就最高，因木材的质感相对柔和且带有生机，加之木材质地柔软、可塑性极强，不仅可以刻画出复杂的图案而且在层次上也可以达到玲珑剔透的效果。因此木雕的题材也最为广泛。在地理环境和工艺水平上所存在的差异，使得民居木雕装饰图案的造型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徽州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徽商民居中所体现出的木雕艺术，在明代开始广泛使用，并且在清朝时进入了鼎盛时期。徽商民居能充分体现木雕艺术的繁盛，木雕装饰大量运用在徽商民居建筑的结构和装饰材料中。古拙朴美、造型饱满、神态生动夸张是徽商木雕在造型上的特征。木雕浅、深、透三种技法结合使用，不仅仅体现出工匠们精湛的雕刻工艺，而且充分表达出木雕层次丰富分明，并且处理出前后虚实各种效果，艺术性观赏性极强，可以在木材上构造出许多精美的造型。富有张力的形态，流畅细腻的线条，将硬质的木材雕刻出柔美的缠枝造型，且脉络清晰，立体感极强。在充分的写实基础上，进行艺术的抽象加工，使得纹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并富有强烈的自然气息。如同儒学教育课堂的徽派木雕，每一个木雕都是在述说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人在耳濡目染中学到理学的思想精髓。一件件木雕的精品，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传承的载体。总体来说，木雕的装饰艺术性在徽商民居中运用的最为广泛，不仅拥有繁多的品类，各异的题材，徽商民居木雕装饰从整体来说，繁复细腻是清代木雕的主要特征，整体上的感觉“谋篇”不足，但对于细节的刻画往往游刃有余。只要目光所及的厅堂内皆是木雕，整体处理的过于繁密，失去了重点，但是局部观察却完美无痕。流传至今的徽商民居木雕装饰艺术，仍然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瑰宝。

2．2石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在工艺上和技术上都有很高成就的石雕艺术，因石质材料具有坚硬耐磨、经久耐用、防潮防水等特质，多用在建筑中需要防潮和受力的构件中，能起到很好的稳定作用，如柱础、台基、石鼓、石狮等，但石雕相对木雕和砖雕难雕，因此在民居建筑中不如木雕、砖雕装饰运用的广泛。远远不及木雕的装饰范围广的石雕因受限于石材本身的特质，徽商民居中石雕常出现于台基、柱础、石狮、漏窗和牌坊，石材对雕刻工艺的要求很高，相对难雕，其中透雕最为精美和绚丽，因此一些制作工艺复杂精彩的透雕只有在财力雄厚的商人民居建筑中才能欣赏到。无论是华丽还是朴素，精巧还是古拙的徽商民居石雕艺术，都显示出了雕饰工艺的精湛以及徽商雄厚的经济基础。其装饰图案也是以民间最为朴素的表达吉祥幸福寓意的题材最为广泛，表现出了强烈的乡土情结。

2．3砖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以砖为原材料的雕饰艺术是砖雕，它模仿石雕，却远比石雕经济和易雕刻，而且具有石雕坚硬、耐磨、防腐等特性。选题包罗万象的民居砖雕内容，主要为吉祥寓意的图案，不仅有几何纹样、花草鸟兽还有神话传说等等。其中，最经典也最精美的代表性作品是以人物为主要刻画对象的砖雕。徽州地区重要的民间工艺形式是徽商民居中运用的砖雕装饰手法。徽州的民间匠人，不仅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还赋予其装饰美感，运用了最基本的建筑材料却创造出精美装饰的艺术表达形式。表达形式非常灵活的砖雕，达到了既有实用价值又有美学价值的装饰效果。出现在徽商民居中最早的砖雕，简单不精细的表达形式，有着其独特的艺术趣味;随着徽商的崛起，其财富也在飞速增加，对工匠酬金成本没有了约束，砖雕的艺术向着内容复杂多样、线条华美、层次感丰富的方向发展，成为了最具典型的徽州砖雕艺术形式。在清代徽商成为了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家宅建造的资金充沛，砖雕技艺则向着更复杂和细腻的方向发展。工匠砖雕精巧的技艺可以塑造出更为丰富的情节和层次上的变化，远近景的表达更加的细腻，最多时有八九个层次。现代，因其地域性的审美传统和砖雕本身的观赏价值，徽州地区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仍是砖雕。很多的徽州民间艺术家至今仍掌握着这种精湛的技艺。便于取材、形态精美的砖雕，深受人们的喜爱，已经彻底融入了徽州人的生活。总的来说，徽州民居建筑中的砖雕艺术，不仅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深刻的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高超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3结语